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第六节 整顿国防科委系统
本节资料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
第九章、艰难的航天之路
杨利伟，一飞圆了千年梦。一时间，中国的航天之路，和由此相伴而生的中国的航天精神，成为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航天之路？它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哪些不同？作为中国两弹一星最早的领导者之一的我父亲的经历，或许能够提供一些佐证。
１、召回
１９７５年，是一个不应该被忘记的年份。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第９个年头，但是这场运动离所预定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却遥遥无期。
父亲是在１９７２年底获准保外就医的。在关押期间他折断了左腿，是股骨胫粉碎性骨折。在当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得不到及时的检查和诊断，他拖着一条断腿，扶住墙才能勉强移动，断裂层面的相互摩擦，致使创伤急剧恶化。两个星期后，他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趴着侧着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因为这时已经可以探视了，妈妈给周恩来写信，说即使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给予治疗。这样，父亲被化名张绪进行了手术。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创伤面愈合后，里面锔的钉子松动了。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切开，进行了第二次手术。５年的关押，伤残的折磨，再加上两次手术和多半年的卧床牵引，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那时也才６２岁，却给人以风烛残年的感觉。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光明的到来总会是一波三折的。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７日，我正在车间干活，一早接到专案组安宏生同志电话，说你们家里快来人吧，你父亲不行了！当我们赶到时已是午后，父亲深度昏迷，瞳孔放大。我妈妈说，这就蹊跷了，你爸爸体质虚弱不假，但何以突然就濒临死亡的边缘呢？经她与３０１医院外科主任李蓝丁分析，疑是中毒，于是立即停用并封存一切药物。
据保留下来的当时病历记载：“１１月２６日晚９：３０出现疼痛、面红、烦躁……所答非所问、谵妄状态……经黄克维、汤洪川、陈树森会诊，认为是阿托品样中毒反映（应）。随即查服用药物，找到曼陀罗籽约６０～７０粒。……１１月２７日晚症状逐渐减退……”
药典记载：曼陀罗又称醉仙桃、佛花，有剧毒，国家限制销售。
事后，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批示查找原因。但你想，对一个尚在监护中的犯人，怎么可能找到答案呢？３０１医院最终的报告是：“医疗事故，但不排除政治因素。”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９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
九九八十一难。张爱萍，你命硬如虎！
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将林彪发动政变的纲领《５７１工程纪要》转发下来，以供全国人民批判。它像天籁之声，中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来自最高层的反对声音，来自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发自心底的声音：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注：以上引自［１９７２］中共中央４号文件）
我们设法把文件摘抄下来，带到医院，读给尚未解除监护的父亲听，他说：“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
林彪集团的崩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中只剩下江青集团了。１９７２年底发起了对右倾回潮风的批判，但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对反动的反动，不仅没有挽回被林彪带走的对“文革”的信念，反倒使江青集团的势力迅速崛起。在１９７３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不仅成为了政治局里最强势的宗派集团，而且王洪文还事实上接替了林彪接班人的位置。
很快，“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孔老二，一个人民不认识的“林彪”被抛出来，借以掩盖导致林彪现象直接的政治原因。但遗憾的是，这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 没有多大起色，当年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朝着他们影射的对象猛扑过去、乱撕乱咬的景象并没有如期出现。他们的期盼已成过眼云烟，没有什么人再愿意为他们火中取栗了。
“文革”的信任危机到来了。当时在私下里流传很广的是赵朴初的两首诗《反听曲》，赵朴老写道：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公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父亲把它抄下来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不几天就有朋友递话过来说，快撤了，人家把小报告都打上去了……
毛泽东又一次做出了惊人之举。他选定了一个曾被他打倒的铁腕人物来为他收拾残局。邓小平，一个意志刚强的、具有政治智慧和胆略的老一代领导人重新站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当然，这一切都是要以“永不翻案”的承诺为前提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玩笑的确是开得太大了。
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李志民政委，邀请他到福建治疗，这是石一宸副司令员提议和安排的。军区后勤部黄副部长介绍说，福州有个老中医林如阔，专治接骨，神奇得很。这时邓小平已复出任总参谋长，经他批准，整个１９７４年，父亲都在福州治疗。这时正赶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志民政委和新来的皮定均司令员给他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中医林老先生和他的两个儿子，果然医术超群，加上父亲的顽强，伤势的恢复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时罗瑞卿也解除了监禁，父亲动员他也来福建治疗，罗还有些犹豫，自己戴罪之身，怎好提出这种非分的奢求？父亲说，找小平同志一定能行。罗写了个报告，父亲看了说，直截了当的提要求就行了，遂把报告上有关检讨的文字全都给划掉了。果然，邓小平马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那时，在众多的大军区中，福州军区算是个受迫害干部的避风港。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开展“揭批查”，清理“四人帮”和林彪的帮派体系。当年在韩先楚手下工作过的福州军区的一些干部，受到了牵连。提交军委常务会议讨论时，父亲说，今天我要为韩先楚和他手下的这些同志说上几句话。毋庸讳言，我就得到过他们的照顾，我的儿子落实政策也是找的他们。叶帅、陈云同志、先念同志，还有罗瑞卿同志，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得到过这些同志的保护和照顾。在当时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们顶住高压，向受迫害的同志伸出援助之手，是难能可贵的。“文革”是党犯的错误，怎么能要求下面的同志承担责任呢。除个别品质恶劣，罪行极大的人外，检讨了、认识了、向被整过的同志道过歉了，就不应再追究了。当时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的几个同志，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一致表示赞同。
福建多白兰花，我的父母把它们摘下来，放进瓶子里，再注上蒸馏水，密封起来，以供观赏。我去看他时，屋子里大大小小的摆了十几个瓶子，谁来看望他，就送人家一瓶。和他谈起外面的消息，他也很注意去听，但从不打听，也很少发表评论，你要说，他就听着，默默的。送来的“两报一刊”报纸杂志从来看都不看一眼，撂在茶几下面，堆得多了，公务员就一齐收走。我说，随便翻翻也好嘛，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地说：“梦呓之语！”
每天，他照例是敷药、理疗、锻炼行走；再就是看《红楼梦》，写诗，练书法。
他说：“我过去最讨厌这类谈情说爱的书，可毛泽东说他读《红楼梦》读了４遍，闲来无事，找来读读也无妨。”
他还真有了心得体会。他特意把那首“飞鸟各投林”抄下来寄给我。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后来见他时，他指着这首诗说：“总有人要怎样的，你看吧，到头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１９７４年国庆节前夕，父亲接到回京参加国庆２５周年招待会的通知。他不想去，只想远离京城安安静静地疗伤。我们大家都劝他，亮相也是证明自己啊！说你不为自己，也要考虑别人啊，有多少人因为你，而无辜受到牵连啊！这后一句话打动了他。
父亲参加招待会回来说：“好多人都是多年没有见到了，恍若隔世啊。”
“宋老鬼（注：宋时轮）把我的拐杖一把抢了去，说你没问题的。人大会堂的地滑得很，我保持着平衡，一点点地蹭，好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座位。在那张写着我名字的椅子背上，挂着我的拐杖……这个老鬼！他说得对，我没问题！……这是我第一次丢掉拐行动。”
叶帅来到我父亲下榻的京西宾馆。
叶帅是我父亲敬重的领导人。长征中３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后，由叶帅接任，父亲就在他的领导下作战。抗战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搞统战，叶也是父亲的直接领导。父亲代表共产党方面赴徐州与李宗仁会商台儿庄战役，就是遵从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部署。父亲喜欢叶帅的诗，他和叶帅还有唱和。５０年代搞精简整编，父亲说：“我那种六亲不认的劲头，搞得几个老同志不舒服了。”“文革”初，叶帅把父亲，还有杨成武、肖华等几个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找到西山，说诸位在座的就有给刘少奇吹喇叭抬轿子的。父亲说：“我想他大概是在指我了。不过，他说毛泽东能活到１５０岁，林彪能活到１００岁，那是彭祖转世啊？笑话！”后来，我叔叔张灿明见到他，问起哥哥的事，叶说：“爱萍能有什么问题，还不是某某在整他！”
经历了９年的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在改变着每一个人。他们在一起谈到局势，谈到军队，也谈了父亲今后的工作问题。一个月后，１１月６日，叶帅又邀父亲去西山他的住处，仍然是谈出来工作的问题。
福建休养的清闲日子结束了。
１９７５年３月８日父亲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１０天整整８年。从此开始，揭开了“文革”中急风暴雨般的国防工业战线大整顿的序幕。７个月零２５天后，毛泽东在状告他的信上连续４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了。
父亲回忆说：“我是不想再干的，宋老鬼要我去军科我都不去。”
宋时轮当时是军事科学院院长，是我父亲最真挚的朋友，无话不谈。两人特质同属秉性刚烈、嫉恶如仇。但宋比我父亲老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点子要多，父亲戏称他“老鬼”。宋深知我父亲在“文革”中的磨难，邀他来军科和自己搭班子。宋说，我和叶帅去说，院长、政委你选。出于友谊，他一是想让父亲恢复一下身体；二是两个人在一起也好帮衬着度过这个非常的日子。
父亲何尝不理解老战友的这番苦心。平心而论，去军事科学院确是个极佳的选择。单位级别高，相当于大军区正职，可以说是官复原职。作为研究机构，远离权力中心，人员结构、工作性质相对单纯。在当前各派力量角逐白热化的状况下，阵线混乱，前景叵测，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安全的、主动的待机位置上，冷眼观潮，积聚力量，以图再起，作为军事指挥员这只是个常识问题。何况，宋时轮又是这么个仗义而且足智多谋的老朋友，两个人搭档，不失为最理想的选择。
但父亲还是无意于官场。他已经心灰意冷，厌倦仕途，他说：“我只是浮萍一叶。”这正应了“爱萍”这个名字，看来他去意已定，只想飘逸江湖。宋时轮后来病逝，父亲写诗怀念他：“笑声常洒真情在，君伴春风带醉归。”一副酩酊大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跃然纸上。
叶帅究竟和父亲谈了些什么，能把他拉回这条道上？
第一次谈话，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了，叶颔首微微一笑，说那你再考虑一下吧。一个月后，又找了他。
父亲回忆：“叶帅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２０秒就坠毁了。”是昨天发射的，还是几天前发射的？因不涉及问题的本质，对确切日期，我也没有去核准。但他们的谈话肯定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５日之后。
叶帅接替总理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颗刚刚坠毁的卫星，是叶帅１０月２２日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射的。这是今年坠毁的第二颗了。
叶帅说，还记得当年你搞的规划吧？
怎么样了呢？父亲问。
父亲作为聂老总和罗瑞卿总长的助手，最早战略武器的规划、计划、体制编制和基地建设、型号验收都是他分管的，后来又接过了科研试制和组织实施。仅就航天方面，就有近、中、远程导弹；运载火箭；通信、侦察、气象卫星三大领域。只是载人航天和反导系统还没有定论。
父亲说，原计划是１９６９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他当然记得，１９６５年１０月，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论证完成，除发射东方红卫星外，还应具备发射一系列科学探测卫星和应用卫星的能力。１９６６年５月，正式命名为长征－１号，一、二级和控制系统以中远程导弹为基础，配上最新的以固体推进剂为动力的第三级火箭，一举将４００公斤重的卫星推上４４０公里的圆轨道上。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２１时３５分，长征－１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４３９．２３８４公里的环地球轨道。虽然比原计划整整推迟了一年，但毕竟凭借着体制的惯性，还是成功了。
但惯性总归是有限的。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０日长征－１号发射试验卫星失败；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８日发射又失败；长征－２号发射的返回式卫星，一直拖到了１９７４年……
１１月５日清晨，长征－２号火箭首次执行重型卫星发射。火箭起飞后数秒，飞行姿态即失去控制，摆幅越摆越大，２０秒后，姿态自毁系统起爆，看着如雪片般撒落的火箭残骸，人们目瞪口呆。这就是叶帅和父亲谈话时提及的那颗星。
何止是战略武器？“文革”的冲击，使所有的项目都推迟或中断了。那年头，头头像走马灯似的换，谁上台都要上个新型号，搞出份文件，捅上去，什么培养宇航员，什么反导，不顾现有的技术和经费条件，异想天开。这种文件都经过最高决策层，批了就成了最高指示，谁还敢反对？光三机部搞歼击机，型号就五花八门，一会儿说全民皆兵打游击战，就要研制超轻型的能在土跑道上起降的小飞机；一会儿又要突击敌人后方纵深，要研制载弹量大、留空时间长的。反正都说是战略方针的需要，都说是最高指示，结果都是废铁一堆。
作为中央专委主任的叶帅能不急吗？父亲说：“这都是在败这个家啊！”
对国防科技战线来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中前期，是个大丰收的喜庆年代，也是父亲精力最充沛的时光，是他有生以来最为忙碌的时期。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经１０年苦心的积累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国家经济调整陆续到位，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１９６４年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１９６５年中程导弹试射成功，１９６６年两弹结合的成功，年底，第一枚氢弹爆响。中国实现了能够用于实战的地区性的核打击力量……共和国终于走出了低谷，正在一步步地逼近两个超级大国。直到今天，谁都解释不清，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全都毁掉呢？
叶帅和我父亲，谈到了此处，都莫不叹息。父亲回忆，自己不知说了句什么话，叶打住了，似在婉转地制止话题的深入。这使我想起了父亲曾说的，１９５９年他从金门前线回京，向彭老总汇报后，谈到了大跃进后的农村混乱状况，彭也是沉默不语，神情凝重。忧国忧民啊！
在纪念李达（注：副总参谋长）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叶帅要张爱萍出山，谈了三次都没有结果。叶知道李达和张有多年的交情，就让李来做做工作。李来到张的住所说，一起去参加个活动吧。张问是什么活动？李说别问了，就当是去散散心。原来是个讨论中程导弹定型的会议，听着听着，张就忍不住了，激愤地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年了，还在争论中程导弹的问题，居然还都大言不惭地说是什么大好形势……
