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一章 十月政变
第三节 江青等人的活动
本节资料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远新给宗明兰等人的回信
明兰、吉忠、久祥并学习小组诸同志：
来信收到，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安慰和鼓励。同志们说得好：眼泪代替不了战斗。哭泣之哀，实非英灵之所愿，我自己会注意的。
建议同志们认真学习近年来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研究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历史教训，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近一年来，主席指定我给他担任联络员的工作，主席逝世后，我这个小传令兵已申请归队，我的岗位在沈阳，估计会得批准的，到沈阳再见。
毛远新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件：
宗明兰等人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给毛远新的信
远新同志：
我们学习小组忍着极大的悲痛，又坐下来学习了。没有语言能表达我们对毛主席深深怀念的心情。因此，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一致决定给你写封信，虽然我们知道不应打搅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格外想念你，非把我们的心里话告诉你不可！
我们这些人对毛主席比对自己的父母亲百倍，我们就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砍头坐班房也不背叛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事情很明显，没有毛主席能有我们的什么呀？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人、泥腿子、小教员、小干部，谁能拿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当回事呀？然而，就是这帮“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人，竟然可以在省一级的大机关里进进出出，指指点点，说长论短，毫无卑怯的奴颜！为啥呢？还不是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作主吗？如不是毛主席明察秋毫揪住了邓纳吉的尾巴，使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这些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红祸”的“勇敢分子”“派头头”“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简直要把九斤老太似的老爷们的眼都气炸了！）还不是被镇压，打击，迫害于死地吗！细属（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胞，无不浸透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查查我们前进的每一个足迹，无不印着毛主席路线的培育。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是那样和毛主席息息相关，血肉相联。怎能想象我们没有毛主席呀！但是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眼泪只能表达我们的感情，代替不了战斗。从现在起，我们要把革命视为生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视为粮食和空气，不管党内资产阶级怎么以势压人，不可触犯，不管前进的风浪多么狂动，我们都要听从党中央的号召。我们信赖党中央，它和我们工农兵是紧密相联的，正象列宁悼念伟大的工人阶级领袖斯维尔德洛夫时指出的，要选一个同等能力的人去代替他，那是不可能找到的，但是从无尽的源泉－工农群众中选拔出大批忠于他们的优秀人才，遵循去世领袖们的方向前进，去完成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任务是势不可挡的。毛主席领导的五十年革命实践，是世界上传奇般的特殊政治大学校，它培育出了千千万万世界上最优秀的，英勇善战的，视死如归的，智勇双全的接班人，这是我们的事业不可战胜的最宝贵一笔财富。这些忠于毛主席的人是不容许党内资产阶级掌权的，即使他们靠奸猾欺骗爬进了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他们也是短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实，也看到了苍松周围有乱云，我们作了牺牲的准备，准备走曲折的路。别看我们是普通的人，但我们却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的人，也不是好惹的，我们横心作资产阶级眼里“刺头”了，何止“刺头”，还要作利剑，直刺他们的狗命！说到这里我们有沉痛的教训，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你和其他领导给了我们一片热心的帮助，可是我们至今还是蜗牛的脚步，还仍然呆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堆里不得解放，以至给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当了推销员！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刻苦学习改造世界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保持工农兵的本色，努力团结多数（特别是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出更大的革命推动作用。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今后漫长的斗争风雨中请你考察我们吧。
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心事，就是希望你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加强改善和锻炼你那多病的身体，特别是在电视中看到你，就更加感到需要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千万千万注意呀！
我们学习小组的每一个人都紧握你的手，向你致以热切的阶级问候！
我们计划自学四卷，集体重学五卷，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请批示。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晨）
江青：我身体不好，吃了药了，要到花生地走一走。
江青：我到了你们中间，就感到特别高兴，我是到你们这儿来治病的。……我到小靳庄去，我的病就没有了，吃得多睡得好，迟群让我在这儿住几天，我就来了。怎么拖拉机这么响啊？
答：不是讲了不让开拖拉机吗？
众：是附近公社的拖拉机。
答：那给他们讲讲别开了。
（有人讲：你该休息了。）
江青：不用，我这就是休息，我老坐板凳，在这儿劳动就是休息。
江青：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邓小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有人讲：您要多保重。）
江青：我挺得住。我昨天看了一个文件，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三天三夜不吃饭，他们怕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不要效儿女感情，哭哭啼啼，……你们要斗，我还能斗。
（有人要拿走江青手里的花生，让她休息。）
江青：你们不知道我的性格，手工劳动的活给我留下，不然我就失业了。我和你们在一起多好啊！我孤寡一人，一个人吃饭，要看文件，多没意思。
（有人说：江青同志在这多住几天吧！）
江青：冬天不行，我怕冷。（江青拿着摘完的花生秧说）这还可以喂牲口。
众：可以喂马，我们这儿有三匹马。
江青：你们这儿有马！？我要骑马。（警卫人员不答应）我身体不好，走一里路就不能劳动，去大寨时借了四匹马，都是老爷马。……我给你们带几部科教片子，晚上你们看电影，我看文件，你们睡大觉，我会客。
（早晨六点半，江青要走了，带走了一筐花生，临走说）这花生有多少斤？
有人答：回去再称吧。
江青：这是有意义的，不是我吃，是给主席看病的医生、护士，我吃一棵葱也要记帐的，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吃午饭时的谈话
江青：睡觉得很好，时间虽不多，质量很高。我到这儿是养病的。和你们这么多好人在一起很高兴，吃得多，睡得好，以后要和你们一起劳动，在田头地头批邓。
（有人说；希望首长多吃一点，保重身体。）
江青：斗争这么激烈，我是要注意身体。我看了一个材料，可以和大家讲一讲。主席逝世后，有的贫下中农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怕地主往回要地，要房子。藏族怕达赖回来，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请大家转告同志们放心，天塌下来我们顶着。
（这时有人把玉米饼子端上来，江青看到后说）这个好，我吃这个（一面说一面拿了一个，顺手和谢静宜掰开。）
江青：全国有许多单位批邓处于中间状态，希望你们清华批邓批出新水平。
（当×××同志谈到她和走资派斗争，受到她们大队副书记一家人打时。）
江青：对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坏人打你，你也要打他，有人也想打我，咱们是同病相怜。他们想软禁我，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我不愿死，我要活，活着给他们斗，（讲到这儿，把正在喝汤的汤匙扔到碗里就不吃了，愤愤而去，谢静宜急忙上前扶着走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摘录）
（下午近四时，江青骑着马从大马路上到了花生地。）
江青：我年老多病，其人奈何，但我不服气。主席最近教导我：一张报纸要从头到尾看完，我现在正在培养这种从头到尾看完的精神。
（江青看到地上有一个蟋蟀）
江青：这儿有个蟋蟀。
北大一同志：这是害虫，是地下的害虫，它咬花生的根。
朝农一同志：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盼望您到我们那去。
江青：啊！你是朝阳农学院的，明年我到你们那儿去。
朝农一同志：我们盼望您早点去。
江青：那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工作允许，二是我不死。
有人说；您要好好保重。
江青：精神不死，我还要斗。我要好好恢复，尤其是记忆力。我被他们迫害得很厉害。我要保重身体，好好工作。
有人说：和您在一起，就象和毛主席在一起一样。
