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湖北省
壹、本节概述
胡厚民在狱中坚持斗争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坚持下祇得从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一次接到四弟胡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年1月17日。”当年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
1984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妹妹，到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而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竟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20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祇此绵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12年。——钟逸注）
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1983年去关押胡的襄北机械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墻，哨兵在屋顶上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接见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
1990年9月，76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53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吴焱金在看守所作打倒华国锋的演讲
当时监号内张贴的监规落款仍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制定”，我对干部（犯人对看守的称呼）说：“你们既然仍承认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为合法政权机关，那么以篡党夺权的罪名关押我就是非法的。我当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我没有夺谁的权，是别人夺我的权，我决不会遵守什么监规。”我曾写下打油诗道：“监规上书革委会，要我遵守理太亏。若还承认革委会，你就要听我指挥。究竟谁夺谁的权，哪个错来哪个对。除非主席亲口讲，我已不知该听谁。”
我不守监规的表现是，画上大幅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画像张贴在监号内，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或大声朗读毛主席诗词、革命烈士诗抄，高唱《国际歌》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我在监号的墙壁上刻满了我写的各种打油诗，例如：“慷慨赴死固可赞，事到临头并不难。最怕坐牢人有病，不死不活长期关。”“我只服从真理，决不屈从压力。”“烈士是刽子手成全的。”“本是平常老百姓，党有号召即响应。一心紧跟毛主席，十年奔波干革命。光明磊落心无愧，热血满腔天作证。忽报‘元凶’就是我，冤狱五载何处申？”“自遭冤狱愤慨多，无处申诉闹一所。墙上刻满打油诗，对窗高唱《国际歌》。吟罢唐诗背宋词，绝食抗议免吃喝。演讲打倒华国锋，半月隔音室内过。”在看守所，我以写打油诗消磨时间，某虽无才，写打油诗却是信手拈来，刻在墙上的、写在纸上的、写在开水桶上的总共有1000多首，虽然诗歌的艺术水平不怎么样，但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牢房生活和当时的心情，恐怕不是那些大作家们闭门造车能想出来的。我走出看守所时，片纸未能让我带出，我创作的那些打油诗是被抄去作为罪行存档，还是被看守所人员当废纸扔了，至今不得而知。现将我在看守所写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打油诗摘抄几首：“舍得一身剐，什么都不怕。无私心自宽，有理走天下。” “看破红尘万事休，无私无畏即自由。粉身碎骨折磨够，不过洒血抛头颅。要杀要剐宜趁早，从重从快快动手。纵然有理无处讲，砧板上面一块肉。”
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篇华国锋署名的长文《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一看就大骂华国锋是骗子，是两面派、阴谋家。我心想，我从未反对过华国锋，在批斗逮捕大会上却将我扣上反华主席罪名，我今天干脆大反特反，大不了将我拖出去枪毙。于是我在全看守所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以最大的声音作打倒华国锋的讲演，大骂他是叛徒、骗子、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这一下不得了，干部带领枪兵以最快的速度打开牢房，一拥而上，把我丢进隔音室监禁，再也不怕我闹事了。
这天来了一位市公安局孔副局长，人称孔铁嘴，找我去谈话。我不但绝不承认我在看守所演讲有错，还说关押我也是非法的、错误的。我跟毛主席太紧，你们却污蔑说我反对毛主席。我从没有反过华主席，你们非要给我扣上反对华主席的帽子，那我今天就真的反了华主席，让你们按这个罪名给我定罪好了。我多次见过毛主席，我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毛主席批准的，为什么不说我是毛主席帮？我多次见过周总理，一块吃饭、喝酒、看电影、照相，为什么不说我是周总理帮？我从未见过那四个人，为什么把我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我身体有病为什么不给我治病？你们说我有罪为什么不公审？……我侃侃而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孔副局长不耐烦了，一挥手，枪兵不送我回隔音室，却将我送回原监号。我拒不检查，也被强行解放了，以后对我提起公诉时也不提我在看守所公开大反华国锋的事，因为华国锋那时已经被撵下台了，成了又一次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吴焱金笑评当年判决书
26年前，当法官将判决书交给我时，我看都没看，当场撕得粉碎，以表达我的愤怒。2004年因为要解决“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人员养老生活费，省政法委必须审核当年法院对我的判决书，没有判决书，无法认定我是“两案”人员，拿不到生活费。我只好到原审判单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印了当年的判决书，证明了我“两案”人员的身份，才领到了养老生活费。
说起“两案”人员，也挺有点意思，当初我们竭力辩解，想与“两案”人员分开，证明我们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没有组织联系，我们参加文革只是响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而已。但当局硬要说“你们即使没有组织联系，也有思想联系”，一定要将我们打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只好认了。久而久之，我们觉得这顶帽子也不错，感谢当局高抬了我们，能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最忠诚的学生和夫人江青组成反党集团，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一般人够得上这个档次吗？所以，我一直不对“两案”人员的帽子表示异议，相反觉得这顶帽子挺好，戴上这顶帽子，与毛主席更近了。当年参与审判“四人帮”的律师不是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是“五人帮”吗？审四个人实际上是审判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已是现在不再质疑的世界公论。
