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二章 召开十一大
第四节 批判两个凡是
本节资料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中央党校今天开学了，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的党校，停办了一个时期。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对恢复和办好中央党校很重视，整顿和加强了中央党校。最近，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这是遵照毛主席的历来教导，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党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毛主席历来重视培养干部的工作，重视党校工作。在我党幼年时期，毛主席就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骨干。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先后创办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课，为党培养了大批领导抗日战争的军政干部。一九四二年，中央决定加强中央党校，毛主席亲自兼任校长，集中了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在党校进行整风学习。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这次整风，通过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为我们党争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政治的和思想的基础。建国以来，毛主席总是不断地强调对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努力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领导艺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现在，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我们党在这个新时期的路线。这就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粉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这三个反党集团以后，我们的党比过去更加强大了，更加团结了。整个形势很好，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前进。但我们还有缺点，还有困难。从党的建设方面来说，“四人帮”在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给我们党造成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中央认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件事情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前进一步。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以后国际无产阶级部队中最善于学习的先锋队之一。毛主席用了毕生的精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思想武器。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最根本的，就是要努力学习、运用和捍卫这个百战百胜的武器。
党校在这方面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来党校学习的多数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领导同志首先学好了，就能够带动全党，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当作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几门学问，我们都要弄懂弄通。对这几门学问，毛主席都有重大的发展，都得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思想、新结论。其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成果，就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认真地学好这个理论，是我们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确实保证。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多年的事实证明，不仅广大的新党员、新干部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老同志也需要重新学习这些基本原理。具体政策、工作指示的学习当然很重要，但不能代替基本原理的学习。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受骗上当，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在头脑中真正扎根，被风一吹就吹掉了。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养成读书的习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在学习中，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作了一辈子斗争。每当这种坏作风盛行的时候，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受损失，甚至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我们必须用大气力把它纠正过来。我希望同志们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在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中，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了一整套优良作风。这一整套优良作风，同样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党的学说的发展。正是由于我们党有了这一整套优良作风，使我们党同我国人民血肉相连，使我们党充满着革命朝气，使我们党能够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提出应当注意“四人帮”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破坏的严重性，并且提出，来党校学习的同志能否在党性方面、作风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是衡量党校办得好与不好的一个主要标志。
在作风的整顿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坚决反对那种遇事不调查、不研究，主观武断，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歪风。
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坚决反对那种不相信人民群众，不倾听群众呼声，不依靠集体智慧，迷信自己，独断专行的歪风。
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民主作风，坚持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那种听不得不同意见，搞“一言堂”，对提批评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和那种无组织无纪律，向党闹独立性的歪风。
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那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贪图享受、搞特殊化、挥霍浪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歪风。
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坚决反对那种争名誉，闹地位，拉山头，搞派性，做官当老爷，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歪风。
整顿好我们党的作风，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不利于人民的一切缺点错误、歪风邪气，都要敢于彻底揭露，坚决改正。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把我们党的作风整顿好。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整顿好，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我希望中央党校的同志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在学习中走在前头，学得好一点，用得好一点。同志们提出，要响应中央的号召，把党校建设成为学习、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成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模范。这样很好。只要大家努力这样做，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预祝同志们获得成功。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同志们：
华主席刚才作了重要讲话。华主席讲的主题是关于加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我现在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经验。
我们党走过了五十六年的漫长道路。五十六年来，我们党经过了十一次路线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也遭受过许多挫折。
我们党之所以取得胜利，集中到一点，就是由于有毛主席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党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遭受挫折，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党的领导被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或反马克思主义分子所篡夺，他们排斥或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为了从反面经验吸取教训，我想从我们党的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所遭遇的三次比较重大的挫折来说说这个问题。
我们党第一次遭受比较重大的挫折，是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那时，我们党的领导被非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所把持。他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搞右倾投降主义。而当时我们党的许多同志，虽然革命热情很高，斗争意志很坚定，但毕竟理论准备不够，识别不了窃据领导地位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因此，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下，被打散了，吃了大亏。
我们党第二次遭受比较重大的挫折，是土地革命时期。那时，我们党的领导被王明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所把持。他们排斥毛主席的领导，搞“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当时我们党的不少同志，由于在战场上同国民党拼杀，没有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识别不出象王明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又吃了一次大亏。
第三次，就是在刚刚清算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之后，我们党又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马克思主义骗子的破坏，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危害最大、影响最深的大破坏。他们利用被篡去的那一部分权力，大肆篡改马克思主义，破坏文化大革命，欺骗了我们许多同志。一九七一年，毛主席鉴于这个严重情况，向全党指出：由于我们许多同志不读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这个教训非常严重。毛主席要求全党同志，首先是高、中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但是，从毛主席提出这个指示到毛主席去世的整整五年，我们许多同志不重视学习马列的这个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四人帮”正是利用我们这一弱点，更加疯狂地篡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不少同志又一次上了这伙穷凶极恶的反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大当，吃了大亏。
华主席率领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四人帮”被粉碎后，华主席代表党中央，立即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全党，首先是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出出版毛选第五卷，研究党史，并且整顿加强党校。华主席、党中央这一系列措施，是总结了我们党五十多年的根本性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们党这十年来的根本性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因此，我们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要象列宁教导我们的那样，把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当作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第二点：坚持和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学风。
毛主席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我们党树立了优良的学风。这就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我们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千辛万苦，研究了历史，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立和奠定的人类最革命最进步的科学。这是解放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全人类的真正科学。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才真正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才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一百多年以来，全世界革命政党，革命人民凭借这个武器，把旧世界的一部分打翻了。伟大导师列宁和毛主席在批判旧世界过程中发现新世界，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这样，就出现了这样的动人情景：革命理论造成了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又促进了革命理论向前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列宁和毛主席的发展，比起一百多年前是更加完备，更加丰富得多了。单从这一点来看，旧世界要被人民彻底推翻，新世界要被人民创造，还有什么疑问吗？我认为是没有疑问了。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林彪、“四人帮”一伙，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时而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同另一个原理对立起来，经常不顾任何历史条件，不顾原著的精神实质，挑出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最无耻的敌人。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没有马克思，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仍然要在“黑暗中摸索”。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只靠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还必须面向实践，参加实践，接触新鲜事物，研究实际问题。伟大的革命导师还说过，如果我们只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脱离实际，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那就只能在生活实际的“天空中飞翔”。因此，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华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作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普遍推广开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革命同志，要从正反两面教员中吸取教益。一定要有计划地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实际。我相信，在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党干部，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一定会切切实实养成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习惯，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点：继往开来的一项重大任务。
华主席领导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曾经说过，我们面临着一个继往开来的新局面。什么是继往开来呢？
毛主席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财富，领导我们缔造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我们说继往，就是要把毛主席的全部思想财富继承下来，熟悉党的全部斗争历史和丰富经验，为巩固和发展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为着这个目的，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究和编写党史。
我们的党，领导了一个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的革命，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几十年来，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党，既有国内斗争经验，又有国际斗争经验；既有民主革命的经验，又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既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又有其他各种复杂斗争的经验。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既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又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异常宝贵的。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每当革命阶段告一段落，或者每当一次重大任务完成的时候，都及时运用从群众中来的方法，加以总结，提出新的方针、办法，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如此往返循环，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方法。我们也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准备做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出一部党史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说：要搞个党史，没有不行。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但这件事没有完成，毛主席就离开我们了，因此，这件事变成了他老人家的遗志。
在粉碎“四人帮”后，华主席、党中央号召全党研究党史。同编辑出版毛主席选集、全集一样，这是我党思想理论战线上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我认为，编辑出版毛主席选集、全集和编写党史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而且应当同时抓起来。我们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和胜利的历史。编写党史，要同阐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一致起来，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编辑毛主席选集，特别是全集，也要研究和熟悉党的历史。
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还希望许多老同志在研究党史方面多出一把力。“四人帮”怀着狂妄的野心，不但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妄图篡改我们党的历史。他们已经做了许多歪曲的宣传，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我相信，只要我们许多老同志和研究党史的同志一起，同心协力，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
