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三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二节 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本节资料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池恒的文章《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
毛主席最近再一次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一贯指示，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忽视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曾经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不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推动着我国社会前进的历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断总结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把阶级斗争这个纲紧紧地抓在手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归根到底是一个承认不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焦点，是区别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回顾一下我们同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所进行的斗争，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更加清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还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主席为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规定了方针和政策，并且强调指出要警惕党内出现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人物，这就给我们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大唱反调，他背着中央，不顾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到处鼓吹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剥削有功”，还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他鼓吹的那一套抹杀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及时地受到毛主席的批判和抵制。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反革命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保证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进行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胜利地开展了肃反运动，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配合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从揭露卖国主义电影《清宫秘史》（当时被刘少奇一伙压制而未展开批评）和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开始，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了一系列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论，打击了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的修正主义者。这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抓紧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而取得的。
在全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是否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否还是国内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间又进行了一场争论。刘少奇一伙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修正主义谬论，当即受到毛主席严肃的尖锐的批判。一九五七年，毛主席针对刘少奇散布的谬论，反复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明确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不久后发生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斗争取得胜利以后，在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亿万人民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出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反党集团跳了出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场斗争的实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根据这次和过去多次斗争的经验，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随后，刘少奇一伙就利用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大肆鼓吹“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并且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察觉到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一些同志打了招呼，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于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教导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又进一步向全党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样，毛主席就把抓不抓阶级斗争和要不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大事，尖锐地给我们提出来了。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无产阶级越是要抓紧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越是要虚伪地抹杀阶级矛盾。当全国城乡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刘少奇又跳了出来，胡说什么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交叉”，妄图以此来改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毛主席当即批判了刘少奇的奇谈怪论，坚持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正确论断，并且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即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就在共产党内，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健康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再一次引用了毛主席的这个论断，并为此而制定了各项政策。只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就可以认识到毛主席这一科学分析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盗用中央名义，向全党抛出了“二月提纲”，用极其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尖锐的阶级斗争，并且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妄图把这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引到所谓“纯学术”讨论上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接着，林彪反党集团又跳了出来。林彪伙同陈伯达为我们党的“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同刘少奇、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塞进“八大”决议中的谬论是一路货色。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九大”完全肯定了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九大”以后，我们开展了批修整风、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十大”对我们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了总结，再次肯定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十大”以后两年多来，毛主席领导我们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了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开展了对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评论，开展了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二十多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说明，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其实他们根本不是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决不能忘记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来说，无疑是惨重的失败。他们对此是不甘心的，总要寻找机会反攻倒算，企图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当他们一旦刮起了右倾翻案风，抛出了如教育界中的奇谈怪论一类修正主义的货色，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要理所当然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合乎规律的发展。“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我们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紧紧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有领导有步骤地积极开展这种斗争。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教育战线上那些违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并且在斗争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教育战线的大辩论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战斗队。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种社会现象都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各种思想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各方面工作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是服从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哪一项工作是离开阶级斗争而孤立存在的。因此，我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正做到以纲带目，纲举目张。在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各个领域里，主要矛盾也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领域里的各项工作，都有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即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在这些领域里实行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当前教育战线正在进行着的争论，尽管涉及了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等许多问题，而最根本的还是教育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阵地，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谁专谁的政的问题。这就是这场争论的实质。抓住实质，就可以击中那些奇谈怪论的要害。我们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要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真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最根本的是要好好学习大庆和大寨的主要经验，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道路问题解决了，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方向道路问题不解决，无产阶级的正气不能压倒资产阶级的邪气，资本主义的东西得不到批判，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生产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抓革命，促生产，具体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我们要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始终坚持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学习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现在所做的各项工作，都有具体的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都服从一个总纲，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离开这个总纲，各项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就执行不好，甚至可能在执行中出偏差。有的同志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犯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同他们脱离党的基本路线，不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任何时候都不离开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
要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要在去年学习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前进。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真正搞清楚了，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了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有了正确的认识，懂得了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处理好纲和目的关系；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支持那些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们要实现安定团结，但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了，安定团结只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结果。我们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也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了，离开以阶级斗争为纲，国民经济是不可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那种否认阶级斗争是纲，忽视和放松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样势必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势必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平列起来，违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不符合毛主席的历来教导。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第一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决裂”这个电影还是动人的，配合当前教育革命是很及时的。据说拍摄过程有斗争，可以在文章中写出来。有些镜头是这两个月补拍的，可以看出来。
肖木的文章，你们意见是留给红旗用，可以和肖木联系修改，你们觉得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改。拍电影过程也有路线斗争，要文化部讲一点情况。
你们和肖木打个电话，说文元转我们看了，我原则上赞成评，向他把剧本要来看看。斗争能写一点。
能不能提几句样板戏？没有样板戏打先锋，不能有今天的文艺繁荣，特别在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方面。前一时期，攻样板戏很厉害，说样板戏没人看了。没有样板戏打头阵，不批文艺黑线，这样的电影出不来，把文艺革命，教育革命攻掉了，文艺就出不来东西了。这个电影把几年的事集中到当时那一段时间去了。共大文章，他们办校有曲折，有斗争，要写进去。
（工宣队）我的意见轮换，回去一个来一个。红旗一直保持工宣队，（陈洁来信，要求回去一人参加劳动）上层建筑领域保持工宣队的，就红旗有。你们过去说要撤，我看还是留下。轮换。
印刷问题如何？纸张怎样？国务院有一个报告，纸张紧张。勉强分配下来。我们纸张怎样？
上次科技有一封读者来信，转新华社摘编。已编了。柳忠阳写信给主席，是同样的内容。主席批发政治局，发科学院批判。还有一个汇报提纲。代表科技方面一条修正主义科学路线。清华不知有材料没有？可以抓住根本论点来驳。有的这个材料上没有，但汇报提纲上有。如所谓马列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要有自己钻研，要有亲自试验，才能发言。那么，列宁批判马赫是不是也要有自己的亲自试验，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力学，是不是也要自己去作试验来证明？主席和杨振宁辩论，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没有所谓基本粒子。是不是也要亲自去做实验才能证明。这种论点是根本上否定自然科学方面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过去在自然科学上唯心论许多都是党员，如卢那卡尔斯基。还有一种论点著名科学家不能随便批他唯心主义，恰好，唯心主义代表人物很多都是著名科学家，例如马赫，现在还用马赫数。牛顿也是有名的，自然科学上有名的，有成就的，很多都搞唯心主义。像这些很荒唐的论点，都放到汇报提纲里去了。（手头）这一份很完全，但有些没有。可以去要一份，要不到再问我，很荒唐的论点。
（汇报清华文章打算）集中几个论点：有一种论调攻击什么开门办所，管他开着关着，走着躺着，只要写出文章就行。
要批判所谓马列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洋奴哲学可以带进去。具体的问题要分析。这是很大的斗争，否定马列主义指导自然科学，都要批。否定马列主义哲学的指导。
上海文章哪个学校写，你们定。
教育革命文章的面，要大一些，现只北京、上海、辽宁写。大辩论经验，中学能否搞的到？小学不搞。这期想发厦门的，没发成。除京沪辽宁外还可以多搞一点地方，搞一二篇外地的。
别的省市如有的材料，搞一点，批一点。只是几处，外国人看，说你们搞不开。中学要有一点。
教育部开展了，现在不知怎么样？清华大学搞得不错，各地不知怎么样？教育科技联系很密切。周培源文章有代表性的。他里面一个论点说现在理向工靠。不知说的是什么？
主席举例说，地球物理是基础科学，找矿是应用科学。什么叫理科、工科？搞不清楚。资产阶级什么时候分的理工科？十六世纪还没有吧！什么时候分的家？苏联有科学院，美国没有。我们科学院照苏联搞的？世界上也不是各国都有。就自然科学本身发展来看，资本主义道路也是阻碍发展的。如中世纪神学就阻碍发展。资产阶级后期，它的反动世界观也是阻碍科学发展的。苏联压制新生力量阻碍发展。他虽然卫星上天，整个部门看，就不行，产品更不行。农业科学比威廉士大倒退，实际没有农业科学。李森科已经形而上学了，他们批了李森科，更倒退。我们有些人希望走苏道路。
折衷主义，要考虑有一篇文章，上次没有批。哲学上讲，三项指示为纲是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主席批判罗瑞卿时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告诉我们对折衰主义要警惕。折衰主义否认政治挂帅，要从哲学思想搞清楚、马克思主义讲全面看问题，和折衷主义要分清楚。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宣扬唯生产力论，反对从政治看问题，也搞折衷主义。列宁批判过。主席批刘少奇、罗瑞卿，也批判折衷主义（罗已解放，我是讲历史）。折衷主义易为一部分政治上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所接受。前一时期，有时分不清楚。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反对片面性，但和折衷主义不同。辩证法要讲党性，折衷主义不要党性。辩证法讲重点， 折衷主义不要重点，抹杀重点。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折衷主义二者都要，但不讲政治是统帅。三项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纲，折衷主义就把它并列起来，元旦社论提法彻底变了一下，不并列。主流支流，辩证法讲都要看到，但不能用支流抹杀主流，折衷主义又把它平列起来。成绩缺点，辩证法要求首先分清西安延安，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还是三分成绩，七分缺点，折衷主义又使他混淆起来。用这样的事例把它讲清楚。折衷主义实际是机会主义。哲学上搞清楚很有必要。折衷主义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调和论联系在一起，对立阶级之间可以调和，农民、地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能调和的，折衷主义认为可以调和，把马列和主席的论述找一找。联系实际例子，重点仍放在教育革命，不难写。可能对大辩论有好处，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好处。
曲弦信中反映，批“派性就是投降派”。这种情况有，有的把口号接过去就算改，去搞别的，有的，过去有。我们呢，我们讲阶级斗争为纲，是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进攻，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进攻，有具体阶级内容，它可以把口号接过去，把枝节问题偷换为纲，世界观方法论统一的。云南搞得相当凶就是了。
自然科学和哲学──党校写。
说科学院内最大危险是派性，忘记了列宁说过哲学上的党派斗争，二千年就是斗争着的两个党派。学说上也有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内蒙还可以写，吉林请他们写也可以。山东、安徽、北大也打招呼，重新修改。批智育第一，可以给人民日报。有的熟悉的同志，也可以说，文章的面要注意平衡。清华北大紧急时可以帮我们。
“群众”一篇。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沈阳机电学院二张大字报，第一张说大学生和工人“划等号”，这个论点很值得注意。他们也是工农兵学员，提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呢？要做工人贵族。工人中有一部分人不愿和普通工人划等号，要做贵族。英国工党不和工人划等号，但和资产阶级划等号。美国劳联、产联也是这样，也是和资产阶级划等号。工人贵族，不是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工人内部的代表。普通工人、农民、每天都在进步，主席讲过，人人都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每人都要改造。要做工人贵族的人放在工人之外。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从实践论观点看，往往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如普通劳动者。领导常常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领导只有总结了群众经验，才能进步，才能带群众前进，脱离群众就一事无成。我们有些同志往往认为比群众高明。毛主席总教导我们，要做群众的小学生，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智慧和力量在几千万几万万普通劳动者之中。领导干部就是要向普通劳动者学习，总结经验才能前进。我们也不主张无政府主义。老中青都要打招呼，青也要找好的，不要蒯大富这种人，他们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工人，打工宣队，杭州还有翁森鹤。这一点如何讲深刻点。
毛选中主席要各地写报告，说我们的材料是从你们那里来的，要各级定期写报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讲到，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领导材料从群众中来。文化大革命以来，（主席）总结好多好的经验，批了好多文章。如革命委员会，就是总结群众经验。教育革命好多材料，也是在那时批的。把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写出来。和美国人谈话，也谈到依靠群众实行专政的思想。我们也强调党的领导，不搞无政府，领导要树立群众是真正英雄的观点，还有的怕。这次大辩论开始，方针政策交给大家，强调党的领导，运动主要在学校、教育机关，不冲击工、农、商、军。不搞战斗队。
还有一篇讲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也是重要问题。除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为什么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抵触，主要是思想和精神状态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主席多次讲，文化大革命开始有的人就不理解，就反对。实际历史上这种事很多，如反对统购统销，五六、五七、五九、六一、六二年都有。彭德怀代表地富、富裕中农。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有。对此如何讲点思想。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仅存在社会上，而且存在党内。三反五反，开始就是这样。有的同志看不清或看得很简单，认为革一次二次命就解决了，实际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消灭阶级消灭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是很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多少年的战斗，老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大量小资产阶级都存在，大家不是都看到了？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有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也看到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内按主席论述提的愿意改造的）还有小生产的影响，产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林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看不到党内还有走资派，那怎么行？二十三条就讲了，清华批刘冰，走资派还在走。问题是有的同志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一革就到自己头上来了。合作化、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反感，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感。总是要理解一点，要做工作，对有抵触的同志，要讲一讲。这个问题难写，能否写出来？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斯大林有一个错误，说阶级消灭了，生产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以后，斗争熄灭。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修正主义一套很容易接受。三和两全、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值得好好整一整。
又讲回来，真正右倾翻案的如刘冰、周荣鑫是少数人，是很孤立的，真理不在他们手里，群众不在他们一边，开始能骗人，一发动群众，就孤立了。
还有些没上过大学的人，羡慕大学，其实真正学的在实践中。高尔基（上了）两年小学，三部曲，童年、人间、我的大学，他的大学还是社会。恩格斯没有上大学，列宁上了几天，鲁迅学医，文学在实践中搞的，都不是大学。
文章题目都有了，如何（写得）比较深刻点，补充折衷主义一篇。
笔名多改一改，你在红旗发表的我们负责，你用同样笔名发别的，我们就不能负责。这样很危险。在这里发（文章讲）限制法权，在别的地方可能讲法权不能动，别的文章可能（讲）相反观点。到红旗打听消息。
《华西见闻》可以改出来放在那里，春节发一篇也可以。
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主席讲，还是列宁讲的我们就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有些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一定程度上有限制，华西（大队）如有这些因素，又不刮共产风，可以考虑，改出来备用。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攻食堂，主席批判了，保留一部分，后来胡乔木一封信取消了。可以要华西自写一篇，选择一个重点，不要把生动一点的改掉。改出来要华西看过，不要吹得过分，《红旗》文字要生动，但不搞艺术夸张。就在这篇基础上改，华西看过不写转载。
（机关的）防空洞可以平战结合，要谢谢他们（工程兵），每期红旗要送他们，文艺生活要照顾一点。新的电影出的多，应该看看，作品很多，《人民文学》的小说都看一看，感想都写一写交给我。看戏、电影，是了解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如看报纸一样。
钱，（从《红旗》的利润提一部分，和财政部备个案，从严掌握，统一掌握。工作需要开支，研究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需要。利润开支买（电话）总机，可以。
今年希望把五七干校搞好，地下工程完工，这是相当长远的基本建设。
调人，赞成在北京多找一点。家属不能解决，麻烦多。少数技术人员定级，按中办的办法办。你们议一下，根据红旗情况灵活掌握。我们搞集体的，不要扩大矛盾。
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辽宁青年》杂志记者、新华社记者报道《张铁生的新“答卷”》
尖锐地批判教育界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明确认为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表示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朝农办学方向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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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辽宁铁岭农学院工农兵学员张铁生又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针对这些奇谈怪论，写了一篇批判文章。
张铁生的批判文章是针对教育界一个刊物第十期的内容而写的。在这期刊物上，散布了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它一出笼，有些人高兴地把它称之为“教育战线重新调整政策的红色信号。”张铁生在批判文章的开头，就尖锐地指出：这“不是什么红色信号，而是修正主义复辟的绿色指示灯，必须认真加以批判，一点也不能放过。”
这是张铁生上大学以后，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阶级斗争主课中写的一份新“答卷”。
早在两年前，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考场”上，曾经写过一篇发人深省的答卷，在招生问题上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上大学以后，张铁生深感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一直警惕着斗争的反复。他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为了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积极参加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三月，张铁生所在的牧医系同学和部分教师在党总支和工宣队的支持下，首先奔赴农村，踏上了开门办学的征途。可是回校后，在总结会上，有人却否定开门办学的方向，硬说什么下乡“下糟了”，“学不到东西，浪费了时间”。面对这场斗争，张铁生坚持教育革命，寸步不让。他和同学们以开门办学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回答了这种种的责难。下乡四个月来，他们积极投入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发动群众斗倒了混进兽医队伍的阶级敌人。他们不但全心全意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还为贫下中农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工农兵学员们在农村上了生动的阶级斗争主课，学到了真知，基本上掌握了牲畜常见病的防治，学会了作多种手术。张铁生说：“这怎么能说下乡开门办学‘下糟了’呢！”由于张铁生和师生们坚持斗争，终于推动了铁岭农学院的开门办学。
铁岭农学院和朝阳农学院一样，都是从旧沈阳农学院分出来的。朝阳农学院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创造了办好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新鲜经验。而铁岭农学院有的领导人却说什么“朝农是普及，咱们是提高；朝农是地区分配，咱们是国家分配”等等。一句话，就是不想学朝农。张铁生感到，要把铁岭农学院办成朝农式的农业大学，关键在学院的领导。他对这种不服气，不想学，还想走老路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七四年十月，他和同学一起，给院领导写了一张《学朝农，抓根本》的大字报。但是院领导某些人却拒绝接受批评，反而责难这张大字报。这使张铁生联想到入学两年来，校内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更加感到学院领导班子路线不端正，是个“缺煤、少水的火车头”，怎么能领导全院师生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呢！正当张铁生和同学们坚持斗争的时刻，一九七五年八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被选拔为这个新的领导班子的副组长。
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后，立即带领师生学习朝阳农学院，把铁岭农学院办成朝农式的农业大学，推动了全院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也刮到了铁岭农学院。特别是教育界的一个刊物寄到学院后，一些对教育革命抱消极观望态度的人，突然活跃起来，有的公开把这期刊物的“评论”拿出来，说它是什么教育战线重新调整政策的红色信号。
亲身参加教育革命的战士，对教育革命这一新生事物最有感情。在那些日子里，张铁生心情十分沉重。他和同班同学邵传明，迎着寒风，走在大道上。他们越交谈，越感到教育路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回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我国教育革命的高潮蓬勃兴起，一九五九年便被刘少奇一伙疯狂地反扑下去了；一九七二年资产阶级责骂我们“质量低”，“不正规”，而我们有的同志却在“提高质量”的压力下，低头“认错”……。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张铁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教育战线上的继续前进还是从此倒退的一场新的斗争。”他对同学邵传明说：“在这场斗争面前，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不然我们取得的教育革命成果就要全被否定。”他俩共同商定要坚决进行回击。第二天下午上政治课时，铁岭农学院牧医系三年一班工农兵学员开会。会上，邵传明对那篇鼓吹右倾翻案风的“评论”进行了批判，与那些奇谈怪论大唱对台戏。由此在牧医系、在全院点燃了批判教育界奇谈怪论的革命烈火。
在激烈的辩论中，张铁生挥笔写了这份新“答卷”。他在这篇批判文章中回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对教育战线一些大是大非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主要危险是什么？“我们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是‘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与落后的教育的矛盾’，而正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不是什么‘教育质量低’，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教育战线上的主要危险，不是什么‘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而仍然是‘学而优则仕’，仍然是‘智育第一’，仍然是修正主义。”
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怎么看？他说，“形势是喜人又逼人，逼就逼在我们要继续澄清路线是非；逼就逼在党和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必须巩固和加强；逼就逼在我们必须抓紧教育革命的薄弱环节；逼就逼在我们必须用大寨精神办教育；逼就逼在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还有成为新的精神贵族的危险。一句话，就是逼着我们汲取历史教训，总结新鲜经验，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对朝阳农学院的经验怎么看？张铁生说：“朝农的教育体系是与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针锋相对的，朝农的路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路，是毛主席完全赞成的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是否定不了的。不管风吹浪打，我们将沿着它的办学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这份新“答卷”，尖锐地批驳了教育界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它再一次生动地显示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生力军作用。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通讯员、记者报道《北大校园风雷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提高北京大学师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在全国人民满怀革命豪情跨入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战斗的北京大学校园里，人人意气风发，处处凯歌激荡。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正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方向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资产阶级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广大工宣队员和教育革命积极分子，憋了一肚子气。他们在校党委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用将近两个月时间，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总结一九七○年大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以来教育革命的成绩和经验，满怀信心地沿着“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前进。有的工农兵学员用“不畏严寒风霜苦，不怕暴风骤雨狂，一颗红心永向党，披荆斩棘向前闯”的诗句，表达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广大师生员工扬眉吐气，斗志昂扬，迅速投入了这场大辩论。在大辩论的推动下，北大的教学、科研、生产、后勤等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北京大学党委充分地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地提高广大师生员工对这场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在引导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深入领会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的基础上，校党委让大家围绕教育革命的方向和路线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展开大辩论。通过辩论，大家认识到，当前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几年来教育战线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美化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目的就是妄图在教育领域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在北大也有很大影响。通过大辩论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这对于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从工宣队员到学校干部，从年青的工农兵学员到学校的老工人，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附中、附小的红卫兵、红小兵，都积极投入这场大辩论。在半工半读基地大兴分校的工宣队员董立功坚定地表示：“从七·二七毛主席派我们开进学校第一天起，我们就下定决心，要把教育阵地占领下来，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使命。十二级台风吹不走，天塌下来也顶得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哲学系三年级八十一名工农兵学员写的《右倾翻案风的十种表现》、《错误思潮手法剖析》等大字报，在师生中都很有影响。他们还结合教学，每人写了一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奇谈怪论的唯心论。中文系魏建功等十二名教授，除了在辩论会上踊跃发言，每人还写了大字报，用自己几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歌颂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驳斥奇谈怪论制造者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诬蔑。有个教授在大字报中写道：“奇谈怪论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目的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妄图拉着我们倒退。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绝不上当，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对前段有过一些错误言论的人，各级党组织注意讲明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数学力学系有个中年教师，在错误思潮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大辩论开始后，他有些思想顾虑，党组织多次找他谈心，鼓励他积极参加战斗，在斗争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他解除了顾虑，和学员一起写大字报，并在课堂上结合教学批驳了所谓现在“科研不抓，理论不提”的谬论。
抓住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实质，逐步开展专题辩论，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大辩论开始时，广大师生员工对教育界奇谈怪论的种种说法，普遍地进行了批判，随后，逐步转入了以下专题辩论：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怎样估计？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质量怎么看？对知识分子是不是必须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等。同时，对教育界奇谈怪论的主要论点，发动群众进行全面的剖析，揭露其折中主义、诡辩论的手法，认清其修正主义的实质。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广大群众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避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争论不休。他们还通过分析大量事例，驳斥所谓工农兵学员“质量低”的谬论。无线电系电子物理专业七二级的党支部委员、工农兵学员李海鸥，刚入学时学习比较困难，但是学习目的明确；通过开门办学，结合战斗任务、典型产品教学，使她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茁壮成长。她九次向党组织申请毕业后到边疆去，并已被光荣批准到西藏。在毕业实践中，她参加了高频示波管的研制任务，做出了好成绩。去年，理科应届毕业生，大批申请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是北京大学七十七年历史上所未有的革命创举。几年来，工农兵学员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在沸腾的工地，在火热的农村，他们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青藏高原的冰山雪峰，回荡着工农兵学员进行科学考察的嘹亮战歌；辽宁、云南的地震灾区，留下了他们抗震救灾的战斗足迹；渤海之滨的大港油田，洒下了他们的辛勤汗水。（⑴⑷）
在毕业实践中，在教师的指导下，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他们完成了二百四十一项科研项目，其中有九十五项已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一百○五项为国家填补了空白，有的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些项目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培养出这样高质量的人材，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胜利。旧学校的毕业生，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许多人追求成名成家，不服从国家分配，有的成了“政治废品”。通过分析，大家认识到，两条路线，两种质量。只有路线正确，才会有无产阶级所要求的质量。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否定工农兵学员的质量，目的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把大辩论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结合起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问题。在大辩论中，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把学习理论、评论《水浒》同批判结合起来，把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同批判结合起来，把群众性的批判同理论骨干的批判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大批判的水平。校党委并且组织大家对十七年的旧教育以及这几年教育战线上的深刻变化，进行调查研究和对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家深切地感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系政治理论专业七三级党支部，组织师生把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史同当前大辩论结合起来，通过学习、辅导、讨论、批判，总结苏联变修的教训，批判投降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右倾翻案风。师生们深深体会到，理论学得深，才能对修正主义批得透。把大辩论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推动了运动，也促进了教学，使师生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能力，提高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生物系医学生理生化专业有的同志一度对所谓教育革命“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谬论认识模糊，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再看看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贡献，这些同志认识到同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靠什么？首先抓什么？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侈谈四个现代化，就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如果依了他们，就会重蹈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现在全校学习理论的空气更加浓厚，理论队伍战斗力更强，业余学马列小组更加活跃。
在斗争中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这场大辩论，对广大干部、党员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大学各级党组织，敢于领导，善于领导，较好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在抓好运动、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的同时，注意抓紧党的思想建设，过好组织生活，坚持上好党课，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广大党员在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体会到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重要性。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对这股右倾翻案风早有察觉，敢于抵制。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攻击革命的新生事物，肆意否定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他非常气愤，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鲜花一朵迎朝霞，笑迎狂风扑面沙，铮铮铁骨傲霜雪，春来朝农遍地花。”最近，他向全系党员讲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党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批判教育界有人散布“现在的主要危险是不读书”的谬论。许多青年党员反映：“这样的党课讲得好，启发大，教育深。”校党委常委、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尹良兵，是一九七四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大辩论开始以后，他坚定地站在斗争前列，紧密依靠广大群众，虚心向老干部学习，把党委办学习班的经验运用到系里，坚持举办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把群众中的好经验带上来，把学习班的好体会带下去，使干部参加和领导这次大辩论更加自觉，更加有力。他深有体会地说：在大辩论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紧干部的理论学习，对于建立一支经得起风浪的干部队伍是十分重要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北京大学的革命大辩论，促进了全校师生员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大团结，推动了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蓬蓬勃勃向前发展。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七四级师生，原来政治上互相关心，业务上互相帮助，团结得比较好。后来，在右倾翻案风影响下，出现一些不团结现象。在大辩论中，全班奋起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找到了不团结的根子。现在，师生促膝谈心，互帮互学，团结战斗，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今天，北京大学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开门办学、半工半读生气勃勃。文科以社会为工厂，许多师生在工厂、农村，边组织教学，边开展大辩论，并积极参加那里的三大革命运动，宣传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校办电子仪器厂的计算机专业工农兵学员半工半读，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同工人一起，提前一个月制成五台新型电子计算机。生物系兽医生物学专业在郑州与有关单位协作举办短训班，结合科研、生产任务组织教学，最近成功地生产了我国第一批猪瘟组培疫苗新产品。中文系为纪念鲁迅诞辰九十五周年和逝世四十周年，加紧研究鲁迅作品，学习鲁迅支持新生事物的革命精神，批判右倾翻案风。许多科研项目又有新的进展，校办工厂捷报频传，提前一个月完成了一九七五年生产计划，产值比一九七四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三。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努力完成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战斗任务，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奋勇前进，坚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马天水徐景贤在复旦大学的讲话
马：（去年）七、八、九三个月的政治谣言不是一般制造的，而是有组织搞的，否则怎么会全国一样？而打击对象都是要害的，只要把这些人打下去，他们一些人才能上去。所以说，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
刘冰的信是谁传的？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毛主席？
有这人在钢铁会议上的讲话，有些人起劲地在那里搞，甚至开十万人大会传达。因为有些人不敢说的话别人说出来了，反映了他们的心情，他们就拚命往下灌。
主席看到了有人在系统地搞修正主义，不是偶然讲错一些话。主席看准人，所以对全党打招呼，现在拥护那一套的人还很多的，所以要辩论。
关于“台阶”问题，是个组织路线。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在上升时期，也有些人也是越级提拔的。……台阶论代表腐朽、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是非常坏的。它不管你变修不变修，它是完全违背毛主席思想的，是非常反动、非常没落、非常腐朽的。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但他们呢，凡是派性就要搞。宪法上规定可以罢工，按照他们的，你一罢工，他们就把你抓起来。他所整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对罢工的肯定抓起来，不管性质怎样。
对经济领域，中央还是怕搞乱。乱了，他们就会抓住把柄。要看到这场斗争是相当严重的，是相当艰巨的。……开始，有些人出来还是有好转的，但他们这么一弄又弄过去了。所以，主席要说向有些同志打招呼，以免犯新的错误，有些人已经犯错误，中央要求一步一步来，要保护一些人，弄得猛了，他们就要乱了。
徐：有人说，邓小平为什么还经常出来？出来不能说明问题。如庐山会议时，林又搞了一下，七零年还让林出来。
现在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他们是不提的。他们只谈下面某些资本主义倾向，这无非是披个外衣。
马：这是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
徐：稳妥一些是对的，否则你把生产搞乱了，他们又要说我们搞乱了。
主席评《水浒》不发中央文件，而养猪、炼钢发中央文件。当然这些可以发，但评《水浒》这么重要的却不发。
他篡改主席指示，主席讲找各路诸侯谈谈，他说找老书记谈谈。
马：全国性挂职下放的不少，所以步骤要稳。否则一批，首先批到自己，所以有些地方不大敢放手。传达问题不大，只是传达错误言论。问题是有的地方干了，下放了，很多干部下放了，自己陷进去了。省里一弄乱，瘫痪了就乱了。
（有人说［75］20号文件主席圈阅）文件是发过，主席还要看是什么问题。看准了，是系统的，才从这个问题突破。看准了，是路线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才提。
过去封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也不是论资排辈的，为他们政治路线服务的。就象对周瑜，只要你行，就看中你。到没落时期也是论资排辈的。
现在讲台阶，不但违反毛主席的思想，比封建地主、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还要反动。
徐：他们对反修防修，评《水浒》是很恼火的，把主席评论《水浒》说成是发了一通言论，有人拿这做文章。把那么重要的问题说成这样，可见他们害怕，虚弱。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
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清华大学有那么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配合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本来很好，教育革命搞糟了，现在就是要“扭”回去。究竟应该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我们的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这些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广大干部、群众同极少数几个人产生了根本的对立和尖锐的斗争。
从十一月三日起，在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的指引下，清华大学展开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对这股右倾翻案风发动了猛烈回击。两个多月来，这场群众性的大辩论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轨道胜利前进，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一）
清华大学的革命大辩论，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
面对着资产阶级的进攻，校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斗争历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战线燃起熊熊的烈火。几年来，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次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总是企图从教育战线打开缺口。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决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一次又一次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反扑。目前这股右倾翻案风，妄图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进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它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它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同它的斗争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认清了这场斗争的实质，校党委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他们在大辩论的开始和每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举办领导干部学习班，在学习和批判的战斗中培训领导骨干。学习班逐级扩大，效果很好，正象一位领导干部说的：“学习一次，对这场斗争的实质认识就提高一步。”这样，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坚持了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既充分发挥了党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领导班子成员站在斗争第一线，带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带头讲党的基本路线，带头批判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许多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干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老干部，精神焕发，他们说：“这次大辩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我们要在这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斗争中立新功。”因此，各级领导班子领导这次大辩论主动、有力、有方。经过斗争，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具有战斗力。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政策水平提高了，斗争的经验丰富了。十一月十八日，校党委召开全校大会，开辟了大字报区，广大革命群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战斗姿态投入大辩论。他们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人人参加大辩论，但不搞战斗队，不搞串连，不拉山头，充分发挥战斗员的作用。他们把每张大字报，每一次辩论会的发言，都看作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一张张大字报，一次次辩论会，都围绕着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事实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动群众是统一的。在这场大辩论中，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校党委既注意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又及时发现和推广群众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使大辩论步步深入，使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开放出更加灿烂的鲜花。