可偏偏刘祖平那些人不知怎么想的，跑到省委去闹：我们不是“两案”人员！这次省政法委立即采纳刘祖平的意见，发文将我们改为“‘两案’被审查人员”，彭祖龙气得大骂刘祖平是“蠢货”。这么高档次的帽子为什么要摘掉呢？刘祖平等人见省政法委如此听话，以为省里对自己是“言听计从”，又得寸进尺提出要彻底平反，这可是超出了省政法委的权限。虽然这个要求合理，中央不开口子，省里岂敢自作主张，只能说刘祖平等人的想法不合时宜，太天真可爱了。
一般人大约很忌讳谈坐牢，更不愿让人看判决书，似乎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些人则不然，我们问心无愧，光明正大，顶天立地，无事不可对人言。当局为整我们动用了全党、全国的人力物力和全部社会资源，残酷折磨人的非法隔离审查，挖空心思编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们的家抄空了，祖宗三代查遍了，亲朋好友查遍了，连丈夫、妻子、儿女都要强迫揭发、交待。如果用当时整我们的方法清查如今的腐败官员，大家想想会是什么结果？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还用我多说吗？
今天重读二十六年前的判决书，我不但毫无当年的愤怒，只觉得好笑，越看越乐。时间真是个好东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我的第一条罪状是参加毛主席号召的一月夺权，我不过参加了一次会议，吵了架，夺权流产。这一条，矛头是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当年邓小平替刘冰转信告迟群和谢静宜的状，毛主席大怒：“告迟群、小谢，矛头是对我的。”明目张胆否认毛主席直接支持的“一月风暴”，矛头不是指向伟大领袖又是指向谁？还用我辩护吗？
第二条罪名是：污蔑七二○为“严重政治事件”，在《六二四战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诬称武汉军区搞了“反革命暴乱”，煽动同伙把所谓“党、政、军”内走资派及公检法，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我在小报上的文章与 1967年7月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提法完全一致，当时全国军民也是这么跟着表态的。硬说我小报的一篇文章“致使大批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实在是牵强附会，难道我的一篇短文比中央的指示威力还大，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欲加之罪，也太缺乏法律根据和事实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连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也不承认我迫害过他们，相反的百万雄师司令俞文斌在1972年出狱后曾带领几个头头亲自登门看望我，对六二四屠杀工造总司群众表示道歉，并对我们在七二○事件后没有对百万雄师群众进行报复表示感谢。只是当时在我心中由于六二四血案这道坎过不去，对俞文斌等人非常冷淡，没有说一句原谅他们的话。三十多年后，俞文斌见到我说：“我们对你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你是个老实人。可是当年我们亲自上门赔礼道歉，你一言不发，搞得我们下不了台。”
第二条罪状也不需要驳，因为当时对武汉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表的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1967年7月27日 《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明确提出“四个一小撮”，当时解放军大游行也喊了这种口号，偏偏我在小报写一篇感想就成了罪状，我可没有中央的调子高。为什么不批中央而扣我罪名呢？恐怕至今也找不到我迫害任何人的证据，相反跟我造反的群众被无辜屠杀二十八人，杀人者竟成了有功之臣，活着的被封官晋爵，当上局长，死了的被平反昭雪等等，这又是哪一家的法和理呢？
第三条罪状是领导“反复旧”。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亲自解决此事，中共中央为此发了《五二七指示》的文件，我为此作了数不清的检讨，被整得死去活来。现在到这里升了级，成了颠覆政府的罪状。大家知道，所谓颠覆政府，应该是指颠覆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当时我是红色政权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巩固红色政权。究竟是谁颠覆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现在还需要我说吗？如果我真的颠覆了无产阶级政权，早该成当局的大英雄了。
第四条罪状是批林批孔搞“放、平、补、提、纳”。这也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当时的实际的。省、市委当时都在转弯子，主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放人、补台都是省、市委决定的，我们作为文革中一直被打压的人，当时提这些要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如果我们真的“夺了权”而且“横行十年”，还用得着为被抓、被整的战友去要求省、市委“放、平、补、提、纳”吗？只能说明我们当时也是被整肃、被打压的弱势群体。
最后一条罪状是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更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可以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参加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是我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联系实际，促省、市委转弯子的，省、市委后来也开始转弯子，还在襄樊召开转弯子经验交流会。不仅如此，十月政变后，华国锋为了掩盖自己反对毛主席的罪恶阴谋，稳定局势，不是仍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甚至在逮捕我的百万人大会上不是仍在高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何罪之有？至于说我污蔑给周总理献花的群众是反革命，完全是没有证据的不实之词，相信当局到今天也不可能拿出真凭实据。
我当时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事后，审判长成厚胜对我说：“这都是全国统一定的，你要想辩明造反派无罪，除非四人帮无罪。”一语亮出了底牌：无罪也是有罪，这是政治需要。
谢保安说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我疯了。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先生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我在1979年7月4日被放出来。
老曹说我的上诉书就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最后基本上是当权派按照政治需要瞎编一气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判的刑，完全是不顾事实，颠倒是非，进行政治迫害。胡厚民被判刑20年，朱鸿霞、杨道远、夏邦银、张立国、吴焱金、李想玉、严常等人被判刑7年——15年，我被判刑5年。
