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一章 十月政变
第四节 逮捕江张姚王毛
本节资料
研究资料
《红色警卫》摘录
邬吉成说：
我在这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内容都是“派你的司机小王，接某某同志到汪东兴同志处”。"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嘛老用中央警卫局这边的车？ 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 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松开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他的随卫，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据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进了怀仁堂后，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把他们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我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警卫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权威。 当时在怀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三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对我说："汪主任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摘自《红色警卫》，作者：邬吉成、王凡
张耀祠说：
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那时，汪东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张耀祠则是他的副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们常见面。张耀祠像平常一样来到汪东兴办公室，坐了下来。不过，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同时奉命前来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低缓的语调，对张耀祠、武健华说道：“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虽然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一决定，但是他一听就颇为振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生前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指定张耀祠负责江青小组。他对张耀祠、武健华说：“你们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
晚上八时半，张耀祠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若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在“文革”中，江青长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二0一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称她为江青同志，这一回没称她为同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处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其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不是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亲历者忆抓捕四人帮：江青没有反抗 未戴手铐
1976年10月6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30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国政治的最中心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地震，这就是粉碎四人帮，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不仅结束了不同寻常的1976年，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2006年10月，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节目组来到上海的武健华先生家中。这位80岁的老人，以军人特有的风格讲述了30年前，他所参与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特殊行动——抓捕四人帮。
中央下定决心对待四人帮要采取措施
武：我接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命令是1976年10月2日晚上8点钟，我接受到的命令。
记者：怎么个方式接受的？
武：是汪东兴同志的秘书打电话给我，他说东兴同志有事要找你，我说我马上就来。我就到了东兴同志那个办公室。
记者：他的办公室在哪？
武：他的办公室就在中南海，我们叫南楼，中南海南楼，我就到了中南海南楼。
记者：当时你接电话的时候，你感觉到会有什么事？
武：因为汪东兴同志找我们是经常的事，没有特别的感觉说是有什么事情，但是中央高层同四人帮的斗争，这个我们总听到一些，听到一点，知道一点。
到了中南海南楼后，汪东兴立刻让武健华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李鑫也到他的办公室里来。
来了以后，汪东兴同志跟我们说，他说中央对待四人帮已经下了决心要采取措施，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这个手伸开了以后，把这个拳头，站起来，这么，没有多说，就是这样说，他的意思就是要一网打尽，要采取坚决措施，一网打尽。他说你们考虑一下采取什么方法、什么形式，怎么样搞法，你们要研究个意见，我现在我马上要到华国锋同志那里去，你们商量一下，回来以后我们再仔细研究。
在给武健华等人布置任务后，晚上9点钟，汪东兴来到东交民巷的华国锋住地，向华国锋汇报了叶剑英和他的谈话。
华国锋同志说，你们谈的意见跟我想的原则上是一致的，他说我跟叶帅谈了，就是现在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要具体化，他说我跟叶帅商量，是不是由你考虑一个方案，考虑一个方案我们再谈一谈，再确定。
抓捕方案讨论：如何抓捕四人帮及解决顺序
而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南海南楼新腾出的两个房间里，武建华、张耀祠、李鑫三人已经开始紧张地讨论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方案提出，以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实施对四人帮的抓捕。
“四人帮”在这个时间，特别是张春桥，他想着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个工作抓到手，由他来领导这个工作，这是他当时一个心理状态，他曾经找过李鑫同志，李鑫同志当时就是负责搞毛选五卷的，找过李鑫同志，问过毛选五卷准备工作的情况，并且还要了两份稿子去看，所以这里边就是他们现在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想着把毛选五卷怎么样能拿到手，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研究这个方案的时候，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想这个会议要开，是他们真想要办的事，这样的话开起会来的话，他们也很有兴趣。
方案把开会地点定在中南海怀仁堂，不仅因为在这里采取行动比较方便有利，而且也是按照惯例行事，四人帮不会有所怀疑。
研究毛泽东这个选集的稿件这一类的问题，过去都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中央有一项规定，就是《毛泽东选集》的稿件，不能拿到中南海以外去，就要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过去都在这里研究。那么这一点，是张春桥王洪文他们都知道的。
根据方案，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还要讨论另一个问题，而讨论这个问题是作为常委必须参加的。
我们当时想，研究与毛主席有关的重要问题，这样的话就是他作为政治局的常委来讲，他不好托词、请假，这个都不好说的，当时我们想到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当时有一个选址的问题，就是在哪个地方来建设这个毛主席纪念堂。
这个方案还确定了解决四人帮的顺序。那就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方案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组织、隔离地点等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10月3日凌晨4点，一个完整的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形成了。然而这一方案能否执行，必须得经过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批准。
细化行动方案 对毛远新执行“监护审查”任务
武：行动小组开过会以后做了分工，你比如说是进门的话，门后两个人，每个组它都要确定这两个人是谁，要根据情况，就是说王洪文那个地方这两个人要非常地是膀大腰粗的，非常地军事技术也很好的这样的同志，像江青，虽然她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它也安排好哪两个人要跟江青一起，架上她一起走，他们都做了准备。另外一个，他们还准备手铐，手铐，每一个组都带上手铐，还有以及有关方面的一些东西。
下午5点，武健华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今晚参加行动的其它一些同志的会议。到会的有8341部队的一位副参谋长，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服务科长，交通科长以及6位司机。武健华向与会人员作了政治动员，下达了具体任务。
记者：比如你在东八所开会的时候，你要求他们都做些什么准备呢？
武：他们都是日常的工作都准备好了，我只是告诉他做什么事情就行了，不用再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他都，日常都是常备不懈，对，就这样的。
记者：那司机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武：司机。
记者：包括车辆，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武：我都告诉他们，谁开什么车，你像给江青开那个车的就是一个保险红旗，因为平日江青她并不坐保险红旗，我就告诉要准备保险红旗，什么人开。
记者：保险红旗就是防弹的？
武：防弹的，防弹的，就是防弹红旗，对。因为江青我知道她要到了中南海以外，还要走一段路，江青安排那个地方在这个区段比较远的地方，她要在街上走一段，到了一定的地方再下到地下。
记者：所以她要安排红旗保险。
武：她要安排防弹车，对，安排了两台警备车，因为她出去有警备车，这个警备车除了我们警卫人员都带枪以外，都带手枪以外，这个警备车上都带这个，带一些特别的武器，像速射的武器，正像冲锋枪，…枪，手榴弹，就防备万一发生事情，一些速射的武器，他们都带在前后警备车上，这个都有安排。对。其他那些车就是都在中南海里边，其他别的车都在中南海里边，只不过从怀仁堂到隔离点都在中南海里边，所以比较安全，所以就一辆车。
在东八所开完会后，已是下午6点，暮色徐徐降临。在去汪东兴办公室之前，武健华又到中南海东八所食堂转了一圈，看到队员们正在照常吃饭，没有什么异样，武健华心里稍微有些放心。但是他来不及吃饭，便匆匆赶到汪东兴那里，汇报了他在东八所开会的情况。
他一边听我说话，一边看了看手表，他说你现在到怀仁堂去吧，再检查一下，不能有忽略，不能有疏漏，我就上了车，就很快地就到了怀仁堂，我们这些工作的车，当时就要保密，不要都堆在怀仁堂门口，很多不是参加会议的人，这么多车在这里干什么，所以我们，我去的车就是在宝光门，中南海有个宝光门，车就停在宝光门那隐藏起来，我就下来进怀仁堂。怀仁堂，我进怀仁堂的时候，我看工作人员，还有他们慢慢地也往怀仁堂走，规定是6点半集结，6点半集结，我去的时间还是稍微早一点，他们都开始往那走了。
记者：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担心？
武：也有担心，因为我们这个活动从，应该说从一开始，最怕的是什么东西？泄露秘密，最怕的是有一点风声传到外边去，因为我们当时考虑，四人帮他们是掌握舆论工具的，就怕知道一点消息，风声出去以后，他如果是利用这个新闻媒体什么广播，广播一下子，这个事情的话就要出大问题，就要出大问题。最怕这个，这个心里边一直地没有，没有抓起来以前，一直不安，一直都在想这个事。
按照预案，下一步行动就是拘捕江青。武健华在请示完毕后，离开怀仁堂，直奔宝光门，跳上隐蔽在在那里的汽车。不到一分钟，就在丰泽园后门停下。对付江青的行动小组，正在隐蔽在这条马路的一侧。武健华向他们打了个招呼，进入丰泽园值班室，值班室没有人，武健华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
实际上，晚上八点钟，张耀祠已经奉汪东兴命令，带领一个行动小组前往毛远新住处，执行对他“监护审查”的任务。武健华经过菊香书屋，走进毛远新的住处颔合堂，看到张耀祠正在训示毛远新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
毛远新坐在那个椅子上，坐在那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椅子，坐在寒和堂中间，这个时间毛远新的枪已经给他下下来了，毛远新是带枪的，枪给他下下来了，下了枪以后，这个时间耀祠同志交代，他要老实交代，好好坦白自己的罪行。
武：我跟耀祠同志说，我说，我拽了拽他的衣服，他朝我看一看，我说时间差不多了，我说咱们走吧，到春永斋去吧。
抓捕江青未戴手铐 警备车驶向关押地点一路绿灯
出了丰泽园后门，武健华和张耀祠两人直奔春藕斋。行动小组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在春藕斋前厅，江青的秘书、警卫和司机正在休息，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洗衣服，也有人在玩扑克。
我们一进去，他们一看，虽然他们不知道我们来干什么，他不知道，但是我们都是每天，几乎每天见面的熟人，他也没有惊慌，也没有这个什么，没有怀疑地坐在那个地方，笑嘻嘻地坐那场，以后耀祠同志跟他们说，耀祠同志笑嘻嘻地问他们，说在吧，在吧就是问江青在不在，以后他们也都听懂了，都点点头，说是，在，在，
