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二节 湖北省
本节资料
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
（湖北）钟逸
“胡厚民，湖北汉阳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1961年入党，延至1964年转正。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成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帮派头目。12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纵下冲击中南海。1967年1月26日，胡厚民与夏邦银、朱鸿霞等人策划联合夺取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大权。2月22日，胡厚民同杨道远、朱鸿霞等人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夺权的生死决战》的长篇文章，加剧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使武汉内乱加深。“七二○”事件后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掀起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恶浪，并在北京组建成立了“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返汉后，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和大量军事机密文件，召开万人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胡厚民等策划成立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指挥部”，欲以此充当省革委会的过渡权力机构，继而夺取省、市大权。当王力在“七二○”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后，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竟要求王力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随后，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
1968年1月，胡厚民参与策划了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致使武汉地区的生产遭到损失，群众遭受不幸。为了篡夺各厅、局大权，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指使姜诗存组织成立“28个厅局夺权指挥部”，企图架空省革委会，夺取厅局领导权。在此期间，胡厚民还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造成打死2人、打伤57人、工厂停产3个月、经济损失数百万元的结果。胡厚民还插手浠水县的武斗，造成死15人、伤8人的惨剧。1969年，胡厚民在武汉参与、组织、策划“反复旧运动”，召开“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动员大会”，在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武汉地区“反复旧”问题的指示》后，胡厚民一伙仍提出在武汉要进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同中央指示对着干。1970年6月胡厚民被监护审查，1974年3月解除监禁后，其反党反军活动更加猖狂，多次召开黑会，制造内乱舆论，并多次有组织地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为了加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系，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组织专门写作班子，给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总理”。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胡厚民一伙更极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
为篡党夺权，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成立了核心领导班子，于3月21日强占省招待所13号楼作为指挥部，并设立了所谓材料组、宣传组等七大组，并按战线分工，公开向省革委会要官要权。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经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参加“文革”三次坐牢
上面全文照录的，是1996年至2000年参加编辑《武汉大典》的人员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武汉市档案馆提供材料写成的“胡厚民”条目。该条目虽未最后入选《武汉大典》，但它是笔者得到的官方关于胡厚民的最完整叙述，弥足珍贵.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继北京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审判之后，各省也审判“文革”结束后即被拘押的所谓“‘四人帮’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头头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同受审的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各判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本文中人物简介由三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职务、“三结合”被安排职务）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
“文革”10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经法律程序他被关押了10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条目，颇具“盖棺论定”的权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实么？果真是历史结论么？“文革”后话语权被官方垄断，“文革”真相长期被封锁，官方媒体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造反派。值此“文革”爆发40周年，笔者探访胡厚民的亲友和知情人，包括当时与他属于对立派别的人士，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坚定勇敢、诚信、有爱心的人格，承受艰难而勇于负责，心系国家命运和弱势群体疾苦，拒绝功利、利己和机会主义……这是人类精神天宇中永不磨灭的星光。在这星光普照之下我来说胡厚民，不由想起人们提起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条汉子。
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领袖
1937年6月15日，胡厚民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船工世家。父亲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长江、汉江靠撑船摆渡运输养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大儿子。10岁开始，胡厚民就跟父亲学撑船，后来又跟父亲在大船上学司舵。
1949年，胡厚民告别3年艄童生活，插班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四年级。1954年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厂技校，1955年元月加入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8年大办钢铁时，胡厚民是转炉工，工作环境很恶劣，胡厚民索性搬到武船铸钢分厂去住，晚上就睡在余温燎人的炉子里.由于表现积极，他当上电炉长.胡厚民1960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1961年7月1日加入中共。1965年武昌造船厂组织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让胡厚民负责。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出，还走出厂门，到肉联厂、国棉一厂、六厂、市技术工人学校等单位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胡厚民搞过一些业余创作，还写过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他还曾任车间党支部组织委员.按当时说法，胡厚民可谓“根正苗红”的培养、依靠对象。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钢丝绳厂学技术，亲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革”热浪。回到厂里，他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红尖刀战斗小组”。真正让胡厚民加入造反派的，是8月下旬北京南下来武汉串联的部分大学生，提出“炮轰湖北省委”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等，操纵多数派红卫兵及工农群众“保卫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公开威胁“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军装、坐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红卫兵，省、市委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说：“南下学生傅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还声泪俱下控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宣称：“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发动“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大辩论，却发动了群众.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几乎与上海“安亭事件”同时，武汉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人总部。胡厚民是发起者之一。
胡厚民的“文革”角色与“罪名”
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
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作者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档案馆又不开放让公众查询有关“文革”的档案，省、市图书馆竟规定：查阅“文革”期间报刊者须出示省、市委办公厅的介绍信。作者祇找到本文开头的“胡厚民”条目，并对照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人的判决书，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公布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相信当局对胡厚民的指控，应该与《夏邦银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29号）所述大致相同，─曰“颠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曰“诬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当然，在“文革”中不同时期和“文革”后1982年审判中，罪状说法各有不同。
通过大量采访当事人，结合不同时期当权者给胡厚民罗列的主要“罪状”，挑选其中武汉地区有影响的事件，将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叙述如下。
一，关于“冲击中南海”
据亲历者李承弘、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人总部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等人回忆：在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学生的牵线串联下，工人总部在湖北大学31号楼形成雏形，大约在10月底成立的工人总部勤务组有李承宏、李洪荣、余福生、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丁哲生七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他提前离开，说细节由赵修继续讲.张走后，赵修就一问三不知，连成立总部都不同意，祇同意设联络站，结果谈崩了。不能“树旗”，组织又得不到省委承认，工人们于是决定拦火车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几百人到北京后住在国务院白石桥接待站，向中央反映情况，也到北京各高校与机关串联，了解形势。
几乎同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大批工人在安亭拦火车要求进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中，要求他们返回原单位，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上海工总司则批判陈的电报是“大毒草”。全国各地在京“造反”的工人，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大会得到首都红卫兵三司帮助，武汉工总到京人员负责整个会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王光照回忆：会后，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墻壁上贴了两条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共去了三百多人，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朱鸿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人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与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祇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转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晚上绝大多数人撤走后，胡厚民和李承弘等人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这就是次年3月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状之一——“冲击中南海”。
二，参加“一二六反革命夺权”
工总领袖非常重视在大型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里发展组织。工总初期，造反派普遍也受“出身论”影响，怕被外界抓辫子说“政治不纯”、“组织不纯”，推选领袖时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政治表现，胡厚民是党员，是产业工人，有较强的组织号召能力，很快被推选为“工总”勤务组二号勤务员，从此，工总实际上是他掌握实权。
一月夺权后武汉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与“新派”。使局面更加对立的，是武汉军区十天后介入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造反派并不示弱，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回忆：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二二二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与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针锋相对，署名为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
但3月17日晚，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军区在全武汉市实行大逮捕，拘捕工总分部以上头头共485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二司头头不得不列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胡秀娟回忆：3月17日晚，建乐街派出所户籍警三、四个人到家里来抓胡厚民，胡的妹妹胡茜（24女中68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钢二司红卫兵）反应激烈，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说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她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
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冲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此罪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翻。1967年7月17日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
毛泽东还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
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胡秀娟告诉笔者，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东湖梅岭（疑为梅园——作者）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胡厚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身上穿的是父亲旧社会穿的蓝布衫，上面到处是洞。
三，“反军乱军”和“抢枪武斗”
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其实，“揪军内一小撮”和“武装左派”最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经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1967年8月11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但是，仅仅祇过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确有头脑发热、派出人员到全国去支左、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但中央制止后很快就停止了。
关于武装左派和抢枪，根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与胡厚民并无牵连.至于胡厚民“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的罪名，实际上是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等人有责任，她被控“组织指挥打砸抢”，1977年10月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4月被判刑5年。从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对胡秀娟的起诉事实看，此事与胡厚民毫无关系，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时这笔帐还是算在他头上。
四，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
武汉军区取缔工总，被工总、二司等组织“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这是否定整个“文革”，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派造反组织。唇亡齿寒，新派早在3月4日就伸出援手，在他们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发表社论《粉碎秋后算帐的反攻倒算》；随后新华工借庆祝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游行到二司组织为主的院校串联，高呼毛40年前的语录“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支持受压的二司。4月5日，武汉市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司成立，立即公开驱赶军区支左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并发动了两次声势浩大的、矛头针对武汉军区和市人武部的绝食行动。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几次对造反派大围攻的“白色恐怖”中，钢、新两派工人、学生的血流在一起。
但大敌当前，造反派内部并未消弭矛盾。杨道远回忆：“我们组织班子写上北京的汇报材料，新派和钢派都参加，主要分歧就是为工总翻案上，意见不一样。”钢派要求彻底翻案，释放被抓的头头；新派则祇要求给工总广大成员平反。
“钢新之争”的焦点，是以谁为核心来掌权？钢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认为新派不是坚定的造反派，有投机性。他们唯我独“左”的思想也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你们钢、新两派还在打内战，百万雄师还在闹翻案。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2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则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挑拨说一定不能让钢派头头掌权。
五，领导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最早提出“反复旧”口号（见1968年10月出版的《红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北京化工三厂的整党调查）。“两报一刊”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决不会逃过受压的造反派敏锐的眼睛。
造反派认为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祇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柳英发回忆：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祇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当局认可其隔离审查期可折算刑期，相当于牢房），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此时单位的保守派来家里抓他，胡厚民及时跑掉，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同志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六，被打成湖北“北、决、扬”和“五一六”总头目
对胡厚民及湖北造反派给以致命打击的，是1969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和批判极“左”思潮，简称为“两清一批”，时间长达5年。胡厚民被诬陷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是湖北地区“北、决、扬”的总头目，他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关押达4年5个月之久。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过25人，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反对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强烈批驳其观点.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再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在“七二○”事件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活动，但并非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柳英发说，钢工总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营鲁”。
军区三办（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徐键等人成天穿梭于钢、新两派之间搜集“北、决、扬”的罪证，对造反派普遍反对“北、决、扬”一清二楚。可是曾思玉、刘丰等人却指使军区三办以湖北省革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捏造罪名，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简称“九二七”指示），借批“北、决、扬”为名，把全省造反派统统打成“北、决、扬”和“五一六”分子。
柳英发说，从10月3日到10月28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我是从10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批“北、决、扬”祇是名义，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论点. 1969年10月3日，刘丰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表明了曾、刘等炮制惊天冤案的来龙去脉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讲到“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10条，从第5条开始就全是张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罪行。例如：“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
被曾、刘钦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的鲁礼安听了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实际上，此时曾、刘首长“醉翁之意”早已不在几个“空议论”的书生了，而是想用“北、决、扬”这个箩筐，将所有造反派都装进去。
1969年11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平毅（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回忆：学习班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说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实际上是专揪“北、决、扬”、“五一六”。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三新。因为工总组织大，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影响都很大，而胡厚民的点子比较多，张昭剑就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反复地调动感情，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逼迫承认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王光照也说，当权派对胡厚民特别“重视”。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因为当权派要整胡厚民，没找到过硬罪证，就想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因为新派从“北、决、扬”诞生之日起就与之针锋相对，把新派说成是“北、决、扬”确实让天下人不服。陈伯达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致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共性问题.刘汉武（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回忆，1970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说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陈伯达出门后，又转身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陈伯达越说越气，说你们不争气，我们中央文革很伤心。
学习班后期，他们抓了工总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1970年6月11日至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回忆，刘丰1970年10月1日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胡厚民拒不认账，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北省“两代会”上，公然诬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决、扬”。曾思玉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
杨道远回忆，一直整到1972年，最后祇剩下我和胡厚民、任爱生三个人关在省公安厅.那是个单独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饭不在一起，偶然开锁可以听见，说话也可以听见，生活上还不算虐待。1973年3月转移出武汉，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宁地区招待所”的字样，才知道到了咸宁。
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联手，多次作出指示，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都属少见。被当局说成是全国“五一六”总头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在秦城监狱给党中央写信时说：“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一千万‘五一六’分子。”被点名的“五一六”头头除王力、关锋、戚本禹外，还点过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后来都被证实不是“五一六”。
建了账，就应该销帐。“五一六”这个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许多人被整死、致残的特大冤假错案，到“四人帮”被粉碎时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1972年，已经复出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告诉刘汉武：“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来纠正错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此案才大白于天下。
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
七，批林批孔时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
从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至1973年中共十大这五年中，在湖北武汉掌权整造反派的，主要是军队干部。曾思玉、刘丰等人把许多地方干部也作为打击对象。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湖北地方干部以新四军五师干部为班底）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这批人。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1974年3月2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身体被折磨得非常不好，经常得去协和医院看病。
此时，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林彪死党刘丰竟对之封锁，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此时刘丰早已垮台被监禁，曾思玉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去了济南军区，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王光照说：“我们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杨得志就转头去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据顾建棠说：军队整了许多造反派和地方干部的黑材料，有一份列有18人的名单，上面有曾思玉的亲笔签字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的一些人要处以极刑，当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子忠回忆，1974年3月30日，钢派的人已经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发话要我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我们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我们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据柳英发讲，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林子忠说，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我们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是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的。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我们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凡是1974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我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5月底，随着中央口径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1975年初至1975年底邓小平搞整顿时，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顾建棠说，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是很积极的，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1976年2月，省委通知我们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八，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吴焱金、林子忠、曹承义等众多造反派头头讲，1976年湖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胡厚民领导的，没有胡带头搞不起来。
吴焱金说：胡厚民先来找我，通过我影响原新派的潘红斌（武汉市三轮摩托车厂工人，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谢望春（国棉三厂工人，“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中共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等人，当时钢新两派很团结.胡厚民确有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
据林子忠、顾建棠等人回忆，1976年胡厚民甚至两次找了“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1967年“七二○”事件后被关押4年，1977年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我们和胡厚民都主张和“百万雄师”的人合作对付当权派，但是造反派中多数人反对，说我们是“投降派”。
据顾建棠介绍，其实在当时形势下，省委也在主动转弯子。1976年9月25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调他到水利部去当副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把他找到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当面告诉他，省委不同意，因为准备安排他当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才对钱松口。
顾建棠还说，省委按照毛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成员中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了。
随后发生10月6日的巨变。顾建棠说，会议开到10月7号晚上，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8号到北京开会。他们次日回武汉后，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1976年10月7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
10月12日，省委向省直机关除造反派以外干部传达“四人帮”被抓，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四人帮”被粉碎仅一个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万雄师”极少数骨干分子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工农兵”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这是一次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审讯。据汪扬（长江仪表厂工人，百万雄师硚口区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提拔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为正处级）披露：约1976年11月上旬，“我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
汪扬写道：我们办的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想）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我们）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 1976年12月直至1982年7月被法庭宣判，胡厚民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号看守所。一同关押的杨道远说，这里以前是监狱，里头有一栋楼上关人，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都关在这里，原来因“北决扬”案件被抓的人都还关在这里……看守所订有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红旗》杂志，先送到我那里，然后轮流转，到了最后上面的字迹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它打蚊子。
致死坚持信仰
1976年12月，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2月12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两天后，12月14日，全省批斗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洪山礼堂召开.1977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逮捕，近五年后的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文革”中湖北最大的保守组织——钟注）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注）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钟注）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 、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1980年，胡厚民写下了《狱赠妻》诗二首，其中写道：“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养中断，恋窝虽损鸿鹄志，无情亦非男子汉.”