1980年9月16日，曹×ד打砸抢一案”一审由青山区法院以“不公开开庭”审理，还不许我请辩护人。1980年9月24日完成法律文本。青山区法院将判决书送达我手中是1980年10月10日，这中间放置了半个月。送到我手中，要我签字。我签字如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违背事实与中央精神的判决与量刑，理当不服，拒绝签字。”不知道青山区法院是不是办过这样被犯人拒绝签字的案子。堂堂法院也太失威信，很不光彩。在我上诉12个月内对我不理不问后，突然于1981年l 1月10日下午对我送达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决书落款日期为1981年11月3日)，将原定我“打砸抢”的罪名改为“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5年。我签字为：“不服，冤案。曹××”。1981年11月17日，青山区法院又将一判决通知书送到我手中。他们荒唐到不公开开庭，一审检察院也拒绝派人参加，竟然没有公诉人出庭，法院不许我请辩护人，剥夺我的人权，二审连过场都不走，拖了一年，因我已被关押了5年，就判决5年，将我赶出看守所。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法制，这就叫依法办案?不知道是依了哪一个社会主义的刑法，肯定不是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办案人员怎么会不知道，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文革中，1974年四届人大通过的法律是保护人民有“四大”的自由，我在文革中所有行为，除了判决书上栽赃我的指挥武斗、指挥抢枪、老干部办学习班时挨打之外，当时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所以，不得判我为“扰乱社会秩序罪”。我是无罪的，为什么有法不依?我要问，在文革六一七武斗和五二八抢枪开枪打死人事件中，究竟是谁有罪?为什么真正的罪犯被奉为英雄，逍遥法外?遭到屠杀的一方相反有罪?我拒绝签字，法院竟奈何不得，法律已失去了尊严。
法院就这样解除了对我的非法关押，我走出了看守所，回到家里。也是在同一天，湖北省委和**违背中央的1982年9号文件对“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刑满人员安置回原单位就业的精神，将我开除公职。他们心虚，他们怕我回到**后，万一有风吹草动，**又是我的天下，他们知道自己是斗不过我的。
我坐牢、被开除公职不是我本人有错，不是我本人无能，不是我跟错了人，而是毛主席去世以后，有人否定了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胜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这一代人因听了毛主席的话，因跟着共产党投身文化大革命，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拼死战斗，坐牢，开除，我不后悔，不惭愧。我吃了苦，但感到光荣。我才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是革命造反派的头头。
我高傲地回到了社会。我见到了任何人，从来没有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付廉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
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命言论。
10月27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由秦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禁，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
董明会出狱后参加了原造反派头头的聚会
2000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迁坟为由，请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等20余名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聚餐。我这次破例请了董明会，并告诉他几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都要来我家。文革以来从不参加造反派头头和任何非官方组织活动的董明会兴奋异常，他说，我从牢里出来后还没有见到过夏邦银、谢望春及这些大头头们。当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破天荒地参加我们这伙人的聚会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惊讶和高兴，这时的董明会，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造反派老工人的本来面目。
董明会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工人。当权派先是用心险恶地选中他、利用他，尽管他服服帖帖地听从调遣，竭力配合当局演好双簧，也从未参加所谓的“篡党夺权”活动，但还是遭到当权派无情的抛弃和镇压。
吴焱金说文革不能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未曾亲身经历的同志很难理解当年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仅就一些同志的议论发表一点浅见。
乛. 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斗私批修. 触及人们灵魂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中干的第二件大事，当然不能用简单的权力斗争来解释。如果是权力斗争，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无人敢挑战和能挑战的，毛主席和刘xx如果不是路线上的根本分歧，是不需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如果仅仅是打倒刘xx，毛主席说过：“我只动小指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呢？于国际国内强大的修正主义思潮这个大环境大气候是分不开的。靣对苏联修正主义和国内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毛主席义无反顾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斗倒极少数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育团结广大干部. 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保证无产阶级的江山不改变颜色。
假如毛主席不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内走资派就没有分歧了，毛主席个人的权力会很稳固，不用担任何风险。但那就不是大智大勇，令帝修反闻之色变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了。之所以成为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人，就是他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无私和奉献的大无畏精神向一切反人民的思潮和势力作斗争，他坚持治吏而不是治民，这在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强大的封资修习惯势力，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斗争，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试图解决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权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的一系列巨变，充分说明毛主席不是杞人忧天，不是简单的权力之争。只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我们跟不上他的思想，没能深刻理解他的担忧和英明预见。
