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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卷第五册（1） [复制链接]

水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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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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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08-06 09:56 |只看楼主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五章  十一届六中全会
　　　第一节  历史问题决议
　　　　　　
    一、文献资料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
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
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
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
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
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
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
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
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
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
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
，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
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
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
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
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
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
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
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
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
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
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
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
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
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
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
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
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肪?”学生运动，
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
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
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
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
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
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
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
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
、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
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
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
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
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
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
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份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
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
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
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
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
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
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
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
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
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
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
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
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
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
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
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
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
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
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
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
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
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
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
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
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
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
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
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
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
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
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
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
，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
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
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
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
，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
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
；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
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
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
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
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
、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
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
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
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
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
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
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
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
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全国各类全日
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
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
，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
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
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
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
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
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
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
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
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
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
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
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
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
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
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
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份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
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
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
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
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
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
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
。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
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二年底已经达到
历史的最高水平。

　　(11)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
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
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
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
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
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
”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
、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
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
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
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
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
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
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
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
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
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
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份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
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
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对于一部份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
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
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
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
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
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
，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九
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
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召开
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
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
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
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
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
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
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
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
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
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
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
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
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
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
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
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
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
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
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
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
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
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
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
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
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
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
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
。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
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
，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份是这个期间建设
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份也是在这个期
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
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
”，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
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
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
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
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
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
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
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
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
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
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
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
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
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
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全同，我国国民
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
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
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
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
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
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
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国
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
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
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
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
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
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
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
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
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
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
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
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
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
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
建设事业。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
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
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
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
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
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