江青：不在一个人的去留。死的就算了，主要是我们活着的人。
江青：要自己动手，在延安主席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时我也上山开荒去了，我只会用镢头，后来就纺纱，我是纺毛线。
江青：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记者在不在这儿？记者不许记。讲我学骑马的事吧。先讲我骑毛驴，那时我在白区工作，从老北京西直门外一个什么地方，记不起来了，到香山去，要骑毛驴，……九·一八事件，你们记得九·一八是哪一年？日寇哪一年入侵咱们的？
有人答：三七年。
江青：好象有错误。是三一年。三七年是七·七芦沟桥事变。那时我怕当亡国奴，所以找共产党，去延安，走到半路上，车也没了，路费也没了，尴尬得很。正好碰上一个运粮车，还有一个装得比较空，上面有三个人，你们猜是哪三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秦邦宪（博古），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我就见过那么一次。我要他们带我走，他们不同意，说你还是坐粮车走吧，这时有人告诉我可以借马，我就去借马。人家不知道我不会骑马，我骑上去了，马不是吃草就是往回走，我下来了，折了一根柳棍，又爬上马，在马屁股上使劲抽丁一下，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众：马快跑起来了。
江青；那马没命地跑，一直从××跑（没听清）……我想这下完了，非要把我颠下来不可，跑出好长路后，马也累了，我也颠得浑身疼。到了洛川，那时党中央正在开洛川会议。熟悉毛选的同志知道有名的洛川会议。当时周总理第一个出来接我。我当时一点劲都没有了，站都站不住，但我想，要挺住。中央同志还得一个一个地拉手。当时没见着毛主席。去延安时我搭主席的车去的，我不知道是主席的车。
我学骑自行车，两个小时就会了，我一直以为有人在后面扶着，后来回头一看，没有人，就掉下来了。（众笑）这样蛮干的事，我干过好几次了。
（休息片刻，江青拿出科学教育电影片名册，和大家一起讨论看哪一部，共看多少部）
江青：今晚就不要批判邓小平了，看电影也是受教育，这几部就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江青：你们不要围着我，也是少见多怪嘛，我以前没来过，主要怨我，以后我就跟你们在一起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
（江青让人念四号文件）
江青：先武装，然后批判。你们的胶卷不要照我，这样不妥，要照重大的政治事件。
（当读四号文件读到第三段完时）
江青：你们听懂了没有，有什么问题？
答：听懂了。
江青：那我给你们提个问题，什么叫做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
答：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差别。
江青：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讲了不少，但还缺一点东西，也许我说的不对。说听懂了，这里还有一点问题吧！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如何理解？这是指示的要害，没有明白这个，就白学了。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有没有区别，主席讲了，有人查了列宁原著，就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问主席，主席说就是这样讲。
江青：我这个官不算小了吧！要搞投机倒把，门口的吉普车装不下，可现在我连一辆自行车也搞不了呀。
林彪对全国工农业生产搞一平二调。林彪要灵芝草，长生不老。这其实是迷信，实际上是要全国向他们进贡。
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不能那样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或者叫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少教人支配一切。
我也有点法权，到哪个地方去接近群众要坐专机，有时还要有列，非坐不可。我不能坐长途汽车，坐几小时就要休息一下，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呀！组织上照顾我。过去说：“巡抚出朝，地动山摇”。我出来不也惊动不小吗！
我买了花生是给主席身边的大夫、护士吃的，他们的心情不好，不比我的心情好多少。
文化大革命前，有更大的特权，军队一些干部子女，不用考试就进了大学，这是特权，文化革命给革掉了。
（江青休息后，回来又说）
人格化了的资本家这个提法是我自己学习的体会，不一定科学，讲的不对，同志们可以驳，我们大家共同学习。
比资本家还厉害，资本家雇人要自己出钱，而走资派雇佣劳动力国家出工资，这是最本质的一点。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主席讲的非常深刻。马克思当时只有一个巴黎公社，他也没有参加，只是总结了它的经验。列宁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许提高工资，多给他面包他不高兴，看到工人没有多吃。后来他遇刺受了伤，身体不好，他只领导了七年。这是主席对这个历史阶段的重大发展。
主席著作我学的不好，我要重读主席著作，主要是学习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四号文件，还有一个批示。（谢静宜，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要不断地复习，读了都象新的一样。
你们清华北大任务很重，斗争摆在面前很艰巨，皮毛的学习不能解决问题。
新华社记者来了没有？你们不要写什么东西，不要帮倒忙。新华社记者不错，顶住了。有人要他们写我的材料，他们没有写。
邓小平在全国造我的谣，把谣造到主席头上了。他们要把我弄死。但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公开搞掉不行，就采取软禁的办法。清华大学是发难地，他们去年夏天告迟群、小谢的状。主席和我没有告诉小谢，主席指示了，还有人告状。在斗邓小平的时候，还往上递材料。
我是有很多缺点错误的，但我毕竟还是执行主席路线，捍卫主席路线的。他把我看成眼中钉，见面就批我，有的话不是我说的，也要安在我头上。主席经常批我，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主席是亲者严，疏者宽，我现在再也听不到主席的批评了，（很激动）不过我现在也过来了。
邓小平他们已经搞了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赫还是在斯大林逝世了几年后搞的，而邓小平在主席健在的时候就搞。他们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厉害。主席的体魄非常好，这么早逝世，他们的迫害是重大因素，主席在临终的一天，还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头脑非常清楚。他们对主席的迫害你们不知道，以后再谈。
现在有坏人在主席生病治疗上作文章，天安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亲眼看见了，说主席那么健康，怎么突然逝世了，说有人搞阴谋。这是挑拨，治主席的病还不是我主持。主席病重时，托咐了四位领导同志看护，没有告诉我。医生护士他们是尽了最大努力的。我要感谢他们，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他们，感激不尽。
（当工物系给她送苹果时）
江青：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苹果我吃。但是，用邓小平的话说，你们要带票子回去。
（苹果）要留在庆祝重大政治事件吃。
宏观世界我还知道一些，微观世界我不清楚，基本粒子不基本。
迟群：你们看了科教片，要立即组织写影评。要把谈话记录全部整理出来。要搞昆虫标本送给江青。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讲话
（有人念四号文件。当念到“小平偏袒刘冰”时。）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第一封信，没有点小谢，因为小谢能见到主席，写第二封信时，他们更猖狂了，连小谢也加进去了，其实他们是搞我，矛头对着主席。这两封诬告信十月十三日送上去，主席十九日就批了，邓小平封锁消息，不给我，我提出要影印，发给大家。
（当念到“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里指的是三年经济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人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主席亲自到各地进行视察，到了济南，×××垂头丧气，主席视察以后，在全国转了一圈又回到山东，看到庄稼长得很好，结论是：没有那么严重，后来又见到×××，说：我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当念完四段以后）。
咱们学了四段以后，你们有什么体会？说一说吧。
（当有人讲到邓小平授意炮制《论总纲》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时）
现在还有一个提法，说有人打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连逻辑上都不通。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主席对马列贡献很大，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只看到巴黎公社两个月，两个人也没有亲自参加，但他们总结了公社的经验，这就很了不起了。列宁一九一八年后执政，有七年的实践的经验，但很快就遇刺受伤，以后也没有人听他的，他写了《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大部分内容，今天是适用的，但也有一些地方不能照抄。我们主席从建党、健军、建政以来，经验丰富多了。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我自己是看到了二十三条后，对走资派的认识才明确了，可是，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我现在才看到，被他们压下了，封锁了，这里面讲的更清楚了，那简直是吸血鬼。列宁讲建成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我们就建成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面是有差别的，对这一点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答：我们是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本家，有党内资产阶级。）
