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四章 十一届四、五中全会
第二节 为刘少奇平反
本节资料
一九八○年二月一日，杨尚昆谈刘少奇
中国职工运动的专家
我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年中山大学已停办，我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当实习生。我是在一九三○年职工国际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认识少奇同志的。他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团员有陈郁同志、梁广（团员）同志，还有上海几个女工，有的后来叛变离开党了，代表团成员都差不多去逝了，梁广同志还在，因为我懂得一点俄文，就派我给少奇同志当翻译，同时还有一个殷鉴（即所谓“六十一”人中的那个），给他管生活。这时候，少奇同志身体不大好，他同我们谈中国职工运动的情况比较多。我回忆了一下，他当时有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利用合法，反对我们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反对不顾条件地、冒然地搞罢工，搞冲厂，搞飞行集会。立三路线就是蛮干，搞这一套东西，少奇同志是坚决反对的。他强调革命工会应当利用合法的机会，主张革命工会应当使自己的会员加入或打入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里面建立革命派，争取群众。只有当绝大多数群众转到革命派的领导下，在必要的时候，才可以从黄色工会中脱离出来。他那时已经有了一套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既严格分开又互相配合的主张。好象还讲过，秘密工作主要是由党的组织来做，工会工作则主要是利用公开的合法的身份来进行。这些问题他在莫斯科写过一篇文章，我们替他译成俄文，经过几个苏联同志润色，准备在赤色职工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但没有被通过，人家不登。在第五次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上，少奇同志被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职工国际的主席是罗诺夫斯基（译音），就是后来苏德战争开始时，作为情报局长发布新闻的那个人，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曾作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的团员来过中国，到过汉口，还有个美国人马丁。
在少奇同志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有两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第一件事，是关于职工国际路线的争论。当时赤色职工国际强调各国要在黄色工会里搞“赤色反对派”，并要欧洲各国赤色工会都参加黄色工会，在里面公开搞赤色反对派，从而变黄色为赤色。少奇同志不赞成，他赞成利用合法，反对搞“赤色反对派”。因为当时各国黄色工会的势力都很大，企图在黄色工会里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为赤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罗诺夫斯基不顾少奇同志的反对，不顾别国代表的意见，仍然提出了赤色职工国际关于建立“赤色反对派”的决议案。在拿到执委会上讨论的时候，少奇同志又表示了反对。不仅如此，少奇同志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另为会议起草了相应的决议草案，经过我们译成俄文，又找几个俄国人作了文字修饰，然后提交会议。这件事，顿时惹恼了罗诺夫斯基，批评中国代表团刘少奇同志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反决议”，“反提纲”，好象犯了大不韪，是扫了他们的面子，公然敢同苏联争论起来。那时候，他们给少奇同志安上一个“反提纲”、“反决议”的罪名是很吓人的，因为这是当时反对托洛茨基的语言，当时苏联同志把托洛茨基提出的意见都叫做“反提纲”、“反决议”、“反意见”。 实际上少奇同志当时提出的意见，也无所谓是个“提纲”，可能有不完备的地方，但当时俄国人办事，就是只有我的是对的，你的意见中有什么合理的他也不会采纳，并认为你这是同我对立的。也有几个俄国人批评少奇同志是“右倾”。这是一件事情。另一件事是，那时的职工国际执委会里有一些外国同志，其中有德国人，拉丁美洲人，波兰人，美国人。当时的职工国际办事机关瞧不起这些外国同志，歧视他们。发文件，只给俄文的，又不帮他们翻译，也不准他们带译员。这些同志在一次执委会上提出意见，批评了罗诺夫斯基。罗当即以老大哥自居，盛气凌人，在会上讲了一些很尖锐的话，说你们这些人是你们国家工人阶级派来当代表，来学习苏联工人阶级的先进经验的，但是你们现在却想来发现苏联的官僚主义，总是说苏联不好，说职工国际不好，这样就有辱于你们国家的工人阶级给你们的使命。少奇同志当即起来发言，委婉地批评了罗诺夫斯基，支持了这几个外国同志。就因为这两件事，赤色职工国际和罗诺夫斯基就给少奇同志安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一直戴到少奇同志回国。回国后在上海中央，他还戴着这顶帽子，有些人还攻击他是职工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并且使他不被重用。
那个时候，因为少奇同志不是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所以没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活动。当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张国焘、余辉、邓中夏，团长是瞿秋白。那时，共产国际正在批评瞿秋白，似乎是为了富农问题，因为在苏联，富农同地主差不多，他们争论得很激烈。共产国际抓住这一点，就说瞿秋白也是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奉命回国。我比少奇同志先回国，殷鉴比我先回国。少奇同志在莫斯科时教了我很多秘密工作的技术。比如，遇到困难怎么躲，窗子上怎么摆讯号，如何接头，等。他说，在上海摆脱“尾巴”的最好办法是进医院，因为上海有很多私人开医院。我离开莫斯科时，少奇同志就同我约好，他回来时，在个什么弄堂门口等我，我去接他。我回来不久，他就回国了，是我去约定的地方接他的。我记得当时他是政治局后补委员。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少奇同志是一个中国职工运动的专家，因为他对我说的都是职工运动，包括谈了很多他早年在安源搞工人运动的情况，党的情况谈得少。当然，那个时候，在白区党的活动同职工运动不可能分开，而是以职工运动为主。我是在四中全会刚开完，王明上台以后同张闻天同志一起回到上海的。几天后就接上头，中央将张闻天同志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将我分配到全国总工会当宣传部长。我去时，全总里面的党组织叫党团，也等于一个秘密的党组织，党团书记是张国焘，组织部长是罗登贤，广东人，后来牺牲了。我去的时候，正是罗章龙叛变投敌以后，上海的工会基本上全垮台了。其中一部份被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抓去了。罗章龙一直是搞工会的，还有个张玺宝，纱厂女工出身，我们搞不过他们。罗的“非常委员会”几乎把所有工会的党组织全破坏了。如当时我党最有基础的是法租界电车公司，这是陈云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的，力量最强的，里头有好几个中央委员。还有一个是日本的内外棉株式会社十三个纱厂，即后来在“一·二八”罢工中有点名气的“内外棉十三厂”，基础也较好。第三是法租界的闸北丝厂，有好几千女工，也有较强的工作基础。此外，还有一个是彩印工会，即英租界的彩色印刷厂，里面党的力量也较强。海员总工会，廖承志同志曾在那里工作，主要是做外国海员、当时主要又是做德国海员工作，正值德国台尔曼时代，很革命，党员有一百五六十万人。可是我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时，这些好基础几乎全垮了，全总只剩下一个空空荡荡的机关，那时全总的秘书长是钱英同志的丈夫，一个华侨，后来也牺牲了。上海除有全国总工会外，还有一个上海总工会，殷鉴分配在那里工作。我们当时的工作中心就是把这些被破坏了的基础恢复起来。当时分工是，上海总工会管法租界电车公司、彩印工会。全总管内外棉十三厂，罗登贤同志负责；我负责闸北丝厂，其中有个女工叫小红，是出席职工国际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在苏联时认识她。当时上海纱厂女工很多，下班时不少男人就在工厂门口等她们下班，有找对象的，有流氓，也有好人，我就混在人群中间，很巧，找到了小红，接上了党的关系，以后就把闸北丝厂的工会组织恢复起来了，不过只几个人，经过一段工作，恢复到二百多人。这时因为罗章龙在上海呆不下去了，跑了，这些老关系，才又跑回来。正在这个时候，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回来了。他未回来前张国焘已到鄂豫皖去了，罗登贤同志接任全总党团书记，我还是当宣传部长。不久，罗登贤也走了，中央派他到满洲去开展工作，他是广东人，不讲条件，他当时已是政治局后补委员。少奇同志来后，就接替罗登贤同志为党团书记。好象一般的政治局会议他不参加。王明上台以后，一般地都认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任全总党团书记后，就调我到上海总工会任党团书记，因为殷鉴调到天津去了，饶漱石是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个工人，后来叛变了。我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没有多久，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后，就把我调到江苏省委，从此离开了工会系统。这一段，在白区工作和职工运动中，少奇同志已经提出了“革命工会应当使自己的工作方式彻底转变，克服一切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的问题，已经要求“每一个革命工会的领导同志要善于使公开合法工作方式和秘密工作方式结合起来，使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要脱离工人的日常斗争去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要积极领导工人争取切身利益的日常斗争，以便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少奇同志是不赞成搞无条件的冲厂、罢工、全行业的大罢工，和飞行集会那一套的。但是可惜，当时正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他的意见不被人接受。职工运动仍然继续执行着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职工运动的实际情况就是：刚刚恢复几个人，就要搞罢工、冲厂，在遭到镇压、破坏后，又重新恢复，然后再罢工，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但后来在中央的组织压力下，他也不得不执行这种路线，也搞罢工、冲厂。所谓罢工，即一个车间有几个人突然宣布停工，就开始冲厂，然后发宣言，全行业响应，各行业同情支持罢工。实际上没有做到。但是，他坚决反对飞行集会。后来在罢工中，他非常赞赏饶漱石，因为如一个车间才几个人，但要怎么样才能把车间所有成员都动员起来罢工，饶漱石很有办法。我记得少奇同志讲饶的这一套，有一次讲了几个钟头。他们赞成这一套，说来也怪得很。现在只能这样来理解他，一方面他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的，但是另一方面，上级决定要他搞，他只好组织上服从，并在实际罢工斗争中，讲究领导艺术，避免大的损失。我记得，那时候从职工国际传回一本书，叫“罢工与作战”，是德国人写的，这里面就讲了“赤色反对派”是怎样在黄色工会中闹垮黄色工会，是怎样讲究斗争艺术的。这本书后来没有印发。少奇同志是不赞成这本书的观点的。
我到江苏省委不久，“一·二八”事变就爆发了。那时抗日救亡运动，学生参加的多，可以说是走在各界的前面。内外棉十三厂又开始罢工了，是上海总工会领导的，我没有插手。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我仍在上海，虽说是省委，实际没有多少党员，地方包括徐州、海城、蚌埠，设一个徐海蚌特委，刘瑞龙同志在那里当特委书记。省委书记是王云程，是上海临时中央的书记。孔原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一·二八”事件爆发后，又把我调出来搞“民众反日救国会”。搞“民众反日救国会”是上海总工会提出来的，当时很多大学在上海组织救国会，因为日本已打到上海来了。我们经过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几个中学，还有复旦大学的部分，利用他们把上海总工会发起的救国会的领导机关夺取过来了。还有一部份是李葆华同志他们那一百多个留日学生组成的“留日学生归国救国会”，黄洛峰（解放后曾在出版局工作的）也是一个，还有冯雪峰，他们是这支力量的主力。我来后即把总工会和大学联合搞的“救国会”，改成“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当时在上海，人家能接受“抗日日救国会，”都不愿接受“反”日救国会，因为“抗”有抵抗之意，“反”则好象是你要主动进攻，很多人不同意，但中央非要用这个名称，所以还是叫了“反日救国会”。中央那时候“左”得很。以后又提出要搞暴动，要在闸北成立苏维埃政权，把我们的党员从十九路军撤出来，并站在邮局信筒上去号召他们调转枪头，反对官长，继续抗日，让人家把他捉去当作汉奸枪毙了。这是我们自己搞的。为什么要把党员撤出来呢，为什么又要叫他们调转枪口打自己的军官呢？搞这种极“左”的蠢事，以至使我们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被别人枪毙了好几个，其中有个人叫韩进，把脑袋打伤了，没打死，以后在新华日报工作。这一段，我就不知道少奇同志怎么样了，他还在上海，在总工会。“民众反日救国会”，有一段时间搞得非常好。因为一个是民族高潮，“一·二八”以后，闸北南市的工人大批涌到租界来，满街睡的都是难民，很好做工作，学校也停课了，我们就打起反日救国的旗帜，每天在街上募捐，一天千几百块大洋，然后在英租界的哥登路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洋房子办公，挂上牌子，叫“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简称为“上反”，办小报，三天出一期。用募捐来的钱，买些慰劳品，派宣传队到十九路军的战场上去，其中有个旅长叫温兆环，还接待了我们的慰劳团。现在还有个人叫孙冶方，当时他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宋捐了二千块大洋给我们“上反”，是孙拿来的。当时，对宋捐的钱接受不接受，中央还吵了一番，有人认为不能给宋庆龄造成一个好的印象，后来中央通过了。我们的报纸发了宋捐钱的消息，以表扬和酬谢她。
这中间还漏了一段。“一·二八”事变前，内外棉十三厂开始了罢工，还未结束，就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上海国棉几个厂都在闸北，在中国地界。日本进攻上海时，首先把闸北占领了，好几万中国工人就无家可归，没有工作做，都涌到租界边上，成了难民。我们就把募捐来的钱，用来搞了个内外棉十三厂罢工救援会，救济这些工人，用捐的钱买来做稀饭，又叫开大锅饭，救济这些难民。这件事深得少奇同志的夸奖。有一次他去参加政治局会议，把我也叫去作汇报，因这件事是我搞的，其实也是群众发明创造的，是群众的要求，我还向中央提出要点钱。这样开了一段时间的大锅饭，不到几个月，结果钱不够了，这些工人的生活靠我们这样做就维持不下去了。那些难民以为都是民众反日救国会开的大锅饭，就都拥到我们办公的大楼来，我们派他们到哪里去宣传，他们都乐意去。不久，发生了国民党和日本停战条约。这时，工人复不复工？又成了一个问题。争论很激烈。有的认为，无论如何不复工。有些人从实际出发，主张复工。少奇同志是赞成复工的。实际上，不赞成复工的人也太傻了，不复工，那么多人怎么办呀。我们在“上反”搞了大半年，因为国民党已经同日本妥协停战了，结果我们在英租界的房子也被封了。我们的工作慢慢地做得很小了，中间群众团体也慢慢同我们脱离了，学生也上课了。英国巡捕就不让我们在那里办公了。他们也不抓我们。他们说：我们不反对你们抗日，我们英国同日本的关系很好，你们要抗日，到中国的地界去，要赶我们走。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站在大街上，主张我们冲，那时我们有一百多工作人员。我不赞成，因为英国巡捕并没有抓我们的人，他们只是不准我们在英租界抗日。因为我坚持，没有冲。英国巡捕很同情我们，晚上主动把房子打开，让我们把办公的东西，连桌子板凳都搬出来。那时最轰动上海的一件事，就是抬棺游行。上海有个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的一个中国学生被日本人打死了，“上反”借这个机会在英租界的总商会礼堂（现在邮政总局旁边）开了一个追悼会，参加会的号称几万人，实际只几千人。会后，抬着棺材在英租界转了一圈，口号喊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很得群众同情。这件事，上海“红旗”（党内刊物）上登了的。这件事，少奇同志也是赞成的，认为是发动群众的好办法。但这件事结尾却没有搞好。我们想冲过外白渡桥，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开了枪，放了一排子弹，抬棺材的人把棺材放在马路上就跑了，到夜里，我们还派车去把棺材拉回来。冷冷清清地送到殡仪馆。这件事，开头很好，结尾不好，这说明当时还是左得很。这一段时间，少奇同志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实事求是，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那时他是受压的，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意见办，他要服从党中央的决定。那时党中央是博古、向中发、张闻天掌权。周恩来同志已经到苏区去了，周是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后走的。顾当时是上海特科主任，类似现在的公安部长，他的工作归总理直接指挥。康生老在争他是我们党的情报、特务工作的创史人，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他“创”个鬼！那时康生也是极“左”的。上面讲的几件事，少奇同志虽未直接参与，但他支持的。那时他还请我到他家里谈过。到他家里去，在当时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因为没有工作联系就不能串门，虽然我同他家是很熟悉的。在他家里他曾问过我一次抬棺游行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总之，根据我在上海这一段时间同少奇同志的接触，留给我的印象，少奇同志对中国职工运动，扩大来讲对白区工作，对中国革命，有正确的主张、见解。他很健谈，可以同人滔滔不绝地谈几个小时。作风也平易近人。他还具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一些事情，如对上海罢工、“一。二八”运动、复工不复工等，他都主张实事求是的处理。王明上台以后，我们也曾组织过“赤色反对派”、但少奇同志是坚决反对的。他说，我们不能搞什么赤色反对派，因为中国人对反对派这个词不了解，工人不能接受。
一九三二年九月，我离开上海江苏省委，到中央苏区接替滕代远同志任三军团政委，章汉夫同志接替我在江苏省委的工作。不久，少奇同志也到中央苏区来了，博古、洛甫、陈云等同志早于我们都来了。我们和凯丰等住叶坪，少奇同志住瑞金城里，当时他任苏区总工会主席，每次中央开会，他都参加。苏区工会工作怎么搞的，我不大清楚，因为上前方打仗去了。听说少奇同志在苏区的工会工作中，提出了“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的问题。他指出，在红色地区，人民革命已经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劳苦农民已经成为土地的主人。同时苏维埃国家已经建立起国有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因此，在红色政权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工作的工人，职员们，已经不再是为剥削阶级，而是为工人阶级自己，为全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劳动。这种劳动性质的根本改变，就要求所有工人职员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要爱护自己的工厂企业，要自觉遵守和维护劳动纪律，要把自己所有的技能和天才贡献出来。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红色政权里的工厂企业工人职员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开展了生产竞赛、义务劳动、生产突击队、增加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支援了红军的斗争，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个阶段少奇同志在工会工作方面也是有很多建树的。
长征时期的少奇同志
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了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少奇同志是跟中央纵队走的。遵义会议，他参加了。在会上有没有讲话，我记不得了。他拥护毛主席那是肯定的。但他不是主席在会上争取的主要对象，那时主要的争取对象是王稼祥、周总理，然后是张闻天。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没有作报告，报告是主席起草，由张闻天念的。
红军渡金沙江前后，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那时袁牢骚满腹，中央对他不满意，就派少奇同志来当政治部主任。这一段，因为红军到长江（金沙江？）后，原定要四方面军过江与红军汇合，但张国焘不仅不过江，反而西进，使敌军无后顾之忧，大举围追我军。为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尾追堵截，毛主席指挥红军进行大迂回，白天黑夜不停地走路，爬山，弄得干部战士非常疲惫，干部战士对中央意图又不明确，由此牢骚很多。三军团也是这样。少奇同志来三军团后，发现部队这种思想状态，就给中央写了个材料，他把材料给彭德怀同志看，彭不看，还批评了刘。后来他把材料送到中央。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就批评了彭，当然也批评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报告中央。主席批评黄克诚更尖锐，说他下到支部，上到中央，都骂娘。少奇同志参加会理会议没有，我记不得了，他在遵义会议后，对中央是绝对服从的。他来三军团后，开了一个干部大会，强调要遵守纪律、制度，听从中央指挥。后来过草地，少奇同志就又跟中央走了。其中还有一段重要的是同张国焘作斗争。毛儿盖会议，叫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根本不到会。会议开得很特别。主席在这里开会，然后由周总理到张国焘那里传达，张有什么意见，再由总理带回来报告主席。同四方面军会合，主席就同张国焘发生矛盾（两河口会议）张国焘要西进，主席要北上。博古挖苦张国焘说，西进等于麻雀飞进阴沟里一样。张国焘听后很生气。主席就批评博古说，“你讲这个话干什么呢？”主席说，主要是设法拖着张北上，不要讲这种挖苦话。当时张闻天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陈昌浩一看就拍起桌子大骂。主席也批评张闻天说，你完全是个书生，写这东西干什么？那时主席很慎重。按照当时情况和少奇同志的一贯表现，他完全站在主席一边那是没问题的。究竟他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就不很清楚了。毛儿盖会议中央是作了大的妥协的。第一，张国焘当红军总政治委员，原来总政委是周恩来，等于把兵权全交给了他；第二，要陈昌浩当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代的，因为王稼祥同志不能坚持工作。这样就把军队政治工作的权全交给张国焘了。第三，为了北上，让徐向前当前敌总指挥，陈昌浩是总政治部主任兼前敌副总指挥。这样，把兵权也交给张国焘了。所以说，毛儿盖会议是中央作了妥协让步的。后来我听主席说，他们还提出要增加几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主席说现在不行，把他挡住了。我还听主席讲过，那时主席同张国焘谈过要他做党的总书记，张国焘怎么回答呢？他说，那个让洛甫去搞，搞那个没什么意思。可见张国焘这个人抓兵权是抓得最厉害的。由于大大地让步了，才有右路军北上，由陈昌浩指挥，主席就跟着去了。朱老总就到左路军同张国焘走。开始张国焘答应北上，后来他就不北上了，南下了，说什么河水涨了过不去，什么马家骑兵很厉害，还说什么胡宗南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打不出去等等。张国焘还想要主席都南下。主席就打电报给张说不行，还是要北上。张看到说服不了主席，就打个电报给陈昌浩，要他挟持主席南下。当时叶剑英在前敌总指挥部当参谋长，叶帅看了电报，马上去报告主席，立了大功。事情也有很大偶然性，恰好这一天陈昌浩和徐向前到李先念部队去了，隔几十里路，没有回来。李先念是三十军政治委员，他已经跟我们北上了。四方面军有两个军跟我们北上，一个是卅军，一个是四十军。我们是一、三军团，我们整个都改成了四方面军。四方面军进鄂豫皖，后来退到川陕苏区，向中央汇合时，四方面军大概有五六万人，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万多人，中央红军出发时，有三万八千人，到过草地时，只剩下万把人了，所以他当然看不起我们。他们走的路程短，而且走川陕坝子，有的是土豪劣绅打；我们走了十个多月，每个人都是面黄肌瘦的，衣服也破破烂烂，他们当然看不起我们，而且想吞并我们。少奇同志同张国焘比较熟，在汉口做工会工作时就很熟悉了。按照长征当时情况，少奇同志反对张国焘那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右路军又分家了，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又南下了。我们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为了隐蔽主席活动，我们就叫“陕甘支队”，出布告就是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实际上是主席指挥。出了草地，就决定我离开三军团了，因为三军团没有多少人了，李富春也去了，就要我回去作政治部主任，那时叫“支队政治部”，“总政治部”的名义不敢用，因为王稼祥还在那里。少奇同志就到了我们支队部门地方工作部当部长。从出腊子口，一直到陕北瓦窑堡会议之前这一段，他是当支队地方工作部的部长。刘晓那个时候在他的下面当干事。地方工作部的工作，无非是打土豪，搞些东西。回民政策就是他搞的，如不准进清真寺，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等等，都是他搞的。他手下还有罗迈。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地方工作部大得很，重要人物很多，如刘少奇、李维汉、何凯丰、陆定一、徐特立，都在地方工作部，还有贾拓夫、汪锋、张德生、刘晓、廖志高也都在那里。地方工作部庞大得很，实际上是中央的地方工作团。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如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等，如天宝跟着我们走，就归他们训练。这一段，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通过回民区，遵守回民习惯，如杀鸡也要请阿弥念经，当时对少数民族有很多规定，可能还找得到。
我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瓦窑堡会议以后就上前方了。我走时少奇同志还在中央，他何时去前方的，我就不很清楚了。
长征这一段，我的印象，少奇同志做群众工作是很有经验的，同群众关系也是很好的。