我就讲这么几点，祝同志们在学习上取得新的成就。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华国锋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请大家审议。
中共中央提出这个建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去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非常的事变，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也与世长辞了，我们党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阴谋。粉碎“四人帮”，党心军心民心大快。这场政治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大制定的我们党在这个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家精神振奋，生气勃勃，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在胜利前进。为了进一步清除“四人帮”在国家政权中的流毒和影响，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成果，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做，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大好，召开这次大会的条件也是成熟的。
在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先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这次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选好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要选好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这是开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保证。
搞好政权建设，搞好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是抓纲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特别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混进了一些坏人，还有些成员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而又坚持不改，脱离群众，丧失了代表性。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又长期没有召开，革命委员会没有及时改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没有能够很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各省、市、自治区即将召开的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举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战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精干的革命委员会。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包括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各界的代表人物。要把工人、农民、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为群众公认的优秀分子，把那些在群众中确有威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确有贡献的先进人物选进革命委员会，而决不要把那些打砸抢者、“闹而优则仕”的人物搞进来。总之，一定要选好革命委员会，使群众一听到新选出的革命委员会的名单，就高兴，就拥护，就受到鼓舞。这样，就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革命委员会也就能够确实发挥它的作用。
在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要经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把各方面的优秀人物和有代表性的人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了先开好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为了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作好五届全国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共中央认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明年春季召开是适宜的。
中共中央意见，在召开五届全国人大的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
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召开，将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抓纲治国，达到天下大治的一件大事。通过这两个会议，我们要把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国人民中恢复和发扬起来，逐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克服“四人帮”造成的困难，迅速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要兴旺，一定要强大，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让我们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续革命，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共同奋斗吧！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叶剑英在四届政协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委员，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初见成效，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五届人大召开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召开五届全国人大的同时召开五届全国政协的建议。这两个大会的召开，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的一个重要部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创建的。二十多年间，人民政协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都来出席我们的会议，这说明华主席、党中央很重视人民政协的作用，很关怀我们这次会议。
我们这次会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大家欢聚一堂，共商国家大事，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说明了人民政协是民主协商国家大事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说明了我国的革命统一战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大家知道，去年是我们国家极不平凡的一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离开了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也离开了我们。王张江姚“四人帮”乘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华主席率领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伟大胜利。
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的目标已经胜利地实现，我国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基本上得到了澄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能够比较顺利地贯彻执行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土崩瓦解。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得到了加强，领导班子得到了调整和充实。无产阶级专政大为加强，社会秩序大为安定。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广大工农兵、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各方面人士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科学、教育、文化界的同志们正在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进行辛勤劳动，这些领域出现了令人喜悦的新气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扭转了“四人帮”造成的停滞甚至下降的状况，转到了稳步的上升。毛主席期望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开始出现。我们的国家，正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走向大治。
当前国际形势对我们也是有利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伟大理论和战略规定，正在发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一个联合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在发展和扩大。
我们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大为我们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要遵照这条路线，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并且尽量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实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它在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在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胜利地进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统一战线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一项宝贵财富。我们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坚定地卓越地实践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为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四人帮”为着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疯狂反对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竭力破坏和妄图取消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他们肆意践踏党的统战政策，破坏党的统战工作，极力摧残和打击一切积极因素。我们要依靠的革命力量，他们要打倒；我们要争取、团结的朋友，他们要排斥；被我们打倒的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则恰恰是他们依靠的力量。这就彻底地暴露出他们是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是全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共产党员要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一九四一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就强调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这就是说，只要有党存在，党总是要和非党群众合作的。在非党群众中，绝大多数是工农群众。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党外人士。没有这样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巩固的。
我国各民主党派和许多爱国人士，早就同我们党有了长期合作的历史，对于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作出了贡献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经过多次运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两个阶级激烈、深刻的反复搏斗中，尽管不少人有过动摇以至反复，但是总的看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在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中，大多数人是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是极少数。粉碎“四人帮”以来，各方面朋友的表现也是好的，拥护华主席，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这一切表明，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基本原则，逐步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人们的方针和一系列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建国二十八年以来，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尽管有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我们要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这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基础，就是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标准，也是我国现阶段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把工作活跃起来，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推动成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鼓励他们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且结合实践，促进世界观的改造。民主协商，是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统一战线树立的优良传统，这些年遭到了“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应当把它恢复和发扬起来。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发扬民主作风，虚心听取党外的批评和意见。要认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政协、有关人民团体以及各有关方面的工作，也都应当更加活跃起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要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应当肯定，建国以来，我国科学、教育、文化战线的工作，尽管受到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仍然占主导地位。在这几条战线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他们辛勤劳动，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我们应当欢迎他们的这种进步。在知识分子中，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炮制“两个估计”，打击和扼杀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广大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我们要严肃批判和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要团结他们，让他们好好工作，同时热情帮助和鼓励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到又红又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我们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我们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认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切实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党的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等，也都是围绕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提出来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这些政策。
毛主席早就讲过：“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一切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们，都是有光明前途的。我们希望，一切团结在革命统一战线内的朋友们，都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争取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在思想改造上不断地取得新的进步。
在座的朋友和同志中间，年过六十、七十的老人不少，还有一些已是八、九十岁高龄的人。我也算是一个，今年刚好过了八十岁。我们这些人经历的事情多，历史长，是旧中国变为新中国的历史见证人。为实现我们祖国的团结统一大业，大家都有过贡献，这是很可宝贵的。我们的责任，是要为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想，大家都是乐于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的。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省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对于还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凡是爱国的，我们都欢迎。我们希望在台、澎、金、马和在海外的蒋帮军政人员，能够认清形势，走爱国的道路。我们要同台湾同胞一起，解放台湾，最后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好领袖、好统帅。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捍卫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沿着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汪东兴与胡耀邦陈野萍的谈话
〖胡耀邦：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纪登奎、吴德在座。摘要〗
汪东兴说：
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第一办公室范×、杨×：
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帅孟奇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胡耀邦说：
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作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三十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对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
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对中宣部及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讲话
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这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精辟阐明”，而叶副主席讲的话、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明”呢？
四、《人民日报》转载徐迟写陈景润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罗瑞卿在总后勤部关于靳来川等利用医疗手段将贺龙致死的调查报告上的批示
〖总后勤部党委上报军委、总政《关于林彪一伙指使其死党靳来川、曹根慧利用医疗手段将贺龙致死的初步调查报告》，罗瑞卿批示〗
韦主任并总政党委：
总后党委的这个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林彪一伙残酷谋害贺龙同志严重罪行，彻底弄清这一案件完全必要。我意：
一、当时的专案组负责人和靳来川、曹根慧等怎样领受林彪一伙残害贺龙同志的罪恶阴谋，有计划、有步骤地谋害贺龙同志，还要进一步追查清楚。
二、在谋害贺龙同志的案件中，原专案组副组长芦凤歧（现为××军×××师副政委）和护士王贺志（现为×××医院医生），负有严重罪责，是查清这一案件的关键人物。我意电话告北京军区秦基伟同志，请他们设法动员卢、王交待揭发，最好是向他们讲清政策，让他们主动这样做。
