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整顿军队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提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这是邓小平搞所谓全面整顿的开始。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
1975.02.05；中发［1975］3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一）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领导，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二）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十一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常委会议。
军委常委会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对军内外一律用军委名义，不用军委常委会名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撤销新疆建设兵团的决定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中央军委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院校编制若干问题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八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后勤部关于在援外军事装备中所发现的质量问题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军队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因为军队受的赞扬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感到军队有相当多的问题。总之，我们不能只报喜不报忧。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我想了一下，如果从报忧方面或者叫缺点、毛病来说，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的总面貌不是这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五个字。
有点“肿”。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不能说一个师的部队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
有点“散”。所谓“散”，主要有资产阶级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形成、结合起来的，有点山头主义。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号召反对宗派主义，解决全党和各个地区，特别是军队里的山头主义。通过延安整风，应该说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那种山头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形成的。在延安整风时解决得比较好，当然不是说很容易。从一九四一年算起，差不多三、四年时间，就解决了。经过延安整风，不管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那一股劲多大呀！所以把仗打胜了。以后，军队里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说支左有功，但是，在支左当中，因为那时群众分成两派，是革命队伍中的两派，不是资产阶级两派，这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部队支左，自己也卷到里面去了。军队支左，正确的办法，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支持两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军队不少人卷到派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后台，卷到地方派性里去。同时，把派性带回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两派。军队里面的派性，同地方上的性质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军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摆脱派性，这一点影响我们军队本身的团结。它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也不应该容忍。现在，军队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任人唯亲，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其实，那些常常喜欢捧人的人是特别值得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却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所谓垒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的垒起来了。在北京，有的单位就有这样的同志，有的甚至还是高级领导同志，他们就喜欢这样搞，经过“艰苦奋斗”，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找一些听他话的人，搞这样的班子，这不是垒山头吗？这不是搞宗派吗？所谓派性，这就是最大的派性。毛主席、党中央讲，要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与资产阶级派性这个问题有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些部队的派性是在地方支左中形成的，带回部队，又影响到地方，使地方好多派性问题不能解决。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所以地方的问题与军队有关，现在还有影响，少一点就是了。
有许多同志感到，现在部队组织纪律性差，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呀，个人服从组织呀，都不管这些。我很赞成荣臻同志在会上讲的意见，过去命令一下就动嘛，二话不说嘛。现在不行，不只是个人，甚至有的单位也对抗命令。派性同组织纪律性差有关。他们考虑的利益不是革命整体的利益，而是他那一派的利益，我们说它是资产阶级派性，就在于这一点。他们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从调动。现在，要调动个人可不容易。有的人说是由于某某人把他整了，受了错误的处分。有的人是这种情况，但有的人不是这种情况。原来对他的处分和批判是对的，他也说不对。现在都喜欢到大城市，特别是喜欢北京，要调到别的地方去，特别困难，说什么身体不好，要调到外地就说有心脏病，到那里去肯定要复发，可是在北京，心脏病就好了。总之，理由多得很。
所谓纪律性差，不只是组织纪律性差，政治纪律也差。毛主席、党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比如，军队同志要帮助地方消灭资产阶级派性，使群众团结起来，可是有些军队同志就是不执行这个方针。这又是组织纪律、又是政治纪律问题。
军队的领导班子，也有“懒”、“散”、“软”的问题。中央九号、十三号文件都是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嘛。因为有的领导班子是“懒”班子、“散”班子、“软”班子。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三种班子地方有，军队也有。这段时间，地方上克服这些问题比较好，地方走得快一点，军队慢一点。
有点“骄”、“娇”的问题，我们军队历来就有，军队本身就容易骄。战争年代打仗，出力大，牌子硬，名誉好。过去历来存在这个问题，经过克服，比较好了。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在支左中，不只是支左的人，连同支左的部队，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什么时候我们军队干部有过那么大的权力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就有这样的干部，不讲团结，不守纪律。军队的团结，军政、军民的团结，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军内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军民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过去团结好的传统丧失了。浙江洞头守备二十六团，听说这个部队过去很好，在那里还受过表扬的。这次和群众关系搞得很坏，本身也不团结，还打仗，带领地方一派群众打仗。那里有两派群众组织，一个是民兵指挥部，还有个叫什么团。军队在那里带头打仗。因此，现在军民关系很值得注意，如果不注意，带坏部队战士，丧失我军的传统作风。最近，总参发了关于整顿军容风纪的指示，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根本不理，不让坐，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这个事情，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有的人还认为这无关重要，如不警觉，是很危险的，要坚决纠正。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些问题不自觉改正怎么行呢？有的人喜欢指手划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总之，有点“骄”，有的人甚至发展到骄横。