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
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
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
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
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
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
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
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
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
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
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
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
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
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
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
被充份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
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
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
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
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
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
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
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
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
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
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
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
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
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
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
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
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
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
”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
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
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
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
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
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
，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
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
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
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
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
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
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
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
“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份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
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
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
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
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
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
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
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
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
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
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
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
，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
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
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
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
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
“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
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
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
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
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
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
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
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
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
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
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
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
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
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
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
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
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
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
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
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
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
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
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
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
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
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
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
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
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
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
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
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
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
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
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
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
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
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
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
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
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
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
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
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
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
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
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
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
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
。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
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
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
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
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缺乏充份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
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
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
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
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
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
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
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
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
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
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
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
，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
，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
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
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
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
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
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
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
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
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
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
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
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
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
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
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
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
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
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
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伟大转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
，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
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
的平反，开始部份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
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
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
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
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
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
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
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
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
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
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宗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
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
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
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
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
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
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
是”的错误方针，充份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
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
，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
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
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
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
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
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
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
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一、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
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
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党的四中全会通
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份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
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一九八○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十二月的中央
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
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
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二、党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
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党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
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
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
交流。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
向发展；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分
级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结合经济调整有步骤地进行。党认真补救农业
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
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
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
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树的历史功勋。

　　四、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
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份。这一系
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县级
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正在普遍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
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
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
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
安机关的工作。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五中全会增补政治局常委委员，成立中央
书记处，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关于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
为纠正不正之风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的舆论机关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努
力。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份集中的状况，要求在
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
着手做了一些工作。由于调整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和实行党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
作得到加强。

　　此外，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侨务工作
，军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
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
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
高。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27)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
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
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
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
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
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
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
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