三、鉴于此案涉及范围广，人员多，建议由总政组织专人协同总后进一步查明真相，向军委做出报告。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待全案查清后再做决定。
可否，请裁夺！
罗瑞卿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指示
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复查、审理积案，有一个需要抓紧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认真清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指控为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案件。
文化大革命中，确有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恶毒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对于这些罪证确凿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制裁，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决不允许翻案。
还应当看到，在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诬陷或影响下，过去判定和处理的那些“恶攻”案件中，有不少是冤案、错案。一些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对于这类冤错案件，应当实事求是地一一甄别，抓紧纠正。根据我们的一些不完全的调查，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有的人对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祸国殃民强烈不满；对自己和大批革命干部遭受冤屈迫害十分愤慨；对盛行一时的“忠字舞”、“语录操”、“早请示晚汇报”等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不同看法；对任意打、砸、抢、抄、抓，破坏民主生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 表示愤恨；对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焦虑不安。而他们当时又没有识破或没有完全识破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往往盗用党和毛主席名义的阴险手法，不了解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因而在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时候，在一些涉及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甚至对伟大领袖一时发过某种怨言，说过错话。在当时那种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出现这类问题， 原因是多方面的。对这些同志来说，有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但给他们戴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是不恰当的。
第二种是，有的人在指供、诱供和刑讯逼供的情况下，被迫交代所谓“三反罪行”，被迫“交黑心”，违心地讲了一些假话、错话；有的人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精神失常，说了胡话。把这些明明是逼出来的不可靠的东西，作为“恶攻”言论来定罪，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第三种是，有的人对某些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在一定的场合或者书信、日记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情况，在党和国家生活中是正常的。即使说错了，也可以通过民主讨论、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乱扣帽子。至于有的同志反对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制造的混乱，坚持正确的观点，反被定为散布“恶攻”言论，那就更不对了。
第四种是，有的人在“斗私批修”、汇报思想和交心谈心中，检查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思想，包括涉及伟大领袖、涉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话。这应当说是一种自我批评、要求进步的表现，不能视为散布“恶攻”言论。何况有些是在被要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思想爬坡”，交代所谓“带血丝的活思想”、“活蹦乱跳的一闪念”的空气下，自己无限上纲，说了不实事求是的话，这就更不应当以这些话给人定罪。
第五种是，有的人在开玩笑、打比喻时，说了一些政治影响不好的话，或者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流言蜚语，这是应当批评教育的，但不能当作蓄意攻击。至于偶然发生的口误、笔误，更不应该当作“恶攻”言论。
实际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各个案件的情况，往往千差万别。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清理、甄别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充分的查对核实，对具体问题采取具体分析的方法，把当事人说话的内容和原意搞准确，对当时的环境、条件作一番调查、仔细弄清楚是在什么情况、什么场合说的话。如果没有问题，就应当彻底平反。如果有问题，就应对当事人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看本质，看主流，看他是认识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偶然犯错误还是真正对党对人民有仇恨。决不能把一般性错话搞成政治性错话，把政治性错话搞成“恶攻”言论。必须合情合理地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万万不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自己的同志。
一个时期以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在落实政策中，对这类冤错案件已经作了一些甄别平反工作，效果很好，大得人心。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对这类案件不敢清理，或者在复议处理时，仍然做了不恰当的结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多数来说，有一个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清理这类积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顾虑很多，怕这怕那，这是不利于处理好这类案件的。
应当看到，遵照毛主席规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认真清理好所谓“恶攻”案件，把那些被错当成敌人的同志解放出来，这不仅仅是保护几个好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正确区分敌我，健全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问题。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尊重客观事实，按科学态度办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才是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人民群众也是这样期望于我们的。各级组织部门应当积极协同有关部门，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出以公心，勇于拨乱反正，认真调查研究，把所谓“恶攻”案件的清理工作切实做好，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原载《组工通讯》1978年第11期）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陆定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申诉信摘录
三项十三条，或者通俗点说，三顶帽子十三根棍子，不敢再说我是匿名信的指使者，是叛徒、特务、内奸了，不敢说我的工作有路线错误了，也不敢用陈伯达、“四人帮”给我加的许多顶帽子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已经把这些否定掉了。但“×××××第一委员会”也不敢在文件中公开否定这些错误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公开否定了，岂不就把专案组的刑讯逼供，陈伯达、“四人帮”的造谣污蔑这些宝贝的东西都否定了吗？那怎么行呢？
三项十三条最奥妙的，是把“嫌疑”作为可以据以开除党籍的罪状。这样，嫌疑＝罪状，那么罪状就无须证据了，可以开除党籍或者关进牢里去了。毛主席说的“重证据，轻口供”就可以不要了，毛主席的肃反路线就可以推翻了。
谎言拆穿了，太丑恶了，令人寒心！
结论应该是，不要相信“×××××（编者：应为中央专案组）第一委员会”。他们提出的文件是弄虚作假。我的党籍不应该开除，应该恢复。
我的冤案应该平反，我应该释放出狱。
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和文化部党组关于晋剧《三上桃峰》事件报告的批示
1978.09.07；中发[1978]52号
各省、市、自治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山西省委和文化部党组关于《三上桃峰》事件的报告两件，转发给你们阅读。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等人，在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期间制造了所谓《三上桃峰》事件，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判文艺黑线回潮”，这是“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现已查明，当时据以围剿《三上桃峰》的种种罪名，纯属诬陷、捏造。“四人帮”制造的这一事件，在文艺战线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中央认为，《三上桃峰》事件应予平反。“四人帮”强加于《三上桃峰》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推倒。因《三上桃峰》而蒙受冤屈的演出团体和有关人员应予平反和昭雪。对于在围剿《三上桃峰》问题上跟着“四人帮”做了坏事、错事的人应当严肃对待，区别不同情况，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中央和地方报刊要写文章公开批判以“初澜”黑文为代表的种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谬论，以及“四人帮”借此打击迫害一大批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罪行。批判的矛头应集中在“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身上，对其他人不要公开点名。文艺战线要把对“四人帮”制造的《三上桃峰》事件的揭发批判，作为揭批“四人帮”斗争第三战役的一个内容，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在文艺战线的流毒和影响，进一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附一：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为“四人帮”炮制的晋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八年七月五日）
华主席、党中央：
一九七四年二月，由原国务院文化组主持在华北文艺调演大会上，揭发批判了我省参加演出的晋剧《三上桃峰》。当时，说这出戏是“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四人帮”在原文化组的写作黑班底“初澜”还写了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对于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省委承担了领导责任，并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向毛主席、党中央正式写出检查报告。原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同志和原文教部副部长李蒙、卢梦同志等在不同的范围内作了检讨，写了书面检查，一并随同省委的检查报告上报中央，对他们没有作组织上的处理。当时我省文化局党的领导组成员、副局长贾克同志是该剧从始至终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负重要责任。因此，我们当时决定：贾克同志停止工作，进行检查，接受批判。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我们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时，决定：撤销他的文化局党的领导组成员和文化局副局长的职务。但因等待中央对省委报告批示，故至今未正式宣布对贾克组织处理的决定。
为了弄清《三上桃峰》的创作过程背景，当时我们曾三次组织专人进行调查，最后，省委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向中央写检查报告时，将关于《三上桃峰》出笼情况的调查报告，作为附件之一报送中央。原检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于有人揭发《三上桃峰》的编剧及支持编剧的同志事先了解该剧为刘少奇翻案的政治背景问题。我们反复进行了调查。从调查材料看，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人事先知道所谓的政治背景。北影导演桑夫在华北调演会上揭发说：“在太原有次吃饭时，我提醒过石丁同志《三上桃峰》有问题，当时贾克同志也在坐。后来一次看戏，我又向卢梦、李蒙同志谈到，这个戏有问题，和‘桃园经验’有联系，卢梦同志说：没问题，是根据《人民日报》通讯写的。石丁同志到昔阳和我谈起调演的事时，我又提醒《三上桃峰》的问题。”据我们多方面的调查了解，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原文化局创作组成员胡正同志请桑夫吃饭，在坐的还有陈怀皑（北影导演）、石丁和贾克。除石丁证明，桑夫说过《三上桃峰》的背景有问题的话外，陈怀皑、贾克、胡正等同志都说没有这回事。据石丁同志说，桑夫是听原北京青艺演员杜澎说《三上桃峰》和《春风杨柳》是同一题材，与“桃园经验”有关。但据杜澎证明，他对桑夫讲这话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下旬，在太原看了《三上桃峰》之后。因此，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三上桃峰》尚在创作剧本，并未上演，桑夫还没看过，显然不可能谈到这个问题。至于桑夫说他在同年十一月看戏时向卢梦、李蒙同志谈《三上桃峰》背景有问题的事，卢梦、李蒙同志都说：根本没听他说过这些话。因此，对所揭发的编剧和支持编剧的同志事先了解这出戏政治背景问题，三次都没有查到事实依据。从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山西有人事先知道《三上桃峰》所谓的政治背景。贾克同志也从未承认事先了解该剧的政治背景。《三上桃峰》在山西创作和演出过程中，与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政治背景没有任何根据。桑夫后来在调演会上的揭发是不真实的，纯属诬陷。
二、从编剧的过程来看，也不是有意为“桃园经验”树碑立 传。
关于“桑园”改为“桃园”，“桃园”变“桃峰”的问题 据调查，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秋，晋中青年晋剧团编写《三下桃园》时，将原《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 日）和《中国青年报》（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写的通讯中的“桑园”改为“桃园”，当时并不了解这篇通讯是所谓的为王光美“桃园经验”树碑立传。剧本设计一个女县长送马，是从剧场效果出发，特意为给名演员张鸣琴（女）安排这样一个角色。
文化大革命后，柳林县剧团在改编《三下桃园》过程中，曾设想过许多剧名，如《吕春英》、《春风杨柳》、《三上杏花岭》、《三下桃垣》、《新风赞》、《赎马记》、《桃李争艳》等。《三上桃峰》是剧团负责人任元恩提出的。在县委审查时，把上述剧名提出来进行过讨论，最后选定剧名，认为还是《三上桃峰》好，“峰”，代表山区，是高的象征，“三上”说英雄人物的境界一次比一次高。所以剧名的提出，也不是有意掩盖所谓这个戏的政治背景。
从以上情况看，当时支持和参与编写剧本的同志，事先根本不了解这出戏的所谓政治背景，因此也就谈不上所谓为刘少奇翻案了。“四人帮”及其在原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当时借《三上桃峰》的问题，搞突然袭击，无限上纲，是有他们的罪恶目的的。在“初澜”文章发表和广播后，全国批判、声讨《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们认为，“四人帮”及其党羽对《三上桃峰》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为落实党的政策，在批判《三上桃峰》时受到牵连的一些同志应予平反。王大任、李蒙、卢梦等同志就这一问题的检查应该撤销。贾克同志应恢复其文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的工作职务。
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支持这出戏的问题，而主要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走错了路线”，“偏离了方向”。因此，推倒对《三上桃峰》的诬蔑不实之词，并不影响中央对解决山西问题的指示精神的贯彻，也不影响谢振华同志所犯路线错误的性质或减轻其错误的严重性。
和《三上桃峰》有牵连的还有一个赵云龙同志受“四人帮”迫害的问题。赵云龙同志是山西一个比较年青的作家。他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写过一篇《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问题的一些理解》的文章。这篇文章只是初稿并未发表。在这篇文章里有一段：“当前有一种提法，说‘塑造无产阶级典型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这就欠妥当。”作者接着写道：“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只应该从文艺的社会本质，即文艺与革命、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这些角度上来解释，来回答。在这方面，毛主席早就明确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文艺的‘根本任务’，应该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人物创造不过是文学艺人反映生活，并去影响生活进程的手段。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创造，也只是反映革命人民的革命生活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手段。因此，说‘英雄形象塑造是文艺根本任务’，是把文艺描写内容和文艺社会作用混为一谈，是把文艺手段和文艺目的混为一谈”。作者的这些论点，在文章初稿征求意见时，就有人提出这是和江青的“三突出”唱对台戏，是毒草，是文艺黑线回潮，要组织批判。问题提出后，当时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于十二月六日批示：“座谈会，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以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为指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使犯错误的同志和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受到教益。”根据张平化同志批示，开了一个有三十八人参加的评论工作座谈会。会上赵云龙同志做了检查，事情就此结束了。但《三上桃峰》问题出来后，江青的亲信于会泳，在大会上宣判赵云龙同志的文章是反动文章，毒草文章，并且说这篇毒草文章，是《三上桃峰》的“理论根据”，至今山西方面并没有进行严肃认真的批判。由于于会泳在会上几次批判赵云龙的文章，接着，在报刊上亦有批判文章多次出现。所以一九七四年的四月十四日山西省文化局召开了一次由本机关干部二十余人参加的内部批判会，先由赵云龙做了检查发言，有几个同志作了批判发言。之后，赵曾向人说，中央有人点名批判他，怕戴帽子，怕坐牢，身体不好，受不了。于五月一日自缢。
对于赵云龙同志的问题，山西省委已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做出赵云龙同志是被“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迫害致死的结论，给予平反，并举行了安放骨灰的仪式。特一并报告中央。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附二：
中共文化部党组关于《三上桃峰》事件的报告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
中央宣传部：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等人利用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三上桃峰》事件。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它的真实背景和内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切。文化部和全国文艺界，以至各地农村，不断有人提出搞清事件真相并作出相应处理的要求。文化部党组成立后，鉴于这一事件关系文艺路线的大是大非，组织力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到目前为止，情况已基本上清楚，解决问题的条件也已基本上成熟。现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简要汇报如下：
一、晋剧《三上桃峰》是一出比较好的戏。它通过两个生产队买卖一匹病马的故事，歌颂了共产主义风格，批判了本位主义思想。把这出戏打成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的《三上桃峰》事件，是“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等人，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机会，一手炮制的阴谋事件。从问题的提出、定调，到抛出《评晋剧＜三上桃峰＞》的黑文，在全国范围广泛展开对《三上桃峰》的围剿，都是由会于会泳在“四人帮”直接指使下进行的。