绘声绘色的华北时期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决定我去中共中央北方局任书记。我于八月间到达太原，那时少奇同志早已是党中央派驻北方局的代表。据我所知，少奇同志是一九三五年冬天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后被派到华北做党中央代表的。中央给他的任务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和抗日战争初期党在华北的情形怎样呢？少奇同志认为，华北在大革命失败后九年的反动时期中，保存下来的东西仅仅是党的旗帜和坚持了斗争。党的组织，除河北省委、若干城市和农村还有一点地方组织和几十个中下级干部外，基本上都被破坏。没有保存下来。而仅存的一些组织和干部，仍然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着。“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在战略上否定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在策略上否定不利条件下的防御、退却，仍然统治着这些同志的思想。因此，少奇同志开展白区工作，仍需花很大精力继续反对、克服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在抗战爆发以后，全党的总口号已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华北党的任务就是动员群众，准备力量，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此就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华北沦陷以后，少奇同志和北方局进一步提出了准备独立坚持华北抗战，要广泛准备和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把八路军扩大成为数十万兵力的强大集团军，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当时有少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方针。这些同志认为，华北不致全部沦陷，因此没有必要在华北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把八路军扩大到到数十万人不仅做不到，做到了也会刺激国民党，会引起统一战线大破裂，因此，在华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是不能允许的。显然，这些同志的意见是不正确的，是一种右倾的错误观点。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进逼太原，太原危急时，少奇同志在北方局更明确地提出，华北今后的抗战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党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广泛地组织、领导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并且提出用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来代替地下党时期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贯彻上述方针，取得了优异成果，不到几个月时间，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被日军击溃后起而代之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数量更大的与八路军配合的人民抗日游击队。统治华北的腐败政权在日军进攻下完全崩溃了起而代之的是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华北党在政治、组织、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的工作也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华北和各地的党组织已经基本恢复，北平和天津两市的党组织和工作大大加强。建立了山东、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华南、华中若干组织。华北的党员已达五千多人。所有这些证明，华北大部地区已经完成了历史性的大转变，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所以能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广大党员和人民的积极努力、英勇奋战外，少奇同志来北方局后坚决地、创造性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华北的具体条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又反对右倾的错误，并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分不开的。少奇同志在总结华北华中六年敌后工作经验时曾说过：历史总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这是因为历史总是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发展所决定的。人们主观上总想走直线，而客观上总是走着曲折的路。这是客观规律，人们应当认识这种客观规律。因此，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就要提出前进的革命口号，要大刀阔斧地斗争和工作，以推动历史前进。在革命处在退潮和低落时期，就要善于实行巧妙的退却，采取荫蔽方式，保存和积聚力量，以麻痹和懈怠敌人，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再大踏步前进。少奇同志在华北时期的工作正是这样。少奇同志在华北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家。
下面再谈些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北方局在临汾的时候，开办过一个党员训练班，后来的省委书记中很多人都是从这个训练班出来的，由少奇同志讲课。还办过一个学兵队，他不便于出面，就由我讲课。聂老总的夫人张瑞华、马国瑞，还有李菁玉等都是那个学兵队里的。做这些工作，都由彭雪峰办的那个第八路军办事处作掩护。少奇同志讲课的内容，主要是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策略等问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就是要广泛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政权问题上，他同恩来同志争论得很激烈。当时，恩来同志的思想是只限制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主张只用阎锡山的政权。少奇同志认为，他们的政权已经垮了，我们已经有条件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为什么不去建立呢？
抗日战争初期，组织了一个战地动员委员会，由邓小平同志负责，住在汾阳，南汉宸也在那里工作。薄一波在组织新军。少奇同志都是极力支持的。那时候他是党中央在北方局的代表，我是北方局的书记，他虽然对北方局的工作不作具体决定，而由我作决定，但实际上我还是要最后请示他决定。北方局在天津的时候，他就派了很多干部到南方工作，例如派周小舟到南京去同国民党接洽，派黎玉到山东，派刘子久到河南等。抗日爆发以后就同南方割断了联系，但河南还在归他指导。后来北方局的工作范围除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外，还有山东，山东那时还没有开辟抗日根据地，还有河南，在那里做卫立煌的工作。卫立煌是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介绍入党的（直到现在因卫已死了，也未公开过），那时他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住在陕西米脂，并经毛主席同意了的，是个秘密党员。后来卫从外国回来还对主席说过他这个党员不成样子。主席说，你立了很大的功，你把蒋介石搞垮了。那次主席同卫谈话我也去了，故卫同我也不熟。
少奇同志在北平、天津做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如他同张东荪、许德珩的关系很好，通过他们打通了同国民党的关系。那时他的代名有“KV”、陶尚行、胡服，公开刊物上用陶尚行，在党内写文章就用“KV”。他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的。我在北方局(1937.8 月到太原，1940年返回延安)时，看见他写过不少东西，还在邹韬奋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他对当时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还发表过意见。文革中有人写文章批评他是打击鲁迅的，其实他是支持鲁迅的。这个时期，少奇同志给我一个很突出、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坚决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
少奇同志在华北那一段时期的工作是有声有色的。
“一二九”运动可以分为两段。起初一段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几个党员在里头参加起作用。第二段是运动起来以后，党积极在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从准备、开始，黄敬同志就在那里，还有徐冰同志，他们是第一代。李昌、蒋南翔可能属于第二代的。少奇那时同蒋南翔争得很激烈。他一直认为蒋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少奇同志在华北这一段，也有一些人反对他，其中例如象柯庆施、李菁玉。据我的记忆，一九三七年五月在苏区党代会后接着召开了一次白区工作座谈会，柯庆施没有来，瞧不起他，叫他老“右”，又叫“老机”。这个帽子还是从莫斯科职工国际带回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在组织部的一个小房子里开会，开了一整天，大家都坐小凳子，一些人指着他骂“老右”，他神态自若。有一次讨论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那封信时，毛主席出席了，政治局的同志基本都参加，是在陈云同志那里开的。当时反对他那封信的，有博古、张闻天、何凯丰，还有在白区工作的什么人。毛主席是支持少奇同志的，认为他的信，在白区工作问题上是给党作了一个总结。那次，我也到会了。少奇同志那一次谈得慷慨激昂。那次会议，多数人都发言了，我记得结果是部分人反对基本上是肯定、赞成那封信的。康生那个时候好象还未从苏联回来，他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六中全会才回来的。康生那个时候对少奇同志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饶漱石也是很吹捧少奇同志的，少奇同志也器重他，早在上海总工会时就看重了饶漱石有才，少奇同志是很爱才的，但后来他又上了饶漱石的当。
严肃而艰苦朴素的作风
进了北京以后，少奇同志同干部和群众有些疏远，有些令人可敬而不可亲了。他住在中南海，就很少同其他干部打招呼了，就算在路上碰上你，你不同他打招呼，他也不主动同你打招呼，这种作风他是在西北坡土地会议以后开始转变的。在土地会议时候还好，经常还同警卫员服务员玩玩扑克。
少奇同志在生活作风上是严肃的，艰苦朴素的。虽然他也离过婚，但他是很严谨的，不搞什么鬼名堂。如何宝珍牺牲后，他同一个广东人结了婚，这个人在山西太原、临汾的时候，经常同少奇同志打闹，闹得不得了时，少奇同志要我去帮他解决，我找她谈话，她就说，我是个工人，他是个知识分子，他骗了我，我比他优越。就是这样胡闹。闹得不行，就同她离婚了。到新四军后，少奇同志才同王前结婚。到延安后，王前的作风不成样子，乱来，少奇同志还是忍耐呀，连邓大姐都劝少奇说：你索性同她离婚算了，他却不同意。最后没有办法了，少奇同志只好同王前离婚。当时在延安，老干部离婚，不管有理无理，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情的，但少奇同志这次离婚，包括老大姐在内都是同情他的。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结识了王光美。王光美是在延安撤退之前到延安的，那时他在外事小组，在王炳南那里，我是外事小组长。所以少奇同志在生活上是很严肃的。文革中，王前攻少奇同志那些材料，都是瞎扯。有一个例子，王前通过聂元梓送一个材料说，少奇同志吞了党的金器。根本没有这回事。少奇同志到北方局的时候，中央是给了他一些金器作为组织活动费，开始由他保管，后来在太原时，他就交给我保管，以后我回到延安就上缴了。王前可能知道这回事，但在她同少奇同志结婚之前，这笔金器已交给我了。少奇同志在生活问题上是很严肃的，所以后来一九六四年“四清”他抬举王光美时，我曾问他：你过去不是对自己的夫人管得很严的吗，为什么现在把王光美捧得这样呢？他说，那有什么法子，她有经验，我们没有经验（指桃园经验）。薄一波同志也曾向少奇同志提过类似的意见。我们都是从爱护少奇同志出发的。当然，王光美同志一向表现还是不错的，同江青完全不一样，江青那完全是招摇撞骗。说王光美是特务，根本没有那回事。王光美同志来延安是通过她的哥哥王士光同志介绍的。王士光同志早就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搞无线电工作。那时候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聂老总，住在张家口，叶剑英同志的执行部要进北平，要找个年轻一些的翻译，王士光就说他的妹妹在燕京大学读书，英语不错，可以吸收。同时，王光美家里的人认识徐冰同志的大哥徐向亭，是北京法律界有名的人，因此，徐冰同志也认识王光美，这样王光美就进了北平执行部。这段历史，她在延安时我审查过了的，后来徐冰同志等也证明，是没有问题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太原失陷。我们从太原退出来时，少奇同志有很严重的胃病，我们住在留村，没有人给他做饭了，很可怜，他就自己买些红、白罗卜，买一点点馍，放在茶缸子里煨在火盆上，一天熬一次二次吃。他那个广东老婆根本就不理他，一点也不照顾他。我那个时候管钱，还有好几十万法币，如果少奇同志向我开个口，我一定会给他些钱，但是他从未向我提出，而是按中央规定每月领五块钱。
在文化革命中，我看到曾有人写文章批判少奇同志在上海过着地主般的生活，说什么住洋楼，请娘姨，穿长袍马褂。这种说法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因为工作需要，经常穿长袍马褂，戴礼帽，我记得少奇同志在上海是住在一个五金店的楼上，没有楼梯，上去时就临时搬一个梯子，楼梯口用门板盖着，上去时就把板子推开。住在那样的地方当然要请个娘姨，不然发生情况就应付不过去。这事只有康生知道，我相信发表这种文章，只会是康生搞的鬼。其实康生当时在上海的生活，才是乌七八糟的样子。据我知道，少奇同志家里的生活很俭朴的，对孩子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平时吃饭，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的菜稍为好一点，小孩就完全是一般伙食标准，全家都吃得不怎么好。后来一段，少奇同志还和我一样在小食堂吃饭。全家十口人包括厨师在内，每月200元钱，包伙吃。晚上吃夜餐。他都是自己掏钱。有一次他发现吃了公家的夜餐，曾批评田畴，说我有钱，夜餐为什么不吃自己的要吃公家的？你给我把夜餐费的单子开出来。田畴一算，好几年的夜餐费加在一起，共一千多块钱，全由少奇同志自己支付了。过去他对王光美要求也很严格，王光美出国要做衣服，少奇同志都叫她来请示我。我当然是请她请示外交部，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去做衣服。那时，少奇同志还要王光美同志每两个星期来向我汇报一次她自己工作、思想等情况，后来我说你就不要专门来向我汇报了。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平反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公开宣传问题
刘少奇同志的冤案问题，十一届五中全会将作出正式决议，予以平反，并在公报中宣布。这是一件对国内外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事件，我们一定要做好公开宣传工作。
一、在五中全会公报没有公布之前，各报刊不要抢先发表有关少奇同志平反的消息、文章、图片以及其他材料。
二、将根据中央关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决议和有关的历史复查材料（不公开发麦），组织一批文章统一发表，说明所谓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叛变”、在武汉、庐山进行“内奸活动”、在沈阳“被捕叛变”等，都是没有根据的诬陷，彻底推倒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大罪状。
三、要对过去错误批判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修养”等等，组织文章澄清是非，在公报发表后陆续发表。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宣传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四、纪念少奇同志的文章，可在追悼会（将在四月举行）前后发表，重质不重量。这类文章的口径应该按照平反决议和悼词，着重宣传少奇同志的革命功绩，不要过多去描写受迫害的情节。注意不要把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对立起来。应该说，刘少奇同志过去是一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对于发生这一大冤案的原因，可按照决议的口径，不必过细剖析，也不要简单地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
五、要妥善安排，全面做好五中全会的宣传，对有关少奇同志平反的宣传，同有关党章修改、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宣传，要作出统筹安排。
六、关于少奇同志平反和纪念的重要文章，中央宣传单位的，要经中央宣传部审阅；省、市、自治区宣传单位的，要送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审阅。
七、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注意及时收集有关少奇同志平反问题的反应，及时整理上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八0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通过）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盗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６８］１５２号和［６８］１５５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行复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后，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现在，这个案件的问题已经逐项调查核实。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后，特将复查结果与决议宣布如下：
（一）所谓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後，“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据复查，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第一，刘少奇同志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自潜逃”之说，起初是原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又仅凭康生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写给江青的亲笔信上一段话（诬陷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就电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第二，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出，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请湖南上层人物洪赓（风＋“扬”右侧）（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同志旧友，叶开鑫的干女婿）、叶开鑫、贺耀祖（均为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刘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刘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袁素（洪赓〖风＋“扬”右侧〗之妻）、李治安（刘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烈士的同学）等人证明。
第三，刘少奇同志在被捕期间，并无任何投敌叛变的言行。原审查报告认定为“投降”、“背叛”的唯一根据，是恶霸罪犯杨剑雄（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风＋“扬”右侧）、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搞乱。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这段话，只能证明刘少奇同志确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原专案组引来作为他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是荒唐的。至于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四书》的事，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不足为奇。这件事，连当时报纸的报道也认为是“最滑稽”的。原审查报告脱离历史背景，不顾历史事实，从赵恒惕送《四书》竟推断出刘少奇同志“奉赵恒惕的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诬陷。
第四，原审查报告还提到，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查，“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更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泽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牍）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不足为凭。
第五，原审查报告还借杨剑雄一九五三年被处决之前，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事，认定刘少奇同志“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杀人灭口”。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愤，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杨犯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一月二十四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一九二四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一月二十六日）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十日内电复。刘少奇同志于一月二十九日复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复意见是正常的，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决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这是出于刘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原专案组把这件事说成刘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完全是强加罪名。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叛变，当然更不存在他害怕暴露“罪行”而“杀人灭口”的问题。
（二） 所谓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
原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紧要关头，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列举的“罪名”是：１、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２、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３、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４、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据复查，这些罪名都与事实不符，或是诬陷，或是虚构，不能成立。
第一，“四·三”惨案问题。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刘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制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颠倒是非，把这些当时见报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的罪名，显然是蓄意歪曲历史。
第二，所谓“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以及“向陈公博献策”的问题。这一条，出自丁觉群（当时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一九二八年被捕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一人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交代”，并无其他证据。经查对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在“监护”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丁四次翻供和申述，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我揭开了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丁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交代”，就是在这之后，按照原专案组的提示编造的。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到：“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记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由此可以完全证明，丁觉群的口供是被迫编造的。又据调查，这个一名组长、一名组员（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根本就不存在。既然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机构，当然刘少奇同志被指定为小组长是虚构的。这也证明，丁觉群的“书面交代”是捏造的。
第三，调动武汉工会干部问题。据李维汉、郭述申同志及李景明（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当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等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我党中央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湖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又新调一些面目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这种应变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原审查报告将此事歪曲为刘少奇同志“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是十分荒谬的。