不是，你说的不全面，只讲了个边。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从理论上说清楚。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从政治经济学上说明了问题。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你们看到了没有？没有，他不要开工厂，不要办商店，他都不要。资本家的工厂、房屋、土地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后，定息也不拿了，只保留了一个高薪。可是走资派有党权、军权、政权，特别是党校。《不夜城》这个电影，就是在上海的大资本家荣毅仁家里拍的，为他们树碑立传，嚣张得很。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人格化。资本家你们看到了吗？没有，可是走资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资本主义比资本家还厉害。我们算了一笔账，走资派特权吓死人。干部子弟可以无条件上大学，特别是军队两分也可以录取。这种情况多了，他们已经不是法权了，超出了法权，是特权。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还要保护呢，主席讲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现在工资照抄苏联那一套，级别很多，可麻烦了，要增加工资，面很大。象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减工资，我们没有什么负担，进城以后实际是供给制。主席几次提出降工资，降到四百元，有人就说：“你们家里孩子少，我们孩子多。”就降不下去了。
主席对马列的贡献太大了。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不过他的手法变了，剥削手段也变了。
主席讲，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我们，是很有分寸的。我小时候学“修身”课对它很反感。先生在上面讲，我不听他的，后来搞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老二。孔孟之道几千年来根深蒂固，腐蚀中国人民。我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个妇女，不识字，但是《女儿经》她能背过大半本。我父亲也不识字，但后来我发现他讲的话有许多还是《论语》上的，过去灌输的就是这个东西。
主席逝世，大家很悲痛，特别在主席身边的人，非常悲痛。我一去，大家都哭得厉害，我也忍不住悲痛。后来我想，不能都这样，我把文件拿出来，要大家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我的反面教员很多，第一个反面教员是封建，第二个反面教员是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抗日。主席逝世了，不光我们，就是国外华侨，不管他是资本家，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都十分悲痛。从参考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的人民也很悲痛。有些还很有意思，如土耳其等国家，外国人民悼念主席的情况，可以选一些印发给大家参考。
女同志受的压迫和污辱最深。青年同志，你们知道什么叫吉普女郎？就是把中国妇女沦为娼妓。不仅是妇女受污辱，过去前门有个叫什么坛的地方出相公，即男人娼妓，所以，也不要搞大女人主义，最近，有一个女船长，叫×××，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问女同志能不能参加远洋航海，据说在交通部压力很大。这件事发生在批邓以后，我看了很生气。我说：“你们交通部，得改个名字，叫做男尊女卑部。”他们说世界上还没有过女人当船长内远洋的，我说有，她就叫×××。我在会上说，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妇女生产的，他们听了眼睛直发愣。有人说带孩子不算劳动，我说为什么不算劳动？有人问，江青同志你讲的这个话算不算数？我说，怎么不算数？
中央四号文件在机关每个支部才一本，念一遍就收起来，没有文件，你们能记住吗？应该把文件印发给大家，不应该扣住不发，扣住不发就等于封锁。
附：江青在工物系讲话谢静宜当时不让记录的部份（追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
中央文革开会开不起来，康老和陈伯达见面就吵架，陈伯达连总理的话也不听，我说话他还听，所以让总理做康老的工作，我做陈伯达的工作，总算开了一次会，以后又不行了。
五·一六通知是我与张春桥在上海起草的。
文化大革命中，总理要保×××，但他说话不灵，所以要康老来找我，我就批了。
文化革命中，蒯大富他们搞无政府主义，整了好多材料，我说我不相信你们的材料。我就不怕别人整我的材料，上海有人整了我一箱子材料，我说我不要看，我当时有个声明，登在报上，是一个记者替我搞的，但他们把这些报都销毁了，后来红卫兵抄家抄出一份，在声明里讲了三点，第一我抗日，在街头上演抗日剧，有什么罪？第二我与国民党没有联系。
我出身独立劳动者，父亲是做车轮的，我只念到高小毕业，九·一八事变我才十七岁，很怕当亡国奴，每天去图书馆看报，当时学校就我一个女学生天天去看报的，我上“修身”课时最没有兴趣，在桌子下面做小动作，被女老师看见了，她凶的很，打我手心，我伸手让她打，但不哭，她也没有办法。后来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孟之道那一套。
我到你们这儿来，中央政治局也不知道，是你们送苹果去的同志说你们这儿苹果多，请我来看看，我想，明（30日）后（1日）天中央安排我有任务，我就抽空在今天（29日）来了，是昨天晚上告诉迟群、谢静宜的。
主席见面老批评我，当然我有缺点错误，不过有些不是我的错误。也批评到我头上，我想听听也好。
文化革命前，我当主席的政治秘书，是三个政治秘书之一。
文化革命开始后，主席为了避嫌，就与我分开住了，我很少见到主席。
主席很守纪律，许多话都不向我说。他们对我封锁，许多批示我不知道，例如：六四年关于社教的批示，我是这次发表后才知道的。
参加政治局会议，我要发言，主席不让我讲，我把帽子往桌上一扔说：杨开慧可以坐牢杀头，我连几句话都不能讲吗？主席没有办法，还是让我发言了。
主席许多事不告诉我，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主席为了保护邓小平，把他放到江西，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主席生病，他们不把病情告诉我，也许怕我难过。
刘冰的两封信，也不让我知道，我就和他们吵，一定要影印发给政治局。
我在政治局会上和邓小平大吵，气得他脸直发抖。
我在政治局会上讲批判男尊女卑，说生产力最主要的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我们妇女生产的，包括你们这些男人与妇女在内，我说完了，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我被他们斗了两个月，残酷得很，他们迫害我。
我怕被他们赶出来，所以有一段时间，身边带了一千元钱，随身背着，思想负担大的很。后来交给秘书管，我身边只带五，六十元。
我被绑架过一次，我准备第二次被绑架，身边带了把剪刀。（散会时把剪刀拿出来给一个同志看，是一把七、八寸长的手术剪刀）。
主席逝世了，我不流泪，我还要斗争。
（当谈到沈崇事件时）沈崇是吉普女郎，就是外国人的娼妓，当时也有人要拉我当吉普女郎（做挎手膀的姿势）我打了他一耳光。
不仅妇女受污辱，也污辱男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在北京天桥那里有“相公”，就是男娼妓。
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说出去，比较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局是最差的，三十三条语录只学了三条就不学了。政治局有时连会也开不起来，开会也净是吵架。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较好一点。
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讲话
同志们，节日好！我们不一一拉手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同志送江青一个篮子）哪来的？（是学员自己编的）即是这样，我才收下，那也得给钱。（迟群说：由我处理）干嘛要你处理，我包里就有钱。（让一同志念文件）要慢一点。（江青自己念了几句，做了示范）快了别人不能思考，自己也一念而过，只有你一个人有文件，成了传声筒了。（迟群说：再慢一点）我觉得可以了，不知别人感觉如何，要学会征求别人的意见。昨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去了黑纱。我现在还穿着黑衣服，不戴黑纱，大家也还带着黑纱，心情和大家一样，不要搞形式，要化悲痛为力量，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当念到“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你们看一看“桃花源记”，魏晋是汉朝以后的朝代，魏朝的皇帝姓什么？（是曹操）晋是司马懿，汉有西汉和东汉，以公元为界，西汉公元前，东汉公元后。要读点历史，不然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就有困难。要读一点周一良的《世界通史》。这本书有缺点，什么缺点，忘了，我给他提过。你们可以批判地看。《中国通史》可以看范文澜的，可惜只写到太平天国。（××同志说：好多观点不对）可以批判地看，在延安时，范文澜骂秦始皇，骂曹操骂得可厉害呢！当时我就开了他一炮，他是重书本而不重地下的（按：指出土文物），现在好多了。
我送给××一本《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送给他一个人的，你们有印刷条件，可以印。
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我开始学《资本论》就先学习了小辞典，还学习了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不学就看不懂。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你们懂吗？要是这些不懂，就没法批判邓小平的《论总纲》。
（江青问一同志的名字，名字中有一“淑”字）淑把三点水革掉。孔老二的“苗条淑女，君子好求”。多大了？念了多少书？我只高小。我上了一年艺大，大学旁听一年也应算学龄，主要靠跑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全国最好的，从早起就去，带一个烧饼，呆好久好久，那里有蒸滤水，主要是自学。学哲学可以学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实践论》比较通俗，《矛盾论》难一些。
主席非常英明，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有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当时只有一个巴黎公社。列宁是执政的，执了七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
