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十章 批林批孔
第四节 批判各领域的复辟回潮
本节资料
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柴春泽》
编者按：这是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复信，很值得一读。这封信，代表了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柴春泽，还有千千万万的下乡知识青年，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们的老将们，经受过革命斗争的多次考验，经过了党的长期教育，在人民群众中亨有很高的威信，更应该坚决地支持子女上山下乡，扎根农村。我们愿意看到更多的革命小将向老将挑战，也愿意看到更多的革命老将接受小将的挑战，带领小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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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信
敬爱的爸爸：
您好，近来工作一定很忙吧！八月二十日来信已于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收到。爸爸，看完您这封信后，我心情不平静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特别是最近学习吴献忠同志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以来，我脑子里所想到的是如何为共产主义在农村广阔天地奋斗终生的问题。同是一个党领导，同是一个阳光照，同在农村干革命，同奔共产主义大目标，吴献忠做到的，我为什么没做到？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感到问心有愧。因此，我最近发下誓言：
向前看──共产主义金光闪。
途无限，扎根农村争取奋斗六十年！
向前看──征途仍然有艰险。
讲路线，建设农村不获胜利心不甘！
向前看──世界风云在变幻。
立大志，誓为全球红遍决裂旧观念。
爸爸，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誓言，是我向敬爱的党，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的真诚心愿。
是党的培养教育和贫下中农好老师的再教育，使我认识到：玉田皋这个地方是多么不平常啊！在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革命战士曾在这里把战场摆开，为了解放千百万劳苦大众，为了消灭美蒋反动派，无数先烈在这里壮烈牺牲。玉田皋大地是烈士鲜血换来的！
可现在玉田皋还没有变大寨。我，做为贫下中农的后代，下乡到这里两年来，并没有为这里大变快变做出大的贡献，党和人民在我刚刚迈出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第一步的时候，就给予了我很大的鞭策和信任，让我先后出席了旗、盟、省团代会，出席省知识青年批林整风讲用会，被选为旗团委委员，大队团总支副书记，最近又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怎样才能对得起党的培养、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难道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应扎根农村、建设农村，把我的一切献给敬爱的党，献给我国农村面貌的改变，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吗？
爸爸，您的意见，我很明白。但我仍然坚持我一年前向您汇报过的思想：即主观愿望是否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需要相符，相符是正确的思想路线，不符是错误的思想路线。进工厂，当工人，这一主观愿望同咱家的客观情况来看，同我个人的客观情况来看，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说，好象是相符的。但是这同我们家和我个人真正的最根本的利益、最大利益却是不相符的。这个最根本的利益是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而这样一个最根本利益则往往由于我们学习不够而意识不到，认识不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爸爸，我个人理解毛主席讲的“认识自己的利益”，正是指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这一个根本利益。咱们家出身是贫下中农，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的根本利益就是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而一切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只顾个人利益的思想，都是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如此。《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革命老前辈，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负过伤，有的抗美援朝还跨过鸭绿江，这只能说明过去，现在同样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离不开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违反了这一观点，就是搞修正主义的开始。
爸爸，您同其他很多革命老前辈一样，在战争年代同敌人斗过，在枪林弹雨中冲过锋，陷过阵，那时你们那样干，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家如何，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因而打下了今天的江山。可是，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我们好与坏，关系到中国革命千秋万代问题。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会有什么家，甚至还会有什么我们自己现在的政治地位？
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
我的决心、想法已向爸爸您汇报了。在这封信里我能这样说，是我下乡前办不到的，甚至想都想不到这些，我要感谢党，感谢贫下中农对我进行的再教育。我想，爸爸你做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是不会生气的，因为我们党章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条。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请爸爸在百忙中一定回信。
此致革命敬礼！
儿 春泽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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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附记
柴春泽，原是辽宁省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一九七一年中学毕业时，他在学校最先贴出大字报，申请到风沙大、路途远、环境比较艰苦的翁牛特旗插队落户，锻炼成长。
到翁牛特旗玉田皋生产大队半年多，青年点出现了一股“转点风”，他的父亲也动员他转回赤峰县。柴春泽感到这场斗争的激烈，更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行《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两个决裂”，坚持实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教导。他给父亲回信说：“爸爸，我是响应毛主席的指示来到农村的，您是一个具有二十七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建议您考虑一下您的意见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不久，父亲来信做了自我批评，支持儿子扎根农村的决心。柴春泽感到很高兴，在农村干得更加出色了。
去年六月，柴春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八月三十一日，他突然接到父亲的一封来信，告诉他现在有一个招工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他很不平静，觉得父亲思想上的反复，在一些家长中间很有代表性，便把父亲的信和自己写的复信在青年点拿出来公开讨论，鼓舞了战友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雄心壮志。他父亲收到这封复信后，又受到很大教育，承认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因公出差，没有来得及回信，便嘱咐柴春泽的弟弟、妹妹向哥哥学习，并让柴春泽的母亲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春泽。
柴春泽所以有这样高的路线觉悟，敢于向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是由于他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下乡两年来，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学习了五遍《共产党宣言》，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学习了《法兰西内战》、《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选学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有关章节，写了许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和学习心得笔记。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朝华的文章《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
（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朝华）
在深入批林整风，上层建筑领域批改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当前出现的那种所谓无标题音乐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对比和变换，而无社会内容的奇谈怪论，就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反映。要不要揭露这种廖论的反动实质，关系到承认不承认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要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艺术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还是按照周扬之流的修正主义谬论搞“全盘继承”，关系到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能否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无标题音乐一般是指不具体用文字来标明其题目或内容的器乐曲，往往同曲式或速度名称等来命名，如Ｆ大调交响乐，Ｃ小调协奏曲，慢板、快板……。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理论家鼓吹无标题音乐是一种所谓“纯音乐”，否定它的社会内容和阶级性。他们胡说什么音乐“史是幻象而不是现实”、“音乐就是它自身，其他什么也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表面上不反对音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实际上却给无标题音乐贴上“人民性”、“现实主义”等标签，抹煞无产阶级音乐与资产阶级音乐的阶级界限。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为什么用种种谬论来掩盖文艺的阶级性呢？因为包括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内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他们不敢公开承认他们那种文艺的剥削阶级性。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全民的代表，以欺骗广大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音乐作品，不论是标题音乐还是无标题音乐，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虽然无标题音乐没有标明题目和内容，但决不只是什么“发响的音响的流动着的形式”。“无标题”，只不过是掩盖作品的阶级内容的一种手法而已。事实上，作曲家在创作所谡无标题音乐时，对于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表现什么内容，抒发什么感情，心里都是明明白白的。例如：德国资产阶级作曲家贝多芬（一七七○──一八二七）的《第十七奏鸣曲》，没有注明标题。当有人问他，你那首奏鸣曲是什么意思时，贝多芬回答：“你去念念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我们知道《暴风雨》正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当然，音乐和文学的表现手段不同，音乐是通过曲调、节奏、和声等音乐手段去写景、叙事或抒情，表现作曲都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不过有的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表现得比较隐晦和曲折罢了。但不论表现得多么隐晦和曲折，它们反映的社会阶级内容和思想感情绝不是抽象的不可知的“幻象”，而是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认识的。例如：以奥地利资产阶级浪漫派作曲家舒伯特（一七九七──一八二八）的代表作品《Ｂ不调交响乐》（即《未完成交响乐》）来说，它虽然没有标题，但所表现的阶级感情和社会内容是非常鲜明的。这部作品写于一八二二年，当时奥地利是德意志联邦中的封建反动堡垒，奥地利反动当局，不仅对工人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镇压，而且对具有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进行种种迫害和监视。象舒伯特这一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政治上经济上没有出路，但又缺乏反抗的勇气，因而产生一种苦闷、彷徨、悲观、失望的情绪和逃避现实、幻想自由的愿望。《Ｂ小调交响乐》就是这种阶级感情和社会内容的反映。交响乐引子给人一种阴沉、抑郁之感，整个交响乐都是这样感情的继续和发展，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悲观失望、孤独苦闷的感情。虽然偶尔也出现对自由的幻想，但这种幻想也是逃避现实的，消极的。
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无标题音乐，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文艺，它们的内容和渗透的思想感情都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属性。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音乐，正是对这种肮脏东西的颂歌。尽管某些作品在当时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即使在当时，它们也并不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于我们今天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更是格格不入的。怎么能抽去它的阶级内容，加以吹捧呢？有些人至今还在把这些东西不加批判地、原封不动地向我们的青年灌输。这样做，究竟要把我们的青年引向何处？
某些赞赏资产阶级标题音乐的人，常常用空谈某种情绪的对比和变换，来掩盖它的阶级性，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观点。
所谓情绪，无非就是人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反映。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人的思想感情也就截然不同，喜怒哀乐也决不会一样。鲁迅对于那些宣扬什么人类有共同的感情和感受的资产阶级滥调，曾进行过无情的驳斥。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 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世界上哪里有不打上阶级烙印的情绪呢？同样是表现“喜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场南霸天请客祝寿的音乐，以飘浮的旋律、慌乱的节奏，来揭露恶霸地主阶级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穷奢极欲狂喜淫乐，而第四场军民联欢舞，豪放、热烈的音乐所表现的是革命根据地阳光灿烂，军民欢腾，这两者之间情绪一样吗？同样是表现“哀恸”，南唐后主李煜，在亡国后作囚徒时写的词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表现了封建皇帝留恋“雕栏玉砌”灯红酒绿腐烂生活的哀愁。而无产阶级的战士鲁迅悲愤控诉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压榨，挥笔所书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表达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民族恨。这种充满斗争精神的“动地哀”和封建皇帝对丧失家国的哀怨哪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呢？如果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在音乐上可以用同样的旋律来表现，那只能是欺骗！
至于抽掉作品的阶级内容，泛谈所谓“明朗”、“健康”的调子，正是修正主义者贩卖资产阶级货色时惯用的形而上学手法。周扬就曾经吹捧惠特曼所歌颂的美国资产阶级人物是什么“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的双手，并且永远乐观”的“新型的人”，是“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无产阶级真的去“学习”“模仿”资产阶级，那么，等待着我们的结果，决不是“明朗”的天空，而只能是黑暗的地狱。资产阶级当然可以认为十八世纪奥地利资产阶级作曲家莫扎特作品中具有“明朗”、“健康”的情调。但是，我们无产阶级却清楚地知道，这种情调和《白毛女》第七场“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洋溢着的开朗、奔放的情感，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白毛论》中“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以沸腾的豪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共产党，展现了翻身农民得解放，“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一派动人景象。这样磅礴的感情，这样豪放健康的情调，是那些资产阶级音乐根本无法比拟的。
周扬一伙还曾经鼓吹“音乐是世界共同语言”，为他们在音乐领域中推行全盘西化制造所谓理论根据。其实，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超阶级的世界语言是根本不存在的。响彻全世界的《国际歌》只是无产阶级的共同语言，资产阶级听了，只会全身发抖。列宁说得好：“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八十多年来，雄壮的《国际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视为洪水猛兽，想方设法禁止它在人民中间流传，这难道是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吗？刘少奇、林彪和周扬之流，倒是同资产阶级和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这是因为他们一伙叛徒，同帝修反一个鼻孔出气，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都妄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正如我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站在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痛心于“礼崩乐坏”，因而拚命宣扬麻痹人民、奴役人民的反动的音乐“弦歌之声”，而对于新兴的民间音乐郑声却极尽其排斥打击之能事，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度。
音乐，和其他各种文艺一样，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文艺战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知识分子也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刘少奇、林彪、周扬一伙长期贩卖“全民文艺”“养人文艺”等修正主义黑货，流毒很深，至今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谈起资产阶级古典音乐就津津乐道，迷恋之至，顶礼膜拜，表现出一派洋奴思想。他们在艺术上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崇洋，实质就是崇拜资产阶级。如果不批判这种颂洋非中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文艺就不能发展，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不能贯彻。我们对于外国的东西并不是一概排斥。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创造的革命理论，要学习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革命经验，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资产阶级旧音乐中的某些技巧，也可以批判地借鉴，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更不能拜倒在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脚下。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自己的音乐艺术。
周恩来同志的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通过一两次批判就可以埋葬掉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批林整风，要联系实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决不能倒退，要警惕和抵制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坚决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六日《北京日报》；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应当重视这场讨论》
当前正在展开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是否反映社会内容、有无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音乐界和各级文化部门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注意。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很重要，这是贯彻十大精神，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同继续搞好文艺革命直接有关的一件大事。“大事要讨论，讨论才能引起注意”。我们应当关心这个讨论，并将这一讨论逐步引向深入。
为什么要展开这个讨论？仅仅是为了对某些无标题音乐作品作些分析评价吗？或者是为了对音乐的标题性或非标题性问题作学术研究吗？统统不是。这是文艺战线的一场大是大非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在文艺的根本性质问题上所展开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音乐是有标题的还是无标题的，这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在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还有人持有“无标题音乐没有什么社会内容”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这种反动观点很有代表性，它比较集中地代表了音乐界所存在的一种崇洋复古倾向。这一倾向不但表现在音乐理论方面，而且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方面都有所反映。这一倾向也不仅仅限于音乐界，它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和当前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和某些地区所出现的文艺黑线回潮现象相联系的。它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反映。如何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有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有人说：欧洲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没有什么社会内容，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比；这些乐曲既无情节，也无标题，音乐还是健康明朗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无非是想说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音乐艺术，仍然可以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它是“无害”的。试问，为宫廷社会和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经常演出”的曲目，能否用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农兵“经常演出”？十七世纪——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音乐文化，即所谓“古典音乐”，应该怎样向二十世纪的革命群众作介绍？音乐作品所表现的“情绪”，能否和音乐家所处的时代环境、所依附的阶级以及他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他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世界观、艺术观等等截然分开？离开了阶级立场而空谈没有什么社会内容，认为音乐只是表现抽象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这就否定了音乐的阶级属性。这种超阶级的观点，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反映论的基本原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科学论述，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这种宣扬音乐可以不反映社会生活的谬论，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性论是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它的哲学基础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究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还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历来是文艺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和文艺观斗争的焦点。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从资产阶级那里捡起了人性论这件破烂武器。苏修的音乐界，无论是在创作上或是在理论上，都在大肆宣扬超阶级的所谓“人类共有”的感情和情绪。甚至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为“庸俗社会学”，妄图用偷天换日的伎俩修正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音乐的阶级性。所谓“人民性”、“全人类性”这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概念，就连篇累牍，塞满了他们的音乐论著，毫不掩饰地暴露了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本质。