第四，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纪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个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他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审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显然是栽赃诬陷。
第五，是否有所谓“苦肉计”，即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被捕的问题。１、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壁）工作的林棣之、陈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有见到和听说发生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２、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纪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工会的人；另一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被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事。３、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没有提到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申报）；有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会所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祛。今晚军队已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庸报）。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曾经被捕，主要根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从上述各方面的材料，特别是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相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等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内容之不真实。
至于所谓假逮捕的“苦肉计”之说，其唯一来源是前面提到的丁觉群的那份虚构的“书面交代”。（据丁交代：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一封密信，要丁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刘少奇等人即被逮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可是，大量事实已经确切证明，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既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审查报告引用这种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滥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
第六，所谓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问题，原审查报告仍是以丁觉群编造的那份“书面交代”为依据，别无任何旁证。而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等人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从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还曾经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往庐山”根本不能成立。
（三）所谓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州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且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因而释放；由于他提供情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还说他按照敌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等。经复查，这些“罪名”都是无中生有的伪造。
第一，原专案组认定刘少奇同志在沈阳“被捕叛变”，主要是根据孟用潜（当时任满州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同时被捕）、刘多荃（当时是张学良的卫队上校团长）二人的交代材料。现已查明，孟用潜同志早在刘少奇问题定案前就提出翻案（他在被关押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扣压，隐瞒不上报），纠正了原来在逼供情况下编造的假交代。刘多荃的材料也完全是虚构的。经查对原专案组案卷记录，刘多荃所说的“破获共产党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说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代的关于‘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人案’和同年八月以前所交代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并揭发了专案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部过程。原审查报告，把刘多荃被逼虚构的证词，作为刘少奇同志“叛变”的根据，是毫无道理的。
第二，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含糊不清，除一份是“听（别人）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这些“知情人”中，关辅金（原奉天纱厂副技师）、徐廉奎（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关庆云（原奉天省警察局行政代理科长）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丁基实（即丁君羊，在孟用潜同志调离后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后脱党）、刘青第（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和陈元祯（原奉天省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居差遣班长）三人，都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词。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揭发（由他三儿媳代笔）说：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二月间，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胁说，“你在（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我睡觉，……实在受不了”。后来又换来另外一个人，“对我说，那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你立功了”。“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几个字，不会写字，未让我看，只念给我听一下，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前不久），……把我带到吉林军区监护了起来”，起初“听说开完‘九大’了让我回家”，可是“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专案人员如何搞逼供信和弄虚作假，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除了以上虚构的证词已被否定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并无任何叛变行为。
（１）现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起去该厂找工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的情况，致使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案可查。廖如愿（当时任满洲省委秘书长）也证明：“刘、孟到警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刘、孟“没有作政治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集中意志对警察局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
（２）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据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事，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王鹤寿、杨一辰、何松亭等同志（当时均在满洲党、团省委及所属组织工作，是真正了解情况的）也都证明，刘、孟被捕后，他们所知道的党、团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的住址、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学校、工厂的支部，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王鹤寿、赵毅敏等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波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同志人所共知的。原审查报告说由于刘少奇同志被捕，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杀，这完全是捏造的。
（３）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党的历史档案（一九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共满州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敌伪档案（一九三四年日本大阪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上述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人被捕，是由于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当时党、团省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许多同志因而被捕）。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
（４）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多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同志判决“检察却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饶漱石（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明材料。
总之，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没有暴露政治身份，没有损害党的组织和党的事业，关押半个多月后，因案情不重，证据不足，即取保释放，继续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的问题。原专案组仅凭搞逼供信编造的材料，就认定刘少奇同志“投敌叛变”，进而凭空捏造说：“刘少奇积极地向……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大叛卖”活动。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罪行”。
（四）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问题
原审查报告在以上三个问题之外，还列举了刘少奇同志的七项“反革命罪行”。经复查，这些“罪行”也都不能成立。
（１）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问题，已由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发７５号文件予以否定。
（２）一九三六年“勾结”蒋介石、陈立夫等，“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的问题。刘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于一九三六年初派人同南京国民党代表谈判联合抗日，是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谈判过程和结果，党中央完全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同蒋介石、陈立夫的阴谋勾结。
（３）“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大力开展对敌伪政权上层分子的联络工作”的指示，曾派军部工作人员冯少白同志，利用亲戚关系，四次进入敌占区，进行分化、瓦解敌人的活动。冯于一九四一年第一次去敌区，在接受陈毅同志交给的任务后，行前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以后冯再次去敌区时，刘少奇同志已离开新四军回延安。原审查报告把这件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的工作，说成是刘少奇同志“派遣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是蓄意篡改情节，颠倒是非。原中央专案组已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给冯少白同志复查平反，撤销了原来诬称他是“投敌叛变分子”的结论。
（４）“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期间，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些文件、命令和社论中，已经指出国内形势的发展，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底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和二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民主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这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后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随着形势的发展，刘少奇同志也是同党中央一起改变了上述估计。对这件事，一九四六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用自我批评精神，代表中央总结过经验教训。本来，这是历史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原审查报告又把它翻出来，作为刘少奇同志个人的罪名，是有意的陷害。
（５）通过孟用潜同司徒雷登“勾结”的问题。这是原专案组将孟用潜同志当作“相当大的美国特务”进行审讯时，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假口供，据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证明，并无其事。
（６）“同美特王光美结合”的问题。这是妄加的罪名。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复查，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对王光美同志的历史已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的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７）派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供给情报的问题。一九五三年香港的某特情提供假情报说：王光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香港所属特务在大陆的重要情报来源。经公安部立案审查，已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查明原情报是蒋特的反间计，即决定撤销对王光琦同志的怀疑。原专案组没有任何根据，即否定公安部早已销案的事实，仍依据原来的假情报给王光琦同志定罪，并说王是刘少奇同志派遣的，纯属政治陷害。
（五）所谓“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原审查报告还认定，刘少奇同志在全国解放后，犯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等“罪行”，说他已经“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实践证明，建国以后十七年，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同志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样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是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这期间，尽管我们党在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刘少奇同志也犯过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外事活动方面，刘少奇同志一向是按照党对外工作方针、路线行事的。所谓“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纯系罗织“罪名”。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特作如下决议：
（一）撤销中发［６８］１５２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二）在适当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
（三）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四）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
附件：关于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的证件
编者注：附件从略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内部出版]，1982年）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平反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公开宣传问题
刘少奇同志的冤案问题，十一届五中全会将作出正式决议，予以平反，并在公报中宣布。这是一件对国内外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事件，我们一定要做好公开宣传工作。
一、在五中全会公报没有公布之前，各报刊不要抢先发表有关少奇同志平反的消息、文章、图片以及其他材料。
二、将根据中央关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决议和有关的历史复查材料（不公开发麦），组织一批文章统一发表，说明所谓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叛变”、在武汉、庐山进行“内奸活动”、在沈阳“被捕叛变”等，都是没有根据的诬陷，彻底推倒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大罪状。
三、要对过去错误批判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修养”等等，组织文章澄清是非，在公报发表后陆续发表。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宣传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四、纪念少奇同志的文章，可在追悼会（将在四月举行）前后发表，重质不重量。这类文章的口径应该按照平反决议和悼词，着重宣传少奇同志的革命功绩，不要过多去描写受迫害的情节。注意不要把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对立起来。应该说，刘少奇同志过去是一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对于发生这一大冤案的原因，可按照决议的口径，不必过细剖析，也不要简单地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
五、要妥善安排，全面做好五中全会的宣传，对有关少奇同志平反的宣传，同有关党章修改、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宣传，要作出统筹安排。
六、关于少奇同志平反和纪念的重要文章，中央宣传单位的，要经中央宣传部审阅；省、市、自治区宣传单位的，要送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审阅。
七、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注意及时收集有关少奇同志平反问题的反应，及时整理上报。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通过）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盗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６８］１５２号和［６８］１５５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行复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后，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现在，这个案件的问题已经逐项调查核实。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后，特将复查结果与决议宣布如下：
（一） 所谓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後，“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据复查，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第一，刘少奇同志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自潜逃”之说，起初是原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又仅凭康生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写给江青的亲笔信上一段话（诬陷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就电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第二，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出，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请湖南上层人物洪赓（风＋“扬”右侧）（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同志旧友，叶开鑫的干女婿）、叶开鑫、贺耀祖（均为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刘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刘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袁素（洪赓〖风＋“扬”右侧〗之妻）、李治安（刘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烈士的同学）等人证明。
第三，刘少奇同志在被捕期间，并无任何投敌叛变的言行。原审查报告认定为“投降”、“背叛”的唯一根据，是恶霸罪犯杨剑雄（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风＋“扬”右侧）、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搞乱。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这段话，只能证明刘少奇同志确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原专案组引来作为他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是荒唐的。至于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四书》的事，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不足为奇。这件事，连当时报纸的报道也认为是“最滑稽”的。原审查报告脱离历史背景，不顾历史事实，从赵恒惕送《四书》竟推断出刘少奇同志“奉赵恒惕的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诬陷。
第四，原审查报告还提到，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查，“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更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泽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牍）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不足为凭。
第五，原审查报告还借杨剑雄一九五三年被处决之前，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事，认定刘少奇同志“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杀人灭口”。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愤，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杨犯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一月二十四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一九二四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一月二十六日）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十日内电复。刘少奇同志于一月二十九日复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复意见是正常的，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决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这是出于刘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原专案组把这件事说成刘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完全是强加罪名。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叛变，当然更不存在他害怕暴露“罪行”而“杀人灭口”的问题。
