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
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批示：“同意。”
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周恩来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周恩来说；我这是最后一次与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
一九七五年七月某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
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
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
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
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
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
（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周恩来嘱秘书将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出送阅。
一九七五年某月某日，周恩来与叶剑英谈话
周恩来在同叶剑英谈话中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王、张、江、姚）手里。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二日，李天德把自己写的《献国策——致党中央、国务院》送到党中央接待站
它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超过好处。
它说：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
（李天德原在四川苗溪茶场管制劳动，事后，四川省芦山县将他判了死刑，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20年徒刑。）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388页）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揭发该校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
这封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
1975.08.14；中央文件 ［1975］ 196 号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嘱身边人员找出《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篇及各种版本的《水浒》书送阅。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周恩来嘱秘书找来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学习毛泽东对《水浒》评论情况的材料送阅。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周恩来说：我现在病中，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邓小平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江青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有人说，哎呀！学理论怎么困难啊，理论不怎么样啊。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录音组同志的讲话
最近，就有人把主席的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指示传了出去，这是严重的泄密。我们党内有投降派。
最近，就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江某人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自杀了。还说中央有左倾，有极左派，说我是极左派的头子。
现在文化部压力很大，受不了了。我顶嘛。说文化部是个大行帮。
主席提出批《水浒》，为什么？因为党内还有投降派。为什么主席的指示未经政治局讨论就传到下面去？个别的省委还往下传达了。
“这些王八蛋，说我是吕后、武则天，她们是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我没有她们那样大的精力。”“他们攻击我，就是攻击主席。”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
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签上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一九七五，九，二十。
躺在平板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再次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一封来信批示：
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说：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摘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391页）
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向毛主席汇报时，还谈到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的问题。
我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
主席：“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他发言后，邓小平讲了自己的意见。
邓小平：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列举了三月以来作了那些工作和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一号）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起，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责令周荣鑫作检查。
周荣鑫说：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急待解决。
张春桥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迟群一九六八年带领军、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
（摘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393页）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一千七百多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在国务院会议厅，邓小平找胡耀邦、李昌、胡乔木、周荣鑫谈话。
邓说：“你们跟我一样，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工作，不了解情况。”
对周荣鑫说：“你是教育问题。”
(1976年2月16日×××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过一会再说。”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一是支持新生事物；一是教育革命；一是讲文化大革命成果稿。
