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卷第二册（5） [复制链接]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二章  召开十一大
　　　第五节  清查帮派体系

　　　本节资料
　　　
　　　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国务院批准国家出版局领导小组《关于涉及“四人帮”反党集团图书处理工作的请示报告》
　　　1977.01.06； ［1977］出领字第007号
　　　（此件已经国务院批准）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76）第十八号文件，我们直属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对涉及“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图书进行检查和处理。到目前为止，已处理了有关各种图书共164种。现将初步检查和处理情况报告于下：
　　　几年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控制各种舆论工具，包括利用出版阵地肆意制造混乱，欺世惑众，散布种种修正主义谬论，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经初步检查，在我们直属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分图书中除“四人帮”的著作、文章、讲话如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江青讲话选编》，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外，主要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写作班子，利用小册子，报刊文章汇编，突出地宣扬了以下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
　　　第一，宣扬“四人帮”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上的反动观点。如有的书中违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一系列指示，大肆反对经验主义，叫嚷“犯经验主义的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有的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恣意炮制所谓“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演变”公式，恶毒地把大批革命老干部说成“走资派”。有的宣扬“四人帮”大反所谓“土围子”的反动叫嚣，鼓吹要“用革命的铁扫帚一个一个地打掉那些资产阶级的‘土围子’”。有的任意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等一系列问题上，大搞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制造种种混乱。
　　　第二，宣扬“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观点。不少书中吹捧江青是什么“文艺革命的英勇旗手”，鼓吹她的《谈京剧革命》“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是一篇向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宣战的檄文”。有的鼓吹江青“培育”的革命样板戏开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革命样板戏是江青“直接指导”和“率领革命文艺工作者经过反复实践创造出来的艺术成果”。有的大肆宣扬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胡说“坚持‘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指导一切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坚持‘三突出’原则，就是坚持文艺舞台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三突出’原则，就是取消文艺舞台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第三，宣扬“四人帮”在批邓的问题上另搞一套的反革命论点。如《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三本小册子，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为他们打倒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制造舆论。许多小册子，按“四人帮”的调子，说“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有的还竭力鼓吹层层揪邓，宣称“必须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揭发批判什么“邓小平一伙”、 “邓小平一类”、 “邓小平之流”、 “邓小 平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是现代的宋江”等。
　　　第四，借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为名，歪曲和篡改历史，借古喻今，制造混乱。有的借口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转移斗争大方向。有的宣称春秋战国以来，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儒法斗争，以儒法斗争代替阶级斗争，还竭力美化所谓法家的帝王将相，否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剥削有功论。有的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胡说吕后“执行法家路线”“佐高祖定天下”，是“刘邦的重要助手”，刘邦死后“她遵照刘邦遗嘱，坚持法治，使刘邦的路线和事业得以延续下去”， “在她执政期间，巩固了中央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黎民得离战国之苦，社会生产也有新发展”，为江青想当“女皇帝”制造舆论。有的鼓吹法家都是爱国的，儒家都是卖国的，以古讽今，含沙射影，恶毒地诬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按照中央（76）第十八号文件的规定和精神，我们对有关上述这些问题的图书，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一、“四人帮”的著作、讲话和带有“四人帮”形象的图书，一概停止发行（历史性文 件不再发行、展出和陈列，但可应索供应）。对少数有“四人帮”名字或形象，但内容没有问题的图书，作技术处理后再发行。
　　　二、吹捧“四人帮”和宣扬、引用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例如：《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大反经验主义；《彻底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诬蔑攻击“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赤裸裸地宣扬唯生产力论”；《革命样板戏论文集》、《文艺评论集》，宣扬“三突出”、“三对头”等“创作原则”；《儒法斗争简史讲话》、《儒法斗争史概况》、《法家著作选读》第一辑，肆意歪曲历史，吹捧吕后，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等。这些图书，一概停止发行。对有的书个别地方受“四人帮”反动观点影响，但不直接引用“四人帮”文章中的字句，全书还有一定参考作用，可不作处理，再版时进行修改。
　　　三、宣扬“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的，如《论党内走资派》、《在斗争中建设党》、《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等，违背中央（76）第四、五号文件精神，为“四人帮”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制造舆论，一概停止发行。对有些在批邓提法上有问题，如“邓小平一伙、” “邓小平一类”、“邓小平是反革命 修正主义 头子”等 ，但全书内容没有其他错误，可作技术处理后再发行。
　　　四、收有“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秦怀文、池恒、程越、初澜、江天、罗思鼎文章的图书，一概停止发行。对这些写作班子用其他笔名写的文章，可查明情况并根据其内容分别进行处理。对有“四人帮”亲信的文章、形象的图书，如《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革命样板作品剧照选集》（以上三书都有“四人帮”亲信浩亮、刘庆棠的剧照形象），以及《敢于反潮流》（有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文章和事迹），一概停止发行。对有乔冠华形象的图书，停止发行，书中有乔冠华名义发表的讲话、函电，停止发行，但可应索供应。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76）第十八号文件，认真做好涉及“四人帮”反党集团图书处理工作，中央一级出版社出版的，请中央各有关主管部门审定，地方出版社出版的，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审定。凡作停售处理的图书，不要全部销毁，可酌留少量供内部批判之用。由于受“四人帮”影响，各地需要处理的图书，经济损失很大，这笔经费的开支建议按文化大革命中清理图书的办法，由财政部专门拨款解决。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主送：国务院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1977.02.04；中发［1977］3号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报告，望认真贯彻执行，稳妥地把云南问题解决好。云南是祖国的西南边疆，又是多民族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华主席、党中央对云南非常关心。这次召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开会，在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认识，调整加强了省委领导班子，为解决好云南问题创造了条件。中央希望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各级党委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放手发动群众，不失时机地迅速掀起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坚决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四项战斗任务。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各级党委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前哨，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带领广大群众，排除一切干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尽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云南当前面临着较多的困难，但是，中央相信，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云南省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只要在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夺回“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实现安定团结、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新胜利，云南大有希望。
　　　     　　　中共中央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报告全文
　　　华主席、党中央：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于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三日参加了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在锡联、登奎、永贵同志主持下，我们回顾一年多来云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情况，检查了前一阶段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情况问题，讨论了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搞好运动的意见。会议开得很好。报告如下：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九七五年全省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贯彻执行了四届人大精神，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省委（一九七五）廿六号文件，得到全省广大军民的热烈拥护，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在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总的形势是好的，调动了我省群众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的关系。加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呈现出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但是，由于“四人帮”直接插手，并唆使其亲信朱克家和黄兆其等几个人捣乱破坏，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贾启允同志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严重影响，违背中央（一九七六）四号、五号文件和中央（一九七五）廿一号文件的精神，另搞一套，造成云南一次大反复，后来又搞了个省委（一九七六）四号文件，冲击了工业、冲击了农业、冲击了商业、冲击了交通运输，也冲击了部队，使全省更多军队和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昆明军区党委及其所属的绝大多数党委、全省广大指战员，是按照中央（一九七六）三号、四号、五号文件的，基本上顶住了“四人帮”那一套，军区党委绝大多数同志，对省委四号文件也是不赞成的，抵制的，这样就保持了党委的团结，保持了部队的稳定，但是在“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影响下，军内也有个别同志违背了中央（一九七六）三、四、五号文件，层层抓代理人，揪走资派，向“四人帮”告黑状，扩散“四人帮”炮制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抗拒军委的整编，不服从调动。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尽管军队工作中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从全区部队来说，总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绩是主要的。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奋起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贾启允同志既不按照中央（一九七六）十六号文件办，也不向省委传达华主席对云南省问题的指示和对他本人的批评，又另搞一套，捂盖子、压群众，使云南整个运动一贯落空，所有这些都遭到全省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去年十二月前后，经过省委绝大多数同志批评和斗争，才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开始好转。当前云南总的形势是好的，去年一年省委领导所犯的错误，应由贾启允同志负主要责任，贾启允同志应当向华主席、党中央作出深刻的检讨，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检查。我们欢迎他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为了把云南问题解决好，我们的意见是：
　　　1.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这是今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任务。“四人帮”对云南干扰破坏严重，前段运动未搞好，各级党委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放手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打一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人民战争，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重要的讲话和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掌握思想武器，进一步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意义，进一步明确进行这场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彻底揭深批透“四人帮”插手云南的罪恶活动，查清同他们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统筹安排以运动的胜利来发展推动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2.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我们对“四人帮”的死党和对不自觉中跟着“四人帮”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无论是深是浅，只要把参与阴谋活动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对犯错误的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因受“四人帮”影响而说错话、做错事的绝大多数，是属于认识问题，对他们主要应加强教育，做细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教导，多多挖掘错误，多作自我批评，必要时可以采取学习班的方式，集中学习，提高觉悟，分清是非，加强团结，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要三不要的方针，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在省委（一九七六年）四号文件错误的影响下，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统筹考虑，逐步解决。
　　　3.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省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现在粉碎了“四人帮”，生产力大解放，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蓬勃发展起来，各级党委要因势利导，带领群众，坚决批判“四人帮”在革命和生产关系问题上所散步的一系列谬论，一切贯彻执行毛主席备荒、备战，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认真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及中央（一九七七）一号、二号文件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首先要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力争今年农业大丰收，工业战线上也要把“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要把轻工业促上去，要关心群众生活，迅速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
　　　4.加强敌对斗争，巩固边防。云南地处边疆，国境线较长，苏修及美蒋特务、蒋缅残匪内部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采取派进来，混出去的反革命手法相呼应配合，千方百计的破坏捣乱，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全省党政军同志和各族人民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革命认识，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对敌斗争，严防敌人挑拨离间、破坏捣乱，对于专门同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党中央作对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对打砸抢必须坚决镇压。“沙甸平叛”是正确的，绝不许翻案。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巩固边防、保卫祖国方面，担负着重大责任，昆明军区地处西南前线，贵州是军区的后方，两省都是多民族地区，斗争情形非常复杂，全军各级党委和全体指战员必须百倍警惕，加强备战，加强部队建设，加强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打仗，坚决粉碎任何胆敢骚扰和侵犯我国边境的敌人。同时，必须进一步密切地方军队的关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军队要积极支持和尊重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大力帮助地方工作，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要关心干部建设、关心部队建设，要掀起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的新高潮，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发扬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的优良传统，加强民兵建设，搞好军民联防、巩固边防。
　　　5.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来京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的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安平生同志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军区第一政委，陈丕显同志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决定。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免去贾启允同志在云南的一切职务的决定。中央的这两项决定是对云南各族人民的极大关怀，是加强省委领导的极有力措施，我们热烈欢迎并积极支持安平生、陈丕显同志到云南工作，要把各级领导班子都建设成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团结、战斗的坚强核心，坚持要老、中、青三结合，新老干部都要解决好，三个正确的对待问题。目前，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这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级党委对下属组织，要加强领导，积极帮助，应给予表扬和鼓励，对少数问题较多的，应采取具体帮助措施，促其迅速转变，党的一切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加强党的观念，遵守民主集中制的。
　　　6.全党服从中央，共产党绝不允许结帮营私，绝不允许在党内组织派别和秘密小集团。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严守党和国家机密，同一切违背党的原则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针对。各级党委要认真传达和学习华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联系本地区的实际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订出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各项工作尽快促上去的行动计划，务必做到工作又细又稳的地步，要特别强调整个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必须遵照华主席、党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在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对于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必须在群众中点名批判，或采取组织措施的干部，经中央批准的必须报中央，其余一律报省委批准，不要层层检查，不要层层揪，不要纠缠历史的旧帐。坚决不许再拉山头、搞串联，不准搞战斗队，不准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和运输，不准冲击机关、部队，切记不要重犯过去另搞一套的错误。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七年十月，外电传闻整肃毛泽东遗孀的拥护者中，今年的处决总数当以千计
　　　    据合众国际社伦敦1977年10月30日电：星期日电讯报星期日称，在华国锋主席的整肃毛泽东遗孀的拥护者中，处决浪潮正横扫中国，今年的处决总数当以千计。
　　　    该报驻北京记者维德的消息称，最近云南省已处决数十人，其中且有妇女。
　　　    该消息引述黑龙江省高级官员之言称，昔日受江青及四人帮保护的份子，已经处死。
　　　    又谓近日中国全国外国游客，获睹各城市的处决通告，几已司空见惯。
　　　    游客称，在云南省会昆明的名单中，许多名字，是被控有反革命活动，或组成反革命团体。
　　　    消息又称，从外国分析家所得的证据推想，今年中国全国处决的总数一定会达数千。
　　　    据路透社北京1977年10月31日电：在云南昆明市，人民法院的通告透露，至少有23人由于政治罪行而被处决。
　　　    直至今日，除了昆明外，全国另12个城市都有处决反革命份子的事件。
　　　    今年三月，在四人帮权力基地的上海，曾经处决26人，另外有27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11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七七年十月，于会泳在审查中胡言乱语
　　　有关人士透露，“四人帮”分子前中央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不是自杀，而是被杀。
　　　有关人士说，于会泳被捕后，许多次作出交代，神经有了问题，在狱中胡言乱语，说出了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和“四人帮”有关。他特别说到，他的一切，都是奉吴德之命（注：吴德为国务院文化组组长时，于会泳是他的第一副组长。）
　　　    于会泳的“胡言乱语”中，后来居然又提到了华主席和汪副主席，有关认为情况严重，于会泳继续奉行“四人帮”命令，有意和领导作对，因此，责令有关干部要于会泳彻底交代，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于会泳这一来就被搞垮了，病了。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12月1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武汉处决四人帮在湖北的四个黑干将
　　　    武汉消息，1977年11月28日下午，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揭批控诉四人帮及其湖北的黑干将罪行的广播大会。大会控诉四人帮在湖北省的四人黑干将，他们是在湖北的帮派体系挂帅人物、前台总指挥、狗头军师和善于投机钻营反革命两面派。
　　　    大会有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王平，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丕显，省委书记张玉华、顾大椿等党军政领导干部出席。群众六万人参加。武汉部队副政委兼湖北省委书记张玉华主持。省委书记顾大椿在大会上“代表省委宣布：经省委报请华主席、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在湖北的这四个黑干将的处理决定。”
　　　    王平在讲话中首先表示处理“四人帮”的决定就是枪毙他们。处决这四个黑干将将“大快人心，大快军心，好得很！”“我们武汉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1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黑龙江省在第三个战役中，要以除恶务尽的决心，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查清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绝不能走过场，绝不可心慈手软。
　　　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哈尔滨举行。
　　　据新华社哈尔滨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电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哈尔滨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千名。大会选出了黑龙江省新的一届革命委员会和黑龙江省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杨易辰当选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雷、陈剑飞、于洪亮、关舟、张世军、王维之、侯捷、阮永胜、孙子沅、鲁光当选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十二月二十八日，省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王丕年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易辰同志代表上届省革命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他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黑龙江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他说，前不久，华主席、党中央对黑龙江省揭批查“四人帮”的运动作了重要指示，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在第三个战役中，我们一定要以除恶务尽的决心，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查清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绝不能走过场，绝不可心慈手软。各级领导一定要站在运动的前列，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江苏省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
　　　据新华社南京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电江苏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南京举行。
　　　出席这届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五名。（⑴⑷）大会选出了新的一届省革命委员会和江苏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许家屯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胡宏、王敏生、周泽、惠浴宇、丁可则、汪冰石、张仲良、陈光、汪海粟、戴为然、李执中、陈克天、章瑞英（女）、刘锡庚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十二月二十九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林希昭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许家屯同志说，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夺取运动的全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迅速掀起经济建设高潮。
　　　
　　　一九七八年一月，外电传闻：四人帮罪犯公审游街
　　　全国许多大城市，都举行“四人帮”公审大会，公审后游街，非常热闹。
　　　 通常经过公审游街的分子，都带着一顶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四人帮罪犯xxx”，有的帽子上还绘上一些丑化“四人帮”的几笔漫画；有的还在颈底下有一个述说其罪行的牌子。
　　　 犯人被绑着走在街上，也有的被绑在敞篷汽车上，前后左右由公安干部团团围住。
　　　中共当局说，“四人帮”是比地主恶霸更坏的阶级敌人。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1月1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清查工作还要抓紧》
　　　清查工作是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查工作搞得好不好，关系到这场政治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取得全胜。华主席去年八月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内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一九七七年已经过去了。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检查一下，清查工作进行得如何？是不是基本查清了？清查工作进展较快的单位，要继续努力，善始善终，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告一段落。进展迟缓的单位，更要抓紧时间，急起直追，不能有任何松劲情绪。
　　　经过全国上下的努力，很多地区和部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粉碎性的打击。这是一个如同肃反和清队那样的伟大胜利，对于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成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关系极大。但是，也要看到有的单位甚至还在那里捂盖子，压群众。这些地区和部门，清查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抓紧时间，用大力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凡是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必须一一查清。否则，就分不清阶级阵线，就不能揭露和打击敌人，同时教育和挽救一些犯错误的人。我们就是要除恶务尽。在如此深刻的阶级大搏斗中，把蛇一样的恶人轻易放过，让他们找到某些避风港，隐藏起来，就会留下后患。还要看到，清查工作搞不好，阶级阵线不清，好人不香，坏人不臭，广大群众就不会心情舒畅，积极性必然受到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大学，就要影响把教学搞上去。如果是一个科研单位，就要影响把科研搞上去。如果是一个工厂、一个农村，就要影响把生产搞上去。更不待说，如果是一个领导机关，运动搞不好，影响所及，就是一个地区，或者一条战线。