（二） 所谓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
原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紧要关头，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列举的“罪名”是：１、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２、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３、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４、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据复查，这些罪名都与事实不符，或是诬陷，或是虚构，不能成立。
第一，“四·三”惨案问题。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刘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制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颠倒是非，把这些当时见报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的罪名，显然是蓄意歪曲历史。
第二，所谓“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以及“向陈公博献策”的问题。这一条，出自丁觉群（当时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一九二八年被捕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一人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交代”，并无其他证据。经查对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在“监护”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丁四次翻供和申述，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我揭开了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丁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交代”，就是在这之后，按照原专案组的提示编造的。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到：“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记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由此可以完全证明，丁觉群的口供是被迫编造的。又据调查，这个一名组长、一名组员（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根本就不存在。既然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机构，当然刘少奇同志被指定为小组长是虚构的。这也证明，丁觉群的“书面交代”是捏造的。
第三，调动武汉工会干部问题。据李维汉、郭述申同志及李景明（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当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等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我党中央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湖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又新调一些面目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这种应变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原审查报告将此事歪曲为刘少奇同志“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是十分荒谬的。
第四，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纪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个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他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审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显然是栽赃诬陷。
第五，是否有所谓“苦肉计”，即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被捕的问题。１、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壁）工作的林棣之、陈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有见到和听说发生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２、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纪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工会的人；另一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被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事。３、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没有提到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申报）；有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会所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祛。今晚军队已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庸报）。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曾经被捕，主要根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从上述各方面的材料，特别是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相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等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内容之不真实。
至于所谓假逮捕的“苦肉计”之说，其唯一来源是前面提到的丁觉群的那份虚构的“书面交代”。（据丁交代：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一封密信，要丁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刘少奇等人即被逮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可是，大量事实已经确切证明，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既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审查报告引用这种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滥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
第六，所谓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问题，原审查报告仍是以丁觉群编造的那份“书面交代”为依据，别无任何旁证。而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等人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从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还曾经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往庐山”根本不能成立。
（三）所谓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州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且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因而释放；由于他提供情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还说他按照敌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等。经复查，这些“罪名”都是无中生有的伪造。
第一，原专案组认定刘少奇同志在沈阳“被捕叛变”，主要是根据孟用潜（当时任满州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同时被捕）、刘多荃（当时是张学良的卫队上校团长）二人的交代材料。现已查明，孟用潜同志早在刘少奇问题定案前就提出翻案（他在被关押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扣压，隐瞒不上报），纠正了原来在逼供情况下编造的假交代。刘多荃的材料也完全是虚构的。经查对原专案组案卷记录，刘多荃所说的“破获共产党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说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代的关于‘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人案’和同年八月以前所交代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并揭发了专案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部过程。原审查报告，把刘多荃被逼虚构的证词，作为刘少奇同志“叛变”的根据，是毫无道理的。
第二，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含糊不清，除一份是“听（别人）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这些“知情人”中，关辅金（原奉天纱厂副技师）、徐廉奎（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关庆云（原奉天省警察局行政代理科长）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丁基实（即丁君羊，在孟用潜同志调离后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后脱党）、刘青第（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和陈元祯（原奉天省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居差遣班长）三人，都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词。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揭发（由他三儿媳代笔）说：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二月间，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胁说，“你在（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我睡觉，……实在受不了”。后来又换来另外一个人，“对我说，那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你立功了”。“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几个字，不会写字，未让我看，只念给我听一下，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前不久），……把我带到吉林军区监护了起来”，起初“听说开完‘九大’了让我回家”，可是“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专案人员如何搞逼供信和弄虚作假，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除了以上虚构的证词已被否定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并无任何叛变行为。
（１）现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起去该厂找工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的情况，致使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案可查。廖如愿（当时任满洲省委秘书长）也证明：“刘、孟到警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刘、孟“没有作政治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集中意志对警察局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
（２）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据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事，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王鹤寿、杨一辰、何松亭等同志（当时均在满洲党、团省委及所属组织工作，是真正了解情况的）也都证明，刘、孟被捕后，他们所知道的党、团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的住址、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学校、工厂的支部，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王鹤寿、赵毅敏等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波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同志人所共知的。原审查报告说由于刘少奇同志被捕，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杀，这完全是捏造的。
（３）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党的历史档案（一九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共满州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敌伪档案（一九三四年日本大阪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上述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人被捕，是由于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当时党、团省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许多同志因而被捕）。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
（４）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多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同志判决“检察却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饶漱石（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明材料。
总之，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没有暴露政治身份，没有损害党的组织和党的事业，关押半个多月后，因案情不重，证据不足，即取保释放，继续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的问题。原专案组仅凭搞逼供信编造的材料，就认定刘少奇同志“投敌叛变”，进而凭空捏造说：“刘少奇积极地向……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大叛卖”活动。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罪行”。
（四）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问题
原审查报告在以上三个问题之外，还列举了刘少奇同志的七项“反革命罪行”。经复查，这些“罪行”也都不能成立。
（１）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问题，已由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发７５号文件予以否定。
（２）一九三六年“勾结”蒋介石、陈立夫等，“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的问题。刘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于一九三六年初派人同南京国民党代表谈判联合抗日，是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谈判过程和结果，党中央完全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同蒋介石、陈立夫的阴谋勾结。
（３）“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大力开展对敌伪政权上层分子的联络工作”的指示，曾派军部工作人员冯少白同志，利用亲戚关系，四次进入敌占区，进行分化、瓦解敌人的活动。冯于一九四一年第一次去敌区，在接受陈毅同志交给的任务后，行前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以后冯再次去敌区时，刘少奇同志已离开新四军回延安。原审查报告把这件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的工作，说成是刘少奇同志“派遣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是蓄意篡改情节，颠倒是非。原中央专案组已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给冯少白同志复查平反，撤销了原来诬称他是“投敌叛变分子”的结论。
（４）“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期间，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些文件、命令和社论中，已经指出国内形势的发展，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底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和二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民主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这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后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随着形势的发展，刘少奇同志也是同党中央一起改变了上述估计。对这件事，一九四六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用自我批评精神，代表中央总结过经验教训。本来，这是历史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原审查报告又把它翻出来，作为刘少奇同志个人的罪名，是有意的陷害。
（５）通过孟用潜同司徒雷登“勾结”的问题。这是原专案组将孟用潜同志当作“相当大的美国特务”进行审讯时，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假口供，据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证明，并无其事。
（６）“同美特王光美结合”的问题。这是妄加的罪名。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复查，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对王光美同志的历史已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的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７）派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供给情报的问题。一九五三年香港的某特情提供假情报说：王光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香港所属特务在大陆的重要情报来源。经公安部立案审查，已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查明原情报是蒋特的反间计，即决定撤销对王光琦同志的怀疑。原专案组没有任何根据，即否定公安部早已销案的事实，仍依据原来的假情报给王光琦同志定罪，并说王是刘少奇同志派遣的，纯属政治陷害。
（五）所谓“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原审查报告还认定，刘少奇同志在全国解放后，犯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等“罪行”，说他已经“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实践证明，建国以后十七年，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同志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样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是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这期间，尽管我们党在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刘少奇同志也犯过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外事活动方面，刘少奇同志一向是按照党对外工作方针、路线行事的。所谓“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纯系罗织“罪名”。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特作如下决议：
（一）撤销中发［６８］１５２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二）在适当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
（三）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四）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
一九八0年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的证件 中发［1980］25号（1980.03.19）附件 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小组
目 录
一、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后经多方营救获释的证明…………l
（一）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证明材料………………l
（二）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经多方营救获释的证明材料…………4
（三）黄静源烈士被害情况的证明材料……………………20
（四）关于“四斩”布告的有关资料………………… …………21
（五）关于杨剑雄案件判决情况的证明材料……………………………23
（六）关于刘少奇同志没有包庇杨剑雄逃避农民斗争以
及解放后并无往来的证明材料…………………………3l
二、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及庐山活动情况的证明…………40
（一）关于“四·三”惨案的有关资料…………………………41
（二）关于不存在“工人运动小组”的证明材料…………45
（三）关于武汉“七·一五”事变前我党干部调动情况的证明材料…………48
（四）关于工人纠察队缴枪是执行党中央决定的证明材料………5l
（五）关于一九二七年刘少奇同志在武汉没有被捕过的证明材料……………52
（六）关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七年在庐山养病的证明材料………64
三、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及获释情况的证明…………75
（一）孟用潜、刘多荃等人推翻其假交代的材料…………………75
（二）关于刘少奇同志等一九二九年被捕后有关情况的证明和资料……………90
（三）孟用潜同志写的被捕后受审问和判决的情况……………109
（四）一九三0年四月满洲省委遭破坏及“中东路事件”的有关资料………115
四、关于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复查情况的证明…………………121
（一）一九三六年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派人同南京国民党代表谈判的证明材料 …122
（二）关于派冯少白同志进入敌区做敌伪上层联络工作的证明材料……………………………125
（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有关资料和证明材料……132
（四）关于不存在刘少奇同志通过孟用潜同志与司徒雷登“勾结”问题的证明材料…………137
（五）关于不存在刘少奇同志派王光琦同志去香港向美国特务机关送情报问题的证明材料…141
五、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143
（一）李正义同志写的揭发材料（节录）…………………………143
（二）张忠岐同志写的揭发材料（节录）…………………………143
（三）杜庆义同志写的揭发材料（节录）…………………………144
（四）肖孟同志关于原专案组对孟用潜同志搞逼供情况的揭发（节录）……145
（五）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笔记本（节录）…146
一、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后经多方营救获释的证明
一九二五年刘少奇同志在上海总工会工作，领导工人运动，积劳成疾，回湖南养病，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逮捕。后经多方营救，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获释出狱，被驱逐出湖南，回到上海，于同年二月十九日抵广州。
（一）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证明材料
原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认定：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经核查，许多材料证实，当时刘少奇同志确系因病从上海回湖南，并非私自潜逃。现将关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证明材料列下：
（1）《上海总工会三日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版有关刘少奇同志患病情况的记载
（影印件略）