这篇文章题目叫“李达智请张爱萍”。
父亲还记得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这一天。当第一发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准确命中目标，看到在戈壁滩上猛烈冲起的蘑菇云，他写道：“晴空一声天地愕，烈火燎原磅礴。”展望自己投身的无比壮丽的事业，他又写下诗句：“奇迹频年新创，险峰无不可攀。”
但这一切，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就戛然而止了。当他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人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父亲说：“想到第一发成功时，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都落泪了。为什么同志间一下子会变得如此冷漠呢？”他的心都在作痛。
那种冷漠是透人心骨的。我曾看过罗点点写她的父亲罗瑞卿。她说，罗遭批判时，周围的同志们一下子都不再搭理他了，那种冷漠刺痛了他，他选择了死。
还是那句话，“文革”改变了所有的人；或者说，“文革”让所有圣人的灵魂展现在俗人的面前。怪不得直到今天，对“文革”还是讳言忌深呢！
你就这样走马上任了？我在继续我们的话题。
“是的，给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卫星送上去。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他决心出山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谈到了很晚。一个戴着特务、通敌、假党员帽子被关押了５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这一家人，历经了９年家破人散的凄苦，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们终于从生死罹难的边缘走过来了，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出来了。不错，我们都为他洗刷了罪名，重新获得信任和重用而欣喜。但真正让我们珍惜的并不是父亲的地位。我们深感自由的可贵，阳光的可贵，一家人平安祥和的可贵，做一个不被歧视和不被欺辱的人的可贵。
但父亲又是怎么想的呢？
是的，他曾经为拖累我们而掉泪。他在狱中曾写道：“我这一辈子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妈妈，让你们被我拖累，为我吃苦。”
在福建时，在他默默地制作白兰花的标本时，他的案头就压着陶渊明的一首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远离了人世间的嘈杂，丢掉了物欲，断绝了俗缘，精神就超出于尘世之外了。
但今天，叶帅的召唤，不是他个人的召唤，是我们这个被“文革”搅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民族的召唤。古老而多难的民族啊，要求这一代人，丢掉他们个人的恩怨和荣辱，为铸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奋斗。
铸造大国——使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受别人的凌辱和蔑视，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自年轻时就铭刻在心的光荣与梦想。
若干年后，已是９０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那段日子，他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还能听到它在唱歌呢！”
什么？我们都哑然失笑：“爸，你这是幻觉！”
“我真听到过的。关押在那里，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夜很静，它一个小时绕地球一圈，每次飞过头顶时就能听到它在唱歌……”
“你不是说过附近有个东方红公社？不会是他们大喇叭里放的《东方红》唱片吧？”
眼见着一步一步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战戈壁、斗风沙，两弹一星就像是他的孩子！他不仅为它吃了苦，也为他坐过牢。他能无动于衷吗？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面对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对父亲的决定，我们全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父亲也许是觉察出什么，或许是要宽慰我们吧，他说了一句话，但却更使我们惶惑不安。他说：
“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
真是这样的吗？他们又一次以他们的理念来塑造心中的毛泽东了。
我们都睡不着觉；他也睡不着。这天晚上，他写道：
“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
喔！上帝，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就安排好了他的命运。
他注定是要被绑在十字架上的。
２、七机部２３０厂
父亲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这个新上任的国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机部所属的２３０厂，他在这里蹲点试验。由此，展开了他历时８个月的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急风暴雨般的整顿。
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
还是战争年代那个办法，找寻主攻方向，集中兵力于一点，一举突破，然后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
突破口在哪里呢？
座谈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我们被扫地出门后，父亲放出来只能住招待所了。他的那些旧部，见到当年曾经是英武潇洒的总指挥，现在手拄拐杖，自然都免不了扼腕叹息、唏嘘不已。说起这几年，差不多都有过批斗、关押、审查、下放劳动的经历，说到被折磨凌辱致死的熟人，免不了声泪俱下……
打住吧！父亲说：“时间不多了。”
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父亲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９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小人得志，必生出许多乱子来。相互争斗不说，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天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出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座谈中，他们告诉我父亲，整个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他们说，您１９６５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两年了，连影儿还没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的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斗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唯生产力论”、“为错误路线服务”，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一些老科学家说，几十年前漂洋过海回来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告诉我父亲，领导都被整怕了，遇事推诿，不敢负责，反复试验，永不定型。弄到现在，新的技术课题攻不下来，定型的武器又拿不出来。他们说，科研项目谁都想上，天上地下，太空海洋，航天飞机、载人飞船……真是五花八门，天花乱坠。只要能捅上去，中央就批，一批就立项，谁敢反对？弄得人力分散，资金浪费。结果是，谁都搞不成。
其实广大群众都有怨气，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有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笳，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两个专家（钱学森、朱光亚）；就缺法家。就是希望来个厉害的领导好好整治整治。上面也派过些资深领导，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各类组织，怎么理得清？谁不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大方向是错的。加之中央路线斗争频繁更迭，哪一届领导能呆长？还不都被造反派以执行错误路线的罪名赶下台去。
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３７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堂，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是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
父亲听后，提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
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２３０厂。
２３０厂，是开发研制陀螺仪的单位，控制导弹平衡最核心的设备出自于它。
２３０厂的造反派头头叫舒龙山，也是七机部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造反起家，上挂王洪文，下联七机部最大的造反组织“９１６”。
父亲说：“好！就拿２３０厂开刀。”
从当时留下的工作日志看，父亲先到的七机部一院。
一院，即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七机部主力院所之一，下辖十余个设计、生产单位，中国的航天事业就从这里起家。这里，他太熟悉了，从当年规划、立项开始，到选址、征地、编制、隶属关系、人员调配、设备购置、待遇标准，无一不是由他领导的部门计划和审批。“文革”前，他曾多少次在此坐镇督战。
第三天，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２３０厂及配套的１３所。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是“１９７５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
父亲说：“我才不去纠缠那些乌七八糟的历史呢！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给我恢复生产。以前怎么样我不管，谁要是再捣乱，就给我撵出去！革命，革命，喊什么？不把武器拿出来，不为国家出力，看着苏修美帝讹诈我们，这种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嘛！”
“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２３０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舒龙山只要努力工作，一视同仁。欢迎他成为造反派的好榜样，当然，也可能成为坏榜样。”
后来父亲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我知道，给我的时间不会很多的。坐到科委机关里指手画脚一下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里到处是派性，纠缠在里面很麻烦。只有深下去，抓产品、抓型号，先把卫星送上去，全局就活了。整个国防工业系统，七机部是关键，一院是关键，卡脖子的地方又在２３０厂，搞平台的，没有它，导弹就翻跟头了，所以２３０厂是关键中的关键。仗就要这么个打法。”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亲眼目睹他当年大战七机部的场面。但从许多亲历者叙述中，我仍然能感受到那一幕，惊心动魄！
科委科技部综合局局长陈保定，当时的小分队成员，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０日他对采访他的军报记者说：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这哪是工厂啊！院内一片混乱，研究室连口水也没有，问他们，说我们不喝水。厕所堵了多少年，污水一直流到大门口，还是我们去了后找了些部件给换上了。暖气很多地方都没有，管子都冻裂了。”
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
跟随父亲的邱锦春说：“一进车间，密麻麻的蜘蛛网从墙头一直挂到门口，地上厚厚的尘土能印下脚印。机床贴着封条锈蚀斑斑。工人们说，打‘文革’开始，这里的机器就没开过。”
“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矗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
父亲回忆时，我把上述这些说给父亲听，他说：“就一句话，惨不忍睹！”
３个月后，父亲向军委—国务院联席会议汇报。记录摘要：
张爱萍：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２３０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４个车间１０００多工人，只有４％在岗，９６％的人已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８９２３部队，以后又改叫８２００部队……
邓小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这是工人们的话。８９２３，就是上午８、９点上班，下午２、３点下班。后来干脆上午８点、下午２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位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申丙辰（工作组成员）插话：工人们说了，他们这里只剩下两项制度，一是开饭制度；二是发工资制度，其他的全没有了。
我们还是接着陈保定说：“他没有家，只能住海运仓招待所，每天一早，我们都到那集合和他一起走。”
我妈妈说：“因为是住招待所，他走得早，早上没有开饭，就自己给他冲点儿麦乳精，匆匆忙忙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几乎每天都有等谈话的人，往往是通宵达旦。我真担心他吃不消，都这个岁数的人了，他的心脏病就是这个时候弄出来的。”
陈保定说：“他的红旗车一到，群众就围上来递申诉信，他也没有警卫员，司机老安帮他倒水，代他收这些信。我们的华沙慢，跟不上，等我们到了，他已经开讲了。
“找他的人可多了，老干部、年轻工人、有意见的、反对派的，什么三教九流他都见，党的作风在他身上很鲜明。有些人觉得他厉害，可我们不怕他。他下到车间，经常连一碗水都没有，他在台上讲演，下面工人就端水给他喝，用大瓷碗，他很豪爽，一饮而尽。下面的人就给他鼓掌。开始没有凳子，就站着和工人讲话，后来他一来工人们就围上来，给他端凳子，让他坐着说，他反倒站在凳子上去讲，听的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大会、小会，他走到哪儿，人们跟到哪儿。他不光自己讲，是要大家提问，什么都可以提，他来回答。
“他一个一个食堂地看，赶上开饭，就在大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没有凳子，找个角落里站着吃。工人们都围着看，我们这伙人成了西洋景。”
邱锦春插话：“食堂的饭菜很差，加个菜吧，首长说，工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偌大的食堂，居然找不到一张桌子和凳子，大家蹲在地上吃，首长腿折了，只能站着，菜碗只能放在地上，怎么吃啊？食堂没有开水，有工人用大瓷碗递过来一碗水，他端起来就喝……一个开国上将啊！”
没有经历过社会动乱的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这些了。从历史上看，凡天下大乱时，总有一批野心家、社会渣子浮出水面，趁火打劫。自“文革”以来，就有这么一批人，打着造反、批斗走资派的旗号，借助“中央文革”的力量，扳倒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夺取那里的权力，拉起队伍，占山为王，为非作歹。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一群有官方罩着的黑社会组织，而且更有甚者，他们有些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头衔，革委会主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甚至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上了中央委员。他们上有靠山、下有队伍、横向有照应、社会有舆论。９年的经营，已成气候，尾大不掉。毛泽东也曾恼怒过多次，闹得没边了，上面扳倒了王关戚这样的小爬虫；下面也抓了像蒯大富之流的小头目。之后，又派出军宣队、工宣队，以稳定局面。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谁不懂得看上面脸色。你想，这些人都是“文革”的社会基础，你把他收拾了，还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还不搞到自己头上。何况新派的人里，都那么老实？投机者、野心家、阴谋家，取而代之者，大有人在。换来换去，还不是换汤不换药。
父亲自１９６７年３月就被隔离，就像毛泽东说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当他目睹了这一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他可没有他的恩师周恩来那样的苦口婆心。他这个学生很干脆：“铲除派性，收回权力。”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开辟中央苏区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同的是，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和平方式：给你讲道理，不听？那就敬酒不吃吃罚酒，组织处理——滚出七机部！