在领导这场运动中，清华大学党委特别强调，把大辩论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评论《水浒》紧密结合起来。
他们认识到，在这场斗争中，要击退资产阶级的反扑，要批判修正主义，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工农兵学员说得好：“要想批得深，学习要认真。要想批得透，道理要说够。”
大辩论开始以来，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许多干部、教师、工农兵学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学习了二十几篇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由于他们是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运用，领会就比平时深刻得多。
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理论队伍的作用。理论队伍的成员，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战斗，以学理论、评《水浒》的成果，推动大辩论的深入发展。通过大辩论，更深刻地理解了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领会了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
加强理论学习，不仅保证了清华大学的大辩论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轨道健康发展，而且使这场大辩论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校党委的一位领导同志说：“象今天这样的斗争，将来还会反复出现。我们不但要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更重要的是，通过斗争，教育群众，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在群众中扎下根。将来一旦出现了修正主义，我们也不怕，有斗争觉悟的群众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击败。”
（二）
革命大辩论是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通过辩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短短两个月，清华大学涌现出大批新人、新事物。
广大干部、群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怎样当好一名反修防修的战士？毕业班的学员首先作出响亮的回答：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同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对着干，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以激情洋溢的语言，表达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充分反映了这一代新人的新风貌。
这个行动，是大辩论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它在大辩论中破土而出，在大辩论中茁壮成长。
在校的工农兵学员，从毕业班同学的行动中，看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他们说：“我们准备迎接高原上的暴风雪，更要准备迎接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在校期间，首先要掌握好反修防修的思想武器。”精密仪器系有位来自井冈山的工农兵学员，一九六五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他曾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他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心潮澎湃，当即向系党委提出要求：到农村分校去，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毕业后回井冈山地区，接过革命先辈的红旗，攀登新的高峰。（⑴⑵）
工农兵学员争当反修防修的战士，教师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也要上好阶级斗争的主课，把反修防修的课题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许多正在搞设计工作的教师提出倡议：打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界限，设计人员下工厂、工地劳动，吸收工人参加设计工作。工程物理系土建设计室的教师主动到土建队的工人当中去，经过党委批准，把两个单位合并为一个。这个系还有二十多名教师，担任了直流锅炉的设计工作，他们要求到锅炉厂去搞设计，并且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元旦的休息时间，轮流到锅炉房去劳动。
清华大学有一百八十多名教授、副教授，大辩论也给他们的思想带来很大的变化，使他们感到改造世界观、反修防修的迫切性。右倾翻案风妄图让他们走回头路，他们很气愤。一位老教授说：“六十多年的曲折经历，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关心和爱护。有人要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让我们走回头路，只能是枉费心机。”建工系有位老教授，过去暮气较重，大辩论中，他登上讲台，形象地对比了两种教学质量。他说：“我过去培养的‘高材生’，理论脱离实际，学了六年，满脑子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业务上顶多也是只会画房子，不懂盖房子。今天的工农兵学员，不但政治质量高，业务水平也高，既会画房又懂盖房。教育革命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需要。”
（三）
革命的大辩论，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了全校的安定团结，推动了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的发展。
我们所讲的团结，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团结。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批判修正主义，弄清路线是非，才能促进这种团结。在革命大辩论中，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战斗，为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斗争。这就为巩固和发展革命团结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
毛主席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清华大学的事实正是这样。前一段时间，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制造了思想混乱，那种状况如不及时改变，势必造成分裂，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经过这场大辩论，路线是非分清楚了，人们的思想统一了。几个月前产生过思想分歧的同志，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战斗。他们说：“我们又在同一战壕里战斗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大辩论，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各项工作，看作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实际行动。群众的革命热情，造成了各项工作热气腾腾的局面。清华园里，运动轰轰烈烈，大字报不断在写，辩论会天天在开，教学、生产、科研工作一天不停，开门办学、后勤工作搞得更加扎实，更加生机勃勃。
开门办学等新生事物，在大辩论中不断巩固和完善。一九七五年，清华大学有四千多名师生，到一百多个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开门办学。大辩论以来，革命师生在开门办学的教学基地，边辩论，边教学，边总结经验，进一步坚定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学校还派出学习小组，到朝阳农学院等院校，学习教育革命的经验，决心谦虚谨慎，不断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清华大学彻底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沿着教育革命的道路前进，教学、科研活动出现了更加生动活泼的局面。一九七五年进行的二百多个科研项目，在大辩论的推动下，已经取得一百四十五项成果，其中六十九项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空白，有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许多系的毕业班举行了科技论文报告会，许多工农兵学员的报告，水平很高，得到有关科研单位的高度赞扬。他们的报告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毕业论文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毕业论文只是些纸上的东西，现在工农兵学员的报告，有理论，有实践，有成果，论文在会上宣讲，机器已经在车间里转动。
一九七五年，清华大学校办工厂的生产任务比较重。大辩论开始以来，校党委不断接到各车间提前完成生产计划的捷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全校已经全面完成了一九七五年的生产计划，实现了年初提出的“产量翻一番”的口号。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是各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革命大辩论必然要推动各项工作蓬勃发展。
＊ ＊ ＊
清华大学这场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连日来，大批热情洋溢的信件纷纷寄来。广大工农兵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清华的革命斗争，支持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许多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表示，要在自己工作、学习的岗位上，同清华的战友们一起战斗，反击这股右倾翻案风。现在，清华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把这场大辩论深入进行下去，努力夺取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教育路线。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开展教育革命，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始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教育事业的面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教育革命蓬勃开展，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停息。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战线出现的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当前，教育战线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在这场辩论中，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教育革命的论述，弄清楚教育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教育革命实践，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六十九页）列宁这个精辟的论断，击中了旧学校的要害，揭露了它的阶级实质，是批判旧教育制度的税利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教育阵地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从教育制度到教学方针，从课程内容到教学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说，在教育阵地，还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
解放后，我们党曾经陆续派了一些干部去领导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开设了一些马列主义课程。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把持教育阵地，先是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基本照旧”，以后又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没有从根本上对旧学校进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着我们的学校，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样的学校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旧学校。它口头上也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际上它在各方面都浸透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七页）。什么“读书做官”、“智育第一”、“天才教育”、“知识私有”等等，充斥了学校生活，公开鼓励青年学生“成名成家”，爬上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宝塔尖。显然，这种教育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为修正主义上台培植社会基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学校只让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劳动人民根本无权上学。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给了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政治权利，使学生的成分发生了一些变化，工农子女可以进学校了。但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抹煞教育的阶级性，利用“分数挂帅”等手段，实际上把大批工农的子女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有些工农子女虽然进了大学，也被他们用种种手段“淘汰”出去。工农群众气愤地说：“大学校门八字开，工农子女进不来”，“分数线，分数线，劳动人民的封锁线”。一部分工农子女即使上了学，由于学校的根本性质没有变，教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旧学校这个封、资、修“大染缸”的腐蚀侵袭下，工农子女也往往丢掉了工农原有的阶级感情，不同程度地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四五页）。这个最大祸害在旧学校暴露得最为突出。这样的学校，根本不可能引导学生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理论脱离实际，教学脱离生产劳动，师生脱离工农群众，成为一切旧学校的共同特征。学制太长，课程太多，讲授又不得法，提倡死啃书本，搞烦琐哲学，使青年越读越蠢。毛主席尖税地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经济学的解释不了货币，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历史的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学工的开不了机器，学农的关在城市里讲种地。大学毕业了，不懂得阶级斗争，不了解社会，同工农兵格格不入。这样的学校，难道不应该彻底废除吗？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使旧学校起着腐蚀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有人却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教育“不见得都错了”，不准提“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对十七年的教育究竟怎样估计，是应当根本否定，还是基本保留，这是当前教育界激烈争论的首要问题。它的要害在于承认不承认这十七年是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散布为十七年旧教育翻案的奇谈怪论，实质上是否定今天的教育革命。我们必须粉碎这股复辟十七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搞好教育革命，在教育领域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一定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教育战线上面临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废除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学校，创立无产阶级的新学校。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前进到共产主义社会，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可能性，决定了学校必然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的场所：它或者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或者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反映在办教育的路线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间的根本对立。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懂得或不承认这两种可能性，那就必然会忽视甚至抹煞两种学校、两条教育路线之间的本质区别，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当前，教育界那种诬蔑教育革命“过正”，攻击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总不是正”的论调，就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谬论，其实质是否定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大好形势，妄图使我们的学校走回头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为俄共（布）制定了“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的教育革命纲领。这个纲领，要求学校“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子弟（《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十页），“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四六页）；要求教师大军“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八页）；要求整个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一页）；要求学校“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总之，这个纲领要求“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
在列宁领导下，根据这个纲领，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教育革命。废除旧俄的教育体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教育体制，实行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取消学衔学位特权和毕业文凭。在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团结、教育和改造教师队伍。这样，无产阶级就在人类历史上进行了勇敢的教育革命的实验，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
从列宁领导的教育革命到今天苏联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是历史的大倒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复辟了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制度、方针和方法，使苏联的学校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苏联教育演变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它说明，教育革命是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让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复辟，就会使学校成为滋生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温床，就有可能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果。同时，它又说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崭新事业，因而是一个极为艰巨困难的事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七页）“文化任务不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要解决文化任务，“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该根据这个较长的时期来规划我们的工作，表现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六十页）如果没有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列宁这条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正是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个伟大历史任务出发，提出和解决教育革命问题的。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的伟大任务，并且着重指出：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完成改造知识分子和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的任务，不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多次发出“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并且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必须批判一切干扰和阻碍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教育界竟然有人对“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思想表示怀疑，进行挑剔。这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革命的抵触和抗拒情绪。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要不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原则问题，是学校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这场大辩论说明，教育革命既然是一场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这是革命发展的规律，丝毫也不值得奇怪。我们一定要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大批资产阶级，大批修正主义，用教育革命的更大成绩，去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坚定我们队伍的必胜信心。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根本区别集中地反映在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复斗争的基本内容。
毛主席明确地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里，毛主席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学校的培养目标，同时又给我们指明了具体的办学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是由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所决定的，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学校从根本上来说，总是要为统治阶级培养政治上的接班人。同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教相反，我们从来公开声明，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的政治目的就是“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六十九页）因此，无产阶级的学校理所当然地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培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革命战士，作为新学校的根本任务。任何学校只要离开了这一条，就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旧学校，无论它培养的人本事有多大，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教育界有人说：“现在是政治冲击业务”，这种谬论实际上是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用专去反对红，用所谓超阶级的“文化”标准去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作为科学文化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才真正懂得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是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任务。这个任务就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创造灿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文化。工人阶级必须而且一定会在这一斗争中培养出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很明显，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首先是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革命战士，也只有这样的战士，才能不辜负阶级的委托，去努力掌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几年来，广大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的大量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个真理吗？把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诬蔑为“不讲学文化”，这种论调只能说明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偏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
列宁指出：“我们的学校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五五至三五六页）无产阶级的战士不能在温室里培育，而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社会主义的学校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组织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使教学和社会生活声息相通。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理工科要“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这是改造旧学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师生遵照马列和毛主席的教导，走出校门，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他们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开门办学、开设短训班、半工半读、“七·二一”大学和朝阳农学院等多种办学形式，为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只有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学习理论和科学文化，才能真正学懂学通，获得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开门办学诬蔑为“实践──实践──实践”，“只当劳动力”，就是反对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企图把他们赶回到死读书的象牙之塔里去。
对待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两条教育路线、两种学校的一个根本区别。同轻视生产劳动的传统观念相对立，社会主义的学校把生产劳动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使师生在劳动中培养工农感情，并学会一定的生产斗争知识。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的新教育制度下每个受教育的少年儿童从九岁到十二岁每天劳动二小时，十三岁到十五岁每天劳动四小时，十六岁到十七岁每天劳动六小时。要求每个学生“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象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一六至二一七页）。马克思正确地预见到，教育制度的这一革命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将具有重大的意义，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三○页），“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十四页）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无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基本标志，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可靠保证。因此，毛主席一贯提倡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又发出了“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伟大号召。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对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给予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这条道路就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彻底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而创造条件；就是要使我们的学校培养出可以和工农“划等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我们应当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景来认识它的深远意义。
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
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强调指出，教育部门，“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并且指出，要在党的领导下改造教育大军，“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紧密地同党和党的思想结合起来，完全贯彻党的精神”（《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我们的学校，封、资、修的旧教育年深日久，根深蒂固，它的势力从上到下，盘根错节。要巩固和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党的领导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的领导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甚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教育界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使学校一度处于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的局面，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些历史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无产阶级要实现教育革命，首先就要夺回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建立起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主席派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并亲自抓教育革命。从此开始，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参加学校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开创了教育革命史上的新篇章。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七年多来，广大师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大量的教育革命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工人阶级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气魄，战狂风，顶恶浪，坚定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教育要革命”的方向胜利前进。工人阶级的伟大功绩，将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彪炳千秋。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工人阶级占领学校，从根本上说就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彻底改造旧学校，培养和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些诬蔑这几年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的人，说什么根子“在管教育的”，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工人阶级领导，其目的就是要把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宣队赶出学校，削弱党的领导，翻教育革命的案。这是广大革命师生所决不允许的。伟大的工人阶级必将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教育革命搞得更好，胜利地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一月二十日会上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情况后，毛主席同毛远新谈了话。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文内的楷体文字是编者写的说明。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评林彪的投降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在这里，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一致性。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鹰犬。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对《水浒》中宋江这个古代投降派的批判，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林彪这个现代投降派的反动面目。
（一）
林彪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投降派。他自从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后，就追随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拿起武器，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打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还是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放弃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
林彪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反对工农武装割据，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散布悲观情绪。抗日战争时期，他站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边，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叫嚷要把共产党“统一”到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里去，把八路军、新四军“统一”到蒋介石的“司令部”里去，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顶礼膜拜，屈膝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林彪又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大肆散布和平幻想，鼓吹“要准备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甚至声言要使军队“国军化”。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又畏敌如虎，不敢进行战略决战，多次对抗毛主席的作战方针。这一系列活动清楚地说明，林彪在民主革命时期，被敌人貌似强大的现象所吓倒，走一条反对武装夺取政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道路。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武装革命的风暴，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不停顿地发动进攻，还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
林彪在这个时期，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意愿，竭力维护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旧制度，疯狂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变本加厉地推行阶级投降主义，他鼓吹孔孟的“治国安邦”之道，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胡说什么在世界上各种生产关系中“看那种能提高生产即用那一种”，叫嚷什么“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单干不如黑户”。他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什么“全左”、“过分”、“过极”，鼓吹按资产阶级的“常规”办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提出“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鼓吹“复古改制”，要推行儒家的复辟倒退路线，“改社会主义之制”。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５７１工程”纪要》，是他们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自白书。在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他们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疯狂叫嚣：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这里，林彪投降派的丑恶面目，暴露得何等鲜明！
对外，在帝国主义面前，林彪一贯推行民族投降主义，妄图引导中国去适合帝国主义的利益，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铁蹄践踏祖国山河，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明明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每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对此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奋起抗击。而林彪一伙却无耻地说什么“日占中”是“有益的战争”，公然为日本法西斯辩护。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哲学。在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林彪崇美、恐美，借口“我们国家刚刚初定”，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英明决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斗争是什么“布朗基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林彪的这些谬论和反革命行径，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无耻背叛！当苏修叛徒集团把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之后，林彪就如蝇逐臭，一头扎进了苏修的怀抱。林彪反党集团公然宣称，要同苏修进行“秘密谈判”，把取得苏修的支持作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个“基本条件”，妄图“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以便在苏修的“核保护伞”下，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变中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就充分说明：林彪是一个一贯拜倒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脚下的民族败类。
从以上种种事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路线，它熔阶级投降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于一炉，光怪陆离，浑然一体。
（二）
揭发批判林彪这个现代投降派的反动面目，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修正主义即投降主义，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是很有好处的。
毛主席在批判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曾经反复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投降主义。三十年前，毛主席在《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中批判美国的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时候，就曾经告诉我们：修正主义即投降主义。
修正主义之所以必然是投降主义，这是因为修正主义的阶级实质，“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
在政治上，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鼓吹“唯生产力论”、“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投降。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澈底性”，引诱工人脱离阶级斗争，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修正主义者则又总是直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千方百计想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用所谓“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他们发展生产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列宁指出：“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二页）。事实证明，“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在思想上，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学说冒充无产阶级战斗的思想武器。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页）“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二五页）他们借口时代变了，提出马列主义原则“过时”了，要“创新”，要“立异”，实际上，他们贩卖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破烂货，林彪的修正主义，是古今中外反动思想的大杂烩。他不仅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甚至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那里乞求亡灵，胡说什么“孔孟马列”，“其揆一也”，用孔孟之道代替和篡改马列主义，并把“四书”奉为“政治思想的蓝本”要按照儒家的反动政治思想，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为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造理论根据。
在组织上，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们总是搞分裂主义，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挑拨离间，破坏无产阶级团结，妄图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林彪反党集团，拉山头，搞宗派，“以我划线”，“以我分善恶”，宣扬什么“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妄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林彪甚至亲笔写道：“军伐（阀），政客，流氓，土匪，党棍，野心家，等等皆当联之”。这是一个绝妙的自供。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九一页）林彪反党集团这个由牛鬼蛇神组成的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派别，他们奉行“对任何人阳阴法（阴一面阳一面）”，平时装“姿态”、“头一阵不吭声”、“心平气和”，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干着反革命勾当，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对党对人民狠下毒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把革命人民置于血泊之中。
不难看出，林彪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所推行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归根结底，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向资产阶级投降。
（三）
揭发批判林彪这个典型的现代投降派，对于我们弄清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相互关系，加强反修防修斗争，也有重要的意义。
阶段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是互相联系的。毛主席早就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到处进行侵略和压迫。在这种条件下，各国的阶级斗争，总是同国际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国内革命斗争中的投降派同国际斗争中的投降派，自然就是不可分割的。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就是说，在近代历史上，凡是对内搞修正主义的，对外，必然要投降帝国主义。这是因为资本的国际性，决定了修正主义的国际性。修正主义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性质的资产阶级思潮。各国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二四页）他们对于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则屈膝投降，百般献媚。这一小撮反动腐朽势力的代表，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必然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在国内的阶级投降活动，必然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一部分。他们必然要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奴才。林彪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很不得人心。他们那一小撮反革命派，要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搞复辟阴谋，也并不那么顺手。因此，他们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帝国主义，到那里去寻靠山，找后台。对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者来说，只要问题涉及到他们的反动阶级利益，就会同任何外国侵略者勾结，背叛人民，出卖祖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为“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当然，如果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搞修正主义，他们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充当国际阶级斗争中的投降派。那就是接过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自己的国家沦为社会帝国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在近代历史上，凡是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屈膝投靠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内也就必然要搞阶级投降，实行修正主义。毛主席早就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是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搞侵略扩张，都是为了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时刻企图侵略和颠覆我国，其罪恶目的，就在于剥削、压榨我国亿万劳动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培植他们的代理人，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们一项不可改变的帝国主义政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头目不是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吗？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就是林彪反党集团。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林彪一类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林彪反党集团投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怀抱，宣称要用苏修的力量来“钳制”“其他各种力量”，就是宣布他们要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搞阶级投降主义，代表中国的新老资产阶级，同苏修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由此可见，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同时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和国际上的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四页）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我国革命胜利后，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际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威胁。现在，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前途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因此，反对投降派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映这种斗争的一种重大原则问题。是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关系我国前途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从反对林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吸取教益，加强斗争，时刻警惕出修正主义，出投降派。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反对投降派，反对投降主义，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识别投降派，批判投降派，战胜投降派。林彪这个投降派之所以是短命的，就因为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忠实执行这条路线的领导班子，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人民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就会形成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将赢得整个世界！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518页）
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领域中许多新的重大成就，包括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人工合成胰岛素及其晶体结构的测定等一系列新成果，都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迈向新的水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正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但是，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是不能也不愿说清楚的。但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答案非常明白：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标本。
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我国各条战线的根本任务，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贯彻执行。然而，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曰：“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试问，谁说要对科学技术专政？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把在科技战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对科学技术专政，这和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工厂、农村，说成是对机器、粮食实行专政一样的荒谬。在这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用最低劣的捏造事实的方法，“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正是当年叛徒考茨基所玩弄的把戏。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研究科学技术的单位及其领导、管理机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都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制约，都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抓在资本家手里，“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成为为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应当为劳动人民所掌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妄图利用科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偷换概念，玩弄诡辩，夸大特殊，否定一般，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手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来毫不逊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生事物，但斗争的成果还很不巩固，有的地方至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在科技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列宁就曾经批判过抹杀科技战线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十月革命后，当有人说什么“科学实验室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它的全体成员协调、一致并自觉地进行活动”时，列宁尖锐地指出：“不对。在阶级尚未消灭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只要镇压一小撮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而从根本上讲，是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渗透在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切实做到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道理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这简直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妄图煽动知识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枉费心机。
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规定了政策，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指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可喜的进步。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制造出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的奇谈怪论，来诋毁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曾经辛辣地揭露和嘲笑过第二国际的庸人，说他们“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事隔八十多年，今天我们又看到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提也不敢提，一见到“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标语，就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这又一次生动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二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却断章取义，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包括自然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对自然科学的丰富成果进行了概括。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知识的结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整顿党的作风》）马克思留下了《数学手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当时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列宁总结了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光辉的著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矛盾论》、《实践论》极其深刻地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高度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规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一次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就对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它所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是普遍起作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用什么世界观作指导，这对科研能否取得成果关系极大。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经不起唯心主义的侵袭。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大批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面前陷入唯心主义，就是很深刻的教训。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当然，由于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各门具体科学有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决不意味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是要求人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和研究。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问题上大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在科技界，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破坏，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但这仅仅是开始。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占领科技阵地，还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右倾翻案风鼓吹的那些奇谈怪论，实际上是妄图扼杀广大科技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