注：原报纸第四行与第五行的最末一字排颠倒了。原件存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2）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工人之路特号》关于刘少奇同志因病回湖南的一则消息报导（节录）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在第二次劳动大会后，即回上海组织上海办事处。“五卅”惨案发生，刘君日夕奔走，尽力尤多。近因积劳成疾，回原籍湖南养病。
注：《工人之路特号》系省港罢工委员会出版的刊物。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影印件见本件第五页。
（3）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刘少奇同志回湖南养病及被捕经过的报导
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因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肆（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
注：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4）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关于刘少奇同志因病回湖南养病的情报
译文：昨晚六时约七名罢工鼓动者，包括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在闸北谭子湾三德里31弄32号碰头。刘华说：原总工会成员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
注：英文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二）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经多方营救获释的证明材料
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全国各地工会、团体纷纷通电救援（有时一日通电多达四十余份），刘少奇同志的亲友多方奔走营救，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被保释出狱。现将刘少奇同志被营救出狱的部份证明材料列下：
（1）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电营救（影印件略）
注：此件原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工人之路特号》第182期。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2）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通电营救（影印件略）
注：此件原载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工人之路特号》第197期。原件存上海图书馆。
（3）河南焦作国民党市党部等通电声讨救援
影印件摘录：刘华刘少奇二君乃最忠实的工人领袖，五卅后废寝忘餐的指导工人同帝国主义奋斗， 致积劳成疾，犹继续工作不怠，这样热烈的爱国同胞，乃横遭杀戮逮捕……
声讨秘密枪毙工人领袖刘华的孙传芳 援救无故被捕的工人领袖刘少奇
河南焦作国民党市党部、河南焦作煤炭工会、道清铁路工会、河南焦作厨司工会。同叩
注：此件原载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工人之路特号》第210期。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4）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营救（影印件略）
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九日召开。此件原载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217期。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5）省港罢工委员会通电营救（影印件略）
注：此件原载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工人之路特号》第207期。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6）湖南学生联合会与中国济难会湖南总会呼吁各团体保释
影印件节录：四，援助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刘君因奔走职工运动，绩（积）劳成病，此次回湘养疴，竟遭湘赵之非法逮捕。省联为此事曾与中国济难会湖南总会联合会集各团体代表会议，决定进行：一，发出救援刘少奇君之呼吁书，二，联合各团体向政府保释刘少奇结果刘君幸被释放，现已赴粤。
注：此件原载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中国学生》第十八期。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7）刘少奇同志经营救、保释出狱后抵广州的报导（二影印件略）
注：此件原载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工人之路特号》第237期。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注：此件原载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工人之路特号》第246期。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8）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刘少奇同志出狱的情况报导
影印件节录：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副委员长刘少奇出狱盛况
# 到会者千五百余人
# 省港诸领袖之演说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去年“五卅”运动领导上海二十余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后因积劳成疾，于去年十月间回家养疴，道经长沙，为军阀赵恒惕所忌，派兵拘捕，经全国民众一致通电援助，赵知民气不可犯，遂将刘君释放，刘君于二月间乘轮来粤，各工友闻视纷纷派员前来慰问，昨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邀请罢工工人代表、省港各工会领袖，假座国民党中央党部开欢迎大会，是日到者凡千五百余人，一时开会，由主席李森介绍刘同志与来宾相见，全场鼓掌欢迎，次宣布开会理由，略谓，今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开此盛大之欢迎会，有三层意思，第一欢迎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出狱，第二欢迎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三欢迎省港罢工会领袖，原来总工会早将欢迎罢工代表和各位领袖，只因自罢工以来各同志工作甚忙无暇顾及，此次适我们的战士刘同志释放来粤，实为很难得之机会，所以总工会特开此欢迎大会欢迎刘君并欢迎各工友云，次由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报告刘同志奋斗历史，略谓刘少奇同志，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最勇敢的一位战士，他以前在湖南帮助工人组职工会， 湖南总工会就系刘同志所组织，还组织汉冶萍总工会，是全国工会组织最好的工会曾率领工友罢工一次，提出条件十三条率使资本家屈服，得到胜利，去年劳动大会他是主席之一，极为努力，各种议案多是他起草的，但他身体孱弱当时已经生病了，及大会闭会后，他回上海，适“五卅”惨案发生，刘同志和李立三等几位同志领导上海二十多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我们知道上海地方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最利（厉）害，工人组织，因之以前极为幼稚，惨案发生后，刘同志能将幼稚工人组织强健起来，与帝国主义作强硬的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都因此种积劳成疾，不得已回家调治，到长沙时为赵恒惕所捕，入狱五十二日，经全国人民（大）众一致电援，赵军阀知民气不可欺， 才把他释放， 现在已来省城，此后有机会与各工友一齐奋斗云。次刘少奇同志报告，……。
注，此件原载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工人之路特号》第249期。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9）袁素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的证明（影印件略）
注：袁素是洪赓飚的妻子，曾在武汉一师附校当职员，一九六二年退休，一九七七年病故。此件说明营救情形。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10）周维宾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的谈话（节录）
影印件节录：我把洪庚（赓）飚的信送给叶开鑫姓李的秘书，我送到传达室了。我送信送到叶开鑫、贺耀组（祖）家里。拿了些画，画是洪庚（赓）飚家里的，送给叶开鑫了。洪庚（赓）飚说要保刘少奇，他是宁乡人，是同学，学文（问）又好。这个画是我去宁乡洪庚（赓）飚家里拿的。
保刘少奇我记得请了两次酒，一次在天乐居，第二次在怡院（园）。请酒叶开鑫参加了，一次请上十个人，叶开鑫的李秘书也参加了。
注：周维宾于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九年是洪赓飚的随从，后经商。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11）李治安同志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的证明（节录）（影印件略）
注：李治安同志当时在长沙当教员，解放后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一九七七年病故，文中贺宝珍即何宝珍同志。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三）黄静源烈士被害情况的证明材料
原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认定黄静源烈士是被赵恒惕杀害，进而推论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叛变也必然被杀。这完全是主观臆断。事实上，黄静源烈士不是在湖南被杀，而是在安源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不属湘军）杀害，嗣后，遗体被群众抢回湖南，在长沙举行送葬仪式。现将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长沙《大公报》关于黄静源烈士被杀害的消息报导列下：
注： 原影印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四）关于“四斩”布告的有关资料
原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根据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长沙戒严司令部发布“四斩”布告，推论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叛变必然被杀。实际上，“四斩”布告是针对长沙市的新河等处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更大暴乱而发布的，同半年以后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毫无关系。现将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长沙《大公报》载赵恒惕及戒严司令部发布“四斩”布告的有关报导列下：
影印件摘录：前晚谣传发生之影响
……政府特别戒严，严重取缔学生行动
前晚种种谣传，本报昨已载其×真。昨日探闻，确无是事，无端惹起一夜纷乱。人心浮动之际。固易有此现象也。政府深恐扰及治安，自×夜起特别戒严。……省长布告云：……惟查近日以来，竟有暴徒在市面散发谣言传单。例如小西门外则喧传小吴门铁道英人戕毙华工，小吴门则云小西门殴华人数名。或云事出新河。或云衅肇南门。及政府派人调查，则实×无影响。又遍贴招告传单，四处演说，煽惑军警，胁迫市民，宣传过激主义。×种谬妄之词，显系借外交问题，激动群众，扰乱治安。试问此种行为，与对外何关？秩序一坏，所受痛苦，仍我中国人耳。纯粹爱国学生岂肯出此。本省长雪耻伸愤，誓不×人。惟既受全省父老生命之托，负有维持治安之责任，对于此种败类，一经查觉，定当按照戒严条例从严拿办。尔学生等须知事关外交，决非卤莽灭裂所能解决。即外侨之生命财产，仍当受法律上之保护，万不可意气用事。……自此申示之后，如再有罔知惩戒，×蹈悖谬之行为，则是甘冒不韪，藐视法纪，本省长当执法以绳，决不姑宽，无谓言之不预也。其各凛遵，切切此布。
戒严司令布告云，昨查新河等处并无外人杀伤中国工人之事。如有造谣煽惑者，即就地正法。又布告云，造谣生事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
注：原影印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五）关于杨剑雄案件判决情况的证明材料
对于杨剑雄一案的审理和判决，刘少奇同志事先并无所知，亦未干预，原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同志“授意”“将杨剑雄处决”“杀人灭口”，完全是诬陷。现将杨剑雄被处决的有关资料列下：
（1）宁乡人民法院判决杨剑雄死刑的呈请登记表
影印件摘录：
死刑案件呈请登记表（法院章）
案 别 青年党骨干
姓 名 杨剑雄 化 名 刘吉孚
年 龄 52 籍 贯 湖南宁乡
成 份 大地主 出 身 豪劣
主要罪恶事实： 略（共列举二十条罪恶事实）
捕押日期 l952年10月28日
区委呈请意见 坚决呈请死刑
县里研究意见 同意处极刑 53．元．18．（章）
上级批示意见 同意判死刑
批示日期 省府53．1．24府积字0435/284批准死刑（章）
注：原件存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
（2）宁乡县公安局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致刘少奇同志的信（影印件略）
（3）刘少奇同志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复电原稿（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王寿增同志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证明（节录） （影印件略）
注：王寿增同志一九五三年任宁乡县县长，担任审理杨剑雄一案的审判长，现离休。文中的霍建国同志，一九五三年任宁乡县公安局长，担任审理杨剑雄一案的副审判长，于一九七七年病故。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5）田育农同志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证明（节录） （影印件略）
注：田育农同志一九五三年任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担任审理杨剑雄一案的副审判长，现任株洲市委党校副校长。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6）钟振琪同志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证明
原件摘录：
杨剑雄系宁乡伪靳水四乡四大金刚之一，大地主，大恶霸，曾参加匪青年党，任主任，当过伪乡长。作恶多端，罪恶累累，民愤极大，枪决是罪有应得，合符镇反政策，顺乎民情，无可非议。至于一九五二年杨在我讯问中提出一九二五年，曾于长沙营救过刘少奇一事。我认为是他自知罪不容赦，又晓得我党和政府有个八方面的宽容政策，因而死里求生，忘（妄）图乞求当时刘主席，以少年同学之情，保他狗命，而臆造的情节。在报批杨犯死刑后，我为慎重起见，回报局长霍建国同志，霍嘱我直写一信，请示当时刘主席，刘批复大意是：没有那回事，可按你们的判决执行。接信（电）后，当即公审枪决。事情前后经过是完全光明正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中央专案组曾三次派人找我。第一次六七年春，……第二次同年夏天，……第三次是六八年五月，中央又派了另外两个人来找我（一个干部，一个军人），把我原写的材料拿出来说：“中央要的材料要非常精练，我们研究、研究，改写成一页卡片纸，好不好？”于是由他俩示意，我起草，他俩又看，又指点，改写而成。其中“隐瞒叛徒嘴脸”和“杀人灭口”等词句，都是他俩措词，我违心地写上的。本来枪决杨犯是群众有要求，罪行确凿，省委已先批准，杨犯应该杀，是光明磊落的，何来杀人灭口的罪名呢？……
注：钟振琪同志原系宁乡县公安局干部，曾担任审理杨剑雄一案的审判员，现任宁乡县双江口公社副书记。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六） 关于刘少奇同志没有包庇杨剑雄逃避农民斗争以及解放后并无往来的证明材料
原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根据杨剑雄一九五二年的供词，认定在一九二七年刘少奇替杨剑雄“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使杨家“得以无恙”，包庇杨家“逃避农民斗争”。经调查，大革命时期，恶霸杨剑雄一家并未逃脱农民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杨剑雄立即由上海返乡进行疯狂地报复。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所谓一九二七年刘少奇替杨剑雄“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使杨家“得以无恙”之说，纯系谎言。解放初期，杨剑雄逃往长沙，曾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给刘少奇同志写过一封信，但刘少奇同志对这封谎言连篇的信，根本没有看。一九五一年初，杨剑雄逃到北京求见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没有接见他。后来他逃到东北抚顺煤矿，又逃往广西桂林，被捉拿归案。原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只是根据杨剑雄的那封信和企图求见刘少奇这件事， 即认定刘少奇同志与杨剑雄“解放后还有来往”，以佐证刘少奇同志给宁乡县公安局的复电，就是为了“杀人灭口”。这显然不是事实。现将有关证明材料列下；
（1）关于一九二七年农民协会与恶霸地主杨剑雄作斗争的证明
原件节录：
关于一九二七年农民协会与恶霸地主杨剑雄作斗争的情况
──座谈纪要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初，我们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农会是由地下共产党领导，……。
杨剑雄在我们地方群众无不义愤。杨剑雄原是住在我们大队铁罗冲，是一个有名的恶霸地主。因他是伪省长赵恒惕的姨侄，又在他门下当会计，由于是亲属关系，杨剑雄的权势很大，横蛮无理，仗势欺人，连他的山场屋宇，农民都不敢出入。群众便称杨剑雄为“八镇王”，是地方上一个很有名的恶棍。以后又称他为“四大金刚”之一。一九二七年农会来了几十个人要抓他，杨的父亲杨进云指使佃户去大湖塘通知杨剑雄离开本地，因而没有抓获。接着农民协会便找了他父亲杨进云，最后杨进云只好办了十多桌酒席，交二十亩水田给农会才了事。农民协会将杨剑雄的伯父杨石岩抓去了。不久农民协会失败，杨剑雄则坐镇宁乡县府，提出不杀掉农会负责人杨文凡，他不回家。最后只好将杨文凡杀了。……
中共宁乡县委组织部中共宁乡县花明楼区委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何一先同志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证明（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3） 王光美同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的证明（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4）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日审讯杨剑雄笔录 （节录）（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湖南宁乡县公安局
（5） 杨剑雄在狱中的亲笔供词（节录）（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湖南宁乡县公安局
二、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及庐山活动情况的证明
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七．一五”事变发生前，刘少奇同志在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从事工人运动，积极组织和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斗争。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汪精卫、冯玉祥等召开郑州会议决定分共以后，武汉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我党中央鉴于武汉国民党政府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遂决定将集聚在武汉的干部实行分散。刘少奇同志及湖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新调进一批干部来坚持工作。这种应变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决定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刘少奇同志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的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是属于执行了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七．一五”事变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同志在庐山养病，是通过组织关系去的，省总工会及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是知道的。总之，一九二七年刘少奇同志在武汉工作期间的历史是清楚的，没有被捕过，更不存在充当“内奸”、“工贼”、“破坏工人运动”的问题。
（一）关于“四·三”惨案的有关资料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中国同胞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刘少奇同志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各界群众对日斗争。原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镇压工人运动”，是毫无根据的。现将刘少奇同志在“四·三”惨案发生后的活动情况有关资料列下：
（1）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同志在“四。三”惨案后活动的报导
影印件摘录： （本报特讯）“四·三”惨案发生后，武汉民众甚为激昂，而尤以工人方面为剧。……
厶 各团体紧急会议 武汉各团体于昨日午后三时在市党部一楼举行“四·三”惨案紧急会议，到会团体二十，代表三十余人。当推特别市党部李午云为主席。开会程序，一、主席报告开会意义，二、全国总工会刘少奇报告前日惨案共伤我同胞十四人，死三人。今日日水兵又在日界外枪杀我同胞死一人，伤一人。现已死者均送来全国总工会，伤者均送天主堂医院，生命危险者尚有数人。至日界今日秩序暂由其水兵维持，外交部已与日领交涉，允于今晚撤退水兵，由中国派军警维持日界秩序云。三、讨论组织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
厶 各工会联席会 昨天七时全国总工会召集各工会代表，特在血花世界开紧急会议，到代表约六、七百人。由主席向忠发宣布开会，继续报告“四·三”惨案经过，当报告各同胞惨死情形时，全场齐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回日租界等口号。……次则刘少奇报告各团体联席会议经过，继通过决议案三条。……决议案原文如下：一、工人阶级，应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同胞之惨杀。我们一致决议，拥护四月四日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所提出之七项要求，及我们所提出之“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所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国民政府办理“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我们一致作外交的后盾。……
全省总工会布告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机关枪打死了几十个同胞，大家一定激愤得了不得。现在政府已派兵前往维持秩序，请大家同胞万勿骚动，（一）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二）不要打日本人，听候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及总工会办法，国民政府既为人民一致拥护，前次办理英租界交涉亦极得当，此次日租界屠杀事件，亦必能为民众雪耻也。特此布告。
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节录）
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
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节录）
三、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国民党中央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等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也是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是不对的。
注：以上（2）、（3）两件说明“四．三”惨案后，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及湖北省总工会的布告，都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政策而定，并非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二）关于不存在“工人运动小组”的证明材料
（1）罗章龙教授一九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的证明（影印件略）
注：罗章龙教授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贝会。
（5）丁觉群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向专案组的思想汇报（影印件略）
注：丁觉群当时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一九二八年被捕后脱党，曾任国民党区、乡长，县参议员，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一月病死。
这是专案组逼丁交待刘少奇同志所谓“黑组织”问题，争取“为人民立功”的情况下，丁先是写了上述的思想汇报，后来即编造了只有一名组长（刘少奇）、一名组员（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黄蚧然先生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证明（影印件略）
注：黄蚧然先生曾是共产党员，当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现任全国工商联合会秘书长。
（三）关于武汉“七．一五”事变前我党干部调动情况的证明材料
（1）李维汉同志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证明（节录）
影印件节录：
刘少奇的几个问题
（二）武汉国共最后分裂，我记得是在七月十二日。这以前，从各省、各线撤下来的大批干部集中在武汉，中央曾决定：凡是能回本省工作的，尽量回本省工作；适宜于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一批去莫斯科学习。
