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整顿国防科委系统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三月八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
一九七五年三月某日，张爱萍开了几天的座谈会。
座谈在总参第一招待所。他的那些旧部，说起这几年，差不多都有过批斗、关押、审查、下放劳动的经历，说到被折磨凌辱致死的熟人，免不了声泪俱下……
张爱萍说：“时间不多了。”
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张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９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小人得志，必生出许多乱子来。相互争斗不说，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天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出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整个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
他们说，您１９６５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两年了，连影儿还没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的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斗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唯生产力论”、“为错误路线服务”，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一些老科学家说，几十年前漂洋过海回来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说，领导都被整怕了，遇事推诿，不敢负责，反复试验，永不定型。弄到现在，新的技术课题攻不下来，定型的武器又拿不出来。
他们说，科研项目谁都想上，天上地下，太空海洋，航天飞机、载人飞船……真是五花八门，天花乱坠。只要能捅上去，中央就批，一批就立项，谁敢反对？弄得人力分散，资金浪费。结果是，谁都搞不成。
广大群众都有怨气，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有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笳，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两个专家（钱学森、朱光亚）；就缺法家。就是希望来个厉害的领导好好整治整治。上面也派过些资深领导，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各类组织，怎么理得清？谁不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大方向是错的。加之中央路线斗争频繁更迭，哪一届领导能呆长？还不都被造反派以执行错误路线的罪名赶下台去。
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３７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堂，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是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
张听后，提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
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２３０厂。
张说：“好！就拿２３０厂开刀。”
一九七五年三月某日，张爱萍先到的七机部一院。
一院，即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七机部主力院所之一，下辖十余个设计、生产单位。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
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张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２３０厂及配套的１３所。
科委科技部综合局局长陈保定，当时的小分队成员，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０日他对采访他的军报记者说：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这哪是工厂啊！院内一片混乱，研究室连口水也没有，问他们，说我们不喝水。厕所堵了多少年，污水一直流到大门口，还是我们去了后找了些部件给换上了。暖气很多地方都没有，管子都冻裂了。”
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
跟随父亲的邱锦春说：“一进车间，密麻麻的蜘蛛网从墙头一直挂到门口，地上厚厚的尘土能印下脚印。机床贴着封条锈蚀斑斑。工人们说，打‘文革’开始，这里的机器就没开过。”
“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矗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
张说：“我才不去纠缠那些乌七八糟的历史呢！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给我恢复生产。以前怎么样我不管，谁要是再捣乱，就给我撵出去！革命，革命，喊什么？不把武器拿出来，不为国家出力，看着苏修美帝讹诈我们，这种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嘛！”
“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２３０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舒龙山只要努力工作，一视同仁。欢迎他成为造反派的好榜样，当然，也可能成为坏榜样。”
张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铲除派性，收回权力。”给你讲道理，不听？那就敬酒不吃吃罚酒，组织处理——滚出七机部！
“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你们那些人，就跟旧社会里的工头差不多了，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人味？”
“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还像一个中国人吗？满脑子的个人利益，满脑子的小山头，小宗派，馒头都不如，是桌子上的小水泡，很快就会干的。只要太阳一照，不用说有太阳，就是电灯一照，也就干了。有人说我骂得太凶了，难道还要我对这种人讲好话吗？办不到！这些人派性迷了心窍，我能给你说好话吗？有的人嫌我糟蹋他，骂得太厉害了，有什么办法，你不改，我还要骂，而且要骂到底。”
“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而且一定要整顿。什么你管得着，我管不着？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对这类东西，一句老话，何足道哉！”
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５２次话，去掉８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
张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说：
“工人同志告诉我，这些年来，领导干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问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啊？你们猜猜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现在两只眼睛都闭上了！我的官老爷们，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混乱状况，你们真的都是在修身养性吗？……摸摸自己的心口吧，都问问自己，我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在这里叫你们一声老同志。所谓老，就是原来曾经在老五院工作过的同志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放弃原则，放弃人民的利益，明哲保身，保位，保官。这种人，还要你们干什么？你们把老五院的思想、作风、干劲给我找回来！今天之前，我不管；从现在开始，我就要管了，而且一管到底！”
“发生了问题找谁？找领导！找你们干部！车间里没有开水喝，谁去打？车间主任去打！……拿桶打！”
张对工人群众说：