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坚持下祇得从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一次接到四弟胡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年1月17日。”当年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 1984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妹妹，到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而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竟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20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祇此绵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12年。——钟逸注）
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1983年去关押胡的襄北机械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墻，哨兵在屋顶上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接见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
1990年9月，76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53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折射造反派领袖内心的诗词
胡厚民一生写了上千首诗词.然而，本文作者在采访中却惊异地发现几乎没有人了解他有这一爱好。杨道远大概是例外，他回忆，自己因“文革”造反被当权派死整很多年，小孩出世都是姐姐抛家不顾来照料，姐姐一家也因此长期不得安宁。“姐姐去世时胡厚民在狱中写了一首《哭杨姐》，写在纸条上传给我，这个纸条我从监狱里带出来保存至今”。杨还说，两个女儿出世，我都为她们写一首诗，胡厚民都有和诗，现在都找不到了。
胡厚民极少以诗示人，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竟是在法庭上。在狱中，他将平生诗词整理抄录在自己用练习本内页装订的厚本上，竟然有几大本。
他诗歌的题材广泛，思想内涵丰富，渗透着洞察力和思辨力。冷嘲热讽，切中时弊，发别人未发之言，见别人未见之处。这些诗作当然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由于其绝大部分都是对现实遭遇的即时反应、心情变化的当下记录，它们都带上某种急就章、半成品的痕迹，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具备了诗歌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征：真诚.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他的诗词，有游记，有赠答亲友，有对自然和社会万物的感叹，有讴歌精神情操和赞美劳动者，很多是记录人生大事，如进厂，入团，入党，恋爱，新婚，下乡务农，中央学习班，悼念领袖等；更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如自戒、自督、自勉、自恼、自讥、自策、自省等。
他在扉页上写下序歌：“血写的诗，泪谱的歌。献给亲爱的党，狱子丹心一颗.”武汉方言将“狱”读作“游”，“狱子”是作者一语双关以对“慈母”赋诗明志的“游子”自寓。
鲁迅自称笔下文字为匕首与投枪，胡厚民的诗歌正是这样。他在“文革”中“怒向刀丛觅小诗”，鼓舞自己的斗志。
1969年底，在中央学习班集中火力揪“北、决、扬”、“五一六”，猛批胡厚民等人时，胡写下《自叹——中央学习班感叹》多首记录心境，认为当权派逼迫自己承认反毛是“生平”“最心痛”的事：“虽经九曲十八弯，一知偏离速返中。”“人非圣贤谁无过，焉能一错推下河。……死马竟当活人医，病株岂当朽木割。如此违教背民意，怎不叫人疑心恶。”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委会召开广播大会批斗胡厚民。胡厚民写下了两首《告世诗——全省广播大会感赋》，嬉笑怒骂驳斥当权派的栽赃陷害：“堂堂工总名中外，何苦又去组‘决派’？谁知‘北会’起东湖？更斥‘扬评’充长街！今世不识鲁礼安，前生未见冯天艾。斯般主操兼总头，栽赃问罪意何在？”
1982年7月开庭后，胡厚民一口气写下《法庭杂咏》等30多首诗词，有的描绘法庭情景：“手无寸纸慷慨辩，汗流满面照本宣。真理谬误谁当是，法庭内外有明鉴.”
有的鼓舞自己斗志：“遗臭不由今日定，留芳更待未来评.”“人生能有几回搏，是非功罪任评说.”
有的驳斥官方起诉的荒唐蛮横：“听罢辩词驳原告，通篇谎言加大帽。若将语录摘几句，活像当年批判稿。”
有的辛辣讽剌法官虚伪：“原告发言从无阻，被告请讲举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竟与原告站一头.”“千对何怕人开口，万错尽出官洋相。”
1982年4月1日囚车路过家门，胡厚民作诗一首：“车过家门情激荡，恨不插翅飞出窗。泪眼怅望锁身铁，寄语街柳问老娘。”判刑之后的胡厚民七年未见过家人，他在《答慈母》一诗中写道：“阳光虽好择晴昼，无宵母爱暗更浓。”
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抒发对儿女的期望：“犹记尺婴怀中笑，一恍身齐父眉梢。惊叹风雨肥效奇，盛赞忧愁能量高。安乐抑思晚发蒙，危难催人早开窍.莫怨生平无佳遇，逆境好将人材造。”（《示女》）
在铁窗中，胡厚民吟诗、读书、看报、写信，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他在给四弟的信中写道：“请给我邮些精神与物质粮食来。由于您们想像得到的原因，我颇为需要，我以后开些书名来。物质者猪油为急，每月最好二斤，因这里除一顿或二顿荤菜外，余皆萝卜白菜，而且水煮盐拌，不吃又饿，吃又难吃进，唯望有点油炒而食之，聊以度日。”但他的《铁窗戏占》将坐牢生活写得乐观、浪漫：“隐居一洞天，快活象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当纺棉。三餐来伸手，九桩不掏钱（自注：”九桩“指柴、米、油、盐、酱、醋、茶、房、电）。诸君急何往，此处胜桃源。”
他在1985年——第三次锒铛入狱的第九个年头——春节所写的《闲吟诗》中，对他的诗歌进行了总结：乐岂烟生，忧非酒亡。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不甘受辱 纵身一跳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不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被“一举粉碎”，国内政局发生根本变化。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几个人，也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灭顶之灾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
我实在是一个在政治上太不敏感、反映太迟钝的人，我以为只要自己和中央那几个人毫无来往，文革中既无现实的犯罪问题 ，又无刑事问题，当局对我的处理充其量不过撤职受批判而已。和 1967年6月24日 被武装的百万雄师无端杀戮一样，这次我也没有做好挨整的精神准备。倒是一些经常挨整的同志事后告诉我，应该把他们想象得坏一些，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不管把他们想象得多么坏都毫不过分。
1976年11月，省市当权派纵容打着“工农兵”（改头换面的百万雄师）旗号的一些人到处抓人，游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听说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人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颈项上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我不愿受辱，于是妻子带着我到她的亲戚、朋友家，还有彭祖龙介绍的一位同事家，一家一家地躲藏，暂避风头。有一家人，家里还要照顾高位截瘫的病人，又要照顾我，我感到十分不安。在逃难期间，我什么人也不见，什么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只是埋头看书、倒头睡觉而已。我尽量不在一个地方呆长了，尽可能少麻烦人家。我一共逃亡40余天，也给掩护我的每一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彭祖龙介绍的那位同事家的女儿因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焱金”，并拒绝主动揭发交待，在“说清楚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抓纲治国”运动中被开除团籍。当年，开除团籍处分还是比较严重的处分，意味着永远失去当局的信任，在工作、学习、晋升等各方面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市革委会通知我的家属，让我必须到市革委会去报到，我于1977年元月5日到了市革委会，立即进了市革委会专门为我举办的“学习班”。所谓学习班，类似于今天的“双规”，是强迫限制被办学习班对象人身自由的监狱，被办学习班的对象如果因文革问题判刑以后可以折抵刑期。我们所有因文革坐过牢的人们，经过比较都一致认为，学习班里除了吃饭、睡觉条件好过监狱，其它各方面比在监狱更难受。我的学习班场地就设在我和谢滋群的办公室里，这两个办公室分别有100多平方，这是原国民政府时期德国领事馆的红瓦斜顶三层楼房，外形类似现存的武汉市外办的楼房。文革后被拆掉，重建了现在的市长办公楼。学习班由某处长主持，我已记不得他姓甚名谁，副手是城建委干部吴青华，因此人整我最凶，故至今未忘其名。还有许多监督看管我的人则是由城建系统抽调的原百万雄师骨干，有干部也有普通工人。
学习班刚开始是走读，白天交待问题，还可以每天晚上回家。当时，我妻子胡瑞玲因大量吐血，正在医院住院，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是肺癌。不久，学习班改成隔离审查，我不仅不能回家，也不能会见亲友，我妻子的病情确诊是大叶性肺炎，已经排除了先前怀疑的肺癌，但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我并不知道。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并不害怕也毫不回避交待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问题。我跟办学习班的人讲，我一没有现行反革命言行，二同“四人帮”没有交往和组织联系，三没有任何刑事问题，四是我从没有搞过抢枪武斗，五是我十年来没有迫害任何一个老干部，相反很多市里的老干部曾受到过我的保护。因此我自认为这次过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谁知这些人抓不到令我害怕的问题，便变着法子想要置我于死地。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40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着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联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40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他们多是妻子的亲朋好友，我无端出卖他们我还是个人吗？今后还能面对社会和他们吗？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所有和我有牵连的人都会立即失去自由，和我一样被关押起来，被迫交代和我接触的点点滴滴。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它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很大，甚至超过我在文革中干过的每一件事，这是打死我也不能说出去的。于是，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40 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一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在谢滋群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想起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为营救王锦铭去过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看到那里的可怕景象，难道是要我也去做丧失自由和尊严的阶下囚吗？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这些中外名言在脑中盘旋。想到父亲身患癌症，妻子患绝症正在住院，想到我愧对的六二四死难烈士的冤魂……我决心不惜一死，抗议这非法的所谓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保全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将文革的一切留待历史评说。第二天，1977年 5月 22日午睡时间，我照例睡不着觉，而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毫无眷念，从瓦上一阵助跑，纵身往下一跳，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病房里的“隔离审查”
我醒来时已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的病床上，脚上打了钢钉，上了牵引，腰不能动弹，大、小便失禁，据医生说，晚送来十分钟就完了。
病床立即成了戒备森严的学习班，隔离审查继续进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导致尾骶骨以下丧失知觉，大、小便严重障碍，完全吃不下东西，专案组不得已将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来病房处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烦事。后来妻子回单位接受审查，专案组又出新招，将我患胃癌的父亲叫来病房处理这些特别护理的杂事。我每天的检查交待、接待外调还需照常进行。这期间，我告诉妻子自杀的原委，妻子埋怨我，说这种事即使说了也没什么，为此牺牲自己不值得。后来我交待了避难四十天的经过情况，他们派人详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上纲上线的事，便再也不问我外出避难40天的事了。反过来要我交待为什么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外出避难40天的事交待了后，虽然对当初保护过我的人没有造成致命伤害，但我至今仍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一顶到底呢?在医院里，专案组的人还经常用“你想不想治病”来对我进行威胁，但我已经到了这种状况还怕什么呢？事实上，由于没有全力进行认真治疗，使我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和严重后遗症，至今头疼、腰疼、膀胱疼，不能正常大、小便，完全不是人过的日子。记得病房当时有位姓喻的女医生是对我十分积极治疗的，但没有几天就不让这位医生在病房出现了。
病房里的隔离审查一直进行到大约11月份，我终于有一天拄着双拐由看守陪同，走出病房，在医院转悠活动一下。我看到整个医院贴满了大标语：“打倒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打倒吴焱金！”“吴焱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搞笑的是，“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也不少。
我知道医院不是我的久留之地，但我病得如此严重又能送到哪里去呢？这一天很快来到了。1977年11月的一天，我一早便被押送到武汉剧院，里面坐满了人，看守告诉我这是全市的广播大会，听众有百万人之多，你要放老实一些。大会开始，和我同台被批斗的人是市革委会常委、钢工总头头沈复礼。我听到不断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诉我，说的却是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无非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斗。我当时想，文革十年中，我从没打过人或指使别人打人，如今被当权派指使人控诉，而走资派指使百万雄师无端杀死我的战友28人，他们无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更可笑的是夏菊花也上台控诉我，这完全是专案组故意搞的。因为我在学习班说过：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把夏菊花说成百万雄师头头，到处抓她去批斗，我很反对，认为她不过是一个杂技演员罢了，不能因为王任重的文章说她是“一朵红花”就整她。有一天工造铁军的小青年居然自作主张将夏菊花抓来关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我闻讯后立即去和夏菊花谈了话，并当即派人送她回去，她当时很感激。后来她和我街坊、三轮车工人余宏杞在部队当干部的儿子结婚，我路过她家，她经常在门口和我热情地谈话。
今天专案组特地安排夏菊花上台控诉我，显然是想用事实来反驳我的说法。这些篡改历史的人也是太可笑了。最后，大会宣布我三项罪名：一、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二、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三、充当“四人帮”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后将我押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
搞笑的是，在大会上，不断有人呼喊群情激昂的口号：“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就打倒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吴焱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先生们，你们当初在毛主席面前的誓言哪里去了？在那个年代里，你们又能比我高明多少呢？谁不是跟着中央一起表态，许多人说的话更像放屁一样。
奇怪的是，后来判我的刑时，批斗大会上定的罪名一条也不算数，群众控诉的一个字也未采纳，而是等他们特地修改的新刑法出来，牵强附会地套个“颠覆政府”的罪名判我八年。谁颠覆谁，谁说得清楚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被谁颠覆的？华国锋又是被谁颠覆的？胡耀邦、赵紫阳又是被谁颠覆的？谁对谁错，完全是胜利者一句话。可怜的老百姓，你怎么就被这令人眩晕的政治套上了呢？
我不用逐条对判决书进行批驳，只用将它公之于众，明眼人一看自明。1983年元月24 日在审判我前，当局曾为我免费指定两名律师当我的辩护人。我问官方指定的律师：“你们能为我作无罪辩护吗？”答：“当然是作有罪辩护。”我说：“你们连情况问都没问就推定我有罪，我要你们来辩护什么？你们昨天在哪里发财，今天还是去哪里发财。”在法庭上，我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只可惜当时我没有也无法留下文字记载的东西。
跨进看守所的运动犯
尽管我宁死不当阶下囚，但我抗不过命运。粉身碎骨、伤痕累累、死里逃生的我终于跨进了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的大门。
来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吃不饱饭的看守所，如同走进了活棺材，显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然而在我看来，看守所同在高墙外隔离审查的“五不准”学习班比较起来，简直是人间天堂！这里没有大呼小叫的批斗，没有无休无止的逼供、诱供，没有置人于死地的威胁……相反的，在牢房里，政治犯（在牢里又称“运动案子”）是受到刑事犯人尊重的，连管教干部在态度上也将我们政治犯和刑事犯区别对待。刑事犯如果有大声喧哗或其他违犯监规的行为，轻则训诫，重则镣铐加身，严重者还会被丢进隔音室。而对政治犯们则要客气得多。
初进看守所，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大、小便不能自理，看守所派了四个刑事犯照顾我，这四个人居然不嫌脏臭，照顾我一年多。人人都知道牢房里有牢头号霸，但我关押六年多，换过几次监号，我在所有坐过的几个监号里没有发现号霸欺凌弱小的行为。在我坐过的牢房里，政治犯的地位高高在上，谁也不敢侵犯。以下依次是杀人犯、抢劫犯、盗窃犯、经济犯，最下层和备受歧视的是犯 “花案”（强奸犯或鸡奸犯）的。牢房里生活是极其单调和枯燥的，伙食又出奇的差。我们刚去时据说每月的伙食费是八元钱，一日三餐九两糙米饭，有盐无油的水煮菜，甚至一连多日吃腌菜。一星期内有两次菜中有水煮的几小块豆腐是大家盼望的营养餐。如果想吃红烧肉呢？得拼命做火柴盒，每人每日达6000个以上为甲等奖，达到了这个标准的每周有一次可以吃到八小块红烧肉；平均每日做到5000个者，每周可以奖励七小块红烧肉；日均在5000个以下为丙等奖，每周奖励六小块红烧肉；个别表现不好者吃不到肉。看守所里逢年过节才能吃到馒头和油饼，数量也很有限，想吃饱是做梦。因为油少饭少，如同三年自然灾害一样，个个是饿鬼。湖北人有句俗话形容吃相难看：“像饿牢里放出来的”，以前没体会，到牢房里就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我同号的一个小青年，肚子特别大，每天早上发给每人的一点开水，每人约两碗，供饮用和洗脸，他总是一饮而尽，还向别人要水喝。他总是笑着说：“饭不够，水来凑。”他每天趴在风门前苦苦哀求：“阿姨、大姐，加点菜！”由于他嘴甜，送菜的经常将没分完的剩菜全给他，他一下全倒进自己的脸盆里，一脸盆菜竟独自吃光。有时要不到菜，他干脆把做火柴盒的糨糊吃掉。牢房里也不止是他一个人吃，后来看守所换上化学糨糊，他吃得呕吐才不敢吃了。监号里最奇的是赌饭游戏，叫做吃饭“放卫星”。赌胜者将全监号所有人的饭一次吃掉，不吃菜。赌输者只能吃自己的一份水煮菜。有的六七十岁的人居然一次能吃近两斤米饭，这种事情社会上没有亲历过的人有谁会相信呢？