与此同时，武健华迅速命令给江青开车的司机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指示保险红旗车司机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处。接着告诉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小周前面带路，回转头又叫上江青的女护士马晓先。马晓先是抓捕江青行动小组的队员之一。
一进，一开门，就是我们进去了以后，就江青背西面东，坐在一个沙发上，腿上这场盖了一个四方形的那么一个小的毛巾被，脚底下扎了一个脚垫子，那么江青坐在沙发上，不吭声，我们的那个行动队员进去以后，跟左右两侧和后边就把江青围在当中，围在江青，围在当中，江青这个时间看那个面孔那个样子有一点不安的这种面孔，这么多人到她家去，那么她有一点不安的面孔，稍微一会，她稳定下来以后，张耀祠同志和我站在她的那个对面的，斜对面，左前方，站在那个地方，江青把眼镜正了一正以后问，你们要来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这个时间张耀祠同志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的活动，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检查，隔离审查，马上执行。
武：江青听了以后，她又把眼镜动了一动，她说中央是什么人啊，我站在旁边，我有点发急，我说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不知道吗，她又改嘴说，她说，我是说你们来是谁叫你们来的，张耀祠同志说，我们是奉华国锋副主席的命令来执行中央的决定的，旁边以后我就催，我说收拾收拾赶快走。
我在旁边就发急，我想怀仁堂，华、叶，还有汪，都在那等着，他一定心里很急，我这么想，所以我也很着急，我说你收拾收拾赶快走，这个时候张耀祠同志又说了几句，说你要换一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你到那里去了以后，要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跟她说了这么几句，我又催她走，江青说，那我这里文件怎么办啊？张耀祠说，文件我们有人管，你把钥匙交出来，她说，那不行，她说，这个地方都是党中央的机密的文件，我只能交给华国锋，不能交给你们，以后张耀祠说，那你就把钥匙，你装到信封里，我转交华国锋，
武健华说，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用铅笔在一张信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
写完信后，江青把钥匙和信笺放进信封，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并用手用力按压了几下，交给了张耀祠。
我在那面又催，我说快走，快走，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这个时候江青才把这个小毛巾被拿到一边，两个手扶着沙发，那么慢慢站起来，整理整理衣服，要临走的时候，她又要上厕所，上洗手间，上厕所，以后，因为江青这个尿急尿频这个毛病，我们都知道，不以为怪，所以我就叫那个护士马晓先跟她一起进去的，因为她过去，江青到卫生间，有的时候护士也一起去，马晓先跟她一起去，从厕所出来以后，这才离开了春永斋。
武健华说，江青在这段时间非常顺从，一点也没有反抗，所以没有给她戴上手铐。行动小组人员打开厚厚的保险车门，把她押上车。很快，这辆红旗防弹车，连同前后两辆警备车，迅速出了中南海西门，向预定关押地点驶去。
北京的警察，他很精明的，这个防弹车，中央只有几个人坐防弹车，所以警察一看见那个一路的绿灯，很快地，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是，就到了那个隔离点。
记者：事先没有通知警察？
武：没有通知，没有通知警察，都没有通知，那么警察，这个中南海周围，他又是，警察又，这是大的马路上，都习惯了，都习惯了。他一看见这个车来了以后，就是一路的绿灯，到了。到了以后，江青下来车以后，看了一看，她说，好像这个地方我来过，以后行动小组也不能听她说，也不跟她罗嗦，就是把她带到了隔离室，
江青被带进隔离室后，武健华告诉司机掉转车头，飞快赶回怀仁堂，向华国锋、叶剑英报告江青已经被顺利拘押。
汪东兴在靠西面一点站，我就准备到西面去跟汪东兴同志报告，他这个时候已经来了，我又报告了一遍，以后他开玩笑地说，怎么样，江青是不是又表演了一番？我说她是见风转舵，我说还比较听从指挥，我说是还好，比较听话。
【来源：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
中央警卫：我们直接参与抓捕看押"四人帮"
口述：蒋廷贵 徐金升 黄介元 滕和松 张云生 记录整理：辛恕翰 姜晓
三十年前，我们几个人都在中央警卫部队工作。我们有幸直接参加了解决“四人帮”的战斗。这场伟大斗争是在华国锋、叶剑英直接领导指挥下，由汪东兴具体组织实施的，任务由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执行。除了组织指挥、值班联络、后勤保障的同志外，还抽调了十几人组成四个行动组。第一组:组长李广银，组员霍际隆、吴兴路、王志民，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组:组长纪和富，组员蒋廷贵(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常务副团长)、徐金升(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任子超，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组:组长高云江，组员黄介元(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退休时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参谋)、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江青；第四组:组长滕和松(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值班室一科科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秘书)，组员康海群、张云生(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警卫参谋，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参谋)、高风利，负责解决姚文元。另有李连庆小组负责就地隔离毛远新。
汪东兴宣布了三条纪律
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先后通知我们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同志住处开会。由于保密，当时每个组互不见面，分别由汪东兴亲自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并作了动员。接着汪东兴又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泄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严厉的制裁。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第三，明确任务，严守纪律。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联系，包括家人、亲人在内，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他又说，今晚的具体集结时间、地点，车辆配备，以及互相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给你们安排部署。武健华分别给各组布置以后，又分别对一、二、四组的同志说，准备采取通知他们到怀仁堂开会的形式当场解决。对第三组的同志说，江青在她住地解决。他还要各组准备好武器、弹药和手铐、毛巾，一旦他们吵嚷喊叫，就把嘴堵上。
当天下午，大家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都急切地等待着集结时间的到来。好不容易等到集结时间，大约晚上6点多钟，大家带上手枪和手铐、毛巾等，分头到了各自的集结地待命。
张春桥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浑身哆嗦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干什么？”
解决王洪文、张春桥的小组按时到达怀仁堂。怀仁堂正厅中原来摆设的沙发、桌椅都搬走了，只在正面立着一个大屏风，屏风前摆着一张长条桌，华国锋、叶剑英端坐在屏风前的长桌后坐镇，表情威严，厅内的气氛庄严而自然。汪东兴隐蔽在正厅南门屏风后现场指挥，武健华负责现场联络，具体组织实施。解决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成员，分别检查了武器、装备，并分别进行了行动路线和解决办法的实地演练，然后分别隐蔽在正厅东南门的门后。
大约晚上7点50多分，王洪文第一个到场。因为此行动小组的四名同志有三人已去世，另一人是中央派来的，所以对解决王洪文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甚了解。
张春桥到达后，在怀仁堂门口，他的随员被引领到值班室，只有张春桥一人进来。他走进怀仁堂正厅东南门时，早就埋伏好的徐金升、纪和富从左、右两侧立即扑上，把他两臂扭住，将头按下。蒋廷贵、任子超也上前帮忙。张春桥一见势头，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浑身哆嗦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干什么？”接着就被行动小组的四名同志像捉小鸡似的扭送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弯腰低头站立。华国锋义正辞严地对张春桥宣布道:张春桥，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行动组成员立即把他押到东饮水处，蒋廷贵给他戴上手铐，出东门上了红旗轿车，押送去地下工程的隔离室。
江青比较配合，连手铐和准备堵嘴用的毛巾都没派上用场
解决江青，上级决定在她中南海的住地实施。她长期与毛主席分居。她在中南海的住地，位于中南海春藕斋西侧新建的二○一号楼。第三行动小组事先隐蔽在春藕斋后院东门外。
晚上八点钟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武健华终于来了。后来听说张耀祠此前带领李连庆等人去隔离毛远新了。武健华低声下令:“出发！”，张耀祠一挥手，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三人像箭离弦一样，立即跟上，直奔江青的住地二○一楼。进入二○一楼东廊，队员们没顾上看江青的工作人员都在干什么。只见卫士周金铭(警卫科派去的警卫参谋)迎了上来，并叫来护士马晓先(警卫局保健处派来)。事后周金铭告诉说，江青本打算10月7日去天津，让他准备车。10月6日晚饭后他去南楼准备向汪东兴汇报，遇到汪的秘书孙守明。孙守明告诉他汪东兴正好要找他。他见了汪后，汪即把当晚要隔离审查江青的决定告诉了他，让他配合行动，注意江青的动向，同时让他告知马晓先，并严加保密。周金铭见行动组的人到后，主动把武器交给组长高云江。张耀祠问工作人员:“在不在？”大家说:“在。”武健华让周带路，并叫马晓先一起进去。大家进了江青的房间，见江青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腿上盖了一条小方毛毯，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文件、文具等物。几个人呈半圆形把江青围住。江青坐在那里，见来人的架势，先是一脸怒气，后又平静了下来。她扭头问:“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马上向江青宣布: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命令江青:“现在把你送到另一个地方，你要遵守纪律，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江青听后一脸惊恐地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武健华说:“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不明白？”江又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张耀祠立即严肃地说:“我们是奉华总理、叶帅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江青又嗫嚅着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武健华严令催促江青马上走。江青提出她这里的文件怎么办？张耀祠说会派人来接管，并让她交出钥匙。江青提出钥匙要交给华国锋。张耀祠就让她把钥匙封在信封里，代她转交。江青写了张条子，连钥匙一起封在信封里，交给了张耀祠。江青这时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慢步上了一趟卫生间。马晓先给她披上了一件深灰色风衣，她一身黑衣，服服帖帖地跟随大家离开了二○一楼大院。因为她比较配合，连手铐和准备堵嘴用的毛巾都没派上用场。
出了二○一院，江青顺从地上了保险红旗车，前、后卫车是警备车。行动小组的人加上马晓先把江青限制在主车中间的座位上。车离开中南海，一路绿灯，一会儿就到了隔离地点。进了地下隔离室，江青见到押送她的黄介元，误认为是原来保卫过毛主席的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队长陈长江，就问黄:“你是长江啊？”黄介元没好气地回答:“我是黄河！”
制订了两套解决姚文元的方案
解决姚文元的小组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隐蔽在中南海交通科南面流水音小桥处待命。因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某部担负。因而上级订了两套解决方案:一是解决了王、张、江后，通知姚文元来怀仁堂开会，现场解决；二是如他不来就让吴忠司令员带领行动小组去他的住地解决。后来姚文元同意到怀仁堂来，所以就让吴忠回去了。第四小组的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立即驾车到达怀仁堂集结。武健华向他们传达了行动方案，决定在怀仁堂东厅实施解决。大约晚八点二十多分钟，康海群跟随姚文元进了怀仁堂，滕和松示意他走东休息室。姚文元一进门，早已埋伏在门两侧的张云生和高风利，像猛虎扑食一样，立即上前把姚的双臂扭起，下压双肩，架在武健华面前。武健华立即向他宣布了华国锋写的关于隔离审查他的手令，内容和前面的基本一样。姚文元一听，一面挣扎，一面歇斯底里地喊叫:“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武健华大声命令:“带走！”行动组员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姚文元仍大喊大叫:“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警卫员:“小朱快来呀！”殊不知他的随员早已集中到怀仁堂外面的五间房值班室去了，已向上级交出了武器，正在待命。张云生、高风利把姚文元押上了红旗车，驶向地下工程隔离审查。路上姚文元仍高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你们为邓小平翻案！”高风利用手帕堵住了他的嘴，他才安稳了。
“四人帮”在隔离审查期间的吃、住等生活情况