　　　就是那些运动搞得好的地区和部门也要注意抓紧薄弱环节。冶金部是运动搞得比较好的部门，他们保持清醒头脑，通过检查、总结、评比，看到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虽已基本查清，但也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完全查清，还需要深入追查；同时，还有个别单位，问题不明不白，如不加强领导，运动很可能走过场。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响亮地提出不能轻易敲“平安无事”的锣，不能煮夹生饭，不能草率收兵，决心把清查工作搞到底。科学院在斗争取得很大成绩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了一些运动开展得比较晚的单位的问题，派出调查组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单位的运动作了专门的部署和动员，对它们的清查工作既提出了时间的要求，又提出了检查验收的质量要求。冶金部、科学院对待清查工作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学习。
　　　当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正在展开。在这个战役中，我们要密切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这就要求我们在第三战役中丝毫不能放松清查。凡是清查任务没有完的单位，特别是清查搞得不好的单位，都应当把揭批和清查很好地结合起来。一些单位的经验告诉我们，批判搞得越好，越有利于清查；清查的成果越大，可供批判的材料越丰富。把两者结合起来，既可以推动清查，又可以把批判引向深入。我们要以批促查，决不能以批代查，空批不查。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右路线的急先锋。不把这些人的问题彻底查清，不把他们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罪行查清楚，不把他们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干部，歪曲和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罪行充分揭露出来，能够真正分清是非，肃清流毒吗？显然不能。只有把揭、批、查紧密结合起来，第三战役才能更好地深入下去，取得更大的战果。对于运动开展得比较晚的单位来说，更是如此。
　　　至于少数捂盖子、压群众的单位，更要引起注意，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比如，有一个地区，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揭批查的阻力很大。地区党委内有的人采取躲、拖、捂的手段，“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外不查内，查远不查近”，甚至想以“排除干扰”和“端正运动方向”为名，进一步压制干部和群众。这样，运动中就出现了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揭开了这个地区的盖子，广大干部和群众被压抑的革命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个深入揭批查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兴起。而那个想捂盖子的人，则丧失了主动权。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清查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有时间性的任务，既不能草草收兵，也不能拖拖拉拉。我们要把这项工作继续抓紧。要制定计划，认真落实，及时检查，有步骤地按期完成。只要我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除恶务尽的决心，又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严格按照十一大规定的政策界限和党中央指出的清查重点进行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圆满地完成清查任务。＊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二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者按《解放军报》这篇评论员文章，虽然讲的是人民解放军揭批“四人帮”的问题，对地方揭批运动同样适合。我们向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同志推荐这篇文章。揭批运动搞得好的单位应当很好总结一年来的经验，乘胜前进。运动搞得比较差的单位应当吸取教训，急起直追。对于那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单位，领导机关要认真帮助他们改变现状；在抓纲问题上长期落后，纲不举目就不能张，一切工作都很难搞上去。应当认识：一年初见成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打好了揭批“四人帮”这一仗；三年大见成效的根本保证，还在于继续打好揭批“四人帮”这一仗。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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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在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举国上下安定团结，朝气蓬勃。我们军队，恢复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党对军队的领导大大加强了。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各级领导班子开展了学习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的活动，革命竞赛热火朝天，比学赶帮蔚然成风。战备、训练、国防科研、施工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搞得热气腾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军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年巨变，根本原因，就在我们紧紧抓住了打好揭批“四人帮”这一仗。
　　　    华主席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治军必须抓纲。我们只有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才能抓好“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个军队工作的纲，带动各项任务的完成，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军队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呢？显然不是。我们要夺取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全胜。现在，离全胜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什么叫全胜？就是不仅要取得组织上的战果，而且要批透“四人帮”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取得思想上、政治上的战果。我们决不可有任何自满松劲的情绪，一定要继续努力作战，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推向前进。
　　　    古语说：疾风知劲草。经过尖锐复杂的第九次特别是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这支军队中是深深扎了根的。我们这支军队，正如毛主席说的，是一支好军队。但是，我们对林彪、“四人帮”在军队中的流毒和影响，切不能低估。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自觉地、不断深入地揭批“四人帮”，彻底清除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论在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中，军队都是主要的工具，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非搞纯洁不可。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决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继续抓紧，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有时间性的任务，既不能草草收兵，也不能拖拖拉拉。只有把清查工作搞好，搞到底，抓纲治军、准备打仗才有可靠的组织基础。
　　　    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不是就是打击呢？不是。清查是为了弄清问题。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同时，我们要教育和挽救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一些犯了错误的人，也希望把问题弄清楚，自己可以放下包袱，领导和群众也可以放心。只有把问题弄得清清楚楚，才能按照党的政策，作出正确的结论和进行正确的处理。否则，你怎么区别对待？怎么知道哪些是应该打击的，哪些是应该教育挽救的？清查工作做好了，阶级阵线弄得非常分明，哪些是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好的，哪些是有问题的，是“震派”、“风派”、“溜派”、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谁都看得明白，才能根据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选配好各级领导班子。否则，怎么能建立经得起现代战争考验和路线斗争考验的领导班子？也只有搞好了清查工作，使坏人受到打击，犯错误的人受到教育，好人扬眉吐气，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不揭不批吗？不行。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一个分清是非的问题。有这样一种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不好好接受教训，滑过来了。结果，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又犯错误。这种人，滑过来，滑过去，一次再一次地犯错误，如果再不痛改前非，而是以为“反正是内部矛盾，不能把我怎么样”，拒绝批评，那是很危险的。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惩前就不能毖后，不治病就无法救人。因此，对他们的错误，一定要揭发批判，还一定要帮助他们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自己的错误向群众讲清楚。只要真正讲清楚了，就要给予解脱。如果对他们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使之真正得到教训，而是马马虎虎，让他们滑了过去，什么时候风吹草动，他们又会变成“震派”人物。那样，不是真正爱护干部，而是害了干部。（⑴⑶）
　　　    有些单位，已基本完成清查的任务，就能松气了吗？不能。这些单位的清查工作，一般都还遗留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抓紧解决。即使清查工作结束了，也不是揭批“四人帮”的结束。深入地系统地揭批“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任务。历史经验证明，肃清一条错误路线的影响，比打倒少数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更加艰巨。我们要从路线上、思想上、理论上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批透“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要不，希里糊涂过去，他们散布的毒菌还会重新繁殖，继续毒害人们。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是骗了不少人的。有些同志中毒较深，思想还比较混乱；有些同志，愿意也能够做好工作，“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却还不同程度地束缚着他们的手脚，思想不大解放，心有余悸；还有些同志，同“四人帮”斗争很坚决，但是，在某些思想理论问题上也还分辨不清。这些都说明，对于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我们还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比如，军队工作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是什么“不抓阶级斗争”、搞“复辟”吗？改善武器装备，是什么“唯武器论”吗？抓军事训练，提高军事艺术，是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吗？搞尖端武器，是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吗？等等。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只有把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批倒批透，澄清是非，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全军才能来一个思想大解放，群众大发动，工作大跃进。
　　　    揭批“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一定要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要有针对性、战斗性，扎扎实实，讲究实效，切实解决问题。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证明，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由军政一把手带头，放手发动群众，采用典型分析的方法，即抓住对本单位影响深、危害大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讨论，分清路线是非，是把揭批“四人帮”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一种有效方法。它有利于发动群众，人人上阵，个个开口；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既务虚又务实，把揭批“四人帮”和解决本单位的问题结合起来。联系实际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在许多单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和很好的经验，应当继续深入下去。
　　　    “打铁先要本身硬”。为了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领导干部要亲自挂帅，身体力行，做出样子。自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足，不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无论如何是领导不好运动的。各级党委要统一思想，对情况有个恰当的估计。要根据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认真总结一下一年多来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宣传大好形势，鼓舞胜利信心，增强革命斗志。还要看到工作中的缺点，看到尚待完成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搞得比较好的单位，应当根据“全胜”的要求，找出薄弱环节，继续努力，使运动不断深入，决不能麻痹松懈，半途而废。对少数搞得不好的单位，要切实抓起来，弄清原因在哪里，并采取有力措施，帮助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今年是抓纲治军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各项工作都要大干快上。能因为任务重头绪多而放松抓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吗？不能。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纲，统筹安排各项工作。思想上一定要十分明确，抓不抓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高举不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紧跟不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问题，是能不能贯彻落实中央军委一系列指示的关键所在。华主席指出：“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阶级斗争是当前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就抓住了全局的中心，全局的主要矛盾，抓“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个军队工作的纲才有了大的前提，抓纲治军的其他各项任务才有方向，战备、训练、施工、生产等各项工作才能带动起来，才能出现新的面貌。
　　　    为了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要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为我们规定的政策。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要查清问题，又要有利于稳定大局。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揭批查比较深透的部门和单位，领导同志更要头脑清醒，特别注意党的政策。要严格按照党中央指出的清查重点进行工作。对有关的人和事的处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做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搞好反修防修，最根本的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要充分利用林彪、“四人帮”这伙反面教员，教育干部战士，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特别要刻苦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唯物论辩证法，努力做到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我们要来一个学习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原载二月十二日《解放军报》）
　　　
　　　一九七八年二月，杭州处决反革命政治集团成员
　　　据法新社二月二十六日北京电，据杭州市公安局张贴的告示，杭州十三个“反革命政治集团”已被解散，它们的八名头目已被处决。
　　　    该告示说，这些反革命集团共有32名成员。被处决的8人，其姓名均用红墨水划上交叉，这表示他们被处刑后立即处决。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均被判处重刑。
　　　    被处决者中，年纪最大为52岁，5名由21至28岁，1名38岁，最后一名31岁。
　　　    其中一个集团，成员大部分不足30岁。它被指控“以政治纲领组织反革命活动”，并企图散发“宣传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这份张贴在杭州数区的告示说，这个集团的成员“极端不满华国锋主席领导的党中央”。
　　　    它指出，该集团的头目出身于“反革命家庭”。
　　　    另一个集团除被控私藏武器，并以武力迫使人民供应粮食。
　　　    观察家指出，这一连串新的处决行动是在中共当局认为“四人帮”势力特别强大的城市中进行。
　　　    去年三月，9名犯有差不多相同罪行的犯人在杭州被处决，可是，目前这一次却是首次明确地表示，他们是武装的政治反对者，而且是在“四人帮”被贬，其附从亦在全国运动中被整肃16个月后发生的。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3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这张“包票”靠得住吗？——南通地区清查运动述评》
　　　    陆纯康;刘琪(1978.03.21)
　　　    新华社南京三月二十日电新华社特约通讯员陆纯康、刘琪报道：目前，全国各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正在向纵深发展。大多数地区和部门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了粉碎性打击。但是，也有少数地区和部门，长期捂盖子，保自己，清查运动进展缓慢。有的单位直到上级党委采取果断措施，才打开了局面。江苏省南通地区和南通市就是这样的单位。这里面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粉碎“四人帮”以后整整一年，南通地区的清查工作一直按兵不动。中共江苏省委多次向南通地区主要领导人指出这个问题，但他们置若罔闻。一直到去年九月，没有查出一个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后来，省委派负责同志去进行调查，对南通地委提出了批评，他们才勉强从外地调来的干部中找了五个清查对象。这些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我们对‘四人帮’是顶的，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我们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等等。一句话，这里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世外桃源”，“四人帮”对这里没有干扰破坏，无须清查。这些主要领导人打的这张清查“包票”靠得住吗？让事实来回答吧。
　　　    一说“我们对‘四人帮’是顶的”。“顶”在哪里？早在批林批孔的时候，“四人帮”三箭齐发，这些主要领导人就顺着干，跟着跑，不批那些紧跟林彪反党集团干坏事的人，而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里有个口号，叫做“紧跟形势”。他们紧跟的是什么“形势”？他们卖力地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创造性地鼓吹什么“走资派上面有，下面也有；城里有，农村也有；后进单位有，先进单位也有”。地委带头并支持一些县委搞什么“典型”解剖，作为“走资派到处有”的论据，刮起了“层层揪”的妖风，连一些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甚至指使公安机关搞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敌情调查”，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些主要领导人还强调要批所谓“三株大毒草”，等等。他们紧跟“四人帮”另搞一套，跟得多么紧！要说“顶”，那是顶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顶了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
　　　    又说“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确实，在“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日子里，南通地区表面上一直是很“平稳”的。问题是：怎么“稳”的？”稳”了谁呢？原来这些主要领导人老早就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些人物沆瀣一气，为了报所谓“一保之恩”，把那些“闹而优则仕”的“震派”头头，都封与了大大小小的官衔。用地委某些人的话来说，“这样，他们不闹了，我们就安稳了”。其实，这些地方，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稳”，实际上是“震派”在位，群众受压，稳的是资产阶级的阵地，压的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要说“稳”，倒确实是稳了资产阶级帮派的阵脚，稳了“风派”、“震派”的宝座。
　　　    “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吗？据广大干部和群众初步揭发，这类有牵连的人和事，地委领导核心里有，地区机关有，县里也有。有的直接同“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南京、苏州等地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紧密配合，上窜下跳，南呼北应，密谋策划，向“四人帮”写效忠信、告黑状，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对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对江苏省委领导同志，竭尽造谣诽谤之能事，进行了恶毒攻击。他们的罪恶活动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批孔期间，他们就与苏州市的帮派头目串通一气，在省委会议上起哄发难，攻击省委，干扰斗争大方向。“四害”横行时，他们又进一步拉帮结派，以帮代党，全盘接受“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疯狂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控制了南通地区许多部门的领导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地委和一些县委的局势，成了“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在南通地区“三搞一篡”的基础。“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群众向地委揭发了地区机关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严重问题，地委主要负责人却把揭发的内容向帮派头目通风报信，使群众受到了压制。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所谓“没有牵连”、“没有帮派”，只不过是欲盖弥彰而已。
　　　    南通地区的问题这样严重，这些主要领导人为什么不清查，偏要打“包票”呢？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思想右倾、认识不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就跟着“四人帮”干了不少错事，有的在“四人帮”“三搞一篡”的泥坑里陷得比较深。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的立场没有转变，怕清查到自己头上，因而拒不执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指示，抵制省委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育和批评，压制群众的意见。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问题，同时为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开脱，不仅找借口，打“包票”，甚而做假报告，报假情况，企图用一些假象来搪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题十分清楚：打“包票”，实为捂盖子。捂盖子就是为了保帮派，保帮派也是为了保自己。这就是兼有“风派”、“震派”、“溜派”特征的“捂派”人物的实质。
　　　    南通地区的清查运动，贯穿着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激烈斗争。从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其一，凡是长期捂盖子的地区或单位，总要寻找种种理由打清查“包票”，这种“包票”不过是蒙人耳目的一种烟幕，里面包的却是贻害无穷的隐患。它从反面提醒我们，对清查工作搞得差的少数地区和单位，绝不能因为它们数量不多而小看，更不能认为他们无关大局而忽视。特别是那些表面上似乎平静的地方，那些看起来没有帮派体系显赫人物的单位，决不要轻易相信那些“捂派”所打的“包票”，否则，就会上当，留下隐患，贻害无穷。这是江苏省委解决南通地区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剖析南通地区清查运动所要吸取的重要教训。（⑴⑵）
　　　    其二，凡是长期捂盖子的地区或单位，一般说都是这个地区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问题，有牵连。因为他们自身有问题，又不愿说清楚，所以就坐在“盖子”上，拚命捂住。他们所以能暂时捂住盖子，因为他们还在主持工作，尚能利用自己所把持的权力，发号施令，欺上瞒下，抗上压下，干扰运动；而且因为他们手下有帮，还有一定的能量。他们同帮派裹在一起，互相包庇，互相利用，妄图保存实力。清查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单位，大都有这种特点。中共江苏省委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从解决领导班子入手，从地委常委内部突破，才改变了南通地区捂盖子、压群众的情况，打开了运动的局面。
　　　    其三，凡是长期捂盖子的地区和单位，尽管他们千方百计压制群众，但是党中央、华主席的指示他们是无法封住的，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压制不了的。就南通地区机关来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地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的情况早就不满了。许多干部曾向省委反映了南通地区机关资产阶级帮派头目的严重问题。省委为了稳妥准确地解决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这一地区运动的领导。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出马，调查研究，指导运动，同时选派干部，充实加强了地委领导班子，还组织了强有力的工作队，进驻地区机关和县。这样，很快就把那里的群众发动起来，掀起了揭批查的高潮。干部和群众扬眉吐气，帮派势力四面楚歌，清查斗争步步深入，形势越来越好。这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你把盖子捂得多紧，一旦上级党委采取有力措施，把群众发动起来，盖子就会迅速揭开，帮派势力就会土崩瓦解，清查工作的后进面貌就会迅速改观。＊
　　　
　　　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的结论处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央军委同意总政治部《关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的结论处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总政治部关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的结论
　　　处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1978年3月30日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军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对同“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认真清查，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对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大多数已基本查清。现对清查工作中结论处理工作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要坚决贯彻既坚定又慎重的方针
　　　清查工作基本结束的单位，除对遗留下来的问题要继续查清外，要把主要精力逐步转到结论处理工作上来。少数运动开展得晚或者搞得不好的单位，必须把清查工作继续抓紧抓好。要坚决把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和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挖出来，把部队搞纯洁，决不能右倾麻痹，草率收兵，留下隐患。
　　　在对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的结论处理上，要十分慎重。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抗拒从严，悔改从宽。要对每一个人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要从严掌握划定骨干分子的界限，对于可定可不定的坚决不定。对“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只要他们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把问题交代清楚，愿意悔改，可以从宽处理。对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能拉过来的不要推出去。对其家属子女不要歧视。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集中打击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一小撮“四人帮”死党。
　　　二、要严格掌握划定问题性质的界限
　　　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指示和中央军委[1977]12号文件精神，对于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应根据其罪行轻重或错误事实，划分如下几类：
　　　(1)“四人帮”的死党
　　　同“四人帮”直接勾结在一起，组织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竭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密谋策划和猖狂进行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罪行严重，民愤很大，而又不肯悔改的，应定为死党。
　　　(2)“四人帮”的骨干分子
　　　党的十大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同“四人帮”及其死党相勾结，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参与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陷得很深，罪行严重，有民愤者，应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