天津讲教育一文，改了以后，还觉得不够尖锐。我的意见和教育部高教司相反。高教司认为没有针对性，要讲整顿领导班子。我认为有针对性，不是讲多了，讲得还不够尖锐。现在教育革命有一股歪风，实质是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有两种人，一种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包括批林批孔在内，是极少数；一种人是心里有气，受冲击，落实政策解放出来，应正确对待群众。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群众冲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要群众每句话都讲得那么正确，可能吗？清华正在展开一场大辩论。对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要批判，有气的要做工作。要继续落实政策。我和埃及外宾谈话，说教育革命要不要搞？如何搞？成绩和缺点，什么是主要的？在工农中招收大学生，学了回去，对不对？朝阳经验对不对？有的人骂？有什么不能学呢？朝阳经验是很好的。以学为主、学工、学农、学军，对不对？开门办学这个大方向对不对？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口号该不该批？苏修一套该不该批？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如何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教育开始的，教育战线有两条路线斗争是必然的，不仅教育战线，别的方面也有。
主席最近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主席的思想本来很明确，路线是个纲，阶级斗争是个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基本路线就是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阶级斗争是纲。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九大、十大都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经验，要抓大事，抓纲，是根据主席指示来写的。不抓阶级斗争，就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就会迷失方向。根据九大、十大路线，强调三要三不要。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可能有些缺点，应该总结经验，在前进道路上逐步克服缺点。这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目的是要更好地和资产阶级斗争，但从资产阶级立场看，调整就是否定一切。和二百方针一样，不同阶级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当前，有些政策要继续落实，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但对教育（也不仅是教育）中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搞清楚。前一段传的多，比较乱。现在普及大寨县，大寨县普及了，并不等于没有阶级斗争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建成大寨县是为了更好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更好地贯彻主席路线，不是阶级斗争消灭了。
鲁迅有篇杂文，“关于翻译（下）”，收在《准风月谈》，讲批评应该象挖烂苹果。苹果有点烂，只要不是穿心烂，就要挖掉。但有些批评家，一见苹果有点烂，就认为是不能用。要求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那有这个可能？鲁迅这个思想可以做文章。
唯生产力论，还是应该批。当然，生产要抓上去。唯生产力论的根源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刘少奇要熄灭，但他包庇他的死党叛徒，是熄灭吗？林彪也没有熄灭，搞政变，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唯生产力论就是否定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主席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就是我们还是列宁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是一回事。不能用批法权思想来代替限制法权。主席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有两个意思：一是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限制不行；二说是长期的。这两个意思，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都不能表达。法权思想当然要批，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具体的内容在内。如体力强弱，子女多少，收入不同如何办？当然具体问题要慎重。主席几次提出要研究。要继续学习理论，限制法权，主席的三项指示，第一项就是讲阶级斗争，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
这个问题不打个招呼，教育战线一批干部会掉下去。是有这么一点风，小道消息甚多，不能听。没有中央讨论，甚至主管同志都不知道。
这里，还是一个主流支流关系。要看到主流，肯定主流，发展主流。支流也有，要逐步解决。我们不回避问题，包括文艺政策要调整，这都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支流代替主流，否则就会犯错误。从无产阶级立场看，是克服缺点，更好地进行斗争；从资产阶级立场看，就会全盘否定。
讲点对立面，否定新生事物，攻其一点，夸大支流方面，是错误的。
（惩前毖后的文章）不论新干部，老干部，都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适用各种干部。主席讲过，动不动就撤职，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教育上还有一个口号：刘少奇的十七年要批，林彪的四年也要批。把二者分割开来，其实都是右的，林彪也是搞修正主义，先验论。天才论就是修正主义。
教育路线错了，工作方向就错了。说十七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不是说学生都是坏的。如果不讲十七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那么就推翻了主席五七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然我们对知识分子政策不变。
我们历史上有经验，只要我们解决一点支流的问题，资产阶级就要跳出来。57年整风，右派出来，59年，纠正人民公社中一平二调，彭德怀出来，财经会议批薄一波，高饶跳出来。林彪垮台以后，要批极左。
有人把资产阶级的观点拣起来，如对实践，说天文学能实践吗？实际天文学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农业、手工业分工，才有天文学。工业的发展，找望远镜。微积分是否实践中来的？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实事求是研究历史。
过去有人说开门办学只管劳动，不搞文化。实际有的人有抵触，带学生只劳动，不搞文化，学农就光劳动，文化、科学都不搞。学生不准带钱，教师可以买啤酒吃。
有的刮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错了的风。教育面广，人多，影响很大，不能搞乱。
资产阶级法权，如何逐步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个问题，急也解决不了。革这个命，斗争也不是很缓和的。取消军衔，好大的斗争，还是主席下了决心。现有一千多种级别。我们还是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现在还是宣传。
教育革命要肯定，讲实践主席方针路线是对的。革命还刚开始，具体经验还不多，要不断总结，但大的方向不能动摇，基本的东西不能动摇。
我们面临两方面任务，一方面有调整，落实政策，要继续解决一些支流问题，另一方面主流对不对要辩论清楚。这个问题要恰当掌握，讲清它们的辩证关系，力求避免片面性。
有的人说现在没有文化。到底什么是知识文化？主席讲，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知识，哲学就是它们的概括和总结。念了书，不会做工、务农，不会分析问题，有什么用？这不是有知识。极而言之，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但文化稍低的劳动者和培养虽然有知识但不搞社会主义的，那个好？我们还是要文化的，要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当然也不必这样提问题。还有一种论调说，教育质量低，有的青年吸烟等，是教育革命带来的。恐怕是不搞教育革命带来的。是否青少年比过去坏？上山下乡有很多感人的事迹。小孩不赞成你就驳你，比毕恭毕敬的好。教师队伍跟不上，小学教员工资低，这不是革命太多，而是革命不够。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
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会后，清华大学贴出大批大字报。