历史经验证明，修正主义者往往会利用自然科学这块阵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的斗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然科学领域。他们把这种斗争，看成是整个路线斗争的一部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天体演化学、物理、化学，一直到生物领域，对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为了反对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样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物理学的危机”，彻底批判了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指示，关于反对“压抑新生力量”的指示，深刻地批判了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洋奴哲学和其他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⑴⑵）
三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什么叫理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生产实践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今天，我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社会需要！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对自然科学提出了多少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又为解决这些问题、发展科学理论积累了多么丰富的实践经验。假如真的依了奇谈怪论的主张，将我国工农业生产实践抛到脑后，关起门来冥思苦想，那么新的题目、数据、经验、资料，莫不是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绞尽脑汁，也只能是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屁股转，岂有他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毒害下，许多科研单位关起门来搞“提高”，同工厂、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味公式来公式去，结果又怎么样呢？“科研科研，越研越玄”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大量资金似水流，成果未得人变修”的覆辙，难道还容许重蹈吗！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科技工作者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迈开双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路线办事，开始尝到了甜头，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跳出来反对，拚命要把他们往回拖。对此，广大科技人员是不会答应的。
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可以使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同时，对于他们业务上的再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而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就是广大劳动群众。劳动人民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群众性实践。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无数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正是发展科学理论的源泉。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一样，科学技术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广大专业科技人员只有牢记这个真理，认清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源和流的关系，虚心学习和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科技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室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四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能依赖外援、屈服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吗？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根本方针。我们绝不能象蜗牛一样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而是要抢时间，争速度，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群众办科研，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在科技战线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使广大普通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从而打破剥削阶级对科技的垄断。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凡是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是从劳动人民智慧与经验的海洋里，吸取自己革新科学技术的丰富养料。其中许多人，就直接出自劳动人民行列。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千百年来被束缚的聪明才智不断迸发出来了。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广大工农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地投入了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从大庆成套采油新工艺的创造，到大寨建设“海绵田”推动土壤科学的发展；从“群钻”的成功，到新型电光源的发明；从弄堂小厂实现生产自动化，到造出全部国产的万吨轮；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到连续十四年夺得农业丰收，我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创造了多少光辉的业绩。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真理。群众性科研队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可以肯定，随着科研战线群众运动的深入，群众科研队伍将会更加发展、壮大。这个历史趋势，是任何人泼冷水、拖后腿也改变不了的。
对于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我国核试验、热核试验的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都是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共同奋战的结果，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在这里，倒是要请同志们想一想，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果真是那么重视专业队伍吗？那不过是一个骗术。实际上，他们要让广大科学技术人员脱离工农，走上邪路，使他们的专业陷入没有发展前途的死胡同。广大革命的科技人员，一定能够识破他们的阴谋，满腔热情地支持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同工农兵一道前进。
五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如果认为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对业务各部门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科技战线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就可以根本不必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党历来提倡干部学点业务，努力做到又红又专，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那时候，刘少奇在科技界搞的，不就是对资产阶级言听计从的修正主义路线吗？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里，资产阶级往往把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资本，要同无产阶级反复较量，争夺领导权。因此，在科技战线上党的领导不但不能有丝毫削弱，相反，应该大大地加强。任何摆脱或者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中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主席气壮山河的革命诗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第二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的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
主要是最后一段（13）把对小平同志的批评和政策界限集中在一起，这样安排是否合适，请主席批评指正。
如果这样安排原则可行的话，我请东兴同志印一个清样出来，再送主席审阅。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二月二日
（注：这两封信毛泽东阅后均批：“可以”。这两个附件不是中央文件原有的，是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材料中选印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
1976.02.02；中发 ［1976］ 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张春桥日记
〖注：张春桥所说的“又是一个一号文件”，系指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的中发［1976］1号文件。这个文件，公布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张春桥就在中央发出这个文件的同一天，写出了他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下面是张春桥亲笔写的原件印文和复制件。〗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引用的一首诗的出处和注释（抄自《千家诗》一九五七年版）
元 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爆竹、山家以除夕烧竹、竹爆裂之声、山魈闻声畏惧而远避。屠苏、美酒名。瞳瞳、日初出貌。桃符、以桃木刻符于门、以御鬼也。岁去春来、春风吹暖、以助酒力醺也。一岁之始、家家换隙桃符、以贺新正。此诗自况其初拜相时、得君行政、除旧布新、而始行已之政令也。
来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批邓
一号文件学习讨论之后，向中央写一简要报告。拥护中央决定，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继续学习中央指示，继续批判邓小平同志的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国务院、军委都开过会，分别传达一号文件全文。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讲话，邓小平同志交代他犯了严重路线错误，不适宜担任国务院主要领导工作和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限在你们中）
批右倾翻案风，仍是当前很严重的战斗任务。
五七干校，余征可以晚几天去，其他同志先去。最近的事可能多。文件传达县团级党委。
邓的错误路线就是代表资产阶级。
最近接到一些材料，有些论点要继续批判。只有通过批判，才能把路线是非搞清楚，才能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自己。对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仍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历来的政策。作为人民内部的问题，引导的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不会象刘少奇、林彪那样。但有一条，要看他是不是改。过去说“永不翻案”，这次是大翻案。
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说：“矛头是对着我的。”刘冰两封信都是邓小平同志送的，谁把矛头对着毛主席呢？就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送了不行，第二次又送。问题一开始就很清楚。毛主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要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当时毛主席就指出，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随着清华运动的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深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在邓小平同志身上。毛主席说小平偏袒刘冰，就是说他是后台。（就此范围讲）
修正主义路线中心是“三项指示为纲”。他背着毛主席，不同政治局研究，国务院也不商量，不报告毛主席，自己就讲。过去毛主席就批评他搞独立王国，历来不抓阶级斗争，不抓纲。他不抓阶级斗争，是不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代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讲什么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三项指示为纲，好多文章都批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都批了。他不仅有这些论点，还有教育中有的也批了，科技有些也批了，批胡耀邦、李昌，实际批邓的。他在科学院汇报会上有讲话。还有别的东西。
邓在这几个月讲话很多。在国防工业会上讲，老九不能走。主席根本未讲过。是对外交部的人开玩笑讲的。邓在国防工业会上讲话，讲设工程师有一大段。他说，提不提总工程师，有的说一提就是保守落后的象征，一提就修了，总要有人员，总要有责任制，要有人签名，现在很多文件没有人签名，等等。
工业20条，未拿出来，此70条还凶，好厉害。在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所谓整顿，不是按主席路线、政策把企业搞好，而是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整顿的结果，在路线上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组织上大批撤换干部。结果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影响生产。铁路本来是好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撤干部，生产搞坏了。
20条说所有一切专业队伍都撤掉，这样，理论队伍、民兵、文艺队伍，学理论等统统整掉。20条讲总纲，抄邓的一段话，说三项指示是一切工作的总纲。照他的看法，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
邓又说，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既不懂政治，又不懂业务，一味整人，动不动就扣复旧保守的帽子。要把勇敢分子搞掉。邓的意思是指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所谓小知识分子，明明是他们要大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要把革命知识分子整掉。不是讲敢字当头吗？怎么不要勇敢分子了呢？
邓半年来大讲“敢”字当头，讲整顿“软、懒、散”。钢铁会议上大讲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我历来不同意“软、懒、散”的提法，看到就删。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讲这些问题，就没有标准。不是说班子没有战斗力，懒，是好的，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干部有五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所谓“敢”，有具体内容。他所说的“敢”，不是说敢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说敢于压群众，敢于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有的人搞革命是软的，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硬的。最好有一篇文章讲讲。毛主席的五条，党章也有规定，批判那些脱离阶级分析的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个问题容易讲。
整顿问题不一定写文章。邓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要敢于整顿，不怕干扰。他半年来“突出一个敢字”。不管老中青三结合，说老虎屁股都要摸，要敢于整，就是不讲路线。
为了纠正这一条错误路线造成结果，要做很多工作。一号文件之后，工作好做得多了。
还有一个论点，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对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要落实政策，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他们。这种说法完全抹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看党的历史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斗争，是伤害了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吗？这种说法，为历次批判过的机会主义头子翻案。老干部要一分为二，大多数要跟主席干革命的，个别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他说什么“教育危机”，不读书。他就是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的是资产阶级。
你们看看论点很多。
他的这些报告都强调家喻户晓，因此一批判群众就会起来。
这次大辩论的方针，仍是在学校、部分机关搞的，不搞战斗队，要有党的领导，不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也会波及全国。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搞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打内战。现在北大清华走上正轨，有党的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搞无政府主义，现在不是，比较稳妥。
邓接见新西兰记者，谈评水浒。看看主席批水浒是何时。我感觉当时主席考虑就要批右倾翻案风了，邓要引开去。
国内外资产阶级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想赶快复辟资本主义。对他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49年主席提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的矛盾，13年之后又提，即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基本路线、形势很快好转。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就是阶级斗争，刘少奇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不熄灭，保护叛徒特务。林彪鼓吹熄灭，实际也不熄灭，搞反革命政变。邓也鼓吹熄灭，但也不熄灭，代表资产阶级翻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为什么我们有的同志对两个阶级的矛盾看不清，资产阶级还存在，人还在，心不死，不是看到了吗？小资产阶级还存在，还在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不是也看到了吗？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是也看到了吗？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还存在，刘林反党集团不是使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会产生对这些看不清？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不满意，二要算帐（二十三号文件已讲）。民主革命之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前进，要继续革命，一部分党员则停止不前，有的后退，甚至反对革命。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有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公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有反感。搞合作化就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就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在党内，就是走资派。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走资派还在走。大官当然也一分为二。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大官们利益，一定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其实离解决这个问题还很远。为这一部分人讲话，必然是走资派，是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会抵触。党内要长期教育，通过路线教育，使大多数人提高觉悟。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是右倾翻案的很重要原因。这很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赞成，就是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可以不动法权。因此，要搞清主要矛盾。
上期的文章有的也讲了。
减薪，主席带头搞过两次，阻力很大。对这种思想批得不够，限制法权后来换成批判法权思想。这个问题要讲清。有一个阶级觉悟问题。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仍要革命。总是一部分人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欢喜大人物压他们，要革命，一万年也是要革命的。这些人加起来就百分之九十以上。邓要整小知识分子。我们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往资产阶级方面推，他们不高兴。
周荣鑫、刘冰得罪多数，他们要翻案，很孤立，得罪工农兵、小官、学生，一切要革命的人，所以很孤立。
抓主要矛盾，要有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前途，要继续讲，写文章。
还有一个普通劳动者问题。上大学就不想和工人农民划等号，想做贵族。普通工农每天都在进步，群众每天都在进步，往往下级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往往不如普通劳动者，因为脱离群众。
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改造，他们不要改造。实际大家都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不然也可能变坏。英国工党，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做普通劳动者就触犯有些人的利益，他们要扩大差别。写右倾翻案的阶级根源，主要就说这些，同时要体现政策。
不传达。就此议。
一切工作要以主席路线为指导。批资产阶级法权还要谈。我向主席报告，还想写文章，但最近不可能。大官、好房、公务员问题，换个话，看如何说。
廖志高提倡不读报，不读杂志，怕。
限制法权，还是要有措施。限制大官们的法权。
前一段压辽宁最凶。
当前主要问题还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已有的成果要翻掉，如文艺革命，教育革命，批林批孔，都要翻。进一步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刚刚提个头，有的人就很反感。有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有继续深入的问题。
主席讲：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简明哲学史要倒读，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可读冯友兰《论孔丘》，冯天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还可读《十批判书》尊儒反法部分。这是中国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学主席哲学思想，矛盾论、实践论、内部矛盾问题。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这样才尖锐有力。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要用主席哲学思想去研究。
清华、北大公开会上，不点名，但论点也批判，自然联系。一号文件可能解除顾虑。这不传达。
邓把农业学大寨，比为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猖狂向毛主席进攻。
部队也要一分为二，部队总有进步。林彪反党集团是少数人。但在邓眼里都是一团漆黑，什么也不行。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结论，要老家伙出来，不讲老中青。
这场斗争尖锐复杂，思想要弄清，但工作要谨慎，红旗是万目所注。
要继续批孔，包括邓。不仅如此，教育干部要继续学，要从世界观上搞清楚。
今年重要节目：五一六通知，实际是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建党五十五周年。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要考虑文章。
反面材料看十批判书崇儒反法部分。翻案翻批林批孔的案，北大文章要回答。冯天瑜文鲜明，扣得紧。他原学生物的，父亲是右派，不要紧。
搞点述评：如评冯天瑜小册子的。
卫生，可以请辽宁写，讲道理。
国务院好几个部的报告都点了名，文化部也有报告。写文章不要冲工农业。二十条，福建传的凶。
为什么上海的文章要批洋奴哲学，看了这些材料，崇洋厉害。如说没有设备，外国有先进的，出口粮食引进来。批洋奴哲学，不会冲工业。钢去年未上去，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老矛盾，多年未解决。抓革命、促生产的文章仍得有。换人多更伤人了。不发动群众不行。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如何形成，它的来龙去脉，代表什么人，如何发展？你们好好议论一下。报告可以点名。写给主席、中央，学习讨论一号文件的报告。不要花很多时间。阶级斗争长期的，特别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张春桥接见于会泳的谈话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晚，张春桥接见于会泳，谈话内容如下：
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以后文化部所有的事由春桥同志管。凡请示件不要往她那里送了，样板戏剧团不需要报批的件，可以送。
我和江青同志一起研究了几点：
一、看了电视中国京剧团的《夜渡》，感到很粗糙，担心这样弄下去，很快会被人赶下舞台。唱、做、念、打都很粗糙，唱腔有些地方象《智取威虎山》。象这样的戏当作试验演出都不行，影响不好。如果不注意，很危险。要研究每年总有几台站得住的、质量比较高的作品这才行。
有两个情况要分开：一般创作，演出的作品不要求全责备，免得数量太少；但对重点抓的剧目，一定要下功夫，不可忽视质量。几个样板戏剧团的东西，要求象样一些，再拿出来试验演出。
二、关于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学习和开展辩论，要真正从思想上想点主意，不要松下来，一松就要出事。柳宗元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些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如“以三项指示为纲”，关系到否定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到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问题，一定要搞清楚。通过对右倾翻案风的回击，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认识，对你们有多方面的意义；一、对各厂、团、校和机关等部门的思想建设有重要意义；二、对创作思想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写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艰苦、复杂、曲折斗争的作品，很重要，也很需要。现在的革命样板戏，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都是直接写与阶级斗争斗争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海港》、《龙江颂》虽然写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但是写与暗藏的敌人斗的。《春苗》等戏倒是写了与走资派的斗争，但思想深度还是差。所以现在还没有一部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特点，党内走资派的实质和他的特点，就难以写出这方面有质量的好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今天的人民有教育意义，对教育后代也有意义。当前我们对走资派还在走所作的斗争，就有教育现在和教育后代的意义。
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的精神。过去马、恩也讲过但都没有象主席提得这样明确、深刻。当初搞十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主席曾叫我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毛主席很清楚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所以，现在看这段语录，体会很深，很有感受。要好好学习。有人反映，文化部有人曾讲过‘三项指示为纲’的话，现在了解是在九省文化调查会上张维民同志和侯再林同志讲的。不是文化部文件上的话。这个责任不在他们，不是他发明的。不过，将来有机会让他们（指张和侯）对有关方面表个态，不要专门打电话去说。
关于五个重点电影的会，你们可以开。《四渡赤水》同意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搞，不要另搞了。这些以后都不要报江青同志批了。
你们问《三剑客》和《寻墙记》翻不翻译？同意翻。关于过路片，江青同志看片很吃力，我们讨论决定，以后推荐给文元同志看。他认为可以送首长就上送首长。文化部推荐时要说明：买不买下；为什么买下，如有敌情的和艺术的参考价值；那些买下可以上送，那些买下可以不上送。
江青同志交代，词曲音乐不搞了，人也不要集中了。唱腔音乐已在练的，可练下去，练好了以后再说。录像电影要加紧进行。”
谈到关于辽宁省要求提倡每个大队都办放映队时，春桥同志说：“都这样搞不行，总要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后解决看电影问题。文艺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不能阻碍它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粮食只能说刚刚够吃。可能有的省发展快些，这是允许的。但都发展，就成问题了。”
关于调人搞评论，春桥同志表示同意。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问题宜专题研究的批语
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520页）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
中共中央发出《批转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说：“军委常委于2月6日开会，对去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一、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发展新生事物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资产阶级法权当做他们的命根子，拚命保护；把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在他们去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特别猛烈的一股风，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攻击，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措施的攻击。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弄清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这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源源涌现出来，有如烂熳山花，开遍祖国的各个角落。这些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亿万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它们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冲击和限制，在不同的阶级中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响。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呼，满腔热情地支持。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一见到新生事物破土而出，就象看见洪水猛兽一样惊呼狂叫起来，千方百计地摧残。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攻击革命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到底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应当支持还是应当反对？这是一场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原则争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它“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另一方面，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在斗争中蓬勃生长，它从各个方面冲击和限制着资产阶级法权，荡涤着旧社会的“痕迹”。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新生力量同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不会停止，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社会变革不会停止。大力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大无比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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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注意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极为重要。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吸收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些都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大革命措施，是保证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带根本性的大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就曾指出：“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怎样组织竞赛？》）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大多来自基层，来自工农兵，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富有革命朝气，善于联系群众。他们担任领导工作后，“当官不象官”，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变，手上的厚茧不退。许多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做到了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培养新干部。这些革命行动，是对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深刻批判，是对剥削阶级“上尊下卑”、“官贵民贱”的等级制度的否定。遵照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广大干部分期分批进“五·七”干校，共同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用汗水洗刷旧思想的灰尘，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和举办“五·七”干校，等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广大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使国家管理人员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使领导权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手中，这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于青年干部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对于吸收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和企业管理，对于“五·七”干校，等等，都极为不满。他们千方百计要维护论资排辈的等级制度，制造种种借口排斥和打击新生力量。他们根本不把人民群众看作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他们反对从各方面对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所有制，为了夺取政治上、经济上的领导权。对他们这种复辟倒退、反攻倒算的言行，我们怎能不坚决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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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必须坚持开展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努力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里，刘少奇一伙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力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使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大肆泛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反动的孔孟之道，同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结合在一起，严重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在这种妖风的毒害之下，有些人把文化知识、文艺创作、医疗技术等等看成是向人民索取高价的商品，追求什么“三名”、“三高”追求什么“专家”、“权威”的头衔，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甚至堕落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广大工农群众则被拒之于文化教育阵地的大门之外。文艺领域成为修正主义毒草丛生的场所，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摇篮”，卫生部门只是为城市少数人服务。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它以疾风暴雨之势猛烈冲刷了封、资、修的污泥浊水，使这些领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不仅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昂首阔步地登上文艺舞台，而且使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伟大教导，深入工厂、农村、连队，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工农群众的业余创作和演出活动蓬勃开展，从户县的农民画，到小靳庄的赛诗会，工农兵文艺的朵朵鲜花放出夺目光彩。文艺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普及，促进了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冲击了文艺领域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斗、批、改；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学几年以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学校实行开门办学，使教育同沸腾的社会联系起来；广大教师同学员一起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自觉要求到农村，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誓做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辽宁朝阳农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大寨学校和先进经验，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些新生事物的蓬勃生长，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通过各种试验，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打破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使劳动人民获得了受教育的优先权，并把教育事业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学校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逐步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拆毁着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设置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阶梯，使学校不再为资产阶级培养精神贵族，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它推动广大知识分子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断转变旧思想，决心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战士；它深刻批判了从孔老二到刘少奇、林彪所鼓吹的“上智下愚”、“知识私有”、“智育第一”、“天才教育”、轻视工农、鄙弃体力劳动等反动观点，深刻批判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尊儒反法思想和唯心论形而上学思想体系，宣布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这种崭新的教育制度必将成为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并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深入农村，开展巡回医疗；赤脚医生象雨后的春苗一样茁壮成长；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和发展。这就使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逐步地移到农村，开始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卫生革命从根本上批判了医务界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旧医疗作风，使白求恩同志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得到发扬。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革命的样板戏和宣扬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新影片，对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新生事物，对于卫生革命和赤脚医生对党内走资派进行的斗争，等等，也都极为不满。他们攻击这些领域的革命行动是什么“极‘左’”，总想为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教育路线、卫生路线翻案。对他们这种复辟倒退、反攻倒算的言行，我们难道可以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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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广大干部和工农商学兵走“五·七”道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及文艺、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的革命措施。在这方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具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场革命运动，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它进一步密切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血肉联系。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思想感情上缩小了同劳动人民的差距，他们把文化知识带到农村，帮助贫下中农学理论，学文化，和社员一起大搞农业科学实验，这样就促进了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知识青年迎着斗争的风雨到农村安家落户，是向旧的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宣战，它标志着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又能劳动的一代新人正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标志着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总想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扩大三大差别。他们想要保持自己的特权，甚至想要使之成为世袭的特权。他们所谓“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就是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要为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培养接班人。广大青年决不会上他们的当。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归根到底靠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毛主席指出：“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工农干部读书班层层举办，革命大批判深入开展。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一支宏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迅速发展起来，在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这些新生事物的成长，对于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对于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实际上却在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事实说明，他们说的“三项指示为纲”只不过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使他们害怕极了，才想出这个折中主义的花招来进行对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深入更有力地批判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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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使人们不断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极大地调动了亿万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如春潮澎湃，群众性的科研活动蓬勃发展，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硕果累累。我国各条战线正在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阳光照耀下诞生、成长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高路入云端。新生事物的成长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把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社会变革，总要激起反动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反对还是支持新生事物的斗争，实质上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疯狂攻击和反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失去了政权和生产资料以后，便拚命抓住资产阶级法权不放，把它作为搞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企图通过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来发展资本主义。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看到了自己末日的来临，因此必然对它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仇视。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斗争同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来，在我党经历的几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一类都疯狂反对和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去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正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进行了全面的恶毒攻击。他们为了反对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推行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路线，公然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叫喊：“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反动气焰何等嚣张！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到处讲话，到处放毒，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这种阶级斗争的严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深思吗？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是“根本脱离实际，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他们所说的“实际”，说穿了，不过是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岂止要“脱离”，而且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把它铲除。反对同它脱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说我们“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这种谣言和诡辩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刘少奇、彭德怀一伙不就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吗？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不过是修正主义的老调重弹！值得我们警惕的倒是，虽然经过了一次文化大革命，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仍然坚持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搞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只有回到修正主义老路，把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群众批判过的那些修正主义货色重新搬出来，才叫“不脱离实际”。对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种种言行，我们必须予以迎头痛击！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是“形而上学”。其实，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才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反对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否认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否认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他们眼里，资产阶级法权就象孔老二所说的那个“礼”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列宁早就说过：“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这不正是对他们那种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吗！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的腐朽事物，取而代之。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力扶植革命的新生事物，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让资产阶级在我们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旋转乾坤的巨手必将把整个旧世界翻转过来，使共产主义的光辉普照全球。
试看天地翻覆！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再论孔丘其人》
在春秋末期社会大变革中，作为反动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孔丘，不仅是一个顽固的守旧复古派，而且一旦得到权势，还是一个十足的翻案复辟狂。他曾在一个不太长的期间在鲁国当过大官。虽然掌权时间不长，却疯狂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充分表现出他把没落奴隶主的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的反动本质。孔丘这一套，为后世一切搞复辟倒退的人所效法。在去年夏季前后那股右倾翻案风中，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孔丘的幽灵还在游荡吗？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其所作所为，与孔老二的行径何其相似乃尔！
孔丘生活的时代，奴隶制度已经腐朽，奴隶起义、平民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此伏彼起，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风雨飘摇，处于全面瓦解的过程中，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孔丘上台之际，鲁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分占奴隶主头子鲁国国君的土地和奴隶，发展了封建生产关系，掌握了国家大部分权力。“三桓”敢于蔑视奴隶主的权威，把维护奴隶制的周礼踩在脚下。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办起了教育，宣传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思想，批判腐朽的奴隶制度，影响很大，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总之，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革命潮流势不可当，把腐朽的奴隶制度冲击得七零八落，四分五裂。
孔丘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对这场社会大变革恨得咬牙切齿。他把一切腐朽的旧事物视为至宝，一丁点也不准改动；他对一切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百般挑剔，横加指责。新兴地主阶级革除了奴隶社会野蛮残酷的人殉制度，他咒骂革新者断子绝孙。你要把“三年之丧”改为一年吗？他说这可改不得。你要去掉每月初一祭祖庙用的活羊吗？他说那可动不得。甚至连一只酒杯在形体上有了一点改变，他也暴跳如雷。对于代表奴隶制度的陈旧的东西，他沉迷留恋，如醉如痴。在齐国宫廷里听到古老的《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他主张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听歌颂舜的《韶》乐和歌颂周武王的《舞》乐。“率由旧章”，这就是他的方针。“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把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发展比较早的齐国，变成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正在发展中的鲁国的样子；再把鲁国改回到“先王之道”的西周奴隶制），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政治“模式图”。他曾经明确地对子路说：“如果有人用着我，我就在东方把奴隶制恢复起来。”他还宣称：“我一年便可以搞出个样子来，三年就一定有成就。”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一上台，就心急火燎地着手改变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他凭借窃踞的地位，利用各种场合，大造“天下无道”的舆论。在他眼里，鲁国的社会变革简直是一场灾难，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圣人”、“善人”已不再能见到①，就连古人的“狂”“矜”“愚”这些缺点也比今人好②。你看，什么都搞乱了，不象个样子，一团糟，政权竟落在新兴势力的大夫手里，老百姓也要议论朝政，“礼坏乐崩”，气得孔丘又是摇头，又是跺脚，狂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有一次，他问刚从季氏那里回来的冉求：“为啥回来这么晚？”冉求说：“处理政事。”孔丘轻蔑地说：“普通事务罢咧。”他压根不承认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是“政”事。按照他的复辟经，“政者正也”，季氏政权必须“正”到奴隶制的轨道上去。他一旦当上“大官”，就大张旗鼓地“正名”了，也就是要把社会历史从发展变革的趋势中扭回去，实现他“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他横下一条心，大胆干，拚命干，说复旧就复旧，就是要开倒车，就是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嘛！
孔丘的“正名”，就是向新生事物和新兴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是颇带一些血腥气的。新生事物是在社会大变革中涌现的，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它的成长和发展，宣判了旧事物的死刑。因此，拚死保护旧事物的孔丘就要“纠之以猛”。他对新生事物的摧残、扼杀，可谓大刀阔斧，无所顾忌。按照周礼的规定，大夫“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就是说大夫不能有军队，不能有周围达三百丈的城。可是，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三桓”无视周礼，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各自的都城──费、ｈòｕ＠①、成。三都的建立，表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壮大，是对奴隶主头子鲁君的严重威胁。这还了得，非削平不可！孔丘派子路打入季氏内部相策应，并亲自调兵，先后平掉了ｈòｕ＠①都、费都。只是由于孟孙氏的坚决反抗以及季孙氏、叔孙氏对孟孙氏的积极支援，使他损兵折将，才没有平掉成都。
对于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孔丘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一棍子打死而后快。子贡问他：“您看现在的执政者怎么样？”他摆出十足的贵族老爷的架势，牙缝里嘘了一声说：“那伙卑微低贱的小人，算什么玩艺儿！”③看，孔丘对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势力，怀着多么深刻的仇恨！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朝气勃勃的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在孔丘眼里，既没有奴隶主贵族那样的身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修养，怎么能让他们执掌政事呢？不把他们打下去，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推行复辟倒退的路线。他上台不久，就残酷地杀害了少正卯。少正卯不但在教育上同孔丘对着干，是一个进步理论的宣传家，而且作为鲁国的“乱政”大夫，又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革新的参与者。孔丘杀害少正卯是蓄谋已久的。他大权在握，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就给少正卯加上五条罪名。少正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持革新路线，批判奴隶制度，宣传进步理论，这些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孔丘把他杀害之后，还暴尸示众三日。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阶级报复。孔丘对付新兴力量，绝不讲什么“温、良、恭、俭、让”，他杀气腾腾，一不做，二不休，确有那么一股“猛”劲。直到他四处碰壁，倒床奄奄一息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陈恒夺取了政权，他还挣扎着爬起来，请求鲁国国君派兵去镇压。这说明，复辟势力上台，革命者就必然要人头落地。反动的阶级与革命的阶级、复辟倒退的路线与前进革新的路线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何等的尖锐激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孔丘的“正名”，也就是搞翻案，“举逸民”。他急不可待地把那些没落奴隶主贵族扶植起来，拼凑起一个复辟班子。当初，鲁国没落奴隶主的头号代表人物鲁昭公妄图复辟，向“三桓”反夺权，失败后逃亡，死在晋国。季孙氏认为他罪有应得，把他埋在墓道之南，不让他与祖宗葬在一起；还想给他一个坏的谥号，以便后代子孙知道他的罪恶。孔丘却利用窃取的权力，把鲁昭公的墓迁入祖茔，替他恢复名誉，借助这个奴隶主贵族头子的僵尸为复辟鸣锣开道。孔丘十分懂得，不给那些臭不可闻的复辟派翻案，不对他们作一番洗刷，没落奴隶主阶级就扶不起来，新兴地主阶级就打不下去。所以孔丘一面翻案，就一面大搞“举逸民”。他不断吹嘘自己的门徒：这个大胆果断，那个通情达理，还有那个精通业务④，企图让他们去篡夺新兴地主阶级各方面的大权。他安插子路、仲弓等人做季氏家臣，当内探，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路线。仲弓向他请教如何管理政事，他面授机宜，要仲弓特别注意“举贤才”。门徒子游作了武城宰，孔丘首先关注他的也是发现“人才”。的确，为要“举逸民”，孔丘四处插手，布置心腹，竭力网罗腐朽没落势力，要做到“故旧不遗”。这些“故旧”，孔丘美其名曰“贤才”。“贤才”者，善于搞复辟的骨干分子也。