“我要问大家一句，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这些指示，哪一条在你们这里贯彻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８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你们这里贯彻了吗？毛主席在去年听了国务院汇报生产情况后说，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在你们这里贯彻执行了吗？所以，是不是革命派，不在他喊什么口号。听其言，观其行。要看一看，想一想，对的就跟，错的就要打倒！”
“工人同志们，我要求你们尽最大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拿出杀手锏来。打谁？打对我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敌人！我们的杀手锏要直捣它的黄龙府！叫它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奴役我们。这，就是目标！是我们国家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目标！”
有人说：你张爱萍讲的是“今不如昔”，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张说：“好啊！你当面讲也行，背后讲也行，到中央那里去告状也行！”“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５号和东风４号方案论证会。
张爱萍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它抢回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同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听取张爱萍的汇报。
邓小平说：
“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谁，不管你是９１５、９１６，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嘛？还在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６月３０日为止。从７月１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张爱萍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７月１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
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１９７５］１４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
八月三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
（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现在方针、政策很明确，就是要去干、去做。
过去怕，也有点道理，不是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怕就不对，但是可以原谅，因为有原因。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不改就只能怪自己。革命意志衰退，继续革命意识太差，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组织建设，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能把队伍带起来。要找有经验，比较年轻一点的，四十岁，五十岁，更年轻的也好。四十岁的干了二十多年，五十岁的干了三十多年了，要选择有能力的好好培养。
不要简单的看派性，看成是闹个人地位。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 争权夺利，搞一些不明不白的阴谋诡计，拉山头，组织派别，坏人躲在后面，一串联，拉派，煽风点火，搞得厂不安宁，省不安宁。有了这种人，不调出去留在领导班子里是搞不好的。……凡是搞派性的人，必然搞分裂，从上到下，都是这样。
领导不敢管，文化革命已经九年，现在还闹派性，性质已变了，要作斗争。九号、十三号文件下达后，资产阶级派性有所收敛，公开闹的少了，但未根本解决，明不搞暗搞。在发展党员、提拔干部、落实政策，资产阶级派性都往外冒。群众说：资产阶级派性是潜水艇，平时在水下，一有风吹草动，浮到上面来了。
冶金部召开了技术人员座谈会，他们提出不要嫌弃他们。对知识分子要改造，但不要光改造，还要团结、使用他们。有个钢厂，有三千名技术干部，他们认为没起多大作用，很多技术人员不钻研技术，很少有人看书、看资料。有色金属研究院有八百技术人员，上半年到图书馆看书的共七百人次，平均每天四人次。这种状况如不改变，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困难了。
提出一个问题，企业里应该不应该有总工程师？一提总工程师就是保守的象征，灰溜溜的。有的技术人员说：我们这些人，说话灰溜溜的，不顶用，工作拿不起来。这是有些意见。工厂设不设总工程师，可以研究。有人说：设总工程师就是搞修正主义，是不是有了总工程师，就是修正主义。如本质上看是修正主义就不能设；如本质上不是这个问题，总工程师既懂马列主义，又懂技术，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又红又专，为什么不能用呢？
我问过一些造反派，他们说技术没有用，我批评了他们，要他们好好学习，自己教育自己，改造世界观。知识分子总有一点知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相结合，这样做老工人是欢迎的，要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要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要把知识分子叫做老九嘛！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专心致志的研究一些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
保证产品质量，必须有规章制度。不是所有工厂，相当多的工厂废除了，说是管、卡、压。这是大帽子。什么叫管、卡、压？如果规章制度是必要的，能保证产品质量，这怎么能叫管、卡、压？真理过了头，就是谬误。
今后，工厂军代表要撤销。产品质量主要靠工厂来解决，靠党的领导，靠老工人、技术人员。过去靠军代表把关，军代表撤销，由三结合领导小组把关。
叶剑英在会上讲话：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李先念在会上讲话：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张爱萍的信上作了批示
《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２３０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舒龙山的信是１０月１日写的，内容是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
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９１６’左派。”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深夜，张爱萍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
张想：乱讲话？我讲什么了？不就是骂了那帮小爬虫吗？
张问：北京有什么情况；
陈说，说不清楚。
电话就挂断了。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八日，准备飞绵阳，到九院去，张爱萍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专机已经派出，请到宝鸡机场乘机返京。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只有６个人，除张爱萍外，其余５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李先念首先递给张爱萍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吧。
李：看完了？怎么样？
张：不怎么样！
李：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
沉默……
纪：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
张：是右派说的。
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还用我说吗？七机部问题你不清楚？
纪：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摞！
张：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你什么意思？
张：“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又是沉默……
