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安徽省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七年底安徽省委对梁守福进行停職審查并大会批斗
大約七七年底，我要求對我停職審查。時隔不久，省委指示對我進行停職審查。隨后，對我在系統內進行大會批斗。批斗大會可能是七八年元月召開的。我記得，天氣很冷，沒有厚棉衣，愛人請她中學同學，給我趕做一條棉褲。因為會場肯定設在省無線電廠禮堂。舞台后面窗子上的玻璃是壞的，我在台上站或坐几個小時沒有棉衣是不行的。大會開始后，把我叫到台上，左側放一張凳子。騰野翔示意要我坐下，這些做法比文革初期文明的多。批斗會剛開始時，禮堂里的人擠得滿滿的，外面還站了許多人。隨著批判我的人數增加，聽眾卻成反比例的減少。下面的哄哄聲，隨著批判人數的增加而增加。當第三個人發言時，下面的聽眾最少走掉三分之一，而喧嘩聲比擴音設備的聲音還大。騰野翔几次打斷發言，制止台下說話，結果下面說話的聲音比騰的制止聲還大。到第四個人發言時，聽眾最少走掉一半，但說話聲音并未降低，反而更大。我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差點笑出來。第四個人講到一半時，會場秩序已亂得不像樣子，騰野翔宣布散會。大會本來安排八個人發言，結果只有三個半人發言就草草收場。會場的人越來越少，我以為他們利用這個機會搞點無政府主義，提前回家燒飯。我到工廠大門口時，發現自己的判斷完全錯了。離開會場的工人沒有走，聚集在大門外等著送我。大約有二、三百工人、技朮人員，一直把我送到現在紅星路的西頭。當時這里還是個很窄的小巷子，人多走不過去，否則他們會把我送到家門口。一路上，他們安慰我，勸我多保重，想開些。我問他們為什么不聽批判往外跑？他們回答的很干脆：“他們的批判，還沒有你自己講得好。”對我的半場批斗會，換來這么多人的真情送別，我感到很欣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梁守福被要求写出反對林彪反對康生反對十二軍的材料
大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我被喊到一間專案組辦公室，來找我談話的是清查辦的沈某某和一個見面認識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他大概是省直黨委的某個處長。
沈說：“我就不介紹了，大家都認識。我們今天來想請你寫個材料。”
我問：“寫個什么材料？”
沈說：“寫一些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怎樣反對林彪﹔反對康生﹔反對十二軍﹔怎樣保護老干部的材料。寫這些材料，對你來說并不困難，這是人所共知的，實事求是地寫。寫好后給我們。然后清查辦在這個材料上附個意見，請萬里書記“特批”一下，你就沒有事了。”
來的另一個人，未作補充說話。但我也未立即表態。沈看我沒有馬上表態，又補充說，你先考慮一下，過几天我們再來。然后我們又扯了些無關緊要的話，他們就告辭了。
沈等的談話，對我產生不小的沖擊，他們不是代表個人找我談的。而是代表省清查辦來找我談的，我該怎么辦？我寫了這份材料，萬里書記肯定會“特批”，我至少可以馬上“解脫”，說不定還有個更好的仕途。因為文革中有這樣優秀的造反派頭頭還不多，說不定成為一個好的典型。但我也不斷地問自己，我真的反林彪、反康生、反十二軍嗎？我認為自己當時沒有這樣的膽量，即使有這樣的膽量，也沒有反他們的証據。我說出不同意見，那是因為出于對黨的信任和忠誠。批我所謂炮打“三紅”，那是用來批判我和自我批判時帶的帽子。如果真抓到我反他們的真憑實據，誰也保護不了我，肯定是個現行反革命。我不能欺騙自己，更不能欺騙歷史。
另外，我又考慮到自己被“特批”以后，說不定還能搞一個什么官干干，但那時已有人因為文革被抓，不被抓的也未松綁，我是他們的總頭頭，我沒有事了，他們還有事，別人怎么看我，歷史怎么看我。如果，真的被安排在某個位置上坐著，我能心安理得嗎？經過几天的反復思考，我自知自己不具備做官的素質。我的個性決定了我只會昂首挺胸走路，這樣走路的方式，適于走下坡路。彎腰低頭走路的方式，適于走上坡。我學不會，萬一上高了，我的走路姿勢會讓我跌的更慘。還是不做官，做民好，這樣心理更平衡，做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決定放棄這次被“特批”的機會，決定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句號。