注，李维汉同志一九二七年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郭述申同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证明（影印件略）
注：郭述申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党团成员，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3）李景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证明（节录）
一九二七年六月，当武汉国民政府继蒋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叛变和何健部许克祥在湖南的马日事变之后，收缴了省总纠察队的武装。党鉴于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的行动日益猖狂，遂将在武汉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陆续分散各地。……
注：李景明一九二七年“七·一五”事变前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后调任省总武昌办事处主任。解放后在民革重庆市委机关工作，一九七五年病故。原复制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4）郑超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证明（节录）
我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底由上海乘英国怡和公司的轮船去武汉。
在上海时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之后派往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七·一五”前后，党中央通知说汪精卫、唐生智已改变态度，要反共。把党的干部进行了调整，把公开身份的党员调走，把别方面的党员调来。……“七·一五”以前没有听说有人被捕。
注：郑超麟曾是共产党员，现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会员。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四）关于工人纠察队缴枪是执行党中央决定的证明材料
（1）《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节录）
三、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它反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七、武装问题与军队之关系
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合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候，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节录）
中共中央此时未能力争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反而在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农民部通告中，都承认农民有“过火”行动；并且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
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五） 关于一九二七年刘少奇同志在武汉没有被捕过的证明材料
（1）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武汉国民党
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速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速记录
时间： 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下午四时
地点：汉口中央党部
出席者：王法勤 孙 科 汪精卫 邓演达 孙宋庆龄 谭延恺
林祖涵 陈友仁 吴玉章
列席者：张肇元 苏兆征 詹大悲 于右任 孔庸之 孔 庚
连声海 于若愚 ．
主 席：谭延恺
书记长：陈启修 记录：邱致泽
主席宣告开会，恭读
总理遗嘱──全体肃立
主席宣读并审查上期决议录
詹大悲：（二）湖北总工会因为这几天外面谣言很多，恐怕引起误会，乃于昨天自动的将纠察队解散，将枪枝都送交卫戍司令部，总工会这种举动很好，在目前环境之下也有必要。但今天就发生了同工会为难，抓工会的人之事。汉口市党部要请中央决定一个办法，明令保护工会，不能使他们因为自己解除武装而受摧残。
主 席：纠察队没有取销，不过缴械而已。
詹大悲：因为恐怕发生误会，所以自己将械缴了。
主 席：中央并没有要他们缴械。
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得着了总工会自己缴械的消息，也很觉得奇怪。还有，昨天十二点江董琴同志来了一个电话，说三十五军有人到总工会去要房子。当时本席就打电话到卫戍司令部去问，李军长回电说没有这回事。到了今天，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同志来报告，说全国总工会被李军长派了一机关枪连的人占了。同时，全省总工会刘少奇同志又来报告，说全省总工会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四五个兵去保护他们。大概是全国总工会同全省总工会弄混淆了。所以引出了李立三同志所报告的事。但保护并不要一机关枪连，几个人就够了，也不要在门口守卫，在附近的地方驻扎就是。
詹大悲：除此之外，已经有两三处工会被捣毁了。
主 席：是一些什么人？
詹大悲：有少数的武装同志。
汪精卫：可由本会要军事委员会出一布告，说明此次湖北总工会解除纠察队的武装，纯出于自动的诚意，如有匪徒胆敢骚扰或谋害工会的，定行拿办。
于右任：布告中要说得严厉一点。
汪精卫：由军事委员会去起草。
苏兆征：军队跑到全国总工会去，贴上一些某某办事处的条子，把房间都占住了。
主 席：再有发生骚扰工会的事，还是喊巡警的好。
决议──交军事委员会草拟命令，此次湖北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将枪械交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保存，系该工会自动办理，如有匪徒胆敢骚扰或损害该工会者，着地方军警，从严拿办。
注：原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同志及湖北省总工会其他领导人，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被捕，从六月二十九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中看，尽管汪精卫在玩弄阴谋，但显然可看出刘少奇同志等并未被捕。原件存武汉市档案馆。
（2） 当时的报刊对军队冲击工会一事均有报导，但没有工会领导人被捕的消息（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上海图书馆。
注：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注：原件存北京图书馆
影印件原文：
武汉方面宣传，纠察缴械出于误会，并谓工会之军队巳撤退。
汉口二十九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电，昨晚工党领袖与军界当局会议结果，纠察队自动缴械，今日有小部份军队将全国工会与湖北工会两纠察队所住之场所占据，同时有大部军队赴两处工会作监视之行为，旋即人数减少，至今日下午，只有兵士数人站立门首而已，两处工会之职员，在内照常办公，劳工部苏兆征对记者云，“昨今两日之事全出误会，业已由李品仙司令与余会同满意解决”云云。
二十九日下午十时汉口电，今晚全国劳动界代表，在人民俱乐部开会，工界与军界领袖均有演说，当场谈及今晨军队占领工会会所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祛，今晚军队已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
注：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3） 林棣之同志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的证明（节录）（影印件略）
注：林棣之同志现为湖北省文史馆馆员。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 陈仲波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的证明（节录） （影印件略）
注：陈仲波同志解放以后任武汉市乔口区房产公司第七房管所技术员，一九七三年退休。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5）曾昭美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的证明（节录） （影印件略）
注：曾昭美同志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处书记，解放后当码头工人，一九六五年退休。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6）吴良福同志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证明（节录） （影印件略）
注：吴良福同志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文书，解放后当教员，一九七二年病故。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六） 关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七年在庐山养病的证明材料
（1）罗章龙教授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谈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张桂秋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给刘少奇同志的信（节录） （影印件略）
注：张桂秋原国民革命军士兵，解放后为长沙市民，已病故。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3）聂荣臻同志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的证明 （影印件略）
注：文中提到的林祖烈 （林亚丹） 同志于一九三六年病故。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聂荣臻同志一九八○年二月十四日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写的证明所加的注解（影印件略）
（5）刘少奇同志写的个人历史材料（节录）
一九二七年夏（七月？）由汉口乘贺龙同志的一兵船抵鄂城，乘一小划子到九江，在庐山养病。八一起义后，隐居于星子县白鹿书院，后改扮海员到上海，由苏使馆介绍与康生同志接上关系。
注：此件是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由王光美同志抄写，刘少奇同志修改的。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6）丁觉群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写的关于他在庐山与刘少奇同志相遇的材料（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7）丁觉群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给专案组（老杨）的一封信（影印件略）
注：这是丁觉群向专案组交材料时附的一封信。从此以后，丁便开始编造“打破事实框框”的假材料。虽然曾有多次反复，但他还是在压力下按照专案组的意图编造了假证明。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8）丁觉群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思想汇报（节录） （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9）丁觉群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书面交待（节录） （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10）丁觉群一九七二年解除监护被释放回家后写的日记（节录）
影印件原文：我由京返汉后不久，就有人对我说，你检举刘少奇的材料，中央已向基层发表，我们都看过。但为什么你又戴上叛徒的帽子？ 我当时只淡淡地一笑说，我不戴帽子，怎能打倒刘少奇？我如畏首畏尾，怕这怕那，怎能坦率真实。须知这是事关党变修，国变色，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又要受二茬罪的生死的大搏斗，只有破私立公，才能作如实的反映。无数先烈干革命求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为打倒刘×而戴上帽子，有何顾惜呢。
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1）丁运隆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的证明（节录） （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及获释情况的证明
原中央专案组主要根据孟用潜、刘多荃等人的假交代，认定刘少奇同志在沈阳被捕叛变。现查明，一九二九年刘少奇同志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在领导奉天纱厂工人争取工资八成现洋开支的斗争中，由于崔凤翥（纱厂工人党员）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的情况，党的支部书记常宝玉（工人）被拘。当刘少奇、孟用潜同志于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时许准备与常宝玉接头时，在纱厂北门外，被厂卫队怀疑而扣押。审讯中常宝玉没有暴露党内情况，他们均未暴露政治身份，敌人没有掌握“煽动工潮”的证据， 由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判为：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于同年九月十九日以前出狱。
（一） 孟用潜、刘多荃等人推翻其假交代的材料
原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附件“罪证”本中，关于一九二九年的问题，曾使用了孟用潜、刘多荃、丁基实、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第等八人的所谓证明。现关辅金、徐廉奎、关庆云三人已死，其余五人均写了翻供材料，并揭发了原来在逼供下写伪证的情况。孟用潜同志在被关押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专案组扣压（不包括强迫本人撕毁的申诉材料），隐瞒不上报。
（1）孟用潜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关于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问题的再申述》（节录）
影印件节录：
（二）我曾一再声述，我一直认为在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叛变问题，包括一九二九年被捕在内。关于一九二九年一案，我仍然坚持去年六月我对于这一案的基本看法，即被捕后我是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受住一场阶级斗争的考验，决没有叛变，也决不是叛徒。这也就是我在七月十三日、八月十九日和十一月六日的《交代》和《申述》中所一再阐明的立场。……
（三）另一方面，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代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代，包括最近从去年十二月初到一月三日的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去年七月我开始交代刘少奇的叛党罪行，并不是因为我对于刘少奇的叛变确有事实根据，而是因为我和刘少奇在一九二九年是同案，必须同他划清界线，而划清界线就要交代叛党罪行。我当时感觉如若再不交代会变成抗拒从严，而这一案又事关重大，与其最后弄成罪责难逃，不如早作交代，立功赎罪。这就不是实事求是，而是“私”字当头。既然开始交代，就不得不继续交代，因此我又依照我的主观想象，继续编造从叛变自首到投敌的一系列罪行。……我决心痛改前非，不再编造叛党罪行。对于已经编造交代的叛党罪行，包括从十二月初到一月三日的交代，全部予以否定。因为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臆想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注：孟用潜同志一九二九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文化大革命前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休养。原件存外交部政治部。
（2） 孟用潜同志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 《向党申明我的两篇交代都是编造的》（节录）（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外交部政治部。
（3） 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写给中央专案组的《再一次请求》（节录）（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外交部政治部。
（4）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九年六月四日给毛主席的信
原件摘录
最敬爱的毛主席：
刘少奇和我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投敌，刘少奇1946年派我去美国要求美帝实行大规模武装干涉这两案，四月二十六日我写过一封信，请您考虑这两案做为两个个别问题是否需要重新审查，因为这两案的审定不符合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和审讯工作有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封信不知是否已经收到，殷切希望能有所指示，以便遵循。……
（一）前次审讯（三月六日）给我划一条线，指出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再对这两案提不同意见，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这就是说这两案的调查研究和审讯工作无论有什么缺点错误，由于已经十二中全会通过，都可以有错不纠，因而就不准提意见。这种作法是否妥当，值得考虑，因为这样难免会影响政策落实，影响认真总结经验，而且会掩盖审查工作中一些明显的缺点错误。
（二）这次审讯指出，我坚持对于这两案的意见，是因为我的反动立场不变，甚至指出我是“无理取闹、自取灭亡”。这两年来关于这两案，我每次提意见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决不是无理取闹，这是有案可查的。……我否定1946年的卖国阴谋，就是为了实事求是。那个阴谋是在什么情况下编造，怎样编造，又如何一再改编，我最清楚，1929年叛变投敌一案也是一样。我那次在沈阳被捕，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受了考验，并没有叛变。这件事我是清清楚楚的，并作了如实的交代。以后编造叛变投敌是犯了错误，并做了检讨。1929年一案本来并不复杂，使案情复杂化的是编造和相信编造。包括交待的编造和提供材料的编造。为了解决问题，也可以把一切真凭实据，包括奉天警察厅系统一批敌伪人员提供的材料，摆在桌面上摊开来谈，只要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挂帅，问题应当不难澄清。……
注：原件存外交部政治部。
（5）刘多荃委员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七日写的更正材料（节录） （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6）刘多荃委员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写的更正材料（节录）
原件全文：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待的关于“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人案”和同年八月以前所交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由专案组摘录要我抄写的。我所交待的材料当时是这样写出的：首先专案组把我与外界隔离看管起来办学习班，不许回家，然后和我反复的“谈话”。“谈话”的范围很广泛，从军事、政治、社会情况到人事往来，最后重点转到一九二九年前后的社会治安等问题。提出包括各方面的问题，然后让我写出书面交待。对我的态度是严励（厉）的，有时还拍桌子瞪眼。当时专案组出于他们的需要，每天总是让我写，写一回看了不满意就让我再写，有时送来一大堆报纸、资料让我看，看后要我回忆，然后再写。有时“诱导”、“启发”，有时威吓说：“你是有罪的，要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我对他们向我交待政策和让我交待所谓“罪行”并不明白专案组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但我当时已意识到他们已把我当成所谓有罪的入。还经常反复对我进行路线教育，让我“要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为俊杰”等等。当时为了表达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和忠心，逼的我只有按专案组的“要求”和“启发”写东西。反复的没完没了的写、看、写，把我的脑子搞的很混乱，把人搞的很疲惫，使我感到非常厌烦。当时我已七十多岁，精神和身体己被搞的支持不了！ 虽没上刑，但精神上的折磨是难以忍受的。以致后来脑子里也分不清那些是记忆中的东西，那些是从报纸上抄的，那些是专案组“启发”、“诱导”我写的，无可奈何，逼急了，索性就按他们的意思写，写一回不行就再写，直到最后他们同意。有些事是按他们的愿望写的，有些是推测，有些是联想。于是专案组人员又说我不老实，我说：“我以为不出‘大格’就多写，写的越详细越好吗！”以此搪塞他们。如一九二九年沈阳破获纺纱厂共产党人案，当时我是听说过，至于是哪一年我已记不清，因写的时候已事隔三十多年，事过境迁。很多事当时只是当作新闻听听而已，又不是我份内的日常工作。逮捕共产党人的地点是纺纱厂还是工业区这些都是照报纸上写的，当时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审讯的具体情况与经过及怎么释放的这些事实我都不清楚。但他们反复诱逼我，只好按他们的意思写了。
关于所谓一九三0年中东路事件的事，专案组人员让我回忆，当时只记得是中俄交战事件，并不知道后来共产党搞了些什么活动，也没听说那个满洲省委书记去哈尔滨的事。在他们的诱逼之下，为了“过关”，只好按他们的意思将一些我以为可能与事件有关系的熟人的名字和专案组人员诱导的事件联系起来，说被捕的共产党人到哈尔滨后还有联系等。这两个材料当时所写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我脑子里原有的记忆，现在也毫无印象。在整个办学习班写材料过程中，我一直不知道我所写的材料中所指的满洲省委书记是谁，更不知他们将我所写的材料用在诬陷刘少奇的身上。到后来他们认为所要得到的东西我已提供的差不多了，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一天，他们把我以前历次被迫交待的记录中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像三0年破获的几起共产党案与刘少奇的关系及听荣臻、鲍文樾等说的一些情况，如那个满洲省委书记去上海的情况等几篇材料），由他们摘录后让我写成几份材料，这几份材料实际都是我为应付专案组所写的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大约那时他们才告诉我，他们是在搞刘少奇的专案。并说：“你提供的那些材料很有价值，你要彻底和刘少奇划清界线，你立功了……”等等。于是，最后于一九七二年才把我放出来。
注：刘多荃先生一九二九年任张学良的卫队上校团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7）丁基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推翻他关于刘少奇问题的供词（节录） （影印件略）
注：丁基实（丁君羊）一九二九年十月在孟用潜同志调离后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后被捕脱党，曾任国民党山东省建设厅长，现为上海市徐汇区土产杂品公司病休人员。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8）陈冠英（陈元祯）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写的材料
原件节录：……一九六八年一、二月份我被沈阳军区姓梁（的）叫到市宾馆让我交待这一问题，（指奉天纱厂闹风波捕人）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把他们（指被捕的人）送到分局你在场，我说你说我在场就在场。他们还问被捕的有几个人？说如何灌凉水压杠子。我说我没看着，连纱厂我也没去过，姓梁（穿军衣）姓纪的（穿便衣）的说你不知道行吗？材料都掌握了你不说也不行。你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我睡觉，这个捅一下，那个推一下，又拍桌子又大声说，实在受不了。大概是在第七天的头上，沈阳军区姓田的来后，一方面说他对我的作法不对，不符合党的政策，不能这样整，另方面对我说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你立功了，原来三分局的人都死了，你是活人头，所以要你证明一下。我说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九六八年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识几个字，不会写），未让我看，只念给我听了一下，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 约在一九六八年十月间，有一天吉林省军区来人把我又找到派出所并对我说最近几天你不要到哪去，十一月四日吉林省军区保卫处长带了两三个人把我带到军区监护起来，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来，总共三年多时间，这期间，约在两年时，沈阳军区李科长来时，我对他说，听说开完九大了让我回家，可现在还不让我回家，他们搞逼供信，让我待在这儿干嘛？……
注：陈元祯（现名陈冠英）原系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差遣班长。陈现为长春市居民。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9）刘青第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关于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案件的交代》（影印件略）
注：刘青第原系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现居住沈阳市。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二）关于刘少奇同志等一九二九年被捕后有关情况的证明和资料
（1）中共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影印件原文：