在一九七四年文艺调演期间，于会泳就曾以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名义，向政治局报送一个《关于晋剧＜三上桃峰＞的情况报告》，提出该剧“有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应该考虑以评论文章和座谈会的方式进行批判”。他派人搞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并于二月初召开了由在京的四个样板团和调演代表团部分同志共一百多人参加的批判会，报道这次批判会发言的《简报》指出：“《三上桃峰》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 “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他还派人在山西代表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威胁说：上演《三上桃峰》“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三上桃峰》的戏？”“希望山西各级领导同志，考虑一下……这么大的事，完了？没有这么简单，完不了的！”
紧接着于会泳下令对此事涉及的一些人进行“政治思想情况调查”，又接连两天召开有样板团、中央各直属文艺单位和各代表团共二千六百余人参加的批判大会。在会演闭幕大会上，于会泳赤膊上阵，对山西省的同志打棍扣帽，大肆迫害。他说，这不是一般的文艺问题，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集中反映，是社会上的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突出表现”，“是同国际上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反革命逆流相呼应的”。他还把这出戏和山西省的一个青年教师赵云龙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联系起来；这篇文章指出，江青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提法“欠妥当”。于会泳硬说文章是戏的理论基础；指责山西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一九六六年林彪、江青炮制的《纪要》，是反对江青的。
为了竭力扩大事态和影响，他们密谋炮制了一篇署名“初澜”的黑文《评晋剧＜三上桃峰＞》。这篇文章由文痞姚文元亲自作了十一处修改，在其中一处他加写道“‘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最后，由江青、张春桥圈阅定稿，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抛出。这篇黑文实际上成为“四人帮”对于文艺事业和广大文艺队伍进行反革命围剿的一篇发难文章。
二、“四人帮”加给《三上桃峰》的种种罪名，都是莫须有的。他们叫得最响的所谓“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根据不过两条：一条是，剧本取材于通讯《一匹马》（载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载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中国青年报》）。这两篇文章讲的是一件事，“是在王光美‘蹲点’的抚宁县发生的”，因此他们就认定：这“是‘桃园经验’的‘结果’”；文章和剧本都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另一条是，王光美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三上桃峰》剧中的女主人公青兰给桃峰大队也送去一匹大红马，因此他们又认定，《三上桃峰》为王光美，也为刘少奇歌功颂德。
现已查明，上述两条根本不是事实。《人民日报》所发通讯《一匹马》，不是报社组织的稿件，而是抚宁县群众根据真人真事自己投来的稿件。通讯所歌颂的，是抚宁县刘义庄大队和大刘庄大队的贫下中农，与王光美蹲点的桃园大队无关；所讲的事发生在贯彻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之后，即一九六五年春天，当时，王光美在一九六四年炮制的“桃园经验”已在全党、全国范围批判。他们编造的王光美送马的事更属荒唐。早在一九七四年，就有《人民日报》的记者作过调查，查明桃园大队的干部群众，对“初澜”黑文捏造王光美给他们送马一节很有意见。他们说，王光美从未给桃园大队送过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的确添了一匹大红马，那是向北京红星公社买的，有发货票可证。更何况通讯《一匹马》所报道的抚宁县长给刘义庄大队桑园二队送马的事，发生在一九六五年春，要比“初澜”所编造的王光美送马早一年。由此可见，“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之流认定《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依据，纯属无中生有。
三、《三上桃峰》事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等人和他们的帮派体系，不但通过它搞乱了一个省，搞乱了一条文艺战线，也搞乱了全国各条战线的思想。“初澜”《评晋剧〈三上桃峰〉》一文，当时全国有三十二种报刊转载。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有五百余篇批判文章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有二十八个省、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召开了批判会，大抓特抓所谓的“四上”和“五上”。一时间，全国范围内冤案迭出，谈“马”色变；牛也遭殃，湖南花鼓戏《还牛》就这样被打成了和《三上桃峰》一样的大毒草。他们的淫威所及，人们连“桃”字都怕，武昌县委和咸宁地委就因为儿童剧《桃山新苗》有一桃字，而郑重地重新审查了它的命名问题。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被践踏殆尽。上述山西青年教师赵云龙同志，因被于会泳反复批判而受到残酷迫害，终于含冤而死。
四、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因《三上桃峰》事件被搞乱了的是非至今还没有得到澄清，受到迫害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也还没有得到平反和昭雪。因此我们建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伸张无产阶级正义，对“初澜”的黑文《评晋剧＜三上桃峰＞》拟由文化部大批判组写出有份量的文章公开批判；对于因晋剧《三上桃峰》而蒙受冤屈的演出团体和有关人员，应当予以平反和昭雪。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原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四）》， 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12月）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1978.09.17；中发［1978］55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现发给你们，望贯彻执行。
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仅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
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改正的标准，就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希各级党委认真负责，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
附：
登奎、乌兰夫同志并报
华主席、党中央：
经中央批准，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共同召开的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会议，于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拟订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会议结束后，五部又共同作了修改，现将修改后的稿子报上，请审批。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 安 部民 政 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1978.08.25
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下，华主席、党中央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遗志，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英明决定。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曾经指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党对右派分子采取了教育改造的政策。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指示分期分批摘掉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一九七五年，在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同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摘掉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当时考虑到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绝大多数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准备全部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当时未能实现。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认真贯彻落实中发 ［1978］11号文件，现将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关于安置问题
必须认真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搞革命、搞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总是人多一点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安置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更重要的是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1、原保留公职的人，能工作的安排适当工作，有专长的发挥其专长；不能工作的作退职、退休处理。
安置工作后的工资问题。原取消了工资级别，只发生活费的，根据现在分配的工作评定工资级别；原受降级、降薪处分的，工资级别一般不动。工资级别降得过低的，可以适当调整。
需作退职、退休处理的，工龄应连续计算。退职、退休金的计算标准，按划右派受处分后的级别或后来重新评定的工资级别确定。工资过低维持生活有困难的，计算标准可以适当提高。退职、退休金由所在单位解决，没有工作的，由所在县、市负责解决。
2、开除公职的，也要根据本人实际情况给予安置。有专长、工作需要的，有关部门可以重新录用。其他的人，由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安置就业。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从社会救济中解决，使其能维持当地一般居民或社员的生活水平。在农村无依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准其返回城市落户。
原已离职、退职需要安置的，也照本条规定办理。
3、在劳教单位的，除本人愿意留场安置者外，调离劳教单位，按上述各项原则，由所在省、市、自治区的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安排。留场就业的人员，列为国家职工，给予职工待遇。
4、原是高等学校的学生，没有分配工作的，根据专长和需要安排适当工作，评定工资级别。
5、原是军队干部的，不再返回军队，按上述原则，由所在地方负责安置。
6、安置所需要新增加的编制名额和劳动指标，尽量由省、市、自治区负责解决。确实解决不了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从严掌握，核实后报国家计委解决。
7、安置工作，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统筹安排，由所在县以上的组织、人事、劳动、民政等部门负责办理。
若干政策问题
1、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 2、对家属于女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过去因右派问题受牵连处理不当的，应该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处理。今后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3、原是共产党员开除党籍的，一律不得恢复党籍。经过考验，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可以重新入党。
4、对于工人、农民中已戴了右派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要按照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和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指示，予以改正。中等学校学生、解放军战士、民警、营业员、民办教师和其他类似人员，戴了右派分子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也照此办理。需要安置的，应适当安置。
5、原属起义、投诚人员，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应在摘掉右派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帽子，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6、对过去已有结论不以历史反革命论处或只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因戴上右派帽子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在摘掉其右派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帽子。因右派问题而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均按上述原则处理。
历史反革命分子又戴上右派帽子的，这次只摘掉右派帽子。
7、对于有新罪行并已依法判刑的右派分子，不宣布摘其右派帽子，但刑满以后也不再作为右派对待。
8、因公伤残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生活补助、救济或劳保待遇。
原保留公职已经死亡的人，对其家属子女按国家规定给予抚恤。
9、被查抄的财物，要退还本人或其家属。查无下落的，要讲明情况，酌情处理。
10、对过去摘掉右派帽子，尚未落实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按以上规定办理。
关于改正问题
按照一九七八年中央十一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当时有些地区和部门未能完全按照文件规定办理，错划了一些人。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规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样做，对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意义。
对要求改正的申诉，由申诉人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党委受理，转交原划右孤单位处理。原单位应认真调查研究，作出结论。原单位已撤销，由申诉人现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党委负责处理。改正结论，由县或县级以上党委审批。受理和审批单位，对申诉案件，都要认真负责，抓紧办理。
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给以必要的补助。
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加强党委领导，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进行妥善安置，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各有关部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密切协作，互相配合，主动承担任务，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处理来信来访。要认真解决问题，不要互相推诿，不要把矛盾上交，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和党对改造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正确理解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重要意义，正确对待摘掉右派帽子的人。
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和搞错了予以改正的人都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1978.11.03；组通字[1978]31号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大和全国科学大会、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各级党组织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清算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摘掉了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政治帽子，平反昭雪了一批冤、假、错案。对科技干部进行了全面普查，解决了一部分用非所学的问题。一些科研教学人员恢复了技术职称或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有了一些改善。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努力工作，钻研业务，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
但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进展不平衡，有些地方还有死角。有的对知识分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认识不足；有的对平反昭雪冤、假、错案抓得不紧，善后工作做得不够完善；有的对知识分子安排使用不大胆，不得当；有的是非界限不清，余悸未除，不敢放手工作，个别的甚至思想抵触，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彻底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做好工作，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
(一)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就向全党提出：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掌握先进技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知识分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后党培养教育出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即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业务实践，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和锻炼，在世界观的改造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现有的知识分子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坏人只是极少数。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忱地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依靠力量。要充分信任他们，放手使用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当然，知识分子也要同工农群众一样，认真学习，不断改造和提高自己。
当前一些地方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不力，工作进展不快，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对知识分子队伍发生的根本变化认识不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非界限不明。所谓“专家路线”、“技术挂帅”、“白专道路”等错误观点，还在束缚着一些同志的思想。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不是把他们当作依靠力量，而是仍然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看待。还有的同志，包括一些作组织工作的同志，长时期不很好学习，知识贫乏，不重视有知识的人，或者有点知识，但知之不多，却瞧不起别人。因此，要大力宣传革命导师关于重视知识分子的论述，宣传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指示，宣传知识分子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中的重要作用，宣传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典型，继续深入地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彻底肃清其流毒，澄清糊涂观念，消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更加自觉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动整个社会都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
(二)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工作