“四人帮”在隔离审查期间，也是上述四个组分别负责看押。看押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政策，看管要严，不虐待，不污辱，不能逃跑，不能死亡。为防止他们自伤自残，对每个人都进行了搜身，收缴了尖利器具。
“四人帮”住的条件都比较好，虽在地下，但是每天通风除湿，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室内有卫生间，有的有客厅。每人屋里除了床、被褥外，都有桌椅，桌上备有纸、笔和《毛选》四卷。要求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写下来，用信封封好，有专人转送。江青先后写了几封信给中央。她曾在纸上写过两句话，一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句是“枪打出头鸟”。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写书面简报，报告“四人帮”每天的表现，都在干什么。然后每天由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地下工程的工程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定时取走上交。
在隔离审查期间，他们不戴手铐，在隔离室内行动自由。他们除了写交待材料外，还经常看《毛选》四卷，有的还要来了《列宁选集》看，看得似乎还很认真。张、江、姚在《毛选》的文章中划了很多道道，还作了大量眉批。
他们和工作人员都吃一样的伙食，标准比部队机关食堂稍高，都是机关食堂做的，专人专车送饭。每餐两菜一汤，一荤一素，肉、蛋、鱼不断，主食大米、白面，经常变换花样。江青吃了一段时间后，要求吃点粗粮和带粗纤维的蔬菜，工作人员报告后满足了她的要求。张春桥吃了几天突然不吃饭了。工作人员批评他:“你干吗不吃饭？你干了那么多坏事，还绝食！”他说:“我不是绝食。你们年轻，不知道，我身体不舒服，吃多了难受。”张春桥爱抽烟，开始他抽自己带的香烟。第二天抽完了，要求工作人员帮助解决。工作人员报告后，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抽烟抽得很勤，满屋烟味，工作人员批评后，他收敛了许多。在隔离审查期间，要求他们自己搞室内卫生，自己洗衣服。他们都很听话照做。上级经常派人给他们送衣服换洗。为防止意外，由工作人员为他们理发、刮脸。江青随身穿的黑色衣服，不知为什么褪色，把床单染了。马晓先给她洗衣粉，让她自己洗。她哪里洗过衣服，真是赶着鸭子上架。她洗了半天也洗不好。因为马晓先原来就是她那里的护士，她作威作福训斥惯了。在隔离室又耍她“女皇”的威风，大声训斥马晓先。工作人员就严厉批评她:“你在这里接受党和人民的审查，要老实接受看管，不能像过去那样耍威风。”并要她承认错误。她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从此不再耍威风了。
姚文元刚到地下隔离室时，第一周态度不老实，老骂人。还摔这摔那。他还总想知道被关押在哪里，每逢送饭车响，他就听声音，有一次向外跑，被工作人员制止。工作人员就严肃地批评他:“我们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你现在是阶下囚，要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交待你的罪行！”并坚持要他承认错误。姚文元被迫无奈低头认错，从此不再闹了。
负责看押工作的人员经受了多重考验
从1976年10月6日晚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前后6个月零4天。在这么长的看押时间里，看押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比如，条件艰苦的考验。工作人员住的地下室通风条件差，长期不见阳光，空气湿度大。晚上盖上被子一会儿一身汗，被子稍露缝隙就冷气刺骨。不少同志都烂裆了，有的患了高血压、关节炎。长期在地下，连夜宵一天四餐，又没有地方活动，有的发胖，觉得乏力。也不能洗澡，一个月后才用车拉到地上洗一次澡。但大家没一个叫苦的，顽强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再比如，长期少眠的考验。工作人员24小时在灯光下值班，“四人帮”的一举一动都要在值班人员的视线内，精力高度集中，精神高度紧张。开始时每组仅四个人，两人一班，每天两班倒，时间长了就严重少眠，困得不行。有的工作人员值班时困了，就用手拧大腿，有的咬舌头。一个多月后，上级又从警卫局和警卫团抽调了一些干部来帮助看押。这样人多了，两人一班，每天三班倒，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四人帮”转移关押时，领导提出，一旦路上遇到武装拦截、劫车等意外，只由前、后卫车反击、善后，主车不准开车窗还击，只要车能开得动，就要一直往前冲，直达目的地
1977年4月9日，武健华通知各组，晚上不准睡，有任务。原来是中央决定把“四人帮”押送秦城监狱交由公安司法机关拘捕关押。押送路程约一百多华里，为防止路上出现意外，各组都制订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执行押送任务的还是这四个组的人员。主车是保险红旗，由本组人员直接看押，前、后卫车是另外组织的人员。每人都配备了手枪和冲锋枪及充足的子弹。领导提出，一旦路上遇到武装拦截、劫车等意外，只由前、后卫车反击、善后，主车不准开车窗还击，只要车能开得动，就要一直往前冲，直达目的地。
4月9日凌晨两点多钟，按原定方案先押送的王洪文，又押送张春桥，10日凌晨先押送的江青，后押送的姚文元。分别把他们交给监狱接收的人员后，回到住地，顿时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既高兴又自豪，晚上可以轻松地睡个安稳觉了。
4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全体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次参与解决“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全体人员，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人员合影，并请大家吃了饭。祝酒时，华国锋主席说:大家辛苦了，谢谢同志们！叶帅也勉励大家: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记录整理者辛恕翰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姜晓为北京昆玉军休所工作人员)
被捕之后的王洪文
news.dayoo.com 2007年07月11日 11:14 来源: 老人报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逮捕。华国锋当着王洪文的面，宣读了中央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宣读完毕，王洪文突然大叫一声，挣脱警卫员的手，伸开双手，扑向五六米外的叶剑英。就在他冲到离叶剑英只有一两米远的地方时，中央警卫局的战士猛冲上去，把王洪文扑倒，死死摁住，给他戴上了手铐。由于抓捕“四人帮”时，王洪文是惟一一个反抗的人，加上他年轻力壮，情绪急躁，所以，在被抓捕的人中，王洪文是惟一被戴上手铐的人。王洪文被捕后，对他的监管也最严。
当天，王洪文被押进中南海地下室，他的情绪很激动，口中骂个不休。后来，他也不骂了，一副沮丧的样子。不久，中央决定，将“四人帮”交给秦城监狱关押。从此，王洪文在那里渡过了16个春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重新审理“两案”（即林彪反党集团案与“四人帮”反党集团案———笔者注），由中纪委组成了三个审理组。“四人帮”一案由二组审理。王洪文接受正式审讯，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此时，王洪文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愿意配合审讯了。
王洪文之所以转变而表现出愿意配合审讯，是因为他自知罪恶深重，害怕被判处死刑。他极力想保住自己的命，因此在态度上表现得好一些。另外，他在“四人帮”中，虽然职务比另外三个人都高，是党中央副主席，但“四人帮”的核心人物是江青，王洪文也要听江青的。而且，“四人帮”中其他三个人都看不起王洪文，认为他胸无点墨，就知道吃喝玩乐。他在“四人帮”内部，是不被其他三个人所重视的。王洪文被捕后，便急于交待问题，把其他三个人的问题都交待出来，好为自己开脱。还有一个因素，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都曾经拉过王洪文，向他指出了江青的问题。毛泽东还对他说过：“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跌跤呢！”可惜，当时王洪文听不进去。现在被捕了，才想到毛泽东当时说得有理，后悔当初不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现在为时已晚，上了贼船，就难以下来了。因此，他心中对江青也是有一点怨恨的。在这个心理支配下，他把一切问题都往江青身上推，对于自己的问题，就总是想回避。
据“两案”审讯组组长汪文风回忆，在审讯王洪文时，他“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伙的一般罪行和错误，谈得很细，很具体，竭力想表现出'悔过自新’的样子。”（见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王洪文也确实交待了一些问题。
王洪文交待的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邓小平顶撞了江青，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攻击邓小平说“你又跳出来了”之后，他们四个人相约，去钓鱼台17号楼开秘密会议，作出了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决定。当晚回去就寝时，他接到了好几个电话，然后密调三叉戟飞机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斥责了他，他因此心情不舒畅，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而是买了许多桔子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桔子，一边发牢骚。王洪文对这个问题交待得很细，情节也对。王洪文交待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派他回上海组织民兵。他回到上海后，马上建立了第二武装，还突击发了枪支弹药，还对民兵头头动员说：要准备打内战。王洪文交待的这两件事，是十分关键的，因为这两件事足以证明“四人帮”结党营私，要篡党夺权，发动武装叛乱。这两件事，是对“四人帮”定性的关键所在。此外，王洪文还对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挑动武斗等问题作了交待。
但是，王洪文对自己反周恩来的事情不肯交待。这大概是因为周恩来的威信高，反对他容易引起民愤，也因为周恩来生前曾经真心实意地帮助过他，拉过他，可是他却反对周恩来，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因此，他不承认自己反对周恩来。当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就装聋作哑地说：“我去长沙提到周总理了吗？我会那样做吗？我好像只说了邓小平与江青吵架的事，没有说周总理的事。”当审讯人员问他：“那你去长沙之前为什么没有向周总理报告？”王洪文就故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忘记了呢？我怎么没去请示周总理呢？”当问他为什么回上海搞所谓“伍豪事件”（即“四人帮”诬陷周恩来叛变而搞的假材料）的材料时，王洪文发誓说：“我绝对没有搞诬陷周总理的假材料。”当审讯人员出示他亲笔批的字时，他大汗淋漓，口中喃喃自语地说：“这倒是我的字。”
王洪文入狱后，政府方面给他提供的生活待遇是很好的。当时党和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四人帮”定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是当时干部机关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关押王洪文的地方，自然环境也很好，四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还有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汇到房屋前边的湖泊里，到处都是树林，花坛里一年三季（除去冬天）都开有鲜花。王洪文住的是楼房，生活设备、用具一应俱全。他每餐都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二斤水果，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白馒头，任其挑选。王洪文刚入狱时是很能吃的。他年轻，身体也好，所以吃得也多，对他的供应就更多一些。但是，后来他心事重重，饭量减少了。监狱方面为了做王洪文的工作，除了开导之外，还格外关照，让他的妻子崔根娣来监狱探望。王洪文见到妻子时，百感交集，对他妻子说了很多话。他告诉妻子，要好好保重身体，教育子女好好学习。妻子来探望以后，他的心情好了许多。
1981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他母亲王杨氏得知消息，着急上火，得了脑溢血在长春去世。王洪文得到这个消息，内心很悲痛，加上他的刑期长，从此情绪低落，再也没有振作起来。王洪文毕竟阅历浅，心理承受力差，怎么开导也不起作用。他心情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加上对母亲的思念，他于1985年患上了严重的肝病。他患病一开始自己没有感觉，是经过例行体检时发现的。发现后，狱方就给予及时治疗。后来发展得比较重，就被迁离秦城监狱，送到公安部所属的北京复兴医院住院治疗，与张春桥同住一个医院。这个医院的医疗条件是很好的，王洪文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但他病得太重了，不久就转入病危阶段。尽管医院进行了全力抢救，但仍然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该医院里病亡。（摘自《党史纵览》霞飞）
二00六年六月，余汝信的文章《拘禁江青：四位当事人的四种不同说法》