他们手中有权，不仅是法权，而且是特权。他们不需要工厂。林彪对全国工农业生产搞一平二调，我说全国向他进贡。我的官不算小了吧，我也是有很多法权的，但我要限制，到你们这儿就是一种限制。我要买一辆吉普车，一辆自行车，也要通过别的同志。除了办公事得坐车，不然就到不了，你们这儿要是办私事，就得出钱出汽油钱。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个梁思成？这个老爷可厉害呢！解放初期我们要拆三座门，他反对，痛哭流涕。在长安街上容易出车祸压死人。给你们一张照片看看，有点感性认识。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的牌楼我在陶然亭看见了，他们把它搬到那去了，我让他们拆，说你们不拆我来拆，难到还想镇压劳动人民吗？
你们知道清华的历史吗？跟帝国主义有点关系，帝国主义打我们，我们还得赔款。灾难深重啊！清华就是庚子赔款盖的，不补上这一课不行。清华哪来的，是个什么东西，要搞个材料让大家学。
走后门，民愤极大啊，人数不少，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慢慢解决。我身边有个同志，妹妹在农村，表现大概是比较好的，贫下中农推荐她上大学，一个干部找了一个人顶替她，她很生气，我叫她不要不愉快，我这里有很多杂志，有科学杂志，还有一点医学的。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不是很好吗？干嘛非得要上大学呢？当然进现在的清华大学不一样，首先是要上阶级斗争课，清华的（学生）历史不学不行，不学不知道中国是怎么来的？（这时，江青动手给在座的同志摘黑纱）历史无论如何要学一下，不学历史就不懂魏晋。
要上历史这堂课，主要学简史、近代史。夏商靠考古地下的。周是奴隶制，有记载了。中国经过了哪几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我们还没有见到，你们还要斗争，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清华要开历史课、近代史、现代史，批邓还需要很长时间，他现在还过得非常舒服，孩子都在一块，主席同意了。孙子、外孙都住在一起，养了一家牛鬼蛇神。邓小平是官僚地主出身，他老婆出生在云南，云南是出火腿的地方，叫宣威火腿，她就是宣威火腿总公司经理的女儿。不接触就会有迷信，主席看人是观大节，略不过。以前不知道，有一个认识过程，不完整就容易有缺点错误。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较好一点。
这里是有背景的。
中央文革是有两派的，从上海起草“五· 一六通知”时就两派，开不成会。我、康老、春桥、文元是跟主席的。陈伯达、王、关、戚是一派，春桥去做康老的工作，我去做陈伯达的工作。顾问还有陶铸，他是个大叛徒，原来是判他死刑，自己自首，还鼓励别人自首。他反对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才讲了几分钟，也没有讲什么，就讲了人工合成蛋白的同志，向他们致敬。有人说，是中国人发明了，也只能说是模仿，发明权要让给外国人。后来外国人杂志上发表了，说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镇压我，轮流来进攻我，陈伯达还篡改了我的讲话。我要说的就是这么一句，人工合成蛋白是中国人民的儿女发明的。其实历史上我们的发明是很多的，外国有位教授李约瑟写了一本书（中国科学史）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发明，中国人还没有写这样的书的。这个人现在还活着。李教授现在住在意大利，意大利经常闹经济危机，教授的工资不稳定。李教授不够吃，我们出书，给他稿费，否则他也不要。
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
“全面内战”是走资派挑动的，说是抢枪实质上是发枪嘛。河北省会搬了家，三十八军和省军区各支一派，省军区支的是大派，一次就发了六千支枪，以后我就不知道了。三十八军支的是小派，也发了枪，我就去和稀泥。先做了三十八军的工作，他们态度还好。后来邀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洪文、登奎，还有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一块去做工作，还参观了保定胶券厂，顶牛的没有来，我对他们说，你们两派都对人民犯了罪，伤了人应该做善后工作。哪有人民子弟兵打自己人的？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记者要照像）你们不要帮倒忙，要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华国锋同志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主席提议的，主席说得这么明确，你们明白吗？
我要仔细地想一想“三分不足”，主席总结了经验，这次批邓就不许串连，坚持工作，抓革命、促生产，走五·七道路，不然坏人拱起来屁股就坐不住。
主席总结了经验，非常英明。我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官。主席说，工人、农民、学生、小官不喜欢大官压他们。为了不被打倒，所以我才到你们这儿来。你（指××同志）没有文化革命也不会到这来。当然也不能打倒一切，那样会使我们被动。比如揪军内一小撮，陈伯达就是修改主席审定的中央文件，加了三个“揪军内一小撮”，我们反对。陈说：“勾掉了两个”一个与三个有什么两样，照样搞出去了。我当时说过是“自毁长城”。会上只有两个同志发言支持我，不是说别的同志不支持。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老同志是个宝。我们主席是最老的，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有了主席的领导，我们才有今天。对老同志要执行主席的路线、政策，一看二帮。主席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因为老的都有权，造反派没有。象我这样的，就要对你们高抬贵手。主席两方面都保了，提出要老中青。邓小平是要老老老，连人生的客观规律都不懂，人一生出来就包含着死的因素。邓小平老的叛徒特务都要保、要翻案，主席害了病，他送烟去，要替一个叛徒翻案，刺激主席。我要控诉他。否则主席还要多活好多年，主席体魄非常好，头脑非常清楚，临终的时候还过问事情。我写了个条子，要参加义务劳动，这不仅是主席的教导，列宁也提倡星期六义务劳动，否则就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我到群众中来，好多了。我年老耳朵不好，对字听不清楚，声音过敏。医生检查，说是老年性加神经性，是受他们迫害的。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长着呢。形势是好的，你们看形势好不好？但要警惕。比如说还有地震。这次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当然你们也不要去造地震局的反，因为预报准了也难。财产损失一些无所谓，人是可以少牺牲的。我看地震局那个领导已经是个官僚主义者了，他是陕北人，忙于组织他的班子，下面向他汇报，但是他说没有那么回事，那么大的级还了得，不能报，要拖着。一个老工人在井下管水文的，抱着他的水文仪，流着眼泪说：他的一个“但是”多少阶级兄弟不见了。这次唐山有很多动人的事例。
我们地球是很好的，还很年轻，能量很大，要通过地震、火山爆发释放出来。非洲人不懂得地震，他们那里火山很多，通过火山释放了。
（选自北京大学批判材料之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学习毛泽东思想 继承毛主席遗志》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无限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二十七年前的今天，毛主席在天安门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战胜了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生气勃勃，欣欣向荣。
回顾我们的战斗历程，每一项英明决策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每一步战略部署都是毛主席运筹规划，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指明方向。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历尽千辛万苦，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深刻地认识到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百战百胜的旗帜。
在极其沉痛地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复地收听和学习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的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到学习毛泽东思想、实践毛泽东思想中去。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毛主席的教导，重读毛主席的著作。有的计划在明年九月九日以前把《毛泽东选集》四卷认真地通读一遍。有的着重学习毛主席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特别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重要指示。有的围绕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历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和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选读毛主席的著作。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一辈子走毛主席指引的路，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正在全国兴起。这是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的实际行动。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是继承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继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只有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内容极其丰富，极为深刻。