苏修的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维护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培植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在文艺领域的专政，成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毛主席早就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任何艺术现象都不能离开阶级而孤立存在。无论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音乐，或者是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音乐，都有它的阶级倾向性，都必须根据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作具体的阶级分析。关于艺术的阶级倾向性问题，鲁迅说得非常好，他说：“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为消费者欣赏的音乐同为生产者服务的音乐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把无标题音乐说成是各个时代、各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这种谬论比公开叫嚣“艺术至上”、“音乐是上界的语言”等等资产阶级论调，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它和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是完全敌对的。列宁说过：“无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必须揭露这种在超阶级的幌子掩盖下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实质。在揭露它的实质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种反动观点以及它所代表的崇洋复古倾向的危害性。如果允许这种思潮泛滥，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轻者，会造成对资产阶级文化丧失警惕；重者，将会为资产阶级文化重新泛滥大开方便之门。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苏修搞和平演变，就是利用文艺（包括音乐）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之一。前车之鉴，不能不引以为戒。它的危害性还在于：如果我们不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客观上就是替周扬所鼓吹的“全盘继承”、“全盘西化”、“无害有益”等谬论翻案，为文艺黑线举幡招魂，甚至可能使文艺革命成果有丧失的危险。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我们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非破除对资产阶级文化的迷信不可。它的危害性还表现在：如果我们对这种思潮的出现掉以轻心，就会使人产生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化盲目崇拜，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则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十七年文艺黑线的统治不但毒害了相当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而且也培养了一批盲目崇洋的观众，这难道不是严重的教训么？尤其要注意的是，我们决不能用资产阶级音乐文化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不能用崇洋思想去侵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总之，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化侵蚀，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对待外国文化，毛主席为我们指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立足于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的。我们既反对盲目崇洋，又反对盲目排外，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都是错误的、有害的。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批判地借鉴、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而不是被外国的东西牵着鼻子走。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态度去介绍它们、对待它们。完全不接触是不行的；被它牵着鼻子走更是错误的。要洋为中用，就得去接触它，研究它，学习和吸收其中好的有用的部分，作为发展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借鉴。但是，接触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而不是其他。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作出正确的介绍，在今天，尤其显得重要。上述这种谬论，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文化战线的历次斗争中，都是已经批判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又对它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斗了几十年，它仍然会冒出来，这充分说明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几十年思想文化战线斗争的实践，反复证明了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性。当前，在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出现这样一种思潮，也是不足为奇的，它是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动向密切联系着的。我们应当重视这场讨论。但也不是说，经过这次讨论，开一个会，写几篇文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此就偃旗息鼓了。这种想法不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存在，今后这方面的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一有机会，这种思潮还是会冒头的，必须再批判，再斗争。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责任是，必须紧紧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经常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击它的回潮，清除它的影响，用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牢固地占领艺术理论、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的阵地。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钟志民《一份退学申请报告》
编者按：南京大学政治系学员钟志民的这份申请退学报告，自觉地批判了自己“走后门”进大学的错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反映了教育战线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这份报告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革命干部的子女，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还是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享受“特殊照顾”？二、革命干部是教育子女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是把子女当做“私有财产”，把“走后门”上大学作为成名成家的阶梯？建议大家读一读《战国策》上《触＠①ｚｈé（音哲）说赵太后》这篇文章，看看触＠①ｚｈé规谏赵太后不要溺爱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的故事吧！那是说的剥削阶级内部的事。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事关反修防修，事关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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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校党委：
我是一个通过“走后门”来上大学的部队学员。去年大学招生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
来到学校以后，通过一年多来的学习，特别是通过“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到了一些矿山、工厂，接触了一些工人和群众，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以后，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确的，逐渐地认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事。因为它涉及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把人民给予的职权用来为人民服务，还是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走后门”这种做法，却是利用人民所给的职权，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不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而是违背党的原则。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不，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不正之风象瘟疫一样地侵蚀着我们的党，它破坏党和人民的联系，损害党的优良传统，它是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根本不相容的！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一切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为什么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大学，而不是想到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把工农兵中的优秀代表送上大学呢？无非是感到这是自己的孩子，那是别人的孩子，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罢了。为什么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大学里送，而不是想到让他们去农村、去工厂、去部队呢？无非是以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还跟过去一样，是成名成家的阶梯，上大学可以“有出息，有知识”罢了。
“走后门”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私有观念的残余。“走后门”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总之一句话，“走后门”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林彪一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走资派，就是惯用这种吹吹捧捧，拉拉扯扯的“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来拉拢腐蚀我们的干部，来结党营私，来分裂和毁坏我们的党。我们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就一定要同“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不把这种不正之风反倒，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到底。这是一个路线问题。
人民给予的权力，应该也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用来谋自己或少数人的私利。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政权，而不是压迫人民的政权。早在世界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巴黎公社刚刚诞生的时候，马克思就指出：“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只有遵循了这些原则，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不变成修正主义，才能够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应该努力为人民服务，不搞“特殊化”。作为一个干部子弟，就更没有权利脱离人民群众，去当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
过去我总感到自己家庭出身好，爸爸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从抗美援朝，到东海前线……，出身在这样一个对革命有“功劳”的家庭，受到一点特殊照顾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不，这种想法错了！干部子弟为什么不能离开父亲、母亲的“特殊照顾”去自己创立自己的生活呢？我们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去享受照顾？凭着一个电话就来上大学，这是不合理的。特别是那种以为出身好，好象在人格上就比别人高贵，享受“特殊化”理所当然的人，思想更危险，发展下去，很容易走向“特权阶层”，很容易成为修正主义。
伟大的革命导师在很多著作中反复地强调了这种蜕化变质的可能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现实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干部子弟长期生长在比较优厚的生活坏境中，又长期脱离工农群众和生产劳动，如果他们不注意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比较容易被资产阶级的思想俘虏，比较容易在他们身上出现修正主义。我说这些话当然是包括我自己的，首先是对我自己而言的。
在我们身上出现修正主义，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父亲、母亲，革命的前辈用鲜血打来的江山难道就在我们面前断送掉吗？不，决不能！我们在生活上不应该依靠父亲、母亲，在政治上却一定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把他们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要有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走后门”这种做法，对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是不利的，它帮助我们逃避火热的斗争，它引导我们去走个人主义的道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误人不浅的、通向资本主义的“鬼门关”。
敬爱的校党委，以上就是我对于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认识。这些想法，暑假以前就逐步形成了，假期我把自己的想法跟爸爸、妈妈都谈过了，他们都支持我的想法，都同意我对问题的认识。回校以后又跟系里同志谈过。现在，通过十大文件的学习，使我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毛主席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没有经过推荐，也没有经过选拔，最主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原则、招生手续入学。所以，我向校党委申请，把我退回部队去。
我决心回到部队去，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顺致革命敬礼
政治系哲学专业二年级学员 钟志民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宇晓的文章《驳一种修正主义的音乐谬论》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音乐理论，对“音乐”的概念，作了种种玄妙莫测的解释。特别是对无标题音乐，说得更玄，说是什么“纯音乐”，“绝对音乐”，是一种“超凡”的幻响，等等。这纯粹是骗人。鲁迅说得好，“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当前出现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没有社会内容，仅是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对比的谬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反映。对它的虚伪性、反动性与危害性，必须予以彻底揭穿，进行严肃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都要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内容。无标题音乐也不可能例外。尽管它没有写上标题，没有歌词，但还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资产阶级音乐家创作的音乐作品，不论有标题无标题，都是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都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都刻有资产阶级的印记。我们绝不能低估它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社会作用。
就拿欧洲资产阶级“古典乐派”的音乐家贝多芬（一七七○──一八二七）来说，他生活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革命仍然在发展。这个斗争的生活内容，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显。例如他的《第九交响曲》就是这样。这部作品前三个乐章没有标题，都是用器乐来演奏的，最后一个乐章是用席勒的诗《欢乐颂》谱写成的领唱与合唱，更明确地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思想内容。而资产阶级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一八六二──一九一八），却说“席勒的诗在这部交响曲里实在说只具有音响价值。”德彪西把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诗，说成“只具有音响价值”，完全是为了掩盖它表现的资产阶级政治内容，欺骗人民群众。贝多芬这部作品是为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制造舆论的，它在历史上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起过一定的作用，要给它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决不是赞扬任何资产阶级思想毒素。这部乐曲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在今天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是极其有害的。如果用超阶级、超社会、超时代的音乐谬论来解释这样的乐曲，就会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产生极坏的影响。
这里所举例子还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作品，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倘是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作品，那在历史上也是反动的。对于文艺遗产，我们“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那些内容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是“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这就需要我们认真作好严肃的分析、批判工作。否则，我们就会放松警惕，那是十分危险的。
关于无标题音乐的反动谬论，兴盛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它不仅指无标题音乐而言，同时，把有标题的器乐曲，以及声乐、戏剧音乐等所有音乐作品，都说成了与任何“思想范围都没有关系”的单纯“声音形式”。这个时期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什么“纯文学”、“为诗而诗”，戏剧上出现了“未来主义”，美术上出现了“新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反动流派。这是和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分不开的。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已经没落，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一支社会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这种社会存在，必定要反映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中来。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统治地位，达到了自己预想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了。反过来，它已成了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阶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便从唯心主义思想武库里取出全部武器，有的直接使用，有的加以“改装”，统统都涂上一层极其神秘的色彩，把反动实质掩盖起来，以欺骗、愚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资产阶级服务。在文艺上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各种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幌子纷纷出笼的反动谬论，都是在极力鼓吹艺术的“神秘性”，用“艺术”掩盖资产阶级的政治，用“形式”来隐藏反动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一股极其反动的文艺思潮。资产阶级所谓的“纯音乐”、“绝对音乐”的理论，就是这股思潮中的一条主脉。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就曾指出当时的资产阶级音乐，“只能引起对于‘未来’及其诗歌和音乐的恐怖”，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艺术的没落和危机。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战斗音乐艺术。马克思高度评价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战斗歌曲，“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另外，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论著中，也高度评价了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音乐活动。特别是在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诞生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宣告了无产阶级音乐新纪元的开始。
资产阶级的“纯音乐”、“绝对音乐”谬论，在历史上一贯与无产阶级音乐根本对立，今天更是如此。资产阶级宣扬它是为了进行反动思想统治，修正主义者宣扬它是为了复辟，今天又有人宣扬它是反映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苏修抽掉音乐的阶级性，空谈什么“标题性”、“非标题性”，把“标题性”说成是“现实主义音乐”的“传统”和“标志”。于是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反动音乐到处泛滥，甚至出现那种“曲不符题”、挂着“革命”标题、奏着歪曲和诬蔑革命乐曲的怪现象。刘少奇、周扬一伙，大谈古人、洋人，叫嚷“光复古不行，还要搞洋务”，鼓吹“全民文艺”、“有益无害”等反动文艺谬论。在这股逆流中，音乐界的崇洋复古的倾向也相当严重。
崇洋复古的问题，决不单纯是个艺术问题，而是个阶级立场问题，是个思想感情问题。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剥削阶级的洋的、古的文艺作品，能够和无产阶级的优秀作品、特别是今天的革命样板戏相比呢？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仇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攻击革命样板戏，贩卖封、资、修文艺，完全是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质。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受到了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而那些已经被批判了的谬论，今天又乔装改扮地钻出来抢夺阵地，不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又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翻案又是为了什么呢？！
毛主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我们决不能低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在文艺领域的恶劣影响。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发展，各种反动思想，必然会以新的形式反映出来。文艺理论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是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重视、抓紧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段文秋的文章《柴春泽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
（山东平原县段集大队回乡知识青年段文秋）
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心里很不平静。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中学毕业后，满怀革命豪情回到了家乡，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回乡后，贫下中农推选我当会计、生产队长。一九七一年，我入了党，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几年来，贫下中农曾几次推荐我当工人，去上学。我想想金训华，看看俺大队的变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最近，我的一个表哥从城市来了一封信，说给我找了个工作，要我快去。我的思想波动很大，反复考虑，是去城市，还是留在农村？
正在我踌躇不决的当儿，忽然看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柴春泽给他父亲的回信。我边读边想：我和柴春泽同样都是知识青年，都是共产党员，为啥在同样的情况下，柴春泽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而我却踌躇不前呢？我越想越感到惭愧。我回乡五年多了，柴春泽下乡才两年，可他做到的，我却没做到。如果不是读了柴春泽的信，擦亮了我的双眼，岂不要上了刘少奇、林彪鼓吹的“下乡镀金论”的当吗？我如梦初醒，连夜给表哥写了回信，批评他搞不正之风的错误做法，表示我要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今后，我一定要向柴春泽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观念彻底决裂。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邓绪东的文章《为“扎根精神”叫好 读柴春泽的信有感》
