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十节 安徽省
本节资料
到批判和清查
﹒梁守福﹒
〔編者注：本文摘自《亂流浮沉半生緣》一書中第十一章：“風向逆轉不調頭”，
標題為編者所加。〕
大約七七年底，我要求對我停職審查。時隔不久，省委指示對我進行停職審查
。隨后，對我在系統內進行大會批斗。批斗大會可能是七八年元月召開的。我記得
天氣很冷，沒有厚棉衣，愛人請她中學同學，給我趕做一條棉褲。因為會場肯定設
在省無線電廠禮堂。舞台后面窗子上的玻璃是壞的，我在台上站或坐几個小時沒有
棉衣是不行的。大會開始后，把我叫到台上，左側放一張凳子。騰野翔示意要我坐
下，這些做法比文革初期文明的多。批斗會剛開始時，禮堂里的人擠得滿滿的，外
面還站了許多人。隨著批判我的人數增加，聽眾卻成反比例的減少。下面的哄哄聲
，隨著批判人數的增加而增加。當第三個人發言時，下面的聽眾最少走掉三分之一
，而喧嘩聲比擴音設備的聲音還大。騰野翔几次打斷發言，制止台下說話，結果下
面說話的聲音比騰的制止聲還大。到第四個人發言時，聽眾最少走掉一半，但說話
聲音并未降低，反而更大。我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差點笑出來。第四個人講到一
半時，會場秩序已亂得不像樣子，騰野翔宣布散會。大會本來安排八個人發言，結
果只有三個半人發言就草草收場。會場的人越來越少，我以為他們利用這個機會搞
點無政府主義，提前回家燒飯。我到工廠大門口時，發現自己的判斷完全錯了。離
開會場的工人沒有走，聚集在大門外等著送我。大約有二、三百工人、技朮人員，
一直把我送到現在紅星路的西頭。當時這里還是個很窄的小巷子，人多走不過去，
否則他們會把我送到家門口。一路上，他們安慰我，勸我多保重，想開些。我問他
們為什么不聽批判往外跑？他們回答的很干脆：“他們的批判，還沒有你自己講得
好。”對我的半場批斗會，換來這么多人的真情送別，我感到很欣慰。
大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我被喊到一間專案組辦公室，來找我談話的是清查
辦的沈某某和一個見面認識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他大概是省直黨委的某個處長。
沈說：“我就不介紹了，大家都認識。我們今天來想請你寫個材料。”
我問：“寫個什么材料？”
沈說：“寫一些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怎樣反對林彪﹔反對康生﹔反對十二
軍﹔怎樣保護老干部的材料。寫這些材料，對你來說并不困難，這是人所共知的，
實事求是地寫。寫好后給我們。然后清查辦在這個材料上附個意見，請萬里書記“
特批”一下，你就沒有事了。”
來的另一個人，未作補充說話。但我也未立即表態。沈看我沒有馬上表態，又
補充說，你先考慮一下，過几天我們再來。然后我們又扯了些無關緊要的話，他們
就告辭了。
沈等的談話，對我產生不小的沖擊，他們不是代表個人找我談的。而是代表省
清查辦來找我談的，我該怎么辦？我寫了這份材料，萬里書記肯定會“特批”，我
至少可以馬上“解脫”，說不定還有個更好的仕途。因為文革中有這樣優秀的造反
派頭頭還不多，說不定成為一個好的典型。但我也不斷地問自己，我真的反林彪、
反康生、反十二軍嗎？我認為自己當時沒有這樣的膽量，即使有這樣的膽量，也沒
有反他們的証據。我說出不同意見，那是因為出于對黨的信任和忠誠。批我所謂炮
打“三紅”，那是用來批判我和自我批判時帶的帽子。如果真抓到我反他們的真憑
實據，誰也保護不了我，肯定是個現行反革命。我不能欺騙自己，更不能欺騙歷史
。
另外，我又考慮到自己被“特批”以后，說不定還能搞一個什么官干干，但那
時已有人因為文革被抓，不被抓的也未松綁，我是他們的總頭頭，我沒有事了，他
們還有事，別人怎么看我，歷史怎么看我。如果，真的被安排在某個位置上坐著，
我能心安理得嗎？經過几天的反復思考，我自知自己不具備做官的素質。我的個性
決定了我只會昂首挺胸走路，這樣走路的方式，適于走下坡路。彎腰低頭走路的方
式，適于走上坡。我學不會，萬一上高了，我的走路姿勢會讓我跌的更慘。還是不
做官，做民好，這樣心理更平衡，做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決定放棄這次被“特批
”的機會，決定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句號。
几天后，沈他們兩個又來找我，說話的地點在老地方。沈說：“怎么樣？考慮
好了沒有？如果材料寫好了，我們就順便帶回去。”
我回答道：“我經過反復思考，這個材料我不能寫。我沒有反過林彪。我對他
的《再版前言》中的天才論有不同看法，這是個理論問題，不是對林彪個人有什么
懷疑，提不同看法，不能說成反。對康生的問題，我對他本人處理安徽問題有看法
，在不同的場合下，說了他不少壞話。在清查“五﹒一六”時，真有人想把我搞成
“五﹒一六”，苦于找不到我反康生的真憑實據。如果他們找到我反康生的材料，
我就是“五﹒一六”分子。我不是“五﹒一六”分子，說明他們沒有找到我反康生