几天后，沈他們兩個又來找我，說話的地點在老地方。
沈說：“怎么樣？考慮好了沒有？如果材料寫好了，我們就順便帶回去。”
我回答道：“我經過反復思考，這個材料我不能寫。我沒有反過林彪。我對他的《再版前言》中的天才論有不同看法，這是個理論問題，不是對林彪個人有什么懷疑，提不同看法，不能說成反。對康生的問題，我對他本人處理安徽問題有看法，在不同的場合下，說了他不少壞話。在清查“五﹒一六”時，真有人想把我搞成“五﹒一六”，苦于找不到我反康生的真憑實據。如果他們找到我反康生的材料，我就是“五﹒一六”分子。我不是“五﹒一六”分子，說明他們沒有找到我反康生的証據。這個邏輯應該成立。不能康生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時，我說我沒有反康生﹔康生成了托派，我又說我反康生。我成了什么人？我更不愿意把我的什么材料弄到中央去。我不愿意在背后有人看不起，恥笑我是個兩面派。對十二軍，我從未反過。他們把我對十二軍的一個團副政委處理問題不公正，說成反對十二軍，那是他們的事。我在行動上是支持十二軍的。我怎么能說反十二軍呢？至于保護老干部，我的確拚著命來保護了一大批老干部，包括李葆華。但我沒有保護所有的老干部，持不同觀點的不少老干部，我就沒有保護他們，甚至還反對他們。我說的都是事實，是心里話。我非常感謝你們的好意，也感謝萬里書記給我一個機會。但我自知自己不是一塊當官的料，我只想到大學或中學去教書，或者到那個研究機構干點技朮工作，搞情報資料翻譯也行。”
他們看我說話這樣堅決，再也沒說什么，就告辭了。
我放棄了萬里給的“特批”機會，我心里既感到一種輕松，也說出了自己心里想說的話。但也感到一種壓力，不知他們會怎么想？會不會認為我思想頑固不化？給梯子不下，是一個死不改悔的造反派？這個疑慮最好讓以后的事實來回答。
一九七九年八月梁守福被下放到淮南劳动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省委常委劉廉民、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史鈞杰、省直黨委書記陳云亭、省工交辦主任盧榮景、省電子局黨組書記騰野翔，還有兩位女同志作記錄。在省委北樓某個會議室共同找我談話，真可謂“四堂會審”。
劉廉民主持會議。他開始說，今天請梁守福同志來，是傳達省委八月二十三日晚的有關會議精神。省委常委認為：“經審查，梁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組織上和“四人幫”沒有任何聯系﹔同宋佩章、郭宏杰、吳從樹、李定山，也是一般的工作關系﹔沒有參與指揮任何武斗事件。但你作為主要頭頭，應負領導責任。梁守福同志的問題，是積極執行了“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執行也是錯誤，甚至是嚴重錯誤。因此，省委決定你到淮南勞動一個時期。要帶臨時組織關系，好好過組織生活。我已同淮南市組織部聯系過了，他們把你安排在淮南化肥廠儀表車間。他們很歡迎你到淮南去，并已同淮南化肥廠聯系過了。梁守福同志還有什么意見？”
我說：“我服從省委決議。但有兩點要求：第一點，我是不是可以繼續留在省無線電廠勞動？因為去年我已在廠里勞動一段時間。如果到淮南去勞動，家里有一定困難，上有老，下有小。第二點，我希望省委給我做個正式結論。免得以后再來運動，老翻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的舊賬。”
劉廉民先回答我的第二個要求。劉說：“要不要做結論，看你到淮南勞動鍛煉的情況。勞動鍛煉得好，也可以不作結論。”
對我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劉說：“我把你的要求向省委常委反映。”
接著又改口說：“對梁守福同志提出繼續在合肥勞動鍛煉的問題，是不是我們就在這里討論一下？”
會議沉默一會，陳云亭發言說：“梁守福在合肥熟人太多，影響又大，干擾也大。到淮南去對他勞動鍛煉有好處。”
會上沒有人對陳云亭的意見發表看法，等于默認了。