有人站出来揭发了：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
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
李：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嘛！
张：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他一口一个路线错误。
陈锡联用腿碰了碰张爱萍，悄声说：你就承认算了。
张爱萍大声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这下可把张爱萍给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
……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四个副总理与张爱萍谈话后，鉴于张的顽固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
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邓小平说：“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张爱萍的信上作两次批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尖兵”返回式卫星，重约１８００公斤，携有一台可见光物地相机和一台星空相机，卫星上天后，前者将在轨道上对国内预定地区摄影，后者则同步对星空摄影，以用来校正误差。完成拍摄任务后，装有胶片暗盒的返回舱必须返回地面，方能获得遥感资料。
１１月２９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舱体基本完好，裙部再入大气层时有烧损痕迹。“尖兵”取得了预定的遥测试验资料，只是返回舱的落点偏大了一点。
粟裕当时还在住院，他对张爱萍的夫人说：“卫星回来了，爱萍的压力会轻一些了。”遂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虎落平阳被犬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根据军委的要求，张爱萍的子女替他写了份检讨。
粟裕说，可以听听宋时轮的意见，他点子多。
宋说，你们就别操心了，就让我的秘书帮助写一个。
陈锡联看了这份检查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
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张爱萍死活不肯签。
陈锡联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一九七六年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张爱萍的信上作了批示。
一九七六年年一月，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被调离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又被请回来主持会议了。
王洪文亲自到会讲话：“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
在这之前，王曾找过张爱萍，一是谈上海发射卫星的事；二是谈舒龙山的事。王说你骂造反派头头都是坏蛋，我也是造反的头头嘛！
过了几天，邓小平就找张爱萍询问这件事。向邓密报的人，就是批邓联张“联席会议”的领导成员。
张爱萍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多年后，张爱萍的儿子张胜还对此愤恨不已地说：“问题是你搞科学的，干吗就非往那上挤呢？屈于政治上的压力，也无可非议，但借助政治投机，就让人鄙视。我无意否定他的贡献，但名气大，未必人格就高尚！”）
不久，张爱萍的心脏病突发，３０１医院的３０３立即上报军委。
叶剑英电话：“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并下达三条指示：１．对张爱萍的病要积极治疗、精心护理；２．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治疗，医院要负起责任来；３．没有我的批准，不能让张爱萍离开医院。
聂荣臻说：“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
张爱萍给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在党委会上宣读。信中说：“我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凡没有经过我主持研究或未经我同意的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无效的。”
一九七六年年一月十八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
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包括２３０厂职工及社会各界共７０００人参加。
张爱萍在大会上的检讨只有七十二个字：“去年３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以后，２月５日，２月６日，２月１１日，３月１日，３月２日，３月５日，３月２４日，３月２７日，３月２８日，８月５日……召开的批判会，张爱萍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
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也被列为批判重点。他也是心脏病住进了３０１医院。
国防科委革命派的领导人找他，要求他参加群众批判大会，说“这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也是对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问题，你好好想想吧！”
张爱萍对肖向荣说：“胡说八道的话，哪里能听他的。不能出去，要斗就叫他到医院来斗，骂就由他骂去，不过个把钟头。”
肖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
张说：“都到现在了，怎么还这样蠢！什么毛主席领导的？完全是派性斗争！他们算什么组织？宦官朋党，胡作非为！不要去！”
但肖向荣还是说，毛主席有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作为一个党员，总要见见群众，去说一说真实情况也好。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在三办关于张爱萍同志审查结论材料上批：应重新审查结论，请中央三办研究处理。
一九七六年年六月的一天，江渭清悄悄地对张胜说：“毛主席身体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吗？”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请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
贰、本节简论
首先应该感谢张胜先生，他的大作《从战争中走来》，为人们提供了一份“否定文化大革命，掀起右倾翻案风”的大人物、有名的四大金钢之一的张爱萍上将的生平材料。由于张胜先生与张爱萍上将的关系，这些材料应该是特别可信的。
张爱萍上将怎么会在一九七五年成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掀起右倾翻案风的四大金刚（万里、胡耀邦、周荣鑫）之一？一九七六年以后，他的政治思想发展又是怎样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张爱萍表示替彭老总难受
张爱萍说：“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５８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来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北戴河会议后高兴的情绪慢慢消失了。我认为和彭老总可以交心，对彭老总说这些，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他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后来上了庐山，发给每人一份彭老总的万言书，我觉得万言书写得不错，但当时也不敢说。大家都发言，我不发言也不行，逼得你表态，想来想去，只好应付那几句。但我是想不通的，对大跃进有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吗？我对大跃进就有意见，我也反毛主席吗？没有这个道理嘛。我替彭老总难受，心里想，老总啊，你怎么对毛主席说是小资产阶级呢？有气，说说我们这些人也就算了。”