虽然饥饿是难耐的，但对我来说无所谓，有一次我胃疼，四天没吃饭也熬过来了。生活的艰苦我是毫不在意的。人们多以为牢房里的生活是阴森可怕的，犯人一定会愁眉不展。错了，犯人最讨厌的是整日以泪洗面、愁眉苦脸的家伙，大家的要求是人人都要“快活”，所以“快活”一词成为犯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为了寻找“快活”，上面说的吃饭“放卫星”是一种，还可以土法下棋，土法打牌，“打电话”敲墙互通消息，如176是“要吃肉”等等。最常见的娱乐是吹牛，侃大山，吹牛永恒的主题是“性”和“吃”，真是牢房里缺什么大家就侃什么，实行精神会餐。牢房里是严禁抽烟的，况且也无法搞到香烟，但犯人有办法，每次开门送火柴盒时，有人把糨糊涂在鞋底上，将干部丢的烟头踩进来，扒出烟丝，用纸卷成喇叭筒，然后用事先向医生要的高锰酸钾放在棉花里猛搓打出火来，每人抽一口烟，不抽烟的人用硬纸把烟雾扇开，免得干咳暴露了目标。我当时还用竹签写下打油诗：“谁信竹签能缝衣？棉花搓火捡烟吸。指甲长了地下磨，写字自有牙膏皮。撕张废纸打扑克，拾来碎石可下棋。既防干部又避兵，人人默契知保密。”“人人见面喊快活，照顾死囚吃喝多。青年个个不怕死，老者临刑要人拖。”
在看守所作打倒华国锋的演讲
当时监号内张贴的监规落款仍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制定”，我对干部（犯人对看守的称呼）说：“你们既然仍承认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为合法政权机关，那么以篡党夺权的罪名关押我就是非法的。我当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我没有夺谁的权，是别人夺我的权，我决不会遵守什么监规。”我曾写下打油诗道：“监规上书革委会，要我遵守理太亏。若还承认革委会，你就要听我指挥。究竟谁夺谁的权，哪个错来哪个对。除非主席亲口讲，我已不知该听谁。”
我不守监规的表现是，画上大幅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画像张贴在监号内，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或大声朗读毛主席诗词、革命烈士诗抄，高唱《国际歌》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我在监号的墙壁上刻满了我写的各种打油诗，例如：“慷慨赴死固可赞，事到临头并不难。最怕坐牢人有病，不死不活长期关。”“我只服从真理，决不屈从压力。”“烈士是刽子手成全的。”“本是平常老百姓，党有号召即响应。一心紧跟毛主席，十年奔波干革命。光明磊落心无愧，热血满腔天作证。忽报‘元凶’就是我，冤狱五载何处申？”“自遭冤狱愤慨多，无处申诉闹一所。墙上刻满打油诗，对窗高唱《国际歌》。吟罢唐诗背宋词，绝食抗议免吃喝。演讲打倒华国锋，半月隔音室内过。”在看守所，我以写打油诗消磨时间，某虽无才，写打油诗却是信手拈来，刻在墙上的、写在纸上的、写在开水桶上的总共有1000多首，虽然诗歌的艺术水平不怎么样，但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牢房生活和当时的心情，恐怕不是那些大作家们闭门造车能想出来的。我走出看守所时，片纸未能让我带出，我创作的那些打油诗是被抄去作为罪行存档，还是被看守所人员当废纸扔了，至今不得而知。现将我在看守所写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打油诗摘抄几首：“舍得一身剐，什么都不怕。无私心自宽，有理走天下。” “看破红尘万事休，无私无畏即自由。粉身碎骨折磨够，不过洒血抛头颅。要杀要剐宜趁早，从重从快快动手。纵然有理无处讲，砧板上面一块肉。”
不知是出于对运动案的看法和当局不同，还是出于对我身体残疾状况的同情，总之从第一看守所的所长到所有干部都给了我极大的宽容。尽管我在看守所里为所欲为，闹得一塌糊涂，他们从没有对我大声训斥，更没有用刑具惩罚，而他们对刑事犯的惩戒我是亲眼目睹的，犯人“背宝剑”的刑罚是很痛苦的。
干部们反复对我说：“不是我们要关你，关你是由上面决定的。你要闹到上面去闹，不要为难我们。”我说：“我找不到上面，我在看守所闹正是要通过你们反映上去。革命烈士不都是在牢房里斗争吗？我很想成为这样的烈士，烈士需要刽子手成全。”干部们为了让我在监号里少闹，想了很多办法，如单独找我谈话或单独为我放风，送开水给我喝（用水壶烧的开水味道就是不一样），给烟抽等等。我对这些干部直至所长至今仍深表感谢，我在坐牢的几年中给他们制造了数不清的麻烦，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使我的人格尊严没有受到侵犯。直接管我的干部名叫余华山，有较高的水平，就连人称“周阎王”的周所长对我也是很客气的，使我深感学习班和看守所是两重天，早知如此，我也大可不必担心被关进来了。当上阶下囚也是光荣的，曼德拉不也是阶下囚吗？记得大约在1983年的一天，周所长对我说：“裸日的，说是农村富起来了，什么人富起来了？当官的富起来了，流打鬼富起来了，好吃懒做的富起来了，骗子富起来了，老实做事的农民富个鸡巴！”我虽不知看守所外面是怎么回事，但所长能对我说掏心窝子的话，使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干部对我的宽容并没有使我收敛，我横竖是视死如归的，对什么都不在乎，长期的关押使我愤怒，我多次要求治病和公审（在多大范围里抓的我就在多大范围里公审），均得不到解决，病痛的折磨使我忍无可忍。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篇华国锋署名的长文《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一看就大骂华国锋是骗子，是两面派、阴谋家。我心想，我从未反对过华国锋，在批斗逮捕大会上却将我扣上反华主席罪名，我今天干脆大反特反，大不了将我拖出去枪毙。于是我在全看守所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以最大的声音作打倒华国锋的讲演，大骂他是叛徒、骗子、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这一下不得了，干部带领枪兵以最快的速度打开牢房，一拥而上，把我丢进隔音室监禁，再也不怕我闹事了。
我听过犯监规被关进隔音室的刑事犯，把隔音室形容得非常恐怖，一般的刑事犯人关进去半小时即会叫饶投降。
待我被关进去时，睁开眼睛许久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借助微弱的灯光看清了，隔音室约 1.5平方米 左右，既无床铺也无被褥。地上有一小洞，是供犯人大、小便用的，洞旁边有固定的脚镣、手铐刑具，隔音室密不透风，只有拇指大的一个小洞透气，既无水又严重缺氧，两道厚厚的门完全隔音，里面闹翻天外面什么也听不见，一副比棺材还要厉害的活棺材！关在里面的人完全是活着的死人。我不知死活，还在里面大呼大叫，很快就窒息晕过去了。有一天，一个看守的枪兵居然偷偷递给我一支点燃的香烟，我抽了几口，因里面缺氧太难受，只得忍痛把香烟丢进洞里去了。枪兵很同情地对我说：“领导规定我不能同你讲话，但我听说，你只要肯认错，马上就可以放出去了。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我不知枪兵是真的敢冒险向我透漏机密，还是干部特意授意枪兵来劝说我，反正我不为所动，坚决不肯认错。我对枪兵说：“不信你看，华国锋那样的‘灾麦子’（●灾麦子：武汉土话，即样子难看又没用的人）迟早是要垮台的！”我在隔音室坚持了半个月，身体大受摧残。这天来了一位市公安局孔副局长，人称孔铁嘴，找我去谈话。我不但绝不承认我在看守所演讲有错，还说关押我也是非法的、错误的。我跟毛主席太紧，你们却污蔑说我反对毛主席。我从没有反过华主席，你们非要给我扣上反对华主席的帽子，那我今天就真的反了华主席，让你们按这个罪名给我定罪好了。我多次见过毛主席，我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毛主席批准的，为什么不说我是毛主席帮？我多次见过周总理，一块吃饭、喝酒、看电影、照相，为什么不说我是周总理帮？我从未见过那四个人，为什么把我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我身体有病为什么不给我治病？你们说我有罪为什么不公审？……我侃侃而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孔副局长不耐烦了，一挥手，枪兵不送我回隔音室，却将我送回原监号。我拒不检查，也被强行解放了，以后对我提起公诉时也不提我在看守所公开大反华国锋的事，因为华国锋那时已经被撵下台了，成了又一次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2006年我碰到文革中也被长期关押的鲁礼安，和他谈到了这件事。他分析说：“你当时公开反华主席是要杀头的，看守所为什么不追究？一是当权派和管教干部很多人对华国锋也是不满的，只是这些人反对他的角度和你不同；二是看守所故意瞒报重大事故，把你在看守所公开反对华国锋的事情捅出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就不像你那么硬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觉得鲁礼安分析得似乎有点道理。
后来为了要求当局在大范围公审我，我又曾两次宣布绝食，虽然绝食并未达到目的，但表达了我对长期非法关押的愤慨和抗议。
坐牢的日子是单调的也是丰富多彩的，是我坎坷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不是带病坐牢，牢房应是一个安心学习的好地方，从事斗争的好舞台。人生自古谁无死，千万莫做窝囊人。
同监号几个特殊囚犯
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与我同监号时间最长的是长航的一位钢工总战斗队员，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进监号时他已关了近十年。我问他为什么被关押这么长的时间，他说全是因为自己吹牛。 1967年6月17日 百万雄师大屠杀，有三个人死在老会宾酒楼门口的马路上无人收尸，由于太阳暴晒，尸体腐烂，尸水在马路上印下三个人形，此事震动武汉三镇。而这位老工人竟在与人谈论此事时吹牛说：“这三个人是我的徒弟打死的。”以此炫耀自己武功高强。因这句话被人举报，武汉警备区就把他抓起来了，他交待不出打死三个人的徒弟，只好说自己是吹牛的。由于找不到真凶，他就一直被关押，从来也不提审。在监号中，他依然不改吹牛的恶习。直到我1983年被判刑，他依然被关着，算来该有15年了。他自己说，看来只有被关死为止。
他还告诉我：“我不是被关押最长的，武汉市看守所二所有一个人犯被关押了19年，还被继续关押。此人是某单位的一位保卫干事，单位死了人，而他的手枪里差了一颗子弹，事情说不清也查不明，只好将他长期关押。” 他的一番话吓得我对长期关押充满了恐惧，我更加大闹特闹，要求尽快解决问题。
我的监号里还被关进一个盲人老头，他双目完全失明，家住武胜路存留巷。据说是过于寂寞，于是便收听敌台，被人举报，被捉了进来。我很为他抱不平。一个盲人听听敌台又能怎么样？我们的政权不至于这么脆弱吧，难道这个盲人老头也能颠覆政府、篡党夺权？因为他是盲人，年纪又大，我这个残疾人于是自愿担当起了照顾盲人的义务。我给他端饭、端水、洗碗、洗衣等等。盲人老头动情地说：“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吴焱金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想不到你这个大头头、副市长却来照顾我，看来造反派也不是什么坏人！我原来还以为造反司令不是张飞就是李逵。听你满腹文才，斯斯文文，完全改变了我心目中造反派的形象。”
有一天，牢门一开，看守押进来一个十分英俊的青年，他不像一般的囚犯，整天一声不吭，而管教干部对他却十分尊敬和关照。后来才知道，他是公安局七处（或九处）的一个干部，有一天乘武昌汉阳门到关山的15路公共汽车不买票，与售票员发生了争执，在争吵中，他说：“老子打死你！”他随即掏出手枪一枪打死了售票员，此事引起全市司、售人员极大的愤慨，坚决要求血债血还。据说公安局一直想保他，可是武汉市的电车、汽车的司机、售票员为此举行全市大罢工，还将公共汽车堵在鲁巷至街道口一带。迫于压力，这位青年还是被枪毙了。
看守所的监号本来是“流水席”，关押人员经常进进出出。为了不让我了解外面的信息，也不让别人把我大闹看守所的情况传到社会上去，和我关押在同一监号的人员一直是相对稳定的。不是被长期关押者，就是盲人，或是死囚。关押我的监号成了囚犯们常说的“死号子”。我就在这样的死号子里度过了六年的岁月。我用竹签蘸墨水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空白处写下的诗，记录了我的狱中生活：
孤身谁惯过佳节，年年难过年年过。
观罢月圆观月缺，看了日出看日落。
背亲离朋千朝少，别妇抛雏三载多。
何以略知人间事，唯有报纸和广播。
铁门铁窗加铁锁，哨兵日夜守卫我。
开水热饭送门口，早晨晚上听广播。
身居闹市未闻闹，人在椁中不知椁。
寂寞冷清谁作伴，睁眼便做火柴盒。
一九八一年元旦 竹签写
强加罪名，判我八年徒刑
在我被非法关押时，我一再强烈要求在什么范围抓我，就在什么范围公审我。我要求召开百万人公审大会，当局一直置之不理。直到针对我们专门制定了新刑法，直到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直到审判湖北的夏（帮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后，1983年1月才在武汉又拼凑了一个吴焱金、顾建棠、彭祖龙、曹承义“四人帮”进行审判。据顾建棠查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及湖北省政法委经办“两案”负责人谢杰民的亲笔证言，当时湖北省向中央申报“两案”需要判刑的人是很多的，但中央后来决定，湖北省“两案”只判刑到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个人为止，除个别人有刑事问题外，下面的一律不再审判。但当时把持省、市委的主要负责人违抗中央指示。一定要上挂下联、层层打击，在武汉也搞了一个“四人帮”，于是就有了对我的所谓审判。
因为我拒绝了当局指派的对我作有罪辩护的免费律师，委托我的妻子作辩护人，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她了解我在文革中活动的全部真相。由于我请了妻子当辩护人，起诉书就送达我妻子，所以，我并没有看到起诉书的文本，也就不知起诉我什么，因而无法写辩护词。再说我这个人讲话从来不要讲稿，有了讲稿也不照讲稿念。1968年省、市革委会成立后，当年国庆搞了一次盛大的群众游行，在这么庄严的大会上，我也是脱稿讲话的。那天我在主席台上作为群众代表讲话，我一开口就是“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然后完全离开讲稿大讲特讲，以至现场的广播声音被关掉数次。
在法庭上，并不十分了解我文革全部情况的妻子逐条为我作了无罪辩护。
我本人也在法庭上作了许多插话和发言，并进行了陈述，我的发言要点是：
（一）1967年的一二六夺权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直接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指示。《起诉书》说我是反革命夺权，矛头究竟指向谁？
（二）“反复旧”问题当时已经过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有错无罪。
（三）批林批孔运动中群众代表的补台符合毛主席要“吐故纳新”的指示精神，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当时也认可并积极实施，怎能称为我颠覆政府的罪行？“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不是我总结出来的（其实是朱鸿霞总结的，只是我在法庭上没说而已），但我并不反对这五字方针。至于“你今天放出来，明天就入党，后天就叫你当书记”这样的话是你们编造和强加的，我可没有那么大本事，朱鸿霞、李想玉和我自己文革十年都不能入党，这不是乱扣帽子，胡说八道吗？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这个口号不仅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一直到1977年宣布逮捕我的时候，你们不是仍然在“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我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无罪。
（五）我们拥护中央 1976年4月7日 处理天安门事件，是因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我一直对紧跟毛主席的周总理充满崇敬，更没有说过武汉人民给周总理献花圈是反革命，这是你们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
（六）当时逮捕我时在全市大会上宣布我的三条罪状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充当四人帮、夏、朱、胡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现在为什么变成了“阴谋颠覆政府罪”？我在看守所大反英明领袖华主席，为什么不公诉我？这时，公诉人在台上发言，对我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的胡言乱语不予计较。好高的姿态呀！
1月24日 -25日连续两天开公审会，其实判决书早就写好了，审判不过是走个过场。 1月25日 审判完了就当庭宣判，宣判完后，对我的关押就结束了。因为我身体残疾，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将近两年释放了我。我被大哥和等在法庭外面的交通车接回家了。
我回家后，因为我要治病，要生活费，1984年夏天去过副市长谢滋群家。我以前去是随到随进。这次哨兵不让我进，我报上名字叫哨兵打电话，打完电话哨兵说：“对不起，首长不见你。”我当时很生气，想起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不少冲击市革委会、找谢滋群副主任麻烦的人，全由我给他挡驾处理了，今天连门都不让我进。于是我写了一封措辞不太客气的信，交哨兵转交谢副市长。
没想到这件事又给我招来牢狱之灾。我和顾建棠一样，都是宣判完了就回家，何况我还是因病保外就医。就因为这封信，1984年9月当局又把我投进武汉第二监狱。由于我身残病重，解大、小便障碍，既不能参加劳动，也不能同劳改犯住在一起。所以监狱把我单独关押在惩戒犯人的禁闭室里，因为我不是受惩戒的犯人，所以牢门是日夜开着的，我可以自由活动，在监狱内到处逛，随便和人聊天。
监狱比看守所又好得多了，行动上自由，饭也吃得饱，伙食还不错，每个月还允许亲属探视，送钱送物送好吃的。可以公开抽烟，也可以私下喝酒。我的毛笔字还过得去，干部们纷纷拿来纸笔，请我给他们写条幅或对联，除自己挂在家里外，还拿我的书法送人。
有一天干部又让我为监狱写大幅会标。我一看，原来是枪毙现行反革命犯，他是与我同监号的青年方家宽，因盗窃而掐死一位值班的老太婆，逃亡期间，他在滨江公园防汛纪念碑上写了“打倒华国锋”的大标语，当时本应立即枪毙，因犯人未到法定年龄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由于他又在服刑期间越狱逃跑，被抓回后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次大会的会标横幅和其他标语就是我写的。
1985年3月13日 ，我带着浑身伤痛的重病之躯，服完了八年徒刑，终于走出监狱大门，开始了艰难的谋生之路。
笑评当年判决书
26年前，当法官将判决书交给我时，我看都没看，当场撕得粉碎，以表达我的愤怒。2004年因为要解决“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人员养老生活费，省政法委必须审核当年法院对我的判决书，没有判决书，无法认定我是“两案”人员，拿不到生活费。我只好到原审判单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印了当年的判决书，证明了我“两案”人员的身份，才领到了养老生活费。
说起“两案”人员，也挺有点意思，当初我们竭力辩解，想与“两案”人员分开，证明我们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没有组织联系，我们参加文革只是响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而已。但当局硬要说“你们即使没有组织联系，也有思想联系”，一定要将我们打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只好认了。久而久之，我们觉得这顶帽子也不错，感谢当局高抬了我们，能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最忠诚的学生和夫人江青组成反党集团，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一般人够得上这个档次吗？所以，我一直不对“两案”人员的帽子表示异议，相反觉得这顶帽子挺好，戴上这顶帽子，与毛主席更近了。当年参与审判“四人帮”的律师不是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是“五人帮”吗？审四个人实际上是审判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已是现在不再质疑的世界公论。
可偏偏刘祖平那些人不知怎么想的，跑到省委去闹：我们不是“两案”人员！这次省政法委立即采纳刘祖平的意见，发文将我们改为“‘两案’被审查人员”，彭祖龙气得大骂刘祖平是“蠢货”。这么高档次的帽子为什么要摘掉呢？刘祖平等人见省政法委如此听话，以为省里对自己是“言听计从”，又得寸进尺提出要彻底平反，这可是超出了省政法委的权限。虽然这个要求合理，中央不开口子，省里岂敢自作主张，只能说刘祖平等人的想法不合时宜，太天真可爱了。
一般人大约很忌讳谈坐牢，更不愿让人看判决书，似乎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些人则不然，我们问心无愧，光明正大，顶天立地，无事不可对人言。当局为整我们动用了全党、全国的人力物力和全部社会资源，残酷折磨人的非法隔离审查，挖空心思编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们的家抄空了，祖宗三代查遍了，亲朋好友查遍了，连丈夫、妻子、儿女都要强迫揭发、交待。如果用当时整我们的方法清查如今的腐败官员，大家想想会是什么结果？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还用我多说吗？
今天重读二十六年前的判决书，我不但毫无当年的愤怒，只觉得好笑，越看越乐。时间真是个好东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我的第一条罪状是参加毛主席号召的一月夺权，我不过参加了一次会议，吵了架，夺权流产。这一条，矛头是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当年邓小平替刘冰转信告迟群和谢静宜的状，毛主席大怒：“告迟群、小谢，矛头是对我的。”明目张胆否认毛主席直接支持的“一月风暴”，矛头不是指向伟大领袖又是指向谁？还用我辩护吗？