要刻苦攻读，反复学习，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论述，深刻理解毛主席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刻理解毛主席是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是怎样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要在学习中弄懂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要弄懂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努力去实践，去应用，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斗，同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斗。当前，要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抓住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三株大毒草，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运动的领导。积极引导群众把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无限悲痛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动力，变成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无比仇恨，变成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任务，长期坚持下去。要充分发挥理论队伍和政治夜校的作用，办好读书班，注意总结和推广群众中学习的先进经验。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各级领导干部要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带头学，带头用，带头批，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领导艺术，提高捍卫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其他单位刊印的材料。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迟群给毛远新的信
远新：
送你现已出版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卷一、二分册，四卷一、二分册。尽管有些部分尚不确切和完整，但基本是事实。语言比较明快，好看。写书者的目的且不管，看后，长点中国人的志气，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英国人比中国的走资派的崇洋媚外要好些吧？！
另，送你看一个反动传单，这是我第一次增加了点知识。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宗明兰同志放的那一炮如果把这句话的辩明关系讲进去，无疑将是画龙点睛。
上次谈话，很受教育，什么是继承主席遗志，这就是。不理解主席思想，讲继承主席遗志，岂不是空话。
望多多保重。
迟群十月五日
来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一次教导我们：要批孔。今天，当我们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时候，我们要更加深入领会和坚决执行这一重要指示，要弄清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同孔孟之道一脉相承的本质联系，把批邓和批孔结合起来，把当前这场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在批林批孔中，我们紧紧抓住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这个要害，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打击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巩固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反修必须批孔。广大群众在这场斗争中取得的这一革命经验，是十分宝贵的。
党内资产阶级对批林批孔一直心怀鬼胎，非常害怕，极力加以阻挠破坏。林彪要克己复礼，开倒车，反对文化大革命，说的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心里话。批林一开始，党内资产阶级就大耍阴谋诡计，想方设法要把林彪的极右路线说成是什么“极左”，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把批林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颠倒过来，变成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彻底揭穿了林彪同反动的孔孟之道的血缘关系，不仅使林彪的极右面目暴露无遗，挫败了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而且深挖了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使党内资产阶级更加惶惶不安，痛心疾首。于是，他们就疯狂地捣乱，造谣言，放暗箭，诬蔑批林批孔运动，反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就明白地流露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恐惧与仇视的心理。它恶狠狠地攻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长期纠缠于……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什么“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并扬言要这些人“悬崖勒马，立即回头”，否则就要以“反革命”论处。好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但是，这种恐吓和辱骂，只不过暴露他们毫无真理而已。人们要问：为什么自称反对“袭用林彪老谱”的好汉，在《论总纲》的洋洋万言里，对林彪要克己复礼这件事竟连一句批判的话也没有，却对广大群众批林批孔、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如此仇恨，视为大逆不道呢？对待批林批孔的态度，就象一面镜子，照出了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继承孔丘和林彪的衣钵的真面目。正是在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反动思想指导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跑到天安门广场，吹捧邓小平，狂叫反对“秦皇”，要掀起什么“孔孟人民风暴”，制造了一场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暴乱。这就进一步说明，邓小平和《论总纲》的炮制者反对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是要为林彪和孔丘翻案；所谓反对“长期纠缠”，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普及、深入、持久地批修批孔。这一切，正是为了他自己“袭用林彪老谱”，继续克己复礼的反革命需要。
《论总纲》里集中反映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字面上，它并没有引用多少孔孟的话，而是引了很多革命导师的语录──这种装饰，对于反动派，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之后，是更必要了──；骨子里，按孔丘的克己复礼信条办事，则更完整、更加系统化。《论总纲》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是一个比《“５１７工程”纪要》更加精致的宣扬克己复礼反动纲领的标本。
党内资产阶级一些人称邓小平是精明强干的有经验的实干家，不是偶然的。他早就同刘少奇一起举起了修正主义黑旗，同党内外资产阶级势力有着长期的多方面的深刻联系，对资本主义制度之“礼”颇为熟悉，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方面，颇有“经验”。这种“经验”具有配套成龙的特色，成为邓小平克己复礼的资本。
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丘，他最高的理想是恢复西周奴隶制的“礼”，要一切都按“礼”的规定来办事。因此，“好礼”、“学礼”、“知礼”，就成为他自己和他教育门徒的首要任务。他一辈子钻研周礼，并告诫他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儒家之徒成了一批钻故纸堆的知“礼”专家。他们对奴隶制的“礼”进行了反复的整理、加工，编纂了《周礼》、《仪礼》、《礼记》这三大部经书，对“礼”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发挥，从政治、经济、道德以至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等各方面，把一整套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加以系统化，把人与人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来了个滴水不漏的详尽规定。这些货色虽然极其腐朽繁琐和反动，却为孔孟之徒视为无上的珍宝。因为它正是复辟倒退的依据，是从一切方面贯彻克己复礼、对人们“约之以礼”的绳索和罗网。在这方面，邓小平深得孔门心传。他多年来总是极力组织走资派和各方面的资本主义势力，下功夫钻研资本主义制度之“礼”，搞出了不少套套。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他在同刘少奇一起大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候，就抛出过一大批这一类的东西，例如修正主义的工业条例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东西的性质，邓小平当时就说过。他说：这种条例“要有针对性，就是为了专门治乱的。”自孔丘以来，一切反动派不是都把革命和前进的事业叫做“乱”，要用“礼”来“治乱”吗？邓小平也正是这样的。这次他又搞出《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等等东西，作为“治”文化大革命之“乱”的反动武器。在对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之“礼”颇有研究、颇有运用“经验”这一方面，邓小平的确算个行家。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其克己复礼的核心，是裹在几层包装之中的。要使它现出原形，就要剥开皮来看。