2.纱厂斗争问题，奉天纱厂两月来即以五成开支，而且是奉票，我们经过支部的讨论在群众中提出要八成现洋的鼓动，并要求立刻开支。群众情绪异常兴奋，我们更继续不断一再进行鼓动工作，一面准备召集各部工人会，八月十八、九的时候，群众情绪已确实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而且八月二十七日又是开支的关头，据当时情形没能在组织上积极准备，八月二十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开八成现洋，群众行动确已不成问题。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众会时，支部书记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开除（前数日）致会不能开成。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已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纱厂更继续开除准备介绍的范刘两工友，因此纱厂工作实被打击。但据报告，工资仍未开。我们现在一面继续考察群众对常同志被捕的态度，准备一面提出捕人的抗议，一面继续要求八成现洋和立即开支。对崔再看行动而决定处置之办法，以外并拟为常捐募名义，进行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注：赵即刘少奇，化名赵之启，孟即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崔某即崔凤翥，全总代表是张昆弟，丁是丁君羊，常是支部书记常宝玉。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中共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王鹤寿同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写《关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问题》的材料（影印件略）
注：王鹤寿同志一九二九年任中共满洲团省委组织部长，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4）杨一辰同志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谈《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被捕情况》（节录）
（影印件略）
注：杨一辰同志一九二九年是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任河北省副省长，现在休养。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5） 廖如愿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写《有关刘少奇、孟坚等1929年奉天纱厂被捕事件》的材料
原件节录：……纱厂工资，以奉票为单位。奉天（票）日益毛荒，工人日愈不能维持生活，酝酿斗争， 已经过一段长时期了。孟坚收集了这些情况和刘少奇商量，决定亲自出马，在纱厂上下班时，前往直 接向工人宣传鼓动罢工，当刘孟与另一正向纱厂工人讲话时，即为纱厂所逮捕。被捕原因，省委同志当时认为主要是工作方法。纱厂党团力量薄弱，不能起核心作用领导群众做（作）掩护，单独几个负责人公开广泛地在群众中宣传鼓动，这是冒险的行动。同时在技术安排上，也与环境不适应，如服装与语言等，因而目标鲜明为厂方所破坏。……刘孟到警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他们的情况由贺（何）宝珍接见时传递出来，他们在警局属于一般犯人，没有带镣和其他特殊的待遇。……就是没有把他们作政治犯来处理。在一般情况上，不会牵涉到政治关系。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党团机关及人员都没有变动……。刘孟在警局集中意志，对警局所作一般案情的应付，没听说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
注：廖如愿一九二九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任广东省茶叶分公司科长，现已病故。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6）廖如愿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写《有关刘少奇、孟坚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被捕事件的材料》
原件节录：刘孟在纱厂前面被捕，根据当时李文玉 （注：满洲省委工作人员） 反映是可靠的。李文玉当天从外面返回愤奋地同我说：“刘孟为纱厂斗争，在纱厂前面，被纱厂逮捕了。”是她站在马路口上亲自望到的。当天晚上，我同丁君庠碰上头，所谈刘孟被捕情况相同。
刘孟为什么被逮捕？开始省委同志都认为是工作方法与装备技术等暴露目标所引起。几天后，丁君庠同我谈到纱厂×某叛变了。（指纱厂那个比较活跃的工人同志，我不记得姓名）还具体地说过：“×某那天约刘孟在纱厂前碰头，他没有去，刘孟就被围捕起来了。”是否再谈过其他情况？ 我记不到。……
刘、孟被捕后，在纱厂多久，才送往警局，我不清楚。据当时杨一辰反映，他在事件后第三天在警局和刘、孟联系上送交衣服等，那刘、孟在纱厂时间，应属这个范围以内。（最多两整天，包括解送警分局时间时在内） 刘、孟出来后，我们在刘家碰头时，刘曾谈到，“纱厂人员对他说，‘你是上海派来的，上海纱厂工人才闹得凶’。他们对上海纱厂情况，几若谈虎变色。继又指着他说：‘你们南蛮子是有来头的，知道你要来捣蛋’！”从上项内容看，当时纱厂对工人斗争是很恐慌的。同时，对刘、孟事件早有预定的计划。据刘说，他没有承认鼓动纱厂罢工，解释是路过这里，误会被捕的。那时我们都相信不疑。……刘、孟禁押警局情况，我们是以杨一辰、何宝珍接见联系的反映为根据。案由不是党犯，关在一般犯人的大房子里，没有脚镣，（政治犯有脚镣） 属普通案件，以及审讯、判处劳役等，除以前材料外，我记忆不出新的情况。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7）饶漱石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写《关于刘少奇在满洲被捕的材料》
影印件摘录：……我只记得他（刘少奇）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党员接头谈话被敌人把他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到）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获释放。刘被释放后即到我家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我。当时我们对秘密工作都缺乏经验，故发生刘被捕后我仍未立即搬家和刘于被释放后即到我家的事情。……
注：饶漱石一九二九年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已病故。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8）赵文栋同志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写的证实材料
原件节录：一九二九年五月我由山东调到东北（沈阳）在满洲省委秘书处工作。当时省委书记是刘少奇，组织部长丁君羊，秘书长廖如愿。其他还有于培真（丁君羊爱人）何宝珍（刘少奇爱人）李似玉（通称她叫小姑娘）刘伯刚、杨一辰、郭任民、宋奇等。……
我记是一九二九年八月间，廖如愿在秘书处低声向我说：“少奇被捕啦，你在屋快把文件整理一下，我到外边去打听打听消息。”那天晚上廖我两人弄开床下的一块地板，把文件放在地板下面，党员名单廖自己处理了。
刘少奇被捕后，大家同志们的心情有些不安，也有些戒备，比如我和老廖每次外出回来时，先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异样才走进院内。晚间回来时，先隐到黑暗处向住处周围了望一下听听动静再叫门，但当时并不是惊慌失措，仍照常工作。秘书处未迁移，丁君羊仍住原处，我记得何宝珍也未动。那时没一处机关、通信处或党员由于刘少奇被捕受到牵连，这是我知道的情况。
一九三0年二月（春节后约过一个月的时间）满洲省委破坏时，我也被捕。破坏的原因，据我知道的是：张学良政权时，他的外交协会主办召集各界人士在南门里一个大戏院开大会，邀请新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两名留学生讲演，宣扬美国社会美好，人民生活幸福等。当时党决定派反帝大同盟负责人赵尚智同志和两名东北大学学生杜兰亭、陈尚哲（他俩是党员或是团员我不清楚）去参加，借听讲名义，提出美国统治阶级残苦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罪行，下层人民生活苦境的事实来反驳那两位学生讲演的欺骗性，引起听众憎恨美帝国主义。赵、杜、陈等发言时不策略，使人明显听出来是共产党的宣传，当被在场宪警察觉。散会时他三人一同被宪兵司令部侦缉队逮捕，经拷讯，杜、陈两人叛变，供出省委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住处，于是侦缉队大事（肆）搜捕，逮捕了省委负责人邱九、丁君羊、饶漱石及其他同志等二十几人。这次被捕破坏是突然发生的，未听说其他情况。
注：赵文栋同志一九二九年曾在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工作，现在吉林省粮食局工作。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9） 何松亭同志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写的证明材料
原件节录：一九二九年我正在沈阳作党的地下工作，掩护职业是沈阳汇华银行会计课工作， 当时地下党我们这个小组有郭尊三组长，还有李笛宸（涤尘）和我三个人。
约在一九二九年春天（？）有一位省委的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当郭尊三同志讲话时该同志有些插话，但说话有口音，我当时听不大清楚。过了一两月时间，突然郭尊三同志告诉我们说：上次参加我们小组会的那位同志被捕了，他就是刘少奇，并让我们停止一切活动赶快躲避一下。我（们）立即搬家，我也到外地去。一个月后沈阳没有其他异常我就回来了。于是，沈阳党活动又开始了，没有听说党组织受到破坏，我们小组织（仍）照常活动。
注：何松亭同志原在轻工业部教育司工作，现已退休。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0）王广恩关于刘少奇、孟用潜被捕一案的材料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纱厂工人管理员孔令铎报告厂内发现煽动罢工的传单，总经理找来技师刘轩华申斥说：“你们光吃饭了，为什么工人带进传单来？赶快清理”。并要他和孔管理员协力办。后来刘技师发现他一个亲戚可能是地下党员，便许下他一百元，那个亲戚就告了密。他和便装的卫队埋伏在厂外，在一天下午六点钟，逮捕了两个共产党员。被暴露的还有厂内一个姓常的。刘、孔以为立了功，就向总经理汇报。总经理大怒说：“让你在厂内清理，只要不出事，也不要追究工人是否共产党。谁让你们去厂外逮人？那不是我们的范围，赶紧把人弄走”。据说当晚审问过。记得孔管理员说，所逮的这两人什么也不承认，问共产党员时连话都不说，只说是你们厂的工人合伙诬我们是共产党， 我们是过路的，等等。第二天由孔管理员和卫队长刘春朗他们把人送到北市场分所，分所要送人的公事，他们说以后补送。结果总经理坚决不给出公事，所以没有补送也就完了。后来听说没有原告，被释放了。 事后，刘技师为其亲戚请求了一百元赏钱。卫队也想去领赏钱，但看见总经理很恼火，不敢去碰钉子。在厂内的地下党都跑了。有嫌疑的工人也没追究，由刘技师处理即开除了。
对此事，抓的人什么样，怎么审的，我不在场。那时官气大，下班后打牌、交际干自己的去了。人是六点以后捕的，我五点左右就走了，没实际参加，他们也没汇报那么具体，一些事我真不知道，真是记不起来。说我包庇刘少奇？我从心里也没有。你们是否搞刘少奇的黑材料？ （按：王因说这话挨一顿整） 这个问题我交代不了。谈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情况，就是砸死我，我也谈不出刘少奇被捕后有反毛主席的事情来。（按：王说此话后，受到“狠狠的批判”）
注：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在被拘留中，于一九六七年九月病死。王广恩的交代材料，没有胡编造，原专案组说他是“表现很顽固”，对刘少奇被捕后叛变情况“至死没予交代”。上述材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八日期间共十二次审讯王广恩记录的内容综合。原审讯记录存天津市公安局。
（三） 孟用潜同志写的被捕后受审问和判决的情况
（1） 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关于1929年在沈阳被捕的补充交代》
原件节录：我们被捕后，厂警就把我们捆起来，押到纱厂，先押在警卫班，大约一小时后，就在警卫队队部进行审问。
我、刘少奇和那个工人一道受审讯，先审的是我。我现在记不起当时用的化名，职业说是教员，住址是编的。审讯主要是追问我在纱厂煽动工潮。我不承认，就要那个出卖我的工人当庭对质。他说是我鼓动他在纱厂闹事。据我回忆，在当晚整个审讯过程中，那个工人并没有讲过很多话，他没有讲过去开会的问题，因而没有涉及厂内其他工人，也没有讲共产党的问题。他主要是咬住我鼓动他在纱厂闹工潮。但我拒不承认，并说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是当教员的，不晓得工厂的事。由于我拒不承认，就用刑（打手板），我仍不承认。
然后就审刘少奇。刘少奇说他是从武汉刚到沈阳还没有住处。他来是找一同乡找事的。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工人。看他的手，说他不象工人，他说是印刷工人（或排字工人）。问他工厂工潮问题，他说毫不知情。问他是否认识那工人，他说不认识。然后对他用刑，也是打手板。大约在用刑时又问他是否认识那工人，他仍说不认识。审讯员就问那个工人是否认识他，那个工人也说不认识 （他们过去确实没有见过面）。然后对那个工人也用了一次刑。
第一轮审讯没有结果，审讯员就让把各种刑具都搬上来，进行威吓。仍然追问我鼓动工潮和我同那个工人的关系。我仍拒不承认，就再用刑。接着就再审刘少奇，继续追问工潮问题，他仍不承认。用刑之后再问他，他仍不承认。
以后就集中审讯我一个人。追问的仍然是煽动工潮问题，我仍拒不承认，用刑则改用灌凉水，整壶的水慢慢往鼻子里灌，灌一阵，就问我招不招。我不招，就再灌。我仍坚不承认。 第二天上午，纱厂未再审讯。大约中午，由警卫把我、刘少奇和那个工人解到沈阳市警察厅 （按：应为奉天警察局商埠三分局），押在警察厅的临时看守所。
被捕第三天，警察厅对我们三人同时进行审讯。我仍然根据在纱厂审讯时我所讲的，拒不承认与纱厂煽动工潮有关，并坚不承认认识那个工人。刘少奇也不承认与煽动工潮有关，也不承认认识那个工人。但那个工人仍一口咬定我鼓动他在纱厂闹工潮。据我现在回忆，在警察厅审讯时，我和刘少奇各打过一次手板。审讯并无结果。
被捕第四天，我们一案三人就同警察厅其他人犯一同押解到地方法院 （按：应为奉天高等法院检查处） 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同那个工人关在一个牢房，刘少奇关在另一牢房。放风时，刘少奇同我谈，既然解到地方法院，案情就不十分严重。问题的关键是那个工人，要向那个工人做工作，说明大家都是为工人作好事，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进监狱的。现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争取那个工人也否认煽动工潮。
那个工人在监狱最初同我完全对立，根本不说话。由于在纱厂审讯时，没有牵涉到其他工人，因此我想他可能只是出卖了我一个，没有出卖其他的人。但是摸不到底，就向他打听其他工人的情况，他也不理我。以后我问他，你一口咬住我，最后还不是一同坐监狱，奉天纱厂并没有饶你，还是认为你煽动工潮。他当时并没有理我。以后有机会，我还是同他谈，思想就有些活动。然后就继续同他谈，说明解到地方法院，案情就不十分严重，煽动工潮没有传单，没有其他物证，现在是只有人证，我根本否认与煽动工潮有关，而且不承认认识你，如若你也一样否认，就连人证也没有，将来判决就会轻得多。这些话最后还是打动了他，他同意在地方法院过堂时，否认在纱厂审讯时的口供，说明那些都是在纱厂受刑时，被逼着说的。
到看守所十天左右，地方法院开庭，我们一案三人同时受审，还是煽动工潮问题。法官首先问我为什么到奉天纱厂煽动工潮。我说我没有煽动工潮，我是教书的，不会到纱厂去煽动工潮。他问那怎么把你抓来的，我说那天我正从纱厂路过，不知纱厂出了什么事，围了很多人，我也围上去看，正赶上纱厂警卫抓人。警卫乱抓人，连我这过路看热闹的也抓起来。我说我是无辜受累的。法官说哪里有这样的事。我说确实如此。法官就追问我同刘少奇和那个工人的关系。我说他们都是工人，一个是从汉口来的，一个是奉天纱厂的，我同他们素不相识。 法官然后问刘少奇，他仍然说他是从汉口来的，找人找事，那天也是路过，并不知道纱厂工潮的事。也问过刘少奇是否认识我和那个工人，他也说不认识。最后就审那个工人。他说他是纱厂工人，没有煽动工潮，并说他过去供的，都是纱厂受刑不过，被逼着说的，他并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刘少奇。据我回忆，那次过堂， 法官盘问并不仔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就审讯结束。 法院审讯之后，十天左右就下来判决书，案由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这是出我预料之外的，我原来估计至少会判处一年或一年以上徒刑。刘少奇也是不起诉，取保释放。据我现在回忆那个工人因与纱厂直接有关系，曾判处短期徒刑，可能是三个月（按：应为“判罚四十天拘役”），因我有一个模糊印象，在我们出狱后，还要互济会给那个工人送过一些东西。
注：原件存外交部政治部。
（2） 孟用潜同志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给中央纪委并中央组织部的申诉信
原件摘录：这次我和刘少奇在厂外一个有树林有茶馆的地方等着常宝玉。可能常宝玉事先曾宣传发工资须要八成现款，否则就准备罢工等等，也引起厂方的注意（而被捕），因而厂方的守卫队就把我硬带到厂内。刘少奇是第一次到纱厂，没有人认识他，因为他和我在一起，也被带进厂内。
工厂吃晚饭后，就开始审讯。首先审问常宝玉，常说厂方现在不发工资，工人生活十分艰苦，不能再混下去，因此要求工资必须八成发现款。这个要求大多数人拥护，否则就得搞罢工，这是不得已的，等等。厂方接着就审问刘少奇。刘说他是从武汉来，那里生活困难，因此到奉天找工作。厂方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找工作，找什么工作。他说找劳动工作。问他找什么劳动，叫他把手伸出来。一伸手之后，就指斥你这个手怎么能劳动。刘少奇则说他一向在印刷厂作工，是排版。接着对我审讯，我说我在学校教书，今天回家时，碰到人听说纱厂生活苦得很，现在要求工资须八成兑现，这是完全应该的，否则罢工也是理所当然。厂方指出工资等等都是我们自己的事，绝对不许你干扰。接着就对我用刑，用天津大水壶往我鼻子里灌，灌得满地是水，到十点钟以后。接着就把刘少奇和我带到守卫队的房子。他们把刘少奇当作劳动的人，让他躺在炕上休息，把我倒背手捆起来，吊在窗子上，只把脚尖立在地上。到天亮时，我请他们松松手，把我解下来。他们直接了当说解送警察厅。……
警察厅在一所大厅进行审讯。常宝玉受审时，他说奉票贬值，影响他们的生活，不得不要求发工资按八成兑现。审讯刘少奇时，刘所说的与在奉天纱厂审讯时说的一样。审判官审我时，只说你教书的，不应该干涉纺纱厂的事，干涉就应该对你惩办，打十个手板。我一听要打十个手板，就感到没有什么。……
第二天警察厅就把刘少奇和我解送地方法院，刘暗暗告诉我，把我们解送地方法院，而不解送军法部门，这样好办。解到地方法院监狱，我和常宝玉同住一小屋，刘少奇住在我们对面的一小屋。放风时可大小便，彼此也可随便谈话。在监狱时我同常宝玉谈了一些话，会对他有些帮助。在这期间省委派同志来看刘和我，说了些情况，还给些东西。地方法院这次有一个特点是用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做法官，审讯时穿法官礼服，主要是审讯比较细心，审讯了常宝玉、刘少奇和我，研究了纱厂审讯和警察厅审讯的具体内容，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审讯，也就总结了这三种审讯的全过程。
审讯第三天，监狱负责人就把判决书共十六个字全部交给我，前十二个字是审查这一案的实际情况 （以前我记得很熟，这几年早巳忘了），最后四字“取保释放”是结论。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四） 一九三○年四月满洲省委遭破坏及“中东路事件”的有关资料
一九二九年在刘少奇同志被捕期间，没有暴露政治身份，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害。刘少奇同志在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中，也不存在“反苏反共”问题。一九三○年四月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是由于杜兰亭叛变造成的，刘少奇同志事前就离开东北去上海，此事与刘少奇同志毫不相干。满洲省委这次大破坏，除三十余名党团员被捕（“九．一八”事变前后陆续释放） 外，并无一人遭到杀害。这些情况，原中央专案组的案卷记载是清楚的。但却在审查报告中认定刘少奇同志向敌人提供情报，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还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同志按照敌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反苏反共”等。这种凭空捏造，栽赃诬陷的手法是十分恶劣的。现将有关满洲省委一九三○年四月遭破坏和中东路工人斗争的四件资料列下：
（1）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一九三○年九月十八日决定开除杜兰亭等党籍的通知
影印件节录：总行委决定开除杜兰亭、陈尚哲、何俊夫党籍。
1．杜兰亭（即杜从忠）……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哈尔滨入团，担任过团的技术工作。一九三0年三月来奉天××担任辽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四月被捕入狱后，叛党告密，逮捕党团同志多名，破坏党团的机关。
……因此，总行委决定开除杜兰廷（亭）、陈尚哲、何俊夫党籍，望各级党部注意勿使他们混入组织，并望各级党部提出讨论，引来教育全党的同志。
注：原件存辽宁省档案馆。
（2）大阪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中国东北的共产运动》一书关于杜兰亭一九三○年四月叛变的经过和满洲党、团省委遭受破坏的记载（节录）
译文： 苏联和中国、东北的共产运动
大阪对支经济联盟编、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出版
四项 一九三0年以后的活动
一、反帝运动：（略）
（一）哈尔滨反帝同盟： （略）
（二）奉天反帝同盟：
奉天 （沈阳） 反帝同盟运动比起哈尔滨来是极为微弱的，他们的口号也避开赤色武断的内容，而将其重点放在揭露攻击国民外交协会上，并打算使其深入广大的无产阶级之中。而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是一九三0年从哈尔滨派来的当时担任辽宁反帝大同盟书记的杜兰亭。
厶 杜兰亭一夥三十四人的被捕──在一九三0年四月十二日作为国民党系反帝团体的国民外交协会 举办的演说会上杜兰亭由于喊了打倒国民党和外协的口号而被捕。为了将共产主义者一网打尽，当时中国的军警方面对杜兰亭采取软化收买的手段故将杜赦免并录用为宪兵部的密探。从而查明了辽宁反帝大同盟的主体是省立第二工科学校的五十名左右学生，并且在同年四月中旬将在奉天 （沈阳） 城里设据点的三十多名党员逮捕。由于上述被捕党员中差不多包括了当时满洲省 （东北） 党团两委中的全体和所有骨干分子，所以这次告密成为对满洲 （东北） 共产党的致命打击。致使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工作计划化为泡影，仅在北满地区发生了袭击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事件和其他二、三处的游行示威而已。
注：原件存铁道部第一档案馆。
（5）一九三○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关于杜兰亭叛变的报导
注：原件存辽宁省图书馆。
影印件原文：
共党概用伪姓名
破获共党，雷厉风行，市街沸腾，工厂学校中人，闻风潜逃，此数日间被捕者共计三十七名，皆系杜兰庭一人所供出，然皆系伪名，三省之首领丁君言一人，巳在工业区，将印刷品机器等项，在地穴中一并剿出，后又在兴权学校，捕获陶姓学生，年十七岁，新民立山堡人，因使用不足，被党派引诱而入，在宪兵营，微婉善言允将该生释放，始将真姓名录出，为首者丁君言一人其真姓名为李一民，山东历城县人，中国共党，皆彼一人提倡，目下关系重要者，尚有七人，正在暗探中云。
（4）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年三月十三日《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结报告》（节录）
……我们自从接到中央“组织路总罢工”的指示，省委经过详细的讨论之后，定出具体的策略路线。策略的大致是：组织总罢工，对于一切的部份斗争要努力领导成为全路一致的总斗争，召集全路代表会，组织赤色工会及厂委员会，提出工人的总要求，消灭工业维持会，在一切斗争中要执行拥护苏联，打倒国民党，反对白党，反对帝国主义，推动其他各厂各业工人的斗争等任务。（哈尔滨） 市委讨论省委的计划，就发生了不同的意见，李×及风×认为东路工人没有总罢工的可能，老孟认为有总罢工的前途，但目前没有总罢工的形势。辩论结果，没有肯定的结论。……我们的敌人，工业维持会的工贼，白党、路警，勾结白派职员，积极组织反对苏联的罢工，在群众中作了很大的鼓动，说是中国工人统要开除，红毛子抢了你们的饭碗，如是总厂的罢工在白党领导之下实现。……但是工人终觉得红毛子是不应反对的，因此罢工未能完全实现。这就是各报宣传的东路总罢工。事后，市委将此消息送报馆，并附十二条总要求，以冀转变罢工的性质。次日各报果大登特登此消息，虽然因十二条要求在报上发表是转变了一些报上宣传的罢工意义，但明显的罢工还是带着些反苏联的性质。事后老孟这样说，“我们不应该对抗罢工，而不应该转变罢工的性质啊！”（原文如此） 对的，我们应根据中央、省委的指示早组织拥俄的罢工，才不致使罢工的领导权落在敌人手里啊！
注：文中李×即李梅五，老孟即孟用潜同志，风×不详。报告提到的哈尔滨市委以东铁总工厂名义送报馆发表的十二条总要求，原中央专案组编写的“罪证”本中，曾引用了《盛京时报》登载的原文，但把性质完全歪曲了。报告对事实真象说明是清楚的，其中根本不存在“煽动反动工潮，攻击苏联”等问题，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四、关于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复查情况的证明
原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第七页的“此外”部份，给刘少奇同志罗织了七项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即：一九三六年指使六十一人“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一九三六年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中“勾结”蒋介石、陈立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派冯少白“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对抗毛主席，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通过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同“美特王光美结合”；一九五○年派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情报，等等。经查证，这些罪名均不能成立。其中所谓指使六十一人叛变问题，已由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发75号文件予以否定。王光美同志的历史已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作出复查结论：政治历史清楚，不存在“美特”等问题。除此之外，现将其它五个问题的查证材料列下：
（一）一九三六年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派人同南京国民党代表谈判的证明材料
（1）中共中央调查部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关于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派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节录） （影印件略）
注：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作为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是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同志，同南京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谈判的。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安子文同志关于一九三六年谈判的证明（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3）谌小岑参事写《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节录） （影印件略）
注：谌小岑一九三六年任南京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劳工科长。现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革中央委员。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二）关于派冯少白同志进入敌区做敌伪上层联络工作的证明材料