三十年前的“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十年文革的最终落幕，更令举国一片欢腾！惟笔者近日在阅读有关资料时发觉，不同的当事人，对“粉碎”的具体过程，叙述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是岁月使记忆发生了错位，还是另有隐情的故意扭曲？分析一下这些差异，以及这些微妙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倒应是颇为有趣且有一定意义的。 本文以拘禁江青的过程为例。涉及的四位当事人分别是： 张耀祠，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武健华，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政委； 邬吉成，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马晓先，女，江青处工作人员，护士长。 当事人回忆的差异主要是：１、武健华是否参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动？２、江青在被拘禁过程中的表现。她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话？ 一、武健华是否参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动？ １、张耀祠的说法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下午３时，汪东兴主任通知我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到他办公室，正式给我们交待任务：‘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８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你和健华逮捕江青。’ “汪东兴同志还交待了逮捕方式：‘你去了向她说：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交出文件柜钥匙，不准打电话。’并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你也一并解决。’”〔１〕 “时间到了，我同武健华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十几个干部出发了。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２０１号楼，这个地方过去经常去，每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晚上八时，我们先到毛远新住所，进到他的办公室，他们正在看电视。毛远新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起来，关了电视机。 “我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文件和材料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指导员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待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送中央。’ “我宣布完后，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没有再说了。他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我们一位干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住地很近，我和武健华同志在２０点３０分钟来到她的住所。”〔２〕 ２、武健华的说法 “１０月６日下午３时，张耀祠和我到了汪东兴南楼办公室，他要同我们商定当晚处置江青和毛远新的实施办法。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今晚８点钟，由你带上李连庆那个行动小组的四个人，先去把毛远新监护起来。你现在回去后，先找李连庆研究布置具体执行方法。处理完毛远新的问题后，你在丰泽园值班室等武健华带人来，然后你们一起去春藕斋拘押江青，由你向江青宣布中央的决定，对她进行隔离审查。你看这样可以吗？’张耀祠说没有问题，领受任务而去。” 〔３〕 “押送张春桥的车上路后，我转身回到正厅。按预案，下一步就是速去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拘押江青的任务。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了！’ “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们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意见？’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离开怀仁堂，直奔宝光门，跳上隐蔽在那里的汽车，不到一分钟，就在丰泽园后门停下。对付江青的行动小组，现正隐蔽在这条马路的一侧。我向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进入丰泽园值班室。室内无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径向颌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的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下掉了毛远新的手枪后，正在训示其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 “他回头看到我，又向在一边的李连庆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俩就迅速出了丰泽园后门，并肩直奔春藕斋。行动小组的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 “我们直接进入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人员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来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在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在前倾后仰地玩扑克。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 “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同志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对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友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接着我告诉原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是有数的。回转头我又跟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打点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春藕斋正厅。”〔４〕 ３、邬吉成的说法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被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红旗车里。 “我在怀仁堂外面看见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了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３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并不知道。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里，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院子。”〔５〕 ４、马晓先的说法 “马：我记得１０月６日是个星期四，那天不是我值班。大约是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按张耀祠的说法是约８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忽然，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来到我身后。 “我看见他时还说：‘呦，张团长怎么来啦？’张耀祠说：‘有点事，你跟我来一下。’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说：‘今天不是我的班啊。’他说：‘那也得让你去一趟。衣服就别洗啦，快去换换衣服，换换鞋。’当时不知是怎么的，这么匆匆地被他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异样，但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和惊异 “我跟着张耀祠走到江青所住的中南海２０１寓所的外门，就看见有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这种情况是以往在江青身边从来没有过的。我感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我仍然没有产生特别意外的感觉。 “当然，看到这种阵势，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思考。我记得刚刚到钓鱼台，被安排到江青身边工作的时候，江青曾经对我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你们到我这来工作，要有思想准备。我要不就上去，干一番大事业；要不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我此刻下意识地感到，江青当初所预计的那第二种情形降临了。”〔６〕 为马晓先作口述回忆记录的王凡，亦是邬吉成口述的整理者。他为整理邬的口述，曾参考了张耀祠写的回忆录，他发现，张在回忆录中称，对江青实行拘禁时，是与武健华一起去的，可是，邬吉成在叙述中却十分肯定武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拘捕行动，行动结束后，武从怀仁堂出来，还要邬给张耀祠打电话，问江青那边的行动结束了没有。因此，王凡认为张、邬两人的回忆，必定有一人出现了偏差。故而王凡要求马晓先仔细回忆一下，武健华究竟有没有参加拘禁江青的行动？马回答道：“我清楚地记得，武健华当时并没有到江青这儿来，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行动。当时我们这边在现场的领导，只有张耀祠一人。” 〔７〕 ５、简单的综合 四位当事人中，称武健华参加了对江青行动的两人——张耀祠、武健华本人。惟两人的说法中又有细微的不同：张耀祠称他是与武一起先直接到了毛远新处，再一起到江青处；而武健华则说他是在参加了拘禁王洪文、张春桥的行动后（武称拘禁姚文元是在拘禁江青之后他才单独去处理的），独自一人赶到丰泽园毛远新住处与张耀祠会合。 指武健华并没有参加拘禁江青行动的也是两人——邬吉成及马晓先。 ２：２的局面，使我们十分为难——让我们相信谁？ 然而，武健华有没有参加此一行动，难道真的那么重要么？ 是的，表面看来，并不重要。但因为武健华坚称自己在场并为后人留下了详细的“我在现场”的记录，故而，联系到下一个问题，他是否真的在场，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二、不同版本的拘禁江青过程的“现场记录” １、武健华的“现场记录”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即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副愤怒、凶猛、铁青可憎的脸上，显现出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问。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叱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地正告于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我说：‘快！马上离开这里。’ “江青：‘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我们会有人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张耀祠：‘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信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顺手把信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燎燎的，再次督促她‘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被子，整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急尿频的毛病，由来日久，不以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春藕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停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的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系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固然是个为人奸狡刁猾、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但在今天这些凛然、魁伟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伪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坐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并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原‘居仁堂’广场。 “带路车司机张中臣，是一位经常开先驱车的驾驶员，为紧随其后的两辆车开道。江青坐在保险红旗轿车，驾驶员是沉着老练、技术娴熟的史友令。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精明机灵，他们知道保险红旗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一路绿灯，车开得很快，只用了不到５分钟，就到达预定关押地点。 “江青下了车，惶惑地打量着四周，想搜寻着记忆，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自言自语地说：‘这地方好像我来过。’可是，最终她都没有找出答案。行动小组没有让她停留，随即把她带进隔离室内。 “江青被带进隔离室，我便告诉司机吴增彬掉转车头，飞快赶回怀仁堂。华国锋和叶帅坐在正厅外间，飘忽不定的思绪，看上去镇静中显得有些心焦。我急速地过去向他俩报告：‘江青已顺利拘押。’正准备向站立在西边的汪东兴报告，这时他已走过来，我又照样复述一遍。 “汪东兴带着戏谑的口气问我：‘江青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吧？’ “我说：‘她见风转舵，还算顺从听话。’ “华国锋和叶帅听后，嘴角布满笑意。看得出，他们绷紧的一颗心，片刻显得舒展。三个人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８〕 ２、张耀祠的“现场记录” “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沙发上。我向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由于我对江青的极大愤恨，我当时说‘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是我临时加上去的。 “在我宣布的时候，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未发一言。