《论总纲》宣扬“三项指示为纲”，并让它围绕着“四个现代化”去转。这就一下子把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一贯教导，给扔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种偷天换日的鬼把戏，正是林彪惯用的“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阴阳法”。邓小平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是为了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这正象孔丘一样，大叫“仁者爱人”，是为了保护奴隶主贵族，复奴隶制度之“礼”，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
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教导全国人民要知道林彪一类党内走资派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的危险；着重分析了这个危险的重要经济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强调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任务。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击中了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要害。于是，《论总纲》就在论述这个指示的名义下极力加以篡改。它发了长篇议论，却绝口不提毛主席指示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主要内容，更不提走资派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的危险，相反，它另外提出了一个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概念来，说什么“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指向反潮流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凶相毕露地宣布要作“你死我活的斗争”，要“把领导权夺回来”。人们要知道党内资产阶级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阶级实质和主要内容吗？这里就是答案！孔老二要复礼，最根本的就是要复辟奴录主贵族的统治，保住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井田制，镇压奴隶和新兴地主的“犯上”行为；而邓小平要复礼，最根本的就是要保护党内走资派这些“大官”们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强化和扩大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法权，镇压无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潮流的斗争，复辟资本主义。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团结之可贵，就在于它是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力量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搞分裂的阴谋，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革命大团结。对此，《论总纲》在讲“安定团结”的时候一字不提。相反，却大肆诬蔑和攻击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的阶级斗争是什么“颠倒敌我”，是什么“‘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徒”为了“争权夺利”，“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了。《论总纲》不准人们批判“中庸之道”，说什么这是“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做法”。难道工人阶级的团结不是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而要靠孔孟的“中庸之道”么？这就又一次暴露出邓小平克己复礼的丑恶嘴脸。孔老二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论总纲》唱的正是这个调：让我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礼”而和和气气、停止斗争吧！谁这样做，就是“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君子”。如若不然，还要反潮流，反对“中庸之道”，那就是“破坏团结”的“小人”，就得向你兴师问罪！
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是邓小平搞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口号。《论总纲》为了掩盖这一口号的反动实质，并向无产阶级进攻，竟然歪曲引用毛主席批判儒家“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语录，攻击党和革命人民“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中孔孟之道的……毒很深”。言外之意是：儒家不是主张“正谊”、“明道”，反对计较“功”“利”的吗？谁主张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反对业务第一、利润挂帅，谁就是儒家！这正是修正主义者一贯采用的颠倒黑白、胡搅蛮缠、倒打一耙的卑劣手法。孔孟抽象地讲所谓“道”、“义”，标榜重义轻利，实际上不过是要否定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法家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在“道”、“义”的好听名义下去维护和复辟反动没落阶级的利益。在这里，《论总纲》所讲的表面上似乎与儒家不同，实际上却完全一致。大讲什么“一切为了现代化”，而不讲什么样的“现代化”，其实讲的就是资本主义的“道”、“义”，就是为资产阶级立“功”谋“利”。在《论总纲》里，开出了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药方，即加强所谓的“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的“严格的规章制度”。这种规章制度的核心叫做“责任制”，即“每个干部、工人、技术人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在这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统统不见了。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孔孟之道的礼治，几千年剥削阶级人压迫人的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管理制度，则被当作了发展生产的永恒规律，要恢复和强化起来。可见，邓小平的“一切为了现代化”，不过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用以压迫、剥削工人和贫下中农，复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奴隶制的借口罢了。
《论总纲》是一篇党内资产阶级克己复礼的代表作。这部反面教材清楚说明，邓小平一类的“礼”，是反映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利益并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他们要全面恢复和强化这些资本主义的“礼”，并强制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服从，即“约之以礼”，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反动没落的阶级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向革命阶级进行反扑的。为此，他们一定要制定一个复辟的纲领作为一面公开的旗帜，以便制造舆论，纠集队伍，作最后的挣扎。“克己复礼”是孔丘在我国阶级社会中第一次社会大变动时期，代表反动没落阶级制定的复辟纲领。它深刻地反映了这个阶级的复辟愿望和要求，也概括了这个阶级的种种反革命策略，因此，具有极大的典型意义，成为后来历代反动派效法的榜样。社会主义时期是人类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最伟大的变革时期。这个时期的反动没落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最主要的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必然地还要同我们作长期的斗争。他们要复辟，必然要沿袭孔丘克己复礼的老谱。刘少奇、林彪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因此，继续深入批孔，批判克己复礼，不仅为当前批邓所必需，也是我们今后反修防修的长期战斗任务。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了。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中，把批孔的战斗进行到底，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研究资料
