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批判两个凡是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16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晚，吴冷西（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提出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 ”，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 。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红旗》杂志负责人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华国锋十一日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知道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又看到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文章，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东兴打电话给张平化
汪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张说：“不知道。”
汪说：“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张说：“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社论或中央指定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不过这么重要的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送审。”
汪说：“你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汪东兴在一个会议上说：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红旗杂志新任总编辑熊复说：《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看都有问题。现在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按劳分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不算数？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上午， 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当时中宣部所在地钓鱼台东门内的一座楼里开会，传达了汪东兴的谈话。张平化说：关于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于，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与此同时， 胡乔木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指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
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119页）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严厉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和胡耀邦组织的几篇文章，并对《人民日报》作了一系列批评：
党报要有党性，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宣传上的不足之处，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么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登的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写的），他说，这封信的“提法有问题，报社的按语捧得那样高。文章说青年在错误路线干扰时就跟着跑是很难避免的遭遇，说没有什么窍门避免这种遭遇。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 ”
《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这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人民日报在报导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的标题是新华社消息的导语《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他说：“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述’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述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
《人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能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长江日报还在批极左，主席说过：什么极‘左 ’，右得不能再右嘛。
汪东兴还专门请已经调到外交部的前任《红旗》总编辑介绍了国外对中国的议论，特别强调，国外说中国在搞“非毛化”。一些新闻单位“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八日，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讲过凡是，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这篇文章是经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阅定稿的。这实际上也是军方再一次正式表态。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罗瑞卿在总后勤部关于靳来川等利用医疗手段将贺龙致死的调查报告上的批示
鉴于此案涉及范围广，人员多，建议由总政组织专人协同总后进一步查明真相，向军委做出报告。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待全案查清后再做决定。
一九七八年七月，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
一九七八年七月，汪东兴在山东对省委负责人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现在的报纸上只宣传十七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张平化谈话：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参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
周扬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一九七八年七月底，胡绩伟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
吴冷西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
胡绩伟说：“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
吴冷西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一九七八年八月，张平化到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说：
学《实践论》，这就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只讲其中的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有些外国评论家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现在国际上一些不怀好意的评论家，都说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悄悄地改变毛主席路线，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一种恶毒的诽谤。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指示
一些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对于这类冤错案件，应当实事求是地一一甄别，抓紧纠正。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陆定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申诉信摘录
我的冤案应该平反，我应该释放出狱。
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和文化部党组关于晋剧《三上桃峰》事件报告的批示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等人，在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期间制造了所谓《三上桃峰》事件，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判文艺黑线回潮”，这是“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
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办、坚持到底。我们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李先念公开表态了。这意味着另一个中央副主席明确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128页）
这个讲话不仅明确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进行批判，而且语气严厉，提出了谁是真、谁是假的问题。这也是邓小平再一次督促各省领导人表态的努力。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汪东兴批评贾庭三，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照本本办事。
林乎加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十七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
一九七八年九月份，邓小平视察东北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邓小平同鞍山市委谈话，说社会主义要表现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是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当然这个懒汉主要是过去制度形成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进行了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
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又是在压中央嘛！”“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篇的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写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同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
对此，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李先念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熊复又特别向汪东兴请示怎么办，后来他告诉红旗的人：“汪副主席讲，只好如此。”在《红旗》第十二期上，才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各省和军区纷纷表态，表示支持邓小平。
其时间顺序如下：
1， 新疆——汪锋、2，福建——廖志高、3，广东——习仲勋、4，浙江——铁英、5，江西——江渭清、6，河北——刘子厚、7，青海——谭启龙、8，内蒙——王铎、9，宁夏——霍士廉、10，四川——赵紫阳、11，湖北——陈丕显、12，天津——陈伟达、13，江苏——许家屯、14，广西——乔晓光、15，贵州——马力、16，山东——白如冰、17，山西——王谦、18，甘肃——宋平、19，上海——彭冲、20，吉林——王恩茂、21，西藏——任荣、22，河南——段君毅、23，湖南——毛致用、24，安徽——万里、25，北京——林乎加、26，沈阳部队——李德生、27，广州部队——许世友、28，兰州部队——肖华、韩先楚、29，南京部队——廖汉生、聂凤智、30，成都部队——吴克华、孔石泉、31，昆明部队——刘志坚、32，新疆部队——刘震。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但是，邓小平复出以后，并没有立即批评“两个凡是”的说法。因为这是要等待条件成熟。
到一八七八年五月，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十一大选举出来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叶剑英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一直到六月六日才结束。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华国锋十一日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知道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又看到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文章，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指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
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119页）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一九七八年七月，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张平化谈话：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办、坚持到底。我们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李先念公开表态了。这意味着另一个中央副主席明确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至此，局势已经完全明朗：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派人大势已去矣！华国锋只能哀叹：来得太快了，好日子只过了不到两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实际结果还不到两岁！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根本就不是要讨论什么理论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批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时，专门加的一句话，全段话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领导层中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或反对这个观点。双方不是在哲学理论上的争论，不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不是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而是政治上的斗争。
这一场政治风暴意义重大：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政治思想条件。
但是，在右派看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毛泽东长期推行的左倾路线来说，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转折，可惜它没有把这条错误的路线完全扭转过来。
2010年10月18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