张爱萍夫人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你爸对我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我真不该对他讲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张爱萍说：“他对革命这样大的贡献，说了真话，结果就这样整。我觉得党内这些事真没有意思。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心扑在工作上，自己按原则办事。凡和我关系不大的、能不参加的活动和会议我都懒得参加。对党内这些事，不听，不问，不参与，管你驴打死马，还是马打死驴的……我也帮别人说过话，那是因为有人违背了原则，我才站出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张爱萍不能接受批判彭罗陆杨这种做法
张爱萍说：
“在当时，对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社会主义时期要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去反对。”“唯独使我不能接受的，是这种没有事实依据，或事实不清，也不允许本人澄清事实，就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现实问题和历史恩怨一起算总账的做法。”
“有错误就批评，有罪行就法办，先把事情搞清楚嘛！罗瑞卿是什么问题？杨尚昆是什么问题？陆定一、彭真？我不是在为他们说好话，我也没有必要为他们说好话。说是反党集团，总要有组织活动的事实嘛！还有要防止反革命政变，说的那样吓人，摆出事实来嘛！”
“过去历史上就是这样，但那是王明时期。党内过去有过，已经被纠正过的嘛，怎么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呢？”
“在庐山，彭的问题出来后，把林抬出来；七千人大会、‘文革’搞刘邓、彭罗陆杨都是把林用飞机接回来，利用这股势力。同庐山一样，逼得你发言、表态，不是讲求真理，而是投其所好。这哪里还有什么正常的党内生活啊，是窝里斗，翻旧案。我对这种政治极其厌恶。”
一九六六年五月军委三个高级干部联名揭发张爱萍的错误言行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由总后、科委、总参作战部三个高级干部署名。信中说：“在向高级干部传达彭罗陆杨的会上。张爱萍在下面散布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他（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为什么军队的事情老向他汇报？还不是看见人家势力大了，自己去挤！去靠！去年国庆节还请人家吃狗肉呢，现在讲起来倒这样轻松。我看，党内投机分子就是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张爱萍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为最恶毒，要害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
１９６６年９月就开始布置收集张爱萍的言行了，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主要罪名有：包庇罗瑞卿；同情刘少奇、邓小平；为彭罗陆杨鸣冤叫屈；诬蔑“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杨代总长……共１８项。
几天后，一夜之间，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了。在国防部大院，从总参到科委，从一楼到六楼，到处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共５万张。
１９６７年１月，总参测绘学院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的家，并将其扣押。周恩来知道后，强令马上放人。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稿：“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张爱萍被停职审查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５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
１９６７年３月８日，批揭反党分子张爱萍的大会正式拉开帷幕。这个会一直延续到２８日.
张爱萍首先对批判他表态：“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然后是对彭罗陆杨问题表态。最后是对本单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表态。
３月８日这天，叶群收到杨成武的一封信：“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
材料列举的罪状共１０条：一、反毛主席。《红旗飘飘》丛书上发表过张爱萍写的《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的回忆文章。二、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彭德怀的黑干将。三、反林副主席。不同意在核试验基地修林副主席纪念亭。四、对批判彭罗陆杨不积极，在京西宾馆讲恶毒攻击的话。五、主张部院合并。六、主张撤销防空军和公安军。七、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每月给地主分子父亲寄钱；八、同杨尚昆关系密切；九、对批判罗瑞卿不满；十、为驻地工作人员开办食堂，笼络人心，等等。
第二天，林办又接到杨的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
叶群马上批示：“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当天，叶群的批示就传回来了。总参３月９日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很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３月１０日，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的报告送至叶群处。其中写到：“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３月１６日批示：呈主席阅。十六（日）
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５月３０日
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已阅。
军委办公厅向全军发过的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送交揭发批判张爱萍反党言行的材料。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特地写来揭发信：“张爱萍和彭德怀关系很深。林副主席指示，军队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最近又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我建议总参党委对张彻底审查。此信如你认为有必要，请转呈林副主席一阅。”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９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
林彪批：呈主席批示。
毛泽东批：照办。
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审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
１９６７年６月７日，中央专案组二办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信，指控“在张爱萍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
９月１９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
审查之一：假党员问题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８日，专案组印发《张爱萍专案情况汇报》（第一号）：
“一、关于入团问题……据张爱萍的同乡、同学和四川历史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张爱萍确于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在达县期间曾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这些活动中，教师张鲤庭、戴治安是领头的，学生中张爱萍、王荣澍、魏传统、刘灵柱、曾繁福、邓廷壁等最为积极，他们当时都参加了青年团组织。这些情况同张爱萍的交代基本是一致的。