科技和文教战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现在还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没有复查和作出正确结论。如果加上“四清”、反右派等运动中的错案，复查纠正的工作量更大。在已经复查和平反的案件中，也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调查核实，凡属冤、假、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做到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
对于一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凡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已作过结论，定性准确，应维持原结论；有的即使发现新的问题，已审查清楚，不影响原定性质的，也不要改变原结论。对于归国知识分子，要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同外国人的交往、通信和某些个人接触，是正常的。除个别证据确凿真正里通外国搞特务活动的外，凡被戴上“特务”、“特嫌”帽子的，都应平反。凡因坚持正确的学术观点，或因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被戴上“学阀”、“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的，应予平反。对于因不了解党内斗争真实情况，在议论林彪、“四人帮”时，发过某种怨言，说过某些错话，或者因向党组织汇报思想、交心谈心暴露了错误观点，而被戴上“恶毒攻击”帽子的，应予取消。
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经过复查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可宽可严的从宽；介乎两类矛盾之间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些即使是属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只要民愤不大，本人确有真才实学，有所贡献的，也可按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妥善安排，用其所长。一般性的问题不要留尾巴。
凡属冤、假、错案，都要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本人档案中或寄往家属、子女所在单位的不实材料，都应清理销毁；被抄走的财物，要积极查找退还，查找无着，要做好思想工作，本人生活有困难的酌予补偿；冻结的存款、扣发的工资，应退还本人；被强占的私人房屋，应一律退还，个别退还确有困难的，要另行帮助解决住房问题。
作好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关键在于领导。要及时研究讨论，加强督促检查，解决存在问题。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典型案例，掌握工作进程，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对复查处理过的案件，如有不当，要及时纠正。要选择那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办事公道，并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工作经验和政策水平的同志，充实加强复查工作的班子。凡是自己搞了错案，而坚持不改，长期顶着，形成阻力的，不能做这项工作。个别制造冤、假、错案，造成严重后果，民愤很大的人，要严肃处理。对于大多数有过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不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帮助受迫害的同志，正确对待在运动中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解决当前和今后的问题上来，把积极性调动到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
(三)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管理工作十分重要，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我们现有的企事业领导班子中，不少成员不懂技术，不精通业务，管理水平低，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些同志要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学会管理工作，做到象过去战争年代军队中政治委员一样，既善于做政治工作，又能够带兵打仗。同时要充分发挥现有技术人员的作用，把其中路线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工作干劲大，群众关系好的知识分子(包括非党干部)，提拔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来，但要保证他们的主要精力从事专业工作。争取在三、五年内使我们企事业的各级领导班子中真正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占到百分之三十、五十以至七十。生产、业务、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领导干部，要成为业务和管理的能手。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科技人员的技术责任制，科技人员要参加企业的各项管理，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在放手使用的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培养，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
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有一部分同志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本人政治历史上有些问题。要看到他们经过二、三十年的教育和锻炼，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愿意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没有理由歧视他们，嫌弃他们，不使用他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家庭出身看本人，社会关系看影响，历史问题看现实表现。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要多看他们的主导方面，即使问题性质比较严重的人，也要用他们的一技之长，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观点，对知识分子的某些生活习惯和生活细节上的缺点、毛病，不要苛求。
过去有关单位对什么人可以出国、涉外、接触机密、研究尖端项目等，曾经作过一些规定。有的是正确的但没有认真执行，有的是由于情况变化现在不适用了，也有的是擅自搞了些错误的规定，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应当从实际出发，认真地进行研究，看怎样做更符合党的政策，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有利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坚持那些合理的规定，修改那些不合时宜的规定，撤销那些错误的规定。
要从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少，业务骨干和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员更少，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工作，加强培养，对符合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的，要按照党章规定吸收他们入党。
(四)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人才很缺，青黄不接；另一方面又有相当数量的专业人员用非所学，仅科技、文教、卫生战线就有几十万人未从事专业工作。人才的浪费是极大的浪费。那种学雷达的收生猪，学电子的搞酿酒，学电机的当会计等极不合理极不正常的现象，应迅速改变。
当前，有些部门和单位存在着本位主义倾向，影响科技人员归队工作的进展。有的把科技干部调去搞同专业无关的工作，只顾自己用得顺手，不顾国家需要；有的明知专业不对口，一时用不上，也留待将来备用；有的怕归队一个人，影响一大片。因此，不积极作好调整、归队工作，甚至扣住不放。要打通这些同志的思想，帮助他们跳出小圈子，以局部的需要服从全局的需要，尽快把用非所学的人员调整到最急需、最能发挥专长的岗位上去。
全国现有二十多万未从事科技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要按专业对口进行调整。少数已经担任领导工作又熟悉现在业务的，或者原专业已经荒疏，本人又没有要求调整的，可不作调整。
文化大革命中退休、退职的教授、研究员等科技专家，能坚持正常工作，本人有申请的，可恢复他们的职称，安排他们的工作。
中专毕业生多年当工人，特别是已经掌握了先进技术设备的，一般可不作调整。他们学习基础较好，年纪较轻，又有生产实践经验，是一支重要的科技干部后备力量，要作好培养提高工作。根据需要，经过考核，可以把专业技术好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提为科技干部。
当前，农业科技干部因种种原因，缺额较其他战线更为严重，这同加速农业现代化很不适应。各地区、各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积极作好思想工作，动员离开农业战线的科技干部迅速归队。建议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劳动保护、生活困难等问题，改变那些不利于调动积极性的规定，为他们搞好农业科技工作创造条件。
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了的文艺演出团体，是否恢复，人员如何安置，建议省、市文化部门调查研究，妥善解决。
社会上闲散的一些懂外文、有技术或有其他专长的人员，其中专业水平较高，能坚持工作，国家又急需的，可以通过考试，报请省、市主管部门批准录用；其他有某种专长的人，如有关单位需要，经过当地劳动部门同意，可采取临时雇用、交给任务等办法，把他们使用起来。
在刑满留场就业的原科技人员中，确有专长的，原则上应当让他们从事专业工作。建议科技干部管理部门，会同民政、公安、劳动部门，具体研究使用办法。
(五)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广大知识分子不仅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折磨，而且工作条件差，生活上困难不少。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这方面的困难，尽管他们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是长期下去，将影响他们作用的发挥。对于老专家、老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优先照顾是必要的，没有解决的要尽可能解决。对于中青年知识分子，也要注意逐步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年知识分子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正是出成果的时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往往比较艰苦，工资低，负担重，“双职工，两个娃，一间房”的情况很多，影响他们集中精力从事专业工作，要帮助解决。同时，也要告诉这些同志，国家还有困难，有些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要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抓好后勤工作，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应当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各行各业特别是负责后勤工作的同志，都要积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把为知识分子提供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条件，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要教育职工克服绝对平均主义，顾全大局，照顾重点。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骨干中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要优先帮助解决。要办好食堂、幼儿园等生活服务和福利事业。尽量减少他们参加会议、参加社会活动等负担。必要的体力劳动，要同他们的技术专业、科研项目相结合，保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活动时间。文化、体育生活要给予照顾，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对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骨干，要有切实的保健措施。
(六)加强领导，改进作风
为了加强党对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必须提高至党的科学文化水平。各级党组织要摸清党员干部的现有文化水平。按照各自的专业和工作需要，制订规划，迅速掀起一个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学业务、学管理的热潮。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学习，深入钻研业务技术，力求多懂得一些科学知识，由外行变成内行。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在科技工作上，要认真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共产党人如果不学习文化知识，不钻研业务技术，领导就要落空，就要从名义上的领导变成实际上的被领导。
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要为科研、生产、文化教育服务。政治部门、组织部门的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作广大职工和知识分子的贴心人。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到生产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职工生活中去，真正发挥政治工作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把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对立起来和所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流毒。
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大家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敢于解决问题，有拨乱反正的勇气。在科学理论问题上，要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争辩，不能乱扣帽子。要积极支持知识分子的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创造。
领导同志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不要搞形式主义，瞎指挥。要放下架子，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同知识分子交朋友。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知识分子那种推心置腹，平等相待，循循善诱，亲切感人的态度。有问题要坦率交谈，以诚相见，沟通思想，妥善解决。对有缺点、错误的知识分子，要满腔热情地进行帮助。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关系到充分调动千百万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关系到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在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积极认真地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原载《知识分子政策文件汇编》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3年)
二、研究资料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一章
反对“两个凡是”及华国锋的是是非非
一九七五年春节。为了迎接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显示一下我们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指示管辖人民日报的极左首领张春桥、姚文元停止对报社老干部的批斗，吸收一些人参加工作。报社的头头找我谈话，宣布对我的“审查告一段落”，要我参加编辑工作。我当然不愿意在极左分子的的严格管制下做什么编辑工作；这时，正好医生说我的肝炎比较严重，需要休养。于是我要求回到四川老家找中医治病。批准以后，我第一次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回到了成都，住在老朋友冯诗云家里。冯在“文革”前是全国总工会的宣传部长兼工人日报的总编辑，他的双目已经失明，早就离休回到成都当老百姓。
在成都住了八个月，一方面专心治病，把身体搞好；一方面逃避那个乌烟瘴气的政治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病情严重，由邓小平负责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以后，决定在国务院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负责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宣传，企图逐渐纠正极左的那一套宣传路线。在胡乔木和吴冷西的推荐下，我返回北京，被调到政研室，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毛选》五卷编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南海内紧靠怀仁堂西面和原来邓小平官邸的北面，我每天上下班由国务院车队派车接送。平常，轿车进中南海西门，直接送到办公室门口。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晨，车到西门，门口加了哨兵，不让我的车进去，经我出示工作证，只准我步行到办公室。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我快步走到办公室，先到的同志告诉我：“四人帮抓起来了”！
“就在怀仁堂”。
“昨晚八九点钟”。
“江青是在她住的万字廊被捕的。”“昨晚上玉泉山中央政治局通宵开会”。
一肚子的闷气、怨气、怒气，憋了十年，才算出了一口气！好象在黑屋子里闷了十年，忽然一下打开窗户那样，感到心情舒畅。
也是这一天，人民日报进驻了以迟浩田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四人帮”忠实走卒～那位草包总编辑的大权，揭开了人民日报历史新的一页。
据说，报社好些同志要求我回报社主持工作，迟浩田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向中央作了反映。这时，吴冷西同志也向华国锋推荐我回报社主持工作。而我，却不愿意回报社。我到政研室参加编辑毛选以后，觉得编书比编报工作好，一是风险不那么大；而是不那么辛苦紧张。加上一想到报社在“文革”中搞的那一套整人花样，就心里发烦。
在十月底的一天，为这事，华国锋同志专门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劝我回报社。我不好直接说我不愿意回报社的原因是因为报社是危险的是非之地，只好搬出另外的理由，说我多年来都是做第二把手，辅佐第一把手，报社第一把手责任重大，里里外外工作繁重，自己深感能力太差，不能胜任。
他忽然用了一个激将法，激动地对我说：“你能力差？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高明”？
我当然不服气，说：“当然比他高明”！
他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就这样，他肯定地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
我只好服从。
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非曲直
我这个人，不干则已，一干就全力以赴。回到报社以后，我住在办公室，好多天都没有回家。经过十年“文革”的磨练，我过去那种驯服工具的品格也有了很大变化，有了比较自觉的自主精神，加上对那条极左路线恨之入骨，因而一开始就集中精力、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去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这时一个特别好的条件，就是胡耀邦同志指挥着宣传工作，凡是大的宣传决策和具体稿件的写作，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开展的。他把指挥党报宣传作为他推动全党工作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效果。
第一个重大的战役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决策和指导思想，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下面，我就这场意义深远的讨论作比较详细的回述。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同志曾经给华国锋写了一张字条，说：“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等也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主席的“政治遗嘱”。
虽然，坚持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这条左倾路线仍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治国法宝。
这就出现了很难调和的矛盾：广大人民欢迎粉碎“四人帮”，要求纠正这条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把国家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经过十年灾难，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纠正过去的错误和开始新的生活，可是无论总结过去还是创建未来，都是阻力重重，一切拦路虎的总根子就是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以及那一套方针政策。而新的当权者，特别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却顽强地继续推行这条既定方针的错误路线。这是华、汪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