（解放军某部邓绪东）
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这个问题提得尖锐，提得深刻，代表了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我们为这封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书信叫好，为“扎根精神”叫好！
“扎根精神”好，好在贯穿了斗争。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要“扎根”，就要同“拔根”斗。高山上的青松要扎根，必须同狂风暴雨、霹雳闪电斗，同板结的土壤、坚硬的地层斗。下乡知识青年要在农村扎根，除了同风沙大、路途远、环境艰苦等自然条件斗争外，还要同阶级敌人斗，同来自社会上乃至家庭里的错误思想、传统观念斗。柴春泽斗得好，因此，根扎得深，扎得牢。
要“扎根”，种子很重要。水上浮萍只能随水漂，泰山青松却能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我们要做红色的革命种子，象柴春泽所说的那样，“向前看──共产主义金光闪。”“立大志，誓为全球红遍决裂旧观念。”如果抱着“下乡镀金”、“两年回城”的思想，一遇风吹草动，就会东摇西摆，甚至被连根拔起。
要“扎根”，离不开土壤。花盆里的一杯土，长不出钻天的白杨和傲霜雪的松柏。我们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要象柴春泽那样，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如果不结合，就成了无土之草，很快就会枯萎。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个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要“扎根”，必须有阳光照射。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柴春泽所以有那样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敢于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最根本的是由于他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要在农村扎根，先要毛泽东思想在自己头脑中扎根，把资产阶级思想连根拔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告诉我们，如果不认真看书学习，不彻底改造世界观，“拔根风”一吹，就会迷失方向，就不能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今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神州大地，亿万贫下中农热情欢迎、关怀和教育下乡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战友们，要象柴春泽那样：“扎根农村争取奋斗六十年！”“建设农村不获胜利心不甘！”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报》刊登钟志民同志在校党委常委一月十七日约见他时的谈话记录《珍惜革命前辈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 决不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过日子》（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整理）
校党委对我的事情很关心。我深深感到党的温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温暖。
我入大学是“走后门”来的。这是个错误。我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到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劳动。一九六九年，我到部队以后，很想上大学学点任识，曾向父母亲讲过多次，认为干部子弟受点照顾是应当的。一九七二年四月招收大学生，我爸爸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就这样，我上了大学。临走时，部队机关有些干部和同志对我上大学有议论，我走时就感到不光彩。到学校以后，很想给部队写信，想写“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但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到学校以后，学了一点东西，又到社会上去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到过南京汽车制造厂、凤凰山铁矿、人民商场，听到很多人对“走后门”不满，联想到自己，感到“走后门”上大学不合理。特别是去年五、六月份，我在凤凰山铁矿时，听到毛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纠正不正之风的有关指示，那里的工人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我思想上震动很大，更感到自己做了错事，应该作斗争，反对这些错误的东西。暑假回家，我跟妈妈讲了，她也很感动，认识到这件事做得不对，但又担心退学影响不好。暑假中，我们每天都谈这个问题。爸爸工作很忙，只跟爸爸讲过一次，开始爸爸也认为不一定退。我向他提出我们这个部队领导机关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在农村，不合理，马列主义都是对别人的。最后爸爸表示“家里出个农民也好”。我回到学校，找了老师，说明我是“走后门”来学校的。同时，我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妈妈回信说，你是党员，可以向党组织写个思想汇报，组织让退就退，不让退就读下去。后来，在学习十大文件以后，我还是打了报告，退不退，听从党委的决定。当时我还搞不清楚，该退还是不该退。我的一个亲戚说，退学恐怕会从“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落实，你要这样搞，就乱了套了。有的领导同志还给我讲了三全：（一）你的问题发生在上级有关规定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可以不退；（二）同学教师对你反映比较好，没有退学必要；（三）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后来，我一直考虑到底该不该退的问题，自己觉得事情好象没有结束。这次到江苏阜宁县，参加县委常委批林整风，从群众对县委的意见中，我联想到自己、家庭，感到自己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个向党内不正之风作斗争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退学。回校以后，我又进一步想，既然我这样做，路线正确，我应当退学回部队，回农村。
在这个问题上，对干部子弟如何看，回想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自己也受到过反动的血统论的影响，认为父亲革命，儿子当然革命，吃一只锅里的饭嘛！现在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有些担心。我们有的干部的子弟到底有多少革命感情？有多少干部子弟能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们有的干部子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是严重的。比如我的一个亲戚假期回家，都要家里派小车子接，我曾说他是特权思想，脱离群众。高干子弟要成为马列主义者，就要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思想。
“走后门”对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应该斗争，如不去斗争，就是讲空话。以前我对“走后门”的问题，总感到是小事，通过去阜宁搞批林整风运动，我更看到了“走后门”问题的严重性。要搞马列主义，就必须把“走后门”斗倒，这是关系到为自己还是为人民的问题，我决心把它斗倒。
我对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开始有很多想法。农村生活苦，要扎根一辈子，行吗？为了解决扎根农村的思想，去年暑假，我回到了瑞金。我买了一条香烟，几斤糖果，想去原来插队的地方看看大家。但是，到了村子口，感到不好意思进村。我算什么呢？是当兵的，还是大学生？人家在那里劳动五、六年，我只有三个月就走了，觉得不好意思回去。于是我就转回到叶坪公社一位伯父家，在那里住了三天。几个堂兄弟和我讲了过去家里的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爷爷是被敌人杀害的。一九二八年，一个红军叫杨子光，从闽西来到瑞金，住在我家，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工作。我爷爷做他的交通员，帮助他做了很多事。在他的启发下，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他们组织暴动，成立了工农红军赤卫队第五团，爷爷当了村苏维埃主席。当时瑞金是游击区，红军走了以后，地主还乡团回来，村上的人都撤到山里去了。因为村里有一位军属生病，没有走，爷爷就下山背他，不料在路上被抓了，吊在祠堂里遭毒打，要他讲出红军在什么地方，群众在什么地方。爷爷不肯讲，敌人便向他打了两枪，爷爷没有死，还是骂声不绝，后来敌人又用刺刀戳他，就牺牲了。当时，家里很穷，连棺材也买不起，就用一条布腰带把戳破的肚子包起来埋了。后来在一次迁墓的时候，还从一根肋骨上取下一颗子弹头。我奶奶下决心送三个儿子参加红军。当时我父亲只有十四岁。大伯父后来因为一条腿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没有参加长征。他在家养伤，躺在床上，被地主活活砸死了。父亲和二伯父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他们见过三次面，讲了几句活，生活艰苦，二伯父负了伤，一条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还生了病。进草地以后，我父亲再也没有见到他。到了延安，遇见二伯父所在的警卫连的同志，才知道二伯父已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联想到我自己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革命前辈。我们现在享受着革命前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过日子。我到了学校里，丢了一块手表，却毫不在乎。我们在生活上大手大脚，在政治上却不求上进，这样下去，就会变成老一辈革命者的叛徒。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难道能够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断送掉吗？不能！过去老一辈打仗干革命，现在我们也要革命！我是一九五三年生的，出生不到一个月，父亲母亲都去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把我留在营口一个老大娘家里。后来又把我抱回来了。我是人民群众抚养大的，应该尽力为人民服务。这次我在阜宁县参加批林整风运动，看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要经过艰苦努力，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中国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党内还有路线斗争。我们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同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同我们自己队伍中、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这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委支持我的行动，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干！（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整理）
（原载《解放军报》1974年1月25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热烈支持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南京大学党委批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全校师生员工纷纷表示学习他敢于反潮流，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
新华社南京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电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最近批准了政治系学员钟志民申请退学的报告，热烈支持他的革命行动，并号召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学习钟志民的革命精神。
钟志民写给校党委的退学申请报告在南京大学公布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级领导干部和师生员工一致赞扬说：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是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新的进攻的一份宣战书，是向广大革命干部和干部子女进行反修防修教育的一份好教材。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钟志民敢于反潮流，敢于自我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把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近几天来，南京大学党委连续召开常委会和扩大会，认真讨论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并听取了钟志民关于退学问题的思想汇报。钟志民在汇报中谈了自己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接触工农群众所受到的教育，还回忆了他的革命家史。原来，他祖父一九二八年在江西瑞金叶坪任村苏维埃主席时，为了掩护红军，被白匪军杀害了。他祖母随即送三个儿子参加红军。大伯父在战斗中负伤后，在家养伤，被反动地主活活砸死在床上。二伯父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英勇牺牲。他父亲跟毛主席长征到了陕北，南征北战几十年。钟志民联系到自己的革命家史，沉痛地说，干部子女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享受“特殊照顾”，要下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说，“走后门”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我既然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就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退学回部队、回农村的实际行动，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会同志听了钟志民的汇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心情十分激动，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南京大学党委经过讨论，决定批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希望他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南京大学干部、教师、学生对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政治系教师、政治系党总支委员胡福明激动地说：“钟志民在觉悟不断提高，一直到下决心要求退学的过程中，经常和我交谈，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钟志民是个勇敢的革命战士，我们要学习他敢于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挑战的反潮流精神，要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从他的革命行动中，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迅速成长，心里感到非常兴奋。”历史系二年级工农兵学员刘泽英说：“我坚决支持钟志民同学这种反潮流的革命精神。钟志民在退学申请报告中提出的干部子女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对我们广大工农兵学员来说，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决不能把上大学当作成名成家的阶梯，而是要锻炼改造自己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再有一年，我就要毕业了，我一定以小钟为榜样，毕业后回到苏北农村去，一辈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钟志民是一九七二年四月进入南京大学的，在这两年的学习过程中，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除教学上规定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外，还坚持自学其他经典著作。在学习中，他敢于联系当前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提出问题，独立思考。在执行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指示当中，不论去工厂或农村，他都能够自觉地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去年，他利用暑假回到江西老家瑞金的农村，作了一次访贫问苦的社会调查，并详细地整理了自己的调查笔记。回校后，他感触很深地说：“生活在幸福中，决不能忘本。只有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才能不断前进。”他在凤凰山铁矿劳动时，用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写了一篇《青年人一代胜过一代》的调查，有力地驳斥了“青年人一代不如一代”的谬论。去年十一月，钟志民参加了江苏省委工作组去阜宁县搞批林整风运动，农村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又一次使他受到了深刻教育，更加坚定了与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决心。
钟志民不仅学习上刻苦，而且实践毛主席的教导，积极为人民服务。他担任南京人民商场职工业余学哲学辅导员期间，每周轮到他辅导讲课时，他都按时步行赶到。他的讲课能够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受到了商场职工的赞扬。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
孔子是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他一生都在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度。他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办教育。
历代反动统治者把孔子吹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林彪一伙甚至公然叫嚷：要“大书特书”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划时代的功绩”。
孔子办教育的历史本来面目究竟怎样？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列主义观点加以剖析。这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为奴隶主服务的“私学”
过去，有的人因孔子办私学，吹捧他是我国历史上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把学问从贵族手里拿到平民手里的一位大师。从那时候起，中国的教育已经掌握到平民手里了”。把孔子说成好象是一个“进步的大教育家”。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时期。当时，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与此相适应，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专为奴隶主贵族官僚子弟开设的官办教育——“官学”，妨碍了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文化和从事政治活动。同时，社会上主张变革的新思潮也波及“官学”内部，引起了奴隶主当权派的恐惧，有的人提出了“可以无学，无学不害”的主张（《左传》昭公十八年），甚至有“毁乡校”的议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的不断冲击下，“官学”就再也难于维持下去了。
随着“官学”的日趋衰落，私家收徒讲学日渐兴起。与孔子同时期办私学的，有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等。少正卯宣讲的是革新思想，吸引了大批学生，甚至孔子的弟子也离开孔子而“归少正卯”，以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
这些史实说明，官学并非孔子“打破”，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教育“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有鲜明的阶级性。孔子办学和少正卯办学，虽同为私学，却属于不同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内容。因此，离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离开教育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用“官办”还是“私办”来评价办学是反动还是进步，这是十分荒唐的。
孔子所办的私学，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在腐朽的官学制度已经不能抵挡新思潮的进攻，私学兴起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以奴隶主阶级卫道士的姿态，也用办私学的方式，把奴隶主阶级官学的反动使命接了过来。他收罗门徒，培植势力，利用讲坛，制造舆论，妄图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统治，扶植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即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他办的私学，从招收学生的阶级路线到教育的政治思想内容，同过去的官学并无实质上的区别。这分明是拉着历史倒退，哪有什么进步意义？！
如果认为，孔子办私学，改变了文化教育由少数贵族官僚子弟垄断的局面，使之“扩大”到了没落的贵族，也算是一个“进步”，而不问这种“扩大”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那岂不是等于说，孔子变奴隶主官学为奴隶主私学，从而为奴隶主阶级培植更多的反动“人才”，也是他的“进步”，是他的“划时代的功绩”？！这是在超阶级观点的幌子下，替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涂脂抹粉。可见，把屠杀革新派人士少正卯、镇压进步私学的反动学阀孔子，捧为中国“进步的大教育家”，这是对历史的颠倒！
以讲学为名的反动政治集团
过去，有的人还把孔子描绘成一个脱离政治的教育家，说因为“天下无道”，“乱臣当国”，“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难道真是这么一个洁身自好，埋头讲学的“老教书匠”吗？这也完全歪曲了历史。
孔子一生都念念不忘当官“为政”，搞复辟。他常把自己比作“美玉”，“求善价而沽”；又说自己不是一个葫芦瓜，岂能光是挂在那里，只摆样子不能吃？他只要三个月没有做官，就惶惶不安。即使在他当不成官，无可奈何，只好去办私学的时候，也决不是要摆脱政治，而是把教育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孔子自己就曾不打自招地说：“我用孝悌教人，从而施加影响于当政者，也就是搞政治，何必亲自去当官？”（“《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孔子办学的目的是“施于有政”，把办学与“为政”结合，用教育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活动。
孔子经常向学生们讲授如何谋求官职禄位，鼓吹“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后来经由他的学生卜商（子夏）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否仅仅是宣扬个人名利观念，鼓励学生升官发财呢？显然不是。孔子有一个谬论，叫做“为政在人”。他认为政权的存亡兴衰，完全决定于有无几个“贤”人执政。“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他说：舜有贤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贤臣九人，而后取得天下（《论语·泰伯》）。所以“为政在人”，是说有了有“天才”的“贤人”，就能够“发扬光大”奴隶制之“道”，扭转他所谓的“世衰道微”的局面。子贡问他：“今之从政者何如？”他鄙屑地回答说：“唉！都是些卑微低贱的人，不足道！”（“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于是，他就妄想通过办私学，培养一批他所理想的“学而优”的“志士仁人”，去“为政”，来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挡历史前进，挽救奴隶制必然灭亡的命运。这完全是帝王将相决定历史命运的唯心史观，也是他鼓吹“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目的。
孔子办的私学，实际上也是一个儒家反动政治集团。
孔子的讲学活动，是他反革命政治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率领弟子，游说诸侯，力图运用这个政治集团的声势，兜售他炮制的儒家思想，制造复古倒退的舆论。《论语》这部孔子施教的言行录，实际上也是孔子施政的言行录，讲的内容大都是政治。直接回答国君、大夫、弟子们“问政”，以及议论如何“为政”、“从政”、“事君”、“使民”的条目，就有一百多条。孔子以讲学为名大搞反革命政治活动的行径，曾被他的学生子禽一语道破。子禽说，“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学而》）。
孔子办私学，也是“聚徒成党”，培植反革命党羽。孔子鼓吹君子“群而不党”，这是说谎。孔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他还积极干预和指挥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学生在当官之前或“从政”过程中，都得向他请示汇报如何“为政”。子路去当卫国蒲邑大夫，临行前孔子嘱咐他说：“蒲多壮士，又难治”，就教给他治人的权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当他发现新兴封建势力季氏违反周礼，私祭泰山，和季氏准备讨伐奴隶制小国颛臾时，他都立即要求在季氏那里做官的门徒设法加以阻止。他还多次亲自去巡视弟子们的“政绩”，凡是卖力执行他的反动路线的，孔子入其境就连声赞扬（《韩诗外传》卷六），若是背离了他的反动路线的，他就号召门徒“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
有时，他还带领弟子一起去当官篡权。当他在鲁国做“司寇”的时候，他就趁机把他的门徒子路、冉耕、原宪、高柴、公西赤等人，分别安插在基层当官或出使外国，企图全面控制鲁国大政。他这种师徒结伙篡权的行径，引起了齐、楚等国统治者的警惕，以致后来孔子亡命楚国时，楚国大臣子西就劝阻楚王不用孔子，以防他带着一帮“贤弟子”在楚国“明周召之业”，搞夺权复辟的勾当（《史记·孔子世家》）。
由此可见，孔子办私学，并非只是给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而是把它作为培植势力，攫取政治权力搞复辟的手段。孔子同学生的关系，也不是象他自称的：“你出十条干肉，我就教你读书”，只是买卖知识的关系，而是一个反动政治集团的首领同他的党徒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当资产阶级思想家章太炎还在反对孔学的时候，就曾经指出：“大抵孔子乃春秋时一政客，其七十子之徒，不过其政党中之党员耳。”（金毓绂：《国学会听讲日记》）培养奴隶主精神贵族的教育内容
孔子经常告诫他的学生，要做“君子儒”。什么是“君子儒”？就是死心塌地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孔子对“君子儒”的基本要求是：对自己，能用“礼”来修身养性；对奴隶主阶级，能充当一个“不辱君命”的帮凶；对奴隶和劳动人民，能有一套“使民服”的统治权术。可见，所谓“君子儒”，就是浸透了奴隶主阶级世界观，顽固地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专门“治人”的精神贵族。
为了培养“君子儒”，据《论语》记载，孔子对学生进行“四教”，即“文、行、忠、信”的教育。这“四教”有一个总纲，就是“克己复礼”。