孔丘搞复辟翻案活动，是不得人心的。为了掩人耳目，他装出一副关心民生疾苦的姿态，声称要让老百姓生活富裕，年老的获得安适，年少的受到关怀。还提出“使民以时”，不要影响农业生产。俨然一个“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实，孔丘是一个极端鄙弃和仇视劳动人民的大恶霸，他诬蔑劳动人民是“难养”的“小人”。郑国奴隶主有一次把萑苻起义的奴隶全部屠杀，他听说后连连拍手称快，说是人民侮慢无礼就该狠狠镇压。他陪着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盟，还以违反“周礼”的罪名，亲自指挥杀死了许多歌舞奴隶。这个劳动人民的死对头，怎么会关心、照顾起人民群众来了呢？所谓关心民众、发展生产云云，统统是幌子，其目的无非是给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抹黑：人民生活水平低了，生产上不去了，实在不行了！当时，“三桓”实行一系列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连晋国的大夫都称赞他们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对于这些，孔丘一概视而不见，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话里话外，把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变革说成是祸国殃民。既然如此，要提高生活，发展生产，就一切恢复老样子吧！如果依了他的主张，那就只能是奴隶制复辟，解放了的生产力又被束缚起来。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对孔丘这一绝招是颇得心传的。他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要人们得到好处、过幸福生活，必须从恢复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入手。显而易见，孔丘之流抓生活、抓生产是假，搞复辟、搞倒退是真。
孔丘一掌权就搞复辟，绝不是偶然的。他过去就紧跟鲁国头号复辟派鲁昭公大反新兴地主阶级。鲁昭公失败，他也跟在鲁昭公的屁股后面窜到齐国。孔丘这类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立场不改变，除了复辟，再也搞不出别的名堂来。有时即使来一个赌咒发誓，那也是从不算数的。孔丘在匡城被围，与匡人订了盟约，立下保证，不是一转身就全推翻了吗？他一贯坚持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从来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是什么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的前驱者。
孔丘虽然早已完蛋了，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妄图拉着历史车轮倒退的反动没落阶级，都把他奉为“至圣先师”。他那种坚持复辟倒退的顽固性，拚死反攻倒算的疯狂性，玩弄鬼蜮伎俩进行反扑的欺骗性，是古今复辟派所共有的。今天，党内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不正是亦步亦趋地踩着孔老二脚印走的吗？他们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用折中主义的手法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就是要沿着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老路，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孔，充分发挥孔丘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彻底揭露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真面目，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夺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更大胜利。
注
①《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②《论语·阳货》：“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③《论语·子路》：“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④《论语·雍也》：“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后加阝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半是谤文 半是挽歌──痛斥苏修对我国教育战线大辩论的诬蔑》
我国教育战线上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一场革命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深刻揭露了在教育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对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教育革命在凯歌声中正迎来又一个生气勃勃的春天。面对这样一派大好形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而克里姆林宫的一小撮叛徒则本能地感到恐惧。最近，苏修教育部的喉舌《教师报》就连载了一篇长文，叫做《中国学校的曲折道路》，对我国教育革命进行了无耻的诬蔑和恶毒的咒骂；苏修《苏维埃文化报》也就我国当前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发出了反华的叫嚣。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十九世纪欧洲封建王朝的复辟狂对当时革命的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辛辣地嘲笑这帮反动小丑说，他们诅咒革命、鼓吹复辟的谬论尽管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实际上却不过“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今天，苏修这类反革命谰言，只能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当前教育战线这场大辩论的深远意义，更加坚定我们回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一
苏修《教师报》无限惋惜和愤愤不平地说，在中国解放后所建立的“新的教育体系”，不幸被教育革命“一笔勾销”了。因此，他们气急败坏地要为它扬幡招魂。
苏修妄想在我们这里恢复的那个“教育体系”，就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体系”。对这十七年的教育体系应当怎样估价？我们的教育要不要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这正是我们教育战线上这场大辩论首先面对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阵地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先是实行“基本照旧”，把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保护下来，不准改革；以后又照抄照搬苏联那一套，使我们的学校成为封、资、修教育的大杂烩。那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重地统治着学校，用“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知识私有”、“成名成家”等剥削阶级思想腐蚀毒害我们的青年一代，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教育阵地却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这是多么怵目惊心的事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充分表达了亿万劳动人民的心愿，也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作的历史的宣判。这样的教育制度，无产阶级当然要彻底摧毁它，岂止将它“一笔勾销”，而且要口诛笔伐，深入批判，不断地肃清它的流毒，决不允许它在中国复辟。这是我们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苏修《教师报》攻击我们的教育革命造成“学生知识水平的急剧下降”，《苏维埃文化报》则诬蔑我们实行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是“没有教育的教学”。对这类谬论，我们并不感到陌生。苏修叛徒捡起老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破旗，不过是为了借口保护“智育”，来保护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那些千方百计要给我国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人，唱的也正是这个调子。但是，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超阶级的智育是根本没有的，对于智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本来就有截然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因此，我们和修正主义在“知识水平”问题上当然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修正主义者所不可能理解的。相反，他们所要培养的是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而在无产阶级看来，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才是最愚蠢的。
苏修在他们的“国民教育法立法原则”中声称：“苏联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他们说什么苏联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识”。苏修鼓吹所谓“智育第一”，似乎在他们那个“发达社会主义”的“发达”的教育制度下，只要用功读书，谁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经指出，所谓“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资产阶级法权无限扩大，阶级和等级的鸿沟日益加深，劳动人民的子女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生活条件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上学和一切社会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竞争，而只能在竞争中被排挤、被压倒。苏联新资产阶级的子女可以通过聘请家庭教师、进各种补习班等等途径，而在入学考试中获取较高的分数，更不用说贿赂官员、雇人代考和购买假文凭来骗取学历之类的无耻行径了。据苏修报刊自己透露，对新西伯利亚青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在一百个出身于农业工作人员（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当中，只有十人升了学。不仅如此，某些劳动人民子女即使上了大学，也往往因学习上遇到困难而被迫退学。仅以高尔基城为例，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中，就有四分之三以上被列为“低能学生”。大量事实说明，苏联今天的学校已越来越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所垄断，重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
鲁迅说得好，革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总是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我们把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苏修就要为它哭丧喊冤，哀叹旧教育的灭亡，这是很自然的。苏修诋毁我们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是为了美化他们自己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维护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
二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这一光辉思想，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指针，是在教育战线检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试金石。教育界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就极力反对教育对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把它诬蔑为“政治冲击业务”。苏修《教师报》也拚命攻击我国的教育革命是“为了满足政治运动的需要”，“使学生脱离了系统的课程”。这些论调遥相呼应，如出一辙，都是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是多么发人深思呵！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能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正如列宁所指出：“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把旧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成为反修防修的坚强阵地。为此，“我们的学校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这就是说，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紧密结合，成为这一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
十穆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在苏联曾经进行过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但是，革命的成果没有得到巩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大搞反攻倒算，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今天，苏联的教育制度在实质上已经同沙皇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所谓苏维埃的教育制度只剩下了一个外壳。在那里，“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苏修近年来吹吹打打搞了一阵所谓教育改革，不过是使苏修的教育更加赤裸裸地资产阶级化，更加适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革命政治的需要。例如，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苏修叛徒集团叫嚷要利用教育“从思想上保证贯彻执行苏共纲领”，规定要在课堂上讲授苏修“二十四大文件”和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等等；同时，出于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目的，苏联的学校充斥着法西斯军国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叫嚣。在他们的课堂上，老沙皇的忠实奴仆、野蛮的殖民主义强盗变成了苏联的“英雄”和历史的“功臣”；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公然宣称“兄弟”邻国的“村庄”，就是“我们村庄的一部分”，并把沙皇扩张领土的侵略战争描绘成“起了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苏修如此狂热地向青年一代灌输“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就是为了驱使苏联青年去充当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炮灰。试问，这样的法西斯教育，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政治，又是什么？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毛主席这一指示精辟地概括了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给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任何阶级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塑造新的一代。苏修《教师报》回避这个要害，却喋喋不休地侈谈什么“教学质量”、“系统的课程”等等，这只能暴露他们的虚伪和胆怯。实际上，在今日苏联，情况正是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统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渗透在它的一切教育活动中。工农的子女进了这样的学校，“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勃列日涅夫在苏修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上以一副投机商人的嘴脸，贩卖“知识资本化”的黑货，说什么：“提高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这些在青年时代赚来而以后又不断添加的资本，将终身为你服务”。正是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定了他们“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使学校完全变成培养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
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教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措施。千百万革命接班人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茁壮成长，必将使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正因为如此，苏修对这一新生事物恨之入骨。他们恶毒地诬蔑我们把知识青年“踢到农村”，使“青年们全部谋生计划破产”，“禁止”他们“继续学习和获得专业技能”，等等。
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苏修的谩骂，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恰恰相反，它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干得对，干得好，成绩很大。它说明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创举，影响所及，恰恰触到了苏修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痛处。
在今天的苏联，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向广大青年宣扬的所谓“全部谋生计划”，无非是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一种挣钱多、干活少的职业，一个“甜蜜的”小家庭，一座小别墅，一辆小汽车。他们借此来腐蚀青年一代的思想，使他们沉溺于追求名利和生活享受，服服帖帖地接受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
千百年来，无论中国和外国，都普遍实行着“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剥削阶级的教育制度。时至今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仍然是“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用苏修高教部长叶留金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是国家“最宝贵的一部分人”。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苏联大专学校培养的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在那里，体力劳动遭人轻视，工农群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一九七三年四月，苏修一家杂志刊登过一份调查材料，其中透露：在莫斯科被询问的三千个高年级学生中，“只有三十人想成为从事生产的工人”；“在列宁格勒，百分之八十七的高年级学生想进技术学院或研究所”。在各种社会职业中，“学生们把钢铁工人列为第二十位，车工列为第三十九位，拖拉机手列为第五十一位，而木匠被排到第六十八位”。排在最前列的五种工作，全都属于脑力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缺乏熟练工人，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成了苏联长期存在的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
苏修的教育制度是为它的政治制度服务的，也必然受它的政治制度所制约。苏修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完全操纵在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正是通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使它的成员从高等学校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以便维护和加强它的反动统治。勃列日涅夫对此供认不讳地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苏联工人阶级要同我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一道起首要作用”。据苏修另一头目透露，现在苏联所有的州委书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市委书记，绝大多数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主席，都是持有大学文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苏修的教育制度也是和它的经济制度密切相联系的。今天，中国知识青年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地奔赴农村和边疆，苏联农村青年却象潮水一般大量流入城市，方向道路截然相反，反映着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就俄罗斯联邦来说，农村中学毕业生留乡劳动的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部分经济区还不到百分之十。而志愿留在农村劳动的青年，只有百分之一点九至二点五，其余百分之九十二至九十四点八，全都希望上大学，却又不愿上农业大学。农业劳动之受人鄙视，莫此为甚。勃列日涅夫当政十一年多来，农业搞得凄凄惨惨。列宁说：“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现象”。今日苏联，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整个农村陷于贫困和落后的深渊。农业越落后，农村青年越要涌向城市；农村青年越是大量外流，农业也就愈益落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这个难题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所不可能解决的。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革命宣布了苏修教育制度的死刑。所以，苏修老爷们几乎用尽了一切恶毒语言来咒骂我们，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这个现象说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同样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必须深入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进一步认清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的共同的反动本质，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任明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干什么的？就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全国亿万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但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口头上大表“悔过”之意，实际上心怀复辟之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直接对抗的。一九七四年底，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这就更加引起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恐惧。他们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深入进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非常反感。因此，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了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纲只能有一个，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分析了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三年后，毛主席又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每当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总是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列宁说：“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以“三项指示为纲”，恰恰是妄图抹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否定阶级斗争这个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谈三项指示“互相联系，不能分割”，“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句”，说得振振有词，似乎很全面，其实是在玩弄折中主义的鬼把戏。他们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经他们这样一摆，安定和不安定、团结和不团结的矛盾，还有科研落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矛盾，等等，统统成了主要矛盾。他们就是这样用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手法，淹没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黑格尔说过，折中主义一类诡辩是“思想的阴谋诡计”。这种手法并不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发明，而是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惯伎。抓住了次要的东西，“忽视了主要的东西”，“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此人就鼓吹“各阶级间的亲密合作”，宣扬阶级投降主义。一九五七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公然声称“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我们过去专政多了，以后可以放宽些”。一九五八年，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他又极力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什么现阶级“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多次批判和斗争，就包括着对参与制定和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但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未改，“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今，又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他一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想的继续，还是过去那一套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谬论的翻版。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明明是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看不见阶级矛盾了。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今天，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在，资产阶级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和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都还在，小生产仍然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些明摆着的事实，难道都看不见了吗？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一次又一次的两条路线斗争，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列宁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这个时期“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怎么会没有阶级斗争？“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来都是骗人的。刘少奇和林彪都讲阶级斗争熄灭，他们自己就根本没有熄灭。刘少奇围剿革命派，保护他那一小撮叛徒、死党。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哪里是什么熄灭？现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施放烟幕，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实行反攻倒算。
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派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做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吗？现在人们明白了：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上边刮下来的，是存在着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追根溯源，盖出于此。
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人，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采取了一个很有欺骗性的、容易使人丧失警惕的手法。他们讲的三项指示，看起来都是毛主席的话，但由于纳入了那个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之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就完全被阉割了。
列宁说过：“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一切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德国拉萨尔分子曾多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加以歪曲，把它们纳入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之中。例如，他们抄了国际章程中“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的话，添上几个字，改成“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这一引一添，就掩盖了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资料的垄断，维护了普鲁士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对此，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的了。”叛徒考茨基，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词句，抽掉具体的历史条件，“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中一再出现的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一切革命同志的警惕。（⑴⑷）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三项指示”的第一条，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哪里还谈得上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一位？正当群众性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们大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妄图把学习运动刮掉。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这个“主要矛盾”，那个“主要危险”，唯独不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不谈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甚至反对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荒谬地说“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横加指责，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削弱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非常害怕，唯恐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极力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对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他们也百般抵制，说什么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否认有现代的宋江，反对批判投降派。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头上讲安定团结，实际上破坏安定团结。我们指的安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安定；我们指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他们却一方面借落实政策为名，“请隐士”，“举逸民”，提出特别要依靠和重用那些“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也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二要算账的走资派；另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排斥和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和新干部，对抗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他们别有用心地攻击年轻的领导干部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叫嚷什么青年干部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上来”。按照这种“台阶”论，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大批青年领导干部和新生力量岂不是统统都得下台，都得被打下去吗？这是公开露骨地破坏毛主席倡导的老、中、青三结合。他们还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挑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充分说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主席亲自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但是，在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人，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讲党的基本路线，却一个劲地鼓吹唯生产力论，大讲一切为了现代化，只要能搞上去，走什么路都可以。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认为走什么路都可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一套不行了，只有他们那一套才灵。他们攻击党的领导“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主张恢复专家治厂、专家治所。他们不赞成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说不搞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怎么能调动积极性？他们反对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实际上还是要搞“管、卡、压”。他们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认为只有乞求外国，才能改变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如果按照他们修正主义那一套搞下去，路线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就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倒退为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就会恢复起来，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遭到破坏。这样，要就是生产搞不上去，要就是暂时搞上去还得垮下来，要就是搞出个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无论哪种情况，都会破坏生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谓的现代化，究竟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还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究竟要把我们国家“化”到哪里去，这不是很清楚吗？《红楼梦》里有句话：“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发展生产喊得震天价响，实际上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把人们拉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我们要批判他们的唯生产力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这场斗争告诉人们，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和特点。在社会主义时期，有些人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究竟在哪里呢？当然要看到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些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那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表那些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的利益。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是乐意参加的，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自己不愿意革命，而且反对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党内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有很大的权力，所以搞起修正主义来是很凶的，很快的，是最危险的。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研究和认识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他们活动的规律，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掌握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善于识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警惕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花招，防止他们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的阴谋。要执行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教育、科技、文艺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健康地发展，批判的锋芒，直指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又一次大较量。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坚决击退这股右倾翻案风，深入地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使这场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摆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件大事。经过这场斗争，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必将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革命大辩论的深入发展，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过别人的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同革命唱反调，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帐，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然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针对这些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就可以找到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可以更好地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使我们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曾经深刻地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对象、任务都有本质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前者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它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反映到党内。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资产阶级，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的任务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还远远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深入发展。革命转变了，向前发展了，要求人们的思想也要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广大党员、干部没有停顿，而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但是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搞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经指出：“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吧？他们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触动私有制，触动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要维护的传统观念，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同革命的矛盾，同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的矛盾，也就越尖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他们后退了，反对革命了。就是那个作为右倾翻案风“风源”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经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支持包产到户，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后来又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现在又闹翻案、搞复辟。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实际走过的道路吗？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斗争都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会搞修正主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从思想体系和阶级根源来看，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和修正主义是一致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派别和思想，它的特征是叛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修正主义者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总是用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托洛茨基、布哈林，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刘少奇、林彪，都是这么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这样。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纳”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以此来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相对抗；并用它来干扰、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用它在各个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在教育、科技、文艺以及其他战线出现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各种奇谈怪论，就是根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派生出来的。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必然要搞修正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深刻批判。二十多年来，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失败的阶级，人还在，阶级还在，还要挣扎，时刻梦想着复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影响还存在，还在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有这些不是人们都看见了的事实吗！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不是使人们感到惊心动魄吗！林彪一类党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不是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吗！清华大学的同志说得好：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在这种情况下，能说阶级斗争熄灭了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并不是要真正熄灭阶级斗争，他们是要扑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要安定团结、发展生产是假，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要资本主义复辟才是真的。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的。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断地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把革命停止在旧阶段不再前进，还是坚持搞社会主义革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也就是说要不要坚持不懈地革资产阶级的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根本分歧。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因为他们自己代表资产阶级，都反对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反对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那么反感？为什么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们“整”掉，而对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又那么舍不得，总想把它们恢复过来？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整了党内走资派，革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教育、文艺及其他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所有这些，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所顽固坚持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相对抗的，同他们极力要走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充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个带头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把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并没有能够扭转革命车轮的前进，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仍然代表资产阶级，用修正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总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不翻案、不复辟就不舒服。“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个自白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搞复辟的反动立场暴露得清清楚楚了。他们的这次表演，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也是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不能接受而要加以反对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这些东西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和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项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就越要把这个任务提出来，越要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愿望和要求，也引起了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的害怕和抵触。资产阶级法权正是那些要阻止革命前进的人的命根子，他们所欣赏、所追求的就是这一块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法权看成天经地义、不能触动的，总想把它强化和扩大。当革命革到这些人的头上，要求限制他们维护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时，他们就要跳出来反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那样仇视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为什么对批判物质刺激、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出种种责难？为什么那样害怕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加以反对？为什么竟然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胡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就是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他要维护并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并扩大资产阶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由于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因而同社会主义革命相抵触甚至相反对，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内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例如，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党内就有人跳出来坚决反对，他们虽然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却成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言人。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刘少奇一伙大批砍掉合作社，而后又当算帐派，刮起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他们为什么会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而动呢？他们想的做的为什么同几亿农民想的做的，是如此不同甚至相反呢？根本问题就是他们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少数人服务。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又如，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党的整风，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党内也有人主张资产阶级的纲领。他们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互相呼应，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反对党的领导，尤其反对党对教育、科学的领导，鼓吹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等口号。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总路线，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再一次暴露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来面目。他们要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推行资本主义的纲领和口号，这就不能不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所淘汰。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内还会有一些人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用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看待事物，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由于我们党在过去长时期内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此有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包括加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中有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已经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或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但也还有少数人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而又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立场、世界观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它的思想也必然会影响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某些人，使他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这些人的世界观总是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要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这种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社会的企图，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当前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耐心地帮助犯有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以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顽固地要把车子停下来、向后拉的人，总是会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正是从这方面在给我们上课吗？但是，他们总是少数，真理不在他们手里，群众不在他们一边。群众要求革命，翻案不得人心。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全世界实现，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三一日，第三期；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胡乔木揭发的邓小平的言论
胡乔木揭发的邓小平的言论，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揭发（摘录）
1．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邓约我谈话。他说正在考虑要我和×××、××、××等同志当国务院的所谓“顾问”，主要是要我们还象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他提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等。他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他又说，要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他声明今天谈的这些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过，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2.一九七五年六月八日，邓第二次找我，……随后又回到上次谈话的题目，不过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名单中由我提议，加上了×××。这两件事既仍未经过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他这样对我说仍是完全错误的。……我当时提议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不要以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为主。这时他立即大发雷霆地说，你嫌他们名声臭是不是？你的名声最臭了！我说的确我的名声最臭，因此才想增加一些新人，减少一些我的臭气。他还是坚决不同意。
3．在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毛选整理工作以后，他通知了我。但是毛主席同时对我过去在这一工作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的严重错误作了严重批评，邓却没有正式通知我，要我严防老病复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主席说你“有时很固执”，“提了过去的老话”。他反而对我说什么“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再由我送给主席审查”等等。……每次毛选整理稿送他以后，他表面上在一段时间里也召集我们开会议一下，但只是走过场，他从没有认真下过功夫。……相反，他常常利用这种机会鼓吹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谬论。他规定参加的人不要多，却同意并未参加这一工作的×××、×××两同志参加，而不要长期在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领导下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参加。……在毛选整理工作一开始，就接连不断地指使我担负这项那项“紧急任务”，这些所谓紧急任务基本上也就是刮右倾翻案风。这就使我们提出并经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毛选整理计划实际上无法按时完成。