二、关于入党问题……据张爱萍的一些同乡、同学和老党员、老贫农的回忆，一般都听说张爱萍于１９２８年在达县地区教书期间入了党，并在罗江口一带组织雇农进行过秘密斗争，有一位老贫农李德茂（去年病死），曾给张爱萍当过秘密交通，并留下一个当时送信联络用的铜牌子（由其孙李纯武保存下来的遗物）已交我们带回。总之，所获张爱萍在达中毕业后去上海之前这段历史同张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专案组又提出《张爱萍历史上一点情况》。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专案组人员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地下党历史资料中没有查到法南区西门支部的记载，专案组即认为有理由怀疑张爱萍所述的历史是伪造的，进而断定张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动也是假的，是混入党的内奸分子。
１２月１日上报了《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７日牟仲宇再次被传唤。牟写下的《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１９２８年，达县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张爱萍逮捕关押、２８日的第一次审讯。
１９６８年１月４日，对张爱萍第三次审讯，张供称：“如果介绍我入党的张鲤庭和戴治安都不是党员，我也不算是党员。”
１９６８年１月６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
次日，总部领导人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１９２６年入团和１９２８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１９３０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
审查之二：特务问题
１９６８年１月４日、６日，张爱萍专案组组长说：“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１９６８年１月８日至１月２２日，连续进行了１５次突击审讯。
１９６８年２月，彭丰根供词：
“把张爱萍介绍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顿宫宽亲自给张爱萍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顿宫宽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对张爱萍进行口供、签名，警察又找我询问张爱萍等威胁利诱的手段，把张爱萍圈入了特务机关。（手印）”
１９６８年３月５日，专案组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一、在所有档案材料中，无法找到彭、顿加入特务组织的确凿证据，也无法证明福民医院就是日本的特务机关。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一切属实，也是１９３３年及１９３７年发生的事，而张爱萍是１９３０年在此疗伤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务组织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呢？
二、彭丰根的供词上，只是说顿宫宽是特务，顿把张爱萍拉入特务组织，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也从未参加过特务活动。一个不是特务也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的人，根据什么能指证特务组织内部的活动呢？
鉴于上述情况，在后来的专案报告中就没有有关日本特务的提法了。
审查之三：通敌问题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６日，总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曾秘密指使：“还要查他在华东海军任司令时把我军机密泄露给敌人的罪行。”
１９６７年６月７日，中央二办的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同志并小组同志：反间组是张爱萍一手搞起来的……该组在张的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张对审查该组极为不满……
同时提出，过去没有并案审查，没有追究责任，究竟是谁包庇了他？
报告中一一列举了上面提到的所谓包庇人的名字。
这封信是通过总部负责人转呈的，他写道：“即呈报江青并复制叶群同志。（签名）”
一个月后，总部负责人再次催促进展。由于一直没有突破，专案组建议：“未查清张爱萍在华东通敌问题，建议逮捕原反间组成员……”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他们在上送的批捕报告上写道：反间组是“蒋匪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任命潜伏上海的特务”，“为潘汉年、扬帆收罗起来”，“张爱萍从潘扬那里接受到海军”，“给台湾蒋匪送情报”等等。
经军委办事组报中央批准，将原反间组成员抓捕归案。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１日、１２日，和６月２７日开始了第２６次、２７次和第２８次审讯。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中央二办又将材料并附通敌罪证，送往新组建的军委办事组，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圈阅后报江青。
一九六八年四月张爱萍的《绝命书》
受凌辱，身名戕 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我现在被关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一间黑屋子里。看管得很严。现在是冒着危险给你们写信，还不知能不能送到你们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１９３０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１９３０年入党的。因此，我１９２８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党的），他们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１４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
他们说，我受伤住进上海医院后，院长（日本特务）把我拉入了特务组织，或者让我承担了特务交给的任务，然后才送我到中央苏区的。
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同日本人交谈过，更未参加什么组织接受什么任务。我无法承认。我说他们的说法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他们说我不老实，不坦白交待，抗拒到底。
２０天爬在床上写了２５０００多字的申诉（交代）。错的承认，罪责承担，不对的正面说清情况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点作用？也许还要拉出去斗争，还不知是怎样个结局？！
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工作中的错误是有的，并且有的很严重。但总不应该关起来吧。我几次要求上级来人给我谈话，就是没有人来。只是专案组的以群众名义来审、来定，态度粗暴、蛮横。
如不承认（我又无法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能经陈总转告总理，在做决定之前，中央派人来听我的申诉，或许还有效，或许还有救。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陈总、总理现在怎么样了！
冤情难诉，证人不予证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看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了。悲惨的命运，只好背到无期徒刑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儿的那句话“爸爸，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常在耳边回响。泪水不禁滚滚而出。苦了、累了你们一生！
你们应该在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奋发向上，挣个出头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们要把妈妈照顾好。我对她愧痛最深！你们大的要关心小的，帮助小的成长。我未能把你们培育成人，反辱你们终生，愧痛万分，死不瞑目。要把身体搞好，经受磨炼。
狱夜沉沉何时旦，心烦意乱不能眠，一家六口难团圆。
四十二年从党命，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泣泪于狱中
还有一些零星的纸条，上面写着：
“日夜唯一痛苦的是累了你们，日夜怀念你们的下落和健康。要是有法知道你们真是都很安健，可减轻我的一些痛苦。”
“衔冤情，无处张。受凌辱，身名戕。殃及妻儿女，愧痛难当！”
有一张是我弟弟生日那天写的：“往年生日喜气洋，十八不庆泪两行。未见三子长成人，竟然年少历风霜。”