所谓“文”教，是以西周以来的诗、书、礼、乐等典籍为教材，灌输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其中“礼”是最基本的。孔子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也”。这是因为，“礼”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全面地体现了奴隶制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因此，孔子就紧紧抓住“礼”的教育，作为培养学生反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中心环节。“文”教的其他内容，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学“诗”（《诗经》），可以“思无邪”，不致“僭礼逾矩”，以便更好地“事父”、“事君”。读“书”（《尚书》），是要从历史文籍中领悟“先王”的“圣德”“明治”，以资效法。习“乐”（音乐），是为了陶冶奴隶主贵族的情操，并且往往是和等级森严的礼仪相配合，以加强“礼”的教育。
所谓“行”，是行其所知，即对于学来的“文”要身体力行。孔子提出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上述“文”教，即属于“博文”，但这还只是从书本上接受了“礼”的教育，而它的实际作用则在于付诸实行。所以，还必须以“礼”作为行为的准则，即“约之以礼”，也就是以“礼”为标准去“克己”。具体地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四教”中的最后两项“忠”、“信”，是道德规范的教育，它同样是属于“礼”的范畴。所谓“忠”，就是“臣事君以忠”；所谓“信”，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奴隶们，使他们老老实实地受奴役（“信则民任焉”《论语·尧曰》）。
以上分析说明，孔子教育内容的阶级性是很鲜明的。列宁曾经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青年团的任务》）孔子的所谓“四教”，都浸透了奴隶主贵族精神，它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要背叛奴隶制（“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孔子教育内容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决定它的特点就是“颂古”、“学古”、“复古”。孔子曾经标榜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是对他的教育内容反动性的自供。
其次，孔子的教育是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与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当樊迟请教如何种田种菜时，孔子不但推开不理，而且大骂樊迟是“小人”。在孔子的眼里，剥削阶级是“高尚”的，而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则是卑贱的。他鼓吹“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的任务就是致力于“治人”之道，劳动是奴隶们的事。君子只要学会礼、义、信等一套统治权术，奴隶们就会来归顺你，自己根本不必去种庄稼。在孔老二看来，“君子”去种田，有失奴隶主阶级的尊严，是违背“礼”的行为。
为了执行这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路线，孔子还竭力宣扬奴隶主阶级的寄生哲学。他说，种田会饿肚子，读书则可以坐享俸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用“馁”和“禄”施以威胁利诱，驱使门徒去“谋道不谋食”。在这种反动教育的熏陶下，孔门弟子也鼓吹生产技能是“小人”之道，“君子不为也”，否则，就会妨碍君子的“远大事业”（“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孔子的这种剥削有理、读书高尚、劳动卑贱的谬论，后来被孟子发展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也极力加以宣扬，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反动阶级偏见。林彪和孔子是一条黑线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吹捧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都是出于巩固剥削阶级专政的需要。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反动教育制度，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则竭力利用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年深日久、盘根错节的影响，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传播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培养他们的接班人，以复辟资本主义。这些反动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从刘少奇到林彪，集中代表了他们反革命复辟的要求，炮制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继承了自孔子以来二千多年的反动教育传统。从“有教无类”到“全民教育”，从“学而优则仕”到“读书做官论”，从轻视种田、种菜到“三脱离”的修正主义道路，一条黑线，前后贯穿。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在学校学了几年以后再回到实践中去。学校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五·七”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教育领域里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必然引起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极端仇视，他们必然进行疯狂的反扑。林彪反党集团对于教育革命的污蔑和攻击，就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林彪一伙继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竭力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阻挠工农兵上大学，妄图继续把劳动人民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另方面却要把教育变成他们这些“高贵者”的特权。他们对其子女宣称：“大学就是为你们办的”，“你们是当然的接班人”。这就暴露了他们想由垄断教育，进而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狂妄野心。
林彪一伙顽固坚持自孔子以来的反动教育传统，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是什么“变相失业”、“变相劳改”，这些完全是孔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的翻版。他们还提出“教师要老，教材要厚，理论要多，下乡要少”的反动口号，继续坚持“三脱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继续推行“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继续采取旧学校里那种“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的办法，以培养“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青年团的任务》）。
林彪之流不仅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在房间里高挂四书集句作为座右铭，而且还用孔孟之道去传宗接代。他们亲笔抄录孔孟的诸如“君子”“小人”之类的谬论奉为家训，向他们的子女传授剥削阶级的等级思想，要其子女“念念不忘”做一个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君子”。林彪一伙还利用孔孟“臣事君以忠”、“杀身以成仁”等反动道德观念去蒙蔽一部分青年，要他们对林家父子象对奴隶制的君主那样“宣誓效忠”，死心踏地地为林家父子卖命，“不成功便成仁”。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甚至公然要社会主义学校的学生必须熟读《孟子》，用以毒害青年学生。他们这一套反动教育思想，完全是从孔孟那里继承来的。
教育领域里几千年剥削阶级的传统偏见和旧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在坚持什么教育方向，培养什么人，走什么样的办学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十分激烈。极个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人，代表着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复辟愿望，多方诋毁教育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到处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极力鼓吹渊源于孔孟教育思想的“闭门读书”、“天才教育”等修正主义货色，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学校。因此，为了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批判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而奋斗。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报道《钟志民的父母积极支持儿子退学的革命行动 让孩子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编者按：南京大学学员钟志民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在本报刊登后，钟志民的父母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儿子的退学要求，并检查和批判了自己“走后门”的错误。革命小将挑战，革命老将应战，值得欢迎。值得支持。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这是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大事，必须认真对待。那种明知是错，只要“下不为例”就可以了的说法，既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打掩护，也是广大干部、群众通不过的。钟志民父母的革命行动，鲜明地表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风尚，应当加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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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电 《人民日报》一月十八日加按语发表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学员钟志民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以后，钟志民的父亲钟学林、母亲黎明心情十分激动，热烈支持钟志民的革命行动。
钟学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现在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政治部担任领导职务；黎明是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当他们从广播中知道儿子申请退学的报告已经公开发表时，都非常高兴。正在江西驻军某部检查工作的钟学林，立即打电话向福州部队政治部党委汇报，表示完全拥护《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坚决支持儿子的退学申请报告。黎明说：“从志民的行动中，我意识到孩子在向我们作父母的挑战了，我们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
钟学林和黎明同志原来想把自己的子女“前途”安排得好一些，通过“走后门”，把到农村插队三个月的钟志民送到部队，后来又“走后门”，让他上了大学。钟志民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一九七三年署假，钟志民从大学回到家里，对父母说：“毛主席教导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我是通过‘走后门’上大学的，不符合党的原则。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打算申请退学。”钟学林、黎明听了之后，思想上震动很大。他们想，让志民“走后门”上大学是错误的，是不正之风，但是他上大学快两年了，再退学有点可惜。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钟学林和黎明反复学习《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进一步想到对子女“前途”的看法有错误。后来，钟学林带领工作组到生产建设部队和基层去，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亲眼看到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认识又进一步提高：是教育子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还得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走后门”，让子女上大学？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他回顾了自己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四十年的战斗历程，深深感到，作为党的一个高级干部，更应该模范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特地写了一封信给钟志民，要他把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经过和准备申请退学的想法，如实地向校党委汇报。
钟志民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后，钟学林、黎明立即给南京大学党委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完全支持钟志民的退学报告，并且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做法作了自我批评。他们在电报中说：“孩子是党的财产，要服从党的安排。我们决心让孩子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钟志民从南京大学回到家里，一家人欢欣鼓舞。钟志民向父母谈了自己认真看书学习，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努力改造思想的体会。钟学林和黎明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革命传统，总结了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他们对钟志民说：“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你要坚决地走下去，风吹浪打不回头。我们还要教育你的小弟弟向你学习，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通讯员《老一辈打仗干革命，我们也要革命： 钟志民同志谈申请退学的思想经过》
本报讯一月十七日上午，南京大学党委全体常委开会，听取了政治系二年级学员钟志民同志关于申请退学问题的思想汇报。现刊登如下：
党委对我申请退学的事情很关心。我原来有灰溜溜的思想，觉得不光彩；现在认识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比正确，党的领导无限温暖。
我入大学是“走后门”进来的，这是个错误。我是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生，到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劳动。开始不愿意去，大势所趋，父母又告诉我，你先去，以后再把你调上来。一九六九年征兵，我到县人武部找杜政委，他一口答应。我参军的名额是另一个公社的，那个公社的一个社员体检已经合格了，马上就可入伍，结果名额给我占了，那个社员就没能入伍。我在沙洲坝公社仅做了四五十个工分。到部队以后，很想上大学学点知识，曾向父母讲过多次，认为干部子弟受点照顾是应当的。一九七二年四月大学招生，我爸爸在军区是分管干部工作的，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很快就决定了我去上大学。上大学前，妈妈又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学什么，我说爱学哲学。我就这样上了大学。临走时，福州军区有些干部和同志对我上大学有议论，我走时就感到不光彩。到学校以后，很想给部队写信，想写“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但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到学校以后，学了一点东西，又到社会上去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到过南京汽车制造厂、凤凰山铁矿、人民商场，听到很多人对开后门不满，联想到自己，感到“走后门”上大学不合理。特别是去年五、六月份，那时我在凤凰山铁矿进行开门办学，听了传达《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那里的工人群众的反应非常强烈，这些是我在学校里听不到的。思想上很受震动，感到自己做了错事，应该作斗争，反对这些东西。暑假回家，我跟妈妈讲了，她也很感动，认识到这件事做得不对，但对我要求退回部队，不同意，说影响不好，还说有的领导同志的孩子也没有退。姐夫说我是极“左”派，“只有你革命”。暑假中，我们每天都谈这个问题，妈妈再三说，只要认识了就好了，不要退了。并要我等商量好以后再决定。爸爸工作很忙，只跟爸爸讲过一次。开始爸爸也认为不一定退。我向他提出领导干部的子弟不去农村，不合理，马列主义都是对别人的。最后他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家里其他人也不同意我的做法。我回到学校，找了老师，说明我是“走后门”来学校的。同时，我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家里回信不同意我退学，妈妈说，你是党员，可以向党组织写个思想汇报，组织让退就退，不让退就读下去。后来，在学习十大文件以后，我还是打了报告，退不退，听从党委的决定。当时我还搞不清楚，退还是不退。我的一个亲戚说，退学会从“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落实。全国“走后门”的这么多，你要这样搞，就乱了套了。记得王主任（南大革委会主任王勇）那次谈话给我讲了三点，（一）你的问题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中央十九号文件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可以不退；（二）同学、教师对你反映比较好，没有退学必要；（三）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后来，我一直考虑到底该不该退的问题，自己觉得事情好象没有结束。这次到阜宁县帮助县委常委整风，群众对县委的意见很多，我联想到自己、家庭，感到自己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向党内不正之风作斗争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回来以后，思想震动很大，我深深感到党的正确路线的温暖。既然这样做，路线正确，就应当退到底，退回部队，退到农村。
在这个问题上，对干部子弟如何看？回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是对的，还曾写过坚持“血统论”的大字报。可是，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我有些担心，有些干部的子弟到底有多少革命感情？有多少干部子弟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干部子弟有很多特权。我的一个亲戚假期回家，都要家里派小车子接，感到坐公共汽车不光彩。有一次，家里派小车子没有接到，她乘了军区的班车不直接回家，先到招待所，然后再叫家里派小车子去接。我曾说她是特权思想，脱离群众。高干子弟要成为马列主义者，要脱胎换骨，改造思想。
“走后门”这种事情，对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应该斗争。如不去斗争，就是讲空话。以前我对“走后门”的问题，总感到是小事，通过去阜宁县工作，看到开后门问题的严重性。党要搞马列主义，必须把“走后门”斗倒，这是关系到为自己还是为老百姓的问题。
我对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开始有很多想法，农村生活苦，要扎根一辈子，父母死了怎么办。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
为了解决扎根农村的思想，我在去年暑假，回到了瑞金。我买了一条香烟，几斤糖果，想去原来插队的地方看看大家。到了村子口，感到不好意思进村。我算什么呢？是当兵的，还是大学生，人家在那里要劳动五、六年，我只有三个月就走了，觉得不好意思回去。于是我就转回到叶坪公社伯父家，在伯父家里住了三天。几个堂兄弟和我讲了过去家里的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爷爷是被敌人杀害的。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红军杨子光同志从闽西来瑞金，住在我家，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工作。我爷爷做他的交通员，帮助他做了很多事。在他的启发下，我爷爷逐渐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一九二九年冬天，他们在黄沙地区组织暴动，成立了工农红军赤卫队第五团，爷爷当了村苏维埃主席。当时瑞金是游击区，红军走了以后，地主还乡团回来，村上的人都撤到山里去了。村里有一位军属，因为生病没有走，爷爷就下山背他，不料在路上被抓了，被吊在祠堂里毒打，要他讲出红军在什么地方，群众在什么地方。爷爷不肯讲，敌人便向他打了两枪，爷爷没有死，还是骂声不绝，后来敌人又用刺刀戳他，就牺牲了。当时，家里很穷，连棺材也买不起，就用一条布腰带把戳破的肚子包起来埋了。在解放后迁墓的时候，还从一根肋骨上取下一颗子弹头。我奶奶下决心送三个儿子参军。当时，我父亲只有十四岁，他们兄弟三个都参加了红军。后来大伯父因一条腿被敌人子弹打断，没有参加长征。在家养伤，被地主活活砸死。父亲和二伯父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二伯父负了伤，一条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父亲到了延安，才知道二伯父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联想到我自己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革命前辈。我们现在享受着父亲母亲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睡觉。我到了学校里，丢了一块四百多元的手表，却毫不在乎，后来家里又给我买了一只一百八十多元的。我们在生活上大手大脚，在政治上却不求上进。这样下去，我们可能会变成老一辈革命者的叛徒！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难道能够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断送掉吗？不能！过去老一辈打仗干革命，现在我们也要革命！我是一九五二年出生的，不到一个月，父亲入朝，母亲在部队也要入朝，把我留在营口一个老大娘家里，后来又把我抱回来了。我是人民群众抚养大的，应该尽力为人民服务。这次我在阜宁县参加整风运动，看到解放三十多年来，有很大进步，但还有不少落后、反动的东西。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现在想到自己做错事很难过。中国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党内还是有路线斗争的。现在世界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已变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在期待着我们。但在某些人那里，马列主义变成了装饰品，口头上讲的是马列主义，实际不按马列主义办事。我们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同我们自己队伍中、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希望党委支持我的行动，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干。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抱有不同的态度。亿万革命人民和广大国际朋友表示赞扬和同情，而一小撮反动势力则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一种现象。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境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一）
影片摄制者在解说词中说，他“不打算评论中国，而只想开始观察中国的各种面目、姿态和习惯”。这完全是骗人的。这个所谓“纪录片”，每一个镜头都有评论，这是借用反动艺术手法污蔑和丑化中国的极其恶毒的政治评论，是肆无忌惮地公开露骨地反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评论。
影片的镜头从北京天安门开始，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其实，这种安排却是为整个“纪录片”的反动主题服务的。影片说，“北京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中心”，“人民共和国就在天安门宣告成立”，“文化革命的红卫兵浪潮也在这里兴起”。然后，影片“离开天安门”，带领观众开始“观察”中国，也就是要人们看看中国革命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接着就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象样子。影片的这种结构和布局，纯粹是为了把攻击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咒骂革命，否定革命，反对革命，就是这部影片的要害所在。
反动影片《中国》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安东尼奥尼把上海作为“工业化的大城市”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大肆炫耀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功劳”，竭力贬低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伟大成就吗？影片中还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拍了一些丑化劳动人民的镜头。作者的险恶用心是要暗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岂不可想而知！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安东尼奥尼还恶狠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
这部影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诋毁和污蔑是多方面的。从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从文化教育到体育运动，从医疗卫生到计划生育，以至幼儿园，统统不放过。
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化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子“今天成了办公楼”。
影片竭力否认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说什么“北京人是贫穷的，但并不悲惨”。承蒙这位导演先生手下留情，还说我们不算悲惨；但他的真意是嘲笑我们“贫穷”。他不是在城市和乡村拚命捕捉一些镜头，攻击人们“衣服破旧”，“劳动繁重”，诬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遇到“穷人”吗？所以这些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老爷的腔调！
安东尼奥尼所以把解放后的中国描绘成这样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非是要人们得出中国不应当进行革命的反动结论。他攻击人民公社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已剩下“寥寥无几”，甚至借用打太极拳的镜头，造谣说“新的领导人”要“取消”这一“古老的传统”。总之，在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动分子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中国的革命搞糟了，只有倒退，只有复旧，才有出路。这就充分暴露了挂着“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二）