　　　有的虽与“四人帮”及其死党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但思想反动，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进行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也应定为骨干分子。
　　　对于那种可定可不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的，就不要定。例如，有的虽然陷得很深，罪行严重，有民愤，但听了中央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后，能够幡然悔悟，主动揭发交代罪行，有立功表现的；有的在批林批孔中参与了“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虽然罪行严重，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大决战的一九七六年，没有新的罪行的，可不定为骨干分子。
　　　(3)犯政治错误
　　　党的十大以来，一时站错了立场，参与了“四人帮”及其死党某些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陷得较浅的人，定为犯政治错误，其中错误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和那些可定可不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的，可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4)说错话、做错事
　　　由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同志，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三、区别对待、正确处理
　　　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的处理，要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并看其态度好坏、历史情况和一贯表现，区别对待。
　　　(l)凡定为“四人帮”的死党，必须坚决打击。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依法惩处或送农场、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2)凡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其中罪行严重，不愿悔改的，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作复员处理；对于能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把问题交代清楚，愿意悔改并确证是真的，或者在历史上有过战功或重大贡献的，可从宽处理，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酌情降职、降级转业地方工作，年大体弱、符合退休条件的可作退休处理。
　　　(3)对犯政治错误的，只要他们把错误认真讲清楚，取得群众的谅解，就要予以解脱，不要揪住不放，但原则上都要调离要害部门和重要领导岗位，据情另行分配一般工作。对于犯严重政治错误，坚持不改的，应酌情给予党内外纪律处分，有的要降职、降级使用，有的要作转业处理。
　　　(4)对于说错话、做错事的，着重思想教育，分清路线是非，不作组织结论。但采取了组织措施进行审查的，要作组织结论。
　　　四、搞好结论、定案处理的材料工作
　　　凡定为“四人帮”的死党、骨干分子的，均要定案；定为犯政治错误的，要作出组织结论。凡需要定案和作结论的，要把材料搞确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对“四人帮”的死党、骨干分子的定案材料，对犯政治错误的人的结论材料(均不含处理意见)，都应同本人见面，本人要求保留意见的，连同定案、结论材料一并上报。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本人意见正确的部分应予采纳，而事实俱在本人拒不认账的应依据事实定案、结论。
　　　对于每一个人的定案、结论处理工作，要求具备以下几项材料：(l)党委关于定案处理或结论处理的报告(包括审查调查情况、主要问题、本人态度、定性和处理意见)；(2)主要罪行或错误事实的证据材料；(3)本人认罪或检查材料。
　　　五、定案、结论处理的批准权限
　　　凡要定为“四人帮”的死党、骨干分子者，正军职以上干部须经总政审查后报军委、中央审批；副军、正师职干部由总政审查报军委审批；副师职干部由总政审批；团职以下干部由各大单位党委审批，报总政备案。
　　　定为犯政治错误，包括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处理，按干部任免权限规定执行。
　　　六、关于清查出的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处理
　　　对于那些思想极端反动，仇视党的领导，仇恨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恶毒攻击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于密谋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首恶分子，对于那些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大搞法西斯专政，大搞打砸抢，任意残害干部和群众，把人整死或造成残废，搞阶级报复的反、坏分子，以及盗窃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犯罪分子，要认真追查，坚决打击。上述案件的定案处理，应按法律程序规定办理。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报道：贯彻执行华主席指示，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急起直追全国形势  文化部对“四人帮”展开大揭批大清查
　　　    本报讯
　　　    决心总结经验，乘胜前进，加快抓纲治部步伐，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促进文化建设新高潮作出贡献
　　　    ＊＊＊
　　　    本报讯文化部党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成立后，遵照华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联系实际，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以清查工作为重点，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打好第三战役的方针。他们认真总结前一段运动的经验，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清查运动急起直追。广大文艺工作者、干部和群众反映，现在是“用高压锅煮夹生饭”。运动迅速而健康地发展，前一阶段冷冷清清的沉闷气氛为之一扫，形势大好。
　　　    破坏严重流毒深广
　　　    文化部是“四人帮”插手最早，控制最严，破坏最大，流毒最深的一个“重灾区”。“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于会泳一伙长期盘踞文化部，利用文化部作为“四人帮”搞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大搞特务情报活动，私整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他们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制造了围剿《创业》、《海霞》、《园丁之歌》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们炮制《反击》、《盛大的节日》等反动影片，利用“阴谋文艺”反党；他们通过反党喉舌“初滥”、“江天”制造反革命舆论，发表了二百多篇反党黑文；他们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重新组织队伍”论的大棒，把广大文艺工作者、干部和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实行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及其死党于会泳一伙，捏造种种罪名，打击迫害革命群众和文艺工作者。文化部和直属单位，被他们一伙疯狂迫害，包括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监督劳动、开除党籍团籍、开除公职，甚至私设监狱、私设公堂、酷刑逼供、打残逼疯逼死的就有一千多人。有的同志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亲戚朋友也受株连。于会泳早年保特务张春桥立过功，得到张春桥的特殊豢养，张曾叫嚷，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于会泳到文化部后，秉承“四人帮”旨意，打击迫害王昆、郭小川、李春光、杨子涛等同志，在曲艺界制造了“陶钝事件”，还准备在全国文艺界搞一个大挖“陶钝式”人物的“战役”，因毛主席发出光辉的“七·二五”批示，没有得逞。“四人帮”那个“唱而优则仕”的亲信，给中国京剧院五分之一的群众扣上“反革命分子”、“三朝元老”等大帽子，捏造了一个所谓“谋杀”他这个戏霸的“反革命小集团”，大搞抄家、批斗、刑讯逼供，有的被关进监狱。阿甲同志是《红灯记》的主要编导，仅仅由于不同意叛徒江青乱改剧本，就被江青当众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叛徒，还可能是特务”。编剧齐致翔同志反对江青一伙对阿甲的诬陷，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进监狱。“四人帮”另一个“跳而优则仕”的亲信，对中国舞剧团七十九人进行了非法审讯和批斗，制造了多起冤案，把一些老干部投进监狱，把一些知名的舞剧演员赶下舞台，给九十三个同志的档案塞进了黑材料，全团遭受迫害的达一百七十九人之多。文化部那个外号“狗头军师”的二把手，伙同另一个“四人帮”的党羽，在一九七六年另搞一套中大打出手，借口追查“谣言”，竟给原文化部长期靠边不分配工作的三百多个老干部举办追谣“学习班”，大搞法西斯迫害。
　　　    “四人帮”及于会泳一伙，迫害文艺工作者，使用了帝修反特务手段。他们的口号是“网要大，眼要小”，也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放走一个”。他们的方针，是能整死的整死，整不死的就整病，不能明害的就暗害。对不听他们那一套的业务骨干，有影响的文艺工作者，更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唱歌的，就专打鼻子；跳舞的，就专打腿；演奏乐器的，就专打手。如北京电影制片厂优秀编剧张海默同志，就是被绑架之后，在高强度的聚光灯下被毒打致死的。
　　　    整顿思想整顿组织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文化部广大群众怀着对“四人帮”及于会泳一伙的深仇大恨，紧跟华主席、党中央，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给予于会泳一伙沉重的打击。但是，文化部前一时期的领导人违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画框框，定调调，捂盖子，压制群众斗争，在一九七七年三月批斗于会泳的七千人大会上，还不让喊“打倒于会泳”的口号。由于原部领导人的错误，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文化部的运动成为不熟不透的“夹生饭”，使文化部成了清查工作搞得不好的一个落后单位。
　　　    经过今年四个多月的清查运动，大量事实证明，于会泳一伙，不仅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而且在“四人帮”覆灭后，还进行了一系列反清查活动，对抗、破坏运动。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于会泳一伙嗅到“四人帮”“出了事”的征兆后，象热锅上的蚂蚁，整天整夜打电话，到处探风摸底。八日早，一个帮派骨干给他们报告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于会泳一伙出于他们反革命的立场，抱怨“四人帮”没有抓到枪杆子，“动手晚了”。于会泳更恶狠狠地说：“有枪还能对付一下。”于会泳和“四人帮”那两个亲信开了七、八个小时的密商黑会，又和那个狗头军师单独关门密谈，阴谋策划反革命“应变”。他们极其恶毒地攻击华主席和叶副主席，矛头直指党中央，胡说“我党多灾多难，还会有反复”，幻想变天复辟。还套用《封建论》上的话，胡说“历史上只有叛军而无叛郡”，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解放军。于会泳一伙还以“我们都病了”的暗语，向“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报警。据后者交代，这个警报对他们妄图策划反革命暴乱起了“触发剂”的作用。在于会泳一伙的唆使下，文化部艺术局还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召开千人大会，帮派骨干们在会上高喊“向江青致敬”。中国京剧院的帮派骨干在十月十二日还举行黑会，公然嚎叫粉碎“四人帮”是“鸿门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是反动到了极点。
　　　    党组经过调查研究，分析了形势，吸取了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重新发动群众，迅速掀起了揭批查阴谋诡计的高潮。首先放手发动群众，对过去一年多的运动进行总结。广大群众对文化部的运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原部领导人提出了尖锐批评，向党组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一致认为，“四人帮”对文化部和文艺界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运动没有搞好，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是否采取正确的方针。党组在充分发扬民主，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作出开展运动的全面部署，基本上做到了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与此同时，大力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党组坚决而慎重地撤换和调整了一批同“四人帮”及其亲信、党羽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厅、司、局一级领导干部；接着，经过反复酝酿，全面调整了直属单位的领导班子；最后，对基层党支部委员会普遍进行了改组。凡是与“四人帮”及于会泳一伙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捂派”、“震派”、“风派”、“溜派”人物，以及其他政治品质不好的人，一律不得进领导班子；有个别混进去的，一经发现，立刻撤换。同时，把一大批经过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考验，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和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符合接班人五项条件的积极分子，吸收进各级领导班子。强调第一、二把手不能滥竽充数，不降低标准。有些单位的领导班子名单，经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三、四次，才定下来。名单一宣布，绝大多数群众反应十分强烈，高兴地说，该下去的下去了，该上来的上来了，颐怯行?心了。
　　　    狠抓清查揭露阴谋
　　　    思想统一了，组织整顿了，盖子揭掉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得到了新的推动和鼓舞，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局面。从二月上旬起，运动进入狠抓清查“四人帮”及于会泳一伙搞阴谋诡计的阶段。党组连续召开了扩大会，查敌情、查斗志、查进度，发动群众出主意。采取会内会外结合，点面结合，解剖麻雀，典型引路的方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党组提出了围攻于会泳等几个大案的口号，打了一场清查战役。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抓主要矛盾、主要环节。党组紧紧抓住于会泳一伙罪行最严重的骨干分子为主要矛盾，又紧紧抓住他们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前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这个中心环节作为主攻方向。他们又选定了突破口，展开猛烈进攻。同时组织其他专案协同作战。因为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心环节，选准了突破口，很快就取得了重要突破，从而带动了对其他重点对象的清查工作，推动了面上的运动。
　　　    第二，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专案工作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打破关门主义、神秘主义。党组决定向广大群众公布于会泳一伙搞阴谋诡计的主要案情，发动群众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党组成员深入群众，听取意见。在揭批查中大力培养和组织积极分子，把广大受压抑、受打击迫害的革命群众作为依靠对象，作为清查“四人帮”的主力军。广大群众纷纷揭发检举于会泳一伙的罪行，开展了搜索材料、清查线索的活动，找出很多重要的罪证材料。在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声势下，那些帮派骨干越来越孤立。一些清查对象的家属，有的促使清查对象反戈一击，赶快交代；有的交出了一年多不肯交出的罪证材料。
　　　    第三，政策攻心，政策兑现。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向清查对象做深入细致的攻心工作。同时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该宽就宽，该严就严，该打击的决不心慈手软，该拉的决不推出去。党组对几个罪行严重、态度很坏、长期逍遥法外的骨干分子，立即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对那个给江青、张春桥等写过六十多封投靠信的无耻文人、老投降派也实行专案审查。同时，对一个经过批斗交代揭发了重要问题，转变了态度的骨干分子及时宣布从宽处理。宽严分明，说到做到，决不含糊，震动很大，打破了很多清查对象的幻想，促使他们很快交代了问题。
　　　    第四，大张旗鼓地进行复查平反工作。成立部的复查委员会和直属单位的复查小组，积极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工作。党组在四月上旬召开的揭批于会泳等人的万人大会上，宣布给被“四人帮”迫害的张海默、罗静予、王昆、齐致翔、杨秉荪等同志昭雪平反，反应十分强烈。群众说，给这些同志政治上平反，也是给广大干部、群众精神上的平反。（⑴⑶）
　　　    同时，对被“四人帮”长期迫害，不准创作、不准演出、不准画画的著名演员李和曾、杨秋玲、赵燕侠、白淑湘等，画家黄永玉、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等，电影导演谢铁骊、京剧导演阿甲等同志，都做了平反和安排了工作，使他们愉快地重新开始了艺术创作活动。对许多被“四人帮”打击诬陷长期靠边的文艺界革命老干部，如吕骥、冯牧、史若虚、李凌、陶钝等同志，也都妥善地安排了工作，落实了党的政策，大大伸张了正气。
　　　    第五，不断同反清查作斗争，排除帮派势力的干扰。“四人帮”在文化部的帮派骨干反清查的活动很猖獗。他们或则散布流言蜚语，胡说清查是“矛头向下”；或则纠缠陈年旧帐，妄图挑起派性斗争；或则以极“左”面目出现；或则挑衅捣乱，故意制造事端，大吵大闹，妄图把运动引向歧途；有的竟然利用揭批会上的发言同清查对象对口径、订同盟。党组态度坚决，该批判的批判，该斗争的斗争，不断排除干扰，保证了清查得以顺利进行。
　　　    第六，十分注意做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同志的思想教育工作。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耐心细致地启发他们把问题说清楚，吸取教训，提高觉悟，取得群众谅解，同群众一道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各级党组织领导群众满腔热情地帮助这些同志认识错误，发扬我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虚心接受群众批评，认真作自我批评。有的领导干部继承党的传统作风，主动进行自我批评，得到群众热烈拥护，继续担当领导运动的主要骨干，而且工作做得很有成绩。
　　　    四月上旬的万人大会，运动达到高潮。从此开始了运动的第三阶段。于会泳一来隐藏很深的阴谋诡计被大量揭露，坚持反动立场的帮派骨干分子受到坚决打击，帮派骨干纷纷交代问题，帮派体系土崩瓦解，阶级阵线基本清楚了。
　　　    拨乱反正横扫邪气
　　　    拨乱反正，横扫邪气，必须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文化部党组非常重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党组成员每星期规定专门接待群众来访的时间，亲自批阅群众来信。在不到一个月内，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就接待了几十起来访者，亲自批办了几百封群众来信。在清查工作中，党组成员亲自蹲点，深入基层，亲自抓大案，取得了第一手材料，及时指导了面的运动。
　　　    根据毛主席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遵照华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指示的精神，文化部党组又采取措施，解决了一些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例如，关于恢复文化部直属剧院、团原来的名称和建制的问题；关于“四人帮”及其亲信迫使原“样板团”强行调人基本上一律退回原单位，平调占有兄弟院、团的物资、器材、房屋原则上一律退还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消除了“四人帮”在文艺界培养精神贵族、腐蚀分裂文艺队伍的严重后果，增进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群众奔走相告，人心振奋。有破有立，边整边改，对清查工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改进工作和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最近，文化部党组回顾了四个多月的运动情况，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他们认为，虽然在清查工作上有了重要突破，取得一定成绩，但是，运动发展还是不平衡的。还有一些后进单位和部门，有一些方面的工作抓得不够好，少数专案进展不很显著，还有个别中层领导干部顾虑重重，放不开手，清查任务还很重。还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快步伐，坚决搞好清查工作。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文化部广大文艺工作者、干部和群众，正斗志昂扬，乘胜前进。他们进一步抓紧搞好清查运动，同时大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抓革命，促工作，繁荣文艺创作，把文化建设各项事业尽快搞上去。他们决心加快抓纲治部的步伐，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促进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而做出贡献。＊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  天津市揭开盖子，大打揭批“四人帮”人民战争  调整和加强后的天津市委，放手发动群众，揭开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捂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阶级斗争盖子。当前，“抓两头，带中间”，推动斗争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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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七月二十八日电本社记者刘回年、范银怀报道：调整加强后的中共天津市委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短期内扭转了天津揭批“四人帮”那种被动落后局面。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捂了长达一年零八个月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群众行动起来了，正在大打揭批查的人民战争。
　　　    天津的阶级斗争盖子，是经历了一场激烈斗争之后揭开的。
　　　    “四人帮”早就苦心经营天津，妄图把天津搞成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从一九七四年到“四人帮”覆灭前，叛徒江青先后八次窜到天津，散布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反革命黑话，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天津市某些负责人那时对江青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大肆扩散江青的反党讲话，借评法批儒宣扬影射史学，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树立所谓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典型，炮制反党文艺作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为江青当“女皇”制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抢先点名，另搞一套，恶毒攻击、诬陷邓副主席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击迫害和排斥一大批老干部、老工人、老劳模、革命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拖延复查那些重大的冤案、假案和错案，对党的政策置若罔闻。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天津的干部、群众一再等待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觉悟，要他们和“四人帮”划清界限，说清问题，争取主动。但是，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拒不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在他们的压制下，天津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难以发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冷冷清清。
　　　    全国各地清查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天津市的干部和群众再也忍耐不住了，纷纷起来要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说清楚与叛徒江青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问题。天津的某些负责人却耍弄手段，一再开脱自己。说什么对江青“早有戒心”，同江青是“工作关系”，“没有任何密谋和勾结”，妄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华主席曾针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错误，严肃批评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警告他们不要捂盖子，不要与群众对立。对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有的隐瞒、封锁；有的取其所需，任意歪曲和篡改。不仅如此，他们竟敢打保票，说什么“天津没有‘四人帮’的爪牙”，并且以种种“理由”掩盖江青在天津的阴谋活动。为了将运动草草收兵，去年四月清查工作开始不久，他们就散布“清查工作成绩很大，七月份告一段落”，七月份又说：“基本上查清了，到年底可以结束。”与此同时，他们还欺骗华主席、党中央说：“天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发展很快”，“领导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
　　　    广大干部和群众忍无可忍，冲破阻力，把江青在天津的阴谋活动和“四人帮”在天津的骨干分子的累累罪行揭发出来。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认输了吗？没有。他们舍车保帅，一面被迫抛出几个骨干分子，一面查下不查上，查别人不查自己。他们编造自己同“四人帮”在天津的骨干分子之间的所谓斗争。他们还依仗手中的权力，进行反扑。
　　　    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这样顽固地捂盖子，更加激怒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不得不表示向群众作检查。从今年春节到四月下旬，他们关起门来整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五万八千多字的“检查”稿，以征求意见为名，企图拉一部分人保自己过关。这个“检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天津市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这个检查不触及要害问题，是个假检查。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了天津市干部和群众，提出了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立刻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的领导核心。华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措施，扫除了天津市揭批“四人帮”斗争大踏步前进的障碍，为迅速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调整和加强以后的中共天津市委坚决贯彻了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市委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联系天津斗争实际，认真总结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部署。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天津市揭盖子与捂盖子的斗争实践证明，要把揭批“四人帮”斗争推向高潮，关键在于领导。只有领导干部带头揭发，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和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严重错误，认清他们所推行的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在天津市委领导下，天津市各级领导干部迅速投入了战斗。工业、基本建设、财贸、宣传、文教、科研战线，接连开了揭批“四人帮”的大会。这些系统和部门的主要负责干部带头发言，以大量的事实揭发批判江青在天津的反革命罪行和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忠实执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九七四年，“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大搞批周公。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积极追随，大讲“四人帮”的“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煽动工农兵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制造了所谓“宣讲儒法斗争史”的假材料。江青利用这个材料大作文章，到天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六·一九”讲话，把“儒法斗争史”吹嘘为“比氢弹威力还要大”的“革命创举”，大肆鼓噪“儒法斗争史”延续到现在，影响到将来，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立即召开全市十万人大会，传达江青的黑讲话，指令他们控制的报刊“要下倾盆大雨”，发表评法批儒的文章。（⑴⑷）仅从一九七四年六月到一九七六年三月，他们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就发表了关于评法批儒的文章、资料和照片共达六百九十篇（幅），他们按照江青“批孔的重点是学习法家”的黑旨意，连篇累牍地发表《法家人物介绍》，批宰相、批“周公”，捧吕后，吹武则天，为江青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小靳庄被江青宣布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典型”以后，天津市某些负责人领受江青的旨意，不断去看望、作“指示”，企图把小靳庄当作“四人帮”篡党夺权造舆论的喇叭。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横行时，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先在市委常委会上带头发言，接着又到小靳庄等地带头抢先点名，诬陷邓副主席。更不能容忍的是，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们还在向外扩散发行那本很反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
　　　    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他们秉承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叛徒江青的黑旨意，在天津制造了所谓“万张集团”、“深泽、献县叛徒集团”、“黑会、黑戏”、“砸烂公检法”、“五·一六在天津的黑班底”等五大冤案、错案、假案，使一批一批干部遭受到残酷迫害，把原市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基本都打下去，许多人被投进监狱，还层层抓“干将”、“爪牙”，到处揪“叛徒”、“特务”、“走资派”，株连了市委各部门、区、县、局以及基层单位的大批干部。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指示，大搞先逮捕，后取证，先定性，后调查；大搞无限上纲，处理不断升级；大搞逼供信，体罚虐待，精神折磨，有的干部被迫致死，有的重刑致残。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还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对冤案不昭雪，假案不平反，错案不纠正。在对革命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同时，他们违反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指示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在天津大搞“双突”，网罗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和张铁生式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点名入党，点名提干，实行“大换班”，造成市委和部分领导班子的思想、组织、作风严重不纯。