北京大学也相继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实际上矛头对准邓小平。
北京和一些省市的干部、学生及群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
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小平同志：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还说，“三项指示为纲”只是“提法不妥”。
(1976年3月1日×××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
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
1975.11.26；中发［1975］23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书记、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这个谈话要点的下达，标志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炮打司令部、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反潮流和一九七一年南巡讲话批林彪以来，又一次为扭转局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不管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不能不佩服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雄伟气魄和巨大勇气。毛泽东毕竟是一代开国的元勋，而不是任曹操俯仰的汉献帝。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
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把路线是非弄清楚了，就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前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周恩来要王洪文记住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广大人民正在以高昂的革命斗志，进一步发扬成绩，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质、意义和必要性都已经有了真正的理解，对于这样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都有了正确的估计。
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一个能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原则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只有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去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和伟大意义，才能真正懂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如果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就不可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采取积极支持、热情扶植的态度。
正确对待群众，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方面。
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往往是同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这一点相联系的。
教育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它本身也是一个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现在，在教育战线上有那么一些奇谈怪论，说什么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啦，“破了不立”啦，“不讲学文化”啦，等等，想把教育拉回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老路上去。这实际上是否定这几年教育战线执行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其目的是反对“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企图复辟封资修的教育制度。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些事实恰恰证明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中发[1975]23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5.12.10；中发[1975]24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中发[1975] 2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集地。市委书记、副书记（各大中城市的区委书记和主管文教的同志)，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省、市、自治区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传达讨论，然后由县、区委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中学、小学支部书记；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可传达到党委常委和军一级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传达到司局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党员干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可传达到总部二级部部长、副部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元旦发表主席诗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斗争中前进。《重上井冈山》，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气魄、继续革命的决心，无产阶级不怕一切困难革命精神。井冈山是革命摇篮。主席说，我刚上时才三十四岁。
第二首是反修的，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继续搞这一套，搞“缓和”，土豆加牛肉，今年农业最坏，降到最低点。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已破产，土豆牛肉都没有，发表（这首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批修中前进。第二首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第一首很凝练，第二首通俗，口语化。我请示主席能否写手稿，主席没有拒绝。
当前，中央准备把打招呼要点，根据主席指示，扩大传达，你们明后天可接到通知。国家机关向除司局长传达之外，（要传达到）全体干部，下面传达县团外，还要传达到学校党支书、工宣队长，明后天通知。这等于到基层，现在整个形势是好的。这次教育战线的辩论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有些问题比较明确了：一个是运动的范围，主要在教育系统，和一部分机关，如教育部，别的机关，其他地方也会波及。中央通知已讲明，清华问题不是孤立的事件。这次不搞战斗队，不拉山头，不停课，注意不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已有的经验，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些经验。