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他问自己：“但愿日出浮云散，明年今日可补偿？”可希望又在哪儿呢？人到了绝境，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殃及孩子们。忘掉我吧！他写道：
“如果家里人宣布脱离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前途。”
这些文字可能写于１９６８年的１月至４月。
一九六八年张爱萍写给中央的两封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恳求在我的问题做最后决定前，能另派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也可）听我陈述一次（几个小时）：我对我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全面实际情况。一年多来，我一直还未得到充分陈述的机会。”
“在软禁我将近一年后，又将我监禁起来快８个月了！革命４０多年，竟背个反革命罪名下场！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监禁中，受尽了折磨（时时辱骂，有时还要挨打，更甚的是常常不让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裤子里）！恐怕许多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也没有遭到这样虐待过！”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
他又写下了长达２万多字的申述，从入党、在上海治伤，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
他又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总理啊！党中央啊！
我向您们保证：我的确不是特务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特务活动，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特务的授意和参加任何特务组织。我跟随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实际斗争中，我未做过一件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勾当。如果查出我是特务或做过任何反革命勾当，我甘愿接受任何严厉的制裁！
可是，总参已把我监禁７个月了！真是苦恼极了！我请求释放出狱，到任何艰苦危险的实际中去长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赎我所犯的罪过。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待罪人张爱萍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３日狱中
一九六九年四月张爱萍“大彻大悟”
张爱萍说：“我在监狱里，反复地去想，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但百思不得其解。”“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他们递给我一张九大的公报……”
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６人，共１２人。不算毛泽东的２４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委员中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１２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造反组织支持的领导干部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这就是党的领导核心；这就是胜利、团结的象征。
张爱萍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的口号，山呼万岁。”
张爱萍说，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张爱萍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我再没有去想个人的事情了，我开始为我们党担心了。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人总会要死的，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去死，我没有想到过，是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但国家的前途怎么办？革命怎么竟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党内也有过宗派斗争，但没有搞到过像这样的程度。宗派势力卷土重来，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席卷全党。看来是出大问题了！毛泽东那里出问题了！愁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愁闷。”
“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既然不信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革命了一辈子，过一个清贫但却是安宁的晚年，不该算是个过分的要求吧。彭德怀乞求过，刘少奇乞求过，但他们还是必须去死！”
“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还有什么……（插话：三忠于四无限）对！就是这些，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
“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庐山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简直是奸佞当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里都搞不出名堂，过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渺茫。”
“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
“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经历了‘文革’，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张爱萍解除监护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总理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二办写了关于张爱萍问题审查报告，我见到的只是草稿，未见到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一、通敌问题可以否定；二、日特问题可以否定；三、假党员问题可以否定；四、两次被捕未发现叛变行为；五、犯有美化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宣读了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张爱萍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一九七三、七四年张爱萍认为两报一刊的文章都是“梦呓之语！”
张爱萍说：“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
私下里流传很广的赵朴初的两首诗《反听曲》：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公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
张爱萍把它抄下来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不几天就有朋友递话过来说，快撤了，人家把小报告都打上去了……
经邓小平批准，整个一九七四年，张爱萍都在福州治疗。
张爱萍读《红楼梦》还真有了心得体会。他特意把那首“飞鸟各投林”抄下来寄给张胜：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他指着这首诗说：“总有人要怎样的，你看吧，到头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张爱萍对送来的“两报一刊”报纸杂志从来看都不看一眼，撂在茶几下面，堆得多了，公务员就一齐收走。张胜说，随便翻翻也好嘛，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地说：“梦呓之语！”