4．七月上旬，在读毛选第一篇整理稿论十大关系时，他就借题发挥地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他还说，这篇文章在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以后，应当发给全党讨论。这是理论学习的好材料，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怎么深入得下去？论十大关系当然是毛主席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用它来打乱和代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示的学习。他的这个阴谋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没有得逞，但是这确是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本质和破坏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险恶用心。
5．也就在读论十大关系的时候，他……要政治研究室帮他收集一些关于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他同时还对文教工作的现状说了些不满的话（大意是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双百方针）。
6．政研室的成立还未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时，邓就提出要政研室代管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他多次催促我一定要学部办一个综合性刊物，而且一定要政治研究室负责帮学部把它“办好”。由此可见，他的目的就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争夺思想阵地，就是要通过政治研究室“帮助”学部办一个可以宣传他的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刊物。
7．在读毛选整理稿的机会，（邓）对我们大肆宣传所谓“高喊反复辟的人就是真正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的反动谬论，借此掩盖他的复辟资本主义、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真面目。
8．邓曾说，这几年把党的作风“搞坏”了。因此他说，要恢复他所谓的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以来所提倡的党的作风。
9．邓在全国学大寨会议讲话回来以后，曾对我们说，他在会上着重讲了头脑要清醒的话。他说，就是不要吹。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这又是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恶毒攻击。
10．邓对我们很少谈到主席的这一指示（按：指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只在一次说过所谓这是主席用三个月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有一次，我把报刊上关于宋江架空晁盖的话选了一些送他看，说这显然是影射他，他还故作镇静地说不会。我说这决没有错。他才看了一看，说要送给毛主席看。
11．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出笼，是邓掀起右倾翻案风的一件大事。……他要我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这是怕他们两个“乱放炮”，破坏了他的复辟美梦。……他交给我修改后，我因事忙，告他已请×××找几位同志共同修改了。他很不满，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一定要我亲自负责，还要我约×××、××二人共同参加讨论修改办法。……在毛主席已对邓否认说过所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以后，我刚好收到我要学部编的一份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竟送邓请他转主席，而邓竟转了。这是公然对抗主席的狂妄行为。在毛主席已将提纲修改稿退邓后，邓仍不收兵，还要我再次修改一次。我又修改了一次送他。不过这时路线斗争的盖子已经揭开，邓不敢再送主席了。
12．关于教育革命问题，邓在我面前说过以下的话：……教育革命搞了这多年，还没有作过一次总结。我说近几年也有些重要的经验，如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他说，朝农的经验还不就是社来社去？……他一次对我们说，清华党委有几个人写信给毛主席，告迟群，我转了。又说，迟群也去大寨了，你们知道不知道？
13．去年十一月十日，邓约我去，告我说他现受批判，起因是转刘冰的信。……他说主席对他作了很严厉的批评，但未讲批评的具体内容。他又说他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信既要他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他是同情他们的。同时又要我不要提我转信的事，以免“事情复杂化”。……我接着就重提以前的话说，政治研究室今后一定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他听了马上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青一点的就行了。
14.今年一月十七日，……他说政治研究室今后的问题要听候中央的处理。还说，毛选整理的工作也要停下来，听候中央处理。……邓未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擅自要我将已由毛主席批准的五卷整理工作暂时停止，这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好！我看望同志们。我昨天来了，同志们都睡了。我又犯了错误，没有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大楼房子里头太热，所以我不敢也没法去看同志们。我昨天来晚了，正好散会了。我那时还没吃饭，就跟他们一块吃饭，然后去看唐（岐山）师傅，恐怕很多同志都没有看见，也没有机会都能看见。上次五省会议和十二省、市、区会议，我和大家扯了一下。楼上温度高，过堂风很大，很容易感冒，我就不到楼上去看同志们了，到这儿看看同志们。另外，我也想跟同志们讲一点事。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反正意识形态方面的多了，还有什么科学院啊，多了，你们大家陆续都会知道。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文艺也是邓小平授意胡乔木负责，有的问题还未弄出来。有个叫李季的人，怕了，躲到医院去了，他们授意叫他写文章，这是有文件的。印了没有？连《创业》也是他授意，信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的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就在于保护了我们一系列的电影，戏剧，很多东西，不然都是毒草。人家揭发邓小平看电影《春苗》，看了几本，就说，大毒草。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为了《海霞》，那可是开创我们党的纪录，历史上没有过的，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海霞》。我那时正在给主席，给政治局写一个报告，也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就请假。我说，小平同志，请原谅，我可能赶不上，但我一定看。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情形，他是什么样呢？把文化部长，中央委员于会咏同志赶到后头去，还把春桥同志也赶到旁边。他和导演谢铁骊，钱江坐到一块儿。这两个人我还是保护他们，他们过去是专门拍毒草片的。后来我拉着他们拍样板戏，失败了三次，有一个戏失败了两次。那时我说，替他们付学费。这个《海霞》有两部底片，最主要的底片还有一出戏。画面片和声带片还没有合成的原始片，就拿去看了。后来丢了，丢了两本，世界上没有这样事，丢一本就等于一百万元。我怎么知道呢？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海霞》，那个电影我到现在还记不清楚名字。我去年一整年为了主席，也为了推陈出新，抓词曲，古典唱腔音乐，就是把各种流派的音乐变为曲乐。我正在排曲目录，开会，文化部的人老是很紧张，把我叫到旁边去说，江青同志，不得了啦，丢了两个底片，工作底片丢了就完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不知道，都是中央首长，这个转那个，那个再转那个，就那么丢了。这个事很多同志都有责任，将来在政治局我要讲一讲，因为我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不能看双片。我就看拷贝，不看双片，看了就得负责，看了，他就认为你负了责了。看双片，在外国就是有这样的权威。住下剪容易，改就难了。比方说，一块布已经裁成西装了，你能改成中装吗？我是一个比较单薄一点的人，我现在比进城初期胖了一点，裁成我这样身材的衣服，你能穿吗？已经裁成小孩的了，你能改成大人的吗？大概中央的同志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就是要看电影，就那个样子弄来弄去就丢了。我说，报告春桥同志，春桥同志主管文教，后来不晓得怎么找回来了。后来我也调来原始的底片看，画面上已经坏了很多，可见看的那个程度。因为我怕他们销毁那个底片，我说，那不行啊，都得保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不只是《海霞》。《海霞》的原始底片统统看，一共二十四本，看多少时间？一小时看六本，四个小时，看那么长时间呀！目的是什么，就是保护《海霞》。你不许说话，那我保留评论权。在这儿，咱们不展开，这是个枝节问题。只有一个外国人，敢于讲话就是斯诺的夫人。她说，《海霞》不怎么样，冲着它这样讲究服装，讲究布景，讲究美人，不大符合实际情况。在我们全国还没有人敢批，因为政治局看了这个电影，谁敢批啊！就是一分为二也不许。什么叫粗暴，这才叫粗暴，抄人家的家。中央有两个部倒霉，都是新人。文化部主要负责人用了新人，其实底下老的解放了相当大一批。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很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四月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批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他还不甘心，还要弄。主席在五月三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他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也不提。说是广东帮不要湖南帮的人，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我要给同志们讲，我不仅对你们作自我批评，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作记录的同志都可以证明的。我就想，在林彪问题上，我虽然是对的，但时机不对。我骂了林彪两次，骂了他，这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为那时还不是时机。我因为害重病了，控制不住了，这个我都作了自我批评。在天津，我给我身边的同志都作自我批评，坚决改。重犯怎么办呢，我再改。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前进的道路上很难免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有片面性。我同在座的同志有共性。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就那么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正确的，完全的反映客观现实，这不可能吧。不可能，那就要出差错。我想，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主席，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份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关、戚他们想拿出去，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我总觉得在一个革命的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这是我过去的想法。主席这一总结，我就想，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啊，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不仅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都翻。主席的重要指示同志们都学了吧？他利用主席在抓落实各项政策之时进行挑拨，说什么历次运动都要伤害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有经验的老干部。他的话我也背不下来。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主席不是驳了嘛，陈独秀伤害了吗？一直数到刘、林。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
我对刘少奇有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我是一九六四才认清的。对林彪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因此，同志们要允许有认识过程啊。这里有受了气的青年同志，有受了冲击的老同志。不要发泄怨气，发到群众身上，发到青年同志身上，这是不对的。邓小平实际上对老中青都干。主席说了嘛，我是最老的。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在不惊动他的条件下，我掌握了一点，惊动他的，那是大量的。而且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啊。同志们，包括一些跟他的老同志，我就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除了个别的坚决要跟他的。如果我说了这些，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答应邓小平吗？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保护啊！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说了。（抽泣，哽咽）我们都没有责任保护主席吗？我觉得应该想一想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下呀，不能想想自己的错误缺点，向造反派赔礼道歉。青年同志也不要紧紧地揪住自己的书记不放。我上次讲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象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从皮包中找钱）噢，这次又没带。弄不好，我就走。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原来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主席批他搞独立王国，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作放射治疗，有两年完全不能工作，头脑失掉了平衡，老呕吐，怕声音，怕光，也不知道什么声音，什么光，别人一碰我的床，就象晕船一样，黄胆都吐出来了。这样有两年，以后我就锻炼，那两年我也刻苦锻炼，护士扶我在外头走一走，出出汗，一天出几十次。我今天舌苔很厚了，就是因为你们那个楼太热了。他欺骗同志，蒙蔽同志，甚至于政治局同志都不例外，都被他欺骗了，更何况同志们呢。我把这个认识过程讲一下，你们就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据我知道的，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我们都一直是在顶着干呐，受伤都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两面派啊，我倒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能够谈心的人，我可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觉得他可以。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我甚至觉得他可是一个团结安定的因素，这个话对在座的那个同志讲过。他才不是安定团结的因素呢，才是一个破坏，分裂的大阴谋家呢。“三要三不要”，他恰恰是要修正主义，要分裂，要阴谋诡计。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恐怕对你们也没有说过吧。我在一次会议上对他说，你是一个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不是讲经验主义嘛，他说把“主义”去掉，有经验就行了。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据我现在粗浅的学习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有实践的真正的科学的经验，那这是宝贵的，是唯物的。一种是唯心的。现在公开发行的主席批的叫《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有个按语，你们都有没有？是不是普遍都有？这本书有个内幕，我不晓得同志们知道不？是我们的主席和苏修斗争的结果。主席说，还有错误，不要紧，读的时候加以分析就是了。我去年全部复习了。哎呀，那个阶级斗争熄灭论，利润挂帅等等，都是那里头的，不保留一点不行啊。另外，主席在这儿说了（拿出来念），“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座的参加过庐山会议的老同志大概都知道吧。彭德怀事件那一次，是不是主席批的这个过时了呢？从中央政治局起，到地方上的高级干部，我认为没有过时。主席说，江青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主席说，江青不是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主席有一篇批示，他不学，搞突然袭击，斗了我四个月。这是怎么搞的呢？就是文元同志，还有春桥，当然春桥说罪魁祸首是他呀。五八年就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呀。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去年三月中央发了一篇社论，记不清日子了，三月二十一日吧，这个社论大体上是说了这个（手举《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这件事对我印象比较深，我比较仔细地看了这个社论。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不听主席的。主席的批示是这样的，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我就不全读了，这一件没有公开。主席这个批示，他不学习。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这样讲的。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都承担了。五月三日，主席开了会，那天的记录我没有找到，就是批他们的这一些东西，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批教条主义。我复习了主席的一系列批示，从七届二中全会起。我把邓小平六八年《我的自述》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统统研究了一下，他是个什么货色呢，过去不知道，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是个王明路线的支持者，拥护者。这些话你们自己去找。清华那个东西发了没有？太挖苦了，我的警卫员都有一份，到会的同志只有一个组长一份，要人手一本。那个整的还不完整，就是邓小平言论摘录。这个人就连在死人身上都要做工作。总理去世了，总理的自传上说他是巴黎支部，邓说是中国支部，欧洲，一定要这样。那时已经斗他，他还这样。这不是歪曲党史嘛！有很多这样的事。我想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实在是不熟悉他，我对他不熟悉，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下，或者是老的，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啊，可是不接触人，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蓉、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不过据我们现在知道，去年开什么十二省委书记会，个别谈了话，有的是两个人，当然也可能有的没有谈。
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但是由于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合三木，妥协，这个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就光看了外交部整的那个东西，其他的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敢在同志们面前讲他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呢，有物为证。我全部带来了。我上面写的字就不印了，也没有修辞，有一份是我给主席的，这份是我最近打“土豪”得来的，这个“土豪”是好“土豪”，因为他这种材料太多了。这上头，我给同志们念一下，不印，我是请主席参阅。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等等。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抓外汇。在政治局中，我们很多人抵制他。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过去我以为只是卡上海，卡辽宁、北京也停产了，连我那儿也受影响。我说给我换灯泡吧，灯泡坏啦，老以为是灯泡不亮，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个事，是电不够。有的地方已经停产，形成混乱。这是邓小平破坏的结果。我每天都要选一点国际国内的东西给主席的，随便写了那么几句，所以我觉得不要印。上海马老揭发的材料，你们可以看一看。电气设备他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是不要中国自己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还有一个最近我才听说一台美国的设备装在大庆，我说那可不行，大庆是主席树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可不能这样，要拿走。后来知道有两台美国货。同志们，这是个什么事？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但装在大庆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去参观，装着美国人的设备，我说要拆掉，如果它有某些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我推荐科教片给同志们看，有一些我们都是先进水平啊。混到党内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当权派邓小平，他不看。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为了“风庆轮”，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说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这一次我说你是个原则问题，我可能在方法上有某些缺点，你是个原则问题。“风庆轮”的问题，上次没说全，我把文件又调回来了。“风庆轮”是个什么事呢？就是我看了这份东西（手举材料），很愤恨，我在这个东西上批，我还正式写了一封信给政治局。“我看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象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沾满了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委，船长和广大船员抵制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应该鼓励的。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上一次因为记录的同志记不了，我的话也快，没整上。我得读一读其他同志的批示。
王洪文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十月十二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中央。
洪文十月十四日”
春桥同志：“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张春桥十月十四日”
文元同志：“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姚文元十月十四日”
后来，事情闹大了，邓小平大发雷霆，大骂我。（当时我批了不少材料，有个气浮陀螺，是一个工人发明的，比世界上的都先进，但就是压着他。有一个新华社记者报道了两三年，后来这个记者垂头丧气了，不敢报道了。批林批孔开始后，他又觉得应该报道。我看到这份报道，就建议，反正花不了几个钱，请他到北京来谈一谈。气浮陀螺是飞机，轮船上都要用的。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我应该告诉同志们，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是我还挺迷信他，七四年啊，可不知道噢，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了，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喊，我要调查。后来他一个屁也不打了，那个李国堂是个坏人。这是我跟邓小平第一个回合，比较严重的回合。可是没有想到他就是李国堂的大后台，也没想到他为什么跳起来，完全想不到的。不过，后来他去挽救了，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说话走火了，就算了。我这个认识过程是多长啊。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主席就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我们的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的。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懂吗？象个花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发展到去年斗我，我讲话，他说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就这个样子。你认识邓小平这个人吗？很早认识嘛。他是个逃兵。
我这个认识过程很长啊，他作了这样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我这个方法是有不妥当的地方，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次，他说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总理。另外一次，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同志们，当时主席传话回来了，说是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是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的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主席这样对待他呀。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啊，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所以我说他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有这么四份材料，同志们可以看。在座的同志，我也有点担忧，我担忧不是无缘无故的。青年同志，老年同志，只要能说话的，都要出来说话，先学下来再说嘛，除非他死不悔改，要做邓小平的殉葬品，那没有办法，自找的嘛，群众不答应，我们也没办法。他们想把我那个讲话拿去当上方宝剑，我说，那不行，不能传。能说话的要说话，但不能镇压群众，要顾大局，先把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好，要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不然的话，就乱了，要总结经验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的群众的觉悟比我们高得多。说老实话，我没有有些群众那么高的水平，主席批评得对，往往下级比上级高明。我没有背下来，大概意思吧。你们谁背下来了，谁带着主席最近的指示没有？而且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比刘少奇，林彪事件时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根本不惊奇，而且高兴，欢呼，觉得早就应该揪出他来，这是我看到的群众的材料是这样的，群众有很大的觉悟，可讲理了。我也去了清华，前天晚上去的。建议你们把文件带走一份，建议你们都去清华。我听说一个组长一份，那怎么行啊，我的警卫员都人手一份，搞得不对头。现在大字报选编第八期出来了，我收到了，你们有没有？我建议，大字报（一）到（八），应该每个省有一套，他们可以翻印，那是主席亲自抓的点啊，我们都得去学习。现在群众都去抄大字报，叫他们也到那里去抄，这不对了吆。想得不周到，每个省，每个军区要有一套。从（一）到（八），要是出了（九），（九）也算上，要给别的省，别的军区补发，补齐，以前那个不够，只有增刊（一）、（二），没有别的，我说的（一）到（八）是大字报选编。增刊（二）那个形式是我出的主意，原来出了个《林彪与孔孟之道》，对照着批。看大字报的人太多，就看到一点，三张还没看完，就不得了了，出不来了，要取经啊，他们的经验，一个是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马列主义巨大的贡献，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这个问题，对于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了，提到理论的高度，因为这个问题马克思有历史局限性，巴黎公社两个多月，他也没去，给限制了。列宁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指示，尖锐，精辟的讲话，但是很不幸，去世早。斯大林，主席在这上头讲了，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我们的主席是总结了苏联的还有一些小修的主要是苏联的经验。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耒。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有护士，因为我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我有这么两句话，“巡抚出朝，地动山摇。”确实要小心啊，确实有这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头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那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邓小平说的挂职下放，那完全是错误的，简直是浑不讲理了。但是我们主席总是希望，象我这样的人到群众中去。我只要天气好，我就到群众中去。不然就有暮气，就不革命，就反对革命了。主席说了，青年的同志，中年的同志，每年要有几个月时间劳动，主席是说每年三个月，要回单位去劳动，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教育，参加集体劳动。呆在上面久了，就会成为官僚，成为小官僚，容易脱离群众，只在机关非常容易。邓小平到大寨，中午也不在那儿，上火车，群众都不见，这个样子，很少有的。他对干部也是这样。我对他的认识现在还在发展，对于他，因为还有些东西我没有弄出来，基本上认识他了。如果同志们看了这四份材料，他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就认识得差不多了。我也有这么一个认识过程，那么大多数同志应该有认识过程，要承认这个认识过程，不能一步登天。账要算在邓小平身上，这不是替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来开脱，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得罪了群众，得罪了造反派，那他应该作自我批评，应该赔礼道歉。以后他要再犯错误，还可以再批，是不是？河南就应该向唐师傅赔礼道歉，整得他好苦啊。（唐岐山：我有错误，我有缺点。）那是另外一回事。群众的意见，恐怕不完全是对铁路。大家要认真对待。
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上海紧急呼吁。现在是救命呐。给了多少？十几万吨吧。那个数字我弄不清，又缺煤，又缺油，因为这都是从原油里出来的嘛。辽宁呢？生产石油，生产煤炭，缺，经常挨饿停产，从挨饿变成停产。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世界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在我们面前可凶了。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对张平化同志）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搞的？（张答：是。）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说初烂（初澜）就让他烂了吧。一个服务员那样造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们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了呢。意见多，深刻的是春桥同志。你愿意是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后来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没看，是因为那个字小，不看。但是我还有一条意见没有说，就是说作为湘剧音乐，能演现代戏，我对它还是肯定的，我只不过是没有说。我还是讨厌它那个内容。我为什么对花鼓戏那样帮助呢？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还有一个《半篮花生》，这两种戏我都不熟悉，不熟悉的戏不敢随便说，音乐不敢随便说，但是我还是对它那个内容有意见，这个你们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我也得去研究一下湘剧呀，这是我自己的本业。当时，好些内容很不好的电影也要出笼了，出笼很好。我觉得拍了的可以上映，让群众鉴别，这是主席的方针嘛。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你是完全翻案，（张：不是。）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好嘛，上映嘛，照原样上映嘛。你是要加工去，照原样映嘛，然后再改嘛。已经拍成了，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在这方面上我觉得我还很有一点热心。他把园丁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拿原来的拷贝给同志们看一看，大家评论评论。我还是说那个《园》剧毕竟是演现在的人，过去是演才子佳人。你在那里翻案，你没有执行邓小平那一套？现在我都有份。他这个“三项指示为纲”因为我听得少，看得少，我九月初才听到，我说怎么弄这么个玩意啊，搞不清楚。我在湖南，主席嘱咐我回来传达要读点马列，要春桥，文元写文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把这三项连起来，我觉得很奇怪，也不敢用。主席曾给我打过招呼，叫我不要乱说话。我觉得有问题，这时候远新回来了，他也嘀咕，他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怪。我是政治局委员，我都没听传达呀，也没有看到主席的批件。我说，你这次回来，要搞清楚一下这个东西。中央的文件都有啊，有三件吧，你那个湖南就不受影响？你看你气鼓鼓的，我平心地讲，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呢。我就不信，你那个文件上没有啊？你说过没有？军委扩大会不传达怎么行呢？中央的文件不传达怎么行呢？一个错误路线来了，坑了多少同志啊，坑人呐，害人呐。不值得委屈，不要气鼓鼓的。这属于执行问题。有的执行得坚决，有的执行得不那么坚决。听说空军有个同志抵制了他一下，就把这个人干掉了。打电话让他们传达两位副主席的指示，他们传达不力，派了两个人去，臭批了一通。不能把自己说得那么高明，我到九月初听到，直接在政治局听到，觉得不对头，也不敢问，搞不清楚。因为有两个我是听到的，但不是在一块儿，后头这一个我没有听到。各地的同志都要对着邓小平，自己有错误、缺点，执行了，有的坚决执行了，有的执行得差一些，空军不那么坚决，把个政委给干掉了。这个话你们不要记，没有去核实，反正是有这么个事。上了中央的文件，我都没有看出来。在一个会上，临时念文件，他们要把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搞掉，我提出来了，说你这样是阉割主席的思想啊。这个文件就那么发了，不给人思考余地，来不及呀。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当时反映很紧张。看起来，在哪儿？在邓。邓小平很紧张，他说照改照改。事先发文件，叫我们看，想一想嘛。不是，而是临时发，发一大堆。他这个时候，发军以上的照改了，军以下不是发全国嘛，还是删了。后来在我身边工作的同志有一份，我拿来看了。你们不信，回去看一看。发军以下的文件，把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弄掉了。你们注意了没有，恐怕也没有注意吧。所以这个事情啊，认识有差别。我和同志们有差别，我认识可能早一点，抵制他也早一点斗争早一些。希望犯错误的同志尽快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特别是最近这个，结合实际。还有个点在那里，同志们都去了。主席说开三天，你们来已经四天了，如果问题比较多，回去解决。回去解决，就是要双方都要学习主席的教导，各自作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讲话的要讲话。我就不相信有人就死心塌地地跟邓小平走。林彪都没有带走一兵一将嘛，是不是？我不相信，所以要帮助。我今天看了，不能镇压群众。有些省有些问题。（对张平化）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你如果镇压了，你要作自我批评。来的同志，能说话的就要说话。我很不希望象廖志高那样，一下飞机就给抓起来。在座的同志，我不知道是不是每省都有，这是个大局，要回去先给造反派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你们现在自己在这儿学习了，回去找造反派先学。我忧虑这个。当然大多数省是可以学下去的，个别同志要有精神准备，回去就让人家给捉起来。廖志高就被捉起来，我做了工作，陈佳忠做工作，群众听他的呀。中央候补委员陈佳忠同志做了工作，群众说三条，你廖志高都没答复，人已经放了。能说话的同志的是不是还有。你看人家清华。现在据说整个北京市都点名了，不上街，很听话的。去了很受教育。
我就是想说一点点这个斗争的内幕。邓小平他们不仅对青年干部，对老年干部。主席说我是最老的，邓小平对主席欺负，残忍。主席这样对待他，从头到尾保护他，又给他恢复名誉，提高威信。他觉得天下是他的了。现在是咱们的主席统帅咱们反击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掉呢？顶多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嘛，执行了一些东西嘛，中央也有文件嘛。所以主席说中央负责。中央负责，主要是邓小平负责。有些老同志可能是比较厉害，有的不一定了。有的地方确实是比较厉害，比如七机部。
我占同志们时间很多了，觉得这么多问题，能说话的同志，不管老、中、青，有的省份不是所有的，得说说话。错误严重的同志都要下决心改过来，能够正确对待，还要有精神准备，不要叫人家捉起来。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指福建）太厉害了，有人说，“来，来，来，咱们复辟复辟”。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我记忆力都要丧失掉了，这样残酷啊。两个省，七百多。他是一朝权在手，就这样干。他这个会，从去年十月底开始了，是不是？从去年十月底到现在四个月了，光在政治局开会就三个来月，基本上解决战斗了，才请同志们来的呀。主席保护着你们，保护着咱们在座的，老中青都在内啊。我们没有职责保护主席吗？请问同志们，有没有这个职责？群众气大了嘛。我这个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看了材料，好象都有精神准备了，争取不要那样，因为有点经验了嘛。咱们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主席不是已经给我们总结了嘛。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自己作自我批评嘛，当然青年同志有责任帮助。但另外一方面也要顾大局，不要限期，不要把人揪起来，这不好。我总希望先学起来，先学主席这个指示，回去能说话的，老中青都应该说话，陈佳忠就出来说了话，群众给了三条，把廖放了。别的地方还没有。
我今天来，一个是告诉同志们一点内幕，说的也不完整，也可能说错话。我是经常说错话，做错事的，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问题是改不改。我是只要认识到了，就改了。我今天说错了的，同志们都可以批判，批评，帮助我，我欢迎。我不能上那个大楼了，我原来想去看你们呀，那儿风大，我现在怕那个大楼，因为我有慢性上呼吸道炎。我来看看同志们。你们看看那些东西吧，看邓小平是什么人物。过去我还不知道是他搞的，他要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出卖原料的国家。另外，我希望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什么舍不得丢掉，镇压了造反派的，我冒叫一声，应该赔礼道歉，应该解决。另一方面，造反派同志，青年同志也应该说话，不要一下子就抓起来，对大局不利。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是说不要弄清是非，不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应该弄清是非，可是揪起来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大家坐下来，学习主席的指示不可以吗？主席这个指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不在这儿废话。同志们学习的恐怕比我还好，政治局到现在只学了一次，还是最近才学的。邓小平从来不提批林批孔，他破坏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十三条”政治局没有学完。同志们，邓小平破坏了。没有学完就斗我了。恐怕地方的同志“三十三条”都学了吧？政治局没学完，就斗起我来了，抓住一个枝节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更何况我也有缺点错误。我愤慨的是他对着主席，对着许多跟主席走的，走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他呀，不管老中青，他都干，对着广大群众。这个事情要认真对待的。我还没给你们如实的讲，因为我不替他扩散那些玩意儿。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两位封建的大的女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我才干不及她们确实不及。我就是一个马前卒，过了河，不回头。我感到光荣，在这一盘棋上，我是个卒啊，我光荣。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刘邦临去世以前，吕后请示他说，“萧何以后是谁？”刘邦答：“曹参。”“曹参以后呢？”刘邦说，“周勃。”你们看了这一段历史没有？又问：“周勃以后呢？”刘邦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也。”大概是这么个句子，你们可以查来看看。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武则天到晚年没有被杀掉，就是则天大圣皇帝取掉了，现在则天大圣皇太后是（未听清楚）下来，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扩散。我建议你们也去看看这段历史，不要受孔老二徒子徒孙那些东西影响。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是这样看的，比较正确的都是肯定她的。你看，一部《三国演义》，把曹操搞成什么样子了，咱们看戏，曹操是个奸臣，白脸，但是《三国志》是肯定他的。这个人是法家，而且还是个诗人。这个书还是挺难翻的。我们一下子也看不到曹操的戏了，就是这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给翻过去了。陈寿的《三国志》不是这样。唐朝的诗人都是歌颂他的，李白有一首“古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所以我们的主席要我们学一点哲学，读四本书，就是要我们懂点中国历史。冯天瑜的那本我快看完了。他这本书联系实际，比较容易懂。最近，他有一篇文章，我还没看。他这个书联系实际，只有个别的地方有点差错。象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的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1976.03.03； 中发［1976］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上报中央。”
毛主席重要指示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6-490页，最后四段被中央文献研究室删节了）
［附件一］
毛远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给毛泽东的信
主 席：
上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1、阶级斗争为纲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退毛远新
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二］
毛远新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
主要是最后一段（13）把对小平同志的批评和政策界限集中在一起，这样安排是否合适，请主席批评指正。
如果这样安排原则可行的话，我请东兴同志印一个清样出来，再送主席审阅。
退毛远新
二月二日
注：这两封信毛泽东阅后均批：“可以”。这两个附件不是中央文件原有的，是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材料中选印的。
［附件三］
毛远新的笔记（节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时，否定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有关内容从略。
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
主席：“有两种态度：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
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攻击和诬蔑。在他发言后，邓小平同志讲了自己的意见。
小平同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小平同志列举了三月以来作了那些工作和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一号）我问丁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我：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一月二十日会上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情况后，毛主席同毛远新谈了话。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文内的楷体文字是编者写的说明。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1976.03.03；中发 ［1976］ 5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现将华国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的讲话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二月二十五日七时
同志们：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回去后，首先要保证开好省委常委会，然后，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扩大，传达学习。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运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在邓小平同志错误路线影响下，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
铁路的问题，在当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3.03；中发[1976]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发的中发[1976]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逐级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发出
共印四九、七八九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仅在教育界、科技界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而且在文艺界也同样煽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地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无产阶级对文艺的领导，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翻案，妄图达到从文艺舞台到政治舞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文艺革命的方向，巩固和发展文艺革命的胜利成果，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必须在文艺这条战线上，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
（一）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文艺革命搞糟了，“是路线问题”；紧跟着就有人叫嚷：“路线问题不解决，文艺要搞上去不可能。”有人还公然提出，对十七年文艺“要重新估价”。对于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我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路线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文艺战线是今胜于昔，还是“今不如昔”？大是大非，必须辩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持了文艺界的领导权，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旧文化部实际上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艺，不但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反而起着破坏作用。这样的文艺不革命能行吗？当然不行。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文艺界的领导权真正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才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统治。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对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等，进行了深刻的改造，文艺在方向路线、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试看今日文艺舞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赶了下去，光彩照人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成了主人公。几千年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我们的文艺，是在反映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图景，表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赞美革命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象锋利的钢刀，杀向批判资产阶级的广阔战场；象战斗的号角，鼓舞亿万人民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十多年的文艺革命，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现在已是春色满园，硕果累累。各个艺术品种都有了很大发展，艺术质量和数量都不断提高，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出现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是以前不可比拟的。电影故事片出现了不少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强的影片。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蓬勃发展，文艺演出的重点放到基层。文艺正在沿着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胜利前进，成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这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那种毒草丛生，群魔乱舞，文艺为少数人服务，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状况，能够同日而语吗？整个文艺界正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但是，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攻击文艺路线问题没解决，这恰好说明他们要搞的正是一条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了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文艺战线的大好形势，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竟制造谣言，说什么：“样板戏都卖不出去票了。”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还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说什么：“广大工农兵对文艺现状不满”。他们攻击文艺革命真是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事实胜于雄辩。请听听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怎样反映的。他们说：“过去看戏，越看越气，现在看戏，越看越喜。”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它那激越奔放的唱腔，已经传遍塞北江南，响彻千山万水。事实生动地表明，文艺革命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多么深厚的基础，获得了多么热烈的拥护。当然，文艺革命跟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它正在成长，在继续前进；我们的文艺与广大工农兵的热切希望和飞跃发展的大好形势相比，还有差距，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们坚持文艺革命的方向路线全然没有错。广大人民群众希望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继续前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而那些大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老爷，则怀着极其阴暗的心理看待文艺革命。正是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狂热地为封、资、修的文艺捧场喝采，对革命样板戏，不是不看，就是嘲讽，他们的心目中，哪里有过工农兵？！今天，他们却打着发展文艺的旗号向无产阶级文艺反攻倒算。这种现象，不正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厚颜无耻和他们在文艺革命胜利成果面前的绝望哀鸣吗！他们象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根本看不到也不愿承认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在他们眼里，新不如旧，今不如昔，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如修正主义。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代表垂死的、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没落阶级。
以反“极左”之名，行翻案复辟之实，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卑劣伎俩。他在看电影《春苗》时，不等看完，就诬蔑这部影片是“极左”，拂袖而去。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影片竟惹得他如此暴跳如雷呢？那是因为这部影片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塑造了田春苗这个文化大革命造就的一代新人的典型，尖锐地批判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触到了他的痛处。但是，攻击《春苗》“极左”，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极右的立场。在他看来，岂止一部《春苗》，整个文艺革命乃至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极左”。他从来不承认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存在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不承认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一九六○年的一次讲话中就说什么：文艺方面“修正主义不占主要地位，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是正确的”；现在又大肆宣扬文艺界“今不如昔”的论调。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完全搞错了；批判走资派，就是“极左”。这个还在走的走资派，怎么能容忍革命群众批判走资派的情景再现于银幕之上呢！真是物伤其类！影片批在杜文杰身上，却疼在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心上。他嘴里骂“极左”，干的是复辟。他口口声声“永不翻案”，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是一不满意，二要算帐。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一出笼，就指挥一些人四出活动，煽风点火，制造谣言。他们得意忘形地说：“现在正是时机”。又是召开翻案会，又是准备翻案材料，甚至诱逼文艺界有的老知识分子“上书”写诬告信，攻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诱逼未逞，居然又指令旁人代笔，如此等等，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真可谓猖狂至极！跟着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极左”的调门，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散播的是“今不如昔”的谬论，叫嚷对十七年文艺“要重新估价”。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整个文艺革命，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把文艺“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去，使文艺重新变成腐蚀毒害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但是，翻案复辟是不得人心的，到头来，只能是一枕黄粱而已！
（二）
革命样板戏，是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胜利成果，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胜利成果。如何看待革命样板戏，是文艺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革命样板戏在日益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别有用心地说什么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西风一吹，冷雨就下。于是，什么不能“一个形式，一个办法，一种调门和一个样板戏”，什么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象“紧箍咒”一样，“束缚了创作精神”等等奇谈怪论，一时甚嚣尘上。他们竭力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否定它的普遍意义，贬低它的指导作用，歪曲它的基本精神。这是当前文艺战线上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突出表现。他们攻击的矛头，集中在文艺创作要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要大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个根本问题上。
文艺创作要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反映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关系到文艺能否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的重大问题。革命样板戏紧紧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刻地反映了在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尖锐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革命样板戏的这个根本经验好得很。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至今还明目张胆地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小资产阶级还大量存在，大量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依然存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影响还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这些不都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吗？文艺创作应该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努力反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走资派的斗争，形象而生动地揭示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那种否定文艺必须反映阶级斗争的奇谈怪论，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上的反映，是无冲突论在新的条件下的翻版。其实，它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一种手段，他们要熄灭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才不熄灭呢，不但“天天讲”而且天天“拚命”干！