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工作，还是违背基本路线。阶级斗争熄灭论，刘少奇宣传过，但他自己根本不熄灭，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包庇叛徒。林彪也不是阶级斗争熄灭，他谋害主席，搞反革命政变。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席在二中全会讲，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际，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以后主席就一再抓这个纲，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主席又指出社会主义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政治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在上层建筑领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教育战线，过去结论有两个估计，一是过去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政，主席说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那是主席在宣传会议的结论。六二年主席又讲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周荣鑫讲，主席没有讲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主席讲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难道不包括教育？斯大林过去有错误，三六年宣布阶级消灭了，五二年有一些认识。
主席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要把这个问题的大是大非搞清。教育战线上也是如此。基本路线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清阶级斗争问题。三项指示为纲，主席不赞成这个提法。都是为纲，就把政治和经济平列起来。这个问题，九大十大都讲过。九大报告有很大一段，根据主席指示写的，和陈伯达有争论。以三项指示为纲，理论上不符合毛主席一贯指示，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仍是基本路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这才符合基本原理。纲的问题，在教育上就联系着要不要批智育第一。政治是统帅，以政治为纲，智育第一当然是错误的。智育第一必然不要阶级斗争，就陷入修正主义。我们教育上不是没有问题要解决，但是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搞智育第一，有一系列问题要被篡改。对我们的同志要多做工作。有的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少数，多数同志是受了些冲击，有气，不满，就要做工作。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河南做了，打了招呼，多数干部站出来，百分之八十没有被打倒。讲过错误的话，和翻案的要区别。这次层层打招呼，当然也有一个听不听招呼的问题。多数同志和刘冰有区别，刘冰翻案很恶毒，但对他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教育战线上的争论，理论上要写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驳掉一点论点。如拖四个现代化后腿。这个说法相当普遍。要分析我们讲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什么。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现在没有人讲，我们分析一下。苏联农业机械很多，现代化，但粮食没有，还要从美国进口。我们要这样现代化吗？讲清是不是拖后腿。
“今不如昔”，总说不如过去。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工业、农业、文艺，稍作调整，发展很快。最近文艺出了很多东西，很高兴。这是文化大革命成果，如无样板戏，文艺如何能蓬勃起来？
教育上的论点，也影响科研。认为质量低，也是一条。怎么说低呢，政治、文化都和过去不同了。
还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是歪曲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他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主席讲，首先是包括，然后才是不能代替。包括，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制造这个论点其办法是陈伯达在庐山上用的，断章取义。怎能说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没有用呢？马列主义也吸取改造自然科学成果。如说没有用，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论反映论等，还能不能成立？开门办所，和工农结合，还对不对？还有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也有争论。基础理论是从应用科学来的，公式是实践──理论──实践，不能倒过来（主席同李政道讲话）。要有有说服力的文章，讲清楚。
批派性（不写文章），也要有阶级分析，还是《红旗》过去的文章的观点，具体处理要分清两类矛盾。
老中青是主席讲的，最近又批一个报告，仍要注意三结合。换一个提法，就完全取消老中青了。
开名单，各单位老中青三个人来中央开会，议一议，就议这些，提高认识，会何时开未定。老同志经验是可贵的，有一个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新同志要帮助，有错误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主席讲，老中青都要打招呼。
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思潮，得罪了大多数人。知识分子也不高兴。有一种说法，说他们的积极性都光了。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不高兴，连谢冰心，费孝通都不赞成。这次辩论的重点不在知识分子，在党内，如刘冰（本也是走资派）一样的人。他们反对教育革命。知识分子欢迎他们投入教育革命，投入运动中来。现在左派反对他，中间派知道他翻案，都和他划清界限。有一位知识分子说，过去田汉请命，周荣鑫又为我们请命，不要他请。
工业战线，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反来复去。我们根据九大、十大一贯教导，进行宣传。也要搞一点学习理论，评水浒，大辩论，把生产搞好，生产上去了，搞基本路线教育，生产上去了，正确处理相互关系，抓纲，生产上去了这样的典型。批林批孔时也这样。
学校，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经济，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贯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二百方针，推陈出新，根本的还是抓纲。
清华、北大运动搞得好，走上正轨，在校党委、总支、支部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搞，逐步扩大会，开一次会，训练一次干部，展开后形势很好。希望其他单位也这样，不搞无政府。
要依靠团结干群大多数，教育大多数，刘冰等人得罪大多数。主席中央讲话之前，即有人抵制。主席一讲，刘冰就很孤立。我们团结教育大多数。他们文章讲理的，比较好。
扩大传达之后，还会出现问题，一种是压得厉害的，如黑龙江大学，要封人家杂志，一种两派对立尖锐的地方，团结不好。明确在教育机关，其他也会波及。
刘少奇，四清四不清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还有七二年林彪路线是左还是右，离开阶级斗争就看不清。重新回忆，这个问题还有争论。周荣鑫讲刘少奇十七年要批，林彪的四年也要批，把二者分开。
三项指示，理论问题放在首位，我们一直提的。辽宁报告提出，提三项指示为纲，即否定理论为纲，结果必然是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路线正确 破浪前进──喜看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5.12.14；中发[1975]26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可以发到县、团级，大、中、小学可以发到党支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 席：
上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1、阶级斗争为纲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通报》
（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同志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
