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江青等人的活动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迟群在清华大学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大家要坚定、镇静，要特别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破坏和捣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晚七点多钟，王洪文安排专人值班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米：王洪文让廖带他到中南海值班。
廖祖康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
米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
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米即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电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江青、毛远新要看毛主席的文件江东兴不给
主席逝世后，江青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张玉凤。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张认为这不合组织手续，推说原稿不在我这。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张要，张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汪来后，张报告了江青要文件的事，和江青、毛远新拿走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的二次谈话记录稿。
汪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说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和十日，张铁生在辽宁省团委和省知识青年办公室讲话说：现在，我们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翎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到底要干什么？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军队充满了担心。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
张铁生的讲话记录送给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迟群、谢静宜用清华、北大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给江青写信。
江青同志：
呈上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给您的信。
我们也一定保持清醒头脑，狠狠批邓，准备应付各种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一定为主席争光、争气！请江青同志放心。
小谢、迟群
12/9 1976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姚文元不断地给新华社打电话，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中央报刊要把它作为当时的宣传中心。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王洪文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洪文同志说：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个武装集团。什么叫正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今年六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
八月下旬以后，发了各种枪、炮七万四千余件，弹药一千万余发。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了8月间丁盛（南京军区司令员）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的情况汇报。以及他们控制的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
张春桥对徐景贤说：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远新给宗明兰等人的回信
建议同志们认真学习近年来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研究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历史教训，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近一年来，主席指定我给他担任联络员的工作，主席逝世后，我这个小传令兵已申请归队，我的岗位在沈阳，估计会得批准的，到沈阳再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姚文元布置新华社给江青写信。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不会甘心失败的，总会有人抬出邓小平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
江青：
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邓小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我挺得住。我昨天看了一个文件，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三天三夜不吃饭，他们怕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不要效儿女感情，哭哭啼啼，……你们要斗，我还能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吃午饭时的谈话
江青说：
主席逝世后，有的贫下中农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怕地主往回要地，要房子。藏族怕达赖回来，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请大家转告同志们放心，天塌下来我们顶着。
对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坏人打你，你也要打他，有人也想打我，咱们是同病相怜。他们想软禁我，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我不愿死，我要活，活着给他们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
邓小平在全国造我的谣，把谣造到主席头上了。他们要把我弄死。但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公开搞掉不行，就采取软禁的办法。清华大学是发难地，他们去年夏天告迟群、小谢的状。主席和我没有告诉小谢，主席指示了，还有人告状。在斗邓小平的时候，还往上递材料。
我是有很多缺点错误的，但我毕竟还是执行主席路线，捍卫主席路线的。他把我看成眼中钉，见面就批我，有的话不是我说的，也要安在我头上。主席经常批我，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主席是亲者严，疏者宽，我现在再也听不到主席的批评了，（很激动）不过我现在也过来了。
现在有坏人在主席生病治疗上作文章，天安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亲眼看见了，说主席那么健康，怎么突然逝世了，说有人搞阴谋。这是挑拨，治主席的病还不是我主持。主席病重时，托咐了四位领导同志看护，没有告诉我。医生护士他们是尽了最大努力的。我要感谢他们，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他们，感激不尽。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苹果我吃。但是，用邓小平的话说，你们要带票子回去。
（苹果）要留在庆祝重大政治事件吃。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他的秘书肖木去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话：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讲话
他们第一封信，没有点小谢，因为小谢能见到主席，写第二封信时，他们更猖狂了，连小谢也加进去了，其实他们是搞我，矛头对着主席。这两封诬告信十月十三日送上去，主席十九日就批了，邓小平封锁消息，不给我，我提出要影印，发给大家。
我到你们这儿来，中央政治局也不知道，是你们送苹果去的同志说你们这儿苹果多，请我来看看，我想，明（30日）后（1日）天中央安排我有任务，我就抽空在今天（29日）来了，是昨天晚上告诉迟群、谢静宜的。
主席见面老批评我，当然我有缺点错误，不过有些不是我的错误。也批评到我头上，我想听听也好。
文化革命开始后，主席为了避嫌，就与我分开住了，我很少见到主席。
比较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局是最差的，三十三条语录只学了三条就不学了。政治局有时连会也开不起来，开会也净是吵架。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
“全面内战”是走资派挑动的，说是抢枪实质上是发枪嘛。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学习毛泽东思想 继承毛主席遗志》
只有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当前，要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抓住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三株大毒草，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拍了标准像。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迟群给毛远新的信
送你看一个反动传单，这是我第一次增加了点知识。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宗明兰同志放的那一炮如果把这句话的辩明关系讲进去，无疑将是画龙点睛。
上次谈话，很受教育，什么是继承主席遗志，这就是。不理解主席思想，讲继承主席遗志，岂不是空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就明白地流露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恐惧与仇视的心理。它恶狠狠地攻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长期纠缠于……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什么“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并扬言要这些人“悬崖勒马，立即回头”，否则就要以“反革命”论处。
党内资产阶级一些人称邓小平是精明强干的有经验的实干家，不是偶然的。他早就同刘少奇一起举起了修正主义黑旗，同党内外资产阶级势力有着长期的多方面的深刻联系，对资本主义制度之“礼”颇为熟悉，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方面，颇有“经验”。这种“经验”具有配套成龙的特色，成为邓小平克己复礼的资本。
贰、本节简论
华国锋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可是，直到一九八一年四月审判江青集团，查出来的江青等人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五日的活动，就只有这么一些。这些恰好相反，不但不能证明“四人帮”在“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而是证明了“四人帮”对阶级斗争缺乏应有的警惕，实际上是束手待毙。
就拿华国锋宣布的两条罪状来说：
一条是：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作为证据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当时华国锋、叶剑英等认为“这是‘四人帮’准备实施反革命行动的一个信号”。在《永》文发表的第三天——１０月６日，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一网打尽。一九七六年十月１８日，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隔离，结束审查。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莫艾审查做出结论，结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对莫艾的审查结论是：《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作为当时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的主要根据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一条是：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而在上海建立民兵组织并配发武器，则是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进行的一项武装建设。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这项建设。怎么能证明这就是在“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呢？
2010年10月4日初稿
2012年3月1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