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他企图通过影片制造这样的假象，似乎中国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地位，没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解放，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没有热情的。
全世界都看到，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在我们的国家，“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是，安东尼奥尼却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好吃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洲人的自傲”的架子，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
更刻毒的是，安东尼奥尼还用拐弯抹角的语言、含沙射影的手法来向观众暗示，中国人民的精神是受压抑的，心情是不舒畅的，对现实是不满的。他在上海城隍庙茶楼的画面中插入了一句不怀好意的旁白：“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忠于现在”不过是一句反话，实际上是要诬蔑中国人民对新社会的拥护是出于被迫的，并非真心实意。安东尼奥尼不是在影片中一再渲染中国人民是不自由的吗？他公然嘲讽工人讨论会的发言“重复而单调”，“不是一个真正的讨论会”，诬蔑中国儿童高唱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治性”歌曲同他们的天真可爱不相容，因而并非发自内心。他还胡说由于人们的“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是有着不满现实的莫大“痛苦”的，只是不敢表达出来而已。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局面生动活泼，广大人民享受着真正的民主，心情无比舒畅。安东尼奥尼企图钻空子，煽动中国人民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只能是枉费心机。感到“痛苦”的则是一小撮妄想在中国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至于说什么中国人民“想念过去”，这更是污蔑。什么人“想念过去”？中国人民对百年魔怪舞翩跹的“过去”，是深恶痛绝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才念念不忘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朝朝夕夕梦想使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拉不回来的，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辗得粉碎！
（三）
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所采用的手法，也是极端反动和卑劣的。
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而他认为可以用来污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则又是全景，又是特写，不厌其冗长。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象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在影片的剪接上，画面跳来跳去，好象是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片段的衔接，都是恶意安排的。比如，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象，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影片在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很坏的。影片的大部分都以灰暗的光线和阴冷的色调拍摄。黄埔江象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村阴影重重。总之，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尤其恶劣的是，影片摄制者还利用配乐作为进行诽谤的手段。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据有关单位揭露，这种剪接完完全全是伪造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真是恶毒透顶！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这从他在中国的拍摄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在解说词中公开宣扬有很多镜头是象间谍那样偷拍的。他得意地说，他在黄浦江如何“冲破禁令偷偷地拍摄了”中国军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如何“把摄影机掩盖住”，“冷不防地抢摄这里的生活场面”。他还埋怨说“带着摄影机在前门大街那里行走是不方便的”。什么不方便？就是做贼不方便。更有甚者，他为了炮制污辱中国人民的镜头，在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竟然要别人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让他拍摄；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要群众按照他的口味改换服装，否则拒绝拍摄。他的这种偷拍、强摄、作假的行径，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尊重和藐视。
（四）
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它的国际背景的。
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是国际上反华的急先锋和总后台。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人民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他们说，中国人穷得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新的破坏”；中国人民“疲困不堪”，处在“严重的苦难”之中，过着“兵营式的生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愚蠢的诽谤，只是暴露了苏修叛徒们的丑恶面目，而没有使他们捞到任何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苏修的反华谎言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奥尼的反动影片披着“客观”、“真实”的外衣来欺世惑众，又把苏修这一套造谣诬蔑搬出来，妄图起苏修反华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安东尼奥尼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已经破产的苏修反华宣传的应声虫。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出笼之后，美国广播公司花了二十五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并在美国公开放映，还有人帮腔说这部反动影片是“吸引人的”。看来，杜勒斯的阴魂仍然附在一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身上，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出现，也适应了这些反动势力的需要。
安东尼奥尼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他决不能代表千百万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态度的意大利人民。反华，这是广大意大利人民决不会同意的。安东尼奥尼拍摄这样的反华影片，同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民要求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显然完全背道而驰。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互相了解。在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我们从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一再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从不隐讳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前进中的缺点，还有落后、反动的东西，需要继续革命。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欢迎各国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但是，谁要是冒充“朋友”而实际上却干着卑鄙的反华勾当，去博取极端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喝采，我们就要给予彻底揭露，以剥夺其招摇撞骗的资本。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告诉人们，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必须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世界上总有敌视中国人民的势力，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反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华的好汉，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管使用什么武器，玩弄什么手法，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导《狠批孔孟之道 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纪要》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讯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党委今天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师生、干部和工宣队员们斗志昂扬，愤怒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罪行，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他们决心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新高潮，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彻底批倒“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工农兵要做文化教育的主人
清华大学革委会委员、工宣队员袁炊才说：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利用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剥夺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反过来又利用孔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套反动谬论，证明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对孔孟之道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一场深刻的批判。几千年来被剥削阶级骂作“小人”的劳力者，第一次成为大学的主人。象我这样的普通工人，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成了光荣的工宣队员，参加了领导大学的工作。几年来，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深入进行教育革命，逐步改变着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脱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状况。
林彪一类骗子大肆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极力反对教育阵地上的伟大变革，恶毒攻击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是“变相劳改”，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和工农兵上大学。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维护和扩大劳力者和劳心者的差别，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几年来，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斗、批、改取得丰硕成果和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的事实，有力地粉碎了他们的攻击和污蔑。我们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有个二十多年工龄的木工，原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进修一年多，就根据木工结构原理，提出在厂房建筑中革“肥梁胖柱”的命，经过他和其他师生共同努力，打破了国内外长期使用的设计规范，提出了新的计算方法。采用这个方法，可以大大节省建筑材料，扩大厂房使用面积，已被国家正式列入建筑规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劳动群众一旦成为文化教育的主人，就一定能培养出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创造出比资产阶级高千百倍的科学文化。“克己复礼”是复古主义路线的核心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说：林彪特别欣赏孔老二所讲的“克己复礼”。他写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他和他的死党叶群，一唱一和，把这几句话写成了四个条幅，互相鼓励，挂在他们的卧室内作为“座右铭”。是哪一种人就有哪一种人的思想。林彪这个现代的复古主义路线的头子，真是抓住了古代孔子的复古主义路线的核心。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奴隶主阶级的规章、制度、社会秩序。孔子“复礼”，是要复辟奴隶制，妄想把当时中国社会恢复到奴隶社会。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复礼”，是想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沦陷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过去我的立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世界观和所走的路线，都是复古主义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尊孔。过去我在哲学战线上的写作和行动，都是同当时政治上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当时的复古主义的反动路线服务的。我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可是我拥护孔家店。经过“五四”运动，封建式的拥护方式不行了，我就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三十年代写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以及在抗战时期所写的宣扬儒家垃圾的那些书，这就同蒋介石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服务。解放以后，资产阶级方式又不行了，我就用修正主义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六十年代所写的那半部《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就同刘少奇、林彪的尊孔配合起来，为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以及参加批林批孔的斗争，我才逐步地对于现代和古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其间的连贯性有所认识，对于我过去的中国哲学史工作的危害性之大有所认识。我们现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从这两条路线的历史根源上，彻底批判以孔子为首的复古主义路线，宣传从法家开始的反复古主义路线。“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汤一介说：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孔孟的“德”、“仁义”、“忠恕”，就是林彪用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篡改党的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反动思想武器。
正当我国各族人民欢庆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暗中干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他给他的死党叶群写下一个条幅：“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句话原是出于《尚书》，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信徒赵良用来攻击当时法家的代表商鞅的。事隔两千多年，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为什么又搬出儒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一套呢？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提出这一套呢？这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这一革命震撼了世界，把帝、修、反吓得要命，沉重地打击了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大大地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林彪实在按捺不住他自己，就用两千多年前儒家攻击法家的反动东西“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林彪要行的“德治”“仁政”呢？《“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他要行“德治”“仁政”最好的注脚。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对反动派“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把被我们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使地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孔孟之道的“德”、“仁义”、“忠恕”等反动思想来篡改党的理论基础。革命人民对林彪鼓吹的这一套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对于鼓吹“德治”“仁政”、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决不施“仁政”。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得好：“‘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一切要把历史拉向后退，反对革命的反动派，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孔孟鼓吹反革命的“德治”、“仁政”，没有能挽救得了奴隶制的灭亡。林彪乞灵于孔孟的“德治”、“仁政”也救不了他们的命。这个叛徒、卖国贼和历史上一切倒行逆施的反革命小丑一样，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古今中外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是一个真理。无产阶级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要镇压一切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派，揭露他们各种反动虚伪的说教，让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林彪、对孔孟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一定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的路线觉悟更加提高。彻底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工农兵学员孙海燕说：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陈腐观念的反潮流，是对孔孟之道的彻底批判。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极端轻视工农，鄙视劳动，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什么“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措施，腐蚀我们革命青年，要我们走回头路，做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我们千百万革命青年坚决批判孔孟之道，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就是千百万青年中的一个。我是一九六八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的。我插队的地方正好是孔老二的老家山东曲阜附近。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贫下中农对我的教育真是胜读十年书。我们经常听到贫下中农对“孔府”地主的血泪控诉，我们多次参观了“孔府”的罪恶展览。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极力抬高孔老二的身价，扩大孔孟之道的影响。除了尊孔老二为“先师”、“至圣”外，还对他的子孙封官加爵。孔老二的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一家七口就占有一百多万亩土地，遍及山东、河南等五个省，每年收进大量的地租，榨尽了劳动人民的骨髓，吸干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贫下中农用一首歌谣，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说他们“满口三纲五常，实是吃人豺狼，说的是仁义道德，行的是男盗女娼”。贫下中农愤怒控诉说：“孔家店是吃人的阎王殿，‘圣人’家是万恶的强盗家。”林彪打出孔孟之道的破旗，就是梦想复辟剥削阶级吃人的天堂，我们永远不能答应。工农兵学员要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永远坚持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阴谋诡计挽救不了林彪彻底灭亡的命运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说：从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鬼花招，可以看出他跟两千多年前的祖师爷孔老二是一脉相承的两面派。林彪长期以来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在他指使别人东拼西凑的卡片里，有不少条条是关于“忍耐”的。他早就写下了“忍耐”两个大字，告诫自己“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什么是林彪的“大事”？不就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吗？一生为复辟奴隶制而到处奔走卖命的孔老二，也叫嚷什么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林彪和孔老二隔了两千多年，可是都为自己的“大事”而号叫“忍耐”，正由于他们都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都要搞复辟倒退。他们是有共同政治需要的一丘之貉。“忍耐”这两个字，听起来多么善良而无辜，它背后却隐藏着把历史拉向倒退的复辟阴谋，掩盖着使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血腥罪行。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阴谋诡计的一根毒蔓上挂了两个黑瓜，“忍耐”以外，还有所谓“韬讳（晦）”。这是他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上学来的。林贼的“韬晦”就是说，躲在阴暗的角落，把凶如尖刀利剑的狼子野心藏在套子里，忍耐又忍耐，掩饰再掩饰，一旦时机成熟，恶狼就立刻跳出来吃人，来搞罪恶滔天的“571工程”了。“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反动派不可能认识这条规律，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尽管林彪以一系列反革命策略来隐蔽自己，伺机而动，妄图拉历史车轮向后退，历史潮流照样奔腾前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林彪无论怎样以不变应万变，千方百计“忍耐”“韬晦”，都无损于社会主义一根毫毛。等到他反革命魔爪刚一露头，立即被抓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林彪连同他的“五七一工程”统统被粉碎。任何阴谋诡计都挽救不了这个叛徒、卖国贼彻底灭亡的命运。
在今天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清华大学党委常委王德武、数学教研组教师陈景良、工业自动化系教授童诗白、建筑工程系工农兵学员陈锋、学校工人刘福生，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师张秋舫、物理系教师周岳明、历史系工农兵学员张炜、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王秀华等。他们分别从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
12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她，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由于老师批评方式失当，加上其他原因，张玉勤当日称病请假离校后即投河自杀，14日才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都已做了调查并妥善处理。
1974年1月，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马振扶公社中学重新进行调查。
他们召开了两个半天的座谈会，于1月26日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把马振扶公社中学诬为“法西斯专政”、是“复辟”、“回潮”的典型，说“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说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杀人“凶手”。
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并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1974年2月，江青一次会议上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要向全国控诉”。
王洪文也指示要给该校老师和负责人“判重刑”。
迟群把江青、王洪文这些话用电话通知了中共南阳地委。
当地政府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罗天奇、杨天成被判刑2年。
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罗、杨式人物”，共批斗了280余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精神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和复辟。在全国掀起“反复辟”浪潮。
（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于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罗长奇、杨天成的刑事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为受迫害的干部和教师平反。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这一事件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炮制的”。"这个文件把‘马振扶事件’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的典型通报全国”，不少地方也抓了大大小小的‘马振扶’，制造了许多冤案，不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和干部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灾难”。