陈保定说：“张爱萍一来，旗帜鲜明。他讲了两条：一是发动群众，造起舆论，批倒派性；二是组织解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专搞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如舒龙山这种人，坚决解除他们的职务。２３０厂是舒的老巢，张爱萍就是到他那里去演讲，他在全体大会上说，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张爱萍的魄力和胆识，和他大刀阔斧的作风，真正使我开了眼界。”
陈保定接着说：“３月２７日的讲话是到２３０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１９１８。”
“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我们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
“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文革’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讲真话的？有谁敢对这些造反派说三道四的？像他这样在大会上公开骂造反派头头是坏蛋的，还是第一次。人们钦佩他的胆量。”
父亲把他的全部怒火都宣泄出来了。
他说：“你们那些人，就跟旧社会里的工头差不多了，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人味？”
“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还像一个中国人吗？满脑子的个人利益，满脑子的小山头，小宗派，馒头都不如，是桌子上的小水泡，很快就会干的。只要太阳一照，不用说有太阳，就是电灯一照，也就干了。有人说我骂得太凶了，难道还要我对这种人讲好话吗？办不到！这些人派性迷了心窍，我能给你说好话吗？有的人嫌我糟蹋他，骂得太厉害了，有什么办法，你不改，我还要骂，而且要骂到底。”
他骂得是够难听的：
“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而且一定要整顿。什么你管得着，我管不着？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对这类东西，一句老话，何足道哉！”
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批判他，说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５２次话，去掉８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流毒甚广。
他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说：
“工人同志告诉我，这些年来，领导干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问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啊？你们猜猜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现在两只眼睛都闭上了！我的官老爷们，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混乱状况，你们真的都是在修身养性吗？……摸摸自己的心口吧，都问问自己，我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在这里叫你们一声老同志。所谓老，就是原来曾经在老五院工作过的同志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放弃原则，放弃人民的利益，明哲保身，保位，保官。这种人，还要你们干什么？你们把老五院的思想、作风、干劲给我找回来！今天之前，我不管；从现在开始，我就要管了，而且一管到底！”
“发生了问题找谁？找领导！找你们干部！车间里没有开水喝，谁去打？车间主任去打！……拿桶打！”
怪不得红３军团的干部都这样评价彭德怀：“彭老总是爱骂人，但他不骂战士，骂干部。谁让你是领导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传统，红军的传统。
他对工人群众说话的口气要温和得多了：
“我要问大家一句，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这些指示，哪一条在你们这里贯彻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８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你们这里贯彻了吗？毛主席在去年听了国务院汇报生产情况后说，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在你们这里贯彻执行了吗？所以，是不是革命派，不在他喊什么口号。听其言，观其行。要看一看，想一想，对的就跟，错的就要打倒！”
“工人同志们，我要求你们尽最大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拿出杀手锏来。打谁？打对我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敌人！我们的杀手锏要直捣它的黄龙府！叫它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奴役我们。这，就是目标！是我们国家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目标！”
回忆当年，许多人说，开始，大家还在远远地观望，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他一来，大家就抢着挤进去听。他不是长篇大论，是叫台下的工人提问题，一个一个的回答。有时骂人，有时说笑话，还有时讲故事，气氛活跃。经常是笑声、掌声不断。连一些工人家属都抢着提问题。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和他对着干的，说你张爱萍讲的是“今不如昔”，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说：“好啊！你当面讲也行，背后讲也行，到中央那里去告状也行！”
一个领导人的魅力就在于公众之中。在公众场合敢不敢、能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能不能形成感召力，影响力，使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把选票投向自己，这是衡量西方政治家的标准。其实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在他们青年时期也都是这样的。父亲在电视上看到有些领导人在学生的质疑下张口结舌，他说：
“到人民中间去，和群众对话，面对面地宣讲自己的主张，了解他们的疾苦，解释我们的政策，影响他们，启发他们，动员他们，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本事，当年不都是这么干出来的吗？群众愿意听你讲话，愿意和你对话，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刁难你的人总是有的，只要正义在手，走到哪里都不怕他。我看了电视后，给中央写过两次信，建议中央领导带个头，省市各级领导干部，工青妇，人大、政协的领导同志，都走到人民中间去，不要搞什么讲话稿，可以事先准备一下，和老百姓对话，这也是衡量干部水平，认识干部的好方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传统都丢掉了。”
当对陈保定的采访快结束时，他感慨地说：“那时真辛苦啊！白天开会，晚上碰头，生病住３０１，他就把会开到医院里。遇到问题，当即拍板。汇报时，他看卢厂长不对劲了，一问，说是胃痛。张问吃的什么药，他说没什么好药治不了。张马上说有进口的胃得乐，行不行？当时就要我坐着他的红旗车到３０１去拿。汇报说１３所的郝复俊病了，到了肝癌晚期，他说，散了会我去看他。老郝见到张爱萍，激动地说，你还记得我们这些人，要是再给我点时间就好了，我还能为国家干很多的事。汇报到二院有六七十对长期两地分居的，小孩上学解决不了，他当即要通了北京市长吴德的电话，说一会儿我去找你。吴德问张老总有什么指示，他说，要户口。连幼儿园他都要去走走。二院一些工人没房子，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的家挤得连人都进不去，他就调了两个工兵营来给大家盖房子。一切为了那发导弹。日以继夜，雷厉风行，关心群众，什么是一个真正的老共产党员，不是电影上的，２３０厂的干部、工人都看在眼里了。”
“他把我留在２３０厂整整９个月，不让我回来。他对我说，把我们的目的告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们。我是个革命的幸存者，很多同志在我身边牺牲了，我是为他们活着的，还有什么不能舍弃！听得人热泪盈眶。
“一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谈起这些往事，２３０厂好多老人仍非常激动，他们说，像他这样拼命干的人现在没有了！他们问，张主任身体怎么样？告诉他我们想他。
“在张爱萍身边的这段日子，我终身难忘。”
３、达摩克利斯剑
１９７５年，元旦的爆竹还没有放完，中国人民就得知了让他们都目瞪口呆的决定，任命被他们批得体无完肤的全国第二大走资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当不少人刚要内心窃喜时，第二条新闻更使得人们疑云重重。“文革”理论家张春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个月后，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要求在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２月２５日至３月８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些大是大非问题。３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整顿铁路秩序。
就在这期间，３月１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指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江青讲话：“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
真有点像今天的股票市场。
４月４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共产党员张志新杀害。因为她公开指出党的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
七机部和２３０厂呢？
陈保定说：“造反派当然不会甘心，派了很多人盯我们的梢，２３０厂有个女秘书，走哪跟哪，讨厌透了。”
“就在这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实际是张春桥的话。”
“大会上，台下就有人把这份报纸给递上来。张老总拍着桌子说：警惕红旗落地？笑话！我张爱萍是卫星上天，红旗也上天。卫星带着红旗上天！”
“那时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四面八方，上下左右都有。很多人都给我们打招呼，这是‘中央文革’设的圈套，七机部最乱，就是看着他犯错误，邓小平、张爱萍长不了，早晚还得被打倒。还有许多人要我们提醒张老总说话别太过了，有些是担心，也有些是恐惧，也有些是恐吓。这个期间，反对的大字报就一直没断过。我们提醒他，他说，我倒了，就让群众去判断真理在谁手里吧！”
我那时被安排在南昌陆军学校。晚饭后没事，就往校长王林德、政委董超、副政委杨祖兴家里跑，谈话的中心就是政局的走向。尤其是杨副政委的夫人田阿姨，听到点消息就叫她的孩子找我过去。他们为我父亲的行为叫好，同时也很担心。天有不测风云啊！
省军区政委郑国叫他女儿巧巧带我到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家打探消息，徐敏阿姨和他们的孩子毛毛对我父亲的讲话赞不绝口。江偶然回来见着，总要说，代我问候你爸爸，一要保重身体，二要小心暗箭。省军区大院是我的庇护所，不管到哪个首长家串门，他们和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对我特别亲。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党的高级干部勇敢地站出来声张正义。省军区谢忠良副司令还专门收集了很多父亲的讲话，他说，你拿去看看，真解气！你爸爸是个硬汉。
有几份传抄的父亲讲话：
“我来的头一天晚上，就贴出大标语，让我滚回去。见他妈的鬼！我要怕早就退避三舍了。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能够在火线上退却、逃跑、投降吗？”
“重说一遍，伸张正义，打击邪气，用不着害怕。捅你两刀子，捅就让他捅嘛，毛主席说死得其所。哪有一个革命者说我革命是为了长命百岁？捅一个洞，进医院；捅几个洞，就进八宝山。为了中华民族，光荣！”
“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这种话，真的离反革命不远了。
邓小平给予他有力的支持。
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８日邓访法归来。第二天上午，就同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听取父亲的汇报。他说：
“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谁，不管你是９１５、９１６，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嘛？还在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６月３０日为止。从７月１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据此，父亲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７月１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１９７５］１４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迄今为止，在记述１９７５年整顿和１９７６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这段历史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其实，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
彻底搞好整顿，就必须从组织上解决帮派体系问题。后来，七机部造反派头目舒龙山就在调出之列。９年来，毛泽东这次是破例了。
父亲当年的不少讲话，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一年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汇编成供批判用的《张爱萍主任部分言论摘录》。正是这个《摘录》，忠实地保留下了父亲当年的风采。我要感谢这些派性头头们。
经过了５年的炼狱，他已经不是当年在东海前线指挥三军联合作战的张爱萍了；也不是在荒凉戈壁滩上组织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张爱萍了；更不是在方巷搞社教对农民大讲毛泽东思想的张爱萍了。地狱之火烧掉了他的纯真，烧掉了他的盲目，烧掉了他远离党内政治斗争的桃花源之梦。也许，他还是他。他忠于他的信仰，忠于他的人生追求，忠于他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特质，忠于他“到处青山埋忠骨”的誓言。他说：
“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但是，能给他多少时间呢？
父亲曾多次大声疾呼“抢时间”，他何尝不知道头上高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呢！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１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５号和东风４号方案论证会。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它抢回来。”
会议根据父亲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１９７７年前拿出东５、东４；１９７８年拿出潜地导弹；１９８０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１９７７年前拿出射程为８０００公里的洲际导弹。这个计划，比１９６５年８年４弹的规划推迟了４～５年。１９７７年父亲再度复出后依据这个计划，提出“三抓”任务。但时间上又推迟了３～４年，就是说，延误了７～９年，我看过一些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在国防尖端上取得很大成就。真令人费解，难道还要用这种忍辱负重的痛苦经历给“文革”贴金吗？
当时，有三个关于卫星的方案，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他拍板第三方案，即卫星研制以通信卫星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他说，“专门给它成立一个局”，国防科委给我盯住管住它，要“管好管到底”。
安排好卫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到陕西再到四川跑了一大圈，和打仗一样，他必须亲临一线督战。
第一站是新疆戈壁滩上的马兰核试验基地。
马兰，诗一样的名字，她是开在戈壁滩上一朵神奇的花。只有在这里创业同时又具备了诗人情怀的人，才能为这片荒凉的土地赋予如此浪漫的名字。整整１０年了啊！自１９６５年一别，梦魂牵绕。父亲写道：“十年重上阳关道……”
当他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基地领导人张蕴钰将军拥上来，他们都落泪了。张蕴后来说，什么都不要问了，看到张爱萍的那根手杖，９年来经历的一切劫难，都尽在其中了。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７日９时，我国的第１７次核试验，也是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核裂变巨大的能量自地心深处爆发出来，山崩地裂！