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会有这一天的。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在地上打滚。 “我宣布完后，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拿了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将信封两头用密封签贴好，顺手交给我。这时武健华同志上前领着江青出来。外面专门为她准备的红旗保险轿车在等候着，江青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了车，将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给她戴手铐，没有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９〕 ３、马晓先的“现场记录” “这时，张耀祠吩咐那些全副武装的军人守在外面，而让我和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几个人跟着他一起进到房间里面。这时，我想起了此刻在江青这里值班的护士应该是江慰琴。 “进了江青的办公室后，我看见江青正坐在沙发里。通常江青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习惯这样坐在沙发里，把脚放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她面前，对她说：‘江青，我接到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自己回忆说：组织上交代的说辞中，并没有‘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这是他自己临时加进去的。 “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但她的内心绝不可能是平静的。她等张耀祠把话说完，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 “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在这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就在办公室的边上，张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进去。张耀祠立即要我把江青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 ……。 “然而，当我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张耀祠也觉得时间长了点，就让我进去看一看。我进卫生间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显然她在思考着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就出来了，江青随后也出了卫生间。 “我们一起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我和江青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我记得轿车好像在地上走了一段，就驶入了一条地下通道，我也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一个安置江青的预定地点。那是一座地下建筑，她在那里住了半年之久。”〔１０〕 三、对不同版本“现场记录”的几点辨析 １、江青在被拘禁时究竟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话？三个版本的“现场记录”存在不同的说法。张耀祠说，自他们进入江青的办公室直至押送她上车，江青“未发一言”；马晓先说，江青只讲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如将提出要去洗手间也算一句，那么总共就是两句）；而武健华版本，江青说了不下四、五句话，即“你们要干什么？”“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那我这里的文件呢？”“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等等。 如将未发一言与仅讲了一句话归为一类，那么，与说了多句话的说法是２：１，前者略占优势。 ２、江青的表现。张耀祠记忆中当时的江青除“未发一言”之外，也“没有大吵大闹”，临未上车时是“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了车。”马晓先也说，“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笔者认为，两人记忆中的，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江青。而武健华笔下的“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说了那么多废话的江青，显然是以“为人奸狡刁滑、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武健华语）模式塑造出来的脸谱化的江青，这并非是生活中真实的江青。而今天在绝大多数媒体上出现的往往就是脸谱化的江青，真实的江青，难得一见。 ３、有趣的是，被邬吉成和马晓先质疑并非在拘禁现场的武健华，他的“现场记录”反倒是最详尽、最生动、最活灵活现的！而这样的“现场记录”却是最令人生疑的。试问，当时现场行动这么紧张，事后怎么能将房子里的摆设都回忆得如此详细：“……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不高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盆、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床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脚垫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停靠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辨屈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１１〕 此外，他还提到江青当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内称：“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１２〕 张耀祠及马晓先都提到江青将钥匙放入一个信封里交华国锋，但绝无提及有这么一封信。而且，即使有这么一封信，武健华是否有权去看这封所谓给华国锋的亲启信还难说，匆忙中又如何能将这四五十字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４、笔者倾向于相信马晓先女士的说法——武健华并不在现场。王凡曾问马，如果说武不在现场，“那怎么武健华的回忆文章，怎么能对拘禁江青这边的行动有那么详细的描述呢？他怎么了解得那么清楚呢？”马晓先回答道：“哦，在武健华写回忆文章期间，曾向有关的人员询问过我们这边行动的情况，他还向我询问过相关的问题。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就没有必要向我们询问了。”〔１３〕 武健华为什么要询问相关情况？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写回忆文章”？ 当然不是。笔者注意到，有关１０月６日晚对“四人帮”的拘禁，张耀祠称武参加了对毛远新、江青的行动；邬吉成称武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行动，没有参与对毛、江的行动；而据武健华自己所称，他既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行动（对姚宣布隔离审查和实行拘禁，武声称还是他单独完成的），又参加了对毛远新、江青的行动。这在中央警卫团中是绝无仅有的，言下之意，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这一夜里，他最忙乎，功劳，自然也就最大。 这恐怕就是武健华要涉嫌虚构那些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又号称“我在现场亲眼所见亲自行动”的场景的真正原因吧！ 将本来没有的事情加以虚构，“无中生有”，甚至将自己放进一个虚设的场景中去，并“记录”了（实则伪造）详细的“现场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名人回忆录，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陆造假成风而不以为耻的一个真实侧面。 然而，为什么张耀祠也坚称武健华在拘禁江青的现场？却是十分令人不解的。 一件本来不难核实的事情，也弄得如此面目不清，真假莫辨，这，也就是我们对当下那些名人回忆录抱有十二分戒心的原因。 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去描述“粉碎四人帮”的这一个夜晚？笔者倒认为，最保险的是略去一切细节，只剩下一句话：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中央警卫团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命，拘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毛远新，过程顺利，未遇顽抗。”（２００６年６月）注释：〔１〕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２３９。张耀祠文中对武健华当时的职务叙述有误差。中央警卫局于１９６９年改称中央警卫处，故而武当时职务应是中央警卫处副处长而非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处迟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方再改称中央警卫局，参见《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中央警卫团组织调整体制改变问题的通知》，中央军委文件［１９７７］１６号，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７日。〔２〕〔９〕同〔１〕书，页２４０－２４２。〔３〕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实施过程》，原载《中华儿女》国内版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１１期，转引自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二编（成都：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页２６３。〔４〕同〔３〕书，页２７１－２７２。〔５〕邬吉成口述 王凡整理：＜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国内版，２００１年第３期（总第１６６期），页３５。〔６〕王凡：＜马晓先女士谈江青＞，《历史学家茶座》２００６．１总第三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页１１１。〔７〕〔１３〕同〔６〕书，页１１３。〔８〕〔１１〔１２〕同〔３〕书，页２７２－２７５。〔１０〕同〔６〕书，页１１１－１１２。
二00七年九月，《文史精华》第９期刊载杨正泉的文章《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一紧要历史关头，耿飚和邱巍高奉命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了多年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所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权（以上简称“中央三台”），控制了重要的新闻宣传舆论阵地。这一重大举措，是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一部分，在人民广播事业和“中央三台”的历史上，想是不可忘记的重大事件。 对于这一重大行动，近年来有一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发表谈话或写回忆文章，披露了当时的内幕，也有人依据史料或运用推理编写了一些有关故事，其中对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以及进驻后发生的一些事众说纷纭，甚至自身前后矛盾。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局”，其主要活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我任中央台副台长，分管宣传工作，目睹和参与了其中的某些活动，并即时作了记载。１９９４年我发表了《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１９９７年收入《我与广播》一书。后来，一些读者和朋友不断向我打听有关的情况，印证和核对某些说法；北京广播学院原副院长赵玉明教授，他几十年专门研究广播、电视史，多次希望我能“澄清”一下，对历史有个交代，不然后人更难以弄清楚。我感到从对历史对读者负责来说，也应该弄清楚、弄准确，但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文章和史料，访问了一些当事人以后，仍然感到很难把疑点说清楚，甚至头绪越来越多，只是把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歧点摆出来，供读者鉴别。 ◇ 耿飚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 对此，耿飚本人有过３次、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８日，新华社召开国内工作会议，借用广播局的广播剧场，请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口工作的耿飚作报告，我列席听报告。根据我的记录，他一开始就说：“今天开会，选择电台的地方，使我回想起去年我到过这个地方。今天是几号？（去年）１０月６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８点零５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晚上７点多，不到８点。一进门，就闯到了邓岗同志办公室。”这是我听到的他的第一次回忆，也是距离粉碎“四人帮”后最近的一次回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也就特别在意。后来，有人写文章与耿飚说的抓“四人帮”和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不一致，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５０周年联欢会”上，耿飚应邀出席，我特意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说：“我的记忆是准确的 第二次是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一文中说：“（１０月６日）我们到广播大楼已经将近晚上１０点钟了。