有点“奢”。刚才上面讲到有人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部队请客送礼，搞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比如，有一个团开支的招待费有六万多元，招待什么人呢？我看无非是招待师、军、军区的首长们。这个团的干部这样就搞坏了。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是违反政策的。钱是哪里来的？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办了不少企业，这是好事。但要提醒同志们注意，必须真正执行“五·七”指示精神。有些人违法，东西从地方上随便拿来，有的连个手续都没有，或者低价购买。赚了钱，个人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互相争批条子的权力，说什么，为什么他有批条子的权力，我就没有？主席指出的“五·七”道路要走，但怎么走呢？要真正按“五·七”指示的原则走。这个问题要整顿。地方企业还要上交利润，资金的积累也是国家积累嘛。我们批判苏修就是这样，特权阶层是哪里来的？如果那样搞，我们军队不是也在培养特权阶层吗？还不是和苏修一样的！地方的房屋、土地，军队占得太多，地方很有意见。该还的应该还嘛。有的因为过去地方没有用，军队就拿过来了，但有的是霸占的。现在，我们不是反霸吗？这就是霸，不讲理。关于“奢”的例子，我想哪一位同志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我就不去讲了。
有点“惰”。惰性，不只是个人存在，甚至有些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惰性。地方存在“散”班子、“懒”班子、“软”班子，部队也有的是。毛主席最近讲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说条件太好了，所以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种同志相当有一些，特别是有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个人也好，一个领导机关也好，就是有些人革命意志衰退，不搞继续革命，而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不是保持革命晚节，而是保持别的什么“晚节”，这有思想原因，还有组织原因。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上级对下级支持不够，所谓帮助，也包括批评，批评也是帮助。“散”班子、“懒”班子、“软”班子这种现象应该纠正。中央有责任帮助各个省，军委有责任帮助各军区、各军兵种。要敢于负责，不要怕。错误难免，有错误应该批评，改了就好。不要讲句话都怕犯错误，怕被人家抓住不得了。你写出来照着念就没有错误？我看起码是文风不好。而且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纸抄，那不是“八股”？过去整风就是批判“八股”，干瘪无味。这个怕字，是为自己。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自己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这样，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
总之，现在是有点“肿”、“散”、“骄”、“奢”、“惰”。尽管是部分的但是不可忽略。我讲的重点是报忧。部队总的形势是好的，这个方面说的不多，只讲了这一句话，但这一句话很重要。问题是部分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部队建设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的领导受到削弱，许多党委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怕字当头，不敢负责，有些领导班子存在着“软”、“懒”、“散”的严重现象；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管理教育不严，组织纪律差，事故多，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影响和腐蚀；有些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闹不团结，政策不落实，有些干部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作战思想不够统一，战备工作、军事训练和民兵建设都存在一些问题。部队臃肿庞大、干部超编、装备落后的情况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林彪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问题。我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有责任的。
联系军内实际，当前要注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它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党的团结，搞乱部队思想，干扰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落实。
第二、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第三、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第四、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叶剑英在讲话中，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
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
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讲了话，一致赞同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
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386页）
一九七五年八月七日，中央军委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中央军委关于调整配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官的通知
1975年8月30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调整配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官。名单如下：
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副主任梁必业、徐立清，傅钟、黄玉昆、田维新；
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副部长张震、贺诚、张令彬、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孔洪珍；
空军司令员马宁，政治委员傅传作，第二政治委员余立金；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
炮兵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张池明；
第二炮兵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陈鹤桥；
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政治委员莫文骅；
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政治委员王六生；
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吕正操；
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政治委员陶鲁笳；
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第一政治委员粟裕，第二政治委员肖华；
军政大学校长肖克，政治委员唐亮；
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一政治委员张春桥（兼），第二政治委员彭冲（兼），政治委员廖汉生；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兼）；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第一政治委员韦国清（兼），政治委员赵紫阳（兼）、张平化（兼）、孔石泉；
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王平、刘建勋（兼）、赵辛初（兼）；
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第一政治委员刘兴元（兼），第二政治委员李大章（兼）、政治委员严政；
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周兴（兼）、刘志坚；
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第一政治委员白如冰（兼）、政治委员肖望东；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李志民、廖志高（兼）、江渭清（兼）；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治委员冼恒汉（兼）、李端山（兼）；
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第一政治委员赛福鼎（兼），政治委员郭林祥、司马义·艾买提（兼）。
当时，总参谋长是邓小平，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张才干、向仲华、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伍修权。
同日，中央军委通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任命罗瑞卿、谭政、陈士渠、陈再道、王建安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方案》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总政治部关于做好一九七五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报告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但是，邓小平、叶剑英在抓军队整顿中，塞进了许多私货。如叶剑英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叶剑英承认，一九七五年七月这次会议，就准备好了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指出：“军委常委于2月6日开会，对去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
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2010年6月21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