父亲写诗道：“任尔金刚能炸！”
在后来的几年，我随部队执行任务，曾数次往返于西域古道。这是祖国的边陲，四顾雄浑苍凉的戈壁荒沙，肃然生出悲怆之情，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在这里建功立业。在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国际条约通过前，那一代人，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里，为国家拿到的入场券，使我们今天与世界大国同步。
当阳光洒在它寥廓无垠的土地上时，你总会看到那里幻象出的理想的光环。
随后是七机部所属７１７厂，接着又飞０６７三线厂。他呼吁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抢时间，抢速度，为１９７７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看着这个拄着拐杖的６５岁老人的背影，随行的人都说：归山之虎！
抢时间。真的只是像父亲在会上讲的那样，因为“文革”，我们失掉了太多的宝贵时间吗？我问他，他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卫星在今年打上去。”
他们是谁？
４、在政治残局中
抢时间。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还是如期到来了。
１９７５年的毛泽东，已是８２岁高龄，就要走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这位历史巨人曾经带领着父亲那一代人，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使那一代人对他怀着难以言说的崇敬和深情。但是，也是这位巨人，在晚年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之中。他要收拾这个搞了８年革命的烂摊子，可又绝不允许任何人否定这场在理论上解释不通的大革命。这盘棋已下了９年，到了最后的残局。
５月３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５月２７日、６月３日，政治局连续两次开会，江青、王洪文检讨。
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对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信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消息虽是从小道传来，但我们都不怀疑这是真的，欢呼雀跃。
但是，２０天后，钟摆似又摇动了。
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同北大教师芦获谈《水浒》：“《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谁是宋江？谁是晁盖？谁是投降派？还有聚义厅？忠义堂？招安？这都说的是些什么啊？从现在看到的当事者的言论中，似乎这件事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未必就有多少内在的联系。但在影射史学猖獗的年代，这些借古喻今的话，难免使人猜测到底隐指的是什么。
一股忧虑注上心头。难道这一天真的来得如此之快吗？
９月２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是利好消息！和我们一样，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字里行间品味、揣测。这关乎着他们的命运。
但牛市已经到头了。在此期间，８月１３日和１０月１３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阅了第二封信，雷霆震怒。
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上，我们知道了，促成毛泽东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他的侄子毛远新。
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毛远新讲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他感到社会上有一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对“批林批孔”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主流和支流，三七还是倒三七；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这一股风，似乎比１９７２年批极左时还要凶些。
毛远新说：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现在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还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了？
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向毛泽东表示：“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很多年后，我才看到这些公布出来的材料。我很难断定毛远新的动机。抑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这局棋“支了一个招”？从常理上说，毛远新，这位年方３４岁的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治委员、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不该不了解“文革”中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啊！
应该说，毛远新反映的全都是事实。人民对“文革”的反感；对唯恐天下不乱的左派理论家的厌恶；对靠造反起家独霸一方的黑势力的抗争；其实大家都明白，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借用一下“最高指示”，其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过是个幌子，实现社会生活的安定，达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一个富强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才是实质，才是目的。
问题的要害在于，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谁的主张更符合历史进程的规律？以毛远新的年龄、见识和教育素养，他有这个条件分清是非。我不知道他还和毛泽东讲了些什么，但就上面这些内容看，基点就是错误的。我也在总部工作多年，一项政策出台，我们下去调查，应该了解什么呢？是这项政策贯彻后出现的正面和负面的效应呢，还是下面对制定政策人的态度？明知广大干部群众有意见有看法，不去从中反思自己在政策制定上的偏差和失误，反而以阶级斗争的大帽子去定人家的性，把自己的失误，归结于人民的反动，这样的政治立场和工作作风符合共产党人的宗旨吗？为什么不能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和危害？不是不知道，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他必须捍卫他家族的地位，捍卫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捍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即使他是错的。
１０月１９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刘冰来信提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同时决定，由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虽然他的这个决定是以建议的方式提出来的。
据说，邓小平听到决定的一刹那，反应非常强烈。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历史上多少宫廷悲剧不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失去决策层信任、支持的执行层是没有任何作为的。他的政敌们马上就要扑上来把他撕得粉碎。
毛泽东的批示，我们是几天后才从小道听说的。无论从内容还是口气上，都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这种做法，符合党内整人的一贯方式。从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入手，引爆炸药，炸你个粉身碎骨！批转彭德怀的一封信；彭罗陆杨的一出戏，海瑞罢官；借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争论有没有天才，导出党内有个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把陈伯达，最后又把林彪揪出来……尤其是批示的最后一句话：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已经是图穷而匕首现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毛泽东说的反潮流是不包括反对他自己的。
上述这一切，父亲一概不知。他当时正在大西北，风风火火地准备发射那颗返回式卫星呢。这颗卫星对他太重要了。前面说过，两弹一星在中国，从来就不只是个技术问题，从它起步的第一天，就是个政治问题。父亲当然清楚，失败对他意味着什么，历史将永远不再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１１月５日深夜，他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
乱讲话？我讲什么了？不就是骂了那帮小爬虫吗？父亲问北京有什么情况；陈说，说不清楚。电话就挂断了。
不祥之兆。
１１月８日，父亲准备飞绵阳，到九院去，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专机已经派出，请到宝鸡机场乘机返京。
他应该是有数的，只不过不知是什么事。他还是推迟了一天，他要做最后的安排。赶到宝鸡要坐４个小时的汽车，他发着高烧。
回京的当天晚上，妈妈给他服了药，看他极度疲劳的样子，原本不想再说什么了，只要他早点休息。但又担心第二天中央的紧急传讯，没有一点准备也不好。于是，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最近刘冰发生的事情。他靠卧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通常他都是腰板挺得直直的，即使是坐在沙发上，腰从来都不靠椅背。下面垫两个沙发垫子，双手搭载在拐杖上，一副军人姿态。所以我们家的一圈沙发中，总有一个是没有垫子的，谁摊上就坐硬板凳。经常搞得客人莫名其妙，怎么你们家的沙发少个垫子？我们会指给他看，在主人屁股底下呢！今天他是真不行了，高烧且有些胸闷，吸了会儿氧气，他什么也没有说，静静地、默默地听着。他有时常这样，只听不说，脸就像是花岗岩刻成的，冷峻、刻板，又透着威严。很晚很晚了，他睡下又爬起来要长途电话，断断续续地听到，好像是一切发射准备要加快，时间还要再提前。
我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５、卢晨征的回忆
谁是卢晨征？航天部质量司司长，当年赫赫有名的七机部一院２３０厂厂长。
为了写父亲的故事，要收集素材。但我知道，以我这样的身份会有碍被访者客观如实地讲述历史，为此，我请了《解放军报》记者江林替我收集资料。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１日，江林找到了退休在家的原航天部质量司司长卢晨征。
说明来意后，卢表露出极不配合的态度，他说，你代表组织还是个人？如果是组织，我说的你们也不会用。如果是个人，你了解这些干什么？总之，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还有事，就别浪费时间了。
一个咯涩的老人。
江林说，对不起，打搅您了，我这就走。但容我说一句话行不行？
据我了解，当年是张老安排你去２３０厂当厂长的，你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个动荡、难忘的年月。但我不理解的是，你们这些前辈，你们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们，为什么都要把这些岁月埋葬掉呢？为什么要它永远地在中国的历史上消失呢？为什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不应该记住他们前人所经历的磨难呢？出于礼貌，也出于自尊，我可以马上从你的房间出去，但我想，你不会是这样一个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吧！
卢晨征深深叹了口气，不是我不想说，是现在又有些像当年的味道了。张爱萍啊，难得还有人记住你！是的，你说得对，他是一个不应该被子孙后代忘记的人。
他坐下来款款而谈。以下是他的原话，尽量按他自己的口语习惯记录：
七机部是国防要害部门。张爱萍为什么要到２３０厂？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核爆炸成功了，原子弹搞出来了，但没有运载工具，还是一句空话。运载火箭的关键在平台，平台是火箭的大脑，飞行中滚动、仰俯、射程、精度、命中率全靠它了。平台的设计有了，但制造没有突破。这点，搞运载火箭的心里都清楚，按张老总的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是一场攻克关键部位的战斗，张爱萍就是在这个地方冲锋陷阵的。
先要配好厂领导班子。他到２３０厂时曾选过一个人，是他的秘书推荐的。张爱萍为了保险起见，又从军队调了一个司局级的干部。现在回顾看，这个人也不是个合适的人选，是个老实人不假。应该说，这些人都不是搞企业的人。后来由国务院政工组选人，他们推荐了我。我１９５３年就当厂长，干过４任厂长。我听说他们推荐了我，就开溜了，跑到胜利油田去了。那里就像是个青纱帐，下到钻井队，就是油田指挥部也别想再找到我。
后来听说是张爱萍发火了，人到哪里去了？给我找！当时我并不知道，以为事情过去了，就偷偷回了趟家。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刚起床，就看见窗外停了辆军用吉普车，这下堵住我了。进来的人说，带你去见张爱萍。我死活就是不肯去，七机部干部部也来人了，劝我说，你实在不去也可以，先见见汪部长（注：汪洋，当时七机部部长）吧，有什么想法先和汪部长说说。我能说什么？去吧。见到汪部长，汪说张总长找你好几次了，你这样总躲着不好。还是那句话，有什么想法，就当着面和首长说说。我没有法子，跟着他们到了京西宾馆。在外屋先见到宋彬成秘书长。宋说，你就是卢晨征啊，就给了我一个本子一支铅笔，说，拿着，张主任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地图，中间一个大条案，开会用的，桌上好几部电话，像个作战指挥所。屋里光线很暗，我看清楚了，靠里的墙边上，站着个人，背对着我，好像是在看墙上挂的大地图。我猜到是张爱萍。我远远地站着，好一会儿，他看都没看我，说，叫你来，怎么不来啊？声音很慢、很低沉。我说，张总长，你问我啊？他顿了一下拐杖，仍然背对着我说，难道这间屋子还有其他人吗？我壮起胆子对着他的背，讲了三条理由：我说自己身体不好，经常吐血。在张爱萍面前，我不敢说自己年纪大。我说应该调精兵强将，像我这样的老弱病残是不适合的。再者，虽说在机械行业呆了２０多年，但对运载火箭可一点也不懂。这些理由我自己都觉得牵强，最后我还说了点实话。七机部派性斗争的厉害，不是我说的，全国都知道，在这种地方，派任何人去，都是没有办法工作的。自己也很难不被卷进去，也实在不愿意再被卷进去了。
我一边说，他一边还是看他的地图。听完我的话后，还背朝着我。他说，你讲了三条，我只说一条好不好？拿本子记下来：明天上午１０点钟到２３０厂上班。记下了吗？我说，记好了。这时宋进来送文件，我还想说什么，他拉了拉我的手，小声说，别说了。我想，你非要折腾我，我也没办法，但我真的不想上任。
他见我不说话了，回过身来，说了声坐吧。他交代了四个问题，我还记得，是情况、任务、干部、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共四个方面。记得他专门交代说，要特别和几个人搞好团结，他说，和则兴、散则败。我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后来批判我时要我交代和张的这次谈话，说用了两小时２０分钟。当时共调了司局长一级的干部２２人，张只谈了十几分钟，而和你却谈了这么久，要我交出笔记，我说没记录，他们说，有人看见你做了记录。但我就是没有交给他们。
临走，张当着我的面交代宋，你明天９点５０分到厂里去，检查卢厂长到了没有。宋送我出来说，明天在家里等着，我去车接你。
那时京西宾馆没有饭吃，我想自己找出路吧，到附近七机部一个干部家里吃了碗鸡蛋面，吃的时候，心情特别沉重。
我回到家，和老伴说，有麻烦了，只能去拼命了，你给我打个行李卷吧。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就要和张爱萍一起去拼命了。晚上我找了七机部几个熟悉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大家都说糟糕透了。我的心情更沉重了。
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安了张床，人家告诉我，住在这里也没饭吃，厂里的食堂早垮了。我说，再说吧。
我首先是找人给我上课，导弹是个什么东西？制造工艺的关键在哪里？哪些人可以用？有哪些技术高手？哪些能工巧匠？几天后，我心里多少有了些数。我听说，张老总和我谈完话后，就飞三线，我想他大概是怕我这里一旦不行，就让１０７（厂）上。
搞这个平台难度是很大的，不能用磨床，只能用车床。一般车出来的精度，只能是三花七，磨床可以达到四花十四，这个厂的能工巧匠可以用车床车出四花十二到四花十三。车出来的产品用棉布一擦就留下了划痕，就算是废品了，可见其精度之高。２３０厂只有一个姓邢的师傅能做，他是９１５的。９１６一个姓李的车工也能做，叫李凯丰。后来又调来一个叫郭崇伟的，是９１５的。他们之间也争，但都和张老总很亲近，听他的话。怪了！
这些人谁要有病，张都知道，叫人把药送到他们家里，连谁头痛脑热都知道，特别是对９１６的人。