我们直接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很显然，这与以上“进局”时间的说法差异很大。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还特意说明：“我在广播局只工作了１０天时间，但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不少报刊文章和书籍写到粉碎‘四人帮’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其中有些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常有一些同志问我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将我到广播事业局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可以看得出，耿飚写这篇文章是非常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三次是在《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说：（１０月）６日晚上８点来钟，华国锋把他叫到中南海怀仁堂布置任务。“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１０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２０名战士。我带着１０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可以看出，以上３次关于“进局”时间的说法有两个版本：１０月６日晚上７点多到８点；晚上将近１０点。“第二”与“第三”次是一个版本，都与 “第一”次说的不同，相差几个小时。对于“第二”、“第三”次的说法，还有张香山的旁证。当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不是与耿飚同一时间“进局”的，晚了几个小时，是耿飚打电话把他召去的，他不是首次“进局”时间的亲历者。但他不仅参与了当晚的活动，而且在耿飚离开广播局后他继续留任，并在后来接替邓岗任广播局局长，在位５年多。他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的回忆文章中说，那天（１０月６日）晚上他到广播局后，耿飚就把自己来后的经历告诉了他。耿飙对他说：“大约当天晚上８点过后，应华国锋的召唤，他去了怀仁堂。”随后，耿飚等人“乘上他的红旗轿车离开怀仁堂。到了广播事业局，进了大楼就到局长办公室”。这里没有具体说出耿飚等人“进局”的时间，但却印证了那天晚上８点后耿飚仍在中南海怀仁堂，那么“进局”必定是在这之后。而且，这是那天晚上耿飚告诉他的，显然有即时性，应该是事实准确、记忆清晰的。 但是，还有另外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记述。 首先，最清楚的应该是局长邓岗。耿飚“进局”第二天的７日晚上１０点３０分，邓岗召集“中央三台”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开会，他开头就说：“昨天晚上８点３０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就宣读了这封信。 另一位当事人，是当时任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他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上，大约７时许，我和老戴（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戴临风）正在二楼的总编室值班。忽然，办公室的门一开，耿飚同志走了进来，神情非常严肃，问我们：‘邓岗在不在？’我说：‘就在对面’。”（见《文史精华》２００５年第７期）随后，他带耿飚等人到邓岗办公室门口。广播局总编室与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是同在一个大门里的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过间，西、东两个门相对，耿飚等找错门是完全可能的，杨与耿又是认识的，杨应该是接待耿“进局”的第一人。尽管只是说“大约７时许”，前后也不会差得太多。杨还在其文章中特意说明，他这篇文章是专门为澄清“史实真伪”而写的。他说：“事关重要史实，我感到有必要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人们提供真实的情况，免得再以讹传讹。严肃地陈述历史的真相，是亲历者们的历史责任。
还有我。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７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杨正泉《我与广播》）我这样写，来自我的直观。文革中大家养成了一种“惯性”，不分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晚上６点吃完饭，就回到办公室，有事没事一直待到很晚。我的家离电台很近，那天吃完晚饭回到电台，正在院子里散步，忽然见几个穿军装的人从北门而入。多年来有一种政治敏感，１９７６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而且是毛主席的治丧宣传刚结束不久，好奇心驱使我看着他们一直走进大楼。后来看到电台岗哨增加，警卫战士不断走动，预感发生了大事，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耿飚、邱巍高带人进局。那是在晚饭后不久，又是暮秋时节天黑不久，我推断为“７时左右”，这与杨兆麟说的晚上“大约７时许”，与邓岗说的“晚上８点３０分左右”，与耿飚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８日说的“晚上７点多，不到８点”，前后相差不多，但与耿飚后来说的“将近晚上１０点”，就相距较远了。 第四位见证者是中央台时政记者刘振英。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日，我与刘振英在参观完中国电影馆回来的路上，谈起当年耿飚、邱巍高“进局”的事。他开口就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上天黑不久，我在大楼院子里散步，就在大楼门口花坛旁边碰见了耿飚和邱巍高。过去我们很熟悉，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我有点惊讶地打招呼：‘你们来了！’他们也认出了我，说：‘你在这里。邓岗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二楼。’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不便问他们来干什么，就把他们带进大楼里，但没有跟着上楼。”我问他：“你想一想是晚上几点？”“大约７点多，不到８点。”“会不会是晚上１０点左右？”我进一步问。“不会。天刚黑不久。要是晚上１０点，谁还在散步？”他说得非常肯定。他不仅见证了在时间上相近，而且他直接认出了是耿飚和邱巍高。 我们都是认真的，可哪个时间是准确的呢？事情还没有结果。 ◇ 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来广播局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关键情节，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抓起了“四人帮”？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进局”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他到广播局的时间。 在我听到的耿飚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８日的回忆说，“１０月６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８点零５分抓完”。据当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回忆，中央是在通知“四人帮”１０月６日晚上８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先后将“四人帮”逮捕的（《我的１９７６》）。可以看出，耿飚与邬吉成的说法基本一致。 按照耿飚这次说的“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６日）晚上７点多，不到８点”。显然，他们是在抓“四人帮”以前最关键时刻来到广播局的。这与耿飚１０月１８日那次讲话的统篇内容是一致的。他说：“现在清楚了粉碎‘四人帮’时为什么去占电台？并不是对电台不信任，是怕‘四人帮’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出乱子。先把电台控制住。”他说，把广播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召集起来和控制住了中央台直播室后，他“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我就理解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依此而论，明确无误地说明是在抓“四人帮”以前了。如此看来，如果按照耿飚在后来两次回忆中所说，他们是在６日“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的“晚上将近１０点钟”才“进局”是不确切的，高潮已经过去，那不成了明日黄花？ 但推论不等于事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以看出，耿飚在后来的两次回忆中，是非常认真的，而且说得非常具体。他说：“６日晚上８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耿飚回忆录》）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也作了指示。耿飚向华国锋要了手令后，他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１０点了”。 而且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说：“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这印证了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后进局的说法。但这段回忆中有的事实与后来的实际不准确，事实上耿飚并没有“率部队”，也没有去“接管新华社”，而只是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也不是直接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当然这些事实的偏差，并不影响他对时间记忆的准确性。 另外，武建华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表长篇报告，详细记述了《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过程》。那时，武建华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８３４１部队政委，他直接参与了逮捕“四人帮”。他在回忆中有一段记录解答了这个问题。为说明起见，我详细引录如下： 武建华说，１０月６日晚上７点５５分，先抓了“四人帮”中王洪文，最后抓了姚文元。他说：“在我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正好是１０月６日晚８点３０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３５分钟。” 他说：“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处理善后工作。”“华国锋对汪东兴说：‘你通知政治局开会，我找耿飚他们来作个交代。’” 武建华回忆说：“华国锋亲自打电话给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请他们立即到怀仁堂，有事面谈。不多一会儿，耿飚、邱巍高奉命赶到。华国锋告知他们，我们对‘四人帮’已经采取了行动，并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们带领精干的工作组，立即去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在那里掌握情况、把把关，不要在宣传这个口子出毛病。
武建华说：“叶帅特别嘱咐了两点：一是防止内部混乱；二是防止对外泄密。还要预防发生异常情况。” 然后是华国锋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耿飚提出要一个手谕，华国锋就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 “耿、邱受命而去。” （在此说明，根据《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记载，根据我在１０月７日晚邓岗传达华国锋亲笔信的记录，华国锋手谕的全文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我认为，这是准确的。） 至此，对耿飚等人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事应该说是清楚了，应该是在１０月６日晚８点３０分粉碎“四人帮”之后，“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１０点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依然是个难以说清的谜。 ◇ 邓岗是在什么时间召集局各部门领导会议的？ 耿飚等人进局后，首先向邓岗出示了华国锋的亲笔信，然后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也包括了局的全体领导成员。我不是局核心小组成员，当然也无从知道会议的情况。当天晚上，通知“中央三台”和各局机关、单位的领导１１点去开会。大家按时到会，会议室在局总编室，如前所述，与邓岗的办公室对门。晚上１１点零５分，局长邓岗和第一副局长张振东、副局长顾文华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邓岗宣布了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立即清查节目，明天的广播电视中不准再出现。会议时间不长，但很重要，与会者事前已感受到局内异样的气氛，听了邓岗的布置自然会敏锐地觉察到发生了大事。为什么是晚上“１１点零５分”？因为邓岗比通知开会的时间晚到了５分钟。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准确？因为我已预感到了事情的重大，而且多年养成了一种习惯。 对这次会议，耿飚在《一次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都有记载，而且都说是在“２３点４０分（注：晚上１１点４０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依据我的原始记录，耿飚的回忆肯定是记忆有误。