另一方面，华、汪同在“文革”的打击迫害中仍然活下来的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党的领袖人物又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同这些领袖人物相比，华、汪无论在资历、才力和威望上都差得很远。为了巩固自己从“四人帮”时期就继承下来的最高权力，华国锋在汪东兴等人的辅佐下，也不愿意这批党国元老重返政坛。他们最大的“政敌”就是邓小平。这批元老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打倒的，都有毛泽东的讲话和他批发的文件为凭。要继续压制这批元老，不给他们平反昭雪，唯一的法宝还是毛泽东的“句句是真理”。而“句句是真理”是“四人帮 ”喊臭了的话，因而华、汪同他们的大秀才们换汤不换药地造出一个“两个凡是”的“天条 ”，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他们提出“两个凡是”，很明显，首先就是要阻止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早在这之前，汪东兴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就说：“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他还说：“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很明显，“四人帮”把小平同志诬陷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汪东兴却极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为小平同志平反。他还特别指示：“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场“两个凡是”的斗争，首先是党中央领导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只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元勋是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一边，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的。而华、汪等却是站在阻碍历史前进的一边，提出“两个凡是”只是他们争夺权利的一种手段。
尽管经过了十年内乱的灾难，毛泽东的权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还是植根很深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还是有广阔的市场。这就不能不借助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才能比较顺利地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对于这一点，知识界感觉比较锐敏。这就是提出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政治背景。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我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比较清楚地叙述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这个发言是人民日报社几位同志研究写成的。写作前后，我征求过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和于光远几位同志的意见，经过他们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以后，才作为我们六人的联合发言印发给大会，并由我作为六人的代表在小组会上发言。经过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又作了一些补充，对一些不确切的事实也作了更正。转瞬十年，现在重新看看，还是一个值得读一读的材料。
现在我将理论工作务序会上的发言抄录于后，因发言篇幅较长，因而在编辑本书时，为方便读者查阅，故而加了一些提要的小标题。
在理论务虚会上胡绩伟代表六人发言
同志们：
这是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位同志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昨天胡耀邦同志的引言和讲话。他讲的开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和开会方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在全党工作中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些精神，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华国锋同志在三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前一个时期，全国报刊上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砸碎林彪、‘ 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胡耀邦同志在引言讲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
在揭批“四人帮”一步步深入的时候，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 ”的要害，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所以引起了思想理论战线的一场大风波。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才能顺利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伟大转变。因为这个问题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干部中还没有达到深刻的认识，所以中央决定要召开这次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些同志，可能对这场争论的许多经过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因此，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作简要的介绍。我们的观点不一定都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们提出的材料也不一定都准确，请同志们纠正、补充。
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
这场争论，最初是从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的。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出处。这篇社论，名义上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实际上，不但两报一刊事先不知道，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是李鑫同志领导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二月四日汪东兴同志在社论清样上批：“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这篇社论发到中宣口，耿飙同志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同志讨论，他认为：“发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可是，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以前，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希望邓小平同志赶快出来工作，看到这篇社论的“两个凡是”，认为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讯号，纷纷责问报社，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事实上，在这以前，就有许多使人担忧的迹象，最突出的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对邓小平同志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说：“他（指邓小平同志）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的那一套东西。”汪东兴同志还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办“朝农”，要放映电影《决裂》，说这都是“主席讲过”，“是主席的指示”。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吴德同志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在谈到“四人帮”罪行时，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等等错话。
从此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争论。例如，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纪念周总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汪东兴同志却一再加以阻挠。在理论问题上，一九七七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刚开始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红旗》杂志就打报告向汪东兴同志请示，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出篇名批评，二月四日，汪东兴同志指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批评文内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就压制了对这两篇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影响的文章的批评。一九七七年五月份，《人民日报》查对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文章的原稿，事实证明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都是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定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主席的原话，是陈伯达、姚文元自己写的，排成黑体字，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人民日报》写的这份材料在中宣部的简报上刊出后，吴冷西同志打电话责问朱穆之、胡绩伟同志，说不应该登这个材料。此外，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分歧。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农业政策的宣传。一九七八年初，人民日报等报导的四川、安徽落实农业政策的经验，政治局主管农业工作的同志认为是“右”了。后来，在所有制过渡、集市贸易、自留地等问题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其他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山西省委认为这是“宣扬资本主义 ”，是“同学大寨对着干”，发生了许多争论。一年多来，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冤案、错案问题上，也发生了许多争论，有些同志坚持这些案件是“某某批的，不能改”。
正是由于这种种情况，许多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就是一切照搬的本本主义思想，是产生这一系列争论的总根源。坚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实际上是在维护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甚至搞新的禁区。如果不打破这个禁区，大家就不能大胆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思想来的。
《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经过
早在一九七六年冬天开始，中央党校一千多高、中级干部讨论我们和林彪、“四人帮” 的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就得出这样的认识：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革命的实践。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文章发表之后，报社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除一部分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外，大多数是提出问题的。写这些信的大多不是理论工作者，他们主要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标准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答复了这个问题。）此外也还提出一些理论上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如：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检验的关系，认识的条件、方法和检验真理的手段，逻辑证明和实践检验的关系等问题。（后来《哲学研究》作了答复）
这时候，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给《光明日报》投了一篇稿子，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同志刚调到《光明日报》工作，认为这篇文章不错，编辑部在原稿上加上了“马恩列斯毛从来不认为凡是他们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他们的指示都要遵循” 。后来，编辑部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一起修改，保留了作者的原意，但是，考虑到二月七日的社论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过的，还是删去了这句话，避免正面批评“凡是” 的提法。（直到现在人民日报上也还没有正面批评“两个凡是”）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于五月十一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各省市报纸绝大部分都转载。当时没有转载的报纸，以后也都陆续转载了。广大读者普遍反映很好，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
吴冷西说：《真理标准》一文“很坏很坏”
就在五月十二日晚上，吴冷西同志打电话给胡绩伟同志，批评这篇文章（见附件）。他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举出列宁关于一国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和十一大路线在提出来时就是真理，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他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吴冷西同志在电话中虽然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当时胡绩伟同志就回答他：“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五月十三日，前任红旗总编辑打电话给曾涛同志，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当时被曾涛同志顶了回去。但是他还是对别人说《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五月十七日，汪东兴同志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第二天，五月十八日，张平化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专门讲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问题。他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仅这篇文章，还有另外的文章，《人民日报》批‘顶峰论’，还有一些文章，省市委同志小范围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有不同意见希望向我们反映，中宣部研究问题可以活跃些，对中宣部有帮助。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是从那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张平化同志最后还向到会的同志拱手说：“拜托，拜托！”
此后，社会上就传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了。
五、六月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李曼村同志的讲话也认为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改动。这次会议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李曼村同志反对提“新的历史条件”，说什么这不符合华主席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和中央的口径不一致”；他还反对提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说什么毛主席没有提过。
六月二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小平同志还针对这种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潮，很鲜明地提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小平同志特别指出，这不是偶尔的，孤立的。这是一种 “思潮”。
汪东兴极力维护“两个凡是”
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同志召开了一个宣传单位负责人的小会。汪东兴同志批评报纸“党报要有党性。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他说，宣传要注意被国内外敌人“ 利用，挑拨关系”。他批评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在全国政协会上讲的天安门事件应该翻案，说：“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反谁？”他还说： “有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对干部问题评得很不对，只讲了一面，凭感情，不凭党性。好象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这要研究，我有意见。”他特别批评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登的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写的），他说，这封信的“提法有问题，报社的按语捧得那样高。文章说青年在错误路线干扰时就跟着跑是很难避免的遭遇，说没有什么窍门避免这种遭遇。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 ”
汪东兴同志还特别批评人民日报在报导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的标题是新华社消息的导语《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他说：“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述’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述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在汪东兴同志批评以后，七月份《红旗》杂志评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章中，果然就按照等级作了报导，说华主席是“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副主席是“指示我们”，邓副主席是“讲话中强调指出”。）
在这次会上，汪东兴同志还批评长江日报不应该批极左，说：“主席说过：什么极‘左 ’，右得不能再右嘛。”最后，汪东兴同志专门请已经调到外交部的前任《红旗》总编辑介绍了国外对中国的议论，特别强调，国外说中国在搞“非毛化”。这个发言很明显地表示关于真理标准的一些文章是在宣传“非毛化”，而且他还批评新闻单位“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罗瑞卿支持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文章不指名地回答了吴冷西同志那些批评意见，说：某些人拘守旧口号，“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这篇文章，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写的，罗瑞卿同志亲自修改过两次，审阅定稿。韦国清同志也看过，表示同意。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了，但是我们想到他那种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坚定立场，那种支持报纸维护真理的战斗性的坚定态度，我们是十分感动的。
七月五日开始，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同志参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周扬同志讲了话。周扬同志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据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志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同志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经过，并提出要张平化同志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了”了。