我当厂长时，配给我一辆专车，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张老总知道我身体不好，专门批的。我当时身体很不好，无法入睡。有天早上５点钟，有人敲我的门，给我送来４瓶胃得乐，说是张爱萍带给我的，市场上买不到，还带话说，让你先吃，再给你找。这个药真的是很对我的症状的，但他是怎么知道的？我百感交集。中国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有个人关心你，他用你时可能不讲理，但他是真的关心你的。过去知道他给工人送药，现在叫人这么早给送来，估计是怕别人知道了。２３０厂派性斗争那么厉害，他一来，就能团结起那么多的人，是和他深入到最底层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有个既无技术又无本事，专门捣乱的９１６铁杆，张老总亲自过问他的户口问题，还为此找过丰台区的领导，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办到北京来了。目的是一条，只要能把科研生产搞上去，就要团结。张被打倒后，这个人慷慨激昂地在大会上发言，张爱萍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寸土必争，不惜亲自用小恩小惠，瓦解工人阶级，分裂革命队伍。我没有技术，他还亲自给我跑户口……
这个人真无耻！许多人都说，不要脸，你要是真的和张爱萍划清界限，那你就把他给你办的户口退出来啊！张老总是自己身先士卒，吃苦耐劳，千方百计地团结大家，即使对这种人，目的还不是要把我国的尖端事业搞上去？但这些，最后都成了他推行反革命路线的罪行了。
后来批张，除少数９１６的几个铁杆，绝大多数人都不讲话，没有什么人响应他们搞的这一套。
那时每天都要搞到夜里一两点钟，很紧张，也很疲劳，但还是向前冲，就像黄河大合唱里唱的：我们一天天接近了胜利。
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慢慢就不对了。人们的态度在变化，中间派在疏远我，穆可民、王荣都变了，宋彬成也没有踪影了，我想，怎么就丢下了我？
变天了，我们厂有个邓小平的侄女婿叫杨天荣的，也被抓了。开始批判张爱萍了。他们叫我揭发，我说不知道，就说我装糊涂。后来，周总理逝世了。我开始写交代材料，“文革”已经教会了我写这种东西。我写道：我听说张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吃惊，经过革命群众的教育，我才认识到。过去我认为张是全心全意地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对生产抓得很紧、很细，对生产进度了解得很具体，对干部群众搞五湖四海，对工人生活上关心体贴。经教育，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反革命。
我把检讨贴出去后，他们急了，说是给张涂脂抹粉。我真想这张大字报有一天能让张爱萍看到。
我没有讲更多的张爱萍的事，但你可以体会到那时是在怎样条件下工作的。
４年以后，那时“四人帮”早已垮台了，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了。导弹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从１８个浮子里挑选了一个，真是百里挑一。２３０厂作为重点已不再存在了，因为平台这个难关已经攻克了。苏美作为航天技术的大国，开始攻关时也是困难的，庆幸的是，这一关我们过去了。发射成功的那一天，我特别的激动，那时我已调到部里技术局了，我没有能去发射的现场，但我能想像张老总也一定像我一样。我们搞出来的平台成了国家核打击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使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这是张老总，也是他带的我们这支队伍为之奋斗的理想。英雄和历史大概就是这样，恩恩怨怨已经过去。中国的航天之路如此艰难，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我是１９７９年离开２３０厂的。当年的造反派刘胜浩还在那里，他是舒龙山手下的一条大兽。
厂里停产了，没有人了，一切又恢复到张老总来之前的那个样子，就像黑夜里的一座大坟。寂静得让人害怕。
毛泽东去世了。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穆可民，他老了许多。但我还是忍不住地对他说：老穆啊，你可是张老总器重的人啊，把你从外地调进来，但你是怎么对待张老总的呢？你在揭发他时，是那么不实事求是。假如有一天，你见到张老总，他说，老穆啊，你好呀！我想知道，你怎么回答啊？
穆呆了半天，哇的一声就哭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我说，也许我说得不对，也许我不该这样说，请你原谅。他流着泪，把头往墙上撞……
穆本身有很重的包袱，他孩子有精神病，老婆也是。他说，我不管谁，能生存下来就行。他就是这个心态。如果连工作机会也丢了，就没有生存位置了。他政治上搞投机的原因可能在于此吧。
派性把人们的心态搞得都不正常了，两派都是，就像走火入魔一样。
卢厂长在采访结束后，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喔！中国的航天之路啊……
是啊！中国的航天之路，你走的为什么如此艰难？
在西昌发射中心、在酒泉发射中心、在岢岚基地，以及在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计算机、是大屏幕、是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帅哥靓姐，是系着领带的风度翩翩的专家博士，是戴着透明头盔精神抖擞的宇航员，是许多镶着将星的金光闪闪的肩章……
你们还记得２３０厂吗？还记得那满是垃圾的工厂大门吗？还记得挂着冰柱的车间和生锈的机床吗？你们还记得卢厂长吗？还记得张爱萍吗？还记得他拄着拐站在凳子上，向工人们演讲的那个场面吗？
当神舟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时候，中国，不应该忘记！
６、四块石头
父亲这辈子就是喜欢收集石头，他的书房里一直存放着他自己拣回来的许多石头，虽然没有哪块是名贵的，但每一块都有一个故事。还有一件被父亲称之为“四块石头”的东西，也一直保存着。那就是经毛泽东４次批示过的几页文件，父亲在上面写道：“我留着这四块石头以兹纪念。”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父亲的信上作过４次批示。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日、１１月２６日（两次）、１９７６年１月７日，共４次。当时有人就说：张爱萍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扔四块石头就把他打倒了。这就是所谓的四块石头。
父亲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只有６个人，除父亲外，其余５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李先念首先递给我父亲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吧。文件标题是：《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２３０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
文件的上方印有一行大字：毛泽东１１月２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９１６’左派。”
舒龙山的信是１０月１日写的，内容无非是原有几张大字报的翻版，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不错，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来救他了，这不，有批示了。尽管这个批示从字面上看不很明确，但这已经足够了。
这一天，果真到来了！它来得是这么顺理成章，这么合乎预料，这么让人一目了然，甚至没有一点涟漪和心跳。因为，所有的中国人也早都预料到了。父亲自他答应叶帅出山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邓小平也在等着这一天；胡耀邦、万里、周荣鑫也在等着这一天；甚至连卢厂长也在等着这一天。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注定是要承受灾难的，如飞蛾扑火。
还是让我忠实地记录下父亲对会议的描述吧。原谅我，不管涉及到谁。
李：看完了？怎么样？
张：不怎么样！
李：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嘿！怎么跟小孩子斗嘴一样。）
沉默……
纪：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
张：是右派说的。
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还用我说吗？七机部问题你不清楚？
纪：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摞！（父亲在讲述时，照他的样子，也用手比划着。）
张：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你什么意思？
张：“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又是沉默……
有人站出来揭发了：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
（讲到这里，父亲解释说：“这个家伙起劲得很呢，句句上纲。我奇怪，他怎么讲得这么具体，何时何地，讲过什么，记得一清二楚。真是个有心之人！这几个月里，他可是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提过啊！”）
看来，预料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还应该包括这位一直跟在身边的揭发者了。
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
李：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嘛！
张：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我们都笑了，用北京土话说，您老真够能矫情的！父亲自己也笑了，说，我的水平，开开他们的玩笑还是可以的。）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父亲回忆，他一口一个路线错误，这种人，由得他说吧。
陈锡联用腿碰了碰父亲，悄声说：你就承认算了。
父亲大声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这下可把父亲给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
……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父亲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若干年后，父亲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
“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的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
“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
“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
对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无论当时还是此后２０多年间，我们都不愿相信那是毛泽东所批。毛泽东８２岁的高龄，还能记住舒龙山这些小人物的名字吗？何况，从感情上讲，我们宁可认为这是有人做了手脚，蒙蔽了毛主席。
前些年，我曾托一个认识毛远新的朋友，特意当面问了这件事。毛远新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当然是主席批的，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七机部的舒龙山、叶正光，他都记得。审我的时候，第一条就说我篡改主席指示，可审到最后，全否定了。”
能相信他吗？舒龙山１０月１日的信是何时到达毛泽东手中的？何以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和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都是在同一天？１１月２日这一天。这不应当仅仅看作只是一个巧合吧？
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信。
毛泽东在张爱萍和舒龙山之间选择了后者。
父亲时常回忆起在长征路上，面对横在红军面前呼啸奔涌的金沙江水，毛泽东交给他任务的那个晚上。战史是这样记载的：“……由军团后卫改为前卫的红１１团到达皎平渡后，该团政治委员张爱萍奉中革军委命令率第２营和侦察排先行北渡。这支部队抵北岸后，即穿过敌军间隙西进，设法与南岸红１军团取得联系，传达了中革军委要他们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然后，即在龙街北岸渡口，担负堵截滇军北进的任务。”（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３６５页）
父亲回忆说，是彭德怀带着他去受领任务的，他也是看着中央纵队和毛泽东登岸后，经过了他的掩护阵地北上的。前有天堑，后有追兵，他率领红１１团的将士们一直坚持到最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征故事，大多是前卫部队的辉煌战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但父亲说，断后是危险的，也是艰苦的。前边的大队人马过去了，就什么吃的也找不到了。他说，能执行断后任务，是光荣，也是信任！
不！毛泽东应当记得，起码他相信。在红军的生死关头，毛泽东信任他，在金沙江畔托付了他这副重担。父亲对我说，长征走过了千山万水，但毛泽东在他那首著名的长征诗中，只记录下了有限的几个地名：“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暖”一“寒”。
他孩子般的相信，金沙江的滔天巨浪，毛泽东不会不记得的。
他也常回忆起在瓦窑堡的红军大学；回忆起自己那次打了败仗去见毛泽东时的难受心情：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今天你们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他回忆起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叫他去组建海军，为解放全中国未雨绸缪；他那次给毛泽东照相，用的还是莱卡相机，底片和相机至今都还保存着。
现在，他们这些人，在毛泽东眼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真的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了吗？想打倒就打倒，想关押就关押，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他们之所以敢冒大不敬之罪，能够这样去做，敢于这样去做，不正是因为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吗？是毛泽东自己造就了这样一代共产党员；毛泽东教给他们的人生信条，早已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了。他们是不是背叛毛泽东？是不是丢弃了革命的理想，成了既得利益的官僚？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而那些鼠辈有什么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
既然不信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革命了一辈子，过一个清贫但却是安宁的晚年，不该算是个过分的要求吧。彭德怀乞求过，刘少奇乞求过，但他们还是必须去死！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我说，为什么不能也像造反派一样，疏通一下毛泽东身边的人呢？父亲被激怒了：“要我对那些小人下跪？对不起，我做不到！”
父亲的心态是恬静的，他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时的那种委屈和困惑。他甚至认为，厄运这次又光顾了他，应该是个必然。
和父亲讨论时我说，毛泽东老了，被周围的人封锁了。父亲说：“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总会发现历史会惊人的相似。
像１９７５年的这次整顿一样，１９６２年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来的错误进行纠正，其动因都不是出自于认识上、理论上的自觉，而是摆在面前严峻的现实。“饥饿规律”有时也是会逼得人们去突破“左”的理论束缚的。一方面在喊坚持三面红旗的口号，一方面在消减经济发展的指标；回归到生产队为基础；颁布执行《工业七十条》。“高速度”和大跃进被否定了；“一大二公”被否定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也被否定了；更不用说包产到户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动摇了。
现行政策和理论根基的冲突，导致了更为深刻的危机，在表面困难解决的同时，中央领导层的分歧被激化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２年这四年。”（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０日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
这次邓小平领导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又重蹈覆辙。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一定会突破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理论架构；而清除派性，就必然触动“文革”左派集团的根基。正是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好转，正是卫星上了天，导致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普遍质疑和否定。
毛泽东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的愤怒终于被点燃了。在左的指导思想还不可能纠正，一系列左的理论还没有系统清理的条件下，１９７５年的这场大戏，只能是以悲剧收场。