在局里开会回来后，也正是在２３点４０分，我召集了中央台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布置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 什么时间是谁要去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 控制住中央台的直播室，防止意外播出事故发生，是耿飚“进局”的重要任务之一。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收缴的直播室钥匙？ 对于当时的情景，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当我看到电台“增设了岗哨，增设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以后，“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去了节目传送间和直播室。“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前的两个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坐等。”（《我与广播》）我前后找了半个小时，才交给他们，并打开门，请他们参观了尘封多年的直播室。然后，他们就向耿飚作了汇报，耿飚随即打电话向华国锋报告了平安无事。 我清楚地记得，交直播室的钥匙是由冯铉、张香山向我布置，由我找到交到他们手里的。这一事实是不会错的，对冯铉和张香山我是认识的。什么时候交的钥匙？我的记述不具体。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说法是，在他“进局”控制了局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并向华国锋汇报之后，觉得人手不够，才“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１０点了”，那冯、张到达广播局和交钥匙的时间怎么也要在晚上１１点以后了，而且应该是在邓岗开会布置清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之后了。但耿飚说，冯、张“进局”之前，他已经控制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对此，张香山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也是这样回应的：他到达广播局后，听耿飚介绍情况时说，“耿飚同志还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交给他保存”。张香山说，耿飚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也就是说，并没有提到要他们到直播室拿钥匙的事。但张香山在文章中却用很长一段文字记述了他们去直播室参观的情景：“我曾抽空和冯铉一道去看过直播室，它尘封四壁，简直像间废屋一样。伴我们去的局里同志说，已有十几年不用直播室了，因为在左倾之风日盛时，广播员念错一两个字，就会被上纲到政治问题，所以大家就一律采用录音放送，而不用直播。桌上的话筒还顶用不顶用，也没有人去试过。”（《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二集）在这里，张香山成为交钥匙的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我认为，一、交接直播室的钥匙不会、也不应该是耿飚与邓岗之间做的事；二、如果按照张香山所说，“参观”直播室的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天（７日）凌晨了，因忙于审听节目，时间安排上不可能；三、张香山说的那个“伴他们”参观的“局里的同志”正是我，那番话也是我说的。在我交给他们钥匙之后，他们要打开直播室看一看，以确认钥匙和直播室的真实性，是在观看的过程中我说那番话的，香山同志精通日语，用了“放送”一词，而我用的是“播放”。 至于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事实上，播音区内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直播室’”，显然这不是事实。他还说：有一些文章中有的说当时直播室的钥匙掌握在他手里，耿飚要他把钥匙交出来；有的说杨兆麟“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才被迫交出了莫须有的钥匙”（《文史精华》２００５年第７期）。显然，这些都是编造的误传，都不是事实。至于为什么把误传安到了杨兆麟的头上，有可能是把我们“二杨”弄混淆了。 ◇ １０月６日夜里有没有工作到通宵？ 与以上问题相比较，这是一个不大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是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１０月６日晚，耿飚和邓岗没有向总编室布置“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等任何任务，因为那时“有关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局领导一直都是经过总编室，直接向‘中央三台’下达任务”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紧急动员一二百位编播人员、技术人员彻夜不眠来赶任务”的问题，“那一夜，我是目击者、亲历者，编辑部、机房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文史精华》２００５年第７期）。显然，这一记忆与那天晚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不知北京电台（中国国际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央台全台人员是彻夜通明地在按照邓岗的新布置，检查、审听和录制节目，准备第二天的播出。 呜呼！从１９７６年到２００６年，事情才过去３０年，有些当事人、亲历者和目击者还健在，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件事却有着不同的记忆，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前后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可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之难；同时期的人对同一事实有着不同的记忆，更不要说见解的分歧，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实的看法又将如何？更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完全相反，这是常有的事，可见写历史之艰难。历史上存在许多疑案、谜团，演绎成神秘色彩的故事，但事实只有一个，也许真实的事实却非常简单。□ 《文史精华》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秦城冷月》、《短暂的春秋》摘录
三年拘押
江青被捕后由公安部拘押，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她对看守说：“去把你们的主子华国锋、汪东兴请来，我有话跟他们说。”“我们整的是什么人？是敌人！是钻进我们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你们，你们整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是好人。你们把矛头指向党中央，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你们是犯罪……”
（《秦城冷月》上，第3-4页）
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尚光荣。”
（叶永烈《江青传》）
江青此刻已经冷静下来了。
她把这间只有几平方米的禁地打量了又打量，到底也猜不透这是哪里。开始她还试图打听，后来干脆不去想了。反正已经失去自由，就是知道自己关在哪里也于事无补，自己插翅也难逃出去，索性豁出去，看他们到底想把我怎样？于是，她也不绝食了，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其实，关她的地方是中央机关由过去的防空洞改装成的地下室。由于刚刚把他们抓起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个研究把他们四个人分别关在几个地下室里，对外严加保密，四处都有重兵把守。
江青喊了几年“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的口号，其实她压根就没有想到她还会经历这样的场面，今天她终于尝到了铁窗的滋味。被捕后的头一月里，她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小声嘟囊，好像有千万只冤魂的利爪要撕碎了她，她脸色苍白，大汗如雨，几次抓住床褥爬起来，双手痉挛，太声喊叫。现在只有恶梦时常陪伴于她了。
但是，当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又端起了架子，忽而声色俱厉，忽而放声痛哭，忽而破口大骂，忽而娓娓辩解。
“你们这不是审查我，而是法西斯绑架！你们把我从中南海绑架到这里，重重地扔在地板上，整整几个小时都没人理我，六个小时啊！”江青鼓着腮帮子，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你们知道你们干的事是什么性质吗？是反革命政变！是右派政变！告诉我，是什么人让你们这样干的？”
专案组的那几名人员忍住好笑，把一大堆报纸扔到她面前，那上面都是全国各地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的报道。还有各地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文章、消息及他们的罪行。
江青瞪着血冲红了的眼珠子，轻蔑地翻弄了几下那叠报纸，本想显示一下临危不惧的沉着和力量，但那双不争气的手总颤抖，终于她忍不住了：“这是诬陷！这是诽谤！这一切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骗局，我一概不承认!”
“你不听毛主席的话，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运动、另搞一套，妄图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这里有大量的证据和事实，你能赖掉吗？”
“哎哎”江青装腔作势地站起来“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想把我怎么样？”
“我们奉党中央的指示审查你，中央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检查你的错误，接受组织对你的审查。”
江青连声冷笑：“你们审查我?哼，根本没资格。你给华国锋、叶剑英捎信，让他们来跟我谈话。毛主席刚刚逝世，尸骨未寒，他们就对我下如此毒手，他们还有没有良心?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口口声声忠于毛主席，还当面向我保证，一定要听我的话。现在怎么样？露了两面派的原形了吧！”
“江青，你太放肆了!”专案组的大老王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猛地一拍，“你到现在还不思悔改，简直是自取灭亡。告诉你，现在不是你作威作福的时代了，如不投降，等待着你的是无可挽回的失败。”
江青觉得热血在她全身冲撞奔腾，胸脯急剧起伏着，恼恨、羞悔不打一处来。她把这个场合当作充分表现自已的一个机会，也拍着桌子咆哮起来：“我，作为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向你们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低头。我无条件执行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党中央的决定，对你们这些党内走资派的所作所为，我就是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这些话，你们如实报告你们的主子去!”
江青的态度把专案人员气的恨不得一枪毙了她，当他们站起向她逼近时，江青多少有点恐惧：“你，你们要干什么？我是一个病人，多年来一直害病，最怕受刺激。一被你们这巨大的声浪所震动，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点请你们谅解！”
在囚牢里，江青的性格不断地重复闪现。就像所有的罪犯一样，畏惧和求生的欲望时时在绕着她的每时每刻，为此她心生过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她无论是用和蔼、从容的态度来对待看管她的士兵和干部也好，还是朝专案组的人冷言相讥、顶撞大骂也罢，都不能改变她的处境。
“你们等着吧，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向你们清算这笔帐的。就算你们杀了我，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广大中国人民，你是杀不完、整不绝的。他们迟早要站出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和你们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不过是斗争的延期而已。”
她不断地这样讲，这无疑是挑战。
华国锋、叶剑英听取了专案人员的汇报后，更加意识到这场斗争不比以往，对手是毛泽东的妻子，她口口声声称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奉毛泽东和党中央之命行事的，令人难辨真假，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而从她被捕以来，一个字的检查都不写，反而跟一些看守人员说：从她的被捕更加感到了毛泽东的预言正确，还说自己觉得很光荣，修正主义如此憎恨自己，正说明自己过去是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好像眼前这一幕，倒是她预料中的呢。
至于张春桥，他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就好像变成了哑巴，在审讯人员面前，他显得面黄肌瘦且满不在乎。无论专案人员怎样问他，他都爱搭不理，一言不发。只有从他那双略微狭小的眼睛里，能够看出一道仇恨的、不甘心失败的目光。
只有王洪文从他曾不可一世的造反司令的气势垮了下来，整天愁眉不展，垂头丧气，原先的威风再也不见了。但他与姚文元都不交出他们背地里策划的具体阴谋事实，只是重复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老套子，也不能不说他们的手段有些高明，或者说是尔虞我诈吧！
全国各地的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迅速展开，据汇报，各省各地各县甚至基层都揪出了他们的爪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暴红的造反派头头，都沾上了“和‘四人帮’有牵连”的腥味，大多列入了审查范围，人数已经超过十几万了。
叶剑英深知江青其人，凭借着她的独特优势和地位，她是绝不会低头认罪的，很有可能她要戴着她那花岗岩般的脑袋去见上帝。他说：“华主席，对江青不要抱任何幻想，相反，她倒心存种种幻想。我们只有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彻底清除，彻底砸烂，才能从根本上粉碎他们的社会基础。在此问题上不能心慈手软。”他开玩笑地拍了拍华国锋的手说，“妇人之仁可不足取啊!”