二00三年三月，《党史文苑》发表王忠人 江燕的文章：《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非“四人帮”授意之作》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正是发表在毛主席逝世不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它为“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大造舆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华国锋、叶剑英等认为“这是‘四人帮’准备实施反革命行动的一个信号”。在《永》文发表的第三天——１０月６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一网打尽。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壮举，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索地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前途命运。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立即派以刘西尧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审查历时两年多，结论如何？《光明日报》的同志知道，新闻界一部分同仁也大致知道，至于社会上对这个问题则知之甚少，甚至有些误传，因此本文拟就《永》文发表过程及对莫艾审查情况作一介绍。◇ “四人帮”是如何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 １９７６年，毛主席从９月初开始，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主席逝世后，政治局在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追悼大会上华国锋的《致悼词》稿时，“四人帮”参加了讨论，他们都没有提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上写进“按既定方针办”；然而他们却有计划有预谋地在９月１６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偷偷塞进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篇社论，是“四人帮”文痞姚文元直接筹划的，经过“四人帮”一伙审看了。正式发表以前，又在他们圈内和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中散发，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是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他们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姚文元遵照江青的旨意，于９月１７日、１９日、２０日、２３日，先后四次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如９月１７日电话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９月１９日电话指示：“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这里需要解释几句，姚文元为什么那么突出“按既定方针办”，而怠慢“三要三不要”呢？所谓“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时说的。毛主席在讲完“三要三不要”后，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９月１８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华国锋在致悼词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实际上就是对“四人帮”的一次严正警告，“四人帮”当然不愿宣传针对他们的话。 在姚文元的再三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据从９月１７日至３０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几家报刊就登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２３６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９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９月１７日到１０月４日的１７天中，有４５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在上海，舆论攻势更是咄咄逼人。《文汇报》９月２１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９月２４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１０期刊出本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华国锋戳穿“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阴谋 毛主席逝世后２０多天，“四人帮”桩桩丑恶表演，华国锋看得清清楚楚。同这伙野心家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决心与叶帅等老同志一起，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 国庆节过后，１０月２日上午，华国锋一走进办公室，秘书把要批阅的文件交给他，头一件是乔冠华９月３０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审阅稿。这是急件，需要马上处理。当华国锋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他停下来了，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划了一个大问号。联想最近各报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他再也不能容忍江青、张春桥这帮野心家继续以毛主席指示卫道士的身份招摇撞骗了。此前他问过许多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工作在主席身旁的同志，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现在他手中有毛主席给他写的三句话，（即“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他要用此来揭穿“四人帮”伪造的“临终嘱咐”。于是华国锋在这份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然后华国锋向秘书交代，“此件交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外交部。”文件传到张春桥手里，这个阴谋家意识到华国锋的批示不简单，它说明华国锋、叶剑英开始向他们发难了。于是他在文件上写道：“此件暂不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关于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照过去方针办”的手迹，情况是这样的：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晚，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同会见。会见完毕，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在谈到全国形势时，华国锋对一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毛主席看出华国锋的思想，因为他在４月７日才担任国务院总理，时间不到一个月。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把邓小平搞下台，局势非常不稳，工作有许多困难，所以毛主席为了鼓励他，给他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后来，华国锋向政治局传达时，公布了前两条，最后这句“你办事，我放心”，他保留了下来。毛主席写的这几句话，是工作中正常的交谈，这怎能叫临终嘱咐呢？ 华国锋的批示，在“四人帮”中引起震动，于是，姚文元在１０月３日下午，亲自找《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姚文元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１０月４日晚，鲁瑛电话通知莫艾去《人民日报》，鲁瑛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莫艾回到报社以后照鲁瑛的话办了。◇ 《永》文的选题、组稿、和定稿过程 选题的产生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５日，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十来个人分发了。这就是９月１６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报社后，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其中就有“按既定方针办”这个题目。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相当于今天的编委委员或副总编辑）孙关龙提出到“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约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派孙关龙向“梁效”组稿。孙关龙提出再派一名同志同他一起去，于是又确定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与孙关龙一起组稿。 由此可见，《永》文选题的产生，是为了贯彻９．１６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莫艾在领导小组会上谈学习社论体会时，就提出要结合宣传报道组织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到“梁效”组稿９月１７日上午，孙关龙等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去“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到“梁效”谈了组稿意图后，“梁效”核心组随即按报社意图将这一任务交给“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当天下午，“梁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约定９月２０日由范达人来报社谈写作提纲。当晚孙关龙把去“梁效”组稿情况和“梁效”２０日来报社谈写作提纲一事向莫艾作了汇报，莫艾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孙关龙，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再同“梁效”谈。 ９月２０日上午，“梁效”写作组范达人等人来《光明日报》，孙关龙等二位领导小组成员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谈了文章的写法与要求。