　　　    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天津市委在各系统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市有十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这次大会以后，各战线、各地区、各单位迅速把大会的精神和揭发批判的发言传达到群众中去，推动了全市运动的发展。
　　　    当前，天津市委正在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推动斗争深入发展。市委对那些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大胆领导群众揭盖子，运动搞得好的单位，坚决予以支持，并加以表扬；对于那些至今还在捂盖子，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采取果断措施，派去强有力的工作组，发动群众，帮助揭盖子；对于那些至今还在采取各种形式捂盖子、阻碍运动发展的个别领导干部，坚决撤掉他们的领导职务，重新组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迅速打开局面。＊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慎重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节录)
　　　1978.08.13；中发[1978]48号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地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部署，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开展了“双打”运动，打击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击了进行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打砸抢分子。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特作如下指示：
　　　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这场惊人斗争进行到底。要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在各条战线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各级党委要切实掌握好这个斗争大方向。
　　　二、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参加过打砸抢活动的人的处理，是一个涉及面大，情况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一定要十分慎重，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打砸抢的罪魁祸首是林彪、“四人帮”。参加打砸抢活动的人，坏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受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的好人，不少是缺乏革命经验的青少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提高了觉悟，改正了错误。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对待。
　　　三、清查和打击的打砸抢对象应当是：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搞阶级报复的地富反坏分子；搞挟嫌报复，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一贯搞打砸抢，情节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对这些人的处理，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按照党的政策和法律程序，查清一个，处理一个。不要单独搞清理打砸抢运动，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要搞逼供信，不要搞挂牌子、罚跪、游斗。对于绝大多数受蒙蔽参加过打砸抢的人，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都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思想教育，不要追究个人责任。
　　　四、对在林彪、“四人帮”煽动指使下发生的打砸抢事件中受害的干部和群众，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的政策，认真做好善后工作。要引导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中央相信，受害的干部和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讲清道理，做好思想工作，他们一定会正确对待。
　　　中央希望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要牢牢掌握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斗争大方向。不要纠缠历史旧账，纠缠历史旧账，容易走偏方问。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按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揭批、清查“四人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办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并且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新华社报道：贵州省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狠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的整顿
　　　    据新华社贵阳九月二日电中共贵州省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抓紧整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领导班子，促使这个长期分裂、混乱的“老大难”地区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大治快上的新气象。
　　　    黔东南自治州受林彪、“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势力的干扰破坏极为严重。前几年，这里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同“四人帮”在贵州的黑干将及其帮派串通一气，竭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大揪“民主派”、“走资派”、“还乡团”，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委，领导班子受到很大破坏。那时候，州委领导班子内部，有的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支持帮派揪“走资派”、“还乡团”，支持所谓“受压者”搞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有的帮气十足，在领导班子内部搞宗派，拉队伍；有的不与帮派势力斗争，长期和平共处；有的甚至到帮派中去找“支持者”，并把他们拉进领导班子。整个领导班子被搞得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粉碎“四人帮”之后，黔东南的资产阶级帮派势力仍然抱成一团，继续为非作歹，负隅顽抗。他们甚至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把帮派骨干塞进“运动办公室”，搞反清查，竭力捂盖子。去年三月，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强了中共贵州省委的领导力量之后，省委就把解决黔东南这个“老大难”，作为抓纲治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决定从解决州委领导班子入手，由此打开局面，大治黔东南。当年五月，省委将黔东南州委领导成员召集到贵阳，为他们举办学习班，首先组织大家学习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文件，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然后，紧密联系实际，大揭“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大摆“四人帮”在贵州的黑干将及其帮派插手黔东南所造成的恶果，大查领导班子内部受林彪、“四人帮”流毒影响的种种表现，要求大家把自己摆进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揭深批透，把黔东南问题确实解决好，省委还采取学习班内与学习班外相结合的方法，一边把学习班揭发出来的问题，作为学习班外的批判材料，组织州委机关的干部、群众批判；一边组织州里的一些积极分子和知情人到学习班，帮助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回忆问题，澄清是非，提高认识。这样，随着学习班揭发和批判的不断深入，没有参加学习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黔东南问题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在黔东南逐步展开。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使州委领导成员受到很大触动。大家认识到，前几年黔东南州委领导班子四分五裂，长期不得解决，其根子就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挖掉了黔东南问题的祸根，州委领导班子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再分裂下去，那就会错上加错。因此，不少人通过学习班学习，都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投入揭批查运动中去。
　　　    中共贵州省委认为，象黔东南州委这样一个“散”班子、“软”班子，要彻底解决问题，仅仅从思想上进行整顿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组织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搞深搞透。因此，省委在解决黔东南问题时，根据党的政策，对犯错误的五名州委领导成员，按其错误的轻重程度和检查态度，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有的调离，有的留下继续担任领导工作，有的继续帮助他检查交待问题；同时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调到或提升到州委主要领导岗位。
　　　    落实政策，拨乱反正，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中共贵州省委在解决黔东南这个“老大难”问题时抓的另一项工作。过去，在黔东南州委常委中有少数人凌驾于党委之上，背着州委主要负责人和一些常委，以“缺青少新”为名，将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或者犯有严重错误、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人塞进各级领导班子。这伙人大权到手后，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以种种借口打击迫害干部。谁要是坚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们就攻击谁是“老右倾”、“投降派”、“为坏人翻案”。贵州省委在帮助黔东南州委解决黔东南问题时，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贯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调整、提拔和重新安排了县以上领导干部九十四人，过去长期靠边站或使用不当的干部也得到了合理安排使用。同时，清理了一些过去被搞错了的人和事，以及一部分人事档案材料，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强加在干部和群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黔东南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阶级阵线基本清楚了。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认真整顿，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团结战斗，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发展大好形势。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新华社报道：海军各部队认真进行“查、整、改”，查，就是查林彪、“四人帮”的危害；整，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就是恢复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
　　　    张力生;王东晖;黄采虹(1978.09.06)
　　　    新华社编者按：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人民海军，如今上下团结，大治快上，形势十分喜人。几个月来，海军主要领导同志和六千多名各级干部一直在部队蹲点，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联系揭批林彪路线，带领群众“查、整、改”，加快部队建设。他们的实践又一次说明，只要领导干部下定拨乱反正决心，并从实际出发认真抓好揭批查，“内伤”并不难治，旧貌也会迅速改变。＊＊＊
　　　    据新华社北京九月五日电《解放军报》记者张力生、新华社记者王东晖、黄采虹报道：一个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的“查、整、改”群众运动，正在人民解放军海军各部队扎扎实实地展开。经过短短几个月，部队出现了团结战斗，大治快上的可喜局面。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关心海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多次对海军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华主席还亲笔题词，勉励海军指战员“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而奋斗”。为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大路线、新时期总任务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迅速医治被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内伤”，尽快把海军建设搞上去，海军党委从海军实际出发，带领部队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认真进行“查、整、改”。查，就是查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及其造成的危害；整，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解决软、懒、散的问题；改，就是改掉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恢复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从四月中旬以来，海军集中六千多名干部（其中师职以上干部六百多名），组成七百多个工作组，深入到舰艇、码头、海岛、机场以及工厂、院校，同基层干部战士一起开展“查、整、改”运动。海军党委几名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各舰队蹲点。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在某基地蹲点三个月，先后深入到四十多个单位调查研究，在第一线指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推动运动不断发展；并且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一起，解决部队建设和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领导亲自动手，上下一齐行动，使过去查不清的问题查清了，攻不动的“老大难”攻开了，刹不住的歪风刹住了，完全改变了以往运动“一紧、二松、三过场”的状况。
　　　    海军党委坚定地认为，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批林不可。根据海军情况，他们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揭批：一是揭批“四人帮”提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联系批判林彪鼓吹“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颠倒敌我，打倒一切，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罪行；二是揭批“四人帮”结帮篡党，以帮代党，联系批判林彪搞分线划派、层层站队，分裂海军的罪行；三是揭批“四人帮”假左真右，联系揭批林彪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推行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罪行；四是揭批“四人帮”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侵吞国家财富的罪行，联系揭批林彪“诱：以官、禄、德”，“小节无害论”等反动谬论。在深入揭批中，许多部队还结合深入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把“四人帮”和林彪的两股流毒一起清除。某护卫舰支队过去是军事训练的先进单位，被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黑典型”、“黑拳头”，不少军事干部受到打击迫害。林彪垮台后，“四人帮”又挥舞“单纯军事观点”的大棒，搞乱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使这个支队的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这次在狠批林彪、“四人帮”时，支队党委发动群众，查流毒，论危害，使指战员们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理直气壮地抓好军事训练。
　　　    为了保证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进一步贯彻落实，海军各级党委都把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作为“查、整、改”的重点，在首先整顿基层领导班子的基础上，各级党委和工作组都以主要精力帮助解决团以上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他们检查师、团党委“一班人”，对领导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不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用基层大查大揭出来的问题为镜子，教育“一班人”看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在本单位和自己身上的表现，使大家受到震动和教育，主动肃清流毒；对一些在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过去没有解决或没有讲清楚，长期背着包袱，精神不振的同志，耐心细致地帮助，使他们讲清问题，向党交心，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与此同时，各级党委还采取上帮下促，启发自觉革命的方法，解决班子软、懒、散和思想作风问题。几个月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经过整顿的领导班子，路线比过去端正了，团结比过去增强了，作风比过去深入了，从实际出发贯彻上级指示更加得力了。
　　　    海军开展的“查、整、改”运动，体现了破和立的结合，大检查、大整顿就是为了大改进。各部队党委和工作组在领导“查、整、改”时，一改过去那种“运动一来，万事撇开”的单打一做法，实行运动和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安排，革命、战备一肩挑，三大革命一起抓。海军司令部一位领导同志率领工作组在某航空兵部队搞“查、整、改”，亲自抓这个部队的战备训练，进行空中带飞，帮助解决飞行训练中的一些难点。在北海舰队蹲点的海军领导同志，针对有些部队受林彪、“四人帮”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组织纪律松弛、管理不严的情况，选择一○二舰作试点，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恢复和建立了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使舰上每日生活做到了条令化。海军在这个舰上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经验，推动了舰艇部队管理教育的加强和战斗作风的养成。
　　　    随着“查、整、改”的不断深入，海军各部队的面貌大大改观。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新华社报道：乐山地委认真抓好双重领导单位和调动人员中的清查工作
　　　    新华社成都九月六日电中共四川乐山地委认真抓好清查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切实解决好那些实行双重领导单位和调动人员中的问题，做到消灭死角，堵塞漏洞，不留隐患。
　　　    乐山地区是四川省揭批“四人帮”斗争搞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全地区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粉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地、县（市）两级领导班子经过整顿，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但是，地委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本地区的一些直属中央有关部和省的厂矿企业、大专院校，由于上级有关部门离得远，运动初期地委对这些单位又抓得不紧，因而揭批查工作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领导软弱无力，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单位领导本身有问题，压群众、捂盖子，甚至搞反清查。发现这些问题后，乐山地委迅速把本地区范围内属于中央、省管辖的四十多个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的揭批查工作列入地委议事日程。他们同上级有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采取协同作战的办法，认真搞好这些单位的清查工作。西南交通大学是铁道部所属的一所学校，学校主要领导成员对“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心慈手软；另一个主管清查工作的领导成员和本校的一名帮派骨干有牵连，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揭批。地委指示校党委对那个帮派骨干进行点名批判，他们却不揭不批，放他到外地探亲，清查工作一直搞不起来。地委将这个学校的问题向铁道部和省委作了汇报，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铁道部很快派出工作组，同地委一起调查研究，帮助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成员提高认识，向群众作了深刻检查；调整充实了运动办公室；对那个帮派骨干，采取坚决措施，作了严肃处理。这样，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清查工作迅速展开。重庆钢铁公司乐山粘土矿的党总支书记，前几年投靠资产阶级帮派，同矿上一些人相勾结，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拚命捂盖子，对揭发他的干部和群众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清查。今年五月，地委和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派出联合工作组进驻粘土矿，停止了矿总支书记的工作，夺回了运动领导权。群众发动起来了，捂了一年半之久的盖子揭开了，揭批查斗争很快纳入正确轨道，而且生产也出现了新面貌，由多年亏损一变而为盈余。
　　　    要保证消灭死角，堵塞漏洞，不留后患，对调进调出人员的清查工作也决不能忽视。为此，乐山地委在地区部、委、办领导干部和各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凡是涉及到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不论是调进的还是调出的，也不管他现在在哪个地方，都抓住不放，查个水落石出。原地区革委会有一名副主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资产阶级帮派勾结，大闹地委，妄图夺权。一九七五年整顿时，把他调到外地去了。一九七六年“四害”猖獗的日子里，他又多次窜回乐山插手运动，煽动群众大搞“层层揪”。在清查中，群众揭发了他大量的问题。地委经过调查核实，然后将材料转到他所在的单位。嘉乐造纸厂有个党委副书记，是一九七五年从云南调来的。这次清查中，云南转来材料，揭发他在云南工作期间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有牵连。地委派人两次赴云南把问题查清落实。目前，乐山地委对从外地调来的有揭发材料的干部，已逐一进行了清查；对已调到外地的属于清查范围的人，经过清查，将材料分送到了有关单位。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报道：夺回运动领导权，扫清揭批查障碍，武昌造船厂迅速改变面貌
　　　    在省委和市委派出的联合工作组帮助下，全厂革命和生产热火朝天
　　　    李桂生;陶国栋(1978.09.19)
　　　    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派出联合工作组，帮助武昌造船厂党委，经过一场揭与捂的激烈斗争，夺回运动领导权，揭开了该厂阻碍揭批和清查“四人帮”的盖子。前一段运动冷冷清清、生产死气沉沉的局面为之一扫，揭批查运动步步深入，生产蒸蒸日上。广大职工兴奋地说：“春风吹到了‘重灾户’，武船旧貌变新颜。”
　　　    武昌造船厂是遭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户”。“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曾把魔爪直接伸向这个厂，那个自称“工人领袖”的黑干将就发迹在这个工厂。该厂的原党委主要负责人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支持和参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便改变手法，以攻为守，伙同这个厂的帮派体系篡夺了运动的领导权。不经过党委讨论，私自指名由帮派骨干组成材料组，让帮派人物控制清查大权，使清查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个厂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对这种严重情况进行了坚决反对和斗争，他们纷纷向上级控告和揭露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对抗揭批查的严重问题。
　　　    省市委向武船派出强有力的联合工作组后，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代理第一书记亲自到这个厂，旗帜鲜明地支持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工作组深入车间、科室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发现由于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捂盖子，压群众，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没有受到任何触动，干部憋气，群众受气，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神气的严重情况，帮助厂党委夺回了运动的领导权，调整了被帮派势力把持的材料组。同时，召开厂党委常委扩大会，紧紧抓住“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篡党夺权这个要害问题，发动大家揭开厂党委阶级斗争盖子。参加会议的各分厂、车间、科室的党员负责干部和党员代表，通过大会小会，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武船篡党夺权的罪行。在短短时间里，他们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湖北黑干将直接插手武船，伙同厂内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清查了党委内部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看出，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在“四人帮”横行时，积极推行“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把一些帮派人物塞进各级领导班子，致使这个厂党委、政治部、厂工会的部分领导权和宣传舆论大权，被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所篡夺。“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被粉碎后，资产阶级帮派骨干气焰嚣张，仗恃有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这个靠山，为他们捂盖子。大家严正指出，武船广大干部、群众同“四人帮”在湖北黑干将及其厂内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矛盾，是工厂的主要矛盾，围绕着这个矛盾所展开的尖锐激烈的捂和揭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有力地批驳了有的人把这场斗争说成什么“派性斗争”、“宗派斗争”或“个人斗争”的谬论。路线是非分清了，阵线分明了。根据原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情况，上级党委撤销了原厂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责令其检查交代问题，对帮派体系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把“四害”横行时“双突”钻进厂党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闹而优则仕”的人物坚决拉了下来，按照毛主席接班人五条标准，对那些坚决顶住“四人帮”压力，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充实厂党委主要领导力量，这样有力地加强了党委对清查工作的领导。
　　　    在清查工作中，工作组帮助厂党委提高斗争艺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深入开展揭批查，对罪行严重又不肯改悔的，彻底揭发批判，给予坚决的打击，决不心慈手软。对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尽快采取说清楚会的办法，把问题搞清楚，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力地推动了清查工作的深入。这样团结了大多数，孤立了极少数，有力地打击了那些顽固分子，调动了广大职工投入清查工作的积极性。
　　　    目前，武昌造船厂的广大职工，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开展清查工作，社会主义积极性大为提高，全厂革命和生产热火朝天。今年以来月月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这个厂原计划三年建成大庆式企业，职工们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三年汗水一年流，三步并成一步走”，决心提前建成大庆式企业。
　　　    本报记者李桂生陶国栋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军区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分清路线是非，查清长期未查清的事，并揭发出新的问题，拨乱反正不断取得胜利
　　　    新华社(1978.09.22)
　　　    新华社杭州九月二十一日电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发动群众大打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人民战争，推动全军区揭批查运动深入发展。
　　　    浙江省军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深受其害。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相勾结，把黑手伸到浙江，大整浙江省军区，干尽了乱军篡党的坏事。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亲自批发了解决浙江问题的党中央文件，省军区指战员积极投入了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这时，早已同林彪串通一气的“四人帮”，看到革命烈火就要烧到他们头上，急忙跳出来阻拦。一九七二年一月，王洪文窜来浙江，从军内到军外，大肆攻击浙江的批林整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一九七四年，他们在浙江的代理人、亲信和帮派骨干倾巢出动，全盘否定浙江省军区按照党中央文件开展批林整风的成果，疯狂打击批林整风的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直到一九七六年，他们还念念不忘要为林彪路线翻案。浙江省军区党委和广大指战员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中，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和林彪本来就是一丘之貉。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大家思想越来越明确：只有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判，两股流毒一起肃，才能真正做到正本清源。
　　　    为了把揭批查搞深搞透，许多单位经过调查研究，将林彪、“四人帮”在本地区、本部队破坏大、影响深、流毒广的问题，特别是现在还在起作用的问题，分别列出专题，发到各个基层单位，指导部队一仗一仗地打，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批。