此后，各地类似冤案便陆续平反昭雪。）
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抓住实质 深入批判──再谈应当重视关于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
当前，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关于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的讨论，对于宣扬资产阶级古典音乐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也正在逐步深入。这是文艺领域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斗争的实践证明：对这个问题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把这一批判纳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之中，进行到底！
为了进一步深入展开批判，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透过表面现象，抓住修正主义观点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修正主义观点批倒、批臭！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从本质上看问题。音乐作品是有标题的，还是无标题的，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主要是要看音乐作品表现了哪一个阶级的政治内容，为哪一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资产阶级的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都是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的舆论工具。音乐史上大量事实证明：无标题，仅仅是资产阶级作曲家掩盖其作品阶级内容的一种手法而已。他们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在有些作品上公开写明标题，有些作品则不公开写明标题。有标题的，他们也可以完全脱离标题，乱奏一场。
那些印象派、现代派的音乐作品不是经常写着什么“松树”、“喷泉”、“月光”之类的标题吗？但是只要运用阶级观点来加以分析，我们不难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音响，看到其中所反映的资产阶级乌七八糟的腐朽生活和颓废情调。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音乐作品，往往在“革命”标题的掩护下，大肆污蔑、丑化人民革命斗争和劳动人民英雄形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音乐作品有没有标题，这丝毫不能改变作品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内容和阶级实质，丝毫不能改变作品本身客观的社会作用。因此，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以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待资产阶级的音乐作品（包括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联系一定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音乐作品的阶级内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空谈什么“情绪的变换和对比”、“健康、明朗”之类抽象概念来代替具体的阶级分析，实际上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掩盖音乐作品的阶级实质，以蒙蔽和欺骗广大群众。这是论争分歧的焦点。
绝不能脱离阶级分析，来空谈什么音乐作品有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任何文艺作品都只有具体的、阶级的社会内容，决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社会内容，也决没有什么抽象的“深刻”。宣扬资产阶级的音乐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等论调的真正目的，是掩盖资产阶级的音乐作品所反映的阶级内容，只能使革命人民丧失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警惕性，为资产阶级的文化渗透大开方便之门，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文艺阵地打掩护。
抹杀音乐作品阶级性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当前社会上和音乐界的一种崇洋复古倾向的集中表现。这种倾向，不仅反映在对待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有无社会内容的问题上，也反映在对待资产阶级标题音乐的问题上；不仅在音乐创作上反映出来，也在音乐演奏和音乐教育上反映出来；不仅在音乐战线上反映出来，也在其他文艺战线上反映出来，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抹杀音乐作品的阶级性，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音乐方面的一种反映。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穿，进行严肃的批判。
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问题上修正主义观点的实质。这种抹杀音乐作品阶级性的人性论，既是从欧洲资产阶级那里贩卖来的，又可以从中国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丘的学说里面找到根源。我们要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进一步批判这种修正主义观点。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充分认识这方面斗争的长期性。我们要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联系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艺战线（包括音乐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实际，对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修正主义观点和思想倾向，进行持续的革命大批判，在斗争的风雨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阵地。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叶剑英的信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77页）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1974.02.20；中发 [1974] 8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这一文件发到县、团级、可向基层群众传达。）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原文件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附录：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1972.05.01；中发[1972] 19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目前，高等学校一九七二年春季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自一九七零年招生试点以来，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各级领导对招生工作一般比较重视，注意发动群众，宣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较好地完成了招生任务，促进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发展。
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对于这些“走后门”进学校的青年的学习和进步，也是不利的。为了反对特殊化，纠正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现通知如下：
（一）各级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在方法上要切实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选送学员的地区和单位，要把中央有关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本地区、本单位的选送名额原原本本告诉群众，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推荐选拔；审批机关要了解群众评议和推荐的情况；学校要认真进行复审，有关领导机关和选送单位要给以支持。
（二）各有关领导部门、选送学员的单位和招生的学校，要按照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招生工作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对检查出违反招生规定的问题，应及时向当地有关党、政、军领导机关反映。各级领导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违反招生规定“走后门”者，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
（三）对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都要按招生条件办事，即：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本通知发到县、团和各高等学校。通知内容要向选送学员的基层单位的干部和群众传达。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
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同各条战线一样，一派大好，欣欣向荣。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蓬勃兴起，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越来越多，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鼓励和欢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取得的新胜利。但是，文艺战线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总是敏锐地反映着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在大好形势下，冒出个把毒草，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由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就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三上桃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说的是某公社杏岭大队，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发现此事，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
该剧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声称：“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嘛！”“《三上桃峰》就是要通过小题材表现大主题”。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三上桃峰》的“大主题”究竟是什么？
一
《三上桃峰》的出笼，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
在我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在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妄图用桃园对抗大寨，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深入。
但是，刘少奇一伙贼心不死，负隅顽抗。王光美不得不从桃园撤退以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死守桃园这块阵地。他们不仅在桃园附近立起了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她树碑立传，王光美还亲自跑到旧文联礼堂作报告，策动文艺界运用文艺形式来为她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就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个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
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及其同伙，倾巢而出，喧嚣一时。在当时被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的文艺界，以《一匹马》的故事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连环画、纪录影片和各种样式的戏剧、曲艺，纷纷出笼。旧中宣部的一个副部长，指令在北京的某一话剧院赶排同一题材的《春风杨柳》，叫嚷“要搞出样板，起示范作用”。旧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计划亲自带领一个文化工作队去抚宁县，把王光美蹲点的这个地方搞成群众文化活动的“样板”。
紧步周扬之流的后尘，一九六六年一月，山西省的《火花》戏剧专刊，以卷首的显赫位置，发表了根据上述通讯改编的大型晋剧《三下桃园》。请同志们注意：通讯中的真实地名是“桑园”，剧本却偏偏改为“桃园”。一字之易，点在题上，更为醒目。剧中大唱什么“社社队队全一样，唯有桃园不大同”，用反动的“桃园精神”，对抗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他们唯恐观众看不清楚这个戏的政治意图，还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原通讯中没有的人物──一个姓王的女县长，让她从幕后走到前台，颐指气使，招摇过市，用她之口点破这个剧本的主题在于歌颂桃园“社教运动的胜利果”。这是在文艺舞台上为刘少奇、王光美树起的又一块“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这块“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一九六五年推到了一九五九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说明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故事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作贼心虚，害怕马脚太露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人们不禁要问《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和支持者：既然明明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下桃园》，明明知道这个毒草剧本的要害所在，为什么现在又为它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迫不及待地搬上舞台？
《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曾经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这个戏跟刘少奇是同命相连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刘少奇垮台了，他们如丧考妣，于心不甘。经过几年的炮制，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明目张胆地把《三上桃峰》抛了出来，大喊大叫什么“《三上桃峰》是山西的代表性剧目！”“《三上桃峰》是经过七年锤炼的。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当演员表示不愿排练这个戏时，他们竟威胁说：“是毒草也要演”，不演就“以破坏革命现代戏论处”。看，他们要用这个戏来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气焰何等嚣张！可是，当革命群众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之后，他们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什么“没有看过原来的报道”呀，“不知道这个故事有什么政治背景”呀，等等。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事实胜于雄辩。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三上桃峰》是经过精心炮制，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抛出来的。《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抵赖不掉的！
二
从《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看，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从《三上桃峰》所表现的政治内容看，也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为刘少奇、林彪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
第一，《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竭力鼓吹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级。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三上桃峰》却千方百计地掩盖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二而一”。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杏岭的贫下中农和党员不反击，不斗争。剧中还将老六美化为想为集体“办好事”的人。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杏岭大队的大队长李永光，不仅不去表现党员、群众对他的斗争，反而为他开脱罪责，把他的错误性质说成是什么“本位主义思想”，还为他评功摆好，故意回避这场尖锐激烈的路线斗争。
在这个戏里，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可真是个人人“忠恕”、个个“礼让”的“君子国”呵！当年大刮吹捧“桃园经验”的妖风时，报纸上不是有人通过讲述小说《镜花缘》里“君子国”的故事，号召人们在创作中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君子国”吗？《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果然把一个“君子国”搬上了舞台。这个“君子国”不是别的，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已经建立过的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劳动人民重新受压迫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王国！
第二，《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狂热地宣扬刘少奇、林彪所贩卖的“孔孟之道”，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冒充为共产主义风格和无产阶级思想。
风格是观念形态，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风格是有阶级性的。《三上桃峰》所宣扬的这种不讲阶级、不讲路线、互相“礼让”的“风格”，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两千多年前，反动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之流鼓噪什么“忠恕”、“克己”，什么“礼之用，和为贵”，目的是“复礼”。刘少奇、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也大讲什么“以德报怨”、“忍辱负重”，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目的是复辟。《三上桃峰》所宣扬的“风格”，就是这种主张倒退、反对革命的孔孟之道，是束缚革命人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枷锁。剧中的“风格”体现者、主要人物青兰，就是奉行孔孟之道的典型人物。她在全剧中的行动，就是往来奔波于杏岭、桃峰之间，忙于补过失、堵窟窿。这是个只抓小事不抓大事、只顾“马情”不顾敌情的政治庸人。炮制者把这样一个依照黑《修养》的规格铸造出来的人物，冒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赋予她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名字，就是要人们学习青兰，做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以便推行他们“复礼”、复辟的反革命政治路线。
第三，《三上桃峰》的炮制者，采用含沙射影的卑劣手法，使用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语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诋毁和谩骂。
全剧结构的中心是马。戏的开头，作为主要人物的青兰，在初上场的唱段中唱道：“持续跃进，万马奔腾”；接着，在同一场，她又唱道：“他扬鞭催马猛驰骋，菊花青怎经得猛烈奔腾”，于是，全剧就围绕着这匹病马兜起圈子来。剧本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此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后来，它被猛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就“浑身淌汗，四肢发抖”，卧倒在地，终于死去了。对此，剧本叫嚷“要接受教训”。好一个“接受教训”！须知这个剧本是把故事的发生年月别有用心地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革命红旗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剧本刻意讲述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它的矛头所向难道还不清楚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咒骂，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诬蔑有何不同？和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搞的太猛，出了毛病”的黑话，有何不同？和林彪一伙攻击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的黑话，有何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所结出的胜利果实是抹杀不了的，这种咒骂只能暴露出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更有甚者，当剧本写到病马累死之后，另一匹马就立即登场了。这匹大红马是由剧中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牵上台的。这匹象征着资本主义“胜利”的马一上场，就博得了满台人物的一片喝采：“好马！好马！好马！”连用三个“好”字。无需再做解释了，作者的用心已十分明白。他们就是要通过这两匹马的对比，咒骂党的正确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
晋剧《三上桃峰》大肆兜售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货，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们叫嚷这出戏要表现的“大主题”，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刘少奇、林彪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有人还叫嚷这出戏“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敌、与革命样板戏为敌的反动面目。《三上桃峰》正是顽固地坚持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集“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人性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之大成的大毒草。
三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例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从《一匹马》、《三下桑园赎马记》，到《三下桃园》，再到《三上桃峰》：桑园改桃园，桃园变桃峰；一匹病马上台又下台，下台又上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不管革命的阶级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的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还是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想避免，也不可能。它说明了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从来就是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现象，就是政治上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翻案风在文艺上的表现；这也是和国际上阶级敌人反华、反共、反革命的反动逆流相呼应的。它还说明了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击中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要害，他们必然要跳出来进行破坏和捣乱。
因此，我们对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批判，不是一般的文艺论争，不是什么创作问题，而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今后还要长期地进行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密切注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反击一切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关于拍摄《太阳与地球》影片给王洪文李先念吴德的信
江青在科影厂关于拍摄《太阳与地球》影片的信件上的批语
洪文、先念、吴德同志：
这是件大事，不仅青少年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也需要学习这种知识。北京天文馆被外国人占领了，只有中国人一个画面。而天文学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并且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单是二十四史上就占有很大篇幅。