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
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
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
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
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
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
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份，一部份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
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份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
部份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
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
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
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
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
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
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
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
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
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
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
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
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
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
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
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
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
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
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
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份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
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
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
，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
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
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
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
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
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
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
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
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着
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
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
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
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
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
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
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
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
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
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
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
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
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
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
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
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
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
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
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
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
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
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
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
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
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
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
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
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
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
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
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
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
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
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
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
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
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
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
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
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
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
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
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
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
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
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
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
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
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
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份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
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
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
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
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
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
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
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
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
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
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
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
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
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
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
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
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
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
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份；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
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
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
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
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
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
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
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
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
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
，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
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
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
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
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
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
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
这样的原则立场。

　　(31)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
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
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
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
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
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
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
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
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
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
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
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
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
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
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
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
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
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2)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
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
义强国。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
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
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
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
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3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
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
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
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
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
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
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
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
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份地显示出来。

　　(34)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
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
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个
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
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必然
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不会没
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
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
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思想
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
以克服。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
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35)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
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
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
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
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
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
工作和科学技术。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
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
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
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
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
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
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
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
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份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
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
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
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
系的具体形式。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
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
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
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
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
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
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

　　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
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
痛教训。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
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必须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
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
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
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
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
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在全党大大加
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
研究。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
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
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
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
创业精神。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
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
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
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
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
，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
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
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
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恢
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民兵建设也要进一步加
强。

　　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
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
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
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
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
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
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
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
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
变质分子。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
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