第二条罪名是：污蔑七二○为“严重政治事件”，在《六二四战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诬称武汉军区搞了“反革命暴乱”，煽动同伙把所谓“党、政、军”内走资派及公检法，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我在小报上的文章与 1967年7月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提法完全一致，当时全国军民也是这么跟着表态的。硬说我小报的一篇文章“致使大批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实在是牵强附会，难道我的一篇短文比中央的指示威力还大，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欲加之罪，也太缺乏法律根据和事实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连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也不承认我迫害过他们，相反的百万雄师司令俞文斌在1972年出狱后曾带领几个头头亲自登门看望我，对六二四屠杀工造总司群众表示道歉，并对我们在七二○事件后没有对百万雄师群众进行报复表示感谢。只是当时在我心中由于六二四血案这道坎过不去，对俞文斌等人非常冷淡，没有说一句原谅他们的话。三十多年后，俞文斌见到我说：“我们对你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你是个老实人。可是当年我们亲自上门赔礼道歉，你一言不发，搞得我们下不了台。”
第二条罪状也不需要驳，因为当时对武汉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表的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1967年7月27日 《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明确提出“四个一小撮”，当时解放军大游行也喊了这种口号，偏偏我在小报写一篇感想就成了罪状，我可没有中央的调子高。为什么不批中央而扣我罪名呢？恐怕至今也找不到我迫害任何人的证据，相反跟我造反的群众被无辜屠杀二十八人，杀人者竟成了有功之臣，活着的被封官晋爵，当上局长，死了的被平反昭雪等等，这又是哪一家的法和理呢？
第三条罪状是领导“反复旧”。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亲自解决此事，中共中央为此发了《五二七指示》的文件，我为此作了数不清的检讨，被整得死去活来。现在到这里升了级，成了颠覆政府的罪状。大家知道，所谓颠覆政府，应该是指颠覆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当时我是红色政权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巩固红色政权。究竟是谁颠覆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现在还需要我说吗？如果我真的颠覆了无产阶级政权，早该成当局的大英雄了。
第四条罪状是批林批孔搞“放、平、补、提、纳”。这也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当时的实际的。省、市委当时都在转弯子，主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放人、补台都是省、市委决定的，我们作为文革中一直被打压的人，当时提这些要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如果我们真的“夺了权”而且“横行十年”，还用得着为被抓、被整的战友去要求省、市委“放、平、补、提、纳”吗？只能说明我们当时也是被整肃、被打压的弱势群体。
最后一条罪状是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更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可以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参加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是我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联系实际，促省、市委转弯子的，省、市委后来也开始转弯子，还在襄樊召开转弯子经验交流会。不仅如此，十月政变后，华国锋为了掩盖自己反对毛主席的罪恶阴谋，稳定局势，不是仍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甚至在逮捕我的百万人大会上不是仍在高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何罪之有？至于说我污蔑给周总理献花的群众是反革命，完全是没有证据的不实之词，相信当局到今天也不可能拿出真凭实据。
我当时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事后，审判长成厚胜对我说：“这都是全国统一定的，你要想辩明造反派无罪，除非四人帮无罪。”一语亮出了底牌：无罪也是有罪，这是政治需要。
后来看到胡厚民的遗稿《法庭陈述》（●胡厚民的《法庭陈述》：胡厚民1982年7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上的讲话，由胡厚民事后追记，胡厚民家属带出监狱。见附录），胡厚民比我高明的是他看穿了政治斗争的把戏，既然打击你是既定方针，为自己辩护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早就说过：既然造了反，就是给他们下跪也没用。他在法庭上视死如归，放弃了为自己个人辩护，而为全体遭受打击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申冤辩诬。他站得高，赢得包括他的反对派的尊敬，不得不称他为“法庭英雄”、“悲剧英雄”和“失败的英雄”。
我家对门就是国民党的战犯楼，那是国家拨款专门为他们买的房子，他们都在市参事室挂职，开会有小车接送，每月工资不菲，而且是统筹医疗，实报实销，看病、吃药、住院不用自己花一分钱，死后有丧葬费，住房可以买卖也可以由亲属继承。
我经常和战犯们谈心，深叹自己不如“战犯”，战犯们则说：“我们还不是托台湾的福！要不是有个台湾摆在那里，我们能有这样的待遇？中共当局对我们不敢马虎，一是统战的需要，二是做给全世界看。你们唯一的后台老板毛泽东死了，你怎么能跟我们比呢？我们当年和共产党是真刀真枪的干，谁没有血债？政治这个东西永远是为需要服务的。”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战犯们不愧为战犯，直教我茅塞顿开。
一位姓李的青年人说：“你岂止不如战犯，也不如地、富、反、坏、右，谁让你跟老毛跑，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应得的下场! ”
我参加了一场由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能做到约束部下，没有对一个领导干部进行武斗，不把矛头对准无辜群众，文化大革命那么乱的情况下很少有人犯罪，应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即使在我的战友被无端屠杀28人的情况下，我也强令不准报复。即使有个别人不听招呼，我一经发现，立即制止。例如王锦铭在七二○事件后把胡重远抓来打，我发现后当即制止，当场放人，并派人护送胡重远回家。
然而，我的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级别（相当于副军级）、工造总司司令的头衔，决定了我无论如何注意政策、洁身自好都是徒劳的。正如隔离审查时专案人员对我说的：“我们不打击你打击谁？”我和刘祖平不一样，明知自己是冤案，却不做平反梦，如今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已不把我们当反革命看，相反的我的街坊胡炳贤见面就喊我“老革命”。我所到之处，还是挺受人尊敬的。缺憾就是自己太穷了，年老力衰，身残病重，面对养老和治病均没有保障的晚年，我忧心忡忡。更使我悲伤的是，相濡以沫的妻子受我牵连英年早逝，我唯一可以依赖养老送终的女儿也因为我的政治阴影和生活的压力意外身亡。如今孤身一人的我再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什么恐惧了，随时可以去见马克思和毛主席。我很欣赏一副古联：“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这应该成为我的墓志铭。如果说要我自己评价自己一生，我的自我定论应该是：一个过分善良的好人。
综上所述，我在文革中的言行完全没有超出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哪一条也构不成犯罪。1982年、1983年各地对造反派头面人物的审判纯粹是政治审判，是中外法制史上的丑闻。
出狱后被打入另册
造反派被打入另册比当年右派分子的境遇还要凄惨得多，我们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还要被内定为监控对象，长时间的妖魔化宣传使部分人视造反派为洪水猛兽，想要生存十分艰难。1986年原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周泉缨（●周泉缨：1944年生，清华大学学生，文革中为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派头头之一。因写《四一四思潮必胜》被毛主席点名称为“理论家”，文革中两次坐牢，1986年在武汉开办东湖智力开发公司，被湖北省委以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为名罗织罪名，开除党籍，至今无工作和生活来源。著有《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等）到武汉来开办东湖智力开发公司，我的战友孙建春（●孙建春：1941年生，文革前为省水利厅机械厂工人，工造总司政参部工作人员，1986年因加入东湖智力开发公司，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6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严常（●严常：1942年生，文革前为长江工程大学学生、共青团员，文革中为长办联司长工大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判刑7年，1986年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6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2005年因肝癌去世）、陈实、林子忠（●林子忠：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昌造船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三年。1986年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5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等参加进去，结果被湖北省委说成梁山的朋友又聚到一起了，这些“三种人”政治上失败了，在经济上还想捞一把，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又抓去坐牢判刑。毛泽东主席点名的“理论家”周泉缨被开除党籍，至今生活无着。原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道远，经商中拿了点回扣，不但二进宫被判刑十五年，而且报纸上整版进行揭批，以此压制造反派寻找生活出路的努力。而今遍布中国的暴发户、富豪、巨贪们发财之快、之巨、之易却是畅通无阻的，那些死死压住造反派的党内资产阶级的信条就是：“我们可以先富起来，你们永远别想翻身。”
我由于身残病重，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生存，只得到老部下、老熟人那里去打工。我先后当过民营企业的秘书、出纳、会计，每月最高拿到过100元工资。
1988年，我成立了民办科研机构武汉市金鹰电子机械研究所，土法上马生产热敏电阻，好不容易将产品试制成功，也与沿海厂家有合作意向，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受国际制裁，沿海厂家纷纷取消供货协议，因我的研究所是为专用设备生产的配套产品，产品没人要，虽然我被区科委评为先进个人，但我的研究所不得不接受破产的命运。
1989年的“政治风波”本来与风烛残年的造反派没有任何关系，可是邓小平偏说六四运动是由不甘心灭亡的造反派余孽推波助澜搞起来的。下面又一次对造反派开始了清查。区科委多次开会要我谈对平定反革命暴乱认识，说清自己的问题，我因为这次是彻底地当了观潮派、逍遥派，所以无论如何查不到我的身上。当时我的儿子正在上大学，并且参加了游行，我当即告诉他，不要参加游行，回去上课，哪怕一个人上课也要坚持。儿子说：“那样全校同学会骂死我的。”我说：“骂死也要坚持上课。”儿子后来果然平安无事。
有人认为六四运动与文革造反派造反是两种对立的思潮，我认为两者心灵上是相通的，都是底层的学生或民众反当权者的特权，要民主、要自由，反映的是普通百姓的诉求，表达了人民的呼声，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据我所知，许多的造反派虽不敢参加六四运动，但内心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造反派中也有个别例外的，武汉有个坚定的老造反派，名叫唐衡山，是位很有造诣的画家和书法家，“政治风波”中，他居然一个人跑到天安门广场，并坚持到最后，最终牺牲在天安门广场。
研究所办垮后，我再也无力折腾了。我与没有分文收入的八旬老母住在一起，相依为命，两个都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要养活母子二人谈何容易。万般无奈之下，我在家门口摆起台球桌，起早睡晚地苦心经营。虽然钱赚得少，人也辛苦，但母子二人总算活下来了。后来，母亲去世了，我一个人继续顽强地生活。
我年岁大了，身体更差了，台球生意也做不下去了。眼看没有生活来源了，2001年，顾建棠发现了1982年的中央9号文件，这份文件当时就要求安排坐牢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作，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出路的。但对造反派心怀仇恨的省委负责人陈丕显、韩宁夫连邓小平、胡耀邦主政时颁发的文件也不传达，不执行，尘封二十多年才意外地重见天日。顾建棠、胡国基等人与省委交涉三四年之久，才由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从2005年起，解决湖北武汉部分“两案”人员“养老生活费”，医保费仍然没有着落，办理退休无望。尽管如此，大家仍认为俞正声是一位关注民生、敢作敢为的好书记。
谢保安忆“揭批查”
十月上旬的一天，一些朋友在我家里聚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也来了，他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说是右派政变，还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我当时有一份谨慎，联想到我们会又有一段非常难受的日子，要大家赶紧散了，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我去告诉长江日报的邓国栋，他还不相信，说根据报纸的报道口径推测应该如何。再接着就听说朱鸿霞他们下落不明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了株洲姐姐家里。我当时在铁路上分配的工作单位在铁山，我想我应该回铁山去了。我到单位之后，因为曾经是准备补台的人选，所以受到他们非凡的礼遇。因为当时气氛已经不是很正常，我想应该先去探访一下父亲，没有向单位请假就去了株洲，在那里和父亲一起呆了两天，果然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回来之后，武汉铁路分局百万雄师的头头陈文彩带了铁路的人来捉我，因为赵修曾经带领我到处吹，说要给我补台当武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他把我当了一条大鱼。当时听说流传一个造反派的联络图，在这个图上我的级别蛮高。这次被抓实际上不是组织行为，而是百万雄师的人看到势头有利冲出来行动的，很久之后，武铁分局的党委经湖北省委批准，才作出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成天被他们许多前呼后拥，曾经被他们押到武汉体育馆参加铁路系统主持的夏朱胡批判大会，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见到他们。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刘国栋枪走火打死人的事情，就被他们说得复杂无比。到了春节的时候，他们看实在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说谢先生也没有蛮大的问题，放叁天假回家去。回家之后也是凄凄惨惨。等到叁四月份的时候，个性的东西找不到，共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他们就日夜擂，要我承认说过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这个东西可以定性成现行反革命，我就拒不承认。后来四面八方的证据都汇集来了，以前在家里谈天的那些朋友，现在都落在项目组手上，在车轮战和逼供信之下许多人承认了，而且说是在我家里说的。我没有办法就说，我无所谓了，也记不清楚了，文革中间王张江姚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没有深入认识到他们竟然是“形左实右”，可能当时是有这个认识，到底说了这个话没有，记不清楚。有了我这样一个口气，他们就说我是破坏清查，就把我押到铁路上到处批斗，东起黄石，西迄十堰，北至广水，南到蒲蕲，到处批斗。最后在一个批斗大会上，宣布我的十大罪状，要对我实施拘留，用手铐把我反铐起来押走。到了看守所，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先要自己念一遍监规，把我丢进京汉街的一个土号子里。隔了些时，项目组就把我的行李送过来，铁山那边也把我的工资送来登记寄存，以后买肥皂什么的，就在这个钱里面开支。先是把我关在一个12人的大号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是夏天了，非常炎热，身上的汗就没有干过，用毛巾擦完汗，又没有水透，毛巾就总是滑腻腻的。进号子之后，预审科来核实过一次，再也没有提审。这个时候精神上轻松了，逼供信和车轮战没有了，希望早点判。比较多的事情就是轮番外调，经常有许多人的项目组来找我，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有287次外调记录，后来监狱管理人员不耐烦了，就说谢先生级别蛮高，一点小事情就不要来找他。这个时候的待遇是一天9两米，早上九点半和下午四点半各吃一顿，就是觉得饿得慌，饭出来就闻到特别香。那个时候在墙上刻了一道印子，下午太阳到达那个地方就是开饭时间，天天就熬着等那个时候。此外就是感到精神食粮非常匮乏，有时候有过期的长江日报可以看，我就从第一版的第一个字读到第四版的最后一个字，一字不漏，当时国务院下设什么部门，各部门的头是谁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就是有外调的人跟我谈话，我就跟他们讲条件，要他们下次来带些书报杂志给我，或者拿些香烟和火柴给我的难友们。因为抽烟有气味，一次被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就铐住难友们进行逼供，问是谁把烟弄进来，我看他们把难友们整治得不象样，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们，烟是我带进来的。他们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惹你，不过你下次最好遵守监规。 1978年底的时候，湖北省委为“七二○事件”平反，把迫害老干部这些东西都扣在我们头上，把我们曾经竭力追求、并付出生命和血的代价去反对的东西，反过来作为我们的罪状，把我们的死对头叁字兵搞的事情，说成是我们搞的。那些在叁字兵手上挨整的知识分子，我们当时从内心深处同情他们，并作为他们的保护人，现在他们许多人反戈一击，一起把脏水往造反派身上泼。把所有过火的行为都说成是造反派干的，蒙冤受屈的感觉真难受，以前我被百万雄师的人搞车轮战和逼供信，那还好理解，在文革十年中我们始终是他们的对头。现在那些昧着良心的知识分子，本来在文革中为了反对资反路线对他们的压制，武汉的造反派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他们现在也反咬一口。我感到历史有可能被他们颠倒，沉冤比什么都感觉痛苦。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我疯了。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先生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我在1979年7月4日被放出来，以前日复一日地总是希望听到开铁门的声响，总是没有等到，已经到了接近绝望的地步。从1978年底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从大号子里，转移到一个小号子里单独监禁，这个小号子不到5平方米，散步走两步就到头了，这么小的空间却有一盏100瓦的电灯泡，日夜照着，睡觉的时候要用被单包住头。号子的高墙外面是京汉街，街边有一棵白杨树，在号子里只看得见一个枝桠，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含苞欲放的小芽，看到它到长出嫩叶，叶子由浅绿到深绿，秋风起叶子枯黄，冬天又变成光秃秃的枝桠。想起当初说为革命不怕把牢底坐穿的豪言壮语，那是多么的幼稚。后来邓小平和胡耀帮给五类分子摘掉帽子，我非常赞成，认为平反和脱帽都是应该的，他们本来就是弱势人群，不应该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在文革初期就是我们跟叁字兵进行血统论大辩论时候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与刘邓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一次的大平反有明确的政治意味，邓小平非常聪明，让牛鬼蛇神都出来，收买人心以扫除毛泽东的残渣余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回顾，曾经到底是谁要打击他们并推行极左做法的，历史事实好象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利益。好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权派说毛泽东和造反派是极左，一些昧心的知识分子就跟着宣传这个观点。看起来历史已经没有了是非黑白，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以利害关系划分的阵线，历史是不是就因为这样而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
老曹忆“揭批查”
10月，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造反派之间私下议论“右派政变”的言论，遭到严厉追查，被扣上“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据华国锋在一次会议上讲，全国清查出来攻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的就有200多万人。 ......