父亲说：“陈云同志当时就提醒过，你们摸准他了吗？”
７、困兽犹斗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老百姓习惯叫它红头文件，明确指出：“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
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既是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从许多公布的文件看，毛泽东似乎并不打算这样快的就结束１９７５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大好局面。他原本两年就结束这场革命的，但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想把魔鬼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尤其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不可能没有反思的。９年的时光不算短了，一个国家如何经得住如此折腾？要迅速结束动荡，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出山，有了１９７５，有了整顿铁路、整顿七机部……但这一切是要有代价的，这使他在晚年面临着两难抉择。要超越自己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一个功成名就的伟人，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如果这一切发生在１０年前，或许还有可能，因为１９６６年他的行为多少带有否定自己的因素。其实林彪死后，他也是有机会的，但他错过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对毛泽东的好意，左右两边都不接受。毛泽东曾要邓小平主持写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还定了口径：三七开。但邓小平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毛在记述她的父亲邓小平时写到：“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但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慎重的，他还是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不至于天平过于倾斜。１１月１３日，毛泽东写了一个要给老同志打个招呼的批语：“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１１月２２日又批示：“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反倒会增加复杂因素。２３日又批示：“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从口气看，显然，他并不赞同七机部的派性。
１２月３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门，他刚随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总统，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来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据妈妈回忆：“氓公（指李一氓）告诉我，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氓公说，从毛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由于毛、邓之间联系的管道已经被毛远新所阻断，邓小平只能抓住会见结束后的这个宝贵机会，他没有陈述自己的委屈，而是为部下开脱责任。１９７５年的邓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和右派们一样，左派们也绝不会听从毛泽东安排的。
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批判右倾翻案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于是就有了“批邓联张”，铁路系统则是“批邓联万（里）”，科学院是“批邓联胡（耀邦）”，教育部是“批邓联周（荣鑫）”。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被调离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又被请回来主持会议了。
王洪文亲自到会讲话：“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前，王曾找过父亲，一是谈上海发射卫星的事；二是谈舒龙山的事。说你骂造反派头头都是坏蛋，我也是造反的头头嘛！没两天，邓小平就找父亲询问这件事。后来我们知道，向邓密报的人，就是批邓联张“联席会议”的领导成员。可见当时斗争的错综复杂和人心之叵测。
江青更是信口雌黄，参加了政治局听取科委“批邓联张”汇报会议的马捷说，江青在会上调子最高，说：“张爱萍不是好人，是个通台湾的特务，要把他彻底打倒。”历史永远都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筹码，虽然中央已经为此做过两次结论了。
科委参谋长李光军借随造反派来病房批斗我父亲的机会，背对着其他人，在我妈妈面前伸出手掌，在手心上画了三个点。我妈妈后来说，李光军是在暗示我，别人都不怕，就别被三点水缠住。这个女人可是个疯子，落在她手里可真就完了。三点水，意指江青。在当时极其恐怖的政治气氛下，有些话是很忌讳的，即使是自己人在一起，也都不直说。如“点眼药”就是指邓小平。（注：瞪小瓶的谐音）提到毛泽东时，就竖起个大拇指。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后，张春桥也出来说话了：“这只能说明，卫星上天是个幌子，红旗落地才是他们的真意。”
“四人帮”全体上阵了。反作用力的能量远远超过父亲刚来２３０厂的时候。那时，父亲手中的王牌只不过是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要为国家拿出杀手锏的使命感；是压抑在人们心中的呐喊。但他的对手现在手中的王牌则是，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权倾一时的“四人帮”的直接点名；以及在全国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三张对三张，在权势面前，正义退败了。
中国当时的政局，就像一架失控了的天平，或像一艘要沉的船，无论在哪边加一点轻微的力，都会造成更大的偏移振幅，毛泽东已经左右不了局面了。
原国防科工委２３基地政治委员申秉辰回忆：“我那时是国防科委政治部副秘书长，随爱萍首长下到２３０厂蹲点。记得是１０月份吧，把我派到２４基地搞整顿，工作还没有完，首长就来电话了。他说‘形势不行啦，你赶快回来，还是继续抓２３０厂。’等我赶回来时，真是已经不行了，刘冰的信公开了，不是你抓人家，而是人家抓你了！”
对方已开始读秒，他们说，张爱萍的再度倒台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但他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他必须要证明自己。
他证明自己的办法不是像他的搭档一样，如何见风使舵，揭发自己的战友、反戈一击。当然，也不是和批判他的人去辩论，用言语说明正义在自己一方。他说得已经太多太多了。
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予那颗星，那颗用长征－２号运载火箭发射的“尖兵”，那是我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
整整５０年前，１９２６年，当他只有１６岁的时候，在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候，他就会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还在他第一次组织达中同学闹学潮时，他就是唱着这首歌带头冲向军警队伍的。那以后，人们送给他一个“拼命三郎”的绰号。今天，６５岁的他，又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再次去充当拼命三郎了。他要在沉没之前，去做最后的搏击。
英雄剧从来都是悲剧。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在空旷的戈壁上，待命起飞的长征－２号火箭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
１９５７年８月，由父亲主持，总参谋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筹建酒泉国家综合导弹试验场规划。开国第一代的将军们邱创成、陈锡联、孙继先、陈士榘、张贻祥、李寿轩等奔赴大西北，组织勘察建设。１９６０年２月，父亲代表军委和三总部对试验场区进行全面检查。他大胆地提出，从根本上改变苏联专家的方案，着眼将来，建立一个以新型城市为目标的试验基地。同时下决心，引弱水河南下，彻底解决基地和今后城市用水问题。这在当时战备的大形势下，是一个很大胆、很有远见的计划。他们唤醒了沉睡的千年戈壁，奠定了今天这座现代化航天城的基础。
父亲原计划是要亲临第一线指挥的，他多么希望避开这肮脏的、无聊的政治漩涡，将自己置身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和浩瀚之中啊！他是多么愿意和那些真正干事业的、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出来的科学家、解放军指战员在一起啊！他希望亲眼看到我们的卫星升上太空，希望和大家欢呼、拥抱、干杯！
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他的行动已经受到了限制，戴罪之身是不能放出京的。就像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试射前夕，他被勒令做出反省。历史又一次重演，他亲自送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科技部长马捷上飞机。马捷回忆道，爱萍首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了三个字：“拜托了！”
马捷回忆：
“说到这颗卫星，爱萍同志委派我坐镇前沿指挥。他交代我说，这两样东西（火箭和卫星）生于乱世、先天不足，全靠后天的营养。你去代我认真检查，发现一丝一毫的问题，也不能让它升空。一定要万无一失！他不断给我打电话，关心我的身体、生活情况，询问火箭、卫星的检测安装情况。独立在外执行任务，能接到直接领导，又是德高望重的老将军的电话，那是个享受，是股力量，每每听到他的声音，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而每讲完一次话，我就觉得有股力量在升腾；更不用说他的电话常常在关键的时候打来，又常常给我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毕竟连续三次担任试验总指挥，对发射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哪个环节要注意哪些事情，他都及时给提个醒。而对一些突发的意外问题，他又叮嘱你、安慰你沉着处理、大胆处理，出了问题他负责。对这样的领导，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勇于负责地去工作呢？不过，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对我不放心的误解。就在对火箭和卫星完成测试工作，由技术阵地转入发射阵地，万事俱备、只待发射的间隙，我到距基地不太远的核反应堆去看看，以丰富一下知识。没想到刚进这个工厂的大门，便接到他追来的电话，他问：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说想来学习学习。他说：现在不是你学习的时候，要坚守岗位。我问他怎么追到这里来了。他说：盯着你哪，我也有卫星盯梢儿，赶快回基地赶快回基地！我只好进门即出，打道回府。在后来的交谈中，他还提醒我补上这一课。我知道他不是对我不放心，是发射一刻未成功，他就一刻不放心。在卫星临近发射的那段时间，他的电话来得格外勤，有时一夜连打几次。在发射之前的一天，他又打来电话，问准备得怎么样，我说，形势大好，胜利在望。他说，不行，我要给你改一个字，胜利在望还不够，要胜利在握！一切准备都要达到胜利在握的标准。”
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使父亲精神更加振作。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这颗卫星上。他一直住在招待所，他根本无暇也没想去追回“文革”后被别人占据了的家。在招待所与前沿阵地联系不方便，他就干脆住在指挥室里。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６日，是个大晴天。一大早，父亲就和总设计师孙家栋等人来到指挥室。父亲再次询问发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备停当，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上报中央专委，下命令准时发射。一瞬之后，前方报告：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顿时，指挥室里一片欢腾，但父亲说：真正圆满的成功，是卫星胜利归来的时刻。
是啊，“尖兵”上天了，他要在太空绕行整整三天，它能按时返回吗？美国为这一尖端技术花了整整１２年时间！我们这次能过吗？
这颗“尖兵”返回式卫星，重约１８００公斤，携有一台可见光物地相机和一台星空相机，卫星上天后，前者将在轨道上对国内预定地区摄影，后者则同步对星空摄影，以用来校正误差。完成拍摄任务后，装有胶片暗盒的返回舱必须返回地面，方能获得遥感资料。
现在，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它按时返回来了。
整整三天。他上午参加“帮促”会，下午去指挥室；白天应对声讨，晚上和前方通电话。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是这样搞现代化的。
父亲心系“尖兵”。我们全家也是如此。其实我们都知道，成功与否，都不会改变他的命运。功劳和立场相比，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成功了，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失败了，就是你“右倾翻案”的罪行。
但父亲自己不这样看。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么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有一篇采访总设计师孙家栋的回忆文章，我把它整理摘录下来：
“１９７４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２０秒钟后就爆炸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张爱萍将军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返回式卫星，就是要它回来。卫星从北方往南飞，落在四川。继续往南？走不好就出国了，到了柬埔寨、越南，落到人家国家里去。卫星里装了个炸药包，一旦发现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就把它赶快炸掉。但卫星假设不出毛病，正常落下来，分解，把片盒拿出来，谁知道这炸药包出不出毛病？一开盖，里头炸药包崩了，你不就出事了？
“一个信任，一个工作上支持。这话就是张爱萍将军说的。张先生他有个口头话，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只要是认真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他确实是真心话。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１１月２９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
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四川……返回舱进入大气层的速度是每秒８公里。巨大的摩擦力将周围的空气点燃，它遍体通亮，以２０～３０倍的音速，排山倒海般地呼啸着从宇宙归来。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已经飞过了预定地点，前面就是国境线！再等一等……
父亲回忆说：“紧张程度超过战争。因为不可知的因素太多了，同时影响面也太大了。”
尖兵把它的着陆点选在贵州。越过国境，对这颗星来说，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总设计师孙家栋说：“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大获全胜的地方。”
太神奇了，大科学家也相信命运？
意味深长啊！返回舱不偏不倚地落在贵州省西南部北盘江关岭铁索桥旁。这个神秘而雄奇的大峡谷现在已经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回收部队和民兵、群众找到了这个庞然大物，这个消息也令父亲暗自惊诧。历史为什么总有意想不到的巧合呢？北盘江关岭铁索桥！４０年前，他正是在这里率领红３军团先遣团抢渡白层渡口、阻击援敌并大获全胜的地方。几年前，父亲在关押中还在念叨，倘若有朝一日大难不死，重获自由，就到北盘江关岭边安个家吧……
“尖兵”的到来，寓意着什么呢？冥冥之中又有什么暗示呢？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这场灾难，是噩梦缠身，还是吉人天相呢？
我们都在祈祷。
前方的报告说，舱体基本完好，裙部再入大气层时有烧损痕迹。“尖兵”取得了预定的遥测试验资料，只是返回舱的落点偏大了一点。
《解放军报》有篇回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身穿军装的张爱萍，昂首挺胸地出现在北京站站台上，他要亲自在这里迎接从前方归来的同志们。
“列车徐徐进站，马捷一行走下列车。张爱萍大声说：‘欢迎你们！前线归来的英雄们！’马捷一行在大西北有些日子了，他们万万没想到，此时来迎接他们的张爱萍，正在接受批判。”
铸造大国，为这个国家拿出杀手锏，曾是他人生的夙愿。看来，１９７７年拿出洲际导弹的愿望是无法实现了。他对马捷说：“你们好好干下去吧！”他遂热烈地拥抱了他。但马捷还不太明白。
从此后，他将永远从中国两弹一星的事业中消失了。但他想过了：