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
地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
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党的各级
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36)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
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
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
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
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
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
，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
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
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份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
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
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37)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
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敢
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
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
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
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38)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
本保证。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党和
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
达。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
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
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
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
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一九八一年七月四日至七日，六中全会传达提纲
    1981.07.04-07
    同志们，今天向大家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共分三小部分：
    一、会议概况和重要意义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第一部分：会议概况和重要意义
    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公报作了高度概括，大家都看了。这里再介绍些情况。
    全会的议题是两项：一是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本来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如陈云同志亲自调查起草的关于提拔培养青年干部、安排好老同志的两个材料，需要研究，为了使全会集中精力解决好这两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议题，没有列入全会的议程，留在全会后专门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
    中央常委决定，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预备会议，从六月十五日开始，到二十五日结束，共十一天，其中八天分组讨论决议，三天讨论改选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问题。第二段，正式会议，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到二十九日结束，共三天，其中第一天通过决议，第二天进行选举，第三天通过公报。并决定六月三十日发表《公报》，七月一日发表《决议》，七月二日发表耀邦同志在七一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这些都在前一天晚上广播。中央常委要求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预备会议期间做好，正式会议只开三天。会议按预定计划，如期完成任务。
    在会议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三次各组召集人会议。
    第一次是六月十四日下午，胡耀邦、赵紫阳同志受常委的委托主持召开的。会上，耀邦同志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时间安排和怎样把会议开好等问题。
    第二次是六月二十二日，常委请各组召集人开会，讨论怎样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对决议进行修改和怎样讨论第二项议题的问题。会上，邓力群同志汇报了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各组召集人提了补充修改意见。小平、陈云、先念、耀邦、紫阳同志针对大家提的问题讲了话。
    第三次是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常委就选举程序，中央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等问题，召开了各组召集人会议。全会充分发扬了民主，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讨论决定中央领导人选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列席的同志普遍反映，这次全会是继三中全会以来又一次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会议，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重要问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文献由全会宣读表决通过，重要人事更动无记名投票选举决定。公报说，这生动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坚强团结，充分地反映了我们的事业发达兴旺。
    全会的三次正式会议，分别由胡耀邦、李先念，邓小平同志主持。由于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常委共同决定，所以公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这种做法，体现了集体领导的原则。
    叶剑英同志高龄有病，老人家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亲自给中央常委和全会的同志写信，表示赞成决议稿、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亲自参加全会的开幕式；亲自到会参加投票选举。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同志致全会的信时，全场报以热烈的鼓掌。下面宣读剑英同志的信。
    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体亲爱的同志们：
    由于年老又在病中，我不能参加这次全会的讨论。特向中央告假。
    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中央的人事更动，我也是同意的。
    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
    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
    我希望通过这次全会能更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共同奋斗，把经济工作以及其它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此致
    敬礼
    叶剑英二十六日
    会议闭幕时，耀邦、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先后作了简短的重要讲话，全文传达如下，（读文件，略）
    小平、陈云、耀邦同志的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高度评价，指明今后中央领导核心的格局和工作方向。
    第二个部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部分，准备讲讲决议的起草过程，决议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在决议条文中的体现。中心是决议的指导思想。
    一、决议的起草过程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具体来说，中央常委委托小平同志指导，由乔木同志具体主持。参加起草工作的有二十多位同志。
    起草工作从去年三月开始到这次全会正式通过，经历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如果从一九七九年五月起草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算起的话，则是二年多一点时间。在一年零四个月中，大的讨论和修改有七次：
    第一次，去年七月三日，起草小组提供了一个稿子，书记处进行了讨论；
    第二次，去年十月十一日，起草小组提供了第二个稿子，全党四千位高级干部进行了讨论；
    第三次，今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草小组根据小平同志针对去年十月的稿子和四千人讨论的情况所作的指示，改了一个稿子，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共五十位同志中征求了意见；
    第四次，今年五月十九日，在有七十五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第五次，七十五人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又改了一个稿子，印发书面征求意见；
    第六次，六月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六中全会审议。
    第七次，六月十五至二十二日，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六月二十六日，根据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意见进行修改，提请全会正式通过。
    与此同时，提请全会预备会议审议的稿子，还征求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参加去年四千人讨论的近一千人的意见，征求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
    这个过程说明，起草工作是充分发扬民主，走了群众路线的，最后通过的决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二、决议的指导思想
    决议起草工作，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有四个：第一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毛主席犯错误的原因是个人品质问题，还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犯的错误。毛主席的理论自己同自己打架，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第二是，建国二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对这样一些问题，党内外、国内外都有不同的认识，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意见也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
    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党、军队、国家和人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沿着正确的政治航向胜利前进；处理不好，就要造成极大的混乱，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走向错误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搞乱。
    这不仅是中国国内的问题，而且是个国际范围的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各国工人政党和革命组织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反霸统一战线；处理不好，就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对这样一类问题的错误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发生过，这就是五十年代，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对斯大林的错误处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苏联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四、五十岁的同志都是身临其境，记忆犹新的。
    为了正确处理我们党遇到的这些问题，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是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对决议的起草工作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并且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决议的起草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最终实现了这三条基本要求。
    这三条基本要求是：
    第一、要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明确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批评。但是不能认为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犯了错误，其他人都是正确的；不能认为错误的责任全在毛泽东同志，其他人没有份，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原因是个人品质问题，要明确他的错误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犯的错误。
    第二、要肯定三十二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我们党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能把建国二十二年的历史写成黑漆一团，也不能认为三十二年错误是主要的。在此基础上，对重大历史事件、有关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在前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协力搞四化。这三条基本要求，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第一条。为了使同志们深刻了解上述指导思想，需要向大家比较详细地传达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有关的一系列指示。这部分的份量比较多，让大家知道是很有必要的。有少量在过去发的中央文件中下达过，现在重新回顾一下，也很有意义。
    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一个时期以来，外面宣传小平同志搞什么“非毛化”，党中央搞什么“非毛化”，国内也有人有误解，别有用心的人还恶意挑拨、攻击。这是极大歪曲。《决议》的发表正是对这种混乱思想的一次十分必要的、及时的澄清。为了帮助同志们深刻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简略地回顾一下，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到起草决议以前有关的讲话，按时间顺序传达：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时，就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两个凡是”的社论和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的做法，在给中央写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小平同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的第三部分专门谈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准确”、“完整”这一提法的含意。他指出，只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完整的（不是零碎的）、准确的（不是随意的）认识，并且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指出，林彪、“四人帮”就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
    紧接着，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准确地、完整地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拨乱反正，解决了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如肯定“文革”前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推翻对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两个基本估计”，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积极性，迅速改变了社会风气。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批判了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真正恢复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一九七八年九月，小平同志出访朝鲜回到东北时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搞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一九七八年冬，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小平同志针对“西单墙”出现的全盘否定毛主席的大字报，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毛主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三中全会闭幕时，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为了引导大家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他代表党中央及时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说：“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心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也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他还强调说：“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这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第二位的东西，他对人民的贡献是不朽的。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也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党和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一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这就如马克思主义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工人阶级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小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非常坚定明确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根本立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条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
    下面传达小平同志对《决议》起草工作的直接指示。
    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针对起草小组设想的《决议》的起草方案说：“这个《决议》，整个文字不要写成一种文章式的东西，不要展开论证，要多用些论断性的语言。这些论断性的语言，要力求准确。
    中心是三个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指今天，而且是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五中全会关于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必须明确地对这种混乱思想加以澄清。国际上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左派党关心我们的态度，许多朋友也在看我们怎么说。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这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已经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完备。那个《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了一下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次，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个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