从“五不准学习班”逃走 1976年11月某日，我被**党委通知参加“五不准学习班”，即被非法关押起来。 湖北省走资派十年一贯操纵、利用的一伙镇压造反派的打手们又轻装上阵了，他们打着“工农兵”（垮了台的百万雄师的变种，以极少数百万雄师骨干分子组成。1974年后至1976年底在社会上以此名字夜间出来刷标语。）的旗号在全市到处揪斗造反派头头，这才是十年来专门镇压“反革命”、镇压劳动人民、镇压造反派的官方“党卫军”。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专门镇压“牛鬼蛇神”，他们把自己十年来干尽的坏事，都栽到造反派的头上。他们清算文化大革命“罪行”，并称文化大革命为“十年浩劫”。就在这一天，他们揪斗了董明会、吴焱金、李想玉。晚上，他们冲击**党委的学习班，揪斗我，残暴地殴打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将我打到在地上，打伤了也不肯罢手。我双手紧护在胸前，才逃过一劫。他们是特权阶层压迫工农劳动大众的货真价实的打手。他们要我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我在这伙围殴自己的人面前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说的任何话还有什么意义!”我拒不认错、拒不讲话。到了半夜，趁这伙人不注意，从办“学习班”的**第一招待所三楼跳楼逃走，使这一伙人想将我第二天拉到全市游街的企图没有得逞。 我从三楼跳下逃跑，半夜跑到钢九·一三头头周岳来家，他供我吃住，我三天不出门，那些要抓我的人可辛苦了。车站、码头，到处布下重兵，一无所获。三天后周岳来找来青山轴承厂司机张根生，他开着一辆解放牌汽车，张根生是我的朋友——原武钢技校钢二司头头，绰号“张壳子”。我混在三四名装卸工人之中，周岳来和张壳子将我送到武昌积玉桥我的一位亲戚家。我这位亲戚不是造反派，他只是觉得我不是反革命，又掩护我转移到靠近葛店化工厂的一户农民家中。我就是不带一分钱、不带一斤粮票，也可以长期躲藏下去。就是在葛化附近，我从葛店化工厂的广播中听到，赵辛初在全省有线广播中已经称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造反派是反革命了。一改毛主席在世时的面目，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川剧“变脸”演员。**当权派死不甘心，从档案中找出我办工作证的照片，向全省发出《通缉令》，抓捕我这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据曾任省政法委秘书长、省委“两清一批”(1969)和“揭批查”(1976)专案组组长的谢杰民对顾建棠讲：从1969年“两清一批”开始，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湖北省整造反派的专案组从来未撤销过，那些“两清一批”的黑材料，又成为整造反派的依据。非常巧合的是，1972年3月到1972年底，武汉军区在首义路办了268名造反派头头的学习班，批林批孔中，省、市造反派从军区三办专案组抢出来的“两清一批”黑材料中有一份268人的名单，1982年湖北省委报请中央准备判刑的造反派名单也是268人。 受骗自己回到学习班 1977年2月，湖北省委用欺骗的办法，由张玉华公开放风：“曹××只要在三日内自动回到**学习班，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以为堂堂的省委书记是可以信赖的，结果我受骗了。省委也好，张玉华也好，他们是绝不会讲信用的。 其实，我也是鬼迷心窍。1976年3月，那次我面对面与韩宁夫谈话时，就对他说：“湖北省委早已经叫人失去了基本信任，很多话说了不算。”韩宁夫马上说：“不要这样说。”韩当时还为自己、为省委辩护。我真的不该相信他们!我上当受骗，相信他们所谓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逃亡三个月后自己回到**，被关在所谓“学习班”里，继续被审查。 有一天，气温达到40多度，我找招待所一位工作人员要了一杯水喝，被专案人员发现了，这个人马上就倒霉了，差一点被整，后来竟为此不给这人加工资。招待所的一位女服务员给了我一个油饼，也大难临头，因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也不让给她涨工资。当权派对这两人的惩罚一辈子都没有给他们改正。他们就这样死整同情造反派的最普通的老百姓，这难道还是“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共产党干的事?这些人哪里还有一点人性?这够资格叫什么“人民”政权?这不是残酷欺压老百姓是什么? 其实，那些充当了镇压造反派的打手们，那些立场坚定的专案人员，他们这一伙人也是被华国锋、邓小平等走资派利用的。除极少数人后来受赏升官发财以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和劳苦大众一样最后被迫下岗，过着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当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后，他们同样是受害者，过着极其悲惨的晚年生活。他们既没有捞到任何政治利益，也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利益，在这个世界上，只落得一个充当打手的骂名，稀里糊涂，了此一生。他们中间有些正直的人，后来见到被自己整过的造反派也抬不起头来。他们见到许多造反派被残酷镇压，也逐渐报以同情。他们最终看清了，是这个腐败的团伙、这批腐败的官员，使他们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们如今和造反派一样，生活并不幸福。他们错误地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们真的是自找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湖北省委最后还是欠了我的债。他们失信于民，他们用编造的与事实完全不相符的材料作为我的“罪行”，既不许我请辩护人，又无法无天地不公开开庭，就判处我五年徒刑，把我开除公职，让我流落街头。这一冤案至今已过去了30多年，还得不到平反。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哪里有什么社会正义? 我的上诉书就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最后基本上是当权派按照政治需要瞎编一气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判的刑，完全是不顾事实，颠倒是非，进行政治迫害。胡厚民被判刑20年，朱鸿霞、杨道远、夏邦银、张立国、吴焱金、李想玉、严常等人被判刑7年——15年，我被判刑5年。 1980年9月16日，曹×ד打砸抢一案”一审由青山区法院以“不公开开庭”审理，还不许我请辩护人。1980年9月24日完成法律文本。青山区法院将判决书送达我手中是1980年10月10日，这中间放置了半个月。送到我手中，要我签字。我签字如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违背事实与中央精神的判决与量刑，理当不服，拒绝签字。”不知道青山区法院是不是办过这样被犯人拒绝签字的案子。堂堂法院也太失威信，很不光彩。在我上诉12个月内对我不理不问后，突然于1981年l 1月10日下午对我送达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决书落款日期为1981年11月3日)，将原定我“打砸抢”的罪名改为“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5年。我签字为：“不服，冤案。曹××”。1981年11月17日，青山区法院又将一判决通知书送到我手中。他们荒唐到不公开开庭，一审检察院也拒绝派人参加，竟然没有公诉人出庭，法院不许我请辩护人，剥夺我的人权，二审连过场都不走，拖了一年，因我已被关押了5年，就判决5年，将我赶出看守所。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法制，这就叫依法办案?不知道是依了哪一个社会主义的刑法，肯定不是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办案人员怎么会不知道，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文革中，1974年四届人大通过的法律是保护人民有“四大”的自由，我在文革中所有行为，除了判决书上栽赃我的指挥武斗、指挥抢枪、老干部办学习班时挨打之外，当时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所以，不得判我为“扰乱社会秩序罪”。我是无罪的，为什么有法不依?我要问，在文革六一七武斗和五二八抢枪开枪打死人事件中，究竟是谁有罪?为什么真正的罪犯被奉为英雄，逍遥法外?遭到屠杀的一方相反有罪?我拒绝签字，法院竟奈何不得，法律已失去了尊严。听一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曹：我要请辩护人。 法：你又不是不会说，你又不是不会写，你要什么辩护人?(这种法官完全没有法律常识，信口开河，有法不依) 曹：你们这样搞，经不起历史检验。 法：(先将头向后一望)以后的事，谁搞得清楚?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法官的讲话，精彩绝伦。 还有二审法官的话： 曹：历史已宣判我无罪。我的上诉书就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寄希望于人民的法官。 法：哼!我们不是人民的法官? 看守人员：有什么话出去说吧!出去再说，不要不出去。 法院就这样解除了对我的非法关押，我走出了看守所，回到家里。也是在同一天，湖北省委和**违背中央的1982年9号文件对“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刑满人员安置回原单位就业的精神，将我开除公职。他们心虚，他们怕我回到**后，万一有风吹草动，**又是我的天下，他们知道自己是斗不过我的。
我坐牢、被开除公职不是我本人有错，不是我本人无能，不是我跟错了人，而是毛主席去世以后，有人否定了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胜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这一代人因听了毛主席的话，因跟着共产党投身文化大革命，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拼死战斗，坐牢，开除，我不后悔，不惭愧。我吃了苦，但感到光荣。我才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是革命造反派的头头。 我高傲地回到了社会。我见到了任何人，从来没有抬不起头来的感觉。***革命造反派文革付出的巨大牺牲，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的十余年清查，参加文革的**革命造反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凭我个人记忆，死亡的有12人，受伤者无法统计，被判刑的就达6人之多。至于被长期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受到长达几十年迫害，被社会、单位限制使用的人就根本无法统计了。 ---------------------------------------------- 附：1976年10月以后本单位开展的“揭、批、查”、“清查”运动致死者 黄祖豪：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建设指挥部**技术员，西安交通大学土建系毕业生、**施工处技术员，文革中参加×××，负责总部及机关的宣传工作。被关押在“五不准”学习班时跳楼自杀身亡。 于湛东：***勤务组成员，1945年生，文革前为**房产处工程队工人、复员军人，文革中为×××勤务组成员，1977年底被办“五不准”(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学习班非正常死亡，死因不明，但当时结论为跳楼自杀。
付廉忆“揭批查”
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命言论。 10月27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由秦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禁，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
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8.15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钢、武船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造反派开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会议的会议纪要，记得是周总理主持会议，点名要“钢九一三”负责人李想玉发言，汇报武钢的生产情况。李想玉说，造反派在挨整，武钢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是军代表在负责，责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讲话太快，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中央首长们很难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江青插话说：“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像讲外国话。”在这一次会议上，江青也没有为武汉造反派说句什么好话。回武汉以后，警司就将武钢“钢九一三”头头胡启生、张克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杨连成抓起来，关进监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头头”。这是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湖北、武汉抓得最早的造反派头头。从此，整造反派头头就开始了。最先打击的就是跳得高的头头，他们开始排挤一部分不听话的头头，找一些他们认为“听话”的人来“充数”，取代造反派头头。 他们就是在这时找出了董明会，推荐他去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安排到zhonggong武汉市委任书记。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用董明会这样的人，而是为了排挤“钢九一三”上层的造反派头头，把斗争中涌现出来最有威信、最有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头头打下去。曾思玉等决不会因为胡厚民是党员而重用他、喜欢他，决不让胡厚民这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而是把胡厚民当成第一个打击的对象，一遇到整人的适当时机，胡厚民就会首当其冲地挨整。 在湖北武汉文革历史上，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中，地位最高的是董明会。武汉造反派工人担任九大、十大zhonggong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共有3人，董明会和夏邦银分别是代表“钢九一三”和“钢工总”的工人代表，被选为九、十届zhonggong中央委员。谢望春（女）是作为造反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的代表，被选为九、十届zhonggong中央候补委员。三人都是军代表从造反派中挑选出来，都属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的产业工人造反派代表。但三人的各自情况又很不相同。 夏邦银原是汉阳轧钢厂钢工总头头，1967年3月17日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令逮捕入狱，1967年5月底被全市造反派在汉阳公安局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静坐绝食斗争营救出狱，担任过武汉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之一，七二○事件后进入钢工总勤务组，属于造反派头头的类型。 董明会、谢望春一直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从没有当过头头。夏邦银和谢望春两人在历次运动的反复中都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造反派群众一边，和省、市当权派有合作又有斗争。但董明会自从当选九届中央委员后，从不参加武汉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派别活动，一直听命于当权派。所以，董明会还有着夏邦银、谢望春所从来没有过的许多省、市其他更高级的职务。 七二○事件以前，我在青山区认识众多“九一三”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头头，并不认识董明会。1969年4月召开zhonggong九大，董明会被推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并被选进zhonggong中央委员会，成为湖北、武汉及武钢的知名人士。有了解董明会情况的人告诉我，董明会是武钢耐火材料厂窑前工，七二○事件前参加钢九一三，他仅是一个基层的造反派普通成员，是由驻武钢的军代表康星火把他挑选出来，指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并当选为zhonggong中央委员。其本意是不愿意推荐钢九一三的造反派头头去当中央委员，而是专门挑选一个老实、胆小、听话，在群众中没有影响的一般基层造反派成员来挤掉武钢产业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名额。这是武汉军区当权派在操纵湖北、武汉地区推荐九大代表、中央委员人选上欺上瞒下搞的小动作，是曾思玉、刘丰为了排挤、打击武汉革命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董明会当上zhonggong中央委员后，省、市委就安排他为zhonggong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民兵总指挥部指挥长和武汉市总工会主任等，这完全是一个挂名的，没有任何实权的，按当时中央要求的产业工人造反派身份设计、挑选的一个政治花瓶。董明会只有小学文化，又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能力，更无任何当头头的经历和工作经验，完全只能是一个听从军代表任意摆布的傀儡。他们想用安排一个造反派工人出身的董明会说明他们是依靠和重用广大工人阶级的，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的。董明会在被军代表选中直到1976年底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坐牢关押7年，完全是当权派始乱终弃的政治需要。 他除了挂名当官，参加党中央、省、市委各种会议，常常坐上主席台，名字经常见于中央、省、市报刊以外，根本没干过什么有意义的具体事情。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仅仅做过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1973年10月他参加党的十大和前湖北省长张体学追悼会从北京回来，找我和曹佩贤传达过张体学要落实我和彭勋政策的遗嘱。第二件事是1976年春节正月初二那天中午，董明会坐着市委派给他的专用小轿车，到徐道基家中，谈了他在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的情况，传达了毛主席说“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等一系列重要讲话。这是徐道基事后告诉我的。 董明会的夫人也是武钢的工人，她曾经向我诉苦，董明会担任zhonggong武汉市委书记职务以后，市委行政处为他分配了解放公园路市委大院对面市委书记院的一套小别墅，院子大门有部队战士站岗，他们全家搬进去以后，出出进进、上班上学、上街买菜都很不自在。由于文革中当官提职不提薪，董明会工资低，住在里面被人瞧不起，他们家也极少去大院里专为高干开设的特供商店买东西。大院内周围那些邻居的主人、小孩甚至保姆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 董明会被当权派安排当官后，从来也不敢和省、市、武钢的任何造反派头头有过来往。