文艺要不要大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是关系到文艺舞台究竟由哪个阶级来占领，无产阶级要不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大问题。革命样板戏精心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热情歌颂了共产主义革命精神，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孔孟之道等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把“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是革命样板戏的又一基本经验。可是，这也遭到了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非议和责难，他们说什么，要是文艺都来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会造成“雷同”，“题材狭窄”，“人物一样”。这完全是对革命文艺的诬蔑。不错，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确实也有“同”，那就是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都具有的共性。如果没有这个“同”，那还成什么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但是，革命样板戏寓英雄形象的共性于个性之中，“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点，哪有什么“雷同”？革命样板戏诞生还只短短十几年，就已描写了那么广泛而重大的题材，塑造了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为什么就有人大喊大叫“题材狭窄”、“人物一样”了呢？说穿了，他们就是妄图在文艺舞台上挤掉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以便抬出中间人物、落后人物乃至反动人物占据舞台中心。这种论调不过是“写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等等反动谬论的变种而已。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妨碍了“百花齐放”，跟着就有一种论调诬蔑写阶级斗争、写英雄人物是“一个形式”，“一种调门”，阻碍了文艺的发展，这完全是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革命样板戏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风格，是那样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明明是革命样板戏带动了革命文艺的百花齐放，为什么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眼里，却成了“一花独放”？他们真的要无产阶级的文艺百花齐放吗？不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他们代表地主资产阶级，他们一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香花十分反感，极端仇视。他们一贯对封、资、修的文艺崇拜得五体投地，津津乐道，十分留恋。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竭力提倡文艺要搞什么“轻松”、“无害”，要“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吗？他们要放的，就是那些腐蚀群众、毒害人民、歌颂叛徒、美化敌人的封、资、修大杂烩。他甚至指令文艺界要大编旧戏，从三皇五帝编起，一直编到近代，编他三百六十本，一天演一本，可演一年。这是明目张胆地要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永远霸占文艺舞台，为他们“一年三百六十天”镇压革命人民、奴化广大群众服务。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就是为了继续推行他过去那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把无产阶级文艺的香花打下去，让封、资、修的毒草长起来，使文艺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叫“各方面”都要“整顿”。在文艺界，要以“整顿”为旗号，从领导班子到队伍建设都“扭”回去，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妄图改变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到处大讲干部问题，可是极力抹杀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抹杀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对于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说得一无是处，恨不得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在他支持煽动下，教育界、科技界不是有人以“不热心科学的外行”为罪名，否定党的领导，要把一批革命干部打下去吗？对文艺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抡起“整顿”的大棒，诬蔑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连个文艺刊物也办不好。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凡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都是他们在文艺界搞复辟的障碍，对于搞修正主义那一套，自然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非“整”下去不可。与此同时，他们却为旧文化部大肆评功摆好，推崇备至，妄图把那些所谓“横下一条心，拚老命”的“热心”复辟的“内行”们请上台，让他们再次窃取文艺界的领导权，把文化部门重新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如果这个阴谋得逞，在文艺界，资产阶级就要重新专无产阶级的政，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在文艺队伍问题上，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谓的“整顿”，就是要扼杀文艺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把整个文艺队伍拉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文艺革命的实践，一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队伍正在逐步形成，一批由工农兵中涌现出来的文艺新兵正在茁壮成长。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他们学工农兵、写工农兵、演工农兵，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是，文艺界的右倾翻案风却攻击这支队伍“水平低”，“演不了戏”。所谓“水平”高低，不同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在无产阶级看来，能够正确表现工农兵，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就是高水平。资产阶级从他们的阶级偏见和艺术趣味出发，对无产阶级的东西总是极力排斥。他们攻击革命文艺工作者“水平低”，决不是关心这支队伍的成长，而是妄图把革命的新生力量“整”下去，纳入他们的修正主义轨道。但这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通过大刮“业务台风”，鼓吹“白专”道路，极力阻挠和反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于是，“不管黑线、红线，培养出人，能搞出东西就行”等等怪论，一时颇为流行。
文艺阵地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许多人“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经过文化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在世界观的改造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资产阶级政治观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还严重存在。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就不能更好地担负起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历史使命。正如鲁迅所说，“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的教导，进一步学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坚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不断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文艺工作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由之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业务台风”，就是要诱使文艺工作者放弃思想改造，跟着他们走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反对对文艺队伍的改造，实质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这支队伍，妄图把文艺工作者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文艺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是他推行的那条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组成部分。他们企图夺回文艺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追随刘少奇，顽固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看看他过去搞修正主义的言行，再看看他重新工作后搞修正主义的表演，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什么“永不翻案”？根本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这是由他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反击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实质上是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学好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持文艺革命，促进革命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让我们奋勇战斗，把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毛主席的话，充分表达了广大革命人民反对复辟倒退、坚持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揭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鼓舞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刮这股风的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的翻案活动，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不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岂不是容忍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吗？
从清华大学开始的革命大辩论，给右倾翻案风以迎头痛击，大得人心，赢得了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持和拥护。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真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使刮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事实证明：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是要革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根本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求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人民群众是决不答应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反修防修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在这里明确指出，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从合作化到批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抵抗。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口头上说什么“永不翻案”，一旦重新工作，旧病复发，又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种人，从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思想至今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我们要记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历史上每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以后，总会有人象孔老二那样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伟大革命，也必然会出翻案派。这次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记住毛主席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些教导。对少数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要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各项工作包括工农业生产都搞得更好，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警惕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要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社论）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毛泽东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527页）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
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代表资产阶级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妄图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教育阵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搏斗的一条重要战线，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首先要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他们抛出了连篇累牍的奇谈怪论，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让我们看看这是些什么货色吧。
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形势？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大学水平还不如过去的中技高”，“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咒骂现在“教育战线形而上学很猖狂”，简直是一团糟，必须由他们出来“扭”转局面，进行纠“偏”。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怎么估计？他们说那可是个宝贝，“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为它翻案。
学校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什么，要培养什么人？他们公然不让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准批判“智育第一”、“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什么“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要爱护、赞扬”。在他们看来，上了大学，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他们要把学校重新变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持什么态度？他们横加指责，竭力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说“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攻击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诬蔑开门办学是“只当劳动力”，反对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方向和道路，否定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一句话，对这些新生事物一概反对，必欲扼杀而后快。
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究竟怎么估计？他们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作的科学分析已经过时，反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工农兵的关系，妄图要知识分子走回头路。
学校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他们攻击这几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不行，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妄图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让资产阶级重新夺走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他们否认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再鼓吹“这几年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妄图用“业务台风”刮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教育战线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任务。
把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加以分析，就清楚地看出，贯串其中的是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就是要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为了弄清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质，我们必须对这些奇谈怪论深入地进行分析批判。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为反对教育革命制造舆论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把剥削阶级世代把持的教育阵地搅了个“天地翻覆”。在这场大革命中，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教育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来还没有这样的事情：创造世界历史的无产者，第一次用自己长满厚茧的粗壮的双手，把握了培养青年一代的航向。学校为工农敞开了大门。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血肉相连。一批批大中学校的毕业学生，满怀革命的豪情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人民需要的战斗岗位上去，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幅多么振奋人心的情景！“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教育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文化大革命前教育阵地的状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于这种大好形势，亿万工农兵和革命师生欢欣鼓舞，而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把它攻击得一无是处。什么“降低了教育质量”呀，“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呀，他们难道真的在关心教育质量吗？就以农科大学为例，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学生，虽然读了不少书本，但是学农不务农，学农不爱农。现在朝阳农学院等院校培养的学生，学了能扎根农村，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同广大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作出了优异成绩。对此，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说水平低。可见，他们满口的“文化”，“质量”，都不过是否定教育革命的借口罢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工人阶级占领了学校，开始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有力地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工农兵学员肩负着阶级重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无产阶级在教育战线的一支生力军；开门办学使师生和学校各项工作时时处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监督和关怀之下，大大增强了无产阶级改造教育阵地的力量；广大教师队伍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农兵群众的再教育下，增强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校体制，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正在深刻地改造。教育阵地上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巨大变化。这就是今天教育战线“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的本质所在，也是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那么加以仇视的原因。
把革命形势描绘成一团漆黑，是反动派历来否定革命的一种手法。孔老二攻击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的革命形势是“天下无道”，彭德怀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得不偿失”。一九六一年前后，刘少奇一伙对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时，也疯狂叫嚷这是“乱、糟、偏”，“降低了教育质量”。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拣起这个破烂武器，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然而，螳臂岂能当车，实见其不自量而已。
对十七年的教育怎么估计，实质是对旧学校要不要根本改造的问题
问题还是出在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的教育如何估计上。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已不再公开说国民党办的学校不要改造了。他们说，十七年的学校都是好的，是已经改造了的社会主义学校，它培养出许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怎么能否定和批判呢？
这是欺人的谎言！
解放后，我们从旧社会接收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办的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有没有变化？从形式上看，是变了，我们派了一些人去领导学校，学生成分和课程内容也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学校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一伙党内走资派和他们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一贯重视教育领域的革命，解放初期就提出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之后，毛主席又进一步为我们规定了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提出了“教育要革命”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用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旧学校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但是刘少奇一伙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提出了一条教育“应按过去办法，基本照旧，加以若干改良”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说，在不触动国民党教育制度的根本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修正主义的内容，把我国的教育变成封、资、修的混合物。在刘少奇一伙的把持下，这条黑线在教育界统治达十七年之久。他们把教育大权拱手奉送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资产阶级的党阀和学阀的联合专政。他们让少数资产阶级“权威”垄断学术讲坛，肆无忌惮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毒害青年。他们在文学艺术中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哲学中宣扬唯心论、合二而一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历史学中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和让步政策论，自然科学中鼓吹“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和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动的孔孟之道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校中到处泛滥，构成了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的思想支柱。
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学校不是为无产阶级而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它用“智育第一”、“知识私有”、“成名成家”、“读书做官”等种种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引诱他们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即令是工农子弟，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也有一些人程度不等地丧失了原有的阶级感情，逐步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被资产阶级奴化。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有力控诉，是十七年旧学校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铁证。
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好的，有的还有所发明创造。但这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什么功劳。每个有切身体会的人都很明白，他们之所以能为社会主义做出一些贡献，正是由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批判旧教育所给予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结果；是离开旧学校以后，在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重新学习的结果。越是革命向前进，就越感到改造世界观的必要，就越加痛恨旧教育的毒害，这正是受过旧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如此猖狂地要倒退，要复辟，清楚地说明走资派还在走。这种现象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什么那么仇视教育革命，肆意攻击大好形势？为什么那么美化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它翻案？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今天在教育这块阵地上，无产阶级开始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学校正在被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要害还是一个谁专谁的政、学校为哪个阶级的政治服务的问题。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都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两千多年前孔老二办私学，就是为了宣扬“克己复礼”，培养维护和复辟奴隶主专政的门徒。资产阶级办教育，是为了替资产阶级培养各种统治人才和训练恭顺的奴仆。从来没有不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学校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个问题上，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答案吗？
无产阶级担负着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旧世界的任务，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就必须靠许多代人坚持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办到。要改造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改造人，培养人，因为世界正是靠人来改造的。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占领教育这块阵地，作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用它来宣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培养一代又一代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列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工具，教育革命是一个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实践证明，教育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关系极大。苏联由于没有坚持列宁的教育革命路线，学校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学校培养他们的接班人，这些人可以通过学校这个阶梯，进入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包括政府的各个部门掌权，使红旗落地，国家改变颜色。这个教训是无产阶级必须深刻记取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任务出发，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教育方针，全面深刻地体现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进一步阐明了学校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作用。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攻击我们没有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似乎他们最“全面”。这不过是用一种折中主义的诡辩手法来骗人。他们篡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把有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要地位，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把“有文化”这一点变成主要的东西，大肆鼓吹“智育第一”。
搞“智育第一”，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他们说，“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一’”。但是请问，“智育”什么时候“第一”过呢？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智育，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智育。所谓“智育第一”，不过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抹煞教育的阶级性，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一个手段罢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然鼓吹“白专”道路，就道出了他们宣扬“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实质。
他们攻击无产阶级的教育“不讲学文化”，无非是说现在学生读的书本不如旧学校多。在他们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对旧学校进行批判改造，开门办学，联系实际地学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用的文化科学知识，都不算学文化，而叫做“苛捐杂税”和“不务正业”。这就说明他们主张学的“文化”，正如列宁早已揭露过的那样，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是浸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毒汁的文化。
他们认为大学的任务只能是培养干部、科学家，说什么现在大学“就是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公然反对批判“读书做官”，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这就暴露了他们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和三大差别的真面目，说明他们要培养的所谓“干部”、“科学家”，正是那种以知识为资本，凌驾于工农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看不起劳动人民，自以为高人一等，其实是最蠢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被他们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就是他们在名为“全面贯彻”，实质是全面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的口号下所制定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很清楚，他们要办的学校，正是不折不扣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我们进行教育革命和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离开了它来谈什么教育，就必然要迷失方向，走到修正主义的斜路上去。“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的这一指示，用最简洁、鲜明和准确的语言，概括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阐明了我们学校的根本性质。承认不承认列宁的这个论断，是教育战线上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试金石。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鼓吹者公然不让提列宁的这一论断，说明他们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
一场群众性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正在全国蓬勃展开。不坚决回击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的猖狂进攻，教育革命就不能前进。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还会利用教育这个阵地，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教育这块阵地，无产阶级要占领它，把它完全改造过来，是不容易的，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把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直到完全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
1976.03.24；中发 [1976] 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浙江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阻劝，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规定，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教育革命大辩论，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程越的文章《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乘胜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了毛主席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从根本上指明了“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少数人曾经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只是一个“提法”问题。那么，好，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篇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使下炮制的文章。此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它以更露骨的语言，彻底暴露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一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在我们党的《章程》《第一章 总纲》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我们党的这个基本纲领，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不仅当前，而且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我们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呢？要不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呢？当然要，但这只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而应该完成的一项任务，虽然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不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更不是我们党的全部任务。本来“四个现代化”是在谈到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任务时作为一个规划提出来的。但是《总纲》却偷天换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当前和今后二十五年各项工作的一个大前提提出来，要我们各项工作围着这个前提转。这充分说明，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当前，今后二十五年，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的任务是搞生产建设，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这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彻底篡改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
《总纲》在提出这个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前提后，笔锋一转，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包括今后，是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样，它就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的人是反对辩证法的，是不讲辩证逻辑的，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却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没有，只是用“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为借口，硬搞出一个“三项指示为纲”，并立刻变成全党全国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不是强加于人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用这种手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炮制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与毛主席的指示毫不相干的修正主义纲领。
《总纲》全文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今后的历史路程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应该如何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更加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老路？今后几十年必然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前途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而斗争。而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所以，毛主席一再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既然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他就是要走第二种前途，反对第一种前途，他的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只是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张蓝图。对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然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二
“三项指示为纲”难道真的是包括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吗？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人们只要看看《总纲》是怎样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就可以明白修正主义者所玩弄的把戏了。
前年年底，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可是，《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内容，表明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毛主席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深刻指出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犯的路线错误及其煽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限制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以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来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些挂着“共产党人”招牌，实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锋芒面前，怀着本阶级即将灭亡的恐惧，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钝它的革命锋芒，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那些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从来只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总纲》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同时，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表明了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总纲》在这里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一个名词，却故意掩盖它的阶级内容。这是指谁呢？是指党内走资派吗？不是。《总纲》对党内走资派这一概念，如同阿Ｑ对自己头上的疮疤，不仅自己讳莫如深，也不喜欢别人提。是指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吗？也不是。因为《总纲》明确说明了这些人不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之内。其实，从他们认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违背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来看，这里所谓“把革命口号加以割裂”的“阶级敌人”，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革命的人们宣布为“阶级敌人”。他们在文章上这样写，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极“左”，这样，就可以用“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类语言来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革命人民，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而把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都当作宝贝供起来。什么“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点也不继承刘少奇的衣钵！），什么“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这种胡风式的语言，对于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高兴。（⑴⑷）
《总纲》还攻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过：“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总纲》说的那些话正是从这里抄来的。“运动一来”这句话，把我们党进行过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都包括在内了，也就统统予以抹杀了。请问：从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到批判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吗？都“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了吗？这不是对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和诬蔑吗？在这里，《总纲》完全暴露了它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面目。我们说，“运动一来”是要“伤害”人的，但决不是“往往伤害”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而是要“伤害”那些“老”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伤害”他们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同他们的错误路线斗争，我们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从民主革命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到共产主义。正因为“运动一来”要“伤害”修正主义路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为此而感到悲伤，要为之翻案，要把我们党的历史倒过来写。但这只能是痴心梦想！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各个领域进行复辟活动，是很猖狂的。他一再叫喊要“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很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好家伙，九大“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统统不行，统统要“整顿”，点滴不漏，简直是天罗地网。我们也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的“整顿”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领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用“整顿”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回到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象《总纲》说的，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那么，这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的自画像。
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
大家都知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在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也还存在改造与反改造，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分配方面，都还有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努力解决生产关系各方面的问题，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攻击，恰好暴露出《总纲》坚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包括对他们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无产阶级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总纲》所诬蔑的“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进革命，不讲生产”。但是，大量生动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大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群众为刘少奇、林彪一类戴上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对不对呢？很对！这两顶“帽子”很合适，万万不能摘掉！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否定对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是为了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生产力论。
说我们“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问：八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有饭吃，有衣穿，建立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体系，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讹诈，这是“不讲经济”，“不讲生产”吗？吃着人民群众种出的粮食，穿着人民群众做成的衣服，坐在人民群众建造的房子里，发出这种所谓“不讲经济”、“不讲生产”的昏话，简直是对我们党，对长期战斗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无耻诽谤！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生产关系调整好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那样，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让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成功，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生产和“四个现代化”，都会变成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力量。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一再提醒党和人民：“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知道，规章制度是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对工人和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管、卡、压”。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就是社会主义企业规章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纲》对此只字不提，却大喊大叫要建立“愈来愈严密”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确实是十分严密、十分严格的，工人们连拉屎撒尿也得计算时间，如有超越，就要受到各种惩罚。《总纲》居然把这种规章制度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这不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这不是主张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又是什么？联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其它种种言行，就更清楚地看到，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也当作“纲”，就是为了贯彻他那条“不管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四
“三项指示为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折中主义的手法炮制出来的。它是一个虚伪而又反动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宣扬“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也反映了这样的特征。它是一个在理论上十分贫乏，在手段上十分恶劣，支离破碎、东拼西凑、逻辑混乱、思想矛盾的大杂烩。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政治纲领，可以是长篇的论述，也可以是简单的概括。但无论前者或后者，它总是包括着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包括着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原则性和纯洁性，总是旗帜鲜明地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纲领作不调和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它们进行深入、彻底的批判，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明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就说过：“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当机会主义者杜林冒出来反对党的理论基础的时候，恩格斯就打算批判杜林，马克思坚决支持这一想法，恩格斯便毅然地“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上，必须采取严肃的战斗的态度。因为理论基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口号，都会由此而彻底背弃马克思主义，走上修正主义的斜路。当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当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时，毛主席就觉察到这是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当林彪抛出“天才论”这个修正主义理论纲领时，毛主席及时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大是大非问题，号召全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而是涉及到是否坚持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问题，涉及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不使它受到篡改和歪曲，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相信，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通过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彻底批判，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第四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翻案复辟的自供状──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曾授意炮制了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极力宣扬，“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是“今后二十五年”的“工作总纲”。这株大毒草洋洋万余言，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是一篇翻案复辟的自供状。只要剖析一下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哪里是什么“提法不妥”，明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他们的右倾翻案活动，哪里是什么“好心办坏事”，明明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是搞阴谋诡计的。
必须指出，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对此文寄予颇大期望。他们当时神气活现地扬言：“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拳头”，究竟要往哪里打？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个修正主义的“拳头”，要打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这篇所谓论“总纲”的文章，从头到尾打着“批林”、“反左”的旗号，攻击文化大革命。林彪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却别有用心地说成是什么“极左”的路线，并且耸人听闻地提出，必须“彻底肃清”所谓“左”的“流毒”，“才能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些人由于一贯站在极右的立场上，整个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了“极左”。他们所谓的“反左”，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们“批林”是假，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就是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就是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文化大革命“伤害”了“有经验的干部”，他授意炮制的这篇文章更是集中攻击文化大革命“把党的好干部”“打下台”。试问，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难道不应该打下台吗？混入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难道不应该清除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不应该揭露和批判吗？文化大革命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使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得到了挽救，这对于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有好处。论“总纲”的文章一字不提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的重要指示，却把整走资派诬蔑为“极左”，恶毒咒骂文化大革命，为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喊冤叫屈，妄图煽动那些犯有错误而受到群众批评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就再一次揭穿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谓的“永不翻案”，不过是孔孟之徒“以屈求伸”的故伎重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空前伟大的群众运动。“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奋起大造党内走资派之反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要防止修正主义上台，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动员全国人民起来进行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坚持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意然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论“总纲”的文章秉承他的旨意，诬蔑群众容易盲从，乱反一气，上了“极‘左’词句”的当。在他们眼里，人民群众简直是无知的群氓。他们如此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好说明这场斗争打中了他们的要害，显示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他们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把仇恨发泄到大多数人身上，发泄到群众身上，充分暴露了这些党内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反动嘴脸。在这里，我们要向这些人大喝一声，请你们仔细读一读毛主席在痛斥彭德怀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谬论时说过的一段话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授意炮制这篇文章的同时，散布了这样一种论调：“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寥寥数语，把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满腹冤仇，一腔恼恨，流露得淋漓尽致。言下之意，管它什么文化大革命，全当没有那么回事，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怎么走，现在照样怎么走！至于所谓“记性不好”、“忘记了”云云，那不过是骗人的。他那一系列的猖狂活动，充分表明他朝思暮想的是，要算帐，要复辟，不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打下去，不把文化大革命这一铁案翻过来，是决不甘心的。