    第二，对解放后三十二年来，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功在什么方面，过在什么方面，是和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时候，还是过去所说的，宜粗不宜细。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群众内的思想明确起来，认识一致起来，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就基本结束了。要力求这个《决议》通过以后，不要象现在这样，一有机会就面向过去，对过去的问题议论得没完没了。《决议》作了以后，就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因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大家分歧很大，意见很多，但是要努力做到。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将来的议论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决议》要力求做好，能够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至于在《决议》通过之后再发生大的分歧。要做到，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说了。要说，也只是对《决议》的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说来，总的要求，或者说是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第一条。”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和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时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针对十月十一日稿和四千人讨论的情况，谈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意见：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写不写，怎样写，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决议》里头，如果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去年西单墙有人贴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中央提出四个坚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干部的拥护，才把局势慢慢稳定下来。如果这次的《决议》离开四个坚持，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很不妥当的。那将对整个局势的稳定发生不利的影响。有的同志提出非常尖锐的意见，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斯大林的错误严重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严重。如果作这样的估计，那就势必得出结论，我们不如勃列日涅夫，这样，问题可就大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根本不要。不能够不要。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内、国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这部分，那整个《决议》都可以不作。表述的方法，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我们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老人家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中全会以后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点，还是毛主席思想中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发展，今后也还要发展，但是基本点还是毛主席给我们规定了的。这次《决议》稿中没有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样提是对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些提法完全对。我们党在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把它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么几件事。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脚。‘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是毛泽东思想培育出的一代人干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间，党不存在了。党员的组织生活确实停止了，但党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否则怎么会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不仅要拨林彪、‘四人帮’之乱，而且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三大改造以后左的错误，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写进《决议》，我们过去和今后要进行的革命、建设的份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的大错误”。
    这次，小平同志还指出：“要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考虑。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了，写过头了，给毛泽东同志抹黑，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就会把我们党、国家的形象搞得很不好，离开历史事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建国以来，我们的事业是前进的。过去是这样，更不要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几年了。”
    “《决议》的结构可以改，但基本的调子、基本的论断不能改。”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也决不能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同样，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也谈到《决议》：
    “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要这样急于搞。不行，需要搞，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他总是议论。议论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很多猜测。国际上也是这样，也在等。拿不出来，人家就说，你们是内部纠纷，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派那一派，得不到一致的意见。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包括这个文件是拿得出来还是拿不出来，是早一点拿出来还是晚一点拿出来。所以，不能够再晚了，晚了不利。特别是非洲几个国家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最关心毛泽东思想，反应非常强烈。尼雷尔提这个问题，津巴布韦穆加贝也是这样。譬如我们给尼雷尔解释‘文化大革命’，他能够接受，因为他历来就不赞成‘文化大革命’，但是，他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外面宣传我们现在搞‘非毛化’，我们给他解释，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准备写一个决议，决议的主要调门怎么样，他理解，他说这样好，人都死了，不要批了。
    ……现在这个稿子写得比较好。比一九四五年延安搞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清楚一些。这个文件拿出去不能太晚了，设想就在我们党的六十周年发表，七月一日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作什么更多的文章了，当然也还需要有些纪念性质的东西，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起草这个《决议》的时候，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决议》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这个要求。我们不是讲四个坚持吗？其中一个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议》要体现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实现这个要求，或者实现这个要求困难重重，宁可不写这个《决议》。第二个要求，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是非功过，不但要实事求是，而且要恰如其分。第三个要求，就是在上面讲的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决议》作了以后，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好，对于历史的问题也好，就不再纠缠了。以后就一心一意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地研究、解决新问题。当然，有些同志的意见没有采纳，他们不满足，但是要完全满足也不可能。有个统一的语言，有个统一的思想，定下来了，就不再纠缠过去的问题了。这个《决议》是根据这三个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也是合乎这三个要求的。
    总之，中心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也要承担一点责任。恐怕这个比较合乎实际。另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涉及到毛主席个人的品质问题。毛主席犯错误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从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可以看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小平同志关于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段，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段，针对社会上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第三段，通过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全面阐述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和正确态度，批判两种错误倾向。
    小平同志所坚持的正确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决议的第31条中，有个集中的概括，这就是：
    “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总之，“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小平同志一直反对的两种错误态度是：一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它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写的文章，做的指示，句句是真理，错了的也要遵循；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件件都正确，错了的也不能改正，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而且还要继续坚持。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形成，花了十年时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正确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把全党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这一次，我们只花了四年多时间（从起草工作来说，比第一个决议时间长），形成了现在的“历史问题决议”，正确解决了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影响全世界的重大问题，为统一全党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而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同志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指导。
    陈云同志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提了四次意见。主要是：
    对三十二年的错误，一定要把它写得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敲定”。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是大错误就是大错误，是小错误就是小错误。是全局性的、局部性的、部门性质的，都要分别不同情况，一个一个地把它敲定下来。
    这个《决议》要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但是，要真正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里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在这六十年中间的贡献。因此，要写一写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的回顾。有了一个整个党的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从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毛主席的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这一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极大的一件事。这是第一点。第二，解决西安事变，制定抗日战争的路线、政策，确定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方针，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策略上有理有利有节，包括写了许多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得出来。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毛主席提倡学马列，特别是学哲学，这对于我们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对实事求是的体会是从哪里来的？把毛主席的主要著作、重要文电统统看一遍，由此得出结论，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五，老人家这一套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六，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周总理，都比不上毛主席。彭黄张周，被整的那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间的老干部，整的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毛主席，原因就在这里。确实毛主席把这些人教育过来了。没有受过毛主席亲自教育的，同毛主席的感情是不一样。老一代的人拥护毛主席是真心诚意的。
    我们党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成立的。共产国际在我们党成立的初期是起了好的作用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助了我们的抗日战争，最后出兵打垮了关东军。没有这个帮助，我们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象这样的东西，我们《决议》不能不写。不写，人家会说我们党是不公正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小平同志在六中全会预备会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说：“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
    总的来说，现在看起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主席的功过是非，通过这个决议，起到上一次若干历史决议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因此，总的轮廓、基本论点和各个问题的分寸不要再大变动了。”
    耀邦同志在近二、三年中也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耀邦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是不能背离的。如果背离了，就要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
    一九八○年七月，耀邦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以怎样正确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为轴心。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问题。所以，全党必须十分谨慎，十分严肃，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我们要讲够，他的严重错误，也要说透，话不一定多。不能感情用事，个人意气用事，要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
    耀邦同志还批评那种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的观点，是不妥的。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历史上形成的，为全党所公认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耀邦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讲：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只有说清楚这两个方面，才是公公道道的，才是实事求是的。
    对这样的指导思想，其他常委同志，也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里不一一讲了。
    全会一致认为，中央常委对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符合客观历史实际，反映了党心、军心、民心和一切国际进步友好人士之心。六月二十七日六中全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全文宣读之后，于下午五时，到会的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这个伟大历史文献。
    为了贯彻这个指导思想，中央领导同志还对一些重要问题做了指示，也向同志们作一个传达。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一、对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为了合乎三条要求，对三十二年的历史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话，我们从一九七七年讲起。这个《决议》的稿子还是本着这个精神写的。有许多问题，看起来好象没有回答。实际上有些问题不宜太细了，只能够粗一点，有些问题只能够略而不提，提了倒不一定有好处，而且也不容易说清楚。现在，这个《决议》稿子合乎这个宜粗不宜细的要求。
    二、有些意见没有接受。这个文件是在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很多好的意见在这里面都吸收了。比如前面要加上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写了一段前言，就是讲的这二十八年。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有些意见这次修改时没有接受，比如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又比如：有的同志讲，五七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请大家注意一下，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开头七年，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就是后来的十年，五七年到六六年，大家的看法还有些不同，因为这里面有“大跃进”，有五七年的反右，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后来又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件。有些同志由此认为五七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这个论点没有接受。又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还比如说，有的同志讲，“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文化大革命”是内乱的提法，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再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这个说法不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始终有党的领导，始终有我们的党。如果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里面党没有了。这很不好。这个意见没有接受。大家知道，毛主席评价六届四中全会时，也不同意“不合法”的提法，认为是合法的，只是组织手续不完备。（见《学习与时局》）还有一种意见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剥削制度的国家都不可能发生，还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整人开始，整人结束。还有的意见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错误，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品质，说他是为了树立个人迷信，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怕去世以后有人出来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还有的同志提出，说毛泽东同志前期是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共产主义者。还有的同志提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错误，统统都应该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所有这些意见，都没有接受。
    在全会预备会的各组召集人会上，小平、陈云等同志对决议中没有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路线错误，没有讲这个错误的阶级根源等问题作了说明。
    小平同志说：“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通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几十人的讨论，以后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全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核心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毛主席，确实要讲分寸。”
    一、关于路线问题。小平同志说：“我们说不提路线，从哪里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这样的错误算不算路线错误？从这里考虑到，过去我们好多‘路线’用得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陈云同志：胡乔木是第一个主张用路线错误的。那个时候，他跟我来讲，要讲路线错误，我赞成，赵紫阳也赞成，姚依林也赞成，你［记录注：指小平同志］也赞成。翻来复去想了之后，乔木讲，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头上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用得就更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就是不讲这些是路线错误。因为过去我们讲的路线，讲多少次路线斗争，好多已经推翻了，明显推翻的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这个叫第几次？过去晓得叫第几次，反正叫十次路线吧，总是八、九次吧。十次路线，两次推翻了。高饶事件维持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如果说得更早，说罗章龙是个路线问题。