（1）中共中央调查部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关于冯少白的问题》（节录） （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冯少白同志（又名洪隆，冯荫东）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写的材料
原件摘录：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工作，曾任科长职务。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新四军军部曾经利用我的亲戚、汪伪税务署长邵式军的关系，先后四次派我去做敌伪工作。
第一次派我去做敌伪工作，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我这一次出去，由陈毅同志亲自写信给我的亲戚邵式军。同时，陈毅同志给我指示：1.利用亲友关系捐钱，采办军用物资。2．利用亲友关系争取伪军，了解敌人情况。3．利用亲友关系到解放区来做生意，以便打破封锁。……陈毅同志还叫我临走前到刘少奇那里去一下。
我去见刘少奇时，说明了陈毅同志叫我去做敌伪工作的情况。他问我和邵式军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他说，我这次出去主要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开展对敌斗争。他叫我给他买些药品、食物回来。又叫我到上海打听一下我们苏南区党委的一个干部杨彬被捕的情况，如能营救，设法予以营救。除此之外，他没有向我交代去做敌伪工作的具体任务，更没有叫我去搞叛卖投降活动。谈话约半小时，我就走了。
不久，我就从军部驻地苏北停翅港出发，到了上海，住在南阳路汪伪税务署秘书、我的义兄弟蒋大炜家里，我把信件交他转交邵式军，并说明来意。后来蒋大炜告诉我说，信件已转交邵式军。关于介绍伪军关系，怕担风险；关于采买军用物资，怕暴露目标；只是又捐给我们老法币贰万元。这一次我在上海约停留一个星期，没有见到邵式军本人，也没有去找其他敌伪关系。
在此期间，我拿粟裕同志的介绍信，见到了一师师部的供给干部张渭清，他告诉我说，杨彬已被敌人释放出来了。我把邵式军捐助的贰万元老法币交给张渭清，由他买了十大箱药品和医疗器材带回军部。此外，我托蒋大炜帮助我们上海地下党提取被敌人查封的一批药品，又了解了一些敌伪情况。
一九四二年二月间，我和张渭清一起从上海渡江，经一师师部回到苏北单家港军部驻地，向陈毅、刘少奇一起作了汇报。同时我把替刘少奇买来的一些药品和食物交给刘少奇。我仍回参谋处工作。不久，刘少奇就离开了新四军，北上延安去了。
第二次派我去做敌伪工作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间。当时，苏德战场德国法西斯军队已在斯大林格勒打了败仗，全线崩溃；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危机基本克服；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取得重大胜利；汪伪政权摇摇欲坠，动摇恐慌，想找出路。周佛海、陈公博等深怕日本帝国主义快要垮台，新四军去攻打南京、上海，因而急于要找中共、新四军的关系，以留后路，并准备投降起义。一九四三年三月问，由邵式军介绍，陪同我一起去会见了周佛海。周表示，他曾参加过共产党，在中共方面有不少老朋友，希望与中共、新四军方面取得联系。……在我准备离开上海之前，邵式军来通知，说陈公博主动要到邵式军家里来与我会见。我由蒋定一（邵式军的卫队长）陪同到了邵式军家里。陈公博与周佛海所说基本一致，他们可能事先已有所商量。陈的态度比较恳切，他还希望得到我们的回音，叫邵式军建立电台，给我带回密码本，以便通报联系。
我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间回到淮南黄花塘军部驻地，向陈毅同志和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彭康、潘汉年等一起作了详细汇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3）张渭清同志一九八0年二月二十八日写的证明材料 （影印件略）
注：张渭清同志现在海军某部工作。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4）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冯少白的审查结论》（节录）
为审查冯少白在新四军期间数次去上海与汪伪接触同刘少奇的关系问题，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经中央批准拘留审查，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解除拘留。
经调查核实：冯少白在新四军工作期间，于一九四0年十二月皖南事变前夕，随军部教导队部份人员自皖南北撤至苏南茅山地区时，同军事教员张永清、杨丹忱离队到了上海。……冯少白找到汉奸蒋大炜、蒋定一和汪伪税务署长邵式军，并在蒋、邵家中住了半个多月后归队。因有投敌嫌疑，历史上曾作过审查。在此次审查中，冯自称在上海因生病路费用完，便找到他义父的侄子蒋大炜、蒋定一 （邵式军的秘书和侍卫长） 进而认识了邵式军。未发现冯少白有投敌叛变的问题。
关于冯少白同志一九四一年去上海同汪伪税务署长邵式军进行联系，和一九四二年去上海，通过邵式军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见面会谈的问题，现已查明，系组织上派他去作敌伪人员的工作。
冯少白的问题，现已审查清楚，撤销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关于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的审查结论》，予以平反。
注：冯少白同志文革前任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长，现在休养。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三）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有关资料和证明材料
（1）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九七九年五月五日编《党史研究资料》（二）刊载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节录）
……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选集》竖排本第1154页）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夕，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毛泽东选集》竖排本第1152一1153页）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毛主席在颁布的停战令中指出：“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巳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社论《和平实现》中说：“国共停战协定，不但是结束了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而且是开始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一和平改革与 和平建设的新阶段。”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刘少奇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说：“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所以从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说：“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安子文同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几点回忆（节录）
原件节录：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党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博得了全国人民的赞同和支持。当时国际情况是，苏联反对中国走向内战、独裁，主张和平、民主；美国也在口头表示反对中国打内战，并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即停战令颁布的前一天，毛主席在中央负责同志及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说：明天就要颁布停战命令，从此即将开始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这以后，毛主席又主持召开过几次会议。我记得参加会议的有：少奇、朱总司令、总理、弼时、若飞、剑英、德怀、林老、博古、尚昆、定一、仲勋、克农等同志和我及师哲，还有康生、陈伯达。主席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到来。他建议，应当起草一个文件发下去，使全党对目前的形势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根据会议精神，到一月下旬，文件确定下来了，这就是有名的“二·一”指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讲了新阶段的到来及全党的任务，要求全党作两手准备。过后，少奇同志亲受主席的委托，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在延安的中央和西北局的高级干部作了报告，传达了“二·一”指示的精神。……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左右，毛主席在枣园召集了一次有十几个人的聚会，欢送徐向前同志上前线，我也参加了。席上，毛主席曾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主席说：在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一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不会上当吃亏了。这是毛主席对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工作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3）师哲同志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二日写的证明（影印件略）
注：师哲同志一九四六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4）刘少奇同志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我的自我批评》（摘录）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后，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于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使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中央很快地而且完全及时地就抛弃了这个文件中对于时局所作的估计，我也是和中央在一起很快地抛弃了这个估计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注：此件是刘少奇同志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的打印稿。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四）关于不存在刘少奇同志通过孟用潜同志与司徒雷登“勾结”问题的证明材料
孟用潜同志与司徒雷登“勾结”问题及所谓孟是“相当大的美国特务”问题，已有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证明完全是虚构的。证明原件现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 孟用潜同志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关于我编造同司徒雷登两次谈话的交代”（节录）
（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外交部政治部
（2） 刘晓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的谈话记录（影印件略）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五）关于不存在刘少奇同志派王光琦同志去香港向美国特务机关送情报问题的证明材料
（1）罗瑞卿同志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就王光琦问题向少奇同志的报告（摘录）
关于王光琦与香港美国特务机关的关系问题，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现在已查清不是事实。
提供这一情报的×××，……在“情报”中说：王光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香港负责人手下特务王××在大陆的主要情报来源。……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是他故意使用的编造情报的手法。不仅如此，他的两次情报，前后情节还有很大出入，矛盾很多。如第一次说，王光琦早在1949年解放之初就为美特工作，并供给过不少有价值的情报；第二次却又说，王光琦1950年去香港才为美特工作，并说王光琦回大陆以后，仅在半年的时间里和某特务有过信件联系，之后就断绝，也没有供给过任何情报。我们在仔细研究这些材料之后，认为他的“情报”显然是故意编造的。
关于王光琦本人，还没有发现有其他政治问题。他在解放后去香港，据他自己交代和我们现在的了解，是去做生意，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活动。
根据以上调查查证，我们认为王光琦的特务嫌疑根据已经不存在，决定撤销对他的怀疑。
注：罗瑞卿同志当时任公安部长。报告中本来已将问题说清，撤销了对王光琦同志的怀疑。但是，原中央专案组根本不管王光琦问题已经正式销案这一事实，不仅仍旧抓住原来的假情况给王光琦同志定罪，并且还进而说成是受少奇同志的派遣。这显然是采取卑劣的手段进行诬陷。原复制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外贸部党组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报送关于王光琦同志的复查结论》（摘录）
我部行情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光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刘少奇、王光美问题的牵连和美特嫌疑问题，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被拘留审查，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解除拘留……
王光琦同志在我部工作期间，积极努力，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琦同志因刘少奇、王光美问题牵连，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平反。……
注：王光琦同志的特嫌问题，是其被拘留审查的根据之一，但原中央专案组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给王光琦同志作结论时，却根本未提这件事，所以外贸部党组给王光琦同志作复查结论时，在平反部份，也就没提这件事。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五、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一）李正义同志写的揭发材料（节录）
这些年来，经常在心里翻腾的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也是一九二五年的要害问题，就是刘少奇同志是不是叛变自首的问题，我曾于一九六七年底，写过一个报告，原先认为有叛变自首嫌疑，一九六八年一月结论报告里改为叛变。这个问题主要是形而上学推论出来的，当时认为赵恒惕发布了“四斩”布告，又杀害了工人领袖黄静源，为什么刘少奇没有被杀，显然是叛变了。再是根据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的笔供。……最后在没有拿到叛变自首的物证的情况下定案了。
第二个问题，是硬把刘少奇同志在大镇反期间复电宁乡县委依法镇压了杨剑雄，说成是杀人灭口。我记得，在我写的一个报告里，先肯定了在当时处决杨犯是对的，当然仍归于杀人灭口。在公布的材料写的是“擅令枪毙”，“杀人灭口”。实质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实际是欲加之罪。
注：李正义同志曾是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二）张忠岐同志写的揭发材料（节录）
在定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自首叛变问题时，在审查报告和前言说明中，专案组上报时，没写下边这段话，即：“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这段内容是上边修改时加上的。退回来叫我们讨论时，我和杜庆义、甘国瑞三同志都提出没有这个证据材料，也不是事实。一九三0年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造成的，请组的领导和一办领导向上反映，这个问题不能这样写。但最后还是按上边内容写上了。因为当时中央已经定了，我就再不敢提了。刘少奇问题公布后，组领导和一办领导向我们传达说：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和前言说明，最后定稿是由张春桥亲笔修改的。
同案人孟用潜……关押在××监狱。他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由组长XX带领全组人员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时交待了他同刘少奇在沈阳一起被捕自首叛变的问题。但交待后，他口头或书面申诉，推翻了他原来的交待，他数次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申诉信。我们几个人曾向组领导和一办领导请示，并将他（孟）的申诉送给他们看，并提出不上送，不向上报告是个问题。因为当时都认为他是为自己翻案，为刘少奇翻案，不管他。据说范化民同志和组的领导可能向×××同志汇报过。孟用潜写的申诉（推翻他原来的交待），我们开始不敢往回拿，监狱的同志也不收，经请（示）组领导，叫把材料退给他本人处理。我印象中有一次孟用潜也不要，可能是在审讯室，是孟还是专案组的同志把孟的一份申诉撕毁了，还是烧了。……
注：张忠岐同志曾是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杜庆义同志写的揭发材料（节录）
孟用潜同志他几次写过申诉（他与刘少奇并没有叛变的）材料。小组领导讲不要再往回拿此材料。后来我们叫他自己撕毁多次。拿回的材料，办公室也烧过，次数我记不清了。
注：杜庆义同志曾是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四）肖孟同志关于原专案组对孟用潜同志搞逼供情况的揭发（节录）
（1）我认为给刘少奇同志硬加上的三顶帽子是毫无道理的，我所知道的那一段，尽管作了些调查，但不论是二五年、二七年或二九年，都不能说明有什么问题。有些事情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或歪曲事实，或无限上纲。特别是孟用潜的口供是不可信的。六七年夏，江青、 ××、×××指示将孟监护 审查，加之采取了小型批斗会的形式进行审问。当时，孟用潜是有压力的，他所谈的一些材料，时而肯定时而否定，多次反复。当时我们就觉得是靠不住的，而更缺少旁证和印证的材料，用这种口供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而说明刘少奇同志没有问题的材料也很多，如王鹤寿同志提供的情况，但不能被重视和作全面的分析。
（2）就当时来说，“监护”孟用潜不是为了审查他本人的问题，而是通过施加压力，逼出口供搞刘少奇同志二九年的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
“监护”之后，……专案组抓紧审讯。……每次审问，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正如××说的：“专案组斗不过审查对象，要用小型批斗会整徐冰的办法来制服他们。”……在这种压力之下，孟用潜逐渐编造了一些口供材料。……可是，当孟写出书面材料时，又否定了当场口供的某些情节。……这种情况专案组向××、×××、×××等人都汇报过， 而且每次审问的情况这些人都是过问的。……专案组向××、×××汇报孟用潜的口 供有 反复时，××、 ×××曾说：“要打消他（指孟用潜）的幻想，告诉他刘少奇彻底完了，再不老实交待，反反复复，出尔反尔，没有好下场。”……
专案组对孟用潜口供有反复的情况及看法虽然口头上几次向××、×××，×××等人 作过反映，为什么没有书面材料呢？一是有规定，比如×、×等规定：专案简报是报战果的，不能什么都登；二是没有那个胆量，××、×××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经常讲：专案组的人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了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搞折中主义，客观主义。一句话就是不准搞实事求是。
注：肖孟同志曾是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原件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五）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笔记本（节录）
（1）刘济民同志一九六八年186号笔记本第23页（节录）
“孟用潜翻供，老××当场烧掉。”
注：刘济民同志曾是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张忠岐同志一九七二年45号笔记本第34页（节录）
“一九七二年二十一日提审孟用潜追记：
孟用潜讲：……中央专案组有些同志限制我写材料，这不符合规定，应当撤销。一九六九年，我写的材料是按审讯人员要求写的，有两次当场撕毁，这是不是实事求是，这与逼供信有什么关系，这是否符合革命路线，后又规定我不能在牢房写材料，要在审讯室，在审讯小组监视之下写。我不是为刘翻案，是这一案搞错了。”
注：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八0年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九二五年》，
加了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对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是在身患重病，并遭受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长沙养病的；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我党又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邓中夏同志在广州欢迎刘少奇同志的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通知 中发［1980］25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及附件印发各地。
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是传达贯彻好五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望各级党组织在传达、学习五中全会精神中，认真阅读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及附件，统一思想认识，做好传达准备。按照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程序，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由党委领导同志和其他党员负责干部，分别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工作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进行传达。并安排一定时间，组织座谈和讨论。
通过传达和讨论，要使党员、干部和群众正确理解和明确认识以下重要之点：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享有崇高威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或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是不符合实际的； 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等项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蓄意制造的我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反复核对材料，得出的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决议和附件所列举的大量证据，证明过去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五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不但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而且有力地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一个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党；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记取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国家的民主、法制受到破坏的沉痛教训，使类似的事件永远不致重演；全党要完整地准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着重个人责任。
通过传达和讨论，要激励党员、干部和群众，努力学习刘少奇同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榜样，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名著，提高思想觉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安定团结，更加热爱党、信赖党，更加坚信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胜利前进的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满怀信心地加快四化建设。
在传达和讨论中，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对于在少数人中已经和可能继续出现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要引起重视，要具体分析。根据五中全会公报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参考报刊上发表的介绍和怀念刘少奇同志的重要文章，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帮助他们消除疑虑，提高认识。要积极引导大家在重要问题上统一思想，对历史细节不要纠缠，防止派性利用某些糊涂思想，从中作怪。做思想工作，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许强制，不能压服，在这方面，领导同志要带头示范，顾全大局，要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的积极作用。
要注意掌握思想动态，加强指导。警惕林彪、“四人帮”残余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乘机造谣生事，破坏捣乱。如有重要情况和问题，望及时上报。
中共中央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
（此件发至党的基层组织）
2010年10月26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