　　　    林彪、“四人帮”在浙江大搞反军乱军罪恶活动的狠毒一手，是以各种名目的所谓“办公室”，夺省军区党委对部队的领导权。各部队、各单位都集中时间，对这个危害全军区的问题展开反复的批判。指战员们指出，一九六九年，在林彪死党直接指挥下，浙江省军区从上到下都非法成立起“党办”（即所谓党委办公室）、“学办”（即所谓学习办公室，专管运动）、“工办”（即所谓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考办”（即所谓审查干部办公室，统管干部大权）。“四办”把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统统撇到一边，全部取而代之。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叫嚣声中，又在省军区各级机关和部队拼凑了所谓“双批”领导小组、“双批”办公室，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大家批判说，这两套“办公室”名称不同，他们的反革命矛头所向一样，都是为了篡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他们的反革命手法相同，都是在革命口号的掩盖下，镇压群众，残害干部，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此相似，充分说明他们推行的是一条相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省军区的主要任务是做好民兵工作，林彪、“四人帮”对这方面的破坏极其严重，至今流毒很深。军区领导机关和各军分区都抓住这个问题深揭狠批。嘉兴军分区组织了七个县的专职武装干部，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一伙窜到嘉兴地区在民兵工作上散布的大量谬论，展开了全面的、系统的批判。他们把林彪死党鼓吹的民兵工作要“重新认识，重新摸索，重新实践”的谬论，同“四人帮”炮制的“民兵重建论”联系起来批；把林彪反党集团一手策划的“社会治安指挥部”，同“四人帮”一伙强行成立的“民兵指挥部”，互相对照进行剖析。这样，大家清楚地看到，林彪的三个“重新”和“四人帮”的“重建”论，其要害都是在民兵工作上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在党的领导下民兵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功绩。按照这种反动理论“改造”、“重建”出来的“社会治安指挥部”和“民兵指挥部”，都以反对“条条专政”、“军党论”为名，剥夺了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的领导权；都打着“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维护社会治安”的幌子，为非作歹，大搞法西斯专政，完全篡改了民兵的职能。林彪、“四人帮”在民兵工作上推行的一整套黑货，都是为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
　　　    浙江省军区的机关和部队，还注意结合理论学习、军事训练和各项具体工作任务，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斗争。省军区举办哲学读书班时，参加学习的团以上干部把读书与批判结合起来，剖析林彪、“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各部队指战员结合军事训练，自觉地把“四人帮”强加给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帽子，同林彪的所谓“突出政治”联系起来批判，看他们是怎样割裂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
　　　    通过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斗争，浙江省军区有些长期未查清的事查清了，并且又揭发出一些新的问题。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拨乱反正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干部战士对加速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更加充满了信心。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报道：揭捂不两立，革命莫苟且——记天津市揭与捂斗争的前前后后
　　　    顾雷;郑启民(1978.10.05)
　　　    （本报记者顾雷郑启民）
　　　    今年六月七日，党中央、华主席发出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以后，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领导核心。从此，才迅速扭转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落后局面，彻底揭开了天津市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各项事业开始驶入十一大路线的航道。
　　　    粉碎“四人帮”以来，天津市揭盖子与捂盖子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斗争的实质，是拥护十一大路线，还是反对十一大路线的斗争。
　　　    天津市的同志，对天津取得揭盖子斗争胜利的主要体会，概括为一句话：揭捂不两立，革命莫苟且。天津的同志们说，捂盖子的人，无论他是谁，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手法如何巧妙，对他所在的地区、部门、单位控制得多么严，我们只要坚持十一大路线，就能取得胜利。
　　　    问题严重
　　　    天津的事实证明，凡是捂盖子的，都是偏私，护短，不光明正大的，问题越严重，捂得越厉害。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又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一直卖命地推行林彪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的是十一年一贯制，对天津市人民实行了封建法西斯统治，问题十分严重。例如：
　　　    林彪、“四人帮”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天津一些坏人，私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叶副主席等二十四名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等同志的黑材料。一九七○年，那几个捂盖子的人乘机建立专门小组，名义上是“追查”炮打周总理的罪行，实际上是继续捏造材料，以备需要；林彪、“四人帮”大反周总理，他们紧密配合，利用追查一个反革命传单的所谓后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有恃无恐地使用侦察手段，检查群众写给周总理的信件；
　　　    “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这几个人在天津大讲“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要《天津日报》“下倾盆大雨”，并叫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可以少登，不登。”注释出版法家著作八十五万余册，印发评法批儒材料七十八万份，还炮制了《红松堡》、《火焰》、《厨房风波》等大量阴谋文艺作品，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在天津疯狂迫害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特别是对老干部更加仇恨。他们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相呼应，从一九六六年起，先后制造了“万（晓塘同志）张（淮三同志）反党集团”、“深泽、献县叛徒集团”、“黑戏，黑会”、“砸烂公检法”、“五一六在天津的黑班底”等五大案件，被株连的人数以千计。他们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却迟迟不予平反、昭雪；
　　　    他们肆意践踏党纪国法，任意给干部、群众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用先逮捕、后取证，先定性、后调查的办法，任意抓人。为了把前市委一位书记打成叛徒，竟从山西省监狱里把一个在押的国民党中校特务接到天津，提供诬陷的假证明；
　　　    他们纵容天津市的各色歹徒私设监狱，对关押的干部、群众，使用骇人听闻的刑法达五六十种之多，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奴隶主和法西斯；
　　　    江青急于做女皇，要做女皇服，他们昼夜不停地赶制“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江青要效法吕后改服制，设计了一种大剪口领的连衣裙——“江氏布拉吉”，他们马上下令赶做十四万件，在天津大力推销；
　　　    “四人帮”为排除篡党夺权的障碍，猖狂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时候，他们在天津抢先点名，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并沾沾自喜一语双关地说：“这回算是看准了，天津主动了！”；
　　　    江青把小靳庄定为她的点以后，他们即派解放军战士替小靳庄种地，让社员唱歌跳舞，并无中生有地总结了八件新事，吹捧小靳庄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阵地”，以表对江青效忠之心；
　　　    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让秘书给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打电话，“指示”重大问题要直接和他联系，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急忙以如何搞国庆活动为名给王洪文打电话，紧紧挂钩。
　　　    前述几个方面，仅仅是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追随林彪、“四人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文化大革命严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这样把天津变成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基地之一的，难怪江青一到天津就说“我回到家了！”
　　　揭捂之间
　　　    我们党有个传统：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从不一棍子打死。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期待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能主动地说清楚问题，认真地检查错误。天津市的干部、群众，总是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用各种方式督促他们起来革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却把党中央和干部、群众的期待，视为可欺，毫无悔改之意，为了捂盖子，费尽心机，使用种种卑鄙手段。例如：
　　　    他们以偷天换日的手段对待华主席的指示，竟然把华主席批评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篡改为“要稳定和发展大好形势”，欺上瞒下；
　　　    他们以党的化身自居，以一元化领导作盾牌，压制揭批运动，给积极要求揭盖子的人戴上“右派言论”的帽子，继续镇压；
　　　    他们以“掌握大方向”为名，只准批“四人帮”，不准联系天津阶级斗争的实际，更不准联系他们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实际。对群众揭发出的与“四人帮”篡党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他们利用职权，能保就保，能拖就拖，能捂就捂，能赖就赖，妄图使运动走过场；
　　　    他们以“错误人人有份”的恶毒手法，去堵群众的嘴，胡说“如果市委犯了路线错误，你们下边怎么办”？进行威胁、恫吓；
　　　    他们颠倒黑白，有意制造混乱，硬把群众揭发出的有血债的打砸抢首恶分子，说成是“好人”、是“阶级斗争中的英雄”，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姑息养奸；
　　　    他们伪装革命，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是“基本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装出一副清白的面孔，欺世盗名；
　　　    他们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的态度是：光喊不动，一个不揪。中央点一个，他们才抛出一个，不点就不抛。当中央点出“四人帮”在天津的那个死党以后，他们又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伎俩，把天津所有的问题推给这一个人，想逃之夭夭；
　　　    他们对积极揭盖子的干部，又拉又打，或提拔“重用”，或明升暗降，或把知情人悄悄调走，给捂盖子的活动廓清道路；
　　　    他们不向党交心，只靠一些人舞文弄墨，挖空心思制造假检查，动辄洋洋万言，避重就轻，不触及要害，还企图运用组织手段强迫通过，想借此了事大吉。（⑴⑶）
　　　    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捂盖子的结果，使天津市的揭批查运动始终动不起来，革命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向已经解放或恢复工作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这种状况，是满足于已经获得了解放，有了工作做，因而苟安呢，还是继续革命，挺身而出，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捍卫党的十一大路线，誓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呢？这是个严峻的考验。
　　　    天津市的绝大部分干部、群众，勇敢地迎接了这个考验，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大家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追随林彪、“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十分不满，对他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直捂盖子极为气愤，用各种形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特别是一些老干部，起了带头作用。他们在受压的时候不低头，被拉拢的时候不上当，受冷落的时候不气馁。他们充分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既要顾全安定团结的大局，又不放弃原则。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他们认为，只有在弄清大是大非基础上的安定团结，才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否则就不可能恢复党的传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他们注意做个别人的工作，密切联系干部、群众，团结了干部、群众的多数，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力量。
　　　    斗争经过了几个大的回合：粉碎“四人帮”不久，在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一些老干部，面对面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尖锐地提出：叛徒江青八次窜来天津，同你们说了那些私房话？交了那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底？你们究竟执行的是那条路线？天津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今年一月，在一次市委清查工作会议上，一些部委和区、局的领导同志，质问捂盖子的人：你们是真清查，还是走过场？是揭盖子还是捂盖子？到了今年四月，斗争更加激烈，在市委扩大会议上，与会同志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揭发了大量问题，普遍认为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检查是回避要害，蒙混过关。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长期受“四人帮”迫害、刚刚恢复工作的一位市委书记和一位市委常委，在这次会议上带头揭发、批判，鼓舞了大家的斗志。经过这些斗争，捂盖子的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又施展出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派人四处游说，一面亲自出马，找些老干部谈话。对有些人，他们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可怜相，央求保其过关；对另一些人，他们则露出凶狠的面孔，进行威胁。他们这些卑鄙的手法，却适得其反，使大家更加看清楚了他们的真面目，更增强了斗志。一些坚决起来斗争的同志告诉记者说：“我们也想到，这样做会有风险，但我们不怕，我们是把顶戴花翎摘下来抱在怀里跟他们斗的。”这些同志无愧于毛主席和党的多年教育。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把原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的严重问题和揭与捂斗争的实际情况，向党中央和华主席反映。他们坚信，这一斗争一定能得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他们表示，为了保证天津各项事业沿着十一大路线的轨道前进，即使再次遭受残酷打击也在所不惜。十八个月的时间不算短，但他们始终坚持不懈，终于使那几个背叛十一大路线的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抓纲治津
　　　    去年，我们曾到天津采访过。那时，天津市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继续受到压抑，空有雄心壮志，却迈不开前进的步伐。工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以工业总产值为例，一九六六年占全国第五位，到了一九七七年竟下降到第十一位，而且回升得很慢。这是天津市人民特别痛心的事。
　　　    天津市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之后，我们又到了天津。景象与去年不同了，天津市赶上来了，形势一片大好。人们再不是“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了，而是喜形于色，欢快之情溢于言表。他们说这是“天津第二次解放”。人民敢讲话了！
　　　    我们此次天津之行，强烈感到现在的市委在天津问题成山、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已经显示出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气魄，工作相当深入、扎实，抓纲治津的各项工作进展很快。
　　　    市委在揭开盖子之后，首先抓紧整顿市级和区、局、县一级领导班子。这一工作是按照党中央政策进行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注意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根据问题的轻重、大小、态度的好坏，能留的留，能调整的调整，需要改组的改组，非撤不可的坚决撤掉。市委特别强调，处理问题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根据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抓紧清查和处理严重的打砸抢问题。原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用“双突”手段，把一些有种种罪行的打砸抢分子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数量虽少，如不严肃处理不足以平民愤，就调动不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运动就深入不下去，各项工作就搞不上去。天津市委从现在起，决心到年底，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把严重的打砸抢的问题基本上解决，把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基本做完，对区、局、县的领导班子进行初步的整顿，并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揭批林彪、“四人帮”第三战役部署，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以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决心加快运动的步伐，迅速改变天津揭、批、查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状况，为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扫清道路。
　　　    调整加强后的天津市委，狠抓了高级干部的学习，特别是市委常委的学习。每星期二常委会坚持学习，而且十分认真，对党中央和华主席指示，逐段讨论，联系实际，贯彻执行。这是天津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狠抓了干部作风的转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作风的转变问题。过去在天津市某些领导人的影响下形成的那种恶劣作风，诸如滔滔不绝的空话，厚颜无耻的吹牛拍马，没完没了的会议，说了不算，定了不干，习以为常的拖拖拉拉之风，等等，找不到什么市场了。得过且过，混日子的人也吃不开了。各级领导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
　　　    生产方面，天津市委在大力抓好今年的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已开始组织人力，进行规划，力争较快地对工业进行重点调整；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以求早日把天津建成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基地；加快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争取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了给将来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准备好技术人材，他们大胆地打破常规，克服种种困难，利用办分校的办法，把今年大专院校的招生名额由原计划的五千二百多人扩大到一万三千余人。把中专、中技学校原定招收初中毕业生扩大到也招收高中的学生，招生名额由一万八千余人扩大到两万五千余人。
　　　    天津市委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他们走出机关，深入工厂、街道，发现生产和生活用水不足，广大群众吃早点要排很长很长的队，还有大批群众住在抗震棚里。市委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大力抓了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原天津市委曾决定在北大港建一座扬水站，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不足的问题，计划一年建成。但由于捂盖子的那几个人把精力全部集中到捂盖子上去了，使大港扬水工程虽然上了马，拖了将近两年还未完工。六月十一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领市委、市革委部分领导同志到水库工地检查工作，提出尽一切力量保证这一工程在七月底以前生效。广大工人和民工，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经过三十八个昼夜的奋战，一举完成了平常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使这一工程按市委的要求在七月底具备了扬水条件。市委为保证天津市区三百万人能吃上甜水，已决定扩大蓟县于桥水库的蓄水能力，开挖一条河，把甜水引进天津，结束天津市人民历来吃咸水的问题。这一工程已经开始规划、设计，引水工程今年十月动工，明年五月完成。市委还狠抓了群众住房的修复和新建工作，仅六、七两个月修复的房屋等于一至五月份的总修复量，新建住宅为一至五月份建房面积的六倍。市委进一步要求在年底以前，完成修复被震坏的房屋二十一万间，新建住宅一百万平方米。吃早点的问题，全市现在已由四百多个售货点扩大到九百多个，全市一千多家饭馆都增加了早点供应，品种由五十多种增加到一百多种，初步解决了吃早点排长队的问题。市场供应情况，由于加强了组织工作，紧张状况也有所缓和。这些成绩同过去天津市某些负责人任意草菅人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不揭开天津的阶级斗争盖子，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抓住这个纲，就会有大好形势，就会有真正的安定团结，天津已经如此。现在，天津市人民正满怀豪情地加速推进各项事业，决心把被捂盖子的人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沿着十一大路线的航道，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乘风破浪，开足马力，全速前进。天津的前途无限光明！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在前进
　　　    本报记者(1978.11.09)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全市人民热切期望中召开了。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几百名领导干部聚集一堂，他们带来了首都广大人民对北京市前段工作提出的许多切中要害的批评，带来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改进工作的建议，反映了首都八百万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改变北京市面貌的愿望。会上，他们认真学习了华主席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指示，表示一定要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把揭批查抓紧抓好
　　　    首都北京，这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经历了长期疾风暴雨的革命洗礼，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全国各族人民所瞩目的地方。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她同样受到严重的破坏，问题成堆。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来，北京市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市委领导没有抓紧抓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同全国先进省市相比，有很大差距。总的说，北京是落后了。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情不舒畅，不满意，积极性受到了压抑。
　　　    要改变北京市的落后被动局面，当前的关键问题，就是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抓紧抓好，把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把他们制造的冤案、错案、假案统统昭雪平反，把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把被他们破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起来。实现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这个任务必须实现。这是一切工作的纲，只有抓住这个纲，北京才能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迎头赶上。这次会议要求从市委机关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进行清查，彻底查清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并且抓住林彪、“四人帮”危害最大、流毒最广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批判。对已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等的罪行，“洪广思”写作班子的问题，第三次理论讨论会问题，“反右倾回潮”问题，一个小学生的日记问题，统统公诸于众，在全市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高潮。
　　　    通过揭批查，及时总结经验，做到有破有立，破中有立。同时，调整好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特别要选配好一、二把手。这是把北京市的工作搞上去的关键。还要认真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落实干部政策，必然联系到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市工作的评价问题。北京市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至今心有余悸，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市委如能抓住这个问题，拨乱反正，运动就会势如破竹，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市一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讲到这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到会同志十分激动。许多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更是热泪盈眶。在讨论中，大家强烈要求对所有受迫害的干部、老工人、老模范、知识分子平反昭雪，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同志们还提出要对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林乎加同志在听取汇报时指出：“班子不整顿，政策不落实，阵线不清楚，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这正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连日来，会议大楼里，灯火通明，同志们开怀畅谈，热烈讨论，都兴奋地感到北京正开始起变化，北京大有希望。
　　　    解放思想大干快上
　　　    前些年，北京市各方面工作都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是百废待兴。要在短期内把北京的工作搞上去，让北京走在全国的前面，有没有可能？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回答是有可能！林乎加同志一再强调，抓纲治国形势大好，时不我待，党中央、华主席关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允许我们工作拖拖拉拉，慢慢腾腾，贻误时机，否则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只要领导思想解放，雷厉风行，大胆实践，讲求实效，北京的各项工作就会迅速搞上去。首先，摆在北京人民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治安问题。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近年来北京的各种犯罪案件有所增加，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较高，大家很有意见。面对这种状况，主管部门敢不敢管，能不能管好，这里就有思想解放不解放，胆子大不大的问题。比如，对那些杀人凶手，对那些成团结伙、作恶多端的流氓分子，过去打击不力。这次会上，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坚决表示，从现在起，一定要按法制办事。对揭露出来的违法犯罪的团团伙伙，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以教育为主的多种处理办法。在本月内迅速恢复多所工读学校，以教育挽救那些受林彪、“四人帮”毒害的青少年。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可是，前一阶段北京市科研领导机关思想不够解放，工作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害怕别人说这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例如，他们制定的科学发展规划纲要中，有些项目外国早已研制成功，自己还要从头研究。思想不解放，就很难迎头赶上。这次会议上，几位出国考察的市委领导同志，向会议作了传达动员，要求解放思想，迈开大步，努力使各项科研工作达到七十年代的先进水平。主管科学技术的领导干部在会上表示决心，一定狠抓七十年代最新科技成果的研究和应用，把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实行产品和技术换代，作为突出的任务来抓，切实抓出成效。
　　　    在会上，北京工交系统和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谈到解放思想是大干快上的关键。管理水平低，技术水平低是当前工业生产中的严重问题。工交战线目前正在大抓整顿企业，改组工业和引进国外新技术，搞好技术培训工作。当前北京引进和改造的重点是电子、冶金、石油化工、纺织、轻工、汽车、机械等工业部门。如首钢、北钢、特钢的技术改造，石化总厂的扩建，电子工业的技术改造等。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大力培训技术人才。今年第四季度要对所有工人进行一次技术考核，考核成绩作为明年考试评工定级的依据之一。
　　　    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谈到，北京郊区的农业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发展的速度慢，科学种田水平低。要加快速度，首先要解决领导的思想问题，破除小农经济思想，打掉用行政手段、“长官意志”指挥生产的坏作风，按经济规律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真正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还要用科学技术和现代化装备武装农业，实现大地园林化、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良种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和公社企业化。农村干部从上到下都必须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学习现代农业管理经验，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才能取得领导农业现代化工作的资格。
　　　    教育问题是关系到北京市千家万户的大事。除了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外，还要办一批高等院校的分校，尽量使今年高考未被录取、但成绩还比较好的青年能够入学。