他从来也不是造反派的代表，只是军人政权用来愚弄毛主席、党中央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从1969年春天到1976年秋天，所有湖北、武汉造反派为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当权派进行殊死斗争时他都从来没有参加或表示支持，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或派人去做争取他的工作，也从不去勉强他、邀请他参加我们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活动及会议。尽管董明会始终和当权派高度地“保持一致”，没有任何有违当权派意旨的言行，但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因为董明会1974年参加过王洪文副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读书班，回湖北公开传达过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为了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和四人帮联系起来，照样被赶出了省、市委，照样被逮捕、批斗、坐牢。因为省、市委再也不需要在政坛上摆放有造反派头衔的政治花瓶了。 董明会被隔离审查以后，原来分配给他家居住的市委书记别墅被市委收回，他的家属被赶出了书记大院，市委行政处在外面为他家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临时居住，直到六七年后董明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家人才重新搬回到原来居住的青山区红钢城武钢职工宿舍。董明会免予起诉出狱后，武钢按中央政策，并未开除他的厂籍，安排他回原厂上班，工龄连续计算，直到正式退休。 董明会家距我家仅几百米距离，因我们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是邻居，因参加文革挨整有相同的命运，他退休以后，成为我家经常的客人。董明会请我帮忙为他找一个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解决家庭的困难。大约是1995年，我介绍他到广东省东莞市一个外资工厂担任门卫工作。老板为了照顾他，提出允许他带家属，他们夫妇两人包吃包住，每人每月可拿500元钱。因董明会夫人要在武汉照顾孙子，不能同去，老实、善良的董明会就跟我这位介绍人商量，将老板照顾他夫人的工作机会让给同他一样生活困难的一冶一公司工人朱师傅。于是，董明会与朱师傅一道去东莞那家工厂打工。大约一年多以后，由于朱师傅不仅能做门卫工作，还能为老板干木工活、做饭等，适应能力比董明会强，老板于是留下了朱师傅，董明会被裁员回家。 2000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迁坟为由，请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等20余名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聚餐。我这次破例请了董明会，并告诉他几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都要来我家。文革以来从不参加造反派头头和任何非官方组织活动的董明会兴奋异常，他说，我从牢里出来后还没有见到过夏邦银、谢望春及这些大头头们。当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破天荒地参加我们这伙人的聚会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惊讶和高兴，这时的董明会，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造反派老工人的本来面目。 董明会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工人。当权派先是用心险恶地选中他、利用他，尽管他服服帖帖地听从调遣，竭力配合当局演好双簧，也从未参加所谓的“篡党夺权”活动，但还是遭到当权派无情的抛弃和镇压。
二0一0年一月十九日，吴焱金《路线是个纲 纲举目张--文革不能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释》
作者：吴焱金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10-4-2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未曾亲身经历的同志很难理解当年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仅就一些同志的议论发表一点浅见。
乛. 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斗私批修. 触及人们灵魂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中干的第二件大事，当然不能用简单的权力斗争来解释。如果是权力斗争，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无人敢挑战和能挑战的，毛主席和刘xx如果不是路线上的根本分歧，是不需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如果仅仅是打倒刘xx，毛主席说过：“我只动小指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呢？于国际国内强大的修正主义思潮这个大环境大气候是分不开的。靣对苏联修正主义和国内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毛主席义无反顾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斗倒极少数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育团结广大干部. 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保证无产阶级的江山不改变颜色。
假如毛主席不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内走资派就没有分歧了，毛主席个人的权力会很稳固，不用担任何风险。但那就不是不是大智大勇，令帝修反闻之色变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了。之所以成为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人，就是他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无私和奉献的大无畏精神向一切反人民的思潮和势力作斗争，他坚持治吏而不是治民，这在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强大的封资修习惯势力，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斗争，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试图解决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权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的一系列巨变，充分说明毛主席不是杞人忧天，不是简单的权力之争。只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我们跟不上他的思想，没能深刻理解他的担忧和英明预见。
1976年，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是多么深刻和一针见血啊！
二. 难以撼动的官僚旣得利益阶层
有同志说：“那么多跟隨毛主席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怎么会成了走资派？”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正在这里。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些同志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在资产阶级的糖弹面前要吃败仗。”“解放后，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这些民主革命时期的英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却又以共产党和老革命自居，帮助这些同志提高思想认识不是简单教育可以奏效的，必须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加以识别和提高。毛主席在文革的整个过程都是强调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对广大干部甚至走资派都是从路线教育出发按人民內部矛盾对待的。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指出了走资派的反抗方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生产压革命”，实饯证明，走资派和坚持错误路线的当权派自始至终都是用这些方法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由于继续革命触动官僚阶层的旣得利益和切身利益，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未能有效地争取和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加上军队仓促上阵，普遍并不支左，广大干部的思想转化更无从谈起，一些在群众运动中有所转变和提高的干部很快又缩回去了，甚至总结出：“宁可犯政治错误，也决不犯组织错误” 的法宝抱团对待文革。
历史上，帝王反贪，想触动官僚集团也是很难的，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戍变法惨遭失败就是明证。同样的，文革也难以撼动官僚利益集团。作为反思，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在执行毛主席干部政策上还是做得不够的。需要说明的是，除上海外，造反派是从未取得实权和支配权的，很难做这样的工作。加上军人长达五年的介入，造反派是没有发言权的。
三. 为什么那么多工农大众成了保守派？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级领导就抢夺文革领导权，纷纷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和“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成立官办“红卫兵” 组织，在社会上大扫四旧，大抓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动权威；在单位里大搞反右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句话，是按照传统思维和方法搞阶级斗争的，矛头向下整群众。除少数走资派蓄意对抗中央，有意转移大方向外，多数干部是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自居的，参加整群众的积极分子也认为自己是听党的话，是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他们认为听党组织的话就是听党的话，“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们从未想过培养自己的领导会有什么路线。方向问题。这些群众的基本特点就是永远听领导的话，做梦也不曾想到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在运动初期，中央提出打倒刘邓陶王，这些群众还是与中央保持一致，都举手拥护的。但到各地方. 各单位势力范围内，矛盾立刻尖锐化，当权派凭借手中的权力，迅速扶植保守势力对抗群众运动。若不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广大工农兵那么多优秀同志成了保守派。正是这么一大批群众缺乏路线觉悟和造反精神，很容易被打着共产党旗号的走资派利用。以至于当文革被否定，造反派被镇压下去，资本主义复辟非但没遭遇强有力抵抗，反而在欢呼声中顺利进行。直到国有资产被侵吞，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三座大山压在头上，他们才恍然大悟，可为时已晚。
武汉最著名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 一位头头说：“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搞对了，假如再搞文革，我参加造反派，跟毛主席干革命。”三十多年后，两大派幸存负责人多次聚会在一起，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完全是现实教育了他们。
四．造反派严重不純吗？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觉，也是长期妖魔化的结果。事实上，当年造反派头头都是斗争中涌现并公开露面的。处在风口浪尖的造反派（特别是头头）是受到各方面监督的，不仅四面八方千万双眼睛盯着他们，当权派隨时可抛出挡案资料置造反派于死地，造反派头头本身不过硬是绝对不行的。例如：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钢工总”，七名勤务员，六名是共产党员；“长办联司” 主要负责人顾建棠是1953年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干部；学生组织“钢二司” 主要负责人杨道远不仅是共产党员，也是该校大红人；“新华工”。“ 新湖大” 主要负责人郭保安. 张维荣. 彭勋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为不让走资派抓辮子，对参加造反派的阶级成份也是十分注意的。
至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 一六” 只清查造反派，不触动任何一个保守派成员，不仅不能说明造反派內坏人多，恰恰说明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扑和反攻倒算。这些必须站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才能看的准，说得清。
实践证明，“五. 一六” 是借题发挥的特大寃案，湖北清查“五. 一六” 和“北. 决. 扬” 分子六十五万，最后无一人是“五. 一六” 成员。
今天，我们特别要强调“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2010年1日19日
2011-1-12 张捷《风摧雨残忆文革——我的文化大革命经历》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一、必须要说的话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多年了，而这些年来，各种报刊杂志、新闻媒体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描绘成妖魔鬼怪，面目狰狞，我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把自己亲自经历写出来，以求达到澄清事实，还其本来面目的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时，我们还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凭着一股革命激情，抱着誓死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决心，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由于经历不丰富，经验不成熟。诚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其心可鉴，其志可励，其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没有任何危害和反对人民的做法与作为。我们参加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几十年受到压制和被打入另册，多少家庭惨遭不幸。
目今，贪污腐败成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黄赌毒已危害广大人民家庭，一批批青年人走向毁灭，民众民族信仰缺失，我们这些过来人无时无刻不痛心疾首。目睹这一切，我们更加怀念毛泽东，更觉得造反有理！
话很多很多，但只说这几句吧。
二、文革历程
1、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发布后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九六六年初，根据中央的要求，大中专学生要参加社教实践。我们这些六三年进入师范学校，六六年就要毕业的学生全部到黄陂王家河区参加了社教运动。这年的五月底，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又全部回到学校。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学校组织我们听了中央广播电台播报的“五·一六通知”全文。当时，我们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一无所知，但凭直觉隐约的知道一场政治大风暴就要来了。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不久，地委根据上面的统一部署（后来才知道是刘邓的部署）成立了十人领导小组并向各学校，各文化团体派来了工作组。我记得派往我们学校的工作组长是一位老革命叫陈林，他当时是地区粮食局局长，从汉川县委调来地区不久；副组长姓袁，是商业局副局长，也是老同志，另外还有地区教育局的一些同志，他们到校后，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学生大会，布置要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说所有老师，学生的问题都可揭发，陈林在学校大礼堂向全体师生员工作动员报告，号召大家迅速行动起来写大字报，揭发师生中的问题，他说：“有人怕犯片面性错误，片面不要怕嘛，两个片面合起来就是个全面嘛！……。”就在北京“三家村”揪出来不久，地委就把地教育局副局长王锡忠端出来了，全教育局机关人员打着横幅到我们学校游行造势，目的在于转移学生对地委的视线，就当时的话说“弃车保帅”。我的学校就把原校长叶林，副校长许远超揪出来了，叶林的罪名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许远超则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并且说他们在学校内实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封资修路线，是黑帮。叶林校长1950年就到我们学校，在几十年办校的过程中，扎扎实实，认认真真，我们从63年进校后，他经常给我们讲话，他要求我们师范生一定要在政治觉悟高，道德品质好的前提下，做到“一笔好字，一篇好文章，一口普通话”，他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特别是我们63级学生（因为当时都是各个中学比较拔尖的学生）要求更严，例如他制订的十不准“不准读恋爱，不准奇装异服，男生女生九点后不准在一起谈话，休息时男生不准到女生宿舍”等，虽然要求过于严酷，但对我们搞好学习，今后为人师表打好基础是必要的。许远超是管教育的，因此经常到各年级听课，50多岁了，还自学英语，平时也很关心学生，有时深夜还到学生宿舍查房，怕同学冻了生病，这些印象，在我的头脑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现在突然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我的内心确实接受不了。他们的材料见诸报刊以后，学校马上组织学生教职员工进行批判，一时间，揭露叶、许和一些成分不好老师的大字报贴满整个校园，所有老师都受到冲击，有一名老师叫魏庭俊（他哥哥就是长办著名的工程师魏庭铮）学生们把滚烫的面糊往他身上一刷，然后贴上横扫牛鬼蛇神的标语；我的邻班（633班）女老师林士美同志文化大革命前曾经组织过“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的大讨论，就被说成是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加上她家庭出身不好，因此被学校反复批斗，并被拉上台光着脚，戴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高帽亮相，唯一的女教授余齐英的家被抄多次，这一切，都是在工作组指挥下进行的，对于这一切我从内心反感，我和班上的陈斌同学饶望海同学都不满意，私下议论“这样作究竟是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为了反对“封资修”，破“四旧”，学校成立了官办的红卫兵组织，由听工作组话的红五类学生组成，负责学校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师生中的旧书、古籍及旧物被收、缴，被烧毁。有的班级还组织学生到毛陈，把董永碑拖到体育场砸断等等，不胜枚举。现在报刊杂志把这一切都说成是造反派搞的，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正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广播了，武汉的一批大学生也到孝感串联来了，6月3日，孝感丝棉社工人冯水清、李翠霞写出了“我们红色工人要革命，要造反”的第一张大字报，我们学校的沈良军、东航同学，6月中旬也写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的大字报，我随即贴出了支持的大字报，当时，孝高已成立了造反组织“6.13”红卫兵，沈良军和东航等几个同学成立了“红兵造反司令部”，我们坚决要求工作组撤离学校，让学生自己闹革命，七一前夕，地委召开城区团员、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大家要反对“南下一小撮”，要同各种反对党组织的行为作斗争，其结果，更是引来铺天盖地反对地委决定的大字报。七月底，我、陈斌、饶望海、陈顺娥、杨仙华、杜芙蓉、肖丽云和孝高一部分同学一起，成立了东风造反公社，其目标是向孝感地委的资产阶级路线开火，并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时地委书记赵家驹（事实上他也很可怜，他到孝感不到一年）说他执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路线，历数他镇压学生，乱揭乱批无辜群众的罪行，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面前，地委乱了方寸，接连采取成立“红卫兵接待站”和建立“礼堂大字报栏”等措施，同时对工作组进行调整，以图平息群众情绪。