七月份，汪东兴同志去山东，据萧望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汪东兴同志对山东省负责同志讲过三句话：“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七月底，胡绩伟同志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同志。吴冷西同志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
胡绩伟同志说：“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吴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八月初，张平化同志去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都讲了话。大家希望他讲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不仅避而不谈，反而在吉林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他说有些外国评论家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现在国际上一些不怀好意的评论家，都说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悄悄地改变毛主席路线，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一种恶毒的诽谤。”他还说：“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张平化同志的讲话，在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讨论时提出：现在中央强调要宣传实事求是，而张平化同志讲话的精神与此完全不同。他们提出六点意见，要求省委转给中央。
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九月十八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
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十七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
邓小平在东北阐明什么是“高举”
九月份，邓小平同志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小平同志还说：“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小平同志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八月四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都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在理论上都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评本本主义，还结合实际工作，阐明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搞好工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问题。
九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东兴同志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华主席的题词，认为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有问题，以及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为理由，不许发行。这件事引起《中国青年》编辑部和许多群众的不满，纷纷写信、贴大字报提出责问，以后大字报越来越多，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西单民主墙了。
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九月份，《红旗》杂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长期保持沉默之后，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
文章虽然也讲了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等观点，但没有着重阐述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却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批“毛主席也有错误”等观点是所谓“海外奇谈”。
文章结尾说：“批评家们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会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迎接一个新的光辉而壮丽的日出！”
这篇文章的草稿送给哲学研究所、中央等单位征求意见。哲学研究所总支书记提了六点意见，不同意文章的主要观点。
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审查，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在充分民主评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样《红旗》没有发表这篇文章。但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熊复同志对此还很不满意，说《红旗》长期没有发过这方面的文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写了文章，中央不让他们发表。
红旗杂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一直迟迟不表态，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许多群众去信提出责问，说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红旗杂志一直迟迟不表态，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宣部，也一直不表态，这是为什么？有人把大字报贴在红旗杂志社前面。
国外评论也纷纷议论，认为《红旗》与《人民日报》态度不一样，以此来推论党中央集团有分歧。
胡耀邦提出三个“不管”
十月三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又是在压中央嘛！”他还说：“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篇的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
十一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初期，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同志写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同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
对此，邓小平同志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李先念同志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熊复同志还不甘心，又特别向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后来他告诉红旗的同志：“汪副主席讲，只好如此。”在《红旗》第十二期上，才发表了谭震林同志的文章。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旗杂志社两位同志贴大字报揭发熊复同志，说：“最近，熊复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中央是放的方针’，‘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字。’”
这张大字报还揭发：“熊复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七月三日的全社大会上，他竟然号召全社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提出这样的问题，矛头是着谁？其用意何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许多同志发言都讲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问题，但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等同志一直不表态。
但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正转到讨论经济问题时，胡绳同志却出来谈有关实践的问题了，他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
胡绳同志的发言，遭到与会很多同志的批驳。同志们批评他（和接着出来发言的吴冷西、熊复等同志），说他们在会议开始时不表态。现在会议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时，他们又都出来说话了，是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同志们说胡绳同志给在实践问题上发过言的同志扣上“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的帽子，他不仅是批评各省的第一书记，而且是批评小平同志在东北的讲话。同志们指出，实际上是胡绳等同志，他们自己反对实践检验真理的意见，才真正是“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 ”。
十一月三十日，张平化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发言说，他对实践问题的讨论没有公开表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我到中央机关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我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我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总觉得这样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重要原因。”
同志们批评张平化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央讨论过的，是既发了中央文件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还不算中央文件？小平同志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听？
吴冷西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些看法，继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胡绩伟同志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经过同志们询问，十二月三日吴冷西又发言说他在电话中讲了四条意见：一、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二、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三、文章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全国能安定团结吗？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要砍旗？四、文章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现在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这就颠倒了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同志们发言批评了他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那篇文章首先是讲了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那篇文章明明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这怎么能说是“怀疑一切”和 “不可知论”呢；第三，那篇文章说，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这怎么能说是“修改”和“砍旗”；第四，毛泽东同志也曾讲过，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林彪、四人帮用“顶峰”、“句句是真理”等教条主义的手法搞修正主义，批判他们，怎么能说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有的同志提出，就拿吴冷西同志自己讲的这四点讲，可以证明胡绩伟同志的电话纪录是可信的。十二月十一日，吴冷西同志又作了书面发言，说他在“电话四点意见中没有肯定文章的正确方面，只说到这个原则没有疑问，而对文章中不同意的某些论点加以引伸和推理，是主观武断的。”
十二月三日，熊复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涉及到毛主席。国外早就有猜测，以为我们在实行‘非毛化’。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又提出了重新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错误，要对毛主席倒三七开。这个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说，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他还认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处理问题。 ”
他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什么‘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同志们对熊复的发言，特别是他所说的“非毛化”，进行了驳斥。有的同志说，他们这些同志的主张实际上是“按既定方针办”，“句句是真理”的翻版。有的同志说，他们“实际上是一股错误思潮，不容忽视。”
十二月五日，李鑫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说：“《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我负责起草的，出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负有重大责任。”
但是吴冷西、胡绳同志都说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两个凡是”的观点，不同意这个观点。
华国锋作自我批评
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即将闭幕时讲话，都讲了这个问题。华国锋同志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指出“那时不提 ‘两个凡是’就好了”。而汪东兴同志作了书面发言，他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以后，，我对展开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同志们对汪东兴同志的这个发言很不满意，认为：在一九七七年提出“两个凡是”之后，华国锋同志很快就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部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接着又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采用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而汪东兴同志却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不贯彻十一大路线，而且一直不作自我批评，这是极不应该的。
同志们，上面我们把这场争论的主要情况，以及双方的主要论点，简要地作了介绍，许多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观点，我们都省略了。其中有的事实可能不完全准确，可能还有重要的遗漏，请同志们纠正、补充。
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已经来参加这次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提出，因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没有列入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他们没有充分说明他们的看法。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按照叶剑英同志提出来的意见，就是要在这个问题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的。
我们相信，他们一定能详细地阐述他们的观点，讲心里话的。如果这些同志对于我们的介绍有不同意见，也希望他们批评。
推行“两个凡是”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为什么说这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大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一小部分同志要坚持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们还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志扣大帽子，什么 “砍旗”、“丢刀子”、“非毛化”。近两年来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根子都在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句句是真理”的旗子，干了不少坏事。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意见的同志，他们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是阻碍揭批四人帮，阻碍拨乱反正，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害于党和国家前途的。
我们从下面十个方面列举事实加以说明。
第一、阻碍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最明显的就是汪东兴同志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邓小平的问题，主席已经有了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边，不管怎么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讲过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以观后效，保留党籍。华国锋同志是很英明的，是我们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邓小平那两下子不如华总理，差得远，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所以，李鑫同志领导中央理论组那么急急忙忙地写了那篇社论，抢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表出来，想定调子，实际上是为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制造舆论。
第二、阻碍广大群众要求悼念周总理
“四人帮”被粉碎后，很快就到了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广大群众要求盛大悼念。但是，汪东兴同志指示中央宣传口，说只许登几篇文章。又说，对周总理的评价只能按悼词的口径，因为悼词是毛主席看过的。
当时，两报一刊写了一篇纪念社论，称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送审时，因这些评价超出了悼词，汪东兴同志不准刊登这篇社论，还责问说： “你们是不是想写一篇悼词？”因此，在纪念文章中，编辑同志带着很反感的情绪，勉强把这几句重要评价的字眼都删去。群众非常愤慨，责问说：“为什么康生可以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杰出的反修战士’？周恩来竟不能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众知道耿飙同志不只是宣传口的领导人，而且是中联部部长，因而特别在中联部附近贴了一个“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标语。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外交部写的纪念文章中提到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因为这篇文章是李先念同志审查同意的，人民日报的编辑同志很高兴，照样发表了。汪东兴同志问罪之师，给胡绩伟同志扣了一个大帽子：“党报不听党的话”。同时还下了一道禁令：不准登个人署名的回忆纪念文章，说个人写的这类文章，是宣传自己。结果，使很多很感动人的好文章不能刊出。一九七七年清明节，人民日报编了一版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诗选，也被汪东兴同志扣住不让发。