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别有用心地提出，“现在各方面都有个整顿的问题。”他授意炮制的文章宣称：“必须以这三项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试问，你们现在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这岂不是说，党的九大、十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都不算数了吗？“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主席这一指示难道不管用了吗？事实很清楚，按照你们那个修正主义领纲和路线去“总结”，只能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你们却说成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你们提出要“制定”各项政策，“整顿”各方面的工作，无非是要否定和对抗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按照你们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各方面的工作，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论“总纲”的文章一口气说了九个方面“要整顿”，而“重点”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他们疯狂叫嚷，要打倒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要把“领导权夺回来”。他们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有其反动的特定含义，指的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搞修正主义，当然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看成是他们的阶级敌人。他们还居心险恶地把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叛徒、卖国贼林彪联系起来，说这些人从林彪的失败中间“吸取教训，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而仍然“继承林彪的衣钵”，“袭用林彪的老谱”。其实，这些话恰恰是他们的自画像。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真正继承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衣钵，袭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老谱，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别人，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这样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排谤无产阶级革命派，说出了公开的和隐蔽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敢说的话，其要害就是阴谋分裂我们党，分裂群众，向无产阶级夺权。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样迫不及待地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夺无产阶级的权，究竟要干什么？论“总纲”这篇文章作了最好的注解，就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论“总纲”的文章一开头就说：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了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任务。紧接着他们公然把那个“三项指示为纲”封为今后二十五年“各项工作的总纲”。在这里，他们蓄意篡改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精神，歪曲我们党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口号，偷梁换柱，将“二十五年”接过去，安在他们那个“三项指示为纲”上。他们颠倒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之间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把实现现代化放在高于一切、统帅一切的地位，宣称“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这样一来，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任务取消了，只剩下一个所谓“现代化”，那么，我们的党岂不是成了“生产党”，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我们党的纲领岂不也得修改了吗？如果照此办理，不用二十五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同时又必须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当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则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主席接着指出：“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在这里，毛主席强调的是，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⑴⑷）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也一向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为我们党制定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雄辩地证明，这场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但是，论“总纲”的文章，为了推行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极力攻击抓革命，捉生产的方针，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色。他们公然歪曲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那一段话，并采取掐头去尾的恶劣手法，故意删去毛主席那一段话的后半部。他们抽掉革命来谈生产，认为不管走什么道路，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是“真革命”，就是“正确路线”。一句话，还是那个“白猫、黑猫”。按照他们这种逻辑，两个超级大国钢最多，原子弹最多，岂不是“最正确”，“最革命”的了？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经济上暂时还处在不发达的状态，那岂不是“最不正确”，“最不革命”的了？请看，这些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荒唐到了何等地步！
历史的经验表明，新老修正主义者常常从经济方面大做文章，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步他们的后尘，装作最关心生产、最懂得生产的样子，好象他是什么搞经济的“行家”、“里手”，无非是以抓生产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他们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口号下，一方面极力反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顽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他们大肆贩卖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宣扬科学技术至上、修正主义规章制度万能、个人物质利益第一，讲来讲去，就是不讲人的因素，不讲革命，故意避开批判走资派的问题，企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们反对党的领导，主张“专家治厂”；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主张物质刺激；反对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主张“管、卡、压”；反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重搞“条条专政”；反对“两条腿走路”，片面强调大的、洋的；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崇洋迷外，露出一副买办资产阶级的洋奴相，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如果照他那样搞下去，那就只能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拉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论“总纲”这篇文章的炮制，再次证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自以为得计之时向无产阶级发起的进攻，是何等气势汹汹！什么一定要把他们所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打垮呀，什么他们是“为真理而斗争”，有“坚强的信念”呀，恨不得一拳把无产阶级打倒。然而，右倾翻案风可以得势于一时，本质上却是十分虚弱的。翻案不得人心。真理并不在搞翻案复辟的人手里。他们最害怕真理，最害怕掌握真理的人民群众。论“总纲”的奇文炮制出来没有多久，他们就感到有点大势不妙，煞费苦心地改了又改，把什么要打垮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之类的家什收了起来。多么奇怪，既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又是“阶级敌人”，怎么忽而又可以不要打垮了呢？既然是“为真理而斗争”，有“坚强的信念”，怎么忽而又心虚起来了呢？他们在修改这篇文章时，不得不添上几句自己很不想讲的话，同时又不得不删掉一些自己很想讲的话，用更狡猾、更隐蔽的手段向无产阶级进攻。但是，经他们这样一改，反而欲盖弥彰，原形毕露了。
历史上每次大的革命，要巩固和发展它的成果，往往需要经历比革命本身还要长的时间，而在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的很长的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广阔道路。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发动广大群众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是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它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经验。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意义，决定了凡是搞修正主义，搞复辟倒退的人，必然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真搞还是假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它半途而废的问题。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揭露和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揭露和批判他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要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使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
一九七六年五月，迟群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座谈会上的讲话
〖清华大学机械系召开学员和干部学习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座谈会，迟群在会上讲了话。〗
一、关于学习问题
重要的问题是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没有这一条不行。要真正理解，要学好，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做到真正理解是相当难的。常有这种情况，在没有知道毛主席指示时，非常想知道；知道以后，好象一下子都懂了，就不太下功夫去理解了。有的同志说：“毛主席都说清楚了嘛.”越是毛主席说清楚了，越是要下功夫去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查查老祖宗的书（马列的书），在那里找不到。所以必须很好地学习，理解。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不理解就难以联系实际。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人，不认真学习，没真正理解，自己的问题就联系不上。
比如，走资派可不可以改悔，该怎么理解？邓小平彻底暴露之前“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以后他的矛盾性质变了，走到对抗性方面去了。如刘少奇，林彪那样。”该怎么理解？毛主席说过，机会主义头子为首的，改也难。陈独秀改了吗？没有；张国焘改了吗？没有；瞿秋白、王明、高岗、彭德怀改了吗？也没有；刘少奇、林彪，直到邓小平改了吗？都没有。一个改了的也没有！国际上也是一样，从普鲁东到伯恩施坦，从考茨基到托洛斯基，从布哈林到季诺维也夫，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他们改了吗？没有一个改了的！纵观古今中外的修正主义头子，有哪个改了的？！所以毛主席说，“改也难”。这是因为他们的阶级本性难改。
不理解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就不可能认识斗争的长期性。有些同志认为搞得差不多了，斗争中的差不多思想同斗争开始时的吃一惊，吓一跳是一致的。先是“吃一惊”，后来就觉得“差不多”。下次再“吃一惊”……几乎成了规律。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影响很深！再就是对毛主席的指示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说“走资派还在走”？为什么它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并不见得真懂了。过去有的同志不明真相，觉悟不高，一时跟着他们跑了，说了错话，改了就行了。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否则就成了不许人家革命，连自己也否定了。历次运动中总有一些人跟不上，有人犯错误，总要拉他们过来，不然的话，怎么能取得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所以说，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要反复讲，经常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理解。
有些单位出现厌战情绪，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它恰恰说明了，要深入领会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包括学好两报一刊这篇文章，还要持久地花气力。我们的教训是，往往一边在讲毛主席的指示，一边又上走资派的当。阶级斗争是纲，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讲，毛主席几十年来一直讲，但是我们要从理论上彻底地承认它，在实践中清醒地坚持它，却并不容易。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有惊人地相似之处，但形式却变化多端，敌人不会愚蠢到至今还讲那个“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也不会说布哈林那样的话或是林彪的那个最最最，连邓小平的话如今也不会讲了，因为这些都被人们批判过了，声名狼藉了。他们就要用令人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让你上当受骗。他们越是失败，就越是要疯狂地反抗，不然，路线斗争岂不是到了邓小平这里就停止了？！不会的！仍然要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为此，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二、学习的重点
学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这篇文章要有个重点。重点搞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重点就是：走资派的问题，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从这个问题看到了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到它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篇文章批邓，从几个方面加以剖析，也还是说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问题。文章讲到斗争没有结束，同样是因为资产阶级仍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旧社会差不多”。这里包括了许多问题。我们是站在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旧痕迹，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讲到教育阵地，教师都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员，教授，以后靠他们才逐步培养了新的，但也是按照他们的思想体系培养的，“基本照旧”，除了不喊蒋委员长万岁外，也差不多。主席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然后主席又讲了一段话，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民主革命后，列宁为什么没有停止？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官”压他们，所以要革命。走资派“大官”要维护他那个既得利益，汽车、楼房、高薪，服务员，他那个“根据地”，他怎么能继续革命呢？打起仗来先想到坛坛罐罐，扛不动，一个军队都拉不走，他怎么能打仗，怎么能革命呢？！所有这些，概括起来讲，还是走资派问题。
文章最后讲形势和任务，还是围绕对走资派斗争这个问题。所以抓住这个重点，搞清楚走资派的本来面目，阶级实质，他们代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比资本家还厉害，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搞清楚这些问题，其它问题就容易弄懂了。有人问，是不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害是把走资派问题搞清楚。邓小平是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文章讲得很清楚了，自上而下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黑班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是邓小平，还有一大串人物，直到吴晗，廖沫沙，挂帅人物是刘少奇。林彪的下边有陈伯达、黄、吴、叶、李、邱、大小舰队、死党、林彪挂帅。这次邓小平，下边已经点了好几个，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光这几个人还成不了气候，但挂帅人物是邓小平。批判的大方向，重点，是批邓，偏离大方向就是没有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持批邓的大方向，深入下去，进行到底。包括搞好清查。
三、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性
“和平演变”是相而言，本身也包括不和平的一面。苏修对革命群众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也说明这个问题。复辟的行动并不是不知不觉，舒舒服服地过去的，只是没动用飞机大炮就是了。镇压革命群众也是他们的一个拳头，看一看有的省市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就知道了。有的同志不太理解，就是因为没搞到你的头上。党内资产阶级要复辟，他们要付诸行动，先造舆论是不够的。当然不同于出动飞机大炮，因为那样更容易被人识破。然而武装政变，右派政变是可能的，林彪不就企图这样搞吗？！当然，这在中国是不容易的，搞政变是可能的，但肯定是短命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就是反革命暴乱，他们会冲击中央驻地，人大会堂、中南海，会夺取电台，发表所谓告全国人民书（实际上是反革命宣言），会呼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出兵，建立国际的反革命同盟。这种情况在国际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肮脏的记载。56年匈牙利事件中，纳吉就呼吁帝国主义出兵。所以不能低估天安门事件的严重性。
四、关于走资派的面目
十大文件里有一句话：“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当时是针对第十次路线斗争讲的。这次同邓小平的斗争也差不多，七、八、九月一些人跟着说，跟着搞了，有的地方没有派性也跟着反派性，整顿领导班子。
一个时期攻击毛主席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四起，同时又大肆吹捧邓小平。刘冰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邓小平的讲话搞到学校来，并且急于要传达。我们告诉他们，需要请示市委后再决定传达不传达。下午回来告诉他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但他们已经传达下去了，就半天时间.“老九不能走”，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是错误的，毛主席不会这样说。这句话有两个错误：一个，“老九”不是我们的语言；第二，“不能走”，怎么走了？文化革命几年走到哪里去了？从他们几个人到目前为止的交待，已经充分暴露出党内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狗屎不如。
有些人，总有一天人民要清算的。别看他们现在好象挺“左”的，领导这个，领导那个，不交待不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不能犯了罪就不算了！有的人他还在布置清查呢，恶毒的政治谣言不就是从他嘴里出来的！有的同志说，干脆把那几个人的交待公布于众。我们说现在公布不策略，讲原则性还有个灵活性呢，不能只求一时痛快，不能那样干。说那些人犯了滔天罪行，一点也不夸大。对他们的疯狂性、危险性、顽固性，斗争的长期性，都要有充分的认识，否则不可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有你就没有我。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点都不能含糊。但处理上还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无产阶级应当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要把学校的斗争讲一讲，特别是在干部里边讲一讲。那时候刘冰几个就是同我们对着干，但是双方谁也没挑开，象演戏一样。他到处讲跟线不跟人。其实他连起码的马列主义都不懂。人和线是分不开的。怎么不跟人呢？共产党不跟马克思、列宁，不跟毛主席行吗？不崇拜马列，毛主席行吗？那还是共产党！？他们的话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根本不懂马列。
五、关于斗争策略问题
我们出去开门办学，有一条原则，不介入。就是说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搞运动。由于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考虑到全局上的复杂情况才这样规定的。有的同志说：“毛主席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但斗争要有策略。我们过去已有些同志上过一些当，和人家一块贴大字报。今年，有个县要开常委扩大会，有两派，要求我们参加。两派怎么参加啊，即便是一派也不参加。他们开的是常委扩大会，引到历史问题上来，我们不能参加，因为有人会利用清华的影响造成很复杂的情况。如果是开批邓大会，要我们发个言，贴出大字报，那是可以的。
有些事情，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走资派对运动的抵触，不只是什么加夜班费问题，你去说两句他能听吗？解决这些问题要有个过程。有的同志急躁了，而走资派正希望你急躁，急躁了，就可能在策略上犯错误。所以我们要斗，要有革命造反精神，但策略问题上也要注意。
六、目前形势下斗争的特点
走资派现在怎样走的问题。目前还有没有正在走的走资派？谁也不会说没有。既然有，怎么在走？当前形势下很值得我们研究。那种公开抵触的是一类，有的人并不是这样，他相当积极，有干劲，追查反革命和谣言，他还亲自挂帅追，但不是真追，是假追，为了保护自己，以“左派”的面目出现。还有的追谁呢？追的不是反革命，而是追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批林批孔中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有个地方，邓小平一声令下就行动起来了。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年老体弱，有病不能工作的人，去年都被请出来，提起来，当第一把手。他们在干什么呢？首先组织班子，你们想他能组织什么班子？他们也讲话，讲的是什么话？他们能执行什么路线？这些人心里不仅是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阴魂不散，还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积下的怨仇不解。他们那里的县委书记平均年龄52.4岁，地委书记54.7岁，省一级干部40岁以下的只有一个。有一次提干，统统提的是60岁以上的。我们不是说老的不行，毛主席说我就是最老的，问题是坚持什么路线。这些人文化革命前推行错误路线，文化革命中有气没出完，所以去年邓小平一声令下就杀气腾腾地出来了，有的人带着氧气袋来整革命派。而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包括老、中、青的。
七、关于斗争的长期性和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
毛主席讲，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又讲到斗争，矛盾，讲到一万年还有矛盾。主席这样讲，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监督“大官”们了。
走资派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就是主席早就讲过的保护既得利益，甚至讲过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不是说让中央，省委的领导都去住平房，那样也要犯错误。但有的人连儿子，孙子的小楼也盖起来了。这些人在考虑什么？所以问题是路线。资产阶级的欲望越来越高，没有止境，他们对广大群众的剥削也越来越多，贪得无厌。一座小楼，还有两座小楼，这是他的“根据地”；设备还要最好的，差一点也不行。高薪还是纸面上的，不在纸面上的远远超过他的高薪。我们清华职工借家俱还要扣点钱，走资派那里沙发，地毯，风调设备，你从“高薪”里扣？他才不干呢！
所以说如果苏修出兵来了，这帮人能象邓小平说的那样，横下一条心，拚老命干？我看是相反地干，去当投降派。有的人一重新工作就讲，东西原来放在哪里，现在还那么放。实际上问题远远不是放东西的位置，他是在示威。邓小平盖房子，面积虽没有林彪的大，但高级得多，其实他现在住的本来就很高级了。
走资派在一段时间里说一些蛊惑人心的话，什么“五子登科”之类，有的人一听以为是邓小平关心群众生活。其实，不说全国的，你邓小平到清华来解决一下两地分居和房子问题，试试看，他们讲的都是漂亮话，搞的是修正主义，要拉人们跟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群众生活应该关心，每年党委都要花一定时间讨论这些问题，每次基建劳动我们都参加。生活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是社会问题，首先要讲革命的需要。另外还有前边讲到的那个“老九不能走”，这个话是煽动和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是对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本否定。就是要继续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统治文化宣传部门，专无产阶级的政。有些人听了很高兴。我们针锋相对地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强调掺砂子，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强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才是从根本上关心爱护知识分子。而邓小平则是坑害知识分子。
走资派是骗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去年最早抵制“三项指示为纲”的，是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东北有一个铅锌矿就拒不执行。
天津小靳庄在刮东风时，什么人都跑去，报社、出版社，县里，都派人。刮西风时全都撤了，只留县里的一个人，还是“观察”的身份。小靳庄的同志说：“一个也不要，给轰走！”那时候小靳庄受到的压力我是知道的，但我也使不上劲。一些出版物提到小靳庄就不让出版，小靳庄的名字到处都要拿掉，可见压力之大。小靳庄的同志不吃这一套，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他们团结战斗，硬是顶着干，一直顶到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年，他们粮食产量过了长江；原来的水不好，又打了甜水井，喷灌也有了；还自力更生盖了好多新房。就是一个生产大队，干了这么多事情，真了不起！他们不搞歪门邪道。工分值高达一元三、四角，社员只拿一元，其他公共积累。粮食也多，一年能有七、八个月吃细粮。小靳庄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他们集体种自留地，发给社员菜票，凭菜票去领菜，清除自留地的私有观念。因此社员们收了工就可以去上夜校，学唱样板戏。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榜样。
八、关于批邓联系实际问题
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邓要不要整风，要不要联系实际，我们在批邓的大前提下，抓阶级斗争，解决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呢？有人会说，这是矛头向下，我们就是要下到你这个人的头上，解决你的问题，当然把问题搞清了，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你这些问题不解决行吗？我们就是要整这些问题。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打开最近一个时期的报纸，人们不断读到一些基层单位的同志，在去年就自觉抵制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事迹，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清华、北大、朝农的广大革命师生，一直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下面列举一些其他地方的材料：
当“三项指示为纲”传到辽宁北部山区的柴河铅锌矿时，党委书记带领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坚决顶住，并作出决定：今后不管是写文章、讲话，还是上报材料，不能用“三项指示为纲”，要提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见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去年夏天，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传到了上钢五厂。有人问二车间理论小组的一位同志：“这个‘三项指示为纲’到底对不对？”这位同志果断地回答道：“不对，这和毛主席历来的教导不符合。”（见五月十三日《文汇报》）上海星火零件厂一位团支部书记，在去年七月全厂干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反对用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见四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天津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听到“三项指示为纲”以后，觉得很不对味，既不向群众传达，更不去贯彻执行。当邓小平刮起攻击和污蔑小靳庄的歪风时，党支部脚步没有乱，贫下中农腰杆没有软。他们说：“‘十二级台风’算个啥，干，和它专开对头车！”（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武汉警备区某部六连一位二十二岁的战士，去年九月听了邓小平一个“讲话”的传达，感到他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却大谈什么“整顿”，宣扬什么打硬仗就是“打钢仗”等等，是同毛主席唱反调。联系邓小平过去鼓吹的“白猫黑猫”那一套，他觉得这是事关路线的大问题，毅然决然地给毛主席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见五月九日《长江日报》）
象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支持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现、总结和推广了许多新生事物，推动了整个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一次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深刻揭示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证明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对于修正主义的免疫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了。有了这样英雄的群众，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大有作为，大有希望。
为什么这些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敢于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呢？因为他们坚定地实践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经过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已经牢牢地扎根在他们思想中。他们要革命，要前进，要求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求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不断铲除“旧社会的痕迹”，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他们懂得，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复辟，搞倒退，完全站到了广大群众的对立面，必须起来同他们斗争。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极其可贵，值得大家学习。
人民群众不但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而且善于识别修正主义。这是因为他们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上面谈到的那些同志，当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货色刚一出笼，就嗅出它的味道不对。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毫无例外，都是由于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人们的眼界宽阔了，目光敏锐了，不管修正主义如何乔装打扮，变换花样，都能扯下它的伪装，剥去它的画皮。路线斗争不可知吗？上当受骗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吗？不对。问题在于是否“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多次强调，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主席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时，也强调“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号召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时，又强调“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拿到群众中，发动亿万人民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在当前的批邓运动中，我们要很好运用这个经验。这次批邓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领导要向群众学习，上级要向下级学习。要更充分地发动群众，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群众的智慧，引导群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社论）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吕达的文章《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去年夏秋，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背着党中央，授意炮制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工业管理条例，名曰《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条例》）。邓小平搞这个《条例》是干什么的？是真的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吗？否！《条例》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在工交战线大搞翻案复辟。联系最近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问题的实质就暴露得更加清楚：邓小平的目的根本不是要加快工业的发展，而是要加快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把各行各业、各项工作统统纳入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轨道。《条例》的“前言”和“工作总纲”声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二十五年“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歧途。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原来就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文化大革命前，他就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理所当然地批判了这条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和各种条条框框。在风头上，邓小平假作检讨，表面上承认错误。他重新工作不久，马上翻脸不认帐，又授意炮制了《条例》。这个《条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贩卖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宣扬专家治厂，技术挂帅，制度万能，物质刺激，条条专政，洋奴哲学，等等，完全继承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衣钵，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充分说明了邓小平搞这个《条例》是为了在工交战线顽固地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翻案复辟，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条例》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教导，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条例》按照邓小平的旨意，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企业的根本任务，把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把社会主义企业说成仅仅是“生产的企业”。《条例》竭力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革命，“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破坏生产”；攻击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借口“整顿”劳动组织，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硬要把企业中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一律撤销”。《条例》不准人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用“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这种折中主义手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
毛主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种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和斗争。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精辟分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从来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实现的。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好革命，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很顽强。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一部分上层建筑，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蓬勃发展，工人理论队伍茁壮成长，工人民兵积极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广大工人群众学唱革命样板戏，干部参加劳动蔚然成风，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等等。这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批判和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振奋了革命精神，使工厂企业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生产蒸蒸日上。
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的时候，尖锐地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打着“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想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让人们埋头抓生产、搞建设，不关心国家大事，以便党内外资产阶级乘虚而入，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是近，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地暴露了邓小平“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真的险恶用心。
《条例》否认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交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走资派重新篡夺和把持企业领导权，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把工交战线的大好形势描绘成漆黑一团，迫不及待地要在包括工交战线在内的各条战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首先把眼睛紧紧盯在领导权上。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贯穿了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条例》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说什么“危害甚大”的是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他拿出当年搞独立王国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挥舞“整顿”的大棒，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同时，要把那些所谓“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统统提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加以重用。什么“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什么“勇敢分子”，这里所指的正是那些同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什么“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无非是指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一褒一贬，邓小平搞翻案复辟的立场何等分明！
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批工厂企业为什么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性质？一些部门为什么生产长期徘徊不前？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单位的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甚至有的领导权被一小撮走资派所把持。走资派掌权就是资产阶级掌权。他们一朝权在手，就拚命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工人群众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一大批经过锻炼的工人参加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这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新干部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团结一致，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自觉地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社会主义企业的各项工作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局面。然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没有死心，他们对自己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的丧失是不甘心的。他们念念不忘翻案复辟。“走资派还在走。”
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只字不提反对走资派，不提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疏忽。这正说明邓小平做贼心虚。他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他授意炮制的《条例》怎么会提到走资派的问题呢？！
《条例》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把劳动人民当作“群氓”，否定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位，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抗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条例》一味强调“整顿企业管理”，宣扬“制度万能”，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那一套，重新拿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社会主义企业不是不要规章制度，问题是要什么样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的企业管理制度，应是工人群众在实践斗争中的经验总结。我们所要的规章制度，必须有利于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有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而邓小平搞规章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管群众，压群众，束缚群众的手脚。谁若触犯了他们的“王法”，就要受到种种“处罚”。其实质，是对工人群众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条例》还把物质刺激作为实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用金钱、物质腐蚀工人群众的灵魂，扼杀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金钱关系。邓小平还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打着“整顿”的旗号，重搞条条专政。《条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下放后的大好形势，以“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为名，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千方百计扼杀地方积极性，企图把下放企业“管死”，把国民经济计划“统死”，把地方积极性“卡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工人阶级日益显示出革命领导阶级的巨大作用。大批工人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广大工人群众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领导干部共同管路线，抓大事，直接参加企业管理，使企业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断前进。邓小平深知工人群众主人翁的地位越加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越困难。因此，他对工人群众的伟大创举咬牙切齿，痛恨之极！在他看来，这那里还算得上工人的样子，简直是“无政府状态”，是“胡作非为”，“不务正业”。列宁说过：“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３７０页）邓小平正是列宁所批判的那种不让工人关心政治的资产阶级老爷！
邓小平在工人群众面前趾高气扬，摆出一副大官老爷的架式，而在资产阶级面前却低三下四，露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主张专家治厂、技术挂帅；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所谓“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他还说什么就是白专也“应爱护、赞扬”。请看，邓小平对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何等关怀备至，而对工人群众却大搞资产阶级专政。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多么鲜明啊！另一方面，邓小平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条例》说什么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诬蔑自力更生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邓小平把他贩卖的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货色，标榜为是一个最可靠的“大政策”。如果按照他这一套搞下去，中国岂不就变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变成国际资本的附庸了吗？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决不可能自主。我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的这种创痛是很深的。从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到人民公敌蒋介石，他们打着“自强”、“建设”的幌子，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国家主权，经济命脉拱手送给帝国主义。历史是一面镜子。邓小平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拚命反对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反对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他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处，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翻案不得人心”。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这样一个《条例》，在工交战线上大搞翻案复辟，必然激起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条例》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材，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深入批判邓小平及其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它批深批透，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胜利，抓革命，促生产，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推向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穆青在新华通讯社全社大会上的检查
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最近一个多月来，经过社党的核心小组，和部处一级党的核心小组同志们，严肃的批判，耐心的帮助，又看了同志们大字报对我的揭发和批判，使自己受到一次极深刻的路线教育，内心十分感动。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工作，给新华社的荣誉带来损害，心情一直很沉重，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大家对我的错误表示愤慨是完全应该的，我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揭发批判，我一定按照党的教导和同志们的期望，端正态度，转变立场，认真进行检查交代。
关于整理江青同志在大寨的讲话向上告状的严重错误，正像同志们所指出的不是一般认识上的问题，而是一次严重的反党政治事件。这一错误发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关键时刻，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我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思想倾向，说明我在党内两条路线激烈搏斗中，究竟拥护谁、反对谁，站在了哪一边的问题。离开这一大的政治背景，就事论事的确说不清问题，也看不出问题的实质。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大刮右倾翻案风。一时，在他指挥下，社会上谣言四起，各条战线奇谈怪论纷纷出笼，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被否定被扼杀，革命派被压、造反派被赶，全国面临着一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进攻的局面，阶级斗争十分激化，党和国家的命运存在着变修的危险。对于这一严重的形势，无产阶级革命派早已忍无可忍，自觉地予以抵制和斗争，而我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仅毫无察觉，反而觉得这一时期思想上顺路，工作上顺手，积极性很高，跟的很紧。对邓小平许多错误的提法和做法都非常赞赏，从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什么“以三项指示为纲”，什么“派性的性质变了”，什么“领导班子软懒散”。什么“台阶论”等等，我都有共鸣，都接受了，也贯彻了。总之，我认为当时国内“形势大好”，完全没有看出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也看不出他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狰狞面目。正像毛主席一针见血所指出的：“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接受和执行了邓小平那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因此，也就必然颠倒黑白，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误认为是正确路线。
由于立场上和路线上站错了队，因此就戴着修正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凡是同邓小平修正主义对着干的正确路线，我往往感到有问题，不是怀疑就是反感。对于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邓小平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同志，思想上便产生不满，认为他们过左，是错的。这就完全颠倒了是非，颠倒了敌我，在政治上彻底地转了向。
为了说明我的错误思想发展的具体情况，我想就去年夏季前后，我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和看法作一检查交代，它说明我所以最后发展到上告江青同志的严重政治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
一、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邓小平利用主席这一指示，在经济战线上大刮右倾翻案风，甚至把它提到纲的地位，我思想上是完全拥护的，早在此以前，我对工业战线上有些地区，有些行业和企业，长期生产不正常，产品上不去的现象，一直有所担心和不满，当时我没有从路线上分析这些现象所以存在的原因，主要是领导路线不端正，而错误地认为是受派性的干扰和企业管理的问题。去年七八月间，我参加了国务院举行的关于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的务虚会，听了各个主要工业部门的汇报，一方面对工业战线一些现代化远景规划，感到鼓舞，但另一方面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感到严重，因此当邓小平打着把生产搞上去的幌子，在经济战线上叫嚷要整顿，要调离，要敢字当头，不怕打倒等等，我都是拥护的，甚至对他这种反革命劲头十分赞赏，认为不这样抓许多老大难问题就是不能解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去年下半年，我有意识地把生产报道放在比较突出的地位，压缩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其他上层建筑方面的宣传。与此同时，我还要求记者要钻研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要熟悉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问题，组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新闻报道。这样就紧密地配合了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为他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制造了舆论。现在看，邓小平在经济战线所推行的那一套，完全是他过去黑猫白猫论的翻版。他那里是想把生产搞上去，而是想把国民经济和企业领导的大权夺回来。他所说的反派性也好，整顿也好，主要是想把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整顿掉。把坚持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打下去，以便在厂矿企业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重走回头路。这一点，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都看得很清楚，而我却由于立场的错误一直执迷不悟，甚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以后，有一段我仍然转不过弯来，生怕由于运动的开展，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当时所谓的“大好形势”，影响了邓小平那套修正主义路线的贯彻，可见我在这一问题上颠倒黑白已到何等程度！
（二）关于去年文艺界的路线斗争，我也完全站错了立场，颠倒了是非。去年夏季以来，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翻文艺革命的案，早就通过小道消息，说什么主席批示说，当前文艺作品少，创作少，电影戏剧少，为什么二百方针不提了……等等，大造舆论。以后又借着主席对《创业》的批示，大作文章，煽动文艺界一些对文艺革命不满的人，诽谤文化部，攻击党的文艺改革，矛头直接指向文艺革命和江青同志。当时，我一方面认为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十分重要，提出了调整文艺政策的问题，群众反映热烈，应该反映，应该贯彻。另一方面思想上也确实存在着对当时文艺界情况的不满情绪，认为文艺界有求全责备，不利于发展文艺创作的倾向。特别是关于电影《创业》的十条罪状，更感到不能理解。和群众的反映差距很大，想借此机会把文艺界的所谓“问题”和意见向主席和中央反映一下，但由于我自己立场的错误，没有从方向道路上，首先肯定文艺界坚持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持文艺革命的丰功伟绩，以分清主流和支流，而是抓住一些工作中和具体政策上的问题予以攻击。因此，当邓小平煽起翻案妖风时，我思想上就完全站在邓小平一边，参与了文艺界的翻案活动。当时我的确表现得十分积极，经常听取记者汇报，直接处理他们的内参稿件，指挥他们搜集反映。这期间记者汇报了音乐学院一张内容十分反动的大字报，而我由于立场的错误对它却表示欣赏，认为这张大字报问题提得尖锐，文采也好，许多观点我认为是对的。因此便指挥记者在一篇反映文化部各直属单位讨论“创业”批示的综合内参稿中，摘用了部分内容，上送文元同志审阅。后来文元同志发现这篇稿子方向不对便扣压下来，同时也扣压了类似的一批稿件。对此我十分不满，并在少数同志中间议论过。对文元同志的意图感到不能理解。还胡说什么为什么文元同志对主席关于《创业》和评《水浒》的两个批示，却采取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散布对文元同志的不信任。把严肃的路线斗争，误认为文元同志对文艺界的偏袒。甚至对内参清样附页是否要送审也有怀疑，认为这样必然有些情况反映不到主席那里。这些错误思想发展的恶果，导致了以后传材料上告的严重错误是毫不奇怪的。现在看来，当时文元同志站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抵制和扣压那些攻击文艺革命的所谓“反映”，是完全正确的，是在关键时刻，为我们在方向路线问题上把了关，使新华社避免了一次重大的错误，是党的利益绝对需要的。否则让这些错误的内参反映上去，必然会为邓小平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炮弹。而我当时由于立场路线上的错误，对于这一正确的决定，完全颠倒了是非，在文元同志扣压了这些稿件之后，我不仅没有觉悟，相反仍不死心，仍私自伙同李琴同志把音乐学院那张恶毒攻击文化部，攻击党的文艺政策，矛头直接指向文艺革命和江青同志的大字报，通过不正当的渠道传送出去。目的是想通过这张大字报的反动内容，制造舆论，散布对文艺界的不满，要告文化部的状，要翻文艺革命的案，其错误性质和以后上送江青同志在大寨的讲话材料，告江青同志的状是同样严重的反党政治事件，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攻，矛头也是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江青同志的。另外，这一错误从组织纪律上说也是非法的，特别是当文元同志扣压了内参之后，我私自背着党组织另找渠道传送，不仅是目无组织，而且明知故犯，错上加错。从政治上和组织上都背离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不是光明正大的。
三、关于主席评《水浒》的批示，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其意义，但思想深处是担心再开展一场运动的。因此在听到邓小平向外宾作贼心虚地歪曲主席批示精神的传达后，我十分拥护。以后，我自己也传播过邓小平制造的所谓主席读《水浒》读了三个月，发表了一些感想的说法，极力冲淡和贬低主席批示的重大意义。现在看来，主席早就洞察了邓小平要翻案的狼子野心？通过评《水浒》的批示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要求全国人民都能识破投降派。而我站在右的立场上不仅不能正确的理解主席指示的重大意义，相反对于《人民日报》社论所提出的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思想上十分抵触，生怕有人利用这一指示掀起一场在党内抓投降派的斗争，生怕影响到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对评《水浒》的宣传，我借口主要靠报刊，通讯社很难发多少消息，而采取了十分错误的消极观望的态度。对主席批示的精神，我自己没有很好学习，也没有组织国内部同志认真学习讨论。这些错误的思想，说明我站在修正主义一边思想上怕批右，怕批修，怕抓投降派。实质上是害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进行反击，维护邓小平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江青同志在大寨讲话中说有人想架空晁盖，旗帜鲜明地提出党内有宋江式人物，感到那么紧张和不满，以至要向主席告状的思想实质。
