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一章 十月政变
第六节 稳定局势
本节资料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凌晨，中央秘书局打电话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北京
周启才对马天水说：“我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启才，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请你今天上午来京，有事找你谈。”
马问：“周局长，谈什么事，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吗？”
周说：“没讲。”
马又问：“徐景贤、王秀珍去吗？”
周说：“没说要他们二位来。”
马又问：“上海还有别人去吗？”
周说：“还有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
马说：“我通知周司令。”
周说：“不麻烦你了，总机正在给我接周司令员的电话。”
周在电话中告诉马天水，中央办公厅上午将派专机去接他们，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后，会同他们联系具体登机时间。
周纯麟的电话接通后，周也讲了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请他来京的事，告诉他同机来的还有马天水。
周听后说：“好的，我等机场通知。”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上午８时３０分，华国锋在五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上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今天清晨他给外地四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他说：“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
华国锋说：从今天开始，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原来分工，要分头迅速召集中央在京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和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各项重大决定。而后开始分期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议地点在玉泉山五号楼，来京与会人员住在京西宾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把外交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召到玉泉山五号楼，
由华国锋、叶剑英直接向他们进行了传达，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会上也讲了话。
外交部有的负责人听完传达后，高兴得泪流满面。
根据新的形势，会上研究部署了外事工作。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晚至八日晨，中央政治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黄振华、吴桂贤等，接见了山东、湖北、江苏、上海和南京、济南、武汉部队的领导人，华国锋讲话。
华国锋同志说，今天，我们这个会是向大家打个招呼，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重大问题。政治局决定，分别向同志们打招呼。我讲了以后，政治局其他的同志讲。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他们是四人帮，搞阴谋，篡党夺权。他们不是现在才结成的，毛主席在世时就结成了四人帮。（问丁盛同志）你听见过没有？因为这件事，主席很恼火，不满意，多次批评。毛主席在小范围内讲过，打烂他们四人帮。总理在世时，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搞总理。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别人对你有意见，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开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要注意，你要改也难。又说，她串四人帮，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主席两次讲过，她并不代表我，是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是代表她自己，不代表我。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主席在湖南给总理讲，江青有野心。你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主席讲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摔了跤能抓爬起来也好。要江青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主席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主席当时讲修正主义是主要问题，他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把修正主义这个主要问题篡改成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报告的批示中，批判了他们的错误。提法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得，其实不太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七五年五月三日，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张春桥的文章和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说他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者就打。教育界、科技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医学界，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成堆，外国人放了屁也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主席又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主席讲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为什么还照样搞？为什么不和二百多名中央委员搞团结？只搞少数人的小圈圈不好，历来如此。毛主席多次讲了三要三不要。毛主席还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了这三条，这三条政治局再议一下。毛主席还说了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主席又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政治局讨论，形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名义，不要以个人名义。比如，我从来不用个人名义把材料送下去。江青到处送材料。主席亲自讲的，江青你没有多少学问，搞了左派名声，以左派自居。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主席讲，什么叫经验主义，江青也不懂。