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朱德和周桓（原辽宁省委书记）谈话
朱德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领导工作后，在许多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转机，感到满意，并赞扬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
他针对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说：要抢班夺权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吗？
（摘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393页）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周恩来和邓颖超谈话
周恩来说：“我不能喊叫，喊叫会让人恐惧的，好像真是个投降派。我不能那样，我不愿意让毛主席在我死后说那样的话。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呀。小超，你可应该有主意，一些人的话是绝对不能听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气节，要对得起毛主席。我知道毛主席对我好，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我有许多的话想说呀。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听懂我的话。我怕我的话会被人误传。”
邓颖超说：“我也有很多的话要向毛主席讲。但是，我也是没有机会。” 周恩来说，“毛主席，毛主席，也许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毛主席的运动神经原病果然就治不好了吗？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毛主席的身体……”
邓颖超说：“恩来，你安心休息吧，主席那边的情况很好。”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毛泽东与几个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总理点的将，让他主持工作，说他工作有能力，能够打开局面，现在公开批判小平同志，会对总理有刺激，你们还是慢慢地让总理自己表态吧。”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华国锋看望周恩来
华国锋是奉毛泽东之命和周恩来谈话的。他向正在输液的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问道：“那么邓小平还能继续工作吗？”
华国锋说：“主席说得清楚，小平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一边检查一边工作。”
周恩来问：“主席说的是右倾错误吗？”“你看他的错误严重吗？”
华国锋说：“那就看他怎样检查了。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还会和你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清华大学的问题是一个右倾翻案性质问题。毛主席认为刘冰他们的矛头是针对主席。主席看起来很生气，说这个问题要通过大辩论来解决。信的错误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说：“我早就对小平同志讲，要避免争吵。和没有水平的人争吵，自己也没有水平了。我们天天讲实事求是，其实这四个字本身就是相当难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处理一切事情的基础，绝对不能想当然。他就是要往是非堆里卷。这下可好了，又碰钉子了。”
华国锋说：“主席想听听总理的意见，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国务院的工作……”
周恩来说：“我看还是请主席考虑吧。小平同志既然不能再主持工作，那当然轮到春桥同志了。实际上。国务院当初的工作由他主持就好了，也许就不会出现小平这次犯错误。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时候，我就对张春桥同志讲过，你要做好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你干比其他任何同志都合适。当时是主席不同意的。主席对我说过，‘你周恩来活一天，就是你当总理。其他人谁也不能和你相比。’三月十七日，我和江青同志一起参观全国黑画展览时，再次提出让春桥同志多管国务院工作的意见，江青也说要照主席的意见办。我病重时，主席说只有邓小平同志还能压得住阵，老的新的都怕他，其他人不行，这才由小平同志主持了工作嘛。”
华国锋说：“我认为，主席丝毫没有怪总理的意思。主席只是让我向你通报一下情况，最好能让小平同志作个检查就行了。我看问题并不很大。主席对小平的评价后来是很高的，这点我也清楚。主席在批评小平的时候，对江青同志和春桥等人也作了批评。这是主席对他们的爱护。这些我都能看得出来。”
周恩来说：“我过去是听毛主席的，现在是听毛主席的，将来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仍然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只要毛主席决定的，我就无条件地服从。这点请党中央放心，我咽气的最后一句话依然是跟毛主席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张春桥来看望周恩来时，给他带来了一批材料，题目是《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当天就戴上老花镜看完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王洪文看望周恩来
周恩来说：“洪文，毛主席怎么样？他的身体好吗？”
王洪文说：“总理，你放心，主席的身体好多了。他要我来问候你，让你多加保重，留得青山在，一切都好办呀。”
周恩来说：“听说小平同志又犯错误了，我要批评他。毛主席对他是很好的，他不应该让毛主席再为他操心了。”
王洪文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批判诬告迟群的信时说：“当时要是让迟群担任教育部长就好了。”
周恩来说：“让他们暴露一下也好嘛。右倾翻案，总有一天要翻不成的。”
王洪文说：“总理，你的心情是好的，我们都理解。我们衷心希望你能恢复健康。”
周恩来说：“我早已收到了马克思的请贴。我本想让邓小平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抓好，没想到他辜负了主席和我的期望。他的性子太急了。我已经看完了《鲁迅全集》中关于评论金圣叹删改《水浒》的段落，我同意鲁迅的看法。各种版本的《水浒》我也看了，新、旧《唐书》中关于《武则天传》的文章我都看了。我同意主席的评价。过去，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这些东西。在我有生之年补上了这一课，也好呀。但是，我绝对不是宋江，我不作投降派。”
王洪文说：“总理，你不要多心。主席领导的评论《水浒》，是对全党的一个历史经验的教育，不是把矛头指向你的。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这点，我请总理一定要理解。”
周恩来说：“你替我转告主席，我不能再为党做工作了。我感到有愧于党，有愧于主席。”“主席发动的评论《水浒》，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水浒》里的宋江，在招安以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原来是‘替太行道’的强盗，变了“官兵’。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大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一十五县，改造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他‘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我同主席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些话，你一定要转告主席。”
王洪文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向毛主席报告的。”
贰、本节简论
一、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警觉？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此时的毛泽东，很想知道邓小平的整顿的实际情况如何。他一方面通过地方上的汇报文件和人民来信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从地方上的同志那里直接了解情况。”