　　　    文化出版部门强调要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解放思想，繁荣创作的问题。市委领导特别谈到出版部门要解决中小学课本和练习本的问题。
　　　    要安排好群众生活
　　　    北京人民曾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而狂欢，对重新建设新北京充满了殷切的期望。然而两年过去了，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如住房拥挤，交通秩序不好，环境卫生太差，商业、服务行业网点少，吃饭、买菜等等都要排队。全市按二百万职工计算，一人一天浪费半个小时，就是一百万个小时，相当于十多万个工作日，这是个很大的浪费，同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争时间、抢速度的要求很不适应。在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家反映了不少有关群众生活的情况、意见和要求。市委分别同有关部门认真进行了研究，决定凡是今天能够办到的，就不等到明天，立即着手解决新长征路上的生活问题。
　　　    首先是吃饭问题。会议要求主管部门到明年使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个明显的改善。北京市财贸部门决定，先在办好集体食堂上下功夫，以减轻饭馆的压力。要抓好早餐的供应，目前城区和近郊区的饮食店，已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个，排队现象已见缓和，但仍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现在除抓紧在年前建成一百个饭馆和一百个代营食堂以外，正突击建设二百个食品商亭，并计划明年再建二百个食品商亭和二百个代营食堂。目前北京正餐饭馆供应紧张，计划到明年再增建三百个饭馆。同时，在这些饭馆中增添份饭和快餐，并延长营业时间。还要多增加一些饮食流动服务汽车，既卖早点，也供应正餐。代营食堂要充分发挥作用，开展定饭、留饭、包饭、送饭的业务，就近解决群众吃饭的困难。还要扩大面包、切面、馒头等主食品和豆制品、熟肉制品等副食成品半成品的供应，减轻群众做饭的困难。蔬菜供应方面，逐步采取分装上市的办法，方便群众购买和减少群众加工的麻烦。同时，抓紧建设冷窖，储存蔬菜，以弥补缺菜时的急需，并和外省建立协作关系，弥补北京的供应不足。
　　　    全市服装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成服的花色单调，样式太少，型号不全，因而量体裁衣的人增多，造成零活加工时间太长，有的长达三个月之久。为了彻底改变目前的状况，服装部门决定，首先在改进成服上下功夫，到群众中调查研究，改进设计工作，使成服做到花色多，式样新，型号全，丰富多采。为了改变冬季穿衣要夏天做，夏天穿衣要冬天做的情况，北京服装部门正采取措施，缩短零活加工的交活时间，逐步做到缝一套单服不超过七天，棉服不超过十五天，皮毛便服不超过二十天。为了满足群众的爱好，开放服装式样，按群众的喜好安排生产和零活加工。
　　　    住房问题是当前北京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件大事。在这次会议上，市委要求建筑部门拿出干劲和措施，在明年大量建筑住宅，尽快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并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大力配合。
　　　    多年来，北京人口增多，车辆增多，全市机动车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三倍，自行车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两倍，而北京市道路的建设没有跟上，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不到一倍，城区增加更少。加上许多单位随便占用马路堆物堆料，更增加了交通秩序的混乱。市委决定，当前除了加快道路建设以外，还要加强交通管理。交通民警一定要尽职尽责，态度要好，管理要严，使首都的交通秩序迅速改善。
　　　    市容环境卫生直接反映我们首都的精神面貌，关系着人民的健康。目前，已经开始整顿马路仓库和堆物堆料，并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工矿企业限期治理。市经委、市建委等部门所属单位和企业，已发动群众，自觉地清理整顿存放在街巷中的物料，其中有不少是占用街巷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市政、建筑等部门也已组织人力清运大量垃圾渣土，房管部门正在整修粉刷全市公共厕所。北京市还要扩大清洁工人队伍，增加清洁车辆，建立和健全卫生管理的规章制度，把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下去，尽快改变首都的卫生面貌。
　　　    当我们写这篇通讯的时候，会议大楼里热气腾腾，充满蓬勃的革命气氛。一个大治北京的宏伟蓝图已经描绘出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已经开始行动。我们相信，人民的北京，一定会胜利地冲破重重难关，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本报记者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纲治市
　　　    市委指出，十七年全市工作同样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强调要区别不同情况分类指导运动，结合揭批查整顿好领导班子
　　　    周鸿书;邱永生(1978.11.09)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八日电本社记者周鸿书、邱永生报道：中共北京市委对下一阶段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作出新的部署，强调对于各单位不能强求一律，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抓紧进行，加快运动的步伐，为明年大干快上作好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最近，北京市委对两年来全市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作了研究分析，认为广大群众和干部态度是积极的，不少单位是搞得好的，全市运动是有成绩的。前一段，由于市委没有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因此，要改变北京市落后被动的局面，当前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认真抓好。
　　　    在运动的部署上，北京市委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是，按照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和“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精神，“揭、批、查”运动必须做到既要扎扎实实，搞深搞透，又要抓紧进行，不拖时间，争取在今年年底多数单位群众性的揭发、清查基本上告一段落。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反复指出，抓纲治国形势大好，时不我待。党中央、华主席关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允许我们工作拖拖拉拉，慢慢腾腾。我们在党中央身边工作，各项工作必须做得更快更好，决不能贻误时机，否则，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要抓紧年前的两个月时间，把运动搞好，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心协力，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
　　　    为了把运动搞得又好又快，北京市委对各级党委提出了几项要求：
　　　    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全市要开几次大规模的批判大会，联系北京市几个影响大的问题，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各系统、各单位也要联系自己的实际，作出具体安排，做到上下一齐批，肃清流毒和影响。批判搞得越深透，干部和群众越容易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心中的余悸就越少，思想就越解放，大干快上的积极性就越高。
　　　    要把清查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凡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彻底查清。未认真搞过清查的单位，要安排一定时间，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清查正在进行的单位，要抓紧调查核实，尽快查清。清查基本结束的单位，要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检查验收。同时，要结合清查工作和落实干部政策，开展“双打”斗争。市委强调，各条战线、各个单位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对所属单位的运动，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对于那些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单位，可以转入经常性的批判，要不失时机地把广大干部、群众在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中激发起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大干四个现代化方面来。对于一般的或比较差的单位，要摸清情况，抓住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发动群众，尽快把运动搞好。对于那些领导班子有严重问题，群众没有发动起来，阵线不清，运动、工作和生产上问题很多的“死角”，上级党委要采取有力措施，派工作组帮助，限期解决问题。
　　　    要认真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北京市的十七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制造了一系列冤案、错案、假案。给被迫害的干部、老工人、老模范、知识分子平反昭雪，就是用活生生的事实揭批林彪、“四人帮”。落实干部政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各区、县、局都要检查一下政策落实情况，那些单位需要补课，是不是有的单位把存在的冤案、错案、假案漏掉了。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要推倒。各级党委一定要把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抓紧抓细抓彻底。
　　　    要结合“揭、批、查”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这是能不能把北京市的工作搞上去的关键问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今年内，要争取把区、县、局以上的领导班子整顿好。对各级领导班子，要分别不同情况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特别要选配好一、二把手，逐步地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大搞四个现代化的、团结战斗的坚强核心。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石油部在抓好揭批查斗争中，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
　　　    高新庆(1978.11.18)
　　　    本报讯记者高新庆报道：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越深入，越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石油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在搞好揭批查、“三大讲”、路线对比、“双打”的基础上，从今年八月份起，又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大检查、大总结。运动深入中，石油部党组把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集中起来，召开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认真做好这些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巩固和发展在党的十一大路线基础上的团结。
　　　    石油部是怎样做转化工作的呢？
　　　    （一）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要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参加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一般都抱着革命热情起来参加运动，后来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蒙蔽，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思想搞乱了，矛头搞错了，不少人跟着林彪、“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走，对抗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不同程度地跟着反过大庆红旗，搞过一些打砸抢，犯了严重错误。对这些同志，既要看到后来犯错误的一面，又要看到起先抱有革命热情的一面。林彪、“四人帮”大量反革命罪行的揭露，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全国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激发了他们改正错误的决心。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远景，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去年石油部广泛开展了“三大讲”和路线对比，使这些同志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觉悟，有了进步的要求。只要因势利导，善于工作，就有可能把他们转化过来。
　　　    （二）以党的方针政策作指导，从解除顾虑、放下包袱入手，开好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
　　　    这些同志集中以后，一怕隔离审查，回不了家；二怕挨批挨斗，下不了台；三怕再算老账，没完没了；四怕追究罪责，定成帮派；五怕重聚一起，又犯猎误。针对这些情况，座谈会一开始，就发出“安民告示”：召开座谈会，一不是批斗，二不是要人人做检讨，而是要自觉革命，总结教训，分清是非，提高觉悟。并且告诉他们，相互之间可以自由交换意见，了解情况。部和司局领导干部还去看望他们。座谈会的工作人员，也满腔热情地接待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这些同志开始打消疑虑。
　　　    开座谈会，谁来当召集人？摆了几个方案，最后选了原一号头头当召集人。这个决定引起了强烈反应。大家讲：“这不是对一个人的信任，而是对我们大家的信任”。许多同志鼓励原一号头头说：“你以前在错误路线下当了坏头头，这次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当个好头头”。原一号头头也深受鼓舞地说：“我这次一定要带个好头”。
　　　    石油部党组书记、部长宋振明同志还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大会上鼓励他们说：“相信你们是会热爱毛主席、热受周总理、热爱朱委员长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信你们是会热爱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相信你们是会痛恨林彪、‘四人帮’的；相信你们是会紧跟华主席继续革命的。”许多同志说，我们犯了严重错误，长期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今天听了这“四个相信”，开始不敢相信是对我们讲的。部领导的话既是信任，也是鼓励。
　　　    （三）把阶级教育作为基础课，认真转变立场，转变思想感情。
　　　    这些同志犯的是政治立场错误。如果他们的立场、思想感情不转变，对林彪、“四人帮”就恨不起来，即使能恨起来，恨的也只是林彪、“四人帮”使他们个人犯了错误，而不是恨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这样，他们也就分不清路线是非。为了转变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石油部党组把阶级教育作为一项基础课，贯穿在整个座谈会的始终。
　　　    座谈会开始后，首先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生前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指示、决定，掌握思想武器。紧接着组织他们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周总理生平事迹和遗物展览。他们看了周总理为党和国家日夜操劳，为人民群众鞠躬尽瘁的感人事迹，更加认识总理的伟大。许多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周总理都给我们作了明确的指示。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我们对抗周总理指示，拒不执行周总理指示。现在每看到周总理的遗像就深感内疚。”
　　　    这些同志的主要错误之一是颠倒了敌我关系，而这个错误又集中反映在对待革命老干部的问题上。为了转变他们对革命老干部的态度，石油部组织他们学习、阅读有关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朱德、贺龙、陈毅、罗瑞卿等同志的材料。在念材料的时候，读的同志边读边哭，听的同志边听边流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历尽千辛万苦的英雄业绩，使他们深受感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和卑劣手段，使他们无比愤恨。许多同志还联系自己的实际说：“我们听信了林彪、‘四人帮’的鬼话，把矛头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场站错了，感情全变了，想起来多么可怕。”（⑴⑶）
　　　    为了进一步做好转化工作，又组织他们看话剧《丹心谱》，请《丹心谱》导演和主要演员同大家一起座谈。大家看剧时忘了自己是身在剧场，好象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一样。他们从老中医方凌轩身上，看到自己学习的榜样；从风派人物庄济生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另外，还组织他们到大庆参观。大庆的同志热情地向他们讲大庆的光荣传统，讲大庆人同林彪、“四人帮”的英勇斗争，揭发林彪、“四人帮”砍大庆红旗，残酷迫害铁人王进喜和一大批革命干部、群众的罪行。
　　　    （四）在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联系实际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石油部组织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联系实际批石油部那个紧跟林彪、“四人帮”的代表人物。要求他们把自己摆进去，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路线觉悟。
　　　    这些同志认真回忆当时的情况，一件件地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摆石油部那个紧跟林彪、“四人帮”的代表人物的阴谋活动。
　　　    他们一边揭批林彪、“四人帮”，一边联系自己过去的错误。这样，每揭批一个问题，就分清了一个路线是非；每开一次批判会，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五）立足于“帮”，用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思想转化。
　　　    参加座谈会同志的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他们要立足于“帮”，把思想工作做深做细。参加座谈会的工作人员，注意平等待人，不要当板起面孔训人的“审判员”，而当耐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深入细致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员”。在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中间建立了党的小组，大力开展群众性的谈心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原来表现积极的更加积极了，原来悲观失望的振作了精神，原来表现较差甚至情绪对立的也有了转变，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如原一号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石油部机关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审查以后，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臭名远扬，政治上完了，没前途了”，情绪一直很消沉。参加座谈会后，他有三件事没想到：一是叫他当召集人，他很惊讶、兴奋。二是让他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周总理生平事迹和遗物展览，他感动地说：“这是政治上的很大信任，很大荣誉”。三是部领导在他主持起草的揭批计划上作的批示中称他是同志，希望他立新功，他很受鼓舞。从此以后，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每次讨论，他带头谈思想，谈体会，谈教训。他自动和话剧《丹心谱》中的庄济生对比，说“庄济生从政治野心发展到出卖灵魂。我的私心也很重，造反做官，干的想的都是权。”在准备批判石油部那个代表人物时，他反问自己：干了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坏事，并要求其他同志也这样做，在斗争中自觉革命。有的同志想把自己的问题讲得轻一些，他当场指出：不能回避错误事实，对抗过周总理、反对过大庆红旗的问题，要敢于承认。他的态度一明朗，大家顾虑也就少了。而他的转变，对其他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六）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带头做好转化工作。
　　　    石油部这次召开的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做法，都是石油部党组反复研究确定的。座谈会开始后，宋振明同志每天了解情况，解决出现的问题，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他还和部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同犯错误的同志促膝谈心，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七）要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紧跟华主席继续革命的觉悟。
　　　    经过前一段工作，犯严重错误的同志的立场、感情起了变化，思想认识有了提高，但要巩固这些成绩，还必须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具体问题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大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出四条共同性的经验教训：
　　　    第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力求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
　　　    大家说，过去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了林彪、“四人帮”“句句是真理”、“背警句”等谬论的毒。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全面地领会精神实质，而是抓住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不是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而是不问时间、地点、条件，生搬硬套，任意歪曲。如不分敌我，乱揪乱斗革命领导干部，说成“造反有理”；搞打、砸、抢，则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有甚者，把林彪、“四人帮”的谬论当成毛泽东思想。如不按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搞运动，反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打派仗，搞武斗，还美其名曰“文攻武卫”。总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以为“真理”在手，气壮如牛，结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第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家认为，背离了实事求是，不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然以“风”为标准。许多同志说，在石油部三结合问题上的思想反复，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初，周总理指示石油部搞三结合，这些同志也是坚决拥护的；后来林彪、“四人帮”反什么“二月逆流”，他们就跟着攻击这是“‘二月逆流’的产物”。
　　　    背离了实事求是，就会只看权势，不跟路线只跟人。那个时候，迷信林彪、“四人帮”的显赫地位，迷信“四人帮”等是领导运动的“权威”，把他们的黑话当作信条。林彪抛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散布“三个罢官”的谬论，他们就以此作为棍子，到处打击对抗林彪一伙的领导干部。林彪攻击“工交战线的问题不比教育战线少”，他们就以此为准则，“翻箱倒柜查材料，瞪大眼睛找问题”，全盘否定石油工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
　　　    背离了实事求是，就会搞实用主义。要打倒一个老干部，先定为“黑干将”、“走资派”，然后再找符合这个调子的所谓“材料”，任意歪曲捏造。总之，背离了实事求是，也就是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必然走入歧途。
　　　    第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分清敌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那时最时髦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最“革命”的行动是打、砸、抢。完全忘掉了毛主席关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教导，完全混淆了“延安”和“西安”的界限。林彪、“四人帮”大肆宣扬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谬论，他们就认为，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对准老干部、对准当权派没有错。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林彪、“四人帮”放个屁也是香的；他们对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的声音，反认为给运动增加了阻力。这就一步一步地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不满周总理指示走上了对抗周总理指示的道路。
　　　    大家得出一条重要的结论：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路线觉悟。不懂得谁是革命的动力，谁是革命的对象，不懂得真正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就不懂得继续革命。
　　　    第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斗争，刻苦改造世界观。
　　　    大家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生动地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乘革命洪流，驾个人小舟，结果迷了向，触了礁。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造反吃香”，“造反做官”。自以为一贯正确，掌权做官的责任历史地落到自己身上。那时听到王力讲“二十几岁也可当部长，有权多威风”等黑话，就感到特别舒服。
　　　    犯了错误以后，个人主义又表现为悲观失望。觉得今生今世被林彪、“四人帮”毁了，组织上不再信任，群众也不会谅解，前途渺茫。个人主义使人犯错误，个人主义又使人摆脱不了错误。不跳出个人主义圈子，不可能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志们普遍反映，这次座谈会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把自己从个人主义污泥里解放出来。
　　　    犯严重错误同志的转化，在整个石油部震动很大，带动了其他一些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同志的转化，收到转化一个带动一批的效果。随着第三战役的再深入，在党的十一大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发展了。一个安定团结、人心思治，大干快上的局面正在形成。目前，石油部党组正组织大家总结这一段运动的经验，要求继续努力把第三战役搞深搞好。要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真正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整顿机关、整顿基层，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上，引导到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批运动越深入，越要重视团结大多数
　　　    (1978.11.18)
　　　    石油部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狠抓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认真做好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真正做到了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石油部这个经验，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贯彻执行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在十一大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促进了安定团结局面的不断发展和巩固，为逐步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加快四个现代化步伐作准备。
　　　    为什么运动越深入，越要团结大多数，越要做好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的思想转化工作？
　　　    第三战役的重点是肃流毒，治“内伤”。论流毒，这些同志中的毒最深，论“内伤”，这些同志的“内伤”最重。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头面人物。他们的错误，在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中间，也是有代表性的。把他们争取过来，有利于孤立和打击一小撮真正的敌人，有利于进一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同时鸬阶桓觥⒔逃慌淖饔谩Ｑ细袂趾驼反砹嚼嗖?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做好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是当前抓纲治国大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夺取揭批运动全胜的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历来有个规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错误必须揭发批判，毫不留情面，为的是把这些同志从错误中挽救过来，吸取教训，振奋精神，重新革命。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为他治病，挽救他。
　　　    两年来，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不断深入，多数领导班子经过整顿，领导权逐步掌握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的手里，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进一步提高，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很多犯错误的同志，在群众的帮助下，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和交代，认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林彪、“四人帮”大量反革命罪行的揭露，抓纲治国大好形势的发展，又使他们看到了犯错误的根子，认清了前途，有了改正错误的愿望，只要我们因势利导，就能够把他们转化过来。