１９７４年国庆节，张爱萍回京参加国庆２５周年招待会。１１月６日，叶剑英邀张爱萍去西山他的住处，谈出来工作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张爱萍鼓吹“今不如昔”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谈到了很晚。一个戴着特务、通敌、假党员帽子被关押了５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这一家人，历经了９年家破人散的凄苦，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们终于从生死罹难的边缘走过来了，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出来了。”
张爱萍认为：“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
张爱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
张爱萍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这种“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还我旧时精神！”开始了他的整顿工作。
于是在他看来：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张爱萍上将当时在公众场合还不便讲的话，由张胜先生在他的书中忠实地记录下来：
“其实大家都明白，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借用一下“最高指示”，其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过是个幌子，实现社会生活的安定，达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一个富强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才是实质，才是目的。”
“为什么不能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和危害？不是不知道，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他必须捍卫他家族的地位，捍卫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捍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即使他是错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真的来了！
张爱萍上将多少有一点后悔，他想起了：“陈云同志当时就提醒过，你们摸准他了吗？” 并且恍然大悟：“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他在批判大会上说了七十二个字，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在整顿中有什么错误。而且，他把经毛泽东４次批示过的几页文件，一直保存着，并在上面写道：“我留着这四块石头以兹纪念。”
一九七六年以后张爱萍大声疾呼：勿忘文革！否定文革要彻底！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张爱萍说：“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
１９７7年,张爱萍说：“不要想抬出谁来吓唬我。有些人一动就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叫你们联合起来，不要武斗，你们还不是照样打？什么毛主席说的就不能动？说这话的人，我看，就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才不让动！毛主席自己也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触动了你们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半句也不顶！”
“‘文革’是我们党发起的，是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初衷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全党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文革’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下面。因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气，就出在其他人身上，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一风吹了。极少数的投机者、阴谋家、野心家，到现在还不知悔改的，通过‘文革’，看清了他们的丑陋，就应该坚决清除出党，不能让他们在台上继续蒙骗人民。当然对这些人也不能用‘四人帮’的手段，还是给出路，让他们做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去吧。”
张爱萍说：
“我同巴金不同，他对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是痛恶的。我虽然也不理解，这后来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但对破四旧、立四新、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我是拥护的。当然，对后来的打砸抢，包括对我个人揪斗，这些法西斯暴行，我是愤恨的。但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错误是虔诚的。原因之一，它是我们党发动的一场革命。我可以抛弃家庭出来革命，但我不能背叛党和人民。正因为如此，在长达５年的囚禁中，才感觉到特别痛苦。也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了深层的解悟，达到了我过去不曾企及的深度。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和创伤，是一件宝贵的遗产。我在中央全会上曾多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文革’带给我们的教训，全党认真地思考过了吗？我同意巴金先生所疾呼的‘勿忘文革’！”
１９８４年，张爱萍纪念任弼时同志８０冥寿，写诗怀念解救自己于危难的这位伟人：“吾师明察张正义，否定文革要彻底！”
八十年代中期张爱萍反对军队经商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４日，张爱萍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了一封信：
“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有一次，来人闲聊，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张爱萍愤然斥道：
“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我们是干什么的？是搞原子弹的！能和人家一样吗？”
人家又说：首长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张爱萍大怒：“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他忿忿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说：“现在就把他从我这里撵出去！”
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关于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问题，有的大力提倡。张爱萍则坚决反对。
他说：不客气地讲当时是乱七八糟、乌烟瘴气。遍查古今中外，有哪国哪朝军队在这样大张旗鼓、大规模的搞生产经营。结果呢？经检部门最清楚，有多少干部栽倒在生产经营的浪潮里！社会最清楚，有多少人指着脊梁骨骂军队！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 “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我看要垮台就垮在这上面。”
“不错，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我不否定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但要害不在这里。不是个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吗？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称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
“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是“饮鸩止渴！”
“富国不等于强兵。但愿不要等到哪一天，也像岳飞那样，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了！”
八十年代末张爱萍成了“茅坑的石头”
１９８９年的六四政治风波，张爱萍同几位将军一道上书中央，反对用武力镇压群众。