“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警觉的直接起因是两件事：刘冰等人的信和毛远新的汇报。”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其实，局势发生陡然逆转并不奇怪。毛泽东观察邓小平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件事、两件事。
正如胡绳的《七十年》所承认的：“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情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七十年》第456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也承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
这当然与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不是一回事。而且，邓小平重点整的对象是造反派头头、江张姚王等文革派的领导干部、甚至有些事直接涉及到毛泽东本人。
这不仅说明，邓小平在斗争中已经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而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犯了“盲目冒进”的错误。所谓“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二、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整顿怎样评价？
从一些事情来看，一九七五年的周恩来似乎是完全站在邓小平等人一边的，譬如：
四月批评王张江姚的政治局会议，虽然周恩来没有参加，但会后他从各种渠道，了解了会议进行的情况，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邓小平等人的做法；
七月，周恩来嘱秘书将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出送阅。这说明他是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但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事件的发展。
九月二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现在病中，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邓小平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这说明他对邓小平在五、六、七、八月搞的所谓整顿是充分肯定的；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这说明他对评论水浒的宣传是反对的；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签上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一九七五，九，二十。这说明他非常警惕有人在他身后对他进行政治陷害；
他躺在平板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说明他要公开表示对邓小平搞整顿的支持；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这说明他要在最关键的时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可是，周恩来与邓小平等人不同：
一九七五年一月，叶剑英就提出：“能不能果断些，把江青这伙人赶出政治局呢？” 周恩来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主席对我说知道他们的历史状况，并没有说明他的态度，再说，主席既然一手把他们培养起来，是不会轻易地把他们再否定掉的。除非他们自己又犯了大错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人家有什么错误呀！主席对我说，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要加强团结，而不是搞分裂。谁搞分裂，谁就是蒋介石。主席的这话是很有针对性的嘛。”
一九七五年四月，邓小平对周恩来说：“我早就对江青和那个张春桥看不惯了。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力量，我看是乘机出现的政治暴发户、阴谋家。叶帅和许多的老同志，都对他们的做法看不下去了。他们要是再反对你，我宁可再次被打倒，也要为你鸣不平。我怕什么，别说毛主席最多还有两年的时间，就是身体再健康，我也敢和他们对着干！”
周恩来说：“主席说：‘小平如果真正能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在行动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那无疑是对党的事业的杰出贡献。我希望小平同志能够干几件漂亮的事情，让举世都看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真正要端正党的路线，真正实现反修防修的战略目标。’小平同志，主席的这个期望，你可要牢牢记注呀。”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邓小平对周恩来说：“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发表了一个讲话，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要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她的矛头始终是针对你的，党内许多的老同志听到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要造舆论打倒你，都气愤得要造反。大家再也不能容忍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秀才们肆意妄为了。如果主席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大家就主张要采取逼宫的办法…”
周恩来说：“我不爱听这些脱离党的原则的话。这些东西，你就想也不用想。我是坚决不会同意你们这种胡闹的。本来你们的工作很好，这样下去，就会出问题。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你们考虑过吗？”
邓小平说：“大家的这种议论，也是出自对你的关心和衷心的热爱，如果不同意，大家是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同志们最为感动的，就是你对毛主席的那种忠心。你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正忠臣。”
（摘自师东兵：《闻所未闻的周恩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摘自师东兵：《陈永贵访谈录》）
这说明，周恩来的政治立场与邓小平等人有根本的区别：
第一，周恩来是坚决拥护、执行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而邓小平等人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第二，周恩来爱护、支持江青等人的工作，只是批评、纠正她们的在他看来的错误；而邓小平等人是把江青等人当作所谓的野心家、阴谋家，加以打击、镇压、消灭。
第三、周恩来是坚决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路线；而邓小平等人是要架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三、毛泽东批准的“谈话要点”的重要意义
这个谈话要点的下达，标志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炮打司令部、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反潮流和一九七一年南巡讲话批林彪以来，又一次为扭转局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不管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不能不佩服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雄伟气魄和巨大勇气。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任曹操俯仰的汉献帝。
2010年7月19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