有些中国人不象中国人，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应该批判他们。我们建议支持拍电影，并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整理、研究祖国的天文学。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江青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 拂晓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湘晖的文章《评湘剧《园丁之歌》》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和持久的发展中，我国文艺革命的形势一派大好。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对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和一些坏作品展开了深刻有力的批判。名为歌颂教育革命的“教改新篇”，实为吹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湘剧《园丁之歌》，就是正在受到批判的一出坏戏。《园丁之歌》是在我们湖南一九七二年的专业文艺调演中出笼的。当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一小撮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竭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糟了”，污蔑教育质量“今不如昔”。在文艺领域里，他们反对学习、移植和普及革命样板戏，散布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园丁之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是教育战线、文艺战线上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园丁之歌》写的是两个教师对一个所谓顽皮学生进行教育的故事。它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它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兜售“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黑货；它反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鼓吹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批判。一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而《园丁之歌》却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取消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园丁之歌》的主题歌——“百花园中花似锦，花红要靠育花人，滴滴汗水花上浇，喜看来日满园春”，在序曲、尾声和剧中，以幕后合唱的形式出现了三次。它所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园丁”主宰学校的一切。“园丁”是谁？俞英对方觉唱道：“好花要靠园丁育，你我共同努力把水浇。”显然，这个“园丁”指的就是俞英和方觉这样的教师，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世界观并未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园丁之歌》把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园丁”来歌颂，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维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复辟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党的阳光雨露，哺育青少年一代茁壮成长；是党的辛勤耕耘，培育革命新苗欣欣向荣。同时，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团结、改造、教育和培养了教师队伍。我们的教师大多数是好的，坏人是很少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教师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战线上一切革命成就，都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结果。因此，要完成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要由党来领导，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园丁之歌》根本不去表现党的领导，却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园丁”，这难道不是为了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吗！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儒家的道统，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剥削阶级从私有观念出发，总是把知识当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把学生视作教师私相传授的“门人”、“弟子”。因而，他们要鼓吹和树立“师”的权威。从孔老二的“师道尊严”到修正主义者的“教师中心论”，都是这样的货色。例如，汉初韩婴的《韩诗外传》上说：“夫春树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历来的儒家，就是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的。《园丁之歌》里的俞英不是也说，“看明朝桃红李熟一派丰收景”，大做“桃李满天下”的剥削阶级“园丁”之梦吗？修正主义的反动教育权威凯洛夫，胡说什么教师是学校里的“园丁”和“中心人物”，教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项指示”，对学生都“具有法律性质”，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刘少奇一伙拣起这些封、资、修的破烂，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园丁之歌》就是宣扬这一条路线的。与此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路线，学校和教师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教师是党派到教育战线为无产阶级教育青少年的革命战士，他们必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传授社会主义文化知识。但是，教师为了改造世界观和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还必须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和同志的关系。《园丁之歌》把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比作“园丁”与“桃李”的关系，这是对社会主义学校师生关系的严重歪曲。当这种关于“园丁”的论调受到批判以后，有人竟然还辩解说：“《园丁之歌》里的俞英是共产党员，怎么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不对！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实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那些标榜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时尖锐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在《园丁之歌》里，俞英虽然挂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她推行的却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另外，在剧中既看不到党组织的存在，又看不到俞英和党组织之间有什么关系。把这样的一个人说成是党的领导的体现者，显然是一种不分路线是非，混淆个人与党组织区别的糊涂观念。二 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是鼓吹“智育第一”？这是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学校里，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要地位。而刘少奇、林彪却鼓吹“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园丁之歌》就是为这一教育方针吹喇叭的。在《园丁之歌》里，方觉成天忙于抓“作业”、抓“考试”、抓“分数”，完全是一个“智育第一”的推行者。一开场，我们就看见方觉在眉飞色舞地批阅一份百分卷：“对啦！（打钩）对啦！（打钩）全对啦！”“是棵好苗子”。另一方面，他把蔑视“智育第一”的学生陶利攻击为糊不上壁的“稀泥”，不能成材的“锈铁”，抓不住的“野牛”。他恶狠狠地把陶利的小火车摔在一边，破口大骂陶利“不务正业”，“好逸恶劳”。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方觉是以智育作为选择“苗子”的唯一标准的。作为正面人物形象来歌颂的俞英态度怎样呢？她不但没有对方觉的错误进行批判和斗争，而且跟着方觉一道骂陶利为“锈铁”和“野牛”，为方觉的错误百般辩护，把方觉对陶利的“管、卡、压”，美化为对陶利的“严格要求”、“关心”和“爱护”。她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只强调文化知识，高唱“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实质上就是赤裸裸地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能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首要的是看执行什么路线，而不是文化的高低。如果路线不对，文化再高，也只能为错误路线服务。《园丁之歌》不但把文化当做挑革命重担的唯一条件，而且它鼓吹的所谓“文化”，实质上仅仅指的书本知识。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直接知识，一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间接知识。“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过去有许多工农出身的老同志，他们在参加革命之前，没有掌握多少书本知识。参加革命以后，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挑起了中国革命的重担，边干边学习，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反过来指导他们把革命干得更好。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我们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创造了条件。我们批判《园丁之歌》宣扬的“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决不是取消智育，不重视文化。关键是看把智育摆在什么位置上，是不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毛主席历来重视革命人民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必要性，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因此，学生应该努力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学好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园丁之歌》宣扬的资产阶级“智育第一”，完全是骗人的幌子。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刘少奇、林彪疯狂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实际是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打掩护的。在《园丁之歌》里，俞英不是扬言要做什么“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转变”学生的思想吗？可见她也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的。然而，她是在“耐心细致”地向学生灌输“智育第一”、“文化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她搞的思想“转变”，不是向无产阶级转变过来，而是向资产阶级转变过去，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不是革命，而是复辟。诚然，在《园丁之歌》里，俞英和方觉是有矛盾的，但并不是两条教育路线的矛盾，而是在推行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中两种方法上的矛盾。他们二人都是主张把陶利往修正主义路线上引的，不过方觉主张压服，采取“简单粗暴”的“管、卡、压”的办法；俞英则主张诱服，披上“启发诱导”的伪装，实行资产阶级的人情感化和变相的“管、卡、压”。一个是硬，一个是软；一个是“打”，一个是“拉”。他们都是贩卖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如果说，方觉是一个蹩脚的推销员，那么俞英就是一个颇为能干的推销员了。三 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园丁之歌》鼓吹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呢？我们从它对待两个学生的不同态度上，可以找到答案。作为转变人物塑造的学生形象陶利，虽然被歪曲为“不守纪律、不爱学习、不讲礼貌”的“淘气”学生，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方向基本上是对头的。第一，陶利的父亲是火车司机，他表示长大以后也要开火车。方觉质问他：“读书为什么？”他回答：“为革命。”方觉又质问他：“玩小火车呢？”他回答：“也为革命！”这说明陶利有一个为革命而学习的明确目的，没有沾染孔老二“学而优则仕”和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毒素。第二，陶利虽然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但能制作出小巧的火车模型，说明他重视实践。第三，陶利对于教师方觉推行的资产阶级“智育第一”和“管、卡、压”，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且进行了某些反抗。而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的学生形象小玲，则与陶利恰好相反。她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不但自己死啃书本，什么都不管，而且还拦阻陶利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抗，协助教师把陶利拉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来。剧本把陶利加以丑化，骂之为“小淘气”；而把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唯命是从的小玲予以美化，让她当上“学习组长”。这种颠倒是非的一褒一贬，究竟鼓吹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不是十分清楚了吗？《园丁之歌》宣扬的这一套完全是孔孟之道。二千多年前，孔老二的学生宰予对死啃书本不感兴趣，有时打起瞌睡来，孔老二就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樊迟要求学种庄稼和蔬菜，孔老二就骂他为“小人”。俞英和方觉，正是继承了孔老二的这种反动思想，竭力要把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引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邪路上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蓬勃发展，开门办学的革命行动，打破了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老规章，搅乱了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旧秩序。象俞英、方觉这类迷恋旧教育制度的人，总是千方百计要退回到旧的轨道上去。《园丁之歌》叫嚷什么陶利的“火车虽好离了轨”，就是指责陶利离开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轨；叫嚣什么要给陶利“引路”，就是要把他引向修正主义之路。其实质，就是要复辟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那一套，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湘剧《园丁之歌》出现在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上层建筑包括文艺和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和复杂的。列宁指出：“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联系斗争实际，认真看书学习，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育、文艺阵地，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而斗争。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 评湘剧《园丁之歌》》
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坏戏。它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的大好形势下，联系教育战线和文艺战线的斗争实际，把这个坏戏作为反面教材，提供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批判，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划清两条教育路线、两条文艺路线的界限，巩固并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很有必要、很有现实意义的。
《园丁之歌》的剧情，说的是一个工人的孩子陶利，本来很有生气，因为想当火车司机，爱玩小火车，就被教师方觉斥为“不守纪律、不爱学习、不讲礼貌”，甚至是不能成“材”的“锈铁”；但在另一教师俞英的“循循善诱”之下，终于“悔悟”过来，“进步了”。这出戏通过它的剧名和全部情节，特别是对俞英这一主要人物的塑造，向观众宣扬了如下的观点：一、培养我们青少年的“园丁”是教师；二、没有文化就不能承当革命的重担；三、学生如不循规蹈矩地死啃书本，就是“糊不上壁”的“稀泥”。十分明显，这些观点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一系列革命变革的反攻倒算。对此，必须坚决批判。
“花红要靠育花人”，“培育还靠好园丁”，这是贯穿《园丁之歌》全剧的主调。这个主调，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培育青少年一代的“园丁”。俞英、方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这就不只是一个剧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事业的领导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的学校，竟然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的这块“世袭领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开进了学校，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与广大革命师生一起团结战斗，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了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胜利。毛主席指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因此，如果把我们的青少年比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幼苗”，那么，培育革命幼苗的“园丁”，就是我们伟大的党！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着革命幼苗茁壮成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青少年一代前进的方向！
两个阶级争夺教育阵地的斗争，必然要在领导权问题上进行长期的、激烈的反复较量。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资产阶级对于失去这块“世袭领地”，是怎么也不会甘心的，他们总是要用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资产阶级的“教师治校”等谬论，来排斥和对抗工人阶级的领导。《园丁之歌》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树人”的“园丁”，甚至称之为什么“引路人”，大加美化和颂扬，其实质就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而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
革命的教师，是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我国有一支很大的教师队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涌现出许多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同时由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不断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自觉性。在党的教育事业中，一个革命教师的职责是光荣而又重大的。教师在组织、进行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应当发扬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但是，作为教育者，又“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革命的教师和革命的学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和同志，应当互教互学、共同前进。《园丁之歌》否定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恢复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园丁”和“桃李”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否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园丁之歌》在俞英的最后一个唱段中，唱出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谬论，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强调文化的重要。这是在文艺舞台上露骨地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至上”论，贩读“智育第一”这一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在这出戏出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鼓噪一时，胡说什么“教育质量下降”，要走“关门教学”的老路，妄图迫使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死啃书本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个新生事物。联系这一现实的阶级斗争背景来看，《园丁之歌》宣扬这样的谬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出戏的全部剧情，集中到一点，就是围绕着解决所谓“学生不好学”的问题，渲染俞英同方觉的“矛盾”。其实，俞英同方觉在维护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鼓吹“文化至上”，贩卖“智育第一”的黑货，配合默契，殊途同归。他们的争吵，不过是“方法”之争。《园丁之歌》就是以这种“方法”之争，掩盖了宣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质。方觉用“停课”、“没收”等“管、卡、压”的“行政手段”来推销“智育第一”，俞英却认为这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只是不如她那样“夫子善诱”，“水往根上浇”罢了！她可以同陶利一起玩小火车，然后搞了个“突然袭击”，用一道难题把这个“不好学”的学生憋得“脸上发烧汗直淋”。她还善于进行这样的“忆苦”教育：以陶利的祖父在旧社会因“望儿成长”，宁可乞求地主的阎王债，也要送儿子去进学堂的家史，来诱使这个爱玩小火车的孩子──“淘气”，“晓得没文化开车也开不上”，服服帖帖地当“智育第一”方针的俘虏！请同志们想一想，象陶利的祖父那种行径，不也颇有点武训那种“穷人若是能识字，就不会受人欺负”的味道吗？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时代，不去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根毫毛，反而做着“望儿成长”实即“望子成龙”的迷梦，请问，这是哪个阶级的“家史”教育？剥去这个戏所谓“教改新篇”的包装，原来还是武训那个“念书好！念书好！”的腐烂货色，是宣扬“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的孔孟之道。
“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它完全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承当革命重担、推动历史前进的，难道不是创造文化却不能占有文化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反而是那些奴隶主、地主阶级的“圣贤”和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吗？在我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史上，不是也有成千上万从未进过校门的工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勇挑革命重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吗？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虽然一切剥削阶级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但是为推翻那些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承当革命重担的，恰恰就是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广大劳动人民。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普及教育和工农兵上大学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文化，只有掌握在革命人民的手中，才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所以，决不是没有文化就不能干革命，而是掌握了文化更好地干革命。《园丁之歌》鼓吹这种“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然挑战，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对《园丁之歌》中陶利这样的学生持什么态度，反映着究竟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来教育青少年一代的斗争。陶利本来不错，朝气勃勃，热爱劳动，立志要当工人。他的行为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种抵制和反抗。但剧本却硬说他“错”。他究竟“错”在哪里呢？无非是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的轨道。把陶利这样的学生视为“糊不上壁”的“稀泥”、“不成材”的“锈铁”，却把小玲那样“五分加绵羊”的学生，树为“桃李”的标本，这就清楚地表明《园丁之歌》所鼓吹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时而贩卖“读书做官”论，时而又散布“读书无用”论，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问题从来就不在于读书是否有用，而在于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所用。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必要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死读书、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方式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为着把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校学生必须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必须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并使这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书本知识，同阶级斗争的实际，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果依着《园丁之歌》宣扬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只讲脱离实际的文化知识，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又红又专，那就是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即使培育出有“高度的文化知识”的“桃李”，也不可能承当无产阶级的革命重担，而只能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栋梁”和“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由他们去驾驶“时代的列车”，就会象苏修出现的那种情景，大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园丁之歌》所唱的，就是这种“克己复礼”的调子。它要复“师道尊严”、“智育第一”之“礼”，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之“礼”，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礼”。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象这样的调子，现在有人在唱，今后也还会有人要唱的。便是，教育革命的小闯将黄帅说得好：“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肃清其影响，这是教育战线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必将在这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中，夺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风庆”轮党支部的文章《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篇振奋革命精神的文章，很值得一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种精神面貌在“风庆”号船员们身上又一次表现出来。“风庆”号首次远洋试航成功，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凯歌，它长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志气，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风庆”号的革命精神，我们应当加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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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前夕，我们“风庆”轮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祖国人民和上海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关怀下，完成了历时一百五十天，往返三万二千海里，运载货物二万二千吨的远航任务，胜利地返回了上海港。
