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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第一章第二节 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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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将摘录、整理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送毛泽东阅
   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政治委员。
   
   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我有一个总的印象,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问题集中在资产阶级法权上。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要加以限制,如何限制,这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关系,还不很清楚。主席提出的问题,大家很重视,震动很大,但认识不很深刻,还要继续学习。《人民日报》搞社论,请示主席,把主席指示综合发表,让全国知道。
   主席讲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我们有经验,要研究。一个是三自一包,不限制商品交换,完全听价值规律起作用,发展下去就是高薪等等,资本主义泛滥。还有一种是完全取消商品生产。这次主席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一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是限制。为什么要限制?为什么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限制?
   人大开会时,住京西宾馆代表抢购东西。百货大楼,招待代表,享受资产阶级法权,这不是中央规定,北京搞的。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有学生绝食。他们实行招农,社来社去,一批学生不干,一条歪理,分配在国家机关、工厂也是为人民服务,不回农村。本来和农民差别不大,但是要求资产阶级法权。党委要本届改社来社去,他们要求下届才改,问题未解决,就绝食。
   送礼这种歪风,很恼火。
   两派问题,总要想办法,搞下去只能对敌人有好处,不能批资,也不能提高群众觉悟。主席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不听。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次学习运动看能否解决一下。两派搞民兵互相打就糟了。
   评电影《创业》有无把握,我和江青都没有看。
   
   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这个指示,对于进一步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运的历史意义。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重要思想根源孔孟之道,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是,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象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对尚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应该加以必要的限制。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糊涂观念,甚至把某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只有认真看书学习,才能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将长期进行下去。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在梦想着恢复自己已经失去的天堂;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腐蚀,除了在小生产者中和仍然保持着小生产者的习惯的一部分农民中还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之外,党员中的一部分,工人中的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还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更是长期的、复杂的。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复辟将仍然是随时可能的。
   就拿国营经济来说,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
   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以前,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消失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一部分富裕的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种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必然严重影响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必然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矛盾。如果不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斗争,集体经济就可能变质,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在农村复辟。
   在我们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在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有这些因素存在,就可能滋生资本主义,也就可能滋生修正主义。因此,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尚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还是继续扩大它,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在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就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后又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重大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伟大实践。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1975.02.18;中发[1975]5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毛主席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不久将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也请你们认真学习,并且要努力多读一点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这个学习可以同批林批孔紧密地结合起来。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在学习中,注意联系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亲自对目前实际状况做一点调查研究。同时,要领导并帮助党员和群众学好。注意总结学习中的先进经验。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
   本通知和毛主席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
   学习的情况和问题,望及时报告中央。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主席带信,叫我也写文章。
   主席说:列宁语录要补充,改为马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登《人民日报》、《红旗》,写编者按。
   很少接到画三个圈的。
   新资产阶级分子背后,还有老资产阶级。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已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他们上台,政权就会丧失,资本主义就会复辟,是不是这样?林立果、黄、吴、叶、李、邱,都是新资产阶级分子。
   电影《创业》,江青意见,群众说好,冷它一段再写。一分为二,可以写出来,好的肯定,缺点错误指出。题材是不错的,初步感到乱。党中央用飞机送《矛盾论》、《实践论》,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再想想。文化部已通知各报不写评论。听听文化部有什么反映。我和江青的批语不要讲出去。我们积累群众的反映,先把文章写起来,不急,不一定马上就用。原来江青说,报告文学很动人,要他们看,但不要搞真人真事。历史背景要推敲,一直写到党中央。再研究,不做结论。影片乱一点,为什么从解放前写起来?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如果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有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这个问题,主席曾多次发表过指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军队的学习,过去走在前面,我们军队工作非常重要,现在这次学习,我希望还走在前面。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