华国锋的脸微微一红，马上说：“我们决不施仁政，现在只有下最大的决心把他们彻底消灭了。我认为，我们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生死搏斗，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短暂的春秋》第21-24页）
江青自以为自己还有一套足以制服她的对手的“法宝”，所以虽然身陷囹圄，虎威不倒。不时地在给她做工作，劝她写检查，以便向人民缴械投降的中央负责人面前口出狂言。
那天，汪东兴代表中央专案组找她谈话，没说几句，江青就蹦起来了：“你们在报上公布的那些材料我都看了，你们断章取义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什么时候批评过我?批评我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全歪曲了!请你转告华国锋，立即停止这种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不要在错误立场上走的太远，不要再演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了!”
“江青，你太不自量力了!”汪东兴终于气的发火了，“你到了这种地步还用这种口气说话，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你向人民投降还能取得人民的一点谅解，争取党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这样顽固地对抗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
江青把身子往后一躺，眼睛微微一眯，到现在还不相信这话是从汪东兴的嘴里讲出来的。她怎么也不敢相信，像华国锋，汪东兴这些过去在她面前唯唯喏喏，连大气都不敢出的人竟会在她背后下如此毒手!不管她怎样看不起对面这几个对手，认为他们渺小也好，微不足道也好，总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残酷的现实：她已经成了阶下囚，而她的对手却主宰着她的命运。那副居高临下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位，本来是是属于她的。
“你，汪东兴太忘恩负义！”江青的眼睛红了，泪水在她眼框里打转。“毛主席生前待你不薄，你为什么在他刚刚离去便对我采取突然袭击！”
“道理很清楚，我们不对你采取措施，你就要对党采取行动，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你倒行逆施，作了那么多的坏事，以至人民都对你恨之入骨，早想起来推翻你们了。你才对不起毛主席，给毛主席丢人呢!就是我们不起来逮捕你，广大人民群从也会起来造你的反！你至今执迷不悟，可见你要与人民为敌到底了！”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不听，我不听，你是无耻的叛徒，是毛主席的叛徒，我相信，革命人民终究会审判你们的。”
华国锋看到这些材料，立刻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旦这几个落水狗爬上岸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简直是不堪设想。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就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给他们坚决地回击。他想到这里，猛然提起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如果说“四人帮”真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是什么“造反派”、“革命左派”，那么：
为什么他们对给他们提意见的青年同志，那样不择手段地镇压和迫害呢？
为什么他们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但愿意改正的新老干部，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一棍子打死呢？
为什么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全国内战，在工人阶级内部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制造新老干部对立，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痛苦呢？
为什么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呢？
为什么他们依靠像翁森鹤、张铁生那样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依靠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冢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呢？
为什么他们对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群众，那样恣意践踏，作威作福，不问人民疾苦，不顾群众死活呢？
为什么他们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呢?
为什么他们打倒一切，根本否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丑化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地摧残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和经济事业，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呢?
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革命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华国锋一口气写了十二个问题，把能够使用的一切罪名和帽子统统给他们扣上了。这样他才觉得出了一口气。
他热爱欣赏这段文字，认为这段文字能够起到了“一石数鸟”的作用。
（《短暂的春秋》第26-28页）
有一天，汪东兴到监狱审问江青：“江青，这几天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江青说：“我考虑什么？好啊，看来这件事你完全知情。我要提醒你汪东兴，不要走得太远了！”
汪东兴说：“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党中央自会决定。我只希望你能认识自己的错误。”
江青尖叫起来：“什么什么，你们能代表党中央？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们是谁？竟敢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全党。再说我有什么错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执行的是毛主席的决定、指示和以他为代表的路线，你说我有错误，那么你把毛主席置于何地？”
汪东兴说：“谁都不是圣贤，你怎么能没有错误呢？你最不得人心的事是反对周总理。”
江青说：“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事几十年，我们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我承认我们工作中有分歧，有斗争，但我从来都是维护他的，他也同样维护我。我从来不反他、也没有反对他，他也没有反对过我。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上造谣、挑拨，我感到很可怜。”
汪东兴说：“中央希望你能写出一份深刻的检查来，以便求得党的宽大。”
江青说：“你说这话，实际上是让我当叛徒，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承认你们的作法合法，好让你们欺世盗名，哄骗全党全国，是不是？告诉你，没门！我早就作好了杀头、坐牢的准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使我明天死去，我也认为自己值得！”
（《秦城冷月》上册第17-25页）
有一天，汪东兴送给华国锋一封江青写给他的信：
国锋同志：
尽管你已走得很远，但是我决定还是这样称呼你。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谁？是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这是毛主席临终之前反复告诫的。忘记这一条，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叛徒。
可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人在一系列重大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干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分裂破坏勾当：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倒最主要的敌人，而是把专政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不过，我和我的战友并不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只希望你能迅速回到团结的革命原则上来，相互多作自我批评，共同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秦城冷月》上册，第124页）
一九七七年上半年，一天，华国锋到监狱见了江青。
华国锋说：“还认识我吗？”
江青说：“还不会健忘若此吧。你现在身为党中央主席，想的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要把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事看得太重了。当然，我们之间并没有个人的仇怨，这你不会不承论吧？”
华国锋说：“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劝你向人民投降，你承认不承认，你对人民是犯了罪的？我告诉你，现在你回头还为时不晚，否则，你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
江青说：“你好好想一想，你今天的这一切是怎么来的？难道就这样忘恩负义吗？你对毛主席的感情、对党的感情就是这样吗？毛主席把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你，你却不以毛主席的事业为重，反而和毛主席亲手领导我们打倒的敌人相互勾结，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我死而无憾。只可惜，一个好端羰的革命事业就断送在你这个叛徒手里。”
华国锋说：“你太放肆了！你既然没有诚意我就不和你浪费口舌了。”
（《秦城冷月》下册第118-119页）
负责审查江青的纪登奎通过电话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要专案组把江青等人诬陷邓小平的活动作为审查他们的一大内容。消息传到监狱时，江青冷笑：“这是我预料中的事。华国锋终于露出了原形。同是修正主义嘛，他们上了台，必须要给他们的同类翻案。这毫不奇怪。邓不闹翻案，倒是件奇怪的事了。很好，很好。”
《秦城冷月》上册，第137页）
一九八○年元月十四日，江青在监狱中写有《我的一点看法（二）》。没有（一），她是从（二）写起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八○年元月十四日”，共19页，注明“未完”。据查，后来也未续写。这篇文章的最后，江青写道：她“余下的时光，将遵照毛主席教导，努力改造世界观。”
张春桥就象关在铁笼里的老虎，闭着眼睛卧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他把仇恨、愤怒、屈辱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一点儿也没流露出来。当初的咤叱岁月，已经过去。今后的命运前途，实难预料。所以，他最好的选择就是保持沉默，沉默……
自从离开最初关着的地下室，到了这深山峻岭般的秦城监狱后，他就一个人被关进这间小小的房屋里。没有人和他聊天，也没有过问他的一切。直到预审、提审开始后，他才想起，到底那些人还没有忘记他。
能忘记了吗？
他感到一种心理满足。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被捕，整整四年多、广播和报纸天天都要提到，没有一天不提到他。当他们不敢直斥那位伟大得不便提名的巨人时，他们就用‘四人帮’来取代他。一般人的心理简直无法承受那种巨大的压力，但他却出奇般地承受住了。
今年已经六十三岁的张春桥，头发、胡须都已成了灰白色，变成一个瘦干巴巴的小老头儿。他的身体面孔像风干了的匣子，神情木然，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爱搭不理。仿佛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再没有任何人似的。
那天，当法警和特别检察厅的人给他传达起诉书的时候，他还是老样子；翻动了几下眼皮，不理，不睬，不答腔。
“请你在起诉书送达回执上签字。”张春桥抬起头，仿佛压根儿根本没有听见。
这段精彩的录相，华国锋连续看了四、五遍，他真不敢想象，他要陷入张春桥那样的境地，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到张春桥那副阴森森的面孔，他想起了五年前张春桥和自己的一段对话。那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张春桥正在洋洋得意之际。
“国锋同志，现在相信了吧？还是我们会胜利吧？我早就讲过，邓小平那一套是不得人心的，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有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决不会容忍他长期干下去的”
“春桥同志，还是你有远见。”
“希望你今后多靠江青同志，事实证明，江青同志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很准、很具体、很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我以后要多请示你。”
“不要请示我，还是有事和大家商量嘛。”
华国锋不敢得罪张春桥，他小心异异地问：“现在中央有相当一部分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想不通，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对走资派，一般地批是不能解决问题了。”张春桥说：“我正在从理论上考虑如何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不杀一批、关—批、管一 批，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只要有—次反复就不好办了。”
“什么反复？”
“邓小平上台嘛。”
想到这里，华国锋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惊出了一身冷汗。屏幕的张春桥，那双深藏着的眼睛似乎在窥视他，向他发出一阵狞笑，他几乎要叫出声来……
(《短暂的春秋》第479-481页)
2010年10月6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