這時，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史鈞杰發言了。他說：“我原來不在安徽工作，來安徽后，不少老同志向我談到過你。認為你年紀輕，身體好，有能力，又懂業務。你相信黨還是會用你的。你先到淮南勞動一段時間，結論的問題，劉廉民同志已經說過了，可做可不做。看你鍛煉的情況再說。”
根據當時的情況，我要求在合肥勞動鍛煉是行不通。最后表態說：“我服從省委決定，到淮南勞動鍛煉，但我不想到淮南化肥廠，我不是學化工的，對化肥不懂。我是學無線電技朮的，最好到無線電廠勞動鍛煉。這樣可以發揮我的一技之長，給黨多做點貢獻。”
這次劉廉民再一次做我的工作，他說：“淮南化肥廠條件好，宿舍、生活、工作，都給你安排好了，廠黨委還為你專門開了會。你的工作，安排在儀表車間，不給你安排夜班”。
但我堅持到無線電廠去，最后，省委同意我的要求，到淮南無線電三廠勞動鍛煉。
一九八三年底梁守福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一九八三年底，中共中央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會上陳云提出全國清查不徹底問題，他的兩句話，比小人物講一萬句還頂用。于是，在全國又掀起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次是逆向地整黨內、黨外的造反派。
我當然是首當其沖，在劫難逃。于是，安徽省在中央工作組的指導下，對我做出了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理決定。這個內容在《安徽日報》刊登之前，省委還派人找我核對名字，我到底是叫梁守福還是叫梁守富。他們搞不清，我只是簡單地回答一句：“我檔案里的名字是哪個，你們看一下不就清楚了嗎？”他們說：“再調檔案查來不及了，明天就要見報”。我說：“既然你們如此倉促，連我的檔案都沒看過就給我下結論，我看你們也是奉命辦事，我就告訴你們，我的名字叫梁守福，是幸福的福，不是富貴的富。”
還有一點，我要提醒讀者，前面我說過，我的組織關系和工資關系都已轉到淮南，我是淮南市的一名普通黨員和普通職工。結果對我的組織處理決定是由省電子工業局黨組做出的，與當時黨章的要求是否符合？
另外，我當時還是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并未換屆，又不通過任何法律程序就罷免了。
一九八四年的元月二十一日，我和三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一起上了《安徽日報》的頭版頭條，我被開除黨籍的規格上升了，與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們平起平坐。
胡剑清一生最大的希望是看到毛主席路线的回归
胡剑清，老知青，文革期间在丰县下放，1964年入党，红卫兵小将，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党籍。
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毛主席的忠实学生和追随者。他一生最大的希望是可以看到毛主席路线的回归。
在他重病期间，他看到了乌有之乡，带给他最后的欢乐。
2010年4月，在他最后的时间里，想去北京看看毛主席，去乌有之乡看看那些为真理而奋斗的青年。由于病情恶化，没能如愿。他的儿子胡光明替父亲去了北京，看了主席，去了乌有之乡，并带回来了乌有之乡书籍，拍摄了一些照片。胡光明说：他使我领略到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人是毛泽东，使我领略到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最缺乏的是什么，是信仰，是一种为民族奋斗的信仰。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在新的革命时期，安徽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安徽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年12月3日初稿
2012年3月1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