    罗章龙就是搞派别斗争，就是分裂党，另立中央，说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他的性质比路线错误更严重一点。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因为评价过去的路线斗争，已经推翻了两次了嘛。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赵紫阳同志，还有刘邓路线。）推翻三次了。过去罗章龙算路线斗争？瞿秋白只三个月，李立三不到半年。（胡耀邦同志：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十一月份，四中全会一月份。三中全会还有一条路线，叫调和路线。）这是一个理由，就是好多评价过去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到党内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角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性质，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的概念。（胡耀邦同志：全局性的、长期的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同时，我想大家都不赞成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们不讲路线问题比较有利。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但是，不是说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譬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范围的问题还是可以用。譬如制定了正确路线，制定了方针、政策，还是可以用。但是，千万不要用之于党内的斗争，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譬如以后还有总路线，现在我们还有个总路线。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讲四个现代化是总路线，是不是可以用？还是用，并不是完全不用这两个字。有些拿路线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还可以用。但是，党内斗争原则上不再讲路线斗争。总之，这次文件就保持这个限度。路线这两个字，这次决议也用了，不是没有用。这是第一点。”
    二、由集体来承担一些责任。小平同志说：“为什么说我们这次恰如其分？就是有意识地把毛主席有些问题讲轻一点，过去有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既比较合乎实际，也比较有利，对我们整个国家有利，对我们整个党的形象有利。其中内容之一，就是有些过去的责任由集体承担一下。刚才任仲夷同志讲的稿子中有些‘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真正按实际情况来说，毛主席负主要责任。我们说，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大家吹得厉害，完全归功于毛主席一个人。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我们是负有责任。那个时候起码我们两个（记录注：指小平同志自己和陈云同志）是常委。当然，那个条件下难于反对就是了，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胡耀邦同志：加‘领导上’几个字。）加一个‘从领导角度上说’，就是说地方上没有责任。决议总的意思就是把毛主席的问题，降低一些分量。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我看这个合乎实际，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主席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降温，温度要降一下。（陈云同志：讲毛主席太厉害了，老农民、老工人通不过。）国际上也通不过，第三世界通不过。（李先念同志：干部中间也通不过。）不利。所以，这个基本调子不能再改动了。
    三、“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小平同志说：“提了说不清楚。这个文件不涉及这样的问题没有坏处。如果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将来其他文件再说，来得及。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批判的，就是说我们搬用列宁的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无论如何是搬错了。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都一定有叫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看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方面就有些缺陷，每一个都是政治上的原因，组织上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都要讲这么几个。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没有时间了，召集人同志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的同志定稿？（众：同意。）有些不完满，以后再完满；有些问题没有说到，以后再说。这次不可能都说到。什么都说到，这个文件就写不好了。任何一个文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于不可能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稿子解决了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够了。”
    在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上述指示后，请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在总结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过程中，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正常的，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够比较短的时间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这符合认识的过程，正是我们党团结强大的标志。
    三、指导思想在决议条文中的体现
    中央常委的上述指导思想，象一条红线，贯串在整个《决议》中间，尤其在《决议》的第七节得到了全面的、集中的表现。
    《决议》共有八节，第一节是建国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回顾；第二节是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第三、四、五，六等四节，按照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证；第七节，在论列了六十年的历史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地专门讲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决议的高峰，这方面确实超过一九四五年的历史决议；第八节，把毛泽东思想中对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直接的长远起作用的原则，概括为十条，要求全党认真执行。
    为了便于大家学习，下面逐节作一些简要介绍。
    第一节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
    这一节是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在今年五月提请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稿子上加的。加这一节的目的，就是为了树立我们党、军队、特别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高大形象。是针对现在四、五十岁以下的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而加的。加上建国前二十八年的回顾，这就把我们党六十年的历史放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使大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节通过近百年的历史回顾，在第4条中得出五条重要结论，其中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放在第一条，就体现了这个目的。这里特别是通过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经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等失败）和两次胜利的历史转折（由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由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回顾，得出重要结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必然，历史的结论。
    第二节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的基本估计
    《决议》针对最近一个时候多次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例如有人提出建国以后应不应该搞社会主义，是不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有人认为不应该搞社会主义，说我们名义上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从搞农业社会主义滑向封建社会主义，说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等等，做出了回答。
    《决议》列举了十条主要成就，理直气壮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同时，决议也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承认由于经验不多，认识偏差，犯了错误，这就是：“文革”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由于犯了这些错误，“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最后，决议明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的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只要继续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立场，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三节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这一节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前边说过，最近一个时期，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表示怀疑的人多了起来。有的人竟公开发表文章说“我们党内孵化出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
    针对这种情况，《决议》在指出对这七年的基本估计是“胜利辉煌”之后，专门讲了实行三大改造的必然性，讲了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讲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任务。
    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检查了这项工作中的偏差，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对农业、手工业、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这一节中，使用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个提法，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的提法有区别。这一节重新肯定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提法（语言有所不同），肯定了八大坚持在经济建设上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的方针的正确性，肯定了八大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的正确性，指出八大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通过这七年的回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成功地领导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语言，在这节中没有出现，而是写在第七节中。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关于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乔木同志在对决议的《几点说明》中，有一条专门作了论述。乔木同志说：
    “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全党多年的一贯主张，近年有同志提出异议，而党外有些人（好人坏人都有）也大肆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中国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或恢复新民主主义制度等谬论，有些文章已公开发表在对外出口的刊物上，其影响不容忽视。因为他们都援引马克思或列宁，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最近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已载文详加辩驳，故不必多说。［这里顺便插两句。这两篇文章都是党校的同志写的。乔木同志特意打电话要我转达他的意思，说这两篇文章写得好。党校在去年就决定要回答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并组织人集体进行了研究］。总之，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是初步），是一个根本的客观事实，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党内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决议稿中只提了一句，不可能多说。又，决议稿说建国前七年‘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也是符合客观历史的。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一九四九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在一九四九──五二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一九四○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这不能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资产来解释，因为这个口号不但在一九四八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已经明确宣布，实际上《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部分即已援引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而宣布了（‘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如何能说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还如何区别？同样，一九四九──五二年所进行的民主革命，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这样规模空前的民主革命，也不能解释为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至于列宁宣布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必照猫画虎。但这个问题只在决议稿中提了一句，今后也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
    第四节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这一部分，讨论中争论最多。主要是，这十年成就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建国三十二年的总估计。如果说这十年错误是主要的，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共二十年，就很难说三十二年成绩是主要的了。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这十几年成就还是主要的。因此，决议稿中：
    第一、将原来“曲折前进的十年”的标题，改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第二、在讲了这个十年的成就之后指出：“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肯定了这些成绩之后，又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犯过很大的错误。这十年的一系列错误，主要的，在这个决议里都列举了。
    第三、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第五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一节涉及的问题最多，中心是怎样评论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方面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另一方面这种批评也是科学的、有分寸的，实事求是地维护了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指明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这一节还对“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是非及有关人员的功过，作了分析和评价。其中特别强调了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巨大贡献。这是根据同志们的强烈要求写上的。
    在讲到我们党、我们党的干部、我们全国人民时，决议中有几句重要的话，即严峻的考验证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讲关于发生“文化大革命”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决议》没有讲阶级根源，对这一点，乔木同志也有一个说明。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我认为决议稿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超过了一九四五年历史问题决议的水平（即把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等都简单地归因于小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即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许多著作我们仍要认真学习，但是决不能当作教条句句照搬。决议稿中提到的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与马克思关于小生产者绝大多数都要变为无产阶级的说法不相容，实是各执一端），其本身是非姑不置论，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确是把这两句话误解了。所谓资产阶级权利并非真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只是劳动者平等互换劳动的权利的形式（马克思说是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种类似吧了，更说不上政治上的等级制等等，这种等级制恩格斯早就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不存在了，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且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指世界上（也包括当时的俄国）的小生产，这种小生产在合作化多年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已不存在。现在开始有一些小生产，在严格管理条件下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当时并无这种问题。至于说党内斗争一定都是（不是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本身就显然不符合我们党内以及各国党内历史的大量事实。但是这些说法无论是否受到误解，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发生了难解难分的因缘。这是客观的事实，并非故意要拉上马恩列斯来为毛泽东同志开脱。当然不能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受封建主义历史的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不是只用封建主义影响所能解释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但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六节伟大的历史转折
    这一节，是经过四千人的讨论，特别是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加进去的。
    在提交四千人讨论的稿子快定稿时，中央常委的多数同志和乔木等同志，为了使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进一步肯定和贯彻，确定增加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四年的内容，并由起草小组写了一个稿子。但是由于华国锋同志坚决不同意又撤了下来。四千位高级干部讨论时，绝大多数同志，要求把这部分写进去，经过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写这一部分。具体内容经过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定了下来。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的拥护。
    这一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对三中全会总的评价。《决议》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请注意后面这句话。这句话非常概括地回答了为什么说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三中全会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间徘徊前进的局面，而更重要的是开始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不光是纠正了华国锋同志的左倾错误，而且开始全面纠正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
    第二个内容，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维持了过去的说法，“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关于党的领导和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的作用，提法与过去有一些改动。过去的提法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现在的提法是：“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决议》现在的提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不是华国锋同志一个人的决策，也不是他一个人一举粉碎得了的，没有党和人民的斗争，没有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直接参加决策和指挥，要粉碎“四人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同志有一份功劳，但是决不能把功劳归于他一个人，并且拿这点当理由，认为华国锋同志的领导职务就是永远不能动的。
    首先，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步伐要夺权，简直搞得华国锋同志不能工作了，整天纠缠，日子不好过。那个时候，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都说，“四人帮”他们要动手，要想办法。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去找叶帅，商量怎么办。最后共同商量决定的。粉碎“四人帮”的这个过程，我们都是听过传达的，决不是一个人一举粉碎的。大家知道，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行吗？不行。