今年一月总理刚逝世，马上在上海南京路上贴出大字报，要张春桥当总理。在上海还抛出政治局的一些材料，八位副总理的讲话，印到工厂、机关、学校批判，有的带到北京机关来，这是开国以来没有的。批判邓小平同志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发起和领导的，我们是拥护的。但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方针，另搞一套。中央五号文件，是主席两次批示同意的，但在北京传达时迟群、谢静宜反对传达。说五号文件是和清华唱对台戏。清华不是按主席批示办，主席批的一个精神，他们是又一个精神。今后，批邓还要继续批，右倾翻案风还要反击。但是他们一句也没有自我批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洪文主持工作，钢铁、铁路那些文件，都是他送给主席批的，他一句自我批评也没有。相反的，他从上海回到中央以后，把中央、国务院、军委的文件统统调去，他想批邓吗？不是，他是要整别的中央同志。今年春天打招呼的会议，是主席批准的，我代表政治局讲的，但江青等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接见到会的人，另讲一套，大讲某某人的问题，有些材料是自己捏造的。她要周启才把她的批语印发给全国，不但这次会的要印，前次会议的还要补印。周启才不敢印，送给我，她不满意，我送给主席批。主席三月十七日批示，不应印发，此件不妥。并要人告诉江青说，江青干涉太多。江青单独召见十二省市谈话，她事前不向政治局报告，在会上到处点名训人，她点王海容、唐闻生是邓记造谣分公司，要乔冠华整王、唐，主席讲这是借刀杀人。江青在召见十二省市会议上说，她挨了整，批了她八个月。她背着主席、中央搞这么一套。没有党纪国法（先念同志：为什么对外交部两个青年干部这么恨，她知道王、唐了解他们的很多情况）。美国记者维特克，是情报局的，江青和他谈话，把中央很多东西传出去，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污蔑。现在我们还是要批邓，他们借批邓搞阴谋。今年计划座谈会上，批邓、批条条专政是对的，但是他们利用批邓，搞了阴谋，会中煽动公开说，去年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是国务院的务虚会议。会议邓小平没有参加，是先念同志主持的，其他同志参加。他们不是为了批邓，其目的是为了整人，要搞政治局的同志，会上发简报有困难，报告我，张春桥对这个问题说，让人家讲讲话嘛，不然的话，欠了债。他们这样搞，无非是要搞垮政治局的同志。计划会上有人提出，要清查总理悼词是谁让邓小平讲的，实际上，当时是张春桥提的。他们不是真想批邓，其实不是为批邓，是想搞掉所谓一伙。他们要印简报，我看到，不同意印发，如果印发，我说把这个会引向邪路上去了。如果说，务虚会是风源，那邓小平就不是风源了。
在安排我当第一副主席、总理时，我向主席说，我水平低，不能担负这个重任。毛主席批示，就由那自称水平低的人当。
（汪东兴同志：我向主席说，你选了一个好人，主席讲，你赞成吗？我说，我举双手拥护。主席讲，第一，他有一个省的全面工作经验，工业、农业、财贸等，到中央工作了几年。第二，这个人忠厚老实。第三，这个人不蠢，宣布第一副主席，主席说要发新闻，要登报，要各地表态。他们要贬低华国锋同志，抬高他们自己。他们要分裂党，搞阴谋诡计，不要“三要三不要”。）
我当了第一付主席、总理，是给他们泼了很大的冷水，他们经常不满，他们反对。主席讲，要提高思想水平，提高领导艺术，我深深感到路线出感情，他们对主席感情很差，很恨。毛主席有病，他们干扰很厉害。一九七二年有一次，江青气得主席发生了虚脱，肿到胸前。在毛主席病重期间，为了保卫毛主席，汪东兴同志挡住她不让进去，江青说汪东兴是反革命头子，在主席身边工作的都是特务，要撤换汪的工作。总理当时气得哭。毛主席讲：汪东兴有办法，把江青挡住了。
（念了主席答江青的一封信，其中有这几句：“你买了很多书，我也有很多书，你也不读，相见何益。”“我已八十一岁了，身体有病，你不体贴我。……”）
（陈永贵同志：反法权，她的法权最大，一个专列七个车厢。那天主席病重，她坐车回来，从山西到石家庄，打了七个小时的扑克，谈笑风生。郭风莲同志要扶她上车，她说：你没有资格扶我，你是听邓小平的。）
今年主席生病期间，江青硬要去小靳庄。到了小靳庄说，这次来是毛主席保驾，我冲破了国务院封锁才出来的。纯属造谣。
九月四日，江青要出去，插上耳机，要主席讲话，主席不理她。而后又写个条子，主席还是不理她，以后她又写条子要华、张画圈送主席。主席叫秘书画了。毛主席身体好时，她不敢去看主席，主席病重了，她就去干扰。毛主席血压低，不能翻身的。她一定要主席翻身，医生不同意，汪东兴不同意，她坚持要翻，一翻主席血压突然升高到二百以上。
在保存主席遗体的时候，他们搞阴谋。开始，江青要管，要王洪文组织个班子抓。王对我说，我负不了责。以后说，我负责，要毛远新参加。这时，因为听医生说，主席遗体保留可能有点问题，又因接到越南电报，说胡志明主席遗体保存上有问题，因此，江青又改口说，亲属不参与。把这件事推给我，意思是出了问题，你华国锋要负责。我去听了医生的汇报，觉得问题不是太严重，有可能保存好。准备有足够把握再发公告。江青要立即发公告，对我威胁。毛主席遗体转移，他们也不参与。毛远新要回去，我同意他回去了，同意后，江青又提出要他管理后事，写三中全会的报告。
在毛主席病重时，江青他们千方百计要窃取毛主席的材料和文件。他们去找毛主席的秘书张玉风谈话，但没有达到目的。以后，又翻过来了，说小张偷文件，要别人的东西。又要派毛远新同小张一块来清理材料和文件。我不同意。他们四人在大会堂开会，打电话给汪东兴同志，要我去。我去了，他们讲了五个小时，就是这个事。我说，主席是党和国家的，按党和国家的原则办事，由汪东兴同志负责处理。现在没有时间，可以先封存。这时，毛远新已偷走了两个文件，向他追时，他说已给江青了。材料和文件要封存时，江青大哭大闹一场。江青还伪造了两个文件，送给我，说这两个文件很重要，请你阅后送洪文、春桥……，就是没有剑英、锡联同志。
（汪东兴同志：他们怕毛主席的材料里面有批他们的东西，同时想搞点别人的东西当炮弹。）
他们大造舆论，几种报刊都是他们控制的。他们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其实是我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毛主席会见马耳他总统后把我留下。我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主席写了三张纸给我三句话，一张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一张是“照过去方针办”，一张是“你办事我放心”。我正式给政治局传达前两张，后一张没有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告人民书里，在悼念词里他们不写，在社论里讲了。六个人改了三个字，作为临终嘱咐大做文章。当时主席逝世，我们都很忙，忽略了这个事。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二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我考虑也有道理，不要引起纠纷，因此，告外交部只许核心小组知道，并告黄华。到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用梁效的名义，文章里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陈锡联同志从唐山回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叛徒了。