   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这里我再读一段,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这是主席在六九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正如主席所说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我还给同志们念一段,主席说:“大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我念主席的这几段话的意思,是为了说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才偶然提出来的,而是多年来主席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还准备选编一些主席的语录,不知道主席同意不同意发。
   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修正主义几次上台,都垮了,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都完蛋了。如果我们学习得好,政策正确,主席的路线被我们充分理解,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非常有希望。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
   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
   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
   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个别对我说:“洪文同志那里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军队同志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搞好军队工作,显然关系重大。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守着自己偏于感性的和局部的经验,不认真读书,缺乏理论,不仅工作上抓不住问题,提不起纲来,更危险的是政治上容易上当受骗,可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现实斗争中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剖析孔丘的“仁”》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当前的思想情况:
   (1)等待,主要是领导干部。群众有个“急”,希望要赶快搞。等的思想有各种原因,有的自己有点怕;有的是怕乱;有的是过去由于思想、政策界限不清楚,搞了几个月运动,落实政策要花几年的时间,如一打三反。现在有点“一次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情绪;还有一种认为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搞一阵子,运动过去了,还是老样子,与其得罪人,还不如不讲。
   (2)党内生活方面的问题。我和春桥同志的文章都讲到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到党内生活、政治生活,影响好多问题。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按党内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办事,不能按商品交换,拿原则作交易。这对党内生活是有影响的,是阻碍学习运动的。这种思想还要深入地批判一下。
   (3)学习和现行政策的关系。这一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的文章已讲了点,但只是一般地讲。现在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怕一冲击资产阶级,就违反了当前的具体政策。还有的地方,思想和理论没有搞清楚,怕一搞起来,就杀鸡、杀猪、砍树。现在83%的猪来自个体,公养的只占17%。这个情况不妙,搞不好,少给10%的猪,就要哇哇叫了,一发生没有肉吃,学习运动就搞不下去。这种关系如何讲好,处理好,道理要讲透。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定要破,当前政策一定要贯彻。二者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中要处理好。物质刺激也有这类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讲清楚,就会发生一种是对资产阶级不敢进攻;另一种是攻偏了。这也不行。那也要影响运动,又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结果,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是得不到解决。看情况反映,有些地方自留地有扩大的趋势,把公有的地占为已有。这个问题,政策上要讲清楚。要很细致。弄不好,又要收自留地。城市里占房子,盗窃公家材料盖房子,名曰干部宿舍,实际上是私人别墅。批判资产阶级跟政策的关系,特别是基层干部,往往搞不太清楚。
   (4)安定、团结、两派的问题。目前是不敢碰。回避一下,一段时间还可以,但长久不行。云南在京开会,浙江最近好一点,也还有问题。别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况,基层单位就更多一点。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看材料当中,每天都要反映到头脑中来的。
   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我和春桥的文章都讲了,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但还没有一层一层地分析。没有给新资产阶级分子下定义。没有讲跟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区别。
   有几个问题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1)银行储蓄的利息,什么性质,属于那一部分?
   (2)房子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农村造房子,自己搞木料,自己所有。
城市盖房子,会不会变为生产资料剥削手段。有的干部在杭州山上盖两层楼小别墅,整天在上面从窗户看风景,这还算是共产党员?
   (3)还有协作和非法交易的界限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不要协作不行,交换渠道要研究,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分配不行,有缺口就有资本主义活动的场所。如何搞好协作,国家、地方、单位。这个问题搞不好,就堵不住资本主义。揪了一批,还会出问题。这个问题要研究。划清政策界限,批判资本主义但协作还要搞好。除了国家计划分配外,缺口怎么办?
   现在不要再搞两派了,尤其在党委内部,要尖锐而有分析地讲一下,我也没有希望一下子解决,但要让他收敛一下。
   国际形势,大动荡的局面,动荡得厉害。苏美两霸争夺,重点在欧洲、地中海、中东。现在看来,美国是个破落户。它自己不承认。实际上在越南、柬埔寨它是土崩瓦解。越南地方没有打什么大仗,但阮文绍已经土崩瓦解。施莱辛格比较有头脑,他说美国衰落了,有人要试试美国的力量(指苏)。
   苏修扩张得比较厉害。总要走向它的反面。如美国在五十年代那样,手伸得很长,最后群起而攻之。现在苏修利用修党到处搞欺骗。我们同日本订友好条约,现在日本要从田中访华公报后退(不称霸也反对第三国在亚洲谋取霸权),现在不写反霸权。这主要是苏修压力。这点,我们不让步。公明党竹入,社会党左派也是支持我们写反霸的(当然苏修对社会党的控制很紧)。不写就不写,友好条约推迟几年也没有关系。
   苏修对葡萄牙,通过葡修搞了许多名堂。
   美国对我国艺术团访问美问题搞了文章,不去就不去,没有什么了不起。台湾是我们内政问题,不允许美帝和别人插手。
   尼克松境遇很潦倒。真正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是尼克松,不是基辛格,下决心的是尼克松。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传达一下主席最近的指示(我归纳的,不是原来的),有的我们要很好研究。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是要搞资本主义。我们党五十年,有十次路线错误。其中四次跟苏联没有关系,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六次跟苏联有关系。反对我们,分裂党,都失败了,党没有分裂,把他们排斥出去了。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讲对立统一(用英语讲对立统一这个词),只说一个,就是形而上学,两个,就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我相信马克思说的,列宁说的。
   (姚:主席这段话的精神,在巡视各地时都讲过。我在文章中也引用过。争论中有一个问题,到共产主义还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仍然是有的。)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主席说,我们正是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有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很完全。这些话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姚:主席这段话很重要。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问题有争论。主席明确提出平等口号掩盖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这是从商品、货币交换来的。这个不平等现在还不能解决,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们的国家还是保护它,写上了宪法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还要继续搞点文章,还要逐步地去做,是长时间的事,这是公开说的,不怕明确说出来,例如编语录,公布主席指示。)
   关于反修防修问题。
    主席说,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姚:这是主席长期反复讲的。)
   有一个批示。