    其次，如果要讲粉碎“四人帮”的条件的话，恐怕应该还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四人帮”斗争的历史，这一点很重要。《决议》第22条、第23条论列了这一点。仅从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那一段看，那一段确实很有成效：万里同志搞铁道部，火车通了，而且正点了；胡耀邦同志到科学院，搞科学院《汇报提纲》，科学教育界都感到有希望，后来叫“三株大毒草”之一；周荣鑫同志抓教育工作，教育情况开始好转；特别是军队，小平同志出来以后，跟叶帅一起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整顿了部队的领导机构。小平同志说：“现在确实有些现象，我们很担忧”，提出“军队要整顿”，“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在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军委扩大会议的两个决议对部队的整顿、调整和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那一段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全国人民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民从实践中看到，有周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同志那样有力的领导，在正确路线指导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被动局面是可以扭转的。从此以后，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间，对“四人帮”更憎恨，“四人帮”越是批邓，越是不得人心。“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全国各地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一方面当时总理去世了，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总理，同时，也是表示对“四人帮”的憎恨，也是表示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一次群众的革命行动，是粉碎“四人帮”的很重要的政治条件，很重要的群众基础。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应该说那个时候，群众对“四人帮”非常不满、非常愤怒，“四人帮”已经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正象列宁同志讲的，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革命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决定粉碎“四人帮”，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个任务。没有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到天安门事件这段时间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地粉碎“四人帮”。
    第三，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不让他们夺取最高权力，对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决议》肯定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间有一份功劳，但又指出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胜利。如果按照陈云同志讲的，华国锋同志是做了一件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这样讲符合马克思主义，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不要有错觉。有这个错觉就会产生新的个人崇拜。有人把粉碎“四人帮”全看成是华国锋同志一个人的功劳，说什么不让他当主席是所谓“过河拆桥”。这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马列主义。如果要论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当然华国锋同志有他一份重要的功劳，《决议》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这一点。
    第三个内容，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到三中全会这段历史的评价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这一段党的工作，形象地说概括为“在徘徊中前进”六个字。这是什么意思？
    《决议》有一段说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一个要纠正，一个反对纠正，这就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阻碍的原因在那里？《决议》说：“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关于华国锋同志的主要错误，《决议》概括了几个方面，作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下面把讨论《决议》过程中大家讲的事实，给同志说一点。（从略）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内的广大干部，首先是我们的老干部，老同志，都是真心诚意地拥护国锋同志当中央主席的，而且有的同志曾经说过国锋同志当我们党的主席，可以搞二十年，就是可以使我们的党稳定二十年。这是不是真心实意呢？完全是真心实意的。华国锋同志年龄最轻，如果他能胜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由他来领导，当然是大家所希望的。当时大家确实是这样想的。老一辈同志讲那些话，第一代表当时老一辈同志的看法，肯定华国锋同志对粉碎“四人帮”起了很好的作用，是有功劳的；第二是代表老一辈同志的一种希望，对华国锋同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现在看，当时这个想法对不对？是对的。说明我们老同志一心一意为党为国家的事业着想。一个是估价问题，一个是希望问题。刚粉碎“四人帮”时如果没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没有这样的表态，是不可能很快稳定住局势的。这说明我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但是，实践证明华国锋同志不行，有失众望。他根本不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不是积极地领导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就存在的左倾错误，而且继续坚持和推行，并且阻挠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就造成了小平同志所说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造成了耀邦同志所说的这几年我们是“步履艰难”的局面，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粉碎“四人帮”以后“徘徊前进”、“步履艰难”的局面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呢？是怎样出现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和全会以后的大好形势呢？出席全会的同志认为这是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特别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同志努力的结果。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都是小平等领导同志提出来的。为了证明这个问题，讲几件事：
    第一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党外广大党员和群众都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实际上起了取消继续批邓的作用。那时正好演《甲午风云》，街头巷尾，包括少年儿童都经常说其中的一句话：“邓大人到！”那确实反映了全国人民希望“邓大人”出来的愿望。这是人心所向。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几次坚持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可以说“四人帮”粉碎以后第二天就提出来了。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以前这半年中，提出五六次之多。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实践证明他有这个水平，有这个魄力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所以，剑英同志、先念同志的提议，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全党的共鸣，大家都赞成。这就使华国锋等同志想要批邓也批不起来了。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但主张不要批，而且还要请他出来主持工作，当然批不起来。
    第二件事。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当天，北京的广大干部，首先是老干部议论纷纷，觉得这篇社论有问题，有的打电话质问。小平同志看了这篇社论以后，认为它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并针对“两个凡是”给中央写了信，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不对的。不能坚持错误的东西，不能坚持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大家都清楚，如果坚持“两个凡是”，那么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小平同志就不能出来，毛主席晚期的左倾的理论和方针就不能纠正。小平同志的信，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从此，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也逐步暴露出来了。
    第三件事。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王震同志公开提出要小平同志出来，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据说那一次工作会议搞的很紧张。当时不让陈云同志、王震同志的发言登简报，要他们修改，他们说不修改，我们的意见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考虑过的，不能修改。大家记得《二七社论》发表的同时，还发了一个中央五号文件。华国锋同志、吴德同志还讲了话，都说“批邓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还是反革命事件”。那一段时间，要追查“谣言”，确实有点杀气腾腾，周总理逝世周年还抓了人，说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贴吴德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反革命，就抓起来。他们还制造了一个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同案的都被抓起来了。关于这件事，在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中搞了假证据。广大群众对吴德同志、汪东兴同志，实际上也包括华国锋同志十分不满。陈云同志、王震同志在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响应，真正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第四件事。一九七七年四月，小平同志正式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后来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采纳。这时，报纸上开始宣传，提出了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大家逐渐认识到“两个凡是，”是假高举，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才是真高举，实际上戳穿了“两个凡是”的用意，在许多于部面前把“两个凡是”否定了。
    第五件事。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前后，许多老同志，包括叶帅、陈云同志、聂帅、徐帅，还有谭震林同志好多人，一起出来宣传党和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此就展开了全党性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当时不是说揭批“四人帮”有一个三大战役吗？第一大战役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第二战役揭批他们的历史问题，第三战役揭批理论上的错误。第三个战役怎么搞，华国锋、汪东兴同志有一个框框，就是只揭批这一条：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怎么就是这一条呢？多的是。七八年五月以后，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更多了。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理论动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受到华国锋、汪东兴同志的阻挠。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在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公开肯定这个讨论。《解放军报》六月二十四号发表了《理论动态》的第二篇文章。这样就展开了我国理论界、思想界三十年来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为三中全会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七七、七八年这一段，理论界、思想界是很活跃的。我们可以说句公道话，地方的、中央的报纸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是立了功的。那个时候宣传工具控制在华国锋、汪东兴同志手里，报纸发社论要报他们审批，拨乱反正的重要文章发不出去，怎么办。胡耀邦同志想了个办法，在党校办个《理论动态》，开始只送给思想理论界和中央各部门一些领导同志看，发三百来份。报纸上要登《理论动态》的文章，用社论形式发不行，这才又想了一个办法，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不送汪东兴同志批，又引起广泛重视。许多拨乱反正的文章就是这样出来的，包括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把李鑫、汪东兴、华国锋同志他们头脑里所设想的第三战役的框框冲破了。与此同时，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的研究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都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一文，是讲真理标准的第二篇文章，罗瑞卿同志坚决支持，亲自领导修改了三遍，花了很大的力量。
    第六件事。七七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党校三个人署名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的是非纠正过来》。这一篇文章是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写的，是大批解放干部的先声。文章一发表几乎所有的省市都打电话来问。据说一个月中间接到一万多封信表示拥护。所以，平反冤假错案是从七七年冬天开始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了干部路线的拨乱反正，真正解放干部从那个时候开始。耀邦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就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三中全会平反了几个大案子，如六十一个人、天安门事件等，迅速推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六十一个人平反的问题，是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才实现的。华国锋从来不赞成平反冤假错案，当然也不赞成给六十一人平反。
    第七件事。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些错误提法，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工作的重点。这些，在他的文章、讲话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都反映得很清楚。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小平同志到东北去考察，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要准备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所以关于工作重点转移，是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纠正了把阶级斗争作为工作重点的左倾错误。
    第八件事。一九七八年十月到七九年一月，小平同志访问日本，访问美国，再访日本，开始打开了联合反霸的外交总格局，同时决定对越的自卫反击战。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没有一点魄力，没有一点战略思想是不敢发动自卫反击战的。一个同美国、日本搞反霸统一战线；一个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外交战线两大决策。
    第九件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会平反了十个大的冤假错案，什么“二月逆流”，什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都平反了。当时还增加了九个老同志为中央委员，增补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少宣传个人。
    第十件，三中全会制定了两个农业文件，大家都知道，不多说了。集中概括在他的科学著作中。讲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马列主义的杰出贡献。
    第十一件事。从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我们党的权力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危险的，准备取消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三中全会以来一直酝酿这个事情，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正式确定修改党章，在新党章中要把这个问题写上，提交十二大讨论。
    以上这十一件大事可以看出，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都是我们的老同志提出来的。我们的老同志，老革命家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不能抹杀的。耀邦同志在全会闭幕式上说粉碎“四人帮”以来谁的贡献最大？小平、剑英、先念、陈云四位老同志的作用最大。这是实事求是的。没有老一辈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做的工作，就没有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就没有三中全会以后大好形势的发展。
    从这些大事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华国锋同志作为党中央主席，不但没有提出什么正确的方针，反而对贯彻正确的方针起了阻碍作用，他的“左”的错误对我们国家造成了新的损失，越来越显得不称职。所以，《决议》写进三中全会前两年这段历史，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功过，六中全会选举改变他的职务，是历史的必然，是顺乎党心、军心、民心的。
    第四个内容，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和全会以来各项工作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决议》的第26条作了概括的论列，耀邦同志“七一”讲话也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联系实际学习讨论，这里就不在一一说明了。
    第七节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这是《决议》最关键的一节，按照中央常委要求超过前一个决议的指示，共列了五条，分别论列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决议》首先给毛泽东同志以四个崇高的称谓，这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接着讲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功绩远远大于过失，功绩第一位，过失第二位。讲他在四个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
    这一节的第二、三、四条讲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客观历史根源，形成、成熟和发展过程。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集体奋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这一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毛泽东思想最后，《决议》讲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批评了两种错误的倾向，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发展这些成果，以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第八节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这一节是最后一节，共七条，讲的是根据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了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接受十条经验教训，鼓舞革命信心。