事后，张爱萍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说我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你们知道吗？”这“是表扬！又臭又硬的石头，原则性最强。”“我不光是石头，还是搅屎棍，四川人说，闻（文）不得，舞（武）不得。就是不让闻、不让舞，谁也别想摆弄我！”
九十年代初张爱萍不同意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
张爱萍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看法和别人不太一样，有些人认为前进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认为这些问题不可小看，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党的性质和国家制度的根本性问题情况，譬如说改革为谁？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当然是一种方式，但是这部分人是谁？
一九九二年，报纸上有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张爱萍说，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吗？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公正公平。”
九十年代中期张爱萍宣传南街村
一九九四年，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河南的漯河地区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不久，有人带来一部南街村的纪实录像片。
张爱萍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分别写了一封信：
“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到启迪和教益。……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世代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１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了张爱萍的这封信。
７月２４日，张爱萍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的来信。说关于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台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根据张爱萍的建议决定在７月３０日晚上重新播放。
７月３０日晚上，张爱萍果真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候农村节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没见播出。我们安慰他，可能时间搞错了。１１点过了，他还要等。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表示以后再安排。又一个月，还是没有播放。再问，说是安排了，但什么时候播不好说。
张爱萍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张爱萍对南街村的村支部书记王洪斌说：
“你讲了很多，但我最欣赏的，是你们领导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众一起劳动；而所得报酬却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在大道理讲得太多了。共产党的官员都能做到了这一条，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你们河南人中，出了个岳飞，他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惧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我们的革命能成功，靠的就是有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共产党人。”“今天，有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借着搞市场经济，巧取豪夺。这是一群蛀虫！这些人在台上，就永远没有希望！”
“跟班劳动；报酬中等偏下；好！再给你提三点：不要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嘛；参观的人多，不要都陪，主要精力不在应酬上，在工作上；要发扬‘二百五’精神，但不一定总是‘二百五’的工资。（注：南街村领导干部月工资定在２５０元）人民的生活在提高，共产党员也不能总在水平线之下，水涨船高嘛！但记住，是先有水涨，后有船高。这是党的原则。”
“我不反对致富，但要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对共产党员来说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看一个人，不能用是不是共产党员来衡量，入了党的，怎么样？有的党员，更坏！你们能做个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就很好。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是少数。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的，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
他看着南街村的青山绿水，诗兴大发，写道：“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
左派杂志《中流》写道：张爱萍说的多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穷水尽，它的前途柳绿花红……
有人认为，张爱萍好像越来越不理解这场改革了。
张爱萍说：“屋子里太闷了，我们就把窗子打开，但苍蝇飞了进来了，怎么办？”“打了吗？现在到处都是苍蝇！”“为了打苍蝇，就关窗子吗？我会去装个纱窗，再把屋子里的苍蝇统统消灭掉。”“钱，无所谓好坏。但在钱的面前，人却有好坏。面对金钱，社会风气败坏，党风败坏，而又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才是我反对的。”
张爱萍直接要通了中央负责同志的电话，谈了南街村的事。谈的结果，“没有明确的态度。”
有人说，你这不是为难人家吗？对南街村，社会上反响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有宣扬的，也有挑刺的；但观望的、怀疑的居多。许多人在问，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后呢？美好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实的。我对它不抱有希望。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
张爱萍终于挤出一句话来：“共同富裕总是好的吧。”
“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张爱萍视察南街村回京后，他就满怀热情地宣传、推介南街村；凡是有人去拜访，他就极力建议他们到南街村看看；凡是看到南街村有新变化、有新举措，他就写信或打电话表示祝贺。他对中国大地上绽放的这株‘豫南花’情有独钟啊!
这就有了后来170位将军来南街的故事。这样的社会影响，张爱萍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对张爱萍的评语——这个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路线斗争
邓小平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
张爱萍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在社会主义时期，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批判邓小平的指示是不是真理？
在张爱萍看来，这些统统都不是真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他不再跟毛泽东了；在张爱萍看来，文化大革命今不如昔是真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真理，如是他紧跟邓小平了。
当然，一九八五年以后，张爱萍认为，搞军队经商不是真理，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不是真理，搞包产到户不是真理，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大概也不能说是真理，他不那么紧跟邓小平了。
2010年6月28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