　　　    石油部对犯错误同志做转化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对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做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既要看到他们过去犯错误的一面，又要看到经过批评和斗争，现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正在改正错误的一面；既要看到他们的消极因素，又要善于发现他们的积极因素，不断推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促使他们转化。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承认人犯错误是难免的，犯错误除主观原因外，还有客观原因和历史条件。我们要善于团结那些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跟着林彪、“四人帮”做过某些坏事的人，要把他们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挽救出来。对那些愿意改正和努力改正错误的同志，只要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在实践中又证明确是改正错误，就要象石油部那样，采取相信的态度。即相信他们是会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热爱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信他们是会热爱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相信他们是会痛恨林彪、“四人帮”的；相信他们是会紧跟华主席继续革命的。这样，就可以鼓励犯错误的人，特别是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自觉改正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其次，要明确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同志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原则的。这就是说，我们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讲团结；是统一在十一大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否则，就是无原则的团结，就是假团结，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团结。对犯错误同志的方针，一曰批，二曰帮。对他们的错误，要坚持原则，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或斗争，决不姑息迁就。没有认真的批评或斗争就达不到真正的团结。如果不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不把林彪、“四人帮”搞乱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不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犯错误的同志还没有认识错误、检查错误，团结就不可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对错误不进行严肃认真的批判，挖思想根子，就不能使犯错误的同志对错误的严重性有足够的认识。石油部参加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的同志，对追随过林彪、“四人帮”，对抗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反对过大庆红旗，搞过打砸抢等等问题，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实事求是地摆出来。在联系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同时，把自己也摆进去，互相帮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犯错误的同志，在批评他们错误的同时，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促进他们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在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时，我们不能只当指责他们的“评论员”，而要当共同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战斗员”；不要当板起面孔训人的“审判员”，而要当热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耐心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员”。要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关怀，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把仇恨的目标对准林彪、“四人帮”。在路线斗争中犯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政治错误，对犯这些错误的同志做转化工作，要比转化一般后进人物困难得多。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要下苦功夫，要不怕反复。要给人家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做转化工作，阶级教育仍然是基础课。但要加进新的内容，就是要以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要把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抓纲治国带来的光明、幸福作对比，进行新的阶级教育，从根本上转变他们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在这个基础上，帮助他们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肃流毒，治“内伤”，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领导和群众对他们不要冷淡疏远，而要主动地接近他们，在生活上也要给予必要的关心和照顾。要同犯错误的同志一起分析犯错误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把教训作为紧跟华主席继续革命的动力。
　　　    这样耐心地做转化工作，我们相信，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是能够转化过来的。对于那些一时转化不过来的人，我们还是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等待他们的觉悟，欢迎他们那怕是微小的进步。当然，会有少数犯错误的人，讳疾忌医，执迷不悟，坚持错误，同广大群众始终站在对立地位。我们要警告他们：顽固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
　　　    揭批查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单位，第三战役越深入，越要着眼绝大多数，依靠绝大多数，团结绝大多数，对犯错误的人要转化绝大多数。要在“帮”字上下功夫，要看一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发动起来没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觉悟提高了没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起来没有？一定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要不断扩大我们的队伍，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新华社报道报道：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华主席重要指示   决心解放思想，跟上形势提高抓纲自觉性力争建设高速度
　　　    胡敏如(1978.11.19)
　　　    据新华社长沙十一月十八日电本社记者胡敏如报道：中共湖南省委最近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华主席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重要指示，联系湖南实际，研究如何加快湖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以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和战斗姿态投入这场革命，是衡量我们继续革命觉悟高不高，无产阶级党性强不强的重要标志。粉碎“四人帮”以来，通过“一批双打三整顿”，大家都受到了教育，绝大多数同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干劲更大了。各级领导，首先是省委常委的思想，一定要跟上形势，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还有一些同志心有余悸，或者心有余毒，工作总怕犯错误。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也是深的，这就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有些同志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安于现状，满足于“成绩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快年年走”，认为现在的速度差不多了，看不到离党中央、华主席的要求，同先进省、市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思想障碍如果不解决，势必影响继续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和肩负的伟大任务，学习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解放思想，跟上形势，用学习和整风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认真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来一个思想大发动，在全省范围内，围绕着“要不要更快的速度，能不能更快的速度，如何实现更快的速度”开展大讨论，进一步动员全省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作出贡献。
　　　    会议指出，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只有深入揭批“四人帮”，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才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领导要提高抓纲的自觉性，克服松劲自满情绪。要把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对那些至今没有很好清查，是非不清，林彪、“四人帮”阴魂不散的单位，要派得力的工作组去搞好揭批查；要继续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把揭批“四人帮”同揭批林彪联系起来。要抓住危害最大、影响最广的问题，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思想体系，把革命大批判引向深入。
　　　    会议指出，揭批林彪、“四人帮”要与“双打”，落实党的政策，转变干部作风，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结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工矿企业整顿好。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农村经济政策、按劳分配政策等。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要按照有错必纠的方针，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予以平反昭雪。要坚决保障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尊重基本核算单位在生产、分配、交换等方面的自主权，保护社员的正当经济活动和正当经济利益。要坚决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定出具体措施，坚决执行。
　　　    会议提出，要按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修订规划和措施。过去湖南制定的十年规划，起点低、线条粗、措施不够有力。现在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按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把各级各单位的规划修订好。制定和修订规划，必须解放思想，以七十年代的水平为起点，树雄心立壮志，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同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地方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基础。要实现农业增长和农业现代化，最根本的是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认真学习江苏的先进经验。要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走农业副业工业综合发展的道路，以建设“双纲”田、“吨粮田”为重点，广泛开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社、队工业，建立以支农工业为主体的地方工业系统，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公社工业化，高速度发展农业，加快社会主义工业省的建设步伐。
　　　    当前要抓紧搞好第四季度的工农业生产，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今年湖南工农业生产形势很好，但是各项工作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扎扎实实地把第四季度的工作抓好，一点也不能放松。
　　　    会议强调，为了适应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形势，要进一步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改进领导作风，加强领导。要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努力从实践中找出客观规律，把各项工作做好。各级领导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面工作。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努力学政治、学业务、学科学技术、学管理，做到又红又专，使自己逐步成为内行；要十分珍惜和加强团结，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要通过学习和宣传教育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动员起来，上下一致，团结一心，为力争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努力奋斗。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抓纲大治，内蒙古加速新长征步伐
　　　    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指出，十九年间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自治区占主导地位，强调要搞好揭批查，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加强民族团结
　　　    新华社(1978.11.26)
　　　    新华社呼和浩特十一月二十五日电最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第一书记周惠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生动活泼的常委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兴奋地说，这次常委扩大会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的良好开端，是大治内蒙古的可喜转机，内蒙古大有希望了！
　　　    会议在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内蒙古的“揭、批、查”、农牧业生产、城乡人民生活、干部学习和思想解放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了抓纲治内蒙古的具体措施，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大家认为，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先成立的民族自治区。从一九四七年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九年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自治区各项工作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普照内蒙古草原，蒙古、汉等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工业农业牧业和文教卫生事业等蓬勃发展。周总理曾经多次表扬过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赞扬“内蒙古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黑手插进内蒙古，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残酷迫害各族干部和群众，把一个好端端的内蒙古闹得乌烟瘴气。会议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认真搞好“揭、批、查”，实事求是地彻底解决问题，达到民族大团结。林彪、“四人帮”是搞民族分裂的，我们是搞民族团结的。内蒙古地处反修前线，要通过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军政团结和军民团结。
　　　    与会同志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围绕内蒙古这些年来的一些大事，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并讨论了周惠同志提出的关于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措施，即：初步调整、充实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党委重要部门的工作班子经过全面调查分析后，也酌情作适当调整；在深入进行“揭、批、查”的斗争中，要处处考虑大局，照顾大局；问题一定要解决，团结一定要达到，夺取这场斗争的全胜；强调这场斗争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秩序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斗争目标要集中，不得分散；坚决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各族同志结合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怎样抓纲治内蒙古、加速新长征步伐的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特鹗且?些蒙古族老干部，过去受打击，受迫害，有冤无处申，有话不能讲。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流着热泪，怒斥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赞颂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说出了多年憋在心里的话。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要响应华主席“团结、团结、再团结”的号召，恢复和发扬内蒙古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发动群众彻底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政策、分裂民族团结的罪行，拨乱反正，把他们颠倒了的大是大非统统纠正过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使内蒙古自治区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人民日报报道：长江航运管理局党委透过沙市港的装卸质量问题，寻根究底，抓紧清查和“双打”，解决了这个港原党委主要负责人长期捂盖子的问题
　　　    本报讯(1978.12.08)
　　　    本报讯长江航运管理局党委透过沙市港的装卸质量问题，寻根究底，抓紧清查，解决了这个港原党委主要负责人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长期捂盖子的问题，扫除了一个几乎在揭批查和“双打”斗争中滑过去的“死角”。
　　　    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沙市港无政府主义泛滥，企业管理混乱，整个港口生产指挥无人管，装卸操作无规程，库场管理无制度。“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种情况依然如故，甚至有增无减。在今年九月“质量月”活动中，这个港竟接连发生了四起质量事故。长航党委根据群众和驻港工作组的反映，经过调查，发现这个港存在严重问题。一是揭批“四人帮”走过场。在“四害”横行时，沙市港是左右沙市“形势”的三个单位之一。这个港的一些“角刺”人物和“闹而优则仕”的家伙，内外勾结，结成了一股帮派势力，干了大量坏事，把个好端端的沙市港搅得一团糟。对这些人的问题，理所当然地要搞清楚，但在揭批查中，有的是触而未动，有的则根本没有触动。这个港有三个帮派头面人物，其中两个是在市里挂了号的。但对这三个人的审查也是不了了之。有的中层干部，既有经济问题，又有需要清查的问题。去年，沙市市委和长航武汉分局党委曾决定让这个港的原党委副书记停职检查，但原党委并没有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特别是原党委主要负责人，从批林批孔以来，就一直投靠帮派势力，大搞“冲突”，把帮派人物拉入党内并委以重任。在他的支持下，沙市港帮派势力十分猖獗。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积极起来揭批“四人帮”，强烈要求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但是，他一方面捂盖子、压群众；另一方面则为帮派势力撑腰打气，竭力包庇。
　　　    二是“双打”也走过场。沙市港是沙市和荆州地区交通运输的枢纽。由于沙市和荆州地区不通铁路，公路运量又小，沙市港就成为荆沙地区独此一家的重要港口。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少数人掌握着货运大权，对货主敲榨勒索，要挟刁难。去年，长航党委根据全国铁路治安会议精神，在全航线部署了“双打”，但这个港并没有认真搞。今年年初，中共沙市市委部署“双打”，这个港只是抓了几条浮在水面上的“游鱼”，就草草结束了，真正的“老虎”不仅没有被揭露，有的还继续为非作歹。在中层干部中，甚至在局的领导干部中，有的人本身就不干净。原党委主要负责人利用职权，擅自决定处理和私分“无主货”，用国家统配物资拉关系、走后门，并以优质低价、少买多拿的手法购买木材。
　　　    鉴于沙市港问题的严重性，长航党委立即派出检查团到港解决问题，交通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到港做发动群众工作。在沙市市委的支持下，长航党委检查团调整和加强了沙市港党委，把原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问题揭开了。同时，对清查和“双打”进行补课，把“老虎”、“双料货”一个个地挖了出来，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五条标准
　　　    新华社(1978.12.13)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二日电据《解放军报》报道：人民解放军全军范围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除少数单位外，今年年底可以基本结束。为了结束好运动，并继续努力解决好遗留的问题，做到善始善终，总政治部提出了关于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意见，已经中央军委批准，下发各部队贯彻执行。
　　　    总政治部提出了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五条标准，这就是：
　　　    （一）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查清了。从政治上、思想上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在重大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分清了路线是非。批臭了资产阶级派性，增强了团结，保持了军队的集中统一。开始恢复毛主席为我党我军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二）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特别是重要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按照军委会议关于配备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的规定，对班子进行了调整，并从思想上、作风上进行了初步整顿，基本上改变了软懒散的状况。
　　　    （三）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传统作风初步恢复了。领导干部做工作，办事情，能够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结合本单位的实际，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正之风受到了批判和抵制。林彪、“四人帮”迫害干部和群众所造成的冤案、错案大部分得到了平反昭雪。
　　　    （四）军队和地方、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干部、战士能够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对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造成的军队和地方、军队和人民群众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人民群众又逐渐把军队看成和当年的老八路、老红军一样了。
　　　    （五）部队纪律严格了。干部、战士能够自觉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令行禁止，上下一致。严格遵守、坚决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军队的条令、条例、各种规章制度，做到了赏罚严明。加强了管理教育，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各种重大事故。
　　　    全军揭批“四人帮”斗争，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深入的揭批查运动，基本上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干部队伍进行了初步整顿；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正在逐步澄清；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错案正在进行平反昭雪；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扬；战备、教育训练等各项工作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局面；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加强了，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除了少数问题比较多，运动开展较晚以及个别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需要加强领导，切实抓紧把运动搞好以外，大多数单位可以结束运动，转移工作重点。
　　　    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团以上单位都要根据上述五条标准，对照检查本单位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基本上做到了五条就可以结束运动。重点是前两条，其余三条某些方面做得不够的，可以在经常工作中结合整顿，继续解决。运动中一些遗留的问题，列为党委、政治机关经常工作，分出一部分精力，组织力量，认真加以解决。
　　　    总政治部指出，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结束，决不意味着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肃清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临洮县委对犯错误干部一看二帮
　　　    邓全施(1978.12.23)
　　　    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主要抓了三件事：抓住林彪、“四人帮”在临洮影响最深的问题进行揭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对犯错误的干部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做好受迫害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把千仇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
　　　    ＊＊＊
　　　    临洮县是林彪、“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严重破坏的重灾区。今年八月，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帮助临洮县委揭开盖子后，揭批“四人帮”斗争迅猛发展。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临洮县委在揭批查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冤屈的近六千名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在此同时，临洮县委及时了解到，一大批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情绪。有的过去捆绑打骂群众，积怨甚多，等着挨整；有的认为运动一来总要整掉一批干部，当基层干部反正没有好下场，想撂挑子不干了。很显然，能不能把这一大批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教育过来，团结起来，这是关系到揭批“四人帮”斗争能不能健康发展，全县四十万人民的积极性能否调动起来大治快上的大问题。
　　　    要正确地对待犯错误的基层干部，首先要正确认识他们。临洮县委对这批干部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看到他们当中除极个别坏人外，绝大多数是犯错误的好人。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被林彪、“四人帮”那套假左真右的谬论所迷惑，跟着做了错事的。再一种是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虽然有过疑问，有些不同看法，但迫于形势，违心地做了错事的。还有一种人则是私心杂念作怪，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跟着干了错事，甚至做了坏事的。总的说来，他们是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执行者，又是受害者。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帮助这批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觉悟，回到党的十一大路线上来。
　　　    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抓住林彪、“四人帮”路线在临洮流毒最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八个问题，组织全县人民揭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例如，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及其一伙，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幌子，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大刮颠倒敌我的所谓“红色台风”，在全县揪斗干部和群众数千人。现在，通过认真复查，发现绝大多数是搞错了的。城关公社瑞新大队，文化大革命中揪斗了六十六人，除了十六个四类分子外（其中有的也是不该批斗的），其余的五十人中，搞错了的有四十九人。这样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犯错误的基层干部，深受教育。他们说：有些挂着“书记”、“主任”招牌的人，过去口口声声喊“人民专政”、“群众专政”，却原来是专人民的政，专群众的政，把好人整得家破人亡。我们过去跟着错误路线跑，确实是办了错事，伤害了阶级弟兄，现在再不能顾个人面子，有怨气了。一定要好好检查错误，取得群众谅解。有的干部虽然调动了工作，仍主动回到原单位向群众检讨错误，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第二，对犯错误的干部坚持严肃批评，“一看二帮”。临洮县委认为，不惩前就不能毖后，不治病就无法救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流毒所及，不少基层干部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提批评意见就打击谁。现在，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就必须让群众充分揭露他们的错误，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姑息迁就，遮遮掩掩，只会包脓养疮，害了干部。上梁公社是前县委副书记（临洮县的一个坏头目）捧起来的所谓先进典型。实际上，原公社党委推行“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用专政办法办农业”的反动主张很卖力，从公社书记到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违法乱纪很严重，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盛行，农民怨声载道。临洮县委在贯彻中央文件时，抓住这个典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原公社党委的问题，对干部违法乱纪等错误一件一件揭发出来，并把这个公社的问题通报全县。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矛盾揭露得彻底，干部受到的教育比较深刻。犯错误的干部大都做了比较好的检查。