“风庆”号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它出厂后首次航行就跑地中海，途经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穿越七个海峡，先后两次绕过好望角，四次通过赤道，全程等于绕地球赤道一圈半。象这样国产的万吨轮远航欧洲，在我国航运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风庆”轮全体同志，肩负党和阶级的嘱托，行驶这第一次，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不是一次寻常的远航，而是一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斗，是对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能力的一次检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但又充满信心。我们出航的船员虽然只有六十一个人，而“护航”的却是包括广大造船工人在内的亿万祖国人民。万吨轮载着万颗心，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一路上，任凭风浪高，暗礁险，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风庆”号始终英姿飒爽，昂首向前。三万二千海里航行，是不平凡的三万二千海里。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是大长无产阶级志气的三万二千海里。它鼓舞着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给了那一小撮反华小丑一次沉重的打击！它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风庆”轮的胜利远航，为我国造船工业和远洋运输事业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我们国家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起，就有了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制造这种远洋货轮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单单上海就造了二十余艘。为什么国产船直到今天才远航地中海？是因为以前的船质量都不好吗？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造船工人狠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船越造越多，而且越造越好。许多船是完全具备远航条件的。那末，是不是我们的海员不想驾驶自己的国产船去远航呢？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许多老海员尝过帝国主义压迫欺侮的味道，受过外国轮船资本家的气，日夜都盼望迅速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那有一个爱国的船员不愿意驾驶国产的船跨洋过海！国产的万吨轮所以没有及早远航，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种种阻力。有那么一些人，满脑子崇洋迷外，他们迷信外国的船，而对于国产的船总是百般挑剔，说这也不行，那也不灵。他们散布种种怪论调，说“国产船只能跑近海，不好跑远洋”，说“国产的万匹机不可靠”。有些人甚至作出荒谬的结论：外国机的质量有毛病是偶然的，国产机的质量出毛病是必然的。因此，明明可以航行到世界各个港口的国产万吨轮，却一艘艘被卡住不能去远航。今年年初，人们对于这种状况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终于爆发了一场大争论。这艘万吨轮经过三百个小时的试航，证明主机、船体、导航仪器、水密装置以及舵机的性能都可靠。可是，有些人却偏偏扭住某些问题进行多方刁难，致使交船的日期一再拖延。江南造船厂的工人首先对这个问题贴出大字报，尖锐地指出：不是船有问题，而是某些人的脑子有问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炮轰得好，轰得大快人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广大海员工人和造船工人并肩作战，批判了林彪投降卖国、复辟倒退的罪行和崇洋媚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船的船员同“国产船不能远航”的怪论进行了斗争，贴出了一张题为《我们要革命，“风庆”要远航》的大字报。许多船员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第一条航线也是人开辟出来的，国产船远航我们一定要实现。有些人议论讥笑我们，说我们要驾驶“风庆”号去远航是想出风头，“风庆”号要改名为“风头”号。船员们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们不出个人的风头，我们是为自己的阶级争气！万吨轮、万匹机的制造成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我们争国产船的远航权，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怕前面有千层恶浪，我们驾驶“风庆”轮远航的决心是下定了的。
“风庆”轮的远航，正象广大造船工人和船员说的，是批出来的，是斗出来的。没有批林批孔的革命群众运动，就没有这一次远航。这件事，使我们又一次体会到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重要性。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形形色色的崇洋迷外思想就会抬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得不到很好贯彻；抓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把资产阶级歪风压下去，无产阶级正气得到发扬，革命精神大振，好多本来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也就办到了，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加快前进了。“风庆”轮远航的胜利，正是批林批孔这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有些人总是瞧不起国产的东西。这次“风庆”轮远航，有人就曾经散布说，“风庆”轮可以远航，不过要把船上的雷达、电罗经等五件国产的仪器设备换成进口的。革命的海员工人和上海产业工人一起，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说换吗？可以，船上还有测向仪、超高频无线电话和尼龙缆绳这三件是进口货，要换上国产的。我们要全部用上自己国产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我们主张排外吗？当然不是。我们并不是一概拒绝外国的东西。船上用一点外国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外国的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都要加以研究，作为借鉴。问题是立足点放在什么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换”，一个要把国产的东西换掉，一个要把国产的东西换上，这不单纯是技术业务问题，而是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感情、世界观，是要不要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对自己国产的东西没有感情，这也不称心，那也不放心，那就连爱国主义也丢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了。一艘万吨级的货轮，好比一个流动工业展览会，反映着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世界上能造万吨轮的国家，一艘船里全部用国产装备的也不多。有的只造一只船壳，舵机、主机、辅机、导航设备等，往往是用几个国家的产品装配起来的。我们的“风庆”轮，从机器设备到船员的生活设施，全部是国产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五年的艰苦奋斗，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次“风庆”轮航行三万二千海里，停靠八个国家的港口，每到一处，人们问起我们船的一切，我们总是扬眉吐气地回答：都是中国造的，都是我们国产的东西！当我们向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取得的胜利而喜悦，为祖国的日益富强而自豪！
有的人也许会说，他不是不喜欢国产的东西，而是担心它的质量不可靠。一艘远洋轮，跨重洋，过大海，要经过无数惊涛骇浪，航行设备的质量当然不能忽视。但是，对质量问题，不同的立场也会有不同的回答。产品不使用，就实现不了使用价值，质量是高是低也无从考核。在使用中提高，在使用中完善，生产的发展过程从来就是如此。不是十全十美就拒绝使用，那就会把一种产品扼杀。产品质量的完善总是有一个过程的。翻开世界造船和船用柴油机的历史，从制造二十五匹马力的船用柴油机到比较稳定可靠的万匹机，资本主义国家就花了整整七十年。难道现在他们的产品就那么十全十美了吗？我们船的一位船长就有过亲身的经历。一九七二年，他先后驾驶过两艘从国外买来的远洋轮，都出过大事故，分别在海上漂了八个小时之多，而损坏的主机正是所谓信得过的“名牌货”。我们的远洋轮的质量这样？事实是最好的见证。这一次的三万二千海里航程，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又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珊瑚礁密集的地区，波涛汹涌的海峡，狭窄的港湾，都经历过了。好望角，人们称之为“天无三日晴，海无三日宁，好望不好过”的地方，我们的船两次安全通过。一次风达八级，浪高四米，有条外国船高挂黑球两只，表示已经失去控制能力，而我们“风庆”轮却笑迎狂风黑浪，胜似闲庭信步。整个航程，主机运转了二千三百小时，在南非两岸先后两次连续运转十六天以上，性能很好。一路上，经受了春夏秋冬四季，大风、巨浪、迷雾、暴雨、低气压等各种气候条件的考验。有人不是信不过我们国产的雷达、电罗经、发报机等五大件吗？事实上，正是这些国产的设备，保证了我们的万吨轮安全航行。我们年轻的造船工业和船用设备配套工业，尽管还有这样那样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远洋轮已经具备远航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提高远洋轮的质量，不光是造船工人的事，我们海员工人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经过一次远航，我们积累了一些资料，为建设海上铁路取得了一些经验；不断地远航，就可以不断地积累资料，我们的远洋轮也就可以不断地完善。造船工人和海员共同努力，我们的造船工业和航海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发展。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群众振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象大洋的水，载得起千条万条船，力量大无边。“风庆”轮这次远航，是在批林批孔的革命高潮中开始的。通过批林批孔，提高了海员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激发了大家的革命责任感。出航前，大家一边搞革命大批判，一边紧张地开展学习掌握新船性能的活动，做到技术上精益求精。船员说：造船工人为祖国造出这样好的争气机、争气船，我们一定要做争气人，开好争气船。全程三万二千海里，无论到那个港口，我们的船外面漂漂亮亮，里面清清爽爽，外国朋友称赞我们，海外侨胞夸奖我们，都说我们的船不仅质量好，而且保养得也好。有的外国人到机舱参观，看到那么整洁，惊讶地说：“啊，这里简直可以供我们跳舞。”若问我们船员的责任感究竟怎样，只要举一举货物保养这件事就够了。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运往罗马尼亚的是一万一千吨大米。大米，是货物中比较“娇”的东西。放在货舱里两个月，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变化。两次经过赤道，大舱气温高达四十度。海上遇大风，巨浪淹没甲板，冲刷着整个舱盖。为了使大米不受损失，大副带领护粮小组的船员，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闷热的夏日，始终每天三五次地检查货舱，使舱温、米温和空气的湿度保持适当。从上海到康斯坦萨港的近两个月时间，米温始终没有超过三十度。到了罗马尼亚，一万一千吨大米，无霉无蛀，完好无损，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好评。从上海到罗马尼亚，又从罗马尼亚回上海，历时一百五十天，举船上下，团结战斗。全体船员一路上写诗写文，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风庆”轮远航三万二千海里，扬眉吐气地回来了。有的同志说，这次是光荣地开出去，胜利地开回来。我们说，正是这样。不过，还得加上几个字：是斗争中光荣地开出去，斗争中胜利地开回来，斗争并没有结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既然是长期的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反对崇洋迷外，也是长期的斗争任务。崇洋迷外的思想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留下来的破烂货，只要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思想总会一再冒出来。彻底地扫除这些垃圾是需要时间的，不能指望经过几个回的战斗就完全解决问题。
不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风庆”轮远航的前前后后，种种扣人心弦的事迹，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这艘船和船上的设备是经过上海和全国五百多个协作单位造出来的。这些单位的工人用的是怎样的精神呢？造船体和主机的是江南造船厂。他们造的第一台主机，是在船体车间旁边的一个空地上，搭起芦席棚安装的。为了保证主机的质量，下雨时，工人用自己的衣服盖在机器上，免受损坏；天热时，工人整天在机器旁观察阳光直射带来的影响。他们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汗水浇出高质量的争气机。船上的尼龙缆绳是一家二百五十人的弄堂小厂──红卫绳带厂造的。厂房低矮，场地狭小，工人们挖地六尺，装起自己设计的机器，造出高质量的争气绳。在我们准备远航的期间，也不知道有多少协作厂的工人上船来，帮助我们熟悉各种新设备的性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备品备件，千叮咛万嘱咐，祝我们远航胜利。所有这一切，说明我们中国的工人有着坚定的信念，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海外，我们遇到过不少侨胞，他们以热切的目光望着我们的“风庆”轮，有的把上一次甲板比作踏上一次自己的国土而感到高兴。毛里求斯有一位老华侨，有子女九人，“风庆”轮一靠岸，就扶老携幼上船来参观。老人从船头到船尾，从驾驶台到机舱，细细看，轻轻摸，看到样样是国产品，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华侨的报纸以最醒目的标题发表文章和消息，介绍这艘国产的万吨轮。我们离港时，侨胞们赶来不断地招手，含着热泪高声地喊着：“祖国的船，不断地来啊！”这种动人的场面说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不仅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是海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的共同愿望。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都热烈地希望我们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取得更大成就，以更好地完成我们担负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
“风庆”轮的第一次远航结束了。但是，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我们要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长风，破万里浪，不断奔向胜利的前方！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第十一期；
转载 《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等文件的通知
1974.12.31；中发[1974]32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上海市《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及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八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二十一，预计一九七四年将下降到千分之十九左右。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五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今年可能还有三、四个省达到规划要求。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到一九七三年底，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仍有十三个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千分之二十以上。这些地区要实现“四五”人口规划指标，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上海等先进地区的经验说明，搞好计划生育，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经常抓，抓得紧。要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作用，做到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认真地反复地宣传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批判刘少奇、林彪、孔孟在家庭、婚姻、生育问题上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不要强迫命令。要普及节育科学知识，把避孕药具送上门，方便群众。医疗卫生部门要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加强妇幼卫生工作。各地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口头传达到群众。)
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的教导，发动和依靠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认真抓了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使全市的人口出生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十七，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点二五(市区为千分之六点九五)；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十一点三，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四点七八(市区为千分之一点四八)。今年上半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低于去年同期。
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各单位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积极组织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开展革命大批判，使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更加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虹口区新港街道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召开批判会、声讨会，组织小分队演出，狠批刘少奇和林彪一伙在家庭、婚姻问题上宣扬的修正主义谬论以及孔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等反动观点，提高了广大居民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自觉性。有些同志说：现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男孩、女孩都可以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工人阶级应该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目前，全街道生了两个女儿的育龄夫妇有二百零一对，其中一百八十五对已表示不再生第三胎。
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各级党组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地区和单位，按照“晚、稀、少”的要求，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自报互评的方法，制订生育规划。川沙县金桥公社张浜大队，在制订一九七五年生育规划时，通过调查摸底了解到，打算生育的对象有三十八名，这样出生率就要高达千分之十八。大队党支部先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然后组织贫下中农进行回忆对比，干部上门促膝谈心，做细致工作。在分清路线、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讨论规划，讨论中出现了“二胎让新婚，新婚提倡晚胎”的动人景象，许多育龄妇女主动推迟生育时间，全大队预计明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九。
为了真正实现生育规划，各单位还反复做工作，把工作做得更扎实。许多区、县、街道和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生育规划“半年一修订，每月一检查”的制度，及时分析群众思想动态和晚婚、生育规划的落实情况，交流经验，提出改进措施。同时，发动计划生育工作的骨干，根据群众需要，挨户送避孕药具上门，把工作做到家。如上海县辛庄公社莘联大队助产员顾美玲同志，积极主动送药上门，发现服药后有反应的，及时处理，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坚定服药者的信心，消除不必要的顾虑，数年如一日，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她的先进事迹在全市宣传推广后，许多单位都涌现出一大批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分子。由于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全市一百二十八万余对已婚育龄夫妇中，已有一百零六万余对落实了各种节育措施，节育率达百分之八十三。
在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中，少数单位一度出现过强迫命令和违反政策的现象。对此我们反复强调了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纠正了这种现象。如上海县有的公社采取不给婴儿报户口等办法去限制出生率，但出生率却是全县最高的。县委注意了这些情况，要求各社、队加强思想教育，狠抓政策落实。这样做的结果，全县人口出生率从一九七二年的千分之十三点零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点九八。
几年来，我们还注意不断提高节育手术的质量，积极组织避孕药的科研和生产，现已鉴定推广的有口服避孕药一号、二号，薄型口服避孕片，避孕针一号，探亲避孕片一号、五十三号，以及中药引产天花粉针剂等，看来都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实践证明：计划生育工作，抓与不抓，大不一样。一九六七年，有些单位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一九六八年全市的人口出生率，从上年的千分之十二点三上升到千分之十五，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积极抓好。一九六九年就稳定下来，以后逐年下降。在工作中，注意了抓两头，特别是抓住郊区农村这个薄弱环节。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郊区各县的人口出生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六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三点九五，初步扭转了农村人口出生率较高的状况。现在各级党组织普遍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健全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同时，注意发挥妇女、工会、共青团等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从公社到生产队，从街道到里弄，从工厂到车间、班组，基本上做到层层有人抓，块块有人管，从组织上保证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但还有些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得不够好，出生率较高。有的单位工作做得不细，有强迫命令的现象。
最近，有关部门对上海人口发展的趋势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由于解放初期上海人口出生率高达千分之四十左右，这批青年将陆续进入婚期。因而一九七五年以后人口出生率可能有上升的趋势。为了使市区的人口出生率保持稳定，郊区的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我们准备再作些调查研究，依靠群众把这项工作认真抓好。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批林批孔为强大政治动力，积极加强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精神，抓紧、抓细，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工作。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2010年2月21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