四、对所谓安定团结的看法，由于立场的错误，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颠倒是非的。主席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而我却抽掉了阶级斗争这一前提来谈安定团结，结果必然是错误的。那就只会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安定团结。而没有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安定团结。至于是谁在破坏安定团结呢？正是党内那个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去年七、八、九三个月，邓小平到处制造政治谣言，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阴谋分裂党，分裂中央，为他篡夺党中央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现在看的很清楚，从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到今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暴乱，邓小平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魁祸首。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是他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挑起的，是他要改变党的路线，不要安定团结，向无产阶级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对于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江青同志在大寨的讲话给予有力地揭露和反击，正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维护党内的安定团结。而我却颠倒黑白，诬蔑江青同志的讲话不利于党内安定团结，对大寨会议起了干扰作用等等，以至发展到最后，不顾社党的核心小组其他成员的反对，坚持要向主席告状，这说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多么的顽固。
从以上我的错误思想来看，去年这段时间里，我在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政治上完全转了向。从根本上说，这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然是和无产阶级针锋相对、颠倒是非，把错的看成对的，把对的看成错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去年以来促使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样远，这样有恃无恐，胆大妄为，还在于我错误地听信了邓小平假借主席名义，欺骗全党抬高自己的谎言。去年以来，邓小平别有用心地到处散布：这是主席说的，那是主席同意的，这请示过主席等等……使我错误地认为他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和部署主持中央工作的，根本没有怀疑他是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打着红旗反红旗，假借主席的名义，实际上背着主席贩卖修正主义私货。另一方面，对主席去年一些重要的指示，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作了歪曲的错误的理解。主席去年四·二三关于经验主义的批示，七月关于《创业》的批示，本来是纠正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克服一些前进中的缺点，而我却把这些不适当的提法和工作中的缺点，夸大为方向路线性的错误，怀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受到主席的批评。再加上当时社会上一些小道消息的影响，更助长了我对中央某些领导同志有错误和中央内部有分歧的看法，并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完全颠倒的是非概念，对当时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修正主义的头子邓小平是正确的，应该紧跟，而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反认为是错误的，要有所警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不但看不见邓小平向无产阶级的反攻倒算，相反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的反击，我却十分敏感和不满，甚至把党内严肃的路线斗争，错误地看成是派系斗争。并捕风捉影地胡乱进行猜测，分裂中央领导同志，尤其严重的是我把这一错误思想还传播给国内部的发稿同志，要他们注意掌握，这就更是明目张胆地站在邓小平一边，准备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了。这期间虽然文元同志曾多次向我们打过招呼，要我们多读马列，少听小道消息，不然要犯路线错误，但由于我当时已经完全滚进邓小平修正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不仅根本听不进去，内心深处反而认为文元同志向我们施加压力。因此，当九月间，听到记者从大寨回来汇报后，便先入为主的认为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不妥的，不是主席的意图，新华社有责任向主席反映。由于这一错误的估计，使我完全颠倒了是非，把江青同志根据主席的部署，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亲自向记者打招呼，表示对新华社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错误地当作向主席告状的理由和根据。对江青同志以及文元同志的一片好心，予以恶报。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不能容忍。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深感对不起党，更对不起江青同志和文元同志。
根据我这一时期政治思想倾向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我所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而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经过自己的错误判断，自觉地选择并投靠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参与了大刮右倾翻案风，参与了邓小平分裂党、分裂中央领导的罪恶活动。正象同志们所批判的，转材料的目的和动机是不纯的。供主席参阅是假，告江青同志的状是真；说维护党内团结是假，维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反击是真。目的是想在主席面前造舆论，希望邓小平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能够畅通无阻，实质上是反江保邓，其错误的性质比起刘冰的诬告信来，的确更加严重。特别是这一严重错误发生在新华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舆论机关，发生在新华社领导成员之间，尤其危险。它说明自己路线不端正，就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会改变新华社的性质，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摇旗呐喊，制造舆论。去年下半年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感到惊心动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我发现自己站错了队，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心里很不安，但又因问题太大始终不敢主动交代，总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最后还是没有送上去而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在主席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前，我对邓小平的问题确实还存有幻想，主席指示下达后，虽然打消了这一幻想，但对个人得失考虑很多，仍然没有勇气主动交代。在这种心情下学习也学不下去，弯子也转不过来，哪里能够积极主动地抓好宣传报道工作呢？反击右倾翻案运动以来，新华社国内宣传很不得力，处处被动，跟不上形势。远远落后于《人民日报》，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其原因主要在我身上。由于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敢正视，迟迟不觉悟，掩掩遮遮，长期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状态，使新华社在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宣传报道上打不上去，给党的工作造成很大损失，给记者编辑的工作带来被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今年三月下旬，运动形势逐渐明朗，经过学习主席的教导，我感到这一错误不能再隐隐瞒下去，在一次社核心小组散会后，我和朱穆之、李琴三人谈起此事，我曾主张给文元同志写信主动坦白交代这一错误，但他们都不同意。当时朱穆之说，这件事牵涉外单位的人，我们如果交代出来必然连累他们，会不会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李琴则说，我们宁愿采取被动，如果人家要交代就先让人家交代去，反正此事与批邓无关，我们被动就被动。结果不但没有交代，反而订了攻守同盟，更加加重了自己的错误。这说明我直到那时立场仍然没有转过来，仍然没有决心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决裂，和自己的错误彻底决裂。完全辜负了文元同志对我们的一再督促，一再帮助，捂了新华社路线斗争的盖子，影响了新华社的运动和工作，犯了新的错误。同志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气愤是完全应该的。
这一错误的产生，对我来说的确不是偶然的，是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就犯过走资派的错误，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批判，但思想上并没有很好的接受教训，认真抓紧自己世界观的改造，真正从思想上解决好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特别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没有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主要危险，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高度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也就谈不到正确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总是不看主流看支流，抽象地肯定而具体的否定。对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是首先从方向道路上加以肯定，而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横加指责，怀疑它的普遍意义和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解决，就必然解决不好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而三个正确对待解决不好，就必然产生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说永不翻案是完全靠不住的。事实上我重新工作以后，很快又旧病复发，仍然习惯于走老路，思想上处处表现出右倾，经常流露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一刮起右倾翻案风，自己思想上马上就引起共鸣，积极参与了他的翻案活动。这一严重的教训，说明了我对刘少奇、邓小平那套修正主义中毒很深，思想十分顽固。这次犯错误，实际上仍然是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所犯的走资派错误的继续和发展，而且变本加厉，性质更加严重。从我自己身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确实还在走。
另外，这一次严重的错误，是我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暴露。我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在民主革命阶段参加革命，虽然经过党的几十年的教育，但由于长期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直未得到很好的改造，民主革命阶段勉强过来了。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我的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便产生了矛盾和差距。社会主义革命每深入一步，这一矛盾就必然激化一次，差距也就跟着拉长一步。从反右派、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直到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每次重大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我总是站在右倾错误路线一边，程度不同地犯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正像上海工人同志们形容那些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说的：他们是“同路搭车，到站下车，开历史倒车”。这一形象化的比喻，不是说明一条规律性的真理吗？我自己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屡次犯错误，最后发展到跟着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是在开历史倒车吗？毛主席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主席这些教导，不是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吗？长时间以来，我对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很差，弄不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对革命深入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新的特点，资产阶级在哪里？主要危险来自哪里？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搞不清楚，再加上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这就必然在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迷失方向，屡犯错误，甚至变成革命的阻力和对象。而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便本能地反抗，运动来了“克己”，运动过去“复礼”。这些严重的教训，都一再说明了不彻底转变资产阶级立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抓紧世界观的改造，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走向走资派，走资派也必然还要继续走。
这次严重错误，对我思想上震动很大，教训极其深刻。大家说这次错误是新华社几十年历史上所未有的重大政治事件，我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和制造者，这一错误也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必然的恶果。我在新华社工作几十年，错误不断，一次又一次地把新华社的工作引向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至最后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玷污了新华社的历史，辜负了中央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期望，我感到十分痛心。我一定吸取这一惨痛的教训，认真清理自己的思想，深刻检查犯错误的根源，转变立场，端正态度，彻底和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我在国内部和国内分社的领导工作中，错误很多，也很严重，我将另作检查和交代。以上检查仍然很不深刻，希望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帮助。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人民日报刊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可抗拒──批判邓小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鬼蜮伎俩》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前进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同样是如此。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同一切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他怀着疯狂的仇恨心理，采取卑劣的鬼蜮伎俩，封锁、歪曲和伪造毛主席指示，妄图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旗帜砍倒。但是，同一切修正主义者一样，他的阴谋可耻地破产了。我们应当充分利用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进一步认识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认识党内走资派的政治特征和活动规律，认识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一
邓小平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作为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重要指示，极度恐惧和仇视。在他封锁、歪曲和伪造毛主席指示的全部活动中，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妄图转移社会主义革命的锋芒，保护党内走资派。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邓小平就同刘少奇一起，利用窃取的党权，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封锁毛主席的指示。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中明确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还强调指出：“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深刻地分析了党内走资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同工人、贫下中农之间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依靠谁和打击谁这个根本方向、路线问题。毛主席批示的革命锋芒，直接指向党内的资产阶级，指向走资派制定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向走资派的命根子资产阶级法权，有力地驳斥了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歪曲社教运动性质的种种谬论，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惊慌。他们丧心病狂地扣压毛主席的批示，一直不向广大干部和群众传达，妄图用这种鬼蜮伎俩，保护党内资产阶级，保护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继续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但是，走资派的黑手毕竟遮不住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阳光。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毛主席又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是不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经过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反革命本性改了没有呢？没有。他重新工作以后，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利用他窃取的权力，采取了更加阴险、更加狡猾的手段，歪曲、篡改和伪造毛主席的指示。
邓小平用折中主义和诡辩的手法，抹杀毛主席指示的阶级内容，阉割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磨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锋芒。
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用这种手法炮制出来。为了推行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授意炮制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以后又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等大毒草。这些大毒草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量地歪曲引用革命导师的语录，来论证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总纲》一文共引用马列和毛主席语录五十条。《提纲》修改稿的第二部分题为“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共十个问题，几乎全部引用毛主席语录。《条例》修改稿的第一部分题为“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办工业路线”，也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邓小平曾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把毛主席的思想割裂开来”，“片面地进行宣传”，似乎他“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坚决”，“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最“全面”。你看，引用了这么多语录，还不“坚决”、“全面”吗？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毛主席关于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指示，关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指示，关于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你们为什么一句也不引用？砍掉了毛主席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指示，就是在最主要之点否认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就是抽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也就是抽掉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灵魂。这种釜底抽薪的反革命策略是何等卑鄙啊！由此可见，所谓割裂毛泽东思想，恰恰是邓小平这一类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反马克思主义面目的真实写照。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在《条例》修改稿中，把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关于社教的批示掐头去尾，孤零零地引了这样一句话：“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在批示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革命对象、斗争对象的科学分析和科学论断，毛主席在批示中对于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以及资产阶级法权的深刻批判，统统被他们砍掉了。这同刘少奇在黑《修养》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一刀砍掉有什么两样？这同林彪反党集团鼓吹的“讲马义（马克思主义）就要断章取义”的反革命手法有什么两样？
去年八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这一指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邓小平预感到一场无产阶级大反击的风暴就要到来，手忙脚乱，又一次施展了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无耻伎俩。他摆出权威的架势，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公然否认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抹杀毛主席指示的现实的政治意义。他还授意炮制了一篇所谓“与众不同”的评论《水浒》的文章，竭力否认现在党内有投降派，妄图把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引向纯学术讨论的邪路。这完全是《二月提纲》的故伎重演。科技界那个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急急忙忙跟着摇旗呐喊，说什么：“学大寨也好，评《水浒》也好，目的围绕把科研搞上去！”真是一派胡言乱语！他们就是用这种明显的诡辩来阉割毛主席指示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以保护党内走资派即投降派，特别是保护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
歪曲还嫌不够，邓小平公开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言，盗用毛主席的名义，伪造毛主席的指示，来加紧推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去年，邓小平大搞“全面整顿”，其矛头直接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邓小平居然公开造谣说他的“全面整顿”是毛主席“同意”、“赞成”的，妄图借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为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的这个卑鄙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和粉碎了。邓记谣言公司挖空心思炮制的种种反革命政治谣言，也都彻底地破产了。
二
邓小平封锁、歪曲和伪造毛主席指示的卑劣手法完全是从老修正主义者那里继承来的。
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机会主义者便极力篡改和歪曲他们的学说，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来推销自己的黑货。德国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福尔马尔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公然造恩格斯的谣言，他在引用法国社会党南特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纲领的时候，胡说这个纲领得到了恩格斯的“直接赞同”。福尔马尔妄图借用恩格斯的威望来掩护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恩格斯知道后极为愤慨，立即给《前进报》编辑部写信，公开戳穿福尔马尔的谎言，并且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法德农民问题》的文章，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批驳了南特纲领和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谬论。福尔马尔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成了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林彪反党集团不是有一句黑话，叫做“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吗？邓小平盗用毛主席的名义大搞“全面整顿”，同当年福尔马尔所使用的手法不也是如出一辙吗？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封锁、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利用所控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遗著的出版权，扣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手稿和书信，长期不向群众公布。特别是革命导师揭露和批判机会主义的书信，他们感到十分恐惧，卑鄙地把它隐藏起来，不敢发表。扣压的目的，就是保护机会主义，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十分清楚，这些书信一旦公布，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就将获得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会更容易识破他们的叛徒嘴脸。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扣压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不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伙党内走资派吗？鲁迅说过：“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ｄàｏ＠①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引自《鲁迅书简》（下）第７１０—７１１页）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如此害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说明他们同伯恩施坦、考茨基一样，正是这种“伏在大ｄàｏ＠①荫下的群魔”，是一伙见不得阳光的丑类。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是极其恶劣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但是却抽掉了马克思学说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考茨基就是这方面的能手。列宁指出：“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６２９页）请看，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提纲》、《条例》等大毒草，不就是完全袭用了考茨基的这种老谱吗？这些大毒草不也是大量地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而同时却把毛主席关于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指示统统抛弃和抹杀了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茨基在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里，竟然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论断说成是在一次通信中偶然用过的一个“词儿”，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了解这个专政的”。这种手法，也被邓小平学到了。他把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说成“就是文艺评论”，同考茨基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说成就是一个“词儿”，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列宁在痛斥考茨基的时候指出：“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６２０、６２１页）列宁的这些话，今天用在邓小平身上，是何等的恰当！
三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右派歪曲利用革命导师的一些话，可能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按照革命导师的教导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那些右派大人物越嚣张，他们的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就越起劲。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一九五九年，在刘少奇指挥下，鼓德怀一伙赤膊上阵，在庐山会议上向党的总路线发起猖狂攻击，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这些右得无可再右的老爷们忽然“爱好”起马列来，他们从马克思的一本书的序言里找了一段话，当法宝祭起来，妄想把人民公社打掉。但是，他们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中找到了机关枪、迫击炮，把这些右派老爷们打得落花流水。
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一向反对学习马列，恶毒污蔑马列主义“离我们太远”，已经“过时”。但是，一九七○年他们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的时候，忽然又向马列求救，编了所谓“称天才”的语录，作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武器。那时候他们是何等的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啊！真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领导全党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广大干部和群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同林彪一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划清了界限。林彪反党集团落得了比他的前辈更加可耻的下场！
邓小平重新工作后，直接盗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义来大搞翻案复辟活动。他打起“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还炮制了《论总纲》、《提纲》、《条例》等等，大肆歪曲和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们曾得意地宣称：“有许多东西，把主席的话引来，一下子就站住脚了。”在炮制《提纲》的时候，他们用歪曲和伪造毛主席语录的手法搞了所谓“科技路线”的十个问题，并且叫嚣：“光凭这十条就可以把他们压倒！”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他们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没有“站住脚”，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也没有被他们这些复辟派所“压倒”。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翻案不得人心。早在去年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最猖獗的时候，很多基层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就纷纷起来坚决抵制和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地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这里面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读一读《人民日报》发表的《顶风记》以及大量的同类报道吧！一是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二是发扬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有了这两条，右派就要倒霉了。不管他们怎样变换花样，怎样阴险狠毒，最后总要被左派和广大群众所打倒。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战斗一打响，邓小平不是很快就垮台了吗？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当年西欧资产阶级曾以赞许的口吻称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为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资产阶级的这种赞扬，恰恰表明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包括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都梦想把马克思主义打得粉碎。但是，历史的结局并不是他们“毁灭”马克思主义，而是一切妄图“毁灭”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必将受到革命人民给予的毁灭性打击。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越来越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取得一个比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胜利。正如毛主席断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毒下加（具上头下加小右加系）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抓住要害 深入批邓》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步步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推动了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抗震救灾斗争。全国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
我们要乘胜前进，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掀起批邓新高潮。要看到，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是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战斗任务。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切不可松懈自己的斗志。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及《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条例》），集中反映了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是难得的反面教材，是“走资派还在走”的铁证。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把这三个反面材料交给群众，广泛地发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抓住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展开群众性的大批判，就能使批邓斗争继续深入和继续前进。
《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这篇反党文章集中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一系列讲话，明目张胆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进攻。《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条例》则是邓小平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这三个材料都是“三项指示为纲”的产物，都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罪证，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篡改和阉割马列主义的黑货。它们十分清楚地表明：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深入批判这三株大毒草，特别是批判《论总纲》，对于进一步认清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对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深入批邓中，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关于社教问题的重要批示，弄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弄清楚党内资产阶级最本质的政治特征就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从而深刻认识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牢固地确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这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批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批出新水平。对毛主席的指示要深入地学，反复地学。只有学得好，才能批得深。
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批邓运动的领导，集中火力批邓，在这个总目标下，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学习和批邓，要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各项工作，包括抗震救灾，都要真正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提起来。领导干部应该带头学习，带头揭发，带头批判。有错误的同志要同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邓，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我们党一贯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要继续执行这一方针。革命群众之间要加强团结，共同批邓，不要拉山头、搞战斗队，不要纠缠历史的旧帐。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提高警惕，坚决打击。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努力完成党的各项任务。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社论）
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摘录
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到“粉碎四人帮”
最后一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是多事之秋，是个大灾难的一年。那年是闰八月，老人们都说：“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就在1976年来临之际，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发起了反击，邓小平复出前多次向毛主席作检讨，表示坚决和刘少奇划清界限，拥护文化大革命，并且保证“永不翻案”，可是一旦大权在握，就大搞翻案活动。1976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毛主席痛心地说：“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毛主席还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邓小平还是白猫、黑猫，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这时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总理耐心地聆听着毛主席的指示以及毛主席新发表的词《重上井冈山》，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元月8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说实话，我是非常崇敬周总理的，他的品德和风范无人能比，没有周总理的支持，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想象的。他一生支持和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文革中夜以继日地操劳在斗争的第一线，经常几天几夜才睡几个小时，他是累死的。 1967年10月周总理来武汉，刚下飞机就派人到处找我。他凡事亲力亲为，十分注意每个细节。1969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谈话的四个通宵里，周总理始终端坐，偶尔接过服务员递给他的药，还要道谢，坐累了站起来活动一下，也保持良好形象。他说话和气，从不给人扣帽子。在四个通宵里，谁都会去洗手间，唯有周总理一次也没去过。我后来甚至怀疑，他的膀胱癌是长期憋尿给憋出来的。周总理在我心中是一个完美的人。 毛主席说邓小平“柔中寓钢，绵里藏针。”“是个钢铁公司，有人见了怕。”“我活着能治住他，我死后谁也管不住他了。” 1976年，原武汉市副市长王家吉与我闲谈中说他以前见过邓小平，是一种让人很害怕的感觉。 政治强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当然不答应，于是有了1976年初华国锋传达中央四号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打招呼”会议，号召紧跟邓小平的当权派“转好弯子”。 最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无疑是受邓小平压制的造反派。在武汉市组织领导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当然又是胡厚民，他是个职业革命家，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每次运动。 这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潘宏斌、田学群、曹承义、彭勋、郑峰①和我等人在傅廉家聚会，傅廉夫妇用很丰盛的酒席招待我们。胡厚民、曹承义、潘宏斌、郑峰和我都较能喝酒，大家很久难得聚在一起，非常高兴，结果郑峰当场喝得大醉，吐了一地，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乘着酒兴，大家边吃边谈，说得最多的是胡厚民和彭勋，大家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坚决反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胡厚民提出要请沈复礼出山，曹承义自告奋勇接受任务。沈复礼是清华大学高材生，曾当过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和吴官正是校友，文革中是钢工总核心组成员，三结合时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他为人沉稳低调，反对过激行为，新派对他特别有好感，称他为钢派中的新派。他在钢派的内部威信也极高，与胡厚民同一个厂的原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的李承弘一再声称自己是“沈派”。另一个重要头头顾建棠，只需沟通一下就行了。顾建棠，共产党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干部，长办联司一号头头，毛主席逝世前中央已决定他到水电部当副部长，也是沉稳冷静的人，在长办系统内有很高的威信。 ①郑峰：1939 年生，文革前为市档案处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二号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胡厚民提出：这次批邓，要请两位造反派中共中央委员举旗子。这两位一位是钢工总常委、省革委会常委、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另一个是工造总司成员、武汉国棉三厂劳动模范谢望春。夏邦银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谢望春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以后的会都是在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宏斌家开的。经过讨论，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七个人，简称“夏、谢、朱、李、吴、胡、顾”，又被称作“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勋）的点子”。 除了领导小组，还有参谋班子。参谋长是胡厚民，成员有顾建棠、沈复礼、聂年生、彭勋、曹承义，其中聂年生仅参加一两次会就自动退出了。参谋班子又戏称为摇鹅毛扇的鹅头鹅毛班，胡厚民被称为鹅头，其余都是鹅毛，大家常以此互相取笑。 参谋班子经过研究，提出：为接受反复旧运动的教训，这次不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充分运用宪法保障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以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1975年6月4日在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为突破口，在“滚”字上做文章，要把通过两清一批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再“请”回来。办法是：“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是顾建棠提出来的。这本不是什么新鲜货，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而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夏邦银到中央开会听到的北京和上海经验，是夏邦银打电话告诉朱鸿霞和胡厚民的，当时也是这么做的。这句话竟成了篡党夺权的“基调”，连同严常提出的“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的所谓反革命“策略”，在1982-1983年审判造反派头头时分别追究每个人的罪行，沈复礼也因此而坐了几年牢。 会后，由彭勋拟定十几条顺口溜作为大标语，由曹承义派人刷遍武汉三镇。大标语有：“湖北有个赵辛初，扩大会上来讲话，手舞邓记尚方剑，六月四日大砍杀”，“六四讲话大毒草，滚出去要请回来”，“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等。其他几首记不得了，内容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个在武汉市建工局礼堂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告的也是彭勋。 彭勋、共产党员，原湖北大学青年教师，左派造反，新湖大造反派头头，武汉老资格的造反派，有很好的口才。一次在同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谈了五个小时的话以后，张体学很欣赏他的口才，说：“你真是个油嘴啊！搞得好前途无量，搞不好会成第二个梅白。”谈话时有其他新派头头在座，“彭油嘴”的绰号很快传开了。文革中，江城父老不一定知道彭勋的大名，但一定晓得“彭油嘴”。他不仅能说，也是造反派主要出点子的人之一。 1976年2月，以中央委员夏邦银、候补中央委员谢望春领头，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共22人署名的《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在汉口水塔公开张贴出来了。由在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带头写大字报上街，在武汉文革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武汉三镇引起轰动，大字报很快被转抄、翻印。大字报是由参谋班子执笔写成的。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后，还张贴过第二封信。由于我没有参加公开信的起草，信的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 夏、谢领头的两封公开信和彭勋的打油诗标语以及随后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彭勋、曹承义等人在各系统和单位的演讲，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点起来了，基层的造反派群众也迅速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 与此同时，官方组织的批邓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多半是由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会上对报上公开的邓小平右倾翻案言论进行批判，都是空话、套话，没有联系实际的内容。不过可以说明一点，当时似乎是人人都赞成批邓的，至少是口头上，公开跳出来反对批邓的人没有。湖北十堰有个第二汽车制造厂分厂书记，仅仅只是因为没有发动本厂群众批邓，后来被邓小平发现，如获至宝，一下子提拔到中央去了。可见当时的批邓是多么正统，多么合法。 不搞大型群众性运动怎么办？我们就小范围促省委“转弯子”，省委领导人当时不敢说不转弯子，相反“转弯子”喊得震天价响，只是具体怎么转、向哪里转的问题。为此胡厚民带领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两次到省委常委会上去促省委。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能顺利地进入省委常委会会场呢？因为夏邦银和谢望春作为在汉中央委员，可以当然地列席省委常委会，省委常委会开会时，夏邦银打电话通知胡厚民，胡厚民就带队前去，自然一碰一个准。“冲击”省委常委会也是审判时量刑的一个罪名。当时根本没有冲，那么少的人想冲也冲不进去。我们本身都是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有证件，而且两次都是夏邦银出来接进去的，为的是面对面与省委领导人交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看法，我们平时与省委领导人十分熟悉，都是心平气和地谈，对这种方式的谈话，赵辛初等当时也是认可的。他们不愿看到的是在社会上闹得很乱，是1969年反复旧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省委领导人与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一、省委是积极转弯子的，坚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滚”下去的全部请回来。三、“两清一批”犯了扩大化错误（我们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在涉及造反派头头入党、提干、补台的问题上意见未能统一，在湖北省委是否紧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上各执己见，其中省委书记韩宁夫对立情绪较严重。 街上的大标语依然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就在通往长江大桥的龟山山坡上用红油漆写了“打倒邓小平”五个大字，署名朱鸿霞。此处人来车往，流量极大，这幅大标语也算是深入人心了。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以悼念周总理为名，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的群体事件。毛主席、党中央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目的、有后台的反革命事件。由华国锋亲自出面、吴德等人共同指挥的首都工人民兵平息了这场风波。由于毛主席、党中央认定邓小平是整个事件的后台，毛主席亲自提议，4月7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两个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正在一冶开会的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听到广播后，一片欢呼。我们紧急开会研究如何乘此东风促省委转弯子，曹承义则开了多辆广播车连夜到武汉三镇传达这激动人心的消息。广播车高音喇叭高呼：“坚决拥护中央两个决议，拥护中央正确处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随后，曹承义又带人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曹承义是全市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线总指挥，他在这场决死斗争中不辞劳苦，非常卖力。当时，在一冶开会的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吃、住都是一冶安排的。 4月8日，据说是武汉电信局的造反派知道了省委上午召开电话会议的消息，把这个信息报告了胡厚民，也有人说是正在省委开会的夏邦银给胡厚民透了风，胡厚民说要到省委，我们就跟着去了。到了省委门口，大门洞开，哨兵也不拦阻，因为一辆满载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的卡车正冲了进去，这显然是朱鸿霞、胡厚民派来的，全部是武重钢工总的战斗队员。我们紧随其后进入省委二楼会议室。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书记们正在开会，战斗队员们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去就拉赵辛初等人，待到要拉宋侃夫时，我挡在前面说：“不关他的事。”将他留了下来。此时我为什么要保宋侃夫呢？作为原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他在文革初期是重点批斗对象，既受到造反派的打压，也受到曾、刘、方、张等军队首长的排挤。批林批孔运动时，胡厚民和我曾去过宋侃夫家，我们谈得非常好，他对造反派并无怨言，长期靠边站的他不存在任何整造反派的问题。他虽参加省委开会，可他无职无权，把他抓去于事无补。于是，我们只同意带走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和赵修、韩宁夫，并临时决定在汉口闹市区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开群众大会，请他们三人分别在会上表态。接到通知的钢工总武汉粮食局兵团的负责人黄礼寿立即组织人布置会场，等我们到达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从武昌水果湖到汉口武胜路的途中，赵辛初等人内急，一时无法找到厕所，我们就让战斗队员看着他们，在僻静处解决问题。我们一行人到了武胜路新华书店，队员们扶着赵辛初等省委领导，从软软的竹梯爬上大会主席台。大会由我主持，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发言中他们都表态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表示坚决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好弯子，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朱鸿霞、胡厚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那次大会还录了音。参加大会的群众非常多。这一次活动又通了天，中央很快打来电话：抓走赵辛初等领导同志是错误的，应赶紧送回去。我们接到电话时，已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省委领导安全地护送回去了。 这件事也是后来分别给参与这项活动的每个造反派头头判刑的“罪行”之一。对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有点仓促和过分，但审判我时，我一口承担，既不推诿，也不辩护。这次行动以后，胡厚民等还商定了许多计划，有些我没有参加。因为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震动中国和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有一批伤病员转移到武汉治疗。我作为市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多次安置和治疗伤病员的会议，我到火车站亲自接送伤员，还到医院一个个看望伤病员。有一次我看望一个青年，无意中问到他的家人，他大哭不止，原来全家只有他一个人幸存。得此教训，我再也不敢询问唐山地震伤病员家人的情况了。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湖北、武汉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和战果，胡厚民的设想完全成为泡影。随着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华国锋的背叛，毛泽东晚年倾全部心血干的一生中第二件大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不仅全国造反派面临灭顶之灾，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崩溃。文革中的造反派成了建国以来被整时间最长、迫害最深的群体，共产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作为社会底层的一个弱势群体，造反派一直在为人权、民主、自由、公正而抗争，他们的斗争矛头一直指向压迫人民、整群众的官僚阶层，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反抗压迫的机会，也是刘少奇、邓小平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造反派逼上梁山。造反派始终是一群无辜的人。同走资派和他们操纵的保守派比较起来，造反派那点过激行动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有权整死人和杀人不负法律责任的是走资派和保守派头头，还有文革初期“破四旧”、斗黑帮和整地富反坏右的保守派红卫兵。这种极大的不公正一直被权力掩盖着，历史必将以铁的事实还造反派一个公道。
襄樊会议，一次转弯子的会议
1976年7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襄樊市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推广学习襄樊经验：1.党委统一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了团结，促进了生产。2.通过批邓，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3.学习襄樊棉织厂经验。省委领导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王克文等参加并主持了这次大会。 我是坐自己的小车去襄樊的。一路上，天气非常炎热，中途停车喝水休息时，碰到坐采访车赶来的湖北日报社刘素珍①等人，便一同直奔襄阳。到了襄阳，我住在襄阳饭店四楼。汉江从襄樊市中穿过，把襄阳、樊城分开。连接襄阳和樊城的有一座难看的铁桥，据说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领导修建的，当时没有设计图，孔庆德叫人把珠江大桥的图纸拿来，两头一砍，取中间一段，依样画葫芦建了襄阳大桥，叫人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①刘素珍：女，1934 年生，解放前为纱厂童工，1959 年到《湖北日报》当记者，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湖北日报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襄樊市和襄樊棉织厂的负责人均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他们弯子转得快，转得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较能正确对待造反派，许多造反派头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入了党，是党员的进入了党委领导班子。我们在会下议论时认为襄樊经验很好，武汉和湖北各地也应参照执行。吴官正也和我们一起议论，说造反派头头进党的领导班子，正是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在襄樊会议上，按会议指定的座位，我始终和王群坐在一起。王群当时是部队首长而在地方任职，以后他当上了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由于我也当过兵，又与王群是湖北新洲县的老乡，天天坐在一起，谈了不少话，混得很熟。想不到若干年后，与王群原本不认识的彭祖龙在内蒙古得到王群的帮助，成就了一番事业，率先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而我却再也没见过王群。 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薛朴若的一次发言，他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大的造反派，毛主席是造反派的总司令。他老人家一声令下，造反派总是冲锋在前，因此，造反派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战士。造反派不入党谁入党，造反派不掌权谁掌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要联系实际，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薛朴若的发言很长，我只记得这些，他的发言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记得赵辛初和赵修在大会上讲话的调子也是很高的，使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受鼓舞。会议期间，还组织我们到隆中参观了诸葛亮故居。 回汉以后，省委决定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常委，并考虑尽快解决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等人的入党问题。夏邦银在省委常委会上还提出要胡厚民进省委组织部、沈复礼进市委组织部。王克文书记还专门找彭勋谈过话，有意让彭勋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水电部长钱正英到湖北省委要人，准备提拔顾建棠到水电部当副部长。据说夏邦银和胡厚民为省、市的人事安排问题很费了一番脑筋。襄樊会议是一次“转弯子”的会议，是一次落实造反派头头政策的会议。当时的形势发展是很好的。
2010年8月2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