武汉造反派占领红旗大楼封了长江日报后，我和武汉来孝感造反的熊××、田××一起造了孝感报的反，并将孝感报一些明显与人民日报不同的提法、图片放置不当整理成“孝感报违反中央精神”的材料送达地委宣传部，社长孙中帆与我们很配合，他说“我不支持你们封报，但是你们勇于找报纸毛病的行动我还是很赞成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的几个闹剧。闹剧一：孝感改东风，为了“破四旧”，孝感地委研究并上报中央批准将具有千年历史的孝感地区改为“东风地区”，孝感县改为东风县，并在地区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庆祝将这样老县改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闹剧二改名潮。为了破四旧，不少人改名，省委副书记赵修改名是赵立公，同学曾细林，改名东航，我原名张裕煌，改名张捷，意思是捷报频传，我们班女同学陈顺娥，干脆改名陈革命，表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改名继东、思东、永东、忠东的则比比皆是。
闹剧三，动员儿子揭发父亲，女儿揭发老子。老教师陈振亚是一位老数学教师，出身地主家庭，为人一贯谨小慎微，工作组为了批判他，就发动他在孝高的姑娘来我校参加批斗大会，说他“平时装老实，但把旧社会地契保留，时刻准备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这之后，我碰见他女儿，他女儿说是工作组为了调动大家的阶级觉悟，要她这样说的。四是扑风捉影乱批乱扣：我们的班级老师程国辉，他喜欢画国画，1965年国庆办刊物时，他画了一幅残阳如血的国画，结果说他攻击、丑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残阳，且如血一般，给戴上了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祖国的帽子。工作组在学校到处“灭火”，千方百计压制学生的造反行动，但其结果是越灭火越旺，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十六条下达后，在群众冲击下，这年的十月份后，工作组终于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2、造反组织风起云涌
十六条下达后，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同学外出串联，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学习外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同时自己组织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光我的学校，就有毛泽东红卫兵，红兵，国际红卫兵，傲雪战斗小队，杀气腾腾战斗队，狂人兵团，林林总总，造反组织几十个，工厂、机关、文艺团体造反组织也不断涌现。这些组织，都是按十六条的要求，自我组织，头头也不是官封，完完全全是群众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这种权威性和群众的爱戴是现在任何官员所无法具备，而且难以想象的，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大家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办事、思考问题的准绳。在这个年代，民风纯朴，思想觉悟之高，是今人不能想象的，例如，一九六六年十月底，我们孝感师范四百多名学生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活动，从孝感乘车后，车上挤满了人，连厕所里都是人，但人多秩序并不混乱，身体不好的同学有人照顾，喝水时你推我让，一路上大家唱着革命歌曲，念毛主席语录，不知不觉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后，我们住在北京气象学校，进入十一月份，天气渐冷，为了让我们不受冻，北京气象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军大衣，当我们从北京走时，大衣每个人整理得整整齐齐，无一人穿回，可见当时大家觉悟之高；还有一件事，使我今生难忘：我从北京回时，将书包丢了，里面有五十元钱和学生证，那时候五十元钱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延边朝鲜族的学生捡到它，马上给我寄回学校，而且连姓名都没留，而这样的觉悟在当时却是非常普遍的，在当时各级领导基本瘫痪的情况下，完全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纯洁的。例如我们班陈远斌同学，因受到刺激而发疯，全班绝大部分同学当时都出去串联去了，而发疯的陈远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我们班的同学孙必响自动留了下来，全心全意照顾他，一天晚上，陈远斌心火攻身，热燥难耐，深更半夜穿着棉衣跳到学校一个池塘里“洗澡”，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孙必响跟去看到这一情况，连忙跳入水中，将陈远斌救出，拽回宿舍后，孙必响又帮他洗澡换衣，安顿他睡觉，一个晚上孙必响连眼皮都没眨下，因为怕他又跳水。在当时这可是没有任何小费，没有任何回报的，完全凭觉悟、凭自觉性干的，这种纯真的爱和真心关怀正是文化大革命精神的闪耀。
3、革命大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毛泽东主席，中央领导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我和当时全国学生一样，开始了革命大串联，我和班上陈斌、饶望海、胡欣等一起选择赴山西学习纪念刘胡兰的行动，我们到达太原的第二天，太原五一广场举行了由北航红旗与当地造反派组织的数万人参加的批斗陶鲁笳、袁振的大会，大会揭批了山西省委、政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其声势和规模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憾，也是在这里，使我对“怀疑一切”产生了怀疑，我原来也是怀疑一切的，但是在山西，我听到一个工人在辨论时，一些非常质朴的观点使我对“怀疑一切”产生了动摇，一个太钢工人在辨论时说：“你们怀疑一切，难道怀疑你不是爹妈生的吗？”“难道这钢铁不是烈火练就的吗？”他还引用了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些明显而略带土俗的道理，当时使我为之一震，从此以后，我就放弃了“怀疑一切”的理论。之后，我们一行就来到从小景仰的刘胡兰烈士的故乡，在刘胡兰烈士塑像前，我们四人都流下了热泪，同时，我们把我的袖章给刘胡兰戴上，并举手起誓“向刘胡兰烈士学习，永远忠于毛主席，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我们要进村去看望刘胡兰烈士的妈妈，由于当时的人太多，这一愿望未得到实现。
在其后的日子里，有的同学选择了当时徒步长征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徒步走到广州，参观黄花岗七十二名烈士墓，而我们四人一行则来到上海，十二月初我们又回到了学校。
4、进一步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孝感距离武汉最近，文化大革命前，孝感管辖江南江北十六个县，是湖北最大的地区之一，因此，历来是省委工作重点地区，在揭批刘邓陶王的过程中，王任重在孝感的影响是孝感造反派揭批的重点，例如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六四年后的小四清、大四清则是孝感干群受危害最深的几件大事，回校后孝感县就有干部向我们反映：五八年的浮夸风是王任重等人一手泡制的，官木生是他们一手立起的，又是他们的替罪羔羊，十二月份，沈良军要我组织人到朋兴区长丰乡官木生老家将这一情况进行调查，我们到官木生的老家后，走访了大量的贫下中农，他们一致认为官木生苦大仇深，带头走合作化道路，在刮浮夸风时，官木生也作了抵制，认为一亩地产粮食上万斤是不可能的，但在王任重等人授意下，要他“放卫星”，最后，毛主席接见官木生，要官木生汇报实际情况，官木生说“粮食是丰收了、产量很高，但没有报纸说的那样高”，当时陪同接见的省地领导却说是核实了的，而之后，在反浮夸风时，他们又说官木生欺骗毛主席，将他打成了反革命，我调查回后，写了“孝感浮夸风的罪魁祸手是王任重”的大字报之后，我校钢二司的同学他们更是组成专案组，更加明确提出了为官木生和四清运动及受迫害的县区干部翻案，他们的胆识就更胜我一筹了。囿于当时的情况，我还只能反对浮夸风，还不能为官木生及一大批干部鸣冤叫屈。在广大群众的冲击下，地委曾经三次召开会议，赵家驹先是承认地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最后，在造反派的穷追猛打下，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此后，赵家驹也开始同情和支持造反派，而为此，他以后也受了不少委屈。
5、造反组织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初，中央发出返校闹革命和造反派联合起来的通知后，以十五军为首的部队开始进驻学校，组成军宣队，着手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我们学校除了“红兵”组织以外，所有组织都联合起来组成了新联委，开始，我被任命为新联委的一号勤务员，成立半个月后，部队开始把矛头对准沈良军、东航等，并整出了沈良军三反言论集，又象文革初期那样，把矛头指向学生，武汉“二八声明”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大抓“造反派一小撮”和进行秋后算账的二月逆流，学校造反派又受到迫害，我看见了这一苗头，就坚决退出了新联委，并于二月中旬，和原来东风造反公社及孝高的部分同学一起在学校举行了火把游行。在军代表的一手策划下，学生中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系“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主要由“红兵”与“东风造反公社”组成的“井岗山兵团”，勤务组一号勤务员为沈良军，二号勤务员东航，三号勤务员陈贻修，我是宣传部长，联络部长为徐世才，朱旭东为内务负责人，其他负责人有甘东竹，叶兵等。
武汉军区“六四”通告下达后，孝感驻军镇压造反派的面目进一步暴露，他们指挥新联委的人员围攻殴打造反派，有的时候，造反派连饭都吃不上，六月十一日，师范井岗山几百名成员，在十五军接待处绝食静坐，从上午到下午，没有任何人接见我们，我们“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不少同学哭得晕倒，也没有人理我们。最后，沈良军、我、陈贻修等人找到十五军军长方铭，要他接见造反派，并回答造反派的问题，方铭讲：“军区的态度，就是我们的态度，你们再闹也无济无事”。我们则说：“如果这样，我们就绝食几天几夜，了不起，我们死几个人罢” ！他看到我们态度强硬，又怕真的把人死在了十五军，就说：“我把刘大个找回。（军代表姓刘），批评他不能支一派打一派，你们回去以后，如果还是那样，再来闹不迟”，看见他有这样的承诺，于是我们就撤回了学校，再之后，学校围攻等现象就明显好了许多。
军代表在学校大会上说：“他们（指造反派）就是要危害破坏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就是要推翻各级党的领导”，而我们的观点则非常鲜明：“我们就是要否定十七年中还残存的封资修的东西，就是要不懈斗争，巩固和发挥十七年的成果，就是要同业已存在于党内的腐化、变质、修正主义，违反人民利益的走资派现象作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再一次白热化，如果说，经过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已经被摧毁得风雨飘摇了的话，可是随着军宣队进校进厂，各种复旧势力再一次聚集，再一次向造反派宣战了，真正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逆流，造反派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形成斗争，在武汉“七二O”事以后达到一个高潮。
6、孝感的“七二O”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二O”前后 ，孝感两派尖锐对立，虽然没有像武汉那样发生流血事件，但围攻殴打造反派的事件层出不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造反派在地区大礼堂召开批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重点批判人是北京揪回孝感的樊作楷（原系孝感地区专员，文化大革命前很长时间就调到国家外交部工作），他是保守派揪回的，而造反派则是想利用批斗的机会把他保护起来，结果，晚上，保守派组织力量要把他抢走，由于造反派占据了有利地形，加上在房顶上堆放了大量的石片瓦砾，保守派也不敢贸然进攻，双方一直对峙到二十一号，七月二十二号，中央关于武汉“七·二O”的决定播出，顿时保守组织土崩瓦解，7250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孝感城区造反派在广场举行隆重的庆祝会，那天广场上人山人海，“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 “造反派胜利了”的标语、横幅，遮天蔽日，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每人热泪盈眶，无不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从广场游到火车站，那天天气特别晴朗，人们无不欢庆鼓舞。
造反派胜利后，个别走极端的人忘乎所以，他们一下子把矛头对准不同观点的同学和老师，特别是64级65级的同学，不少人受到殴打，我们班吕腊元同学，在八一五抢枪汤远海去世后，被拉到汤远海坟前，要他下跪并施之拳打脚踢，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极力反对，我说：“毛主席都说了，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我们胜利了，就采取暴力行动，这能团结教育人吗？”叶兵、朱旭东也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观点的沈良军马上召集战斗队负责人会议迅速制止了这一行为。但这种给不同观点的同学造成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是完全错误的。
7、造反派的分裂
造反派的喜悦很快结束了，这种喜悦胜利后又被造反派内部无休止的争斗带来的忧伤代替了，这情况，体现在下列几个事件上：
一是“七·一”公社的成立。当时，造反派再一次实现大联合，由机关干部组成的捍卫总部，由工人组成的红色工人，由学生组成的“六·一三”、“井岗山”、钢二司东风总部，由农民组成的红色农民及一些小的组织，大家决定共同组成“七·一公社”，但围绕机关另一造反组织——机关红司是否要加入“七·一公社”，造反派内部分歧很大，以“捍卫总部”，“红色工人”，“六一三”等组织为代表的钢派坚决反对，以井岗山、高中遵义兵团及红色工人中的机床厂，电力公司的代表认为应该参加，由于钢派坚决反对，持反对意见的新派队伍决定抵制“七·一公社”，集体退出“七·一公社”，我当时写出了“分裂意味着倒退”的大字报，写出后，在社会上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分裂就是自相残杀，自我否定。
二是抢枪武装左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篇累牍发表“要把革命左派武装起来”的文章，武汉造反派从部队那里得到枪支以后，孝感以七二五Ｏ部队为主，也为当时的钢派组织发了部分枪枝，对于这个事件，我们当时是持反对意见的，我清楚记得，沈良军曾明确说到：把枪发到群众组织中，这是错误的，说不定以后会血流成河！但出于义愤，我们学校一些人还是从军分区弹药库弄来了部分枪支弹药（军分区当时有人明确说：武装左派，你们也是左派，给他们搞枪，不给你们枪，这是不公正的。并透露：大悟还库存部分枪支），八月十五日，井岗山兵团部份成员从军分区弄来卡车，从大悟人武部弄了部分枪支，由大悟返回孝感途中，在大悟芳畈水库附近遭到伏击，结果我们班的共产党员汤远海被打死，我当时没去大悟，因此，汤远海回校后的安葬及后事安排一直是我负责，汤远海同志出生于黄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去世很早，母亲守寡把他抚养成人，并供他读书，他一米八的身材，在校表现很好，一直是班级干部，四清时加入共产党，他的去世，使我们十分难过，这也是我们对方铭及钢派组织的不满的起始，这也是以后钢新长期对立的根源之一。
三是吴焱金讲演事件。六七年九月份，我去武汉找到彭祖龙，谈到了孝感七·二零以后的一些情况，彭祖龙说：“我和吴司令（吴焱金）过些时到孝感看看”，之后，吴焱金来到孝感，我们在孝感地委大礼堂举行大会，欢迎吴焱金介绍武汉形势，会议刚开始不久，“六·一三”“红色工人”及捍卫总部一些人，持枪围攻大礼堂，我们看情况不对，到十五军找方铭求援，方铭说：“你们请的人，我们管不了！”我们只好找军分区，朱建功司令听说后，即刻命令独立连战士保护吴焱金，这一天我挨了打，在部队护送下，吴焱金等人才抵达孝感火车站，乘火车安全返回武汉。
井岗山兵团在学校是多数派，但在社会上是少数派，因此长期处于围攻之中，但社会上的新派，却把井岗山作为自己依靠的据点，因此，机关红司及社会上工厂、二中及孝感的不同观点的学生工人长期在师范吃住，谓之“上山闹革命”好在我们学校学生生活是免费的，由于部分学生因观点不同未能返校，因此供这些人吃饭没有问题，有一段时间，学校遭到围攻，连粮食、蔬菜也运不进来，好在学校周围农村的农民，总是及时给我们送来大米和蔬菜，才使我们能生存和生活下去，而我们，一旦被放松围攻，就帮农民插秧割麦，抢收庄稼，因此，农民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子弟，我们也把他们看作家人。
孝感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可能是湖北省地县一级时间最长的。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武汉部队、省委领导专程赴孝感解决这一问题，在军分区，部队领导及造反派头头召开了会议，孝高王立恒，孝师是我作为两派代表参加会议，会议达成允许上街贴大学报，允许学校采买生活必须品，允许文斗，不许武斗的协议，五月二十七日，钢派部分人把分区政委司鲁明绑架走了，我带领学校一部分同学去地区礼堂贴大学报，受到包围，沈良军马上派陈贻修等人营救我们，结果我腿部中弹，陈贻修在后湖边被子弹击中脑袋身亡，由于地区医院当时是反对我们学校的据点之一，军分区首长认为在地区医院不安全，就用首长的专车把我送到一九零医院。我母亲以后听到消息，和我三哥专程到一九零医院，要我回家，再不要拼死拼活了，可是我说：“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就是死也要死在孝感”，我母亲也只好眼含热泪返回家乡，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觉得滑稽可笑。