1976年，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是多么深刻和一针见血啊！
二. 难以撼动的官僚旣得利益阶层
有同志说：“那么多跟隨毛主席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怎么会成了走资派？”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正在这里。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些同志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在资产阶级的糖弹面前要吃败仗。”“解放后，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这些民主革命时期的英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却又以共产党和老革命自居，帮助这些同志提高思想认识不是简单教育可以奏效的，必须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加以识别和提高。毛主席在文革的整个过程都是强调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对广大干部甚至走资派都是从路线教育出发按人民內部矛盾对待的。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指出了走资派的反抗方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生产压革命”，实饯证明，走资派和坚持错误路线的当权派自始至终都是用这些方法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由于继续革命触动官僚阶层的旣得利益和切身利益，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未能有效地争取和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加上军队仓促上阵，普遍并不支左，广大干部的思想转化更无从谈起，一些在群众运动中有所转变和提高的干部很快又缩回去了，甚至总结出：“宁可犯政治错误，也决不犯组织错误” 的法宝抱团对待文革。
历史上，帝王反贪，想触动官僚集团也是很难的，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戍变法惨遭失败就是明证。同样的，文革也难以撼动官僚利益集团。作为反思，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在执行毛主席干部政策上还是做得不够的。需要说明的是，除上海外，造反派是从未取得实权和支配权的，很难做这样的工作。加上军人长达五年的介入，造反派是没有发言权的。
三. 为什么那么多工农大众成了保守派？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级领导就抢夺文革领导权，纷纷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和“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成立官办“红卫兵” 组织，在社会上大扫四旧，大抓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动权威；在单位里大搞反右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句话，是按照传统思维和方法搞阶级斗争的，矛头向下整群众。除少数走资派蓄意对抗中央，有意转移大方向外，多数干部是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自居的，参加整群众的积极分子也认为自己是听党的话，是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他们认为听党组织的话就是听党的话，“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们从未想过培养自己的领导会有什么路线。方向问题。这些群众的基本特点就是永远听领导的话，做梦也不曾想到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在运动初期，中央提出打倒刘邓陶王，这些群众还是与中央保持一致，都举手拥护的。但到各地方. 各单位势力范围内，矛盾立刻尖锐化，当权派凭借手中的权力，迅速扶植保守势力对抗群众运动。若不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广大工农兵那么多优秀同志成了保守派。正是这么一大批群众缺乏路线觉悟和造反精神，很容易被打着共产党旗号的走资派利用。以至于当文革被否定，造反派被镇压下去，资本主义复辟非但没遭遇强有力抵抗，反而在欢呼声中顺利进行。直到国有资产被侵吞，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三座大山压在头上，他们才恍然大悟，可为时已晚。
武汉最著名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 一位头头说：“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搞对了，假如再搞文革，我参加造反派，跟毛主席干革命。”三十多年后，两大派幸存负责人多次聚会在一起，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完全是现实教育了他们。
四．造反派严重不純吗？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觉，也是长期妖魔化的结果。事实上，当年造反派头头都是斗争中涌现并公开露面的。处在风口浪尖的造反派（特别是头头）是受到各方面监督的，不仅四面八方千万双眼睛盯着他们，当权派隨时可抛出挡案资料置造反派于死地，造反派头头本身不过硬是绝对不行的。例如：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钢工总”，七名勤务员，六名是共产党员；“长办联司” 主要负责人顾建棠是1953年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干部；学生组织“钢二司” 主要负责人杨道远不仅是共产党员，也是该校大红人；“新华工”。“ 新湖大” 主要负责人郭保安. 张维荣. 彭勋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为不让走资派抓辮子，对参加造反派的阶级成份也是十分注意的。
至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 一六” 只清查造反派，不触动任何一个保守派成员，不仅不能说明造反派內坏人多，恰恰说明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扑和反攻倒算。这些必须站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才能看的准，说得清。
实践证明，“五. 一六” 是借题发挥的特大寃案，湖北清查“五. 一六” 和“北. 决. 扬” 分子六十五万，最后无一人是“五. 一六” 成员。
今天，我们特别要强调“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在新的革命时期，湖北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湖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湖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湖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年11月10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