在悼词里面不提“三要三不要”，也不提“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讨论时，陈锡联同志提出要把“三要三不要”加上去，姚文元淡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加上去。后来，汪东兴同志又向我提出，经我坚持，加上去的，张春桥表示写就写吧！
他们大造舆论，他们靠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迫不及待地插手各地。王洪文自己搞了个办公厅，主席去世，搞战备，陈锡联同志和我，各带一个秘书，在一起共同办公。王洪文带两个秘书，一个跟他，一个另搞一个办公厅，搞机密电话，同各地联系。文件，王洪文看后才批给我，我才知道，有另一个办公厅。他们插手各省，他们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江苏打不开，说要派人去搞。
他们自成系统，自搞一套，想大换班。他们搞修正主义。搞阴谋，主席在时，他们就搞，主席病重逝世后，四人帮结得更紧了，迫不及待地搞反党活动。中央政治局为了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让修正主义在我们手里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毁掉，政治局决定采取坚决措施，一致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然后全会通过，要大家心中有数。全国绝大多数是拥护的，陈锡联同志给解放军打招呼时，有的当场晕倒。我们相信全国是会搞得更好，有信心搞的更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拖半年受不了，国民经济也受不了。
（陈锡联同志：《光明日报》四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讲修正主义头子指的谁是谁是很清楚的。四人帮砸不烂不行，筹备四届人大不是主席指示也成问题。）
（先念同志：共产党员给主席去信，反映一些问题是对的，象新华社朱穆之等三人给主席写信，反映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期间的讲话和问题，批判到现在也没有结束。朱穆之是中央委员，追悼会把朱的名字也划掉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至十四日，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
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李先念、汪东兴和其他与会政治局成员在会上也时有讲话和插话。
几次会议主要讲话内容，大体相同，都是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华国锋在讲话中用大量充分事实列举了“四人帮”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为了不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党中央执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周密策划，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非常手段，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过程；讲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讲了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讲了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清查处理过程中要注意掌握政策；讲了稳定全国局势的方针和重要性等。当时也讲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讲话时，手上拿着三份毛主席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华国锋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毛主席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把三份毛主席手稿在会上向大家做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毛主席的第一份手稿。华国锋说：“毛主席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晚上，我陪同毛主席在中南海主席住地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前两句是主席听我汇报工作后的指示，后一句是对我个人讲的。‘慢慢来，不要招急。’和‘照过去方针办。’我在此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四人帮’当时都在场。‘你办事，我放心。’我没有传达。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密谋策划，把毛主席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工作指示，篡改、伪造成‘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大造反革命舆论。由于当时全力忙于毛主席的治丧活动，对此没能及时处理。１０月２日，外交部报送的乔冠华出席联合国第３１届大会上的发言稿中也写上了这句话，引起我的警觉。我找出毛主席写的原件对了一下，六个字他们篡改了三个，我把乔冠华发言稿中的这段话删掉了，写了几句话，批给中央常委传阅。张春桥看后，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罪行，提出不要向下传达。” 叶剑英在讲话中，再次指出“四人帮”是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集团，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次中央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掉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是我们党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但应该看到，这还是初步的胜利。今后除了从组织上做好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外，更加艰巨的任务是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特别是思想战线各部门，还需要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叶在讲话中还强调了政策的重要性，强调了稳定局势的重要性。
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司令员参加了最后一次打招呼会议。他在会上痛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并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2010年10月12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