“你们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我无所谓了。我即使不在了，但我的事业总还是留着的！”
他顶着寒风来欢迎胜利归来的战友，他由衷地感激他们。
也由衷地庆贺自己的胜利！
“尖兵”的成功，再次引起世界瞩目。这件事，在当时，对未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就在本书即将发稿送排的前夕，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４日晚，“嫦娥－１号”发射升空。各大报的通栏标题是：中华民族由此迈开了向宇宙深处探测的第一步；古老的神话《嫦娥奔月》将成为现实。《参考消息》编辑部将自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外媒体有关我国航天事业的报道系统地整理发表，我看到了有关当年这颗回收卫星“尖兵”的报道：
日本《朝日新闻》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３日，题目《对苏美接近的大示威》：“在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前夕发射卫星，而在其访华高潮中收回这颗星，是意味深长的——中国洲际导弹试验和进行实战部署日益临近了，它要告诉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存在是举足轻重的！”
“尖兵”发射成功后，１１月３０日，根据军委的要求，我们替父亲写了份检讨。粟裕同志说，可以听听宋时轮的意见，他点子多。宋说你们就别操心了，就让我的秘书帮助写一个，“文革”的事经历多了，他已经练出来了。宋当时的秘书叫雷渊深，后来从军科军制部部长位置上退休，他的爱人谭小雯，是父亲的好友谭知耕同志的女儿，我曾专门听他们两口子说起过这件事。这份检查，陈锡联看了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就是这个名字，父亲死活不肯签。陈锡联很无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对陈锡联，父亲一直心存感激。感激他在危难时对自己的真诚关照。“四人帮”粉碎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站出来说：“陈锡联在那样大的压力下，保护了我。我今天为他说话，不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感情。我们不能因为有些同志当时在台上迫不得已地说了些话，就一风吹地批判他们。包括吴德同志，他对整顿七机部是给予支持的。不看历史，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尖兵”的成功，使许多同志为父亲高兴。粟裕当时还在住院，他对我妈妈说：“卫星回来了，爱萍的压力会轻一些了。”遂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虎落平阳被犬欺！”
８、生死由命
陈宝定继续回忆：
“１９７６年整个翻过来了，中央批准开两委联席会议（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揭发他。对我倒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还让我当特约代表参加会。
“他病了。每星期有两次给他送材料，我就借送材料的机会去看他，也不敢和他多说话，相对无言。我每次去看他回来，２３０厂、２１１厂的工人都问我，张老身体怎么样了，能不能去看他，你下次再去，告诉他，我们都想他。凤州的工人对调查组说，是张爱萍好还是你们好？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来了，我们还能分半斤猪肉，你们来了，我们连这点肉也没了。
像他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再以后呢……
就不分配我工作了。
我做了两个沙发，至今还留着。”
父亲真的病了。连续紧张的工作，无休止的批判。加上５年的关押，尤其是左腿骨折后，他急于恢复。那时大家都不太懂医学知识，年纪大的人，在高温的药液里浸泡久了，又在烈日下锻炼，大汗淋漓，心脏是承受不了的。恢复工作后，在２３０厂的夜以继日，身体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毕竟是６５岁的人了。在一次参加批斗会回来后，人就不行了。心肌梗死。幸得３０１医院的护士小孙发现得早，加上王士雯主任的果断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
我妈妈说，卫星回收那三天，你爸搞得太紧张了。会上批判，他老是上厕所，借机会去打个电话，问卫星又到哪了。父亲说：“瞎说！哪有那么回事。”
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何必这样呢？其实，批判一下也没有什么，在那种环境下，言不由衷的也大有人在，但何必要用这样闪光的语言呢？
纵观“文革”１０年，语出惊人的的确不少。在传达彭罗陆杨问题时，总参主要领导人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时的表现，就将其概括为四大阴谋：“一是六条清规戒律”，“二是五个不准”，“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个追查”。批邓时，海军主要领导人也是语出惊人，他说，邓小平是什么人？是个“五毒俱全”的人！哪五毒我也记不住了，总之，这些话马上就上了简报的头条，好处自不必说了。对政客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你搞科学的，干吗就非往那上挤呢？屈于政治上的压力，也无可非议，但借助政治投机，就让人鄙视。我无意否定他的贡献，但名气大，未必人格就高尚！爱因斯坦在怀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啊，还有什么比人格更重要、更具魅力的呢？当然，现在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所以，这种人大有市场，也就不奇怪了。
父亲心脏病突发，３０１医院的３０３立即上报军委。
叶帅电话：“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
并下达三条指示：１．对张爱萍的病要积极治疗、精心护理；２．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治疗，医院要负起责任来；３．没有我的批准，不能让张爱萍离开医院。
危难之时，见真情！
聂老总来了。他说：“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父亲的司机老安说，聂老总那里送了几只老母鸡，说老总还特地关照了，叫给我们首长炖汤喝。
“文革”初期，在党内、在中央高层，由于左倾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部门管理上的交叉，这些本来很正常的矛盾，被扩大为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制度、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极大的损害了党内长期形成的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亲历了自身的磨难，目睹了眼前的浩劫，人们倍加珍惜战争年代形成的友谊，珍惜党的团结，他们在反对、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立场上又走到一起来了。
从１９５６年开始，父亲在聂老总手下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奋斗了整整２０年。父亲桀骜不驯、直来直去的脾气和个性，没少得罪过聂老总。６０年代中后期，因为部院合并的问题，再加上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及总参在体制上相互交叉的矛盾，有不少误解。父亲解除监禁后，去看望聂老总，一见面，两个人都落泪了。经过了“文革”的炼狱，面对满目疮痍，个人之间的趔趄又能算什么呢？共同的遭遇，反倒增添了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沟通。父亲回来讲起时还沉浸在悲伤中，他说：“我们拥抱在一起，聂老总拍着我说，什么都不要说了。”
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化大革命”在它胜利的口号声中，也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的敌人。时至今日，和１９６６年已大不相同，政治界限已泾渭分明，一边是“四人帮”，另一边，是老同志，是人民，是人民军队。
３０１医院的刘轩亭院长和心内科王士雯主任，不断叮嘱医生护士一定要执行叶帅指示，保护好父亲。所以，父亲的病室门上，总是挂着“不是探视时间不得入内”的牌子，每次，“帮促会”刚开始，医护人员就以输氧、输液、化验、检查或以“特殊治疗”为由，进行捣乱。弄得“帮促人员”情绪全无。对这种恶作剧，这些年轻的女军官们得意地相互间挤眉弄眼，暗自窃笑。
我妈妈回忆时说：“这第二次被打倒，与‘文革’初期被打倒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不再孤立了。”是的，父亲再不是孤立的了。面对这场灾难，他不再苦闷，不再自责，不再被千夫所指，不再在孤独中苦思而惶惑不解。他是无数忧国忧民的老同志中的一个代表，是千千万万真正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代表，在这场严肃的政治较量中，他也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他心安理得。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在经过了１０年的反对修正主义和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后，奇怪的是，现在，人民全都跑到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一边去了。还是他另外一句讲得好：“军心、党心、民心，不赞成分裂。”
我从学校请假回来，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憔悴的样子，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淌。他拉着我的手安慰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他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纸，上面记着林则徐的半首诗：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说：“给你的。收好！”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愈演愈烈。
造反组织的头头不少被吸纳进运动领导小组，在实质上控制了党委的权力。他们发号施令，使很多参加过七机部整顿的干部受到批判和处理。父亲在病中得知这一消息，愤而给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在党委会上宣读。信中说：“我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凡没有经过我主持研究或未经我同意的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无效的。”
鲁迅说过：“肩负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里面去！”这封信，效果如何，很难说。但听说被批判的同志借此反击，他们质疑对自己批判的合法性。两委会成了吵架会、辩论会。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８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包括２３０厂职工及社会各界共７０００人参加。
要召开这样规模的一个大会，只能在体育场举行。地址选在先农坛体育场，中央、国务院机关和解放军驻京大单位及新闻媒体都被邀请参加。
先农坛体育场，“文化大革命”把它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运动场”。有许多特大规模的批判活动、誓师大会都在这里举行。批斗刘少奇、彭德怀、彭罗陆杨等等。父亲来这里也不是第一次了，时隔９年，他又一次要站在主看台上了。不同的是，他不是陪斗了，而是成了主角。７０００人陪他一个人，也不失为一种荣耀。他从一个普通的红军指挥员，成长为领导一个独立方向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最终成为共和国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今天，他又被推向了更高的层面，他将作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掀起右倾翻案风的风云人物，在全社会面前公开亮相了。
究竟怎样在公开场合面对千万群众去检查自己所犯的“右倾翻案的错误”；检查自己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呢？我们全家都参与了推敲，反复斟酌，既不能犯忌，又不能低头，原则上必须否定自己，具体上又必须坚持真理……
但思路仍然像一团乱麻，没有头绪。
不难想像，所有的人都想见识一下，曾几何时，这个叱咤风云的人民解放军的上将，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今天在万人瞩目的被告席上，究竟会是个什么“熊”样？
父亲一早就起床了，他刮了胡子，对镜着装。在医院里住久了，会显得衰老疲惫。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影响到他形象的事，在今天是决不允许的。
我们家人都没有陪去，原因很明显，目睹自己的亲人承受磨难和屈辱，谁也受不了。我们偎坐在妈妈身边，企盼着噩梦的结束。
原以为怎么也要大半天吧，没想到伴随他参加批判大会的秘书邱景春同志突然来了。说首长讲完就回医院了。他是专来报信的：
“首长一上台，还是他那个习惯，对着麦克风，把他那根手杖在地上使劲地顿了一下，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
是啊！这也许就是他的开场锣鼓：你们看看，我的气，盛得很啊！
“可能是首长好久不露面了吧，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慢慢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全场一下子哄然大笑。是发言稿！”邱景春兴奋地用手比划着说。科技战线的人们对他太熟悉了，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讲话居然也念稿子了。
“主持人就喊，严肃点！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父亲根本没有用事先准备的那份讲稿，他不知什么时候为自己拟定了一份只有７２个字的讲话。我记得在推敲检查稿时，他曾嘟囔过一句：“检什么讨？但话要讲！”
７２个字的全文如下：
“去年３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完了？
邱说：“就这几句话，首长说完，又把手杖狠狠地在麦克风前顿了一下，扭头就走。”
父亲说过：“既然他们要我面对这么多群众，怎么检讨，就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决不低头！”
他没有为解放军丢人，没有为老红军这个称号丢人，没有为１９７５年的整顿丢人。他也没有为共产党丢人，虽然，批判他是中共中央批准的。
若干年后，写《张爱萍传》时，传记作者贺茂芝采访当时在场的我国著名的大科学家、两弹元勋黄伟禄，他说：“太精彩了！我真想为他鼓掌叫好。中国的领导人，如果都像张爱萍这样，中国还能没有希望？”
父亲晚年回忆起他这段经历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我思想上一个最大的转变，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我完全肯定了自己的想法。我没有错，怎么整，都随你。”
“‘文革’初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整个国家是怎么回事，我还都不明白。所以才会有监狱里反反复复、百思不解的痛苦。７６年我清楚了，就是派性斗争，党内的派性斗争。我从来不属于哪个派别，也从不参加到哪一个派别去。你就是整死我，我也不低头，两弹一星和它的事业还留着吧！参加革命，我就没有想过能活到今天。无所谓！”
我问父亲：“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
不想我这一问，竟惹恼了他。父亲忿忿地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
我很惊讶。他继续说：“批斗我的时候，就追我这个，问我和邓，和那三个人有什么联系，有什么组织活动。我说邓小平对国防工业的讲话你们不都看到了吗？大概有两次吧，叶、李先念、包括‘四人帮’有几个都在场嘛。”
“你们没有单独的谈话吗？”我问。
“记不得了，也许有，但都是谈工作。”
“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
“那应该怎么理解１９７５年你在邓小平领导下搞的整顿？”我问。
他回答：“我们没有任何私下的往来和谋划，完全是从工作出发。整顿是党中央的决定，也是毛泽东的决定。要整顿必然要否定‘文革’，因为他们把国家和军队都搞坏了，决不能允许！这里是思想体系的一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个人关系。搞小圈子，搞帮派，几个人搞到一起，叽叽咕咕地，只有‘四人帮’才喜欢搞这一套。”
“还有林彪！”他想想，又补上了一句。
批判仍在持续不断。规模在六七千人左右的批判大会，继１月１８日后又开了多次：２月５日，２月６日，２月１１日，３月１日，３月２日，３月５日，３月２４日，３月２７日，３月２８日，８月５日……
但父亲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好在有叶帅的批示和３０１医院的抗争、医护人员的阻扰，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的暧昧、拖延，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也被列为批判重点。１９７５年父亲复出，就约了肖向荣和他一起干。肖在“文革”初期就被林彪整肃，经历了九死一生。整顿中，父亲下去蹲点，他坐镇科委机关，和帮派势力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这次当然也列入死整的行列。他在被批斗后，也是心脏病发作，住进了３０１医院。国防科委革命派的领导人找他，要求他参加群众批判大会，说“这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也是对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问题，你好好想想吧！”