孙关龙作了主要发言，大意是说，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是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意义，既谈现实意义，也谈历史意义；可以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再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文章要强调在国内要继续批邓，在国际上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树立必胜信念。 由此可见，《永》文并非“梁效”主动来稿，而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亲自向“梁效”组织来的；文章的框架和内容，也基本上是两位领导小组成员规划的。 修改与定稿在《光明日报》明确了文章写法后，“梁效”写作组长范达人将执笔任务交给写作组的一个成员。初稿写完，范达人作了润色修改，９月２４日送《光明日报》。孙关龙接到稿件后，于当天夜里发排。９月２５日打出小样８份，分送“梁效”写作组和莫艾等报社领导小组成员。９月２７日，“梁效”将清样呈送给迟群、谢静宜。上写：“迟群、静宜同志：这是《光明日报》约稿，争取近期发表。此文是范达人、ＸＸＸ、ＸＸＸ同志写的，请您审阅。——两校大批判组，９月２７日。” 清样在《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中传阅，有的同志提出过修改意见，如建议增加“三要三不要”的内容等，但没有被采纳。 ９月２９日，孙关龙将综合清样交给莫艾，莫艾于当天深夜阅处，改动了几处，签了字写了一段话：“我略有改动，请和‘梁效’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见报。” ９月３０日上午，孙关龙同范达人在电话中交换各自改动的情况。９月３０日下午，迟群给“梁效”核心组成员回电话：“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注：包括《永》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孙关龙把“梁效”的改动告诉了莫艾，莫艾同意。于是孙关龙在定稿样上写了批语：“这是‘梁效’与莫艾同志定稿，上一版头条，望早日刊用。”１０月４日，《永》文便发表出来。 由此可见，《永》文初稿是９月２４日写出，９月３０日定稿。定稿时间是在华国锋１０月２日戳穿伪造阴谋的前３天。这就排除了《永》文是“四人帮”针对华国锋批示而授意写作和发表的问题。◇ 《永》文刊出后莫艾等人遭受审查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莫艾隔离审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隔离，结束审查。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莫艾审查做出结论，结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对莫艾的审查结论，基本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１、《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从前面介绍《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看，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文章的命题、内容，也基本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审查结论说：“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根据这个结论，在审查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曾不点名地给莫艾冠以“四人帮亲信”、“四人帮骨干分子”以及“喽罗”等不实之词，自然应予推倒。 今天重提这个结论，很有必要，因为新闻界，尤其是社会上对莫艾的审查结果到底如何，很多人不了解。当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不点名地给莫艾加上的罪名，亦未见有文章澄清。这一点，看来是有疏漏的。 ２、莫艾在主持《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宣传报道方面是犯有错误的。除了发表《永》文以外，还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以“梁效”、“高路”、“柏青”等笔名写的文章３０来篇。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批林批孔”、“反对经验主义”、“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宣传栏目中，它们除了宣传极“左”理论，还影射攻击当时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孔丘之忧》、《宋江一上山，就……》等，因此，在莫艾审查结论上写有如下一段话： “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粉碎这段时间，《光明日报》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发表了许多错误文章，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莫艾同志当时身为《光明日报》主要负责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结论中所指的错误文章，都是自投稿，都是《光明日报》自己可以决定是否采用的稿件，而不是上面指定必须发表的稿件。如果总编辑头脑清醒，多一点独立思考，他就完全可以不那样积极发表那么多这类稿件。 ３、结论中的处理意见是不予处分。既然莫艾犯有如上错误，为什么不予处分呢？结论说：“考虑到莫艾同志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公开宣传报道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左’倾错误影响发生的。因此决定：不予处分。” 结论的这段话是把莫艾的错误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审视的。一张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党要求它的宣传，必须严格贯彻党的宣传路线和方针政策。当领导这张报纸的中央领导人是坏人，是反党阴谋家，而且在舆论上极力推行他们的主张时，则被领导的报纸是很难不在版面上有所反映的。莫艾在《光明日报》的三年，正是党中央的宣传大权掌握在“四人帮”姚文元手里的时候，报纸宣传报道中犯有“左”的错误，应该说是有可原谅的一面的。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莫艾同志对待组织审查，态度是诚恳的，认真的。不予处分的结论也包含这个因素，虽然结论的文字没有这方面的表述。当中央工作组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莫艾就把自己在《光明日报》三年的工作记录、电话记录、来往信件和《永》文几次审稿大样等毫无保留地上交工作组。莫艾说这次教训“将永远镂刻在自己的骸骨上”，要求党严厉处分自己，并希望党组织把他“作一只麻雀，进行具体解剖，看看像他这样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是怎样滑到泥潭的？”“五脏肝胆，任党检查”，态度诚恳。在被审查期间，莫艾共写出１６０多份交代检查材料，还写出６０００字的《三年错误总检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几个方面，深挖自己错误的根源。 对莫艾审查结论做出后，关于《永》文是“反革命夺权信号”的提法问题自然也不再存在了。 但是，经过审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帮”授意发表的问题，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没有阴谋关系，这样，所谓“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提法，似乎已不合适。事实上，近十年来有些比较权威的书刊已经不这样提了。比如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和２００１年６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在叙述粉碎“四人帮”过程时，都没有提到《永》文，更没有说它是“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的话。 莫艾于１９８３年离休，由于他工作勤奋，思想作风正派，报社职工都很尊重他。近几年他身体多病，长期住医院。鉴于莫艾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报道了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对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表扬；建国以后，他担任了几个省市的新华分社社长，对党的新闻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１９９２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所作的贡献。这说明，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因为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期宣传报道上所犯的错误而影响对他全部新闻工作历史的评价。 孙关龙，当年是报社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他在“文革”前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组织部，“文革”中下放工厂锻炼，１９７４年调到光明日报社，１９７６年３月升任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在审查《永》文发表过程时，孙亦被隔离审查。查清问题后，报社对他未予处分，继续让他在《光明日报》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后经本人要求，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专家。 范达人，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二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１９７９年后仍在北大继续任教和从事比较史学研究，１９８９年去美国，１９９９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 《党史文苑》 ２００３年３月
2010年10月4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