　　　    临洮县委在帮助犯错误的基层干部认识错误的过程中，严禁林彪、“四人帮”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他们明确规定四条：一不搞打骂逼供，二不搞人身攻击，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四不牵连家属。县委在最近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让犯有错误的基层干部进行“三大讲”，一人讲，大家评，诚诚恳恳地开展批评帮助，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个别基层干部，按其错误性质和造成的严重后果，本应负一定的刑事责任，但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态度老实，彻底承认了错误，改正错误有决心，有行动，群众谅解，县委就明确宣布，对这样的同志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做好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把千仇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热忱欢迎犯错误的干部认识和改正错误。临洮县委认真为受害者平反，还组织慰问团逐家登门慰问，妥善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同时，耐心地对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做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不记前仇，不计较个人恩怨，要看到基层干部犯错误主要是执行的问题，罪恶的根子是林彪、“四人帮”。只要这些干部承认并改正错误，就要欢迎他们，团结他们。事实证明，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在县委三次召开的平反大会上，受过迫害的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发言，都满腔热情鼓励犯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共同揭批林彪、“四人帮”。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正确地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执行党的政策，使一大批犯错误的基层干部较快地说清了问题，认识了错误。现在，这个县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出现了不少新气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自觉地向干部、群众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群众也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有一百零九名犯有错误的公社、大队干部，主动向群众检讨错误，有的人一再登门认错，直到对方满意为止。原来要撂挑子的人，现在表示决心，不但要继续干，而且要干好。广大干部、群众认为，现在心齐了，气顺了，在两三年内把临洮农业搞上去是完全有可能的。
　　　    本报记者邓全施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妥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的通知
　　　1978.12.25；[78] 组通字38号
　　　十二月七日至十五日，我部召开了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河南、河北、四川、云南、辽宁、宁夏十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国科学院、七机部政治部同志参加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问题座谈会，拟定了一个《关于妥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请你们参照执行，并将处理情况告诉我们。
　　　关于妥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
　　　一、突击发展党员是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他们为了篡党夺权，扩大帮派势力，肆意篡改党章，另立党员标准，采取非法手段或利用合法形式，大搞突击发展党员的活动。“九大”前后，首先在上海突击发展了一批人入党。后来，主要是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和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横行时，不少省、市、自治区也程度不同地发生了突击发展党员的问题，特别是被他们严密控制的地区和单位，问题更为严重。
　　　粉碎“四人帮”以来，通过揭批查运动、整党整风和“双打”斗争，对突击发展的党员作了一些处理。清除了一些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打砸抢分子，以及其他坏人。但是，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突击发展党员的党籍问题还搁置着，等待解决。有的地方为了迅速消除混乱，曾宣布在某段时间内突击发展的党员一律不予承认，这在当时是必要的，现在还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就全国范围来说，要处理好突击发展党员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二、对突击发展党员的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判断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是否发生过突击发展党员问题，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突击发展的党员也要作具体分析，有的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采取指名限期、弄虚作假等手段，拉进来的。有的是依仗“四人帮”的权势，要挟组织，强行挤进来的。在突击发展党员过程中，由于许多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抵制和斗争，也吸收了一些原来培养的发展对象和符合党员条件的同志。突击发展的党员中，坏人是极少数；有些人原来就具备党员条件；相当数量的人入党时不够条件，经过几年来的教育和锻炼，其中不少人已经具备或基本具备了党员条件。因此，不能一提到突击发展的党员，就认为他们都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都是坏人，都要清除出党。
　　　三、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要严肃慎重，既要坚持党的原则，又要团结教育大多数。要划清敌我界限，划清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界限，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凡入党时具备或基本具备党员条件，入党后表现好的，应该承认其党籍。
　　　入党时不具备党员条件，但是，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较好，或者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能够认真改正，现在基本上具备了党员条件，也应该承认其党籍。
　　　入党时不具备党员条件，又犯有严重错误，或者没有犯严重错误，但觉悟很低，确实不够党员条件的，取消党员资格。
　　　对混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要坚决清除出党。
　　　宣布过在某段时间内突击发展的党员一律不予承认的地方，对其中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承认其党籍或重新办理入党手续。
　　　有的地方对本质好，目前还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本人决心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采取考察一年的办法，也是可以的。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我的被“清查”往事
　　　作者：江帆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10-8-9
　　　从1976年11月起，我所在的浙江日报社掀起以清查“攻击性言论”为中心的清查运动。报社大院、编辑部楼层内外，大字报、巨幅标语惊心动魄，来势迅猛。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一场接一场。形形色色的“学习班”一期接一期。　　
　　　“清查”又叫“揭批查”，全称是：揭发、批判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浙江日报社相当一批人员都被列为清查对象，编辑部干部中的重点清查对象大约有近二十人，还有两名工人，大多被关进“住读学习班”，专人看管，实行隔离审查，“学习班”放出来后遣送农村或发配到报社内不同的岗位监督劳动；有的将其逮捕，如复员前曾在南京军区参与反对许世友的文教组（部）编辑高丕忠，就被戴上手铐，关进监狱（后释放）。运动后期，胡尧海、华一鸣、朱其梁、顾纪良等人被扫地出门，调离了浙江日报。　　
　　　浙江日报社把追查“攻击性言论”作为“揭批查”运动最重大的突破口，成立了清查运动办公室，抽调了大批骨干力量组成专案队伍，发起强大的“政策攻心”，发誓要“办成铁案”，为全省特别是省级机关的“揭批查”运动创造了示范经验。省级机关连续在体育馆召开“宽严”大会，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对敌斗争政策。　　
　　　在一次“宽严”大会上，外单位有的“反革命帮派分子”当场被戴上手拷，予以逮捕；浙江日报工交财贸组记者华一鸣，因交待、揭发了“反革命小集团”许多“恶毒的攻击性言论”，认罪态度好，故作为从宽处理的典型，让他在会上现身说法并陪斗。在另外一次体育馆大会上，推出了省广电局（原浙江日报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厉德馨进驻任一把手）的“宽严”典型：广播电台的徐力受到宽大处理，安排他在大会上做了坦白交待、自我批判的发言；陈绥之被拘留审查；另外，徐运灼被逮捕。徐运灼是我老师辈的一个老校友、系友，那时还没有谋过面。徐力和陈绥之这两个人我倒都认识，1975年“反派性”时，我们同是三台山“学习班”学员。在赶往体育馆会场的人流中，我同文化局的小马（马敬中）打了一个照面，他也曾被送上三台山“学习班”。此时，他从我的身边擦身而过，瞟了我一眼，连招呼也不敢打，赶紧走开，那种惊恐不安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过后不久，听说，这个身材瘦小、面孔黝黑、不苟言笑、浑身上下质朴得像个农民（他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一样的小马，在“揭批查”中自杀身亡。　　
　　　　1977年7月23日　，本报夜班编辑曹本皓在报社科技楼先割腕流血不死，后从三楼跳楼自杀身亡。据说现场很惨。后来又听说，从曹跳楼到推进太平间，他的妻子陈懋丽（本报财务工作人员）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不流一滴泪。张雪梅（报社党的核心小组二把手）不阴不阳地对她说，陈懋丽你真坚强！曹本皓的遗体火化后，据说连骨灰也领不回来。（参见胡尧海《曹本皓被逼致死33周年祭》）　　
　　　在省出版社，新的社领导上任伊始，亲自将我爱人王瑞芳所在的文艺编辑组（室）批判为“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除个别同志外），吴战垒、陈天林等被关进“住读学习班”；夏春明因“攻击性言论”在省级机关“宽严”大会上被拘留审查。我们宿舍楼的邻居、在文革中被结合进出版社领导班子、同吴战垒等人关系密切的山东藉南下老干部索鹏飞，在关进“住读学习班”时在厕所里上吊自杀了。我记得这一天是中秋节，团圆的日子。老索的妻子、出版社编辑江莉莉以及他们的儿子、女儿也都很“坚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家人掉过一滴眼泪。　　
　　　曹本皓与索鹏飞之死，还有前面说到的马敬中，仅我所知道的省级新闻出版文化单位这三起自杀死亡事件，从此就无事一样，烟消云散，讳莫如深，再也没有人提起。但在当时，这三条人命对我的内心震动却是很大，留下的阴影多少年后仍挥之不去。　　
　　　　 　
　　　运动前期宣布，我在本组（农村部）停职检查，责令交待问题。在差不多一年中，报社许多人都因“攻击性言论”先后关过“住读学习班”。我相信党的政策，尽力端正态度，争取主动，但真的没有这方面的言论可以交待，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可以揭发人家，只是着重讲清自己参与的“帮派活动”。有时，也有其他人的交待材料需要得到我的旁证。　　
　　　运动进行快一年了，从　1977年10月14日　开始，对我的清查措施突然间升级了，决定对我办一种比较特殊的“住读学习班”，责令继续揭发、交待，重点是“攻击性言论”，不关起来，但不准离开报社范围，晚上不准回家。需要到家里拿什么衣物生活用品，有一个指定的排字房工人可以代劳。这位工人还帮助我们夫妇俩传递过不封口的字条信札。　　
　　　这段日子，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我俩此生中经历的最灰暗的时期。年近七十的岳母中风瘫痪，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女儿才两岁，还没上幼儿园；爱人又准备做人工流产。她因我的问题，同时，在本单位又因所在的文艺编辑组（室）是个“裴多菲俱乐部”，受到双重牵连，要去参加批判会，处境可想而知。我硬着头皮提出请假回家一次，驻农村组一个姓吴的工宣队员竟说，不早不晚，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做人流！我怒视着他，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他缩回去了，但这个假照样不准。我有家难回。我爱人只好一个人去医院做了人流，“象个傻瓜似地从早到晚一声不吭地躺着”，受着极度的煎熬。　　
　　　　10月25日　，她托那位排字房工人给我带来一封比较长的信（见附件一）。看了这封信，我真是欲哭无泪，心焦如焚。她在信中说：　　
　　　精神依然极度紧张，越是躺着越要胡思乱想。今天是第八天了，白天没有睡过一分钟。每天早晨，怀着一个希望：今天民繁或许能回来。每天失望地送走黄昏。懊恼了蒙着被哭一场，看来是养不好的了。八天了身上还不干净，腰酸得厉害，偏头痛。上一次第几天他们就叫我去开会，而现在我除了吃饭洗脸还没有起来过。吃饭、洗脸，一动就是一头的汗。晚上借着酒助和白天的疲倦睡去，恶梦一个接一个，醒来也是大汗淋漓。所有这些主要是精神忧郁所致。我简直无法克制自己。我只盼着你早一天回来！你能在我受苦之时出现对我简直是拯救。我是个脆弱的不坚强的人，经不起波折。在运动进行了快一年之久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毫无思想准备，极不适应。我一直在抱怨你，为什么不设法回来看看我。　　
　　　信上最后说：　　
　　　唯一的就是你的解脱和归来。我并不是在给你施加压力，我只是虔诚地祈祷，愿记忆之神给你清醒的头脑和理智，尽快地把问题说清楚。解脱你，也解脱我。　　
　　　但是，“记忆之神”对我无能为力，根本就拯救不了我，也拯救不了我的爱人。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1月中下旬，想不到又第二次升级了，突然有人把我带到吴尧民（时任浙报一把手）的办公室，二把手张雪梅在场，吴尧民亲自宣布，决定在报社外面对我办“住读学习班”，说是我有重大的“攻击性言论”没有交待，现在人家揭发了，再给我一个挽救的机会。我听了这个决定，一头雾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场，我被带到市区偏远的一个招待所住下，报社里安排了两名工人职工24个小时轮流看守，吃饭端到房间里来吃。这两位工人都对我很友好，常陪我聊天散心。　　
　　　我的“住读学习班”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一连十天半个月，我写不出一份符合要求的交待材料，因为我搜索枯肠，实在是想不起来，我究竟和什么人讲过什么“攻击性言论”。我说，现在都什么形势了，政策都摆在面前，如果我能够想起我有什么“攻击性言论”，我何不尽快讲清楚，争取早日解脱呢！运动办公室的专案负责人谢亦华（农村组同事，后任浙报副总编）终于来了，他看我不象是在负隅顽抗，确实是记不起来，为了打破僵局，就给了我一些关键性的提示。他提醒说，我的“攻击性言论”是对吴马山（与我同坐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一个人讲的，是在体育馆刚刚听了粉碎“四人帮”的文件传达散会以后议论的，是直接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攻击性言论”就只有这么一句话。他让我联系当时的思想状态，再好好回忆一下，把这句“攻击性言论”的材料写出来，只要与吴马山的揭发对得上号了，还是算我自己坦白交待的，就能争取宽大处理。可是，说老实话，他的提示如此明确，我依然还是想不起来，只恨自己对一年前讲过的一句“攻击性言论”竟然这样的健忘！　　
　　　同时，我也对自己的“健忘症”何以至此，深深地感到疑惑不解，特地在　11月27日　王瑞芳捎给我的信纸背后，暗自写着两行小字（时间注明为“12.1.晚9:　20”　）： 　　
　　　何至健忘若此？　　
　　　只因先入为主。　　
　　　毫无办法，无路可走，我只得像猜哑谜一样，揣摹着陆续写了几句“攻击性”的话，可是都与吴马山的揭发对不上号。后来有一句话，谢亦华说“有点接近了”，我开始松了一口气。最后，终于有一句话“基本对上”了，我如释重负。两位奉命看管我的工人，一直在旁边干着急，这时也为我的解脱感到高兴。三十多年过去了，其中一位还记得这戏剧性的一幕。他对人家说，江民繁只为了一句话，就被关了一个月！只是时过境迁，前尘旧事，随风飘散，这最后据以定案的一句“攻击性言论”，到如今又给忘记了，尽力回忆，还是记忆不确。　　
　　　从接连两期、为期一两个月的“住读学习班”放出来以后，我和文教组副刊编辑刘瑞康一起，被下放到报社纸张搬运组劳动，为时一年左右。　　
　　　尽管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已经宣告停止，全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但报社的清查还是没完没了。我被长期挂了起来，这一查一挂，就是三年。我从1979年3月开始记些日记，以抒发心中的积郁与苦闷（见附件二）。　5月21日　的日记这样记着：　　
　　　今天换了一个环境（注：指劳动的环境与强度变了，从搬运组换到了食堂）。好处是，可以安心睡午觉了。　　
　　　　魏金枝　先生在生前落魄之时，曾把自己比作一只挂起来的“板鸭”。我也在担心，某些人是不是在利用党的关于处理人要慎重的政策，尽可能地拖下去，把我尽可能长（时间）地挂起来，使我这只油水尚足的“板鸭”尽可能挂到风干为止！　　
　　　   在清查及“挂起来”期间，我的党员组织生活也自动停止了，但也有过两次支部大会让我参加。一次是　1979年6月4日　，支部大会讨论对我的党纪处分决定。这一天的日记记下了我的心中不平：　　
　　　晚参加支部大会。孙荩民料定我在这个场合不会去申辩，强加给我一通诬陷之词。　　
　　　个别同事充其量不过是落井下石，在日记里，只是一个代表符号而已。这次支部大会由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农村组组长、党支部书记郑梦熊（后任浙江日报总编，1989年“六四”事件后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主持。其实，当时已经做出清查处理结论，我被定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按党章规定，需要走一下支部大会的程序，实际上是一次党内批判会。郑梦熊在总结时一改往日对我的温情脉脉，拉下面孔对我说：你总是以革命小将自居，总是以为自己年轻、单纯，历史清白，这一次，你的教训总够深刻的吧！你陷入“四人帮”反革命帮派体系，已经陷得很深了，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对这种政治错误的严重性你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深刻的反省！是党的宽大政策挽救了你，为了让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的档案将记上一笔，这是你政治历史上一个很严重的污点！这一番份量不轻的话，我没有写到日记中，却让我没齿难忘。　　
　　　另一次支部大会，是专门批判我的态度的。前一天，农村部一个“揭批查”专案人员为一个什么材料的事找我查证，当听到他虎着脸还在教训我“态度要老实”时，我忍不住高声顶了一句：“老实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还是认为我态度不老实，那你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呛得这位同事说不出话来，下不了台，本来铁青的脸就更加铁青了。第二天，通知开支部大会（徐树蕃接任农村部主任、支部书记），众口一词，专门批了一通我“对抗运动”的态度。　　
　　　说我“对抗运动”，我实在不敢。但对组织处理结论，我确实是一直想不通，一直认为过重了、过份了，一直持保留态度。进入1980年代，华国锋等人退出政局后，那时我已落实在理论部工作，恢复了组织生活。有一天，我鼓足勇气，跑到总编吴尧民的办公室（二把手张雪梅也在场），提出口头申诉，希望组织上能不能根据新的形势，对我的材料和结论重新复议一下。我的话还没说完，吴尧民断然拒绝，他说，你不能以现在的情况来否定过去的历史！意思是说，这个案你不能翻。　　
　　　一直到1983年或1984年，我已调到党刊部（《共产党员》杂志）工作了，正值第一次工资普调，象我这样在清查运动中受到处理的干部，要在组织结论上签字后才能够加到工资。当时吴尧民已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由郑梦熊接任总编、党委书记。从外单位调任副总编分管政工的周祖赓让我去签字，我表示对这个依然不动、坚持不改（只把“严重政治错误”中的“政治”两个字去掉了）的结论有保留，不愿意签字。但周祖赓爱莫能助，只是好心劝我还是签了算了吧。最后，经老周通融，我签上一句“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的话了事。回到办公室，我伏在案头，心潮难平，“揭批查”运动七、八年以来头一回失声哭了出来。记得当时有一两位同事在场，印象深的一位，是落实错划右派政策重新回到报社工作的钱祖吟。　钱老　先生看见我这个后生男儿有泪轻弹，自是一脸的茫然。　　
　　　　 　
　　　   写于2010年7月　　
　　　　 　
　　　　 　
　　　l                     本文作者附言：　　
　　　那是一个被尘封的角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如烟往事，不堪回首，夫复何言！　　
　　　那个特殊年月的那些事，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政治斗争缠绕纠结在一起，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但我赞同这个说法：拒绝遗忘，还原真相。其实历史从来就不会真的遗忘。历史都是后人写下的，当代人难以写出当代史。作为过来人，尽管只是社会的普通一分子，尽管一切都无可挽回，也照样有责任和义务在有生之年留下一点实情，对后人（包括子女）有一个交代。　　
　　　还历史以真实，还历史以公道。让历史在记忆里复活，让历史去告诉未来。这就不得不说。　　
　　　为了说清这段历史，不得不提及有些同志的名字，在此一并表示歉意！　　
　　　　 　
　　　　 　
　　　附件一：清查“学习班”期间夫妻互通的信札（略）　　
　　　附件二：清查后期我的日记片断
　　　
　　　　 　“清查”运动后期我的日记片断
　　　
　　　江帆按：下面是我在1979年“清查”运动后期下放劳动期间的一段日记摘抄。“清查”又叫“揭批查”，全称是：揭发、批判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我当时是浙江日报社农村组（部）记者，被列入重点“清查”对象之一，因一句“攻击性言论”（据揭发与个别同事私下议论过华国锋），关进“住读学习班”隔离审查，后下放劳动。“清查”结论，我被定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报社以清查“攻击性言论”为中心的“揭批查”从1976年11开始，历时数年。至今，已经30多年过去了。那是一个被尘封的角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1979年　　
　　　　3月21日　   星期三　　
　　　这些年来，弄得许多的人只有仇恨心，而没有同情心。　　
　　　●                   江帆按：“清查”运动中，我所在的报社，夜班编辑曹本皓（文革初期为报社群众组织“造反兵团”成员）先割腕后跳楼自杀，据说现场很惨。一大批清查对象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有的留党察看，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关进监狱。我爱人所在的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组（除个别同志外）被打成“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有的被隔离，有的被拘留；我们的邻居、出版社老干部索鹏飞（文革中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在关进“住读学习班”后上吊自杀。　　
　　　　 　
　　　　3月22日　   星期四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普遍的议论是：失败了。　　
　　　也有的人认为，是胜利，不过是损失惨重的胜利。“损失惨重的胜利到底比失败的惨重损失轻得多。”　　
　　　对于许多人来说，如今是噩梦醒来，我的思想被搞得很乱，因此依然是半醒半醉。　　
　　　失败？胜利？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既是失败，又是胜利。　　
　　　文化大革命呢？究竟如何评价？三中全会暂不作结论的做法是审慎的。　　
　　　功过得失，是非曲直，其中有一些只能留待历史的法官去评判了。　　
　　　　 　
　　　　3月23日　   星期五　　
　　　到资料组去借书，看见一位青年工人也在那里借书。他求资料员给挑选；挑了几本都不合他的意。最后，资料员又递给他一本。　　
　　　“这本书怎么样？”　　
　　　“这本书大概好看——书是旧的，封面都破了。”　　
　　　“书越破越旧越好看。”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书是旧的好；电影也是老的吸引人；古装戏的卖座率高于现代戏；如此现象，不乏其例。就文艺创作来说，认为新不如旧、今不如昔，这几乎成了公众的一种成见了。　　
　　　其实，这也难怪公众的成见。像《流浪者》这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高超的艺术水平的电影，谁不爱看呢！人民群众是艺术成品的检验员。“新不如旧”的成见后面，反映出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艺术落后了。　　
　　　我们现今的文学艺术落后，文艺作品失去读者和观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作品（如小说和电影）里的人和事脱离现实，不真实，不可信，形象是想象的形象而不是现实的形象，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吧。并不是题材的问题。为什么同是描写现代农村的题材，电影《李双双》那么感人，小说《山乡巨变》那么富于生活气息，而其他大量同一题材的作品却那样面目可憎呢？！　　
　　　　 　
　　　　3月28日　   星期三　　
　　　今晚电视节目，以曲艺为主。尽管有些节目并不深，但是还是吸引人的，引人发笑，在发笑中得到娱乐，受着教育。看来，曲艺还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3月30日　   星期五　　
　　　瑞芳带来一本内部刊物：《国外作品选译》（外文出版局研究室编印），1978年第2期，上面载有斯大林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著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未完），阅后颇有感触，兴味很浓，在小本子上摘录了两段文字。　　
　　　　 　
　　　　4月5日　   星期四　　
　　　清明节，从心底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怀念九泉之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浩气长存的革命英烈！　　
　　　　 　
　　　　4月14日　   星期六　　
　　　晚上同马丽到静慈寺看印度影片《两亩地》。虽然比《流浪者》稍逊一筹，但艺术表现也是细腻的。印度同我旧中国一样，广大农民实在太苦了！　　
　　　　 　
　　　　4月9日　   星期一　　
　　　生活中的幽默真不少。　　
　　　瑞芳说：“办公室里他们说，现在有些人是向‘前’（钱）看。”　　
　　　“嗯？”我没有听懂这话的意思。　　
　　　“不是前后的‘前’，是钞票那个‘钱’。”　　
　　　我不禁笑起来了，说：“是向‘前’看，向‘钱’看。”　　
　　　瑞芳发表评论说：“我发现群众中的牢骚话是最有水平的，任何文学家都创造不出来。”　　
　　　由“向前（钱）看”的幽默，我想起某些人的典型动作，那就是一面问“有没有这个？”一面做着点钞票的动作；又想起一句典型的语言，那就是：“还是‘花纸儿’（钞票）最实惠。”　　
　　　　 　
　　　　4月24日　   星期二　　
　　　小杨说，她看了《上海文学》上一篇小说《重逢》（载1979年4月号），很受感动；它为当年红卫兵说了几句话。　　
　　　瑞芳也说这篇小说写得好，很深刻。她明天找来我看看。　　
　　　　 　
　　　　4月25日　   星期三　　
　　　小说《重逢》的主人公叶辉（叶卫革）是一个打、砸、抢罪犯。　　
　　　下面摘录的是他的几段话：　　
　　　“您犯了错误，可以理直气壮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您的迫害；我犯了错误，却必须承认追随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这种惩罚是我长知识的代价——尽管它显得昂贵一些。”　　
　　　“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后来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是他们在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后，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只字不提，只谈受迫害的光荣……”　　
　　　　 　
　　　　4月25日　   星期三　　
　　　江南坐在床沿上，自个儿看书。她说：“妈妈，你看我用功不用功？”　　
　　　一会儿，她又突然说：“鲁迅伯伯是干什么的，我长大了也要做什么。”她妈妈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那我也要做。”　　
　　　江南躺在床上休息。我们发现，她一下子就睡着了，怀着学鲁迅的美好愿望睡着了。　　
　　　　 　
　　　　4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江南缠身，无法读书。索性带她到户外活动一下罢。来到六公园。江南吃着棒儿糖，在身边玩耍；我趁机把瑞芳推荐的小说《在小河那边》（载《作品》1979年第3期）读完。　　
　　　《在小河那边》是这样结尾的——　　
　　　啊，小河，人们知道你的源头了。你从天上的每一朵云彩，树叶上的每一颗露珠流来，你最清楚人寰的爱与恨，甜与苦。　　
　　　啊，小河，人们知道你向哪里流去了。你九曲回肠，历尽艰辛，最终将流入浩瀚的大海，正如世途之有坎坷，人生之有曲折，前景之有光明。　　
　　　啊，小河，你日夜淙淙低语，人们听懂你的话了。你在诉说：“愿死者得到永恒的生，愿生者得到永恒的爱，愿太阳发出永恒的光和热，愿人间充满永恒的温暖和安慰。”　　
　　　　 　
　　　　5月4日　   星期五　　
　　　从资料组借来《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辑）。读完关于《活的中国》一组资料；其中，有一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活的中国》附录一]，是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佩格）以尼姆·威尔士的笔名写的。　　
　　　中国何以产生不出深刻反映当代社会历史的里程碑式的文学巨著呢？尼姆·威尔士文章中有两处文字是分析这一问题的。　　
　　　她认为，这是“由于写作及探讨的自由受到压制”，“而这种压制本身就是一股辩证的力量，不久必然会以巨大的爆炸力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她认为，差不多每个中国创作家都试着写各种体裁的文学，这种才能的浪费、精力的分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原因。　　
　　　前者恐怕是主要的障碍吧。　　
　　　　 　
　　　　5月21日　   星期一　　
　　　今天换了一个环境。好处是，可以安心睡午觉了。　　
　　　　魏金枝　先生在生前落魄之时，曾把自己比作一只挂起来的“板鸭”。我也在担心，某些人是不是在利用党的关于处理人要慎重的政策，尽可能地拖下去，把我尽可能长（时间）地挂起来，使我这只油水尚足的“板鸭”尽可能挂到风干为止！　　
　　　●江帆按：“换了一个环境”，是指停职期间下放劳动的环境与强度变了，从原先在报社纸张搬运组劳动，换到了职工食堂。　　
　　　　 　
　　　　6月4日　   星期一　　
　　　晚参加支部大会。孙荩民料定我在这个场合不会去申辩，强加给我一通诬陷之词。　　
　　　●江帆按： 这次支部大会是“讨论”对我的党纪处分。当时已经做出“清查”结论，我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一年。我一直想不通。最后结案时要我签字，只好签上“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　　
　　　　 　
　　　　6月14日　   星期四　　
　　　“尽管这次代价付得太大，　　
　　　人生曲折复杂的道路我走过来了。”　　
　　　（陈沂：《严峻的考验》，见于《诗刊》1979年第五期。）　　
　　　　 　
　　　　6月30日　   星期六　　
　　　（复旦大学新闻系）　叶春华　老师来杭讲课。今晚他来家玩，送了一只小糖盒给江南。　　
　　　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　叶　老师无辜受隔离审查。他从隔离室出来时，脸色苍白、浮肿，自尊心受到极大损伤。那一天，我当着众人迎上前去，若无其事地说：“　叶　老师，我们打球去！”事后，叶（老师）对章岳龙等（同学）说：“江民繁这句话真叫我感动！”　　
　　　　 　
　　　　9月5日　   星期三　　
　　　“不管今后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我们当时是怀着反修防修的崇高责任感和红领巾起开始形成的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崇敬、信赖和热爱投身到洪流之中去的。　　
　　　“在有的文艺作品中，‘暴徒’和‘凶手’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的代名词，一个个不是面目狰狞，便是尖嘴猴腮。我以为，这样的描写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没有人去嫉妒他们充满颂歌和玫瑰花的结局，但是他们不应该对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而抓住普通群众和青年人的错误不放。青年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他们的。　　
　　　“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人许多都是思想单纯、信仰专一的诚实人。诚实的人受了欺骗本来已很痛苦，如果再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嘲笑，那么只好大家都别再做诚实的人。把今天的社会风尚同文化大革命前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那种诚实该多么可贵呀！　　
　　　——以上所引，是金近在《我为什么写《重逢》》一文中的几段话，该文载于1979年第8期《上海文学》。　　
　　　　 　
　　　　9月19日　   星期三　　
　　　瑞芳问：“江南，你昨天晚上为啥老是不睡？”　　
　　　江南答：“我有点紧张——房间里那么黑，就我一个人。”　　
　　　       *       *       *　　
　　　这几天，江南从幼儿园回家，不时地哼唱着：“华主席，我爱您。我把大红花送给您。听您的话，做个好孩子。”但是，她唱得荒腔走板，不成调门，引得我们发笑。严格地说，她连一首歌也不会唱。看来，她并没有从她妈妈身上继承音乐天赋，倒是我的遗传因子传给了她。　　
　　　　 　
　　　●                   江帆按： 她妈妈喜欢唱歌，那时有一段日子，晚饭后我们夫妇二人在家里大唱革命老歌，结果被出版社领导批判为“发泄不满情绪”。　　
　　　　 　
　　　　 　
　　　 [附：]浪淘沙一首　　
　　　　 　
　　　  窗外雨霏霏，　　
　　　   云重天低。　　
　　　   心神恍惚无凭依。　　
　　　   娇女不解人间事，　　
　　　   梦里嘘唏。　　
　　　　 　
　　　   有家不得归，　　
　　　   何处觅伊?　　
　　　   为怕人问掩重帏。　　
　　　   一枕离愁伴孤影，　　
　　　心却相随。　　
　　　　 　
　　　●江帆按：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年近七十的岳母中风瘫痪，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女儿才两岁；我被关进“住读学习班”后，爱人只得一个人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她在单位里也受到牵连，处境可想而知。我从“住读学习班”放出来以后，写了这首《浪淘沙》词送给我爱人，描述的是她当时的窘况。
　　　
　　　
　　　
　　　2010年10月19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