这番话对一个老革命来说，有着当今这代人难以想像的分量，肖向荣犹豫了。父亲对他说：“胡说八道的话，哪里能听他的。不能出去，要斗就叫他到医院来斗，骂就由他骂去，不过个把钟头。”肖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父亲说：“都到现在了，怎么还这样蠢！什么毛主席领导的？完全是派性斗争！他们算什么组织？宦官朋党，胡作非为！不要去！”
但肖向荣还是说，毛主席有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作为一个党员，总要见见群众，去说一说真实情况也好。
肖向荣，走了。
他真的是做到了据理力争。面对批判，他坚持自己和张爱萍到七机部整顿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的，是正确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越是这样，对他的批斗就越是没完没了……
据他的夫人余湛讲，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交代检查，想到自己革命一辈子，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悲从中来，不禁泪如雨下。劝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待会吧，还差些没写完呢。一觉醒来，再看他还伏在案上，已经昏迷，身子下还是那张没有写完的检查交代。送到医院抢救，终未能挽救回来。他是被逼死的。
肖向荣，曾任军委办公厅主任，１９２６年参加革命，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
噩耗传来。父亲激愤地敲着桌子：
“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不听话！……”泪如泉涌。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提到这事，父亲都是那句话：
“是我找他出来工作的，他是代我受过而死。他比我更忠于这个党，他对党是真忠，真忠……”
人民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地喷发了。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
我当时不在北京。有人是这样描述的：这年的清明飘洒着细雨，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堆积如山的花圈和挽联，数不尽看不完的现场吟就的诗篇，此起彼伏的即兴讲演，在这里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怒潮。
天安门成了宣泄感情的广场，成了全民公决的广场。
人们亲眼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斗争的全过程，亲身体验到了什么人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什么人在破坏他们的利益。经过了１０年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人民一下子统统都站到走资派一边去了。他们又一次涌向街头，有趣的是，带头的还是当年的红卫兵。
没有任何一个大人物在他欺侮人民的时候是可以不受到惩罚的。
我不打算详细地叙述“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我需要提醒的是，成千成万的人们在人民纪念碑前献上的那朵白花究竟是什么？是选票！是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它发出的高昂的声音至今还在耳边炸响：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秦皇的封建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天安门事件”是以暴力手段结束的。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上的几十万反对者，便被扫荡一空。但奇怪的是，没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
人们笼罩在不祥之中。
６月间的一天，江渭清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身体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吗？”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请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
以我那时的年龄，还想像不出毛主席不在了中国的走势会怎样。但很多老同志已经看到了这一步。１０年来，“四人帮”这批势力如此不得人心，却又如此猖狂，他们仰仗着谁呢？还不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吗！如来佛身边的小马崽，下得界来，不也闹得个天翻地覆吗？狐假虎威，政治上叫造势；商场上叫做局。
谁知道呢！或许马上就要重新洗牌了。
我们和父亲都只一个信念，养好身体，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
２、末日到了
１９８９年的那场风波过后，苏联解体了。
据父亲身边工作过的徐长友和邓德江同志回忆：有一次首长问我们，“说我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你们知道吗？”我们说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是骂人的话啊！首长哈哈大笑：“是表扬！又臭又硬的石头，原则性最强。”我们说，太硬了容易吃亏的。他说：“我不光是石头，还是搅屎棍，四川人说，闻（文）不得，舞（武）不得。就是不让闻、不让舞，谁也别想摆弄我！”徐、邓二人感慨地说：“他没有官场上的那套世故和圆滑，他真像块石头，比石头还硬！”（注：摘自徐长友、邓德江《人格光辉照千秋》）
他过于刚硬的个性，年轻时自不必说，但都到了耄耋好礼之年，有些事，是不是可以超脱一些呢。我和他讨论佛法。他说：“你是说的‘独善其身’吗？但还有‘兼济天下’呢？只谈‘出世修身’，不谈‘入世救国’，行吗？根除尘缘杂念才能修得正果，当然不错，但释迦牟尼不是还有个‘普度众生’吗？天下有事，不闻不问，是哪家的教义？”
毛泽东当年在红军大学教给他的“今天深山修道；明天下界普度众生。”已经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中，至死不变。
他去了趟南街村。
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河南的漯河地区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这个叫南街村的小村子，开始他们也搞包产到户，但不久就出现贫富分化。１９８４年，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斌说，这怎么行？哪叫社会主义啊！于是支部做出决定，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经过几年奋斗，到９０年代初，南街村经济搞起来了，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村办企业固定资产增长到４．６亿元，上交税金１７００多万元。村民的生活也由贫穷直奔小康。尤其令人刮目的是，村里学雷锋、讲奉献蔚然成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报纸赞誉它是当今社会中，没有腐败堕落的一方净土……
党内没有腐败！社会没有堕落！人民共同富裕！产值破亿！学雷锋、讲奉献！……公费医疗，普及教育，还有绿化！而且这一切还是个村党支部书记干的！奇迹！
父亲拿着报纸，使劲地晃着，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几个都认真看看！”
他给在郑州的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政治委员李殿仁打电话，说你赶快到实地考察一下，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他不是很相信现在的报纸。
几天后，李殿仁回话，哎呀，那地方确实好啊！比报纸上介绍的还要感人呢。还带来一部南街村的纪实录像片。
这就更直观了。南街村哪里像农村啊，俨然是一座城市了。崭新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到处可见的绿树鲜花。南街村的分配方式明显地带有“共产主义”色彩：村民既有工资，又发粮油盐蔬菜等食品用品。住房是统一建造的。家电、煤气灶、沙发、席梦思、落地窗帘等都是村里统一配置的。据说这里人每月可领取２５０元工资，但许多人家花不了，有几户人家领了工资就上交，说光发的东西就用不完了，还留钱做什么……整个一个君子国嘛。
父亲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分别写了一封信：
“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
“……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到启迪和教益。
……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世代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１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父亲的这封信。
７月２４日，父亲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的来信。说关于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台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在７月３０日晚上重新播放。
７月３０日晚上，父亲果真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候农村节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没见播出。我们安慰他，可能时间搞错了。１１点过了，他还要等。我说，问问电视台吧。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表示以后再安排。
又一个月，还是没有播放。再问，说是安排了，但什么时候播不好说。
父亲很执拗。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
李长春那时是河南省委书记，他陪同一起考察。
父亲对南街村的村支部书记王洪斌说：“你讲了很多，但我最欣赏的，是你们领导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众一起劳动；而所得报酬却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在大道理讲得太多了。共产党的官员都能做到了这一条，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你们河南人中，出了个岳飞，他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惧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我们的革命能成功，靠的就是有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共产党人。”
“今天，有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借着搞市场经济，巧取豪夺。这是一群蛀虫！这些人在台上，就永远没有希望！”
王洪斌说，请首长提出改进的意见。
父亲说：“跟班劳动；报酬中等偏下；好！再给你提三点：不要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嘛；参观的人多，不要都陪，主要精力不在应酬上，在工作上；要发扬‘二百五’精神，但不一定总是‘二百五’的工资。（注：南街村领导干部月工资定在２５０元）人民的生活在提高，共产党员也不能总在水平线之下，水涨船高嘛！但记住，是先有水涨，后有船高。这是党的原则。”
一些企业家经人介绍，请他为企业题字，他都欣然命笔。他说：“我不反对致富，但要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对共产党员来说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我们家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但几代人中，很多成员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没有入党的要求。有时谈起来，父亲说：“看一个人，不能用是不是共产党员来衡量，入了党的，怎么样？有的党员，更坏！你们能做个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就很好。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是少数。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的，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
他看着南街村的青山绿水，诗兴大发，写道：
“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
美国政治家，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写道：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社会的怪胎，在经过了一百年的震荡后，终于沉寂下来，它消亡了……他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那些在口头上说实践共产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却在背离其实质的共产党人，都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社会政策的方针。”
左派杂志《中流》反击道：张爱萍说的多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穷水尽，它的前途柳绿花红……
他们把父亲写南街村的小诗演绎到社会政治学的高度。
不久，这本杂志悄然没世；当然，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也下架了。
在这之后，我记得和他曾有过一次对话。
我说，回顾改革开放，你领导的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应该算是走在前面的，当时是在保持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放开民品部分，并积极导向市场经济。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觉得你好像越来越不理解这场改革了。
他沉吟了一下，说：“屋子里太闷了，我们就把窗子打开，但苍蝇飞了进来了，怎么办？”
当然要打，我说。
他挥了下手，说：“打了吗？现在到处都是苍蝇！”
他又说：“为了打苍蝇，就关窗子吗？我会去装个纱窗，再把屋子里的苍蝇统统消灭掉。”
“钱，无所谓好坏。但在钱的面前，人却有好坏。面对金钱，社会风气败坏，党风败坏，而又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才是我反对的。”
这是个美与丑同在的世界。市场、商品、金钱并不是道德的建设者，也不是道德的破坏者，它们只不过是块试金石，检验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诱惑面前的道德和信仰。真正使他们困惑的，是面对着物欲越来越严重的信仰和整个价值体系的瓦解；我知道，他们担心的不是商品本身带来的邪恶，而是人们对这一邪恶的漠视。而这，才是致命的！
不用怀疑他们会反对改革，正是他们启动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按钮。就像当初人类打开了深埋在地下的原子核秘密的石棺一样，在带来了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在商品社会制造出的财富、现代化生活方式和ＧＤＰ面前，自私、犯罪、欺诈、社会失去正义和两极分化，相伴而生。两者同样都是来势凶猛的。滑稽的是，追求信仰和丢弃信仰，居然都是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演化出来的。他们曾在全体中国人心中构建了一座金字塔，但今天却眼看着它在坍塌……
父亲直接要通了中央负责同志的电话，谈了南街村的事。我问他谈的结果，他说：“没有明确的态度。”
我说，你这不是为难人家吗？对南街村，社会上反响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有宣扬的，也有挑刺的；但观望的、怀疑的居多。许多人在问，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后呢？
他问我怎么看。我说，美好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实的。我对它不抱有希望。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
他沉思不语，嘴角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他终于挤出一句话来：
“共同富裕总是好的吧。”
我想起在两年前，和他一起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时，他所下的那个定义。他说：“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
“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可这能做好吗？我说，市场经济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这就是代价。没有哪个国家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他喃喃地说。
2010年6月28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