一九七七年三月五日，北京各报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发表十四周年。中宣口向汪东兴同志报告了版式，把毛主席、华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副主席的题词分两天都放第一版。五日凌晨，汪东兴同志先后给耿飙、朱穆之和华楠同志打电话，大发脾气，责问为什么五个题词都放第一版？还要挟说，你们这样安排，我不管了，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他确定把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副主席的题词放在第二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七机部等单位先后编印了《革命诗抄》和《天安门文选》，他们请人民日报转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汪东兴同志收到后，一再下令追查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他还特别指出：《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 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说“这个最坏”，“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届人大开会期间，适逢周总理诞辰，电视台搞了一个电视片《周总理的办公室》。片子开头有天安门广场和花圈，还有人们列队进入周总理纪念馆的镜头，汪东兴同志审阅时提出一定要删掉。新华社发了一条人大代表参观周总理纪念馆的消息，汪东兴同志要记者作检查，理由是“这是内部展览”。新华社二月二十八日发的消息《“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继续展出》，汪东兴同志也质问：是谁批准的？要检讨。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由叶剑英同志题的封面，前言中写清楚这是经邓颖超同志看过并提过修改意见的。报纸上报导了出版这本书的消息之后，汪东兴同志又下令追查，“是谁批准的？”
第三、阻碍天安门事件平反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同志在宣传会议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反革命搞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嘛。”“把汽车烧了，砸了，把人打了，另外反动标语也出来，攻击毛主席，攻击党中央，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同志们提出来，这中间有一部分人对四人帮不满，贴了很多四人帮的标语呀，漫画呀，诗词呀，这是有的。当然在那个时候，看起来也分不清，四人帮在台上嘛，你恨在心里和你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清呢？他们做这种事情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搞在那些反革命里面就不行。 ”
从此，就对天安门事件以及其他各地的类似事件都定了性，不许翻案；让许多当时反对四人帮的英雄继续关在监狱里，含冤受折磨。汪东兴同志又籍口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批准定的，不准再提了。因此谁要提出为天安门事件翻案，他就给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的大帽子。
上面已经提过的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同志在宣传部门负责同志会议上批评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以及他扣发《中国青年》杂志，都扣这些帽子。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还讲这种话。
第四、阻碍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中央工作
一九七七年十届三中全会上，许多同志都希望陈云同志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提出陈云、邓颖超、王震三位同志应该进政治局。
据说，汪东兴同志籍口说毛主席说过，陈云同志一贯右倾，不得重用，反对陈云同志进政治局。
第五、阻碍悼念朱德、陈毅、贺龙等同志
一九七七年四月间，《人民日报》编了一版陈毅同志诗选，以纪念陈毅同志逝世，送审不批。汪东兴同志为此还很生气地说：“为什么送我审？又不是我叫你们搞的，谁叫你们搞的叫谁审！”七七年五一游园，汪东兴同志审查节目，有一首歌歌颂朱总司令的扁担，汪东兴同志说，为什么只歌唱朱总司令的扁担，难道毛主席没有担过扁担吗？这样，就把这个节目“枪毙”了。以后，关于贺龙、朱德同志的逝世纪念，也都不让写文章了。
第六、阻碍大量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同志在宣传会议上针对在全国政协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要求查清天安门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要为死难烈士昭雪的问题说，“简直是什么都要翻。” 实际上，许多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都是中央办公厅不让平反，使许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四月七日，张平化同志向汪东兴同志汇报宣传会议筹备情况时，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批评‘阎王殿’，不仅是批陆定一，也有抬轿子的。当时的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透。 ”
汪东兴同志反对为宣传部是阎王殿平反。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还要把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凡是不实词，不管是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加以批判和推翻。
一个办公厅的副主任，公然不经请示，就擅自把组织部长的讲话稿中这段十分重要的话从文件中一笔删掉。我们一直很怀疑，张耀祠同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
第七、利用起草文件，制造错误理论
在二七社论中写进“两个凡是”是一个例子。还有，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前，由中央理论组为华主席起草的报告草稿中，他们把四人帮的几个重要理论，如：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全面专政”、“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等谬论，都当作正面的理论，写了进去。
在起草的过程中，就有人反对，但李鑫同志坚持要写上。会前，在征求意见的会上，由于到会同志的反对，才删掉了。
在起草这个文件时，很多同志都反对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在起草过程中几经反复，有一稿已经去掉“反革命”三个字，但李鑫同志还是坚持写上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写了不少错话。例如：十一大政治报告本来是批判“四人帮” 的“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谬论的，但他们又写上了这样一段话：“建国以来党内斗争的实践表明，走资派来自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等阶级敌人；另一部分是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因而不赞成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包括那些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实际上还是承认“民主派到走资派”是对的。
又如，“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段话中的“始终”两个字，不是毛泽东同志的原话，是康生改的，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尽管在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反对的意见，但还是坚持写进十一大的政治报告，还写进了党章中去。 像这类例子，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时，将可以在不少文件中，发现许多问题。
第八、保护康生
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谬论，许多是康生提出来的，如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等等，（在这次会议上，还将进一步揭发出这方面材料。）而李鑫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但不批判这些谬论，反而千方百计要把这些东西当作正确的理论继续宣扬。他们甚至在四人帮的材料之一中写进了康生临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是为康生搽脂抹粉、开脱罪责。这个材料的标题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把康生列为被四人帮要打倒的“中央领导同志”；从编进的材料来看，四人帮反对周恩来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材料一件也没有，只有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一个材料。群众看了材料之后，纷纷提出责问：既然康生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不自己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来？在起草十一大报告时，在悼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部分，开始并没有康生的名字，是由李鑫把康生放在“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和朱德委员长的行列中。讨论时大家提了意见，才改了的。康生在中央专案组搞了不少诬陷、迫害老干部的法西斯罪行，汪东兴、李鑫同志不但不揭发，而是百般掩护，甚至继续推行。他们以“这是康生批准的”为理由，阻碍了许多老干部的昭雪平反，阻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方面的事实是很多的，我们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第九、阻碍揭批四人帮
这些同志，在思想上是接受四人帮和康生的一些谬论的。所以他们要坚持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坚持“全面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等等谬论。当群众批判四人帮的这些谬论时，他们就要百般阻挠，压制批判。汪东兴同志不让指名批判张、姚的两篇文章。张姚在写这两篇文章时曾编过一本经典作家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他们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歪曲，捣了很多鬼。早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耿飙同志就要中央编译局写一篇文章来公开批判，编译局给汪东兴同志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汪东兴同志一直压着不答复。结果，对张姚这一罪行至今没有批判。在王惠德同志写批判全面专政的文章以后，汪东兴同志又叫李鑫同志给王惠德同志带话，说：“东兴同志看了你的文章，要我给你打个招呼，以后再也不要谈这个问题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以，由李鑫等同志负责编出的“四人帮”材料之三，名义上是关于思想、理论、路线方面的材料，实际上对于“四人帮”的那些重要的反革命理论，却很少触及。群众原来对这份材料寄托很大希望，想以它为指导开展大规模的从理论上揭批“四人帮”的重大战役。但看到材料之后，很多人觉得失望，一段时间内，第三战役搞得冷冷清清。甚至当其他报刊从理论上批判这些谬论时，《红旗》杂志的有些文章还继续宣传这些谬论，在理论界制造混乱。所以，这些同志对这些理论问题究竟如何看法，在这次会议上似乎也应该说清楚，才能和“四人帮”真正划清界限。
“四人帮”把毛主席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删去“百花齐放”，文艺界同志要进行批判，汪东兴同志不同意。当时，国务院研究室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宣传口耿飙同志两次批准可以发表，但汪东兴同志批 “不发”。
听说中宣部原来搞了一些有关“四人帮”的理论材料，汪东兴同志看了之后批评说：“ ‘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原来在这位领导理论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眼里，“四人帮”是没有理论的，对于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根本是不需要进行的。这就是他的指导思想。
第十、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他们多次同小平同志作对，不同意中央的大政方针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会期间，群众纷纷提出要批判“两个估计”，邓小平同志支持这个要求，汪东兴同志就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了一段说是毛主席讲的话，用此来否定“两个估计”。许多群众反映：如果没有迟群的笔记本上的这段话，难道就不能批判“两个估计”了吗？这还不是用“两个凡是”去反对“两个凡是”吗？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会以前，邓小平同志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情况要重新估计，应该承认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劳动人民。小平同志的意见经中央讨论通过。有的同志却还是认为这个估计不对，在方毅同志向科学大会作报告的前一天，吴冷西同志打电话要把“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删去。最后只好再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坚持不改。后来，张平化同志准备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听说主题就是要讲对知识分子只能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同意把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个估计写进报告里去。前面讲到张平化同志在吉林讲话时说有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很多人认为，实际上也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因为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列宁讲过，党的领袖是多数人，而不是只有一个人，缔造我们党和军队的，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提法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有些同志却不赞成，他们总是要突出个人。
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议上阐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批评了他们那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吴冷西同志在这以后还坚持他的错误观点。熊复同志和平化同志在他们主持编写的稿件中，坚持删去这一词句。张耀祠同志到十月三日的讲话还攻击《光明日报》的文章是反对毛主席。
在汪东兴同志看来，似乎只有他自己是代表党中央的，其他副主席都不能代表党中央。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由国务院研究室写的那篇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是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都看过同意的，汪东兴同志却责问说：“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外交部写的纪念周总理的文章，经李先念同志看过同意，华国锋同志说不再看了，可是，《人民日报》刊载以后，汪东兴同志却说这是“党报不听党的话”。在他的影响下，虽然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早已公开发表了，张平化同志却认为“中央没有正式的文件”。
虽然熊复同志在《红旗》杂志上坚持不刊登真理标准的讨论文章，说他的方针是“放” ，是“让他们跳”。在去年七月三日全社大会上，熊复同志公然号召大家“随时准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方法，对付可能出现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们的确可以嗅到一股可怕的气味。
是不是有人还在准备有朝一日再来一次“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来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呢？同志们，这些事实难道不正是说明，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确实实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吗？
从以上这些事实（仅仅是部分的事实）不是可以充分说明，如果不把他们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思想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加以深刻的批判，不但四个现代化不能实现，“四人帮”的流毒不能肃清，连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从汪东兴同志在山东说：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不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张平化同志在东北的那些讲话；吴冷西同志几次打电话干扰，指责别人“砍旗”；以及熊复同志那样强调“非毛化”问题，看来他们对党中央执行的方针、政策，是有不少不同看法的。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能够坦率地讲出来，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讨论、辩论，以便弄清是非，统一认识。这样就可以真正将这次会议开好。
附件：吴冷西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 （注）下面是吴冷西同志的电话记录稿。与此同时，《红旗》的负责人也向人打电话，说同样的话。汪东兴也说了同样的话，因而一时在社会上传言很多。冷西同志要我把他的电话记录给他，这就是我给他的信和记录稿。 冷西同志：
你要的电话记录，送上。社会上流传的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这是我当时整理的记录。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的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
此致敬礼
绩伟 十月十七日
吴冷西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意见 （五月十二日夜十一点电话）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提出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 ”，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 。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毛泽东长期推行的左倾路线来说，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转折，可惜它没有把这条错误的路线完全扭转过来。
这一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出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同志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 ’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又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订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三中全会以来》第一百六十一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会后举行的理论务虚会议，开始纠正和结束毛泽东那条越演越烈的左倾路线的斗争。在理论务虚会上，已经有同志提出应该区别毛泽东的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前期（包括八大时）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有好些光辉的思想观点；而后期（八届二中全会以后）思想基本上是错误的，甚至是很坏的（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区别，就不能真正维护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说，对毛泽东思想也只能肯定其正确的、否定其错误的；既不能因为后期错误就否定其前期的正确，也不能因为其前期正确就肯定其后期的错误。但是，当时吴冷西、熊复、胡绳、李鑫以及其后的如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偏偏反对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态度，把这种分析态度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实际上是要以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为名，连毛错误思想也维护起来。这就是他们以后在维护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幌子下，肯定毛泽东后期的错误，继承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原因。
这种思想理论上的分歧，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已经显露出来，这是思想解放的好现象，但在那种政治性和工作性的会议上，不可能在思想理论上展开讨论。因而在叶剑英同志的倡议下，中央决定在三中全会以后，专门召开了这个理论务虚会。务虚会遵循“双百 ”方针，用民主、平等的方法畅所欲言，展开讨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有很大的突破和发展。这就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扭转十年危机、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也就逐渐扼制了党内外专制独裁的逆流，开创了我国民主发展的新时期。
2010年10月18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