    《决议》列了十条必须遵循的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进行完善，使我们各个方面的制度，各项政策、种关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经过若干阶段，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讲完十条以后，讲了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也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以后，着重讲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因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深刻和彻底的伟大革命，只有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高举革命旗帜，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保持敌情观念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关于《决议》中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乔木同志作了重要说明。他说：“革命本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1、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最后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有阶级甚至某种范围的阶级对抗（反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但已不存在整个社会的阶级对抗，否则势必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文化大革命正是如此）。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沿用乔治·桑的说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结果必然不能找到任何出路。至于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另一问题，用阶级斗争的说法亦不易讲通。他们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重用他们的毛泽东同志更不是如此。2、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是革命由质变阶段转入量变阶段，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转义。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此外还可讲技术革命等等，但那更是革命的转义，是一种比喻，可以暂不置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的提法，就是把革命的不同意义混在一起，把不同性质的事物混在一起。）但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马恩也是借用法国大革命时的口号，意指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并未加以明确论证，而且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没有明确区分，故后来招致种种误解或曲解。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讲不断革命时即指革命的各种转义，到文化大革命时才改为第一义）既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解释，用作口号就有危险，何况文化大革命时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作过特定解释，把革命的意义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并在三中全会后已经停止使用，现如改变解释，重新应用只能引起新的混乱，而林江残余、托派、其他主张“第二次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也必然会加以利用。故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只有在剥削制度社会或由剥削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是错误的，这已为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历史所证明，决不能再蹈覆辙。因国内主要矛盾已改变，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注意：只限于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不能成为工作重点，大量社会矛盾并非阶级斗争，故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上已讲不通，实践上也不免与三中全会的决策相违背，并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新的扩大化，社会上的不逞之徒还将用来作为发动所谓第二次革命的借口。为了防止各项工作和工作人员、公民在资本主义影响下走入歧途，建议恢复使用“政治工作是各项工作的生命线”的口号，这与政治挂帅的意义不同，只指保证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或坚持四项原则。这比“以阶级斗争为纲”妥善得多。”
    第三部分：关于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全会的预备会议，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中央政洽局关于中央人事更动的建议。
    六月二十八日正式会议，通过《批准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的决定》，并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个部分，主要传达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华国锋同志领导职务的更动，二是关于中央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
    关于华国锋同志领导职务的更动，在这次全会上有三个文件讲到。
    一是《历史问题决议》中有一段话，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指出：“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二是全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批准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了政治局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会议一致通过的《政治局会通报》中的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职的请求，免去他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三是全会《公报》中说：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为了便于了解中央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把中央常委在全会预备会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的有关讲话，向大家传达。
    邓小平同志：“过去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前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通报，即今年年初的4号文件相衔接。刚才好多同志提出要衔接，但是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措辞比4号文件里面的许多措辞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出，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如，政治局决议（4号文件）正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这个问题”。
    小平同志继续说：“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人事。人事没有多的话讲，包括主席的人选，名次的排列。这个问题，过去好多同志听到过，我们大家议论过，推荐胡耀邦同志当主席，赵紫阳同志排在名次的比较前面一点。这至少是改变了一下我们论资排辈的风气。还有，这样的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比到不能不解决的时候再来解决好得多。当然，耀邦、紫阳也不算很年轻了，但总算比较年轻，比较有精力，早点放到第一线，我们这些人退到第二线，比较好。陈云同志、剑英同志、先念同志和我，我们这些人起的作用还是继续可以起。耀邦、紫阳同志是合格的，书记处建立以后的实践证明了嘛，紫阳同志当了国务院总理以后的实践证明了嘛，总不能说他不合格、不称职吧。不单是这个，早一点解决更有益处。这是一。
    第二，华国锋同志还继续选他做副主席。当然，名次放在最后。这是真正体现了毛主席相当一个时期处理党内问题的办法，其中包括王明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当多的问题。后来毛主席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李先念同志：他讲过这样的话，张国焘如果不跑，还是政治局委员。）他处理了一系列这样的问题。林彪死了以后，他还说过，如果林彪不跑，还是在中央。但是，后来毛主席自己违背了他开创的好的党风。处理党内问题，无非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照这样一些原则办事比较好。所以，我们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政治局这个建议。”
    陈云同志：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名字要摆上，不摆上对党不利，摆上有利。
    邓小平同志：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写不写我们的名字问题（指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同志的贡献问题），除刚才乔木同志讲的理由外，活人少写好。当然，个别地方写也可以。
    陈云同志：一定要选华国锋同志当副主席。
    胡耀邦同志；同大家讲清楚，要选上华国锋同志当副主席。
    关于中央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问题，先念同志在主持选举的全体会上说：“把胡耀邦同志放在最前边，把赵紫阳同志放在稍前一些，目的是让中央常委中年纪比较轻，精力比较充沛、实践证明够格的同志，到第一线主持中央的工作，体现了中央最高领导机构准备交接班，带头改变‘论资排辈’的习惯”。先念同志这翻话，代表中央常委中几位老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小平同志说这个名次排列很有学问。
    会议期间和前些时候，剑英同志提出他的名字放到小平同志后边，先念同志提出他的名字放到陈云同志后边。小平同志坚决主张不变动，陈云同志也主张不变动，“以不变应万变”。常委一致同意小平、陈云同志的意见，认为小平同志关于以免引起国内外的不必要的猜测的意见非常对。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列席同志，对几位常委中的老同志，亲密无间，互相尊重，完全以党的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深为钦佩，受到极大的教育。中央委员在正式会议上，一致投票赞成政治局这个建议。
    关于这次中央人事更动的重大意义，《公报》中有一段话，请大家注意领会。
    最后，讲一讲怎样学好《决议》的问题。
    《决议》公布之后，党内党外，热烈拥护，信心大增，国际上也一致好评。党校有的学员说，六中全会有四个好，“会议开的好，《决议》写的好，领导班子选的好，讲话讲的好”。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决议》既科学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又正确地指明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国外的反映，除了苏联讲我们的坏话以外，普遍的评价都是很好的。
    许多外论一致认为，《决议》是个最实事求是的决议：一是对毛主席的是非功过和责任实事求是；二是对华国锋同志的功过、是非和处理实事求是。
    日本时事社播发评述说：
    “这次六中全会拉上了一九七六年秋天以来的“华主席时代”的帷幕，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里的经验，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作为改进党的领导、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新起点，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英美报刊报道，
    “六中全会标志着从意识形态时代转变为务实时代的开端。”
    《决议》把毛主席的错误集中在文化革命上，同毛主席对长期革命领导和理论的贡献分开来，并提出了最有勇气的评价。
    《决议》宣告同左倾路线决裂，说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马达加斯加大使拉科托菲林加说，
    “六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四化步子将会加快”。
    “中国强大了，也就等于我们强大了，我们只能感到高兴。”
    英美报刊：
    认为六中全会确定了集体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组，是在人事方面同文革后遗症完全决裂，肯定比过去更加稳定而又强有力。报纸只登集体照片而不刊登胡主席标准像明显地反映了重视集体领导。
    《决议》使人感到党中央要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干劲，今后将以经济稳定为课题，走安定团结的路。
    香港《快报》发表社评说：
    “现在的中共六中全会，改换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和改组了最高机构，把三中全会剩下的那条极左路线尾巴正式割除”。这次会议还使党“从独断独行、不顾客观事实的极左路线转为一种群策群力、不容许以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新路线。”这次会议对于中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报》的评论说：“我们认为邓小平的唯实政策”，“最主要的是从实际表现上获得大陆老百姓和海外人士的普遍欢迎。‘得民者昌’，这句成语一点不错。”
    还有不少报刊在评论中说，这次会议的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共领导层的‘安定团结’，更意味着‘实事求是’的邓小平新政策将可以排除左派困扰而畅行无阻”，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极为有利”。
    耀邦同志在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为什么六中全会的成果会产生这么个影响呢？我觉得，主要的经验是两条，一，我们的历史决议也好，主要领导人的调整也好，都是实事求是的。对三十几年来毛主席的功过是非，是实事求是的；对我们的成绩、错误的看法也是实事求是的。对华的处理，现在来看，如果不下来，对安定团结是不会有利的，但是，如果不要他当副主席，也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凡是我们什么时候实事求是，就好办事情。二、历史决议和人事问题这两个问题处理的过程是有步骤的。假使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同改选是半年以前做，没有现在这么顺当。假使我们再推后半年、一年，国内国外的舆论可能也很多。今年七一以前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小平同志坚持了好几次。现在看来，时机是很好的。所以有步骤，时机、分寸是好的。我们现在能够达到这么安定团结，大家都比较高兴。”
    为了及时指导学习，中央已经批发了中宣部的通知，《人民日报》在七月六日也发了社论，请大家按照通知和社论的精神办。
    为了帮助同志们领会通知和社论的精神，向大家传达一下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因为通知和社论都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写的。耀邦、紫阳同志，对这次学习决议的要求，总的有四句话，这就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搞好生产”。
    首先谈谈统一思想问题。统一什么思想，在什么问题上统一思想？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上；第二是在建国三十二年的是非功过上；第三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上。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个问题。对此，《决议》都作了正确解决。紫阳同志说，现在，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最有利的条件、最有利的时机，应当好好抓住，办法就是组织大家学好《决议》，学好耀邦同志七一讲话。不要走过场，只要我们在这三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就会大大促进党内的团结，党和人民的团结，人民内部的团结，真正做到同心协力搞四化。
    第二谈谈加强团结。大家一定要明确，学习《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耀邦同志在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六中全会两个重大的决策，是能够大大促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安定团结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六中全会文件发表以后，国外的反应，除了苏联讲我们的坏话以外，在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在美国从现在看到的，评价都是很好的。国内绝大多数人，初步的反应是很好的，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形势。可以这么说，可以大大促进党的安定团结。假使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可以极大地促进党的安定团结。这个问题不要低估。”
    耀邦同志还对干部现状做了分析，指出进行团结工作的途径。耀邦同志说：
    “我们干部队伍情况有很大好转，但确实问题还不少。看不到问题，我们可能要吃亏。请同志们想一想，是不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干部队伍里面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在政治立场、政治思想上对党相当的不满。你说是‘四人帮’的余孽也好，你说是‘持不同政见’也好，横直是政治上不赞成中央这一套。……不宜估计太多，但是会有一个数量。……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有些人根本不好好地做工作，胡来一通，极不负责任。党委开会决定的东西，他可以推翻，他搞他那一套。……为什么我们有些党委领导没有力量，办不成事情呢？就是有这么少数人顶着。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违法乱纪，比如走私……还有贪污，盗窃，搞打击报复。”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领导责任在那里呢？……我觉得，我们对情况了解不够，……我们的批评教育太少”，该调动的没有调动。
    耀邦同志强调指出：为了增强团结，“对干部还是着重看现在的表现，一般的不是再查‘文化大革命’初期怎么样怎么样。”“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不能用，必须坚决这样办。但对于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错事，说的错话，要做历史的分析。
    赵紫阳同志说：“团结大多数，使党内安定下来，这是一个基本方针。”对中央不满的人要做分析，“严不满的有三种人，一个是帮派体系骨干，一个是“持不同政见者”，第三就是“凡是派”，这三种人是很少的。“另外，还有三种人，数量相当大，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犯过这样那样错误，……占干部中相当一个数量；第二种是长期受我们党的左的教育，对三中全会很多东西不大通，这也是大量的；第三种，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六种人中，有两种人，‘持不同政见者’，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是从右的方面反对的，其他主要是认为三中全会右了。”一定要把现在思想不通的人同帮派骨干区别开来。对现在思想不通的人，要通过教育，通过实践来解决，我们要相信大多数通过教育和实践是能够转变的。因此，对现在思想不通的大多数，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说服教育的方针。
    耀邦同志说：“六中全会文件将大大地促进党内安定团结，如果把工作做好，将极大地促进党内安定团结。”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实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
    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
    （1）对待具体历史问题，要贯彻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记取教训上。
    学习《决议》，不能不回顾历史，但切不可在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枝节上纠缠，更不要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历史事非进行群众性的争论。
    （2）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不同的认识，甚至某些错误的意见，对不同的认识，要进行同志式的平等的讨论，对错误意见；要耐心地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
    第三，谈谈振奋精神。这次《决议》的公布，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增选和改选，使大家看到，现在的中央，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妥善地解决了两个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问题，本身就极大地振奋党心、军心、民心。我们应当通过《决议》的学习，进一步振奋大家的革命精神。
    振奋革命精神，在当前要突出强调两条：第一条，在指导思想上要敢于跳出圈子想些问题；第二条，在实际工作中，要敢于根据中央已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主动去解决问题。这两条都是耀邦同志最近讲的，现传达如下：
    耀邦同志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在指导思想上，我们要敢于跳出圈子想一些问题。假使我们不跳出圈子搞农业，农业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在工业上能否跳出圈子想问题。工业上也可以联产计酬，机关也可以联工计薪。我们往往有两个东西束缚：一是习惯势力的束缚；二是受周围舆论的影响。想问题不能关闸，做决定要慎重。”
    耀邦同志在一个批示上说：“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做工作。”“现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游荡。”耀邦同志希望各级党的干部，更好地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
    最后，谈谈搞好生产。
    关于这个问题，耀邦同志在闭幕会上讲了，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再一次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已经结束了。中央和地方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工作。今明年的经济没有一定的速度，明年的十二大不好开。虽然困难很多，但潜力还是有的。粉碎‘四人帮’四年半，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再有四年半，到一九八五年，我们能不能使经济工作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这是一种算法。另一种算法，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实际上只有两年半，能不能也用两年半，到一九八三年，就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使经济工作走上正轨。”
    耀邦同志说：“学习六中全会文件，千万不要放任下面评头评足，最重要的是把决议学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集中力量搞好—生产。”


二、研究资料

二0一0年四月，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来源：2010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写出“草案”后，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争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简写为“国1—1”，下同）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3.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4.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9. 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中直5—30）
　　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1.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2.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3.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4.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5.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6.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任”，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余　论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愈，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11月3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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