   (有一位同志写信给主席,提出穷队、富队关系问题。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中,农村穷队、富队有差别,有种种原因,其中条件不同,土地肥沃不同,工分值不同,一般的一元,城郊二、三元,低的四五角,说除因阶级斗争抓得不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不够之外,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提出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应根据不同情况来考虑。)
   主席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也有贫户,贫队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
   (农林部正派人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农林部觉得很复杂,倾向于国家支持穷队的办法,实行收购价格上的这个办法困难。
   这里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穷队富队、穷户富户的关系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政策。最近上海作了调查,寄来材料,他们的结论是贫下中农生活上升最快,但生活水平中农、富农中农最高,因为他们有技术,工分高,掌握货币最多的是地富,他们不买东西,存款。有具体的统计,不知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这牵涉到对待级差地租的问题。如何看,作为研究的问题。)
   关于供给制问题。
    主席说,我们解放初期曾保留了两年军事共产主义,党政军实行供给制,那时这些坏事比较少(指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贪污腐化)。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
   不要照搬外国的问题。
    主席说,南北朝有一个人,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说中国话,翻译了很多佛经。问题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的学说是指南,不是教条。中国有一个人,叫严复,引了鸠摩罗什的话,称他中国名字叫什法师。严复会作翻译,翻(天演论)说的,他不说翻译,说达旨。《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此人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赫胥黎说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者,只能认识表面,不能认识本质。赫胥黎在自然科学上是唯物主义,社会科学上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还有一个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问题。
    主席说,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都要用教育的方法。教条主义,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我两年没有吃鸡蛋,因为苏联人说蛋黄胆固醇多,吃了血管在变硬,后来苏联又发表文章说,多吃不要紧。总之是外国的月亮好。教育、文艺、新闻、科学、医学,都有教条主义的影响。有经验主义的人多,不懂马列,只凭一点经验办事。我历来对经验主义没有办法,慢慢来,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许可以好一些。
   (姚:教条主义主要是崇洋,包括科学界,都在里面。)
   最后,讲政策。
   (卫生部贺诚,写信给主席,说刘少奇、林彪都打击他,他主张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刘少奇撤了他的职,邱会作也打击他。两次打击他。)
   主席说:贺诚无罪,当然应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辞,应予推倒。“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学理论 抓路线 反修防修》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第二年十月,红二方面军会同红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至此,三支主力红军先后结束了战略大转移,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红军长征,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红军长征的历史功勋,永远铭刻在祖国各族人民的心中。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永远鼓舞我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代一代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长征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材。
   搞团结还是搞分裂,是长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高教司的信,我有不同意见。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没有针对性,那针对什么呢?难道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就有针对性了?教育战线上有争论。如对过去十七年是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有不同意见;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根本路线对不对,也有争论;对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也有争论。这些在“内部情况”上都可看到一些。工人进驻学校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成绩和缺点哪个是主要的?
   前些时谣言很多,包括教育战线上的。前些时说朝阳经验也不太行了。这股风究竟对准谁的呢?还有说张铁生不行,刮这种风。但主席肯定过。
   我们现在一方面落实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另一方面,要支持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有阶级性,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但这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是一回事。工资会议开了好久,讨论不出结果。主席讲,工资制度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究竟怎么搞法?学大寨有些经验,穷富队问题等。工资制度,不大好写。强调政治挂帅,总是要坚持的。
   论《水浒》现在提出一些问题,有的并不难回答。如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法家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反。这可以说清楚。如我们还有民主人士,我们还搞统战;但党内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投降派,就要反对,就是敌我矛盾。
   军队整顿中有的有思想波动。
   理论学习实际上停滞了,提法都是三项指示,但具体工作上第一项指示抓得少,第二项也注意,第三项是抓得紧的,摆在当前的实际问题。学大寨也包含有学理论。工业就少,教育战线有争论。
   
   贰、本节简论
   
   在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毛泽东部署了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此作为统率全部工作的纲,使全部工作都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进行。
   一连发了四个文件: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将摘录、整理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政治委员。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开局很好。
   但是,由于张春桥在三月一日总政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当前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而江青又在四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讨论这个问题,被邓小平抓住不放,从而干扰破坏了整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部署。
   实际上,在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动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徐景贤给张春桥的信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王洪文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一旦爬上了高位,也同样追求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他在政治上也不坚定,被捕后,在法庭上承认错误、充当证人。)经过两三年的考察,证明王洪文并不是一个符合条件的接班人。一九七五年五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要王洪文下去工作一段时间,由邓小平取代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王洪文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参加革命造反,不能只批判别人。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2010年3月22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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