为了对付社会上武斗，也为了怀念汤运海，井岗山兵团采取自愿报名的办法，组织了一个文攻武卫的组织“八一五”，由东航任司令，我和叶兵、朱旭东、甘冬竹等人为副司令，我负责内务工作，同志们戏称我为“总理”。
此外，孝感还连续发生血洗大修厂、踏平电力公司，武装围攻洗劫地区财校（钢二司东风总部所在地）事件。我们学校颜世军、段帮林同学也在血洗大修厂时，在学校被打死。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有四人被枪杀，外校七中学生也在我校被别人枪杀。这些无辜在文化革命中死亡的人们，正是青春年华，他们的死亡无任何补偿、无任何体恤，甚至还背上莫名其妙的黑锅，带给他们家庭的是永久永久的伤痛。
为了以牙还牙、以武还武，我们也做了些错误的举动，如翻捍卫总部的头头许明善的门坎，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否则将会给好果子他吃，地区医院是钢派围攻学校的据点，一天晚上，我带人去医院，找对方算帐，结果在争执的过程中，我们学校六四班的一个同学将一名工作人员扎伤。
造反派的内耗直至六八年九七通告下达后，方告结束。
这种内耗，是造反派中“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唯我独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正是由于内耗，也导致了造反派一次次挨整，是一次次被动挨打的缘由之一，这种内耗，也是走资派在幕后操纵的结果。
8、井岗山兵团部的大整风
武斗平息之后，为了内部的团结，为了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井岗山兵团进行了一次内部整风，这次整风体现了造反派的特色，兵团内部的人任何问题都可以揭露批评，可以用大字报，也可以当面提，如兵团一负责人利用带队晚上巡逻值班之机，乘机到女生宿舍对一名女同学做了不文明的举动，揭露这一问题后，勤务组马上召开会议，对其进行批评并解除了他的职务。沈良军也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如深居简出，爱训人，瞎提口号，长期占用学校钢琴进行自我批评，但造反派自觉整风也说明了自己非常重视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整个整风过程非常粗糙，当然这过程中，有的人语言过激和过左，也伤害了部分同学，结果造成了井岗山内部的一次小小分裂。
9、毕业分配
我们是六三年进入孝感师范的，按照常规，应该66年毕业，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到六八年，我们六三级还有沈良军、东航、张捷、叶兵、陈斌、徐世才、饶望海、戴伯勋等八位同学（社会上称为“八大金刚”）留在学校，六八年十一月，学校开始发我们工资，但我们认为“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地”，我们都要求分配工作，当时负责毕业分配的地区革委会军代表张松青把徐世才、饶望海、张捷、东航分配到了应城盐矿，叶兵、陈斌分配到了应城膏矿，沈良军分配到了孝感二中，戴伯勋分配到了应城。
在应城盐矿我先是当矿工，到井下劳动，后来抽到矿里搞宣传报道，七二年入党后又进入党办，当时可谓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矿领导对我也不错，转了干，对我十分信任。
1971年7月25日，应城发生水灾，盐矿对面几个村庄被水围困，当时身为省革委主任的张体学，乘坐直升机飞抵盐矿，看望灾民，指挥救援，矿革委会主任周德文带我见到张体学同志，我因为在首义路办文化大革命学习班时见过他，当周矿长向他介绍我时，体学同志说：“我们认识，他们曾经批斗过我，批斗我是正确的，使我们这批人认识到永远不能脱离群众，现在他们到工厂，是他们向群众学习的好机会，年轻人就是要多学习，多实践，我们当年不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吗？”体学同志一席话，和他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
一九七四年初，我被地区抽调到地区团委任副书记，时年27岁。
各级领导亲近我，培养我，提拔我，但我对当时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镇压造反派行为还是极端不满意的，因为此前，沈良军被揭批和别人诬陷自杀；被批判、被关押的造反派头面人物比比皆是，很多在基层的同学战友纷纷反映他们受压挨整的状况，例如柯涛同学，68年分配到大悟，他和一中学老师恋爱，在整造反派时，县教育局领导竟然不许他们恋爱而要这位女教师嫁给他的亲戚，女教师不从，教育局领导公然将这位女教师开除，后柯涛将这一情况反映给邓颖超同志，在邓颖超同志干预下，才使他们结为伉俪，并调往黄陂。正在这时，批林批孔，反潮流开始了，在这期间，地委机关两位中层干部找到我，要我和他们联合写张大字报，内容主要反映三点，一是地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应该批判；二是孝感地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得到清理和肃清流毒，（因为十五军方铭是上了贼船的人物；三是为受镇压的造反派平反。围绕这三个基本点，我写出了“反回潮、反复辟、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大字报，考虑到今后会出现很多情况，我没有署他们的名（事实上证明我的考虑是对的），在他们日后提拔时有人找我调查，我都一口咬定，是我一人的主意，大字报出来后，在机关、城区形成极大的反响，支持我的大字报有社会各界人士，当时分管组织的副书记，谷涛把我找到家中，鼓励我说：“小张呀，你不错，你的这种反潮流精神我是支持的，革命小将嘛，就是要有造反精神呀！”并送我一条永光香烟，（这与他们以后整我真是形成鲜明对照。）当时也有人劝我：“你现在是地区最年轻的县级干部，只要好点搞，前途大得很。”而我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坚决斗争，否则，就是叛徒；再讲，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我们也就否定了，皮之不存，毛之焉在。”以后历史发展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我七四年下乡，七五年、七六年连续三年在黄陂环城、孝感花西住队，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后，在所谓揭批查中，我还是住进了学习班，罪名是：“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被指参与反党篡权活动和“反军乱军”，在地委党校，30多人的学习班，斗争的对象我一人，吃饭睡觉都有人监视，谷涛找我谈了三次话，每次谈话，都要我“竹筒倒豆子”、“不要挤牙膏”，并说：“我叫你不要跳，你硬要跳，非要跌得头破血流不可。”对于我说了“抓捕XXX，矛头针对毛主席”、“右派政变”，“华国锋是叛徒”等言论，我是承认的，这些言论我逢人就讲，不论场合，我还说：“这些言论我说了，该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反正我的认识就是这样的。”对于篡党夺权，我说“我还不够格，我没有在任何一级革委会任职，我当团地委副书记是组织层层考核过了的，至于说反军乱军，我说是调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大方向没有错”。经过多次批斗，我仍然坚持上述观点，中途，我爱人从农村和我姐姐来看我，开始也不予接待，最后，妇联主任余绍华大姐说：“别人大老远来不容易，犯人也要和亲人见面嘛，再说，也可以通过她们向他作工作嘛。”于是见了我爱人和我姐姐一面。当时我真是想一死了之，好在时任地委组织部的刘仁甫部长见了我说：“相信组织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的。”和我一起的同志，也是专案组的成员的杨福凯、谢祥军、尚贵忠，还有我的班长、团地委书记胡德珍总是安慰我，鼓励我，才使我甩掉了自杀的念头。
关了我四个月的学习班，从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突破，于是地委研究，到孝感陡山地委工作队的点上去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可怜我的爱人一个人在农村，上要侍奉老人，下要照顾幼子，出于无奈，我大儿子5岁就开始烧火做饭，正因为如此，荒废了学业，以后只好打工谋生，30多岁死于云南，这也是因我造成的遗患。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在监视中与贫下中农一起出工干活，好在团地委书记胡德珍经常去看我，负责我专案的谢祥军、杨福凯、尚贵忠也没把我当外人看待，我也在劳动中得到乐趣，贫下中农也对我十分客气，我也和他们成了朋友。一九七八年五月，经地委谷涛书记授意，地区工、农、青、妇召开要开除我党籍的全体党员会议，负责会议的朱修保（农会主席，也是我陡山住队的负责人）说：“张捷问题严重，应该开除党籍。”在我陈述时，我说“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是拥护党的。”结果在表决时，70%以上的党员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特别是胡德珍、梅小丫（九大代表、劳动模范）说：“张捷同志本质是好的，虽然犯了错误，但在住队期间表现不错，党籍问题是否可以考虑考虑。”以后，随着政策的调整，党籍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七八年六月，经地委报省委组织部批准，我被免去了团地委副书记的职务，后又经地委研究，降职降级到朱湖农场任副场长。
在朱湖农场，我一干就是八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然得不到提拔重用，即使我干得十分出色，也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被打入另册。
三、后记
时光荏苒，我今年已经64岁，当年的毛头小伙，现在已经白发斑斑，儿孙满堂了，我在朱湖农场任负责人八年多，工作竞竞业业，无论是分管的那项工作，都干得十分出色，特别是分管工业生产时，我大搞招商引资，先后兴办了新鄂联营葡萄酒厂，朱湖长春精炼蜂蜜厂，鄂港联营万头猪厂，并与二汽厂达成朱湖供应二汽粮油食品，二汽优先让朱湖加工零部件的合作协议，当时孝感市（小市）委书记邓昌德了解这些情况后，将我调至小孝感市经协委任副主任，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我协助做了孝感市经济开发区的申报审批成立工作，并协助引进了O六六、四四O四、二三八等军工企业的工作，是孝感市开发区第一任招商部部长，一九九四年调入孝感市工商联，退休时，在市委领导的关心下，恢复了付县级待遇，相比其他造反派而言，我可能是极少数享受这一待遇和有皇粮保障（每月工资有保障）的人员了。例如我的同学简彪，他因为文化大革命造反而两次被捕入狱，其后工作权利被剥夺，爱人受牵连也失去工作，一家四口人居住在不到20平方米的破房子里，仅仅靠190元的低保维持生活，极端困苦和艰难，这样的人和事，在造反派中不在少数。
在政界，由于接触到各级领导，也让我对他们的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说实话，那些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老领导，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他们改正错误，发挥革命传统，绝大多数是令人景仰的，就拿张体学同志来说：文化大革命受冲击那么厉害，但他在盐矿指挥抗洪救灾时，给我的印象是简朴、平易近人、对老百姓关爱有加，他当时对盐矿的周德文说：“你们要把食堂敞开，不能让一个老百姓挨饿，老百姓有难，我们就要象战争年代那样，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在食堂吃饭，他非常简单，一碗稀饭、两个馒头、一盘花生米和咸菜，其他的一概不要。还有孝感地委的老领导张德润，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很厉害，但当孝高学生任大智（造反派头头）在乡下招工，别人因文化大革命要把他拿下，他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张书记，张书记说：“那是娃娃嘛，年纪小不懂事，应该安排工作。”结果任大智被武大招录，后任武大校报总编，另一造反派头头张险峰的女儿被歹徒杀害，案件久久不破，家庭蒙冤，张书记了解这一情况后，多次找有关部门协调，最后张的另一女儿得到合理安置，张的家庭也得到一点补偿。再例如臧成德同志，我们75年在黄陂桃花住队时，他已经五十大几了，作为一个地委书记，但劳动时，和贫下中农，一起锄草、割麦，吃住也十分简单，他们下生产队，靠的是步行，一双解放鞋，一把油布伞，劳动之余，光着膀子和老百姓拉家常，今天，哪一个干部能做到这样？对于文化大革命，经过这么些年，很多人有了重新的认识，如我的一位老乡，也是一位老革命，他病重时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不正确，现在各级领导修成这样，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使他们迷途知返，否则，我们党就完了”。一番话，使我为之一震。
纵观文化大革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字报的神奇作用。例如一九六八年知识青年下乡时，孝感城关镇少数领导采用种种借口，想把子女留在城区，结果，一张“上山下乡，领导不能靠权力沾光”的大字报出来后，他们一个个找到知青办，将孩子送到了乡下，批林批孔时，地区两名干部开后门将老婆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区，也是一张大字报出来后，干部作检讨，家属回原籍，在政策面前，人人平等、透明公正，而现在有这级纪委、那级监察，但由于缺乏群众监督，各种不正之风、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越刮越盛。
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么多年了，给我教育很深的，就是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他们始终把我们当成他们的弟子、他们的家人，找他们调查学生的文革表现时，他们总为我们说好话，并表示同情，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尽可能的帮助。例如我们学校的书记俞善永，校长刘智雪，很多人分工时他们都帮了忙，老师李志龙、韩继海、刘钦磊等，为保护他们的学生，不怕被误解，不怕受委屈，甚至整过他们的学生，他们也持爱护、保护的观点，这种师生之谊，永远给我们温暖和回味！
湖北孝感一个毛泽东思想忠实捍卫者的悲惨遭遇作者：邓荣 我叫邓荣，年近六十，我的爱人简彪，今年65岁，从七十年代我们结婚之后，就一直生活在苦难与悲惨之中，其中的缘由就是因为简彪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在于他始终不渝地忠于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简彪196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孝感师范学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积极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成为孝感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总部的头头之一，因为表现积极，并受到学生和广大群众拥戴，被推荐结合为孝感师范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和孝感地区革委会委员。67年毕业分配到部队子弟学校—八·一小学即以后的孝师三附小和文昌中学。任教期间，因教学水平突出，多次受到学校表扬，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有用之才，但一切都在一九七六年的那个事件后，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七七年，他以“四人帮爪牙”和“三反分子”的名义，被开除公职，并被无端拘押三年之久，同时还被无数次批斗，每次批斗简彪都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从不低头委缩。可怜我一个女人，当时怀着孩子，每日只能以泪洗面，凭亲友接济才免强活了下来。1980年，因为抓不到他任何问题，被重新安排工作，回到他的家乡—朱湖农场任教，在朱湖任教期间，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全心全意扑在教学上，上至农场领导，下到学生家长，都公认为简彪老师是一位好老师，可是到了1983年，灾难又一次降临到我老公身上，当年，我父亲病故，我父亲是43年参加革命负过伤的老干部，因为同时参加革命的老战友在身边的没有了，就这样少两年填写了，不为名不为利，老父亲是大家公认的老实、本分人，病后和死后，个别人不按政策办事，我们兄弟姐妹及家庭成员集中到当时的县政府反映问题（简彪根本没有参与这件事），这本来是正常、合理的，可是当“八·一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运动开始后，当时县个别领导李某、杜某乘机报复诬陷我丈夫是幕后指挥，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蓄意打击，最后竟然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简彪重新抓了起来，并送往襄北农场劳动改造四年。李某、杜某事后洋洋得意地说：“看你还造不造反？”简彪见到我们时安慰说：“这些人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会胜利的。”面对这天大的冤案，他一天也没屈服过，坚决抗争，坚持申诉，监狱的领导后来也被他的精神所感染，主动出来为他申冤，并派出专人，来孝感与公检法协商，要他们把简彪的案子推倒重来，迫于事实真相，在简彪坐牢四年之后，他们不得不将简彪释放，但他们利用自己的手中权力，一直不给简彪安排工作，直到一九九一年，在襄北监狱的多次督促协调下，他们不得不重新将简彪安排在城关南桥中学任教，可是又在他们的授意指使下，南桥中学一直不接受简彪上班工作。特别是当时的新华街文教组长艾某硬是将上面教育局的文件压着不通知、不办理，并暗中表示，不给好处不予办理，简彪生性耿直，坚决不低这个头，“不为五斗来折腰”，坚决不送礼，结果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上班的通知。为了生活，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我们开过早点门市，但由于年岁渐大和思想上重重阻压，我在开早点门市期间，身患高血压、肥胖症，简彪也是高血压，双腿患上脉管炎，尽管这样，我们不乞求任何人，夫妻俩相沫与共，互相鼓励。后来，我凭着自学和遍访自家名老中医自开处方，治好了自己的高血压和肥胖症，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研究创新，终于使减肥药获得国家重点专利，并且对贫困病人减免费用，使不少人排除了肥胖痛苦。尽管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还是坚持老祖宗的“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原则，全心全意为贫困患者服务。无穷尽的风雨摧残无穷尽的打击迫害，使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我、老简、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始终生活在苦难中，我们的居所是20平方米不到的一个危租房，儿子读书，女儿无工作，我下岗多年，老简无任何经济来源，一家人仅靠300元不到的低保金来维持生计，有钱人鱼肉不断，我们残菜度日还难办，更为不幸的受过无穷折磨的老简，如今又身患癌症，且属后期，靠亲戚朋友、同学接济，勉强住了几天医院，由于无钱医治，只好出院拖捱，每天老简痛得呻呤不断，无能为力的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泪雨如注，他的每一声呼喊，每一次挣扎，都象一把把尖刀扎在我的心中，我不禁想：这就是一个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可悲结局吗？老天真不给我们一条活路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通过网上向好人们呼吁：救救我的老简吧！救救我们一家吧！地 址：湖北孝感市孝南区西门外沿河边55号 邓荣联系电话：2835369 2705598（小灵通）
2010年11月10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