的証據。這個邏輯應該成立。不能康生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時，我說我沒有反康生﹔
康生成了托派，我又說我反康生。我成了什么人？我更不愿意把我的什么材料弄到
中央去。我不愿意在背后有人看不起，恥笑我是個兩面派。對十二軍，我從未反過
。他們把我對十二軍的一個團副政委處理問題不公正，說成反對十二軍，那是他們
的事。我在行動上是支持十二軍的。我怎么能說反十二軍呢？
至于保護老干部，我的確拚著命來保護了一大批老干部，包括李葆華。但我沒
有保護所有的老干部，持不同觀點的不少老干部，我就沒有保護他們，甚至還反對
他們。我說的都是事實，是心里話。我非常感謝你們的好意，也感謝萬里書記給我
一個機會。但我自知自己不是一塊當官的料，我只想到大學或中學去教書，或者到
那個研究機構干點技朮工作，搞情報資料翻譯也行。”他們看我說話這樣堅決，再
也沒說什么，就告辭了。
我放棄了萬里給的“特批”機會，我心里既感到一種輕松，也說出了自己心里
想說的話。但也感到一種壓力，不知他們會怎么想？會不會認為我思想頑固不化？
給梯子不下，是一個死不改悔的造反派？這個疑慮最好讓以后的事實來回答。
“秋后算賬”：組織結論和處理
﹒梁守福﹒
〔編者注：本文摘自《亂流浮沉半生緣》一書中第十二章：“鑿穿底的小船”，標
題為編者所加。〕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省委常委劉廉民、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史鈞杰、省直黨委
書記陳云亭、省工交辦主任盧榮景、省電子局黨組書記騰野翔，還有兩位女同志作
記錄。在省委北樓某個會議室共同找我談話，真可謂“四堂會審”。
劉廉民主持會議。他開始說，今天請梁守福同志來，是傳達省委八月二十三日
晚的有關會議精神。省委常委認為：“經審查，梁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
組織上和“四人幫”沒有任何聯系﹔同宋佩章、郭宏杰、吳從樹、李定山，也是一
般的工作關系﹔沒有參與指揮任何武斗事件。但你作為主要頭頭，應負領導責任。
梁守福同志的問題，是積極執行了“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執行也是錯誤，甚至是
嚴重錯誤。因此，省委決定你到淮南勞動一個時期。要帶臨時組織關系，好好過組
織生活。我已同淮南市組織部聯系過了，他們把你安排在淮南化肥廠儀表車間。他
們很歡迎你到淮南去，并已同淮南化肥廠聯系過了。梁守福同志還有什么意見？”
我說：“我服從省委決議。但有兩點要求：第一點，我是不是可以繼續留在省
無線電廠勞動？因為去年我已在廠里勞動一段時間。如果到淮南去勞動，家里有一
定困難，上有老，下有小。第二點，我希望省委給我做個正式結論。免得以后再來
運動，老翻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的舊賬。”
劉廉民先回答我的第二個要求。劉說：“要不要做結論，看你到淮南勞動鍛煉
的情況。勞動鍛煉得好，也可以不作結論。”對我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劉說：“我
把你的要求向省委常委反映。”接著又改口說：“對梁守福同志提出繼續在合肥勞
動鍛煉的問題，是不是我們就在這里討論一下？”會議沉默一會，陳云亭發言說：
“梁守福在合肥熟人太多，影響又大，干擾也大。到淮南去對他勞動鍛煉有好處。
”會上沒有人對陳云亭的意見發表看法，等于默認了。
這時，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史鈞杰發言了。他說：“我原來不在安徽工作，來安
徽后，不少老同志向我談到過你。認為你年紀輕，身體好，有能力，又懂業務。你
相信黨還是會用你的。你先到淮南勞動一段時間，結論的問題，劉廉民同志已經說
過了，可做可不做。看你鍛煉的情況再說。”
根據當時的情況，我要求在合肥勞動鍛煉是行不通。最后表態說：“我服從省
委決定，到淮南勞動鍛煉，但我不想到淮南化肥廠，我不是學化工的，對化肥不懂
。我是學無線電技朮的，最好到無線電廠勞動鍛煉。這樣可以發揮我的一技之長，
給黨多做點貢獻。”這次劉廉民再一次做我的工作，他說：“淮南化肥廠條件好，
宿舍、生活、工作，都給你安排好了，廠黨委還為你專門開了會。你的工作，安排
在儀表車間，不給你安排夜班”。但我堅持到無線電廠去，最后，省委同意我的要
求，到淮南無線電三廠勞動鍛煉。
……
一九八０年，萬里調離安徽后，省委第一書記像走馬燈一樣換個不停。我被壓
在“五行山”下，無人管、無人問。別人可以不關心我的死活，但自己不能不關心
。我讓妻子先去找王郁昭，王郁昭讓我寫一份報告直接送給他。我寫好報告，在妻
子陪同下，直接到王郁昭家。王聽說我的結論至今未做，感到很吃驚。王說：“郭
宏杰的結論都做過了，你怎么還沒做？我將你的報告同黃璜同志（時任省委書記）
商量一下，盡快給你解決。”
就在我給省委寫報告不久，我的專案組副組長張某某到我家，告訴我專案審查
已經結束，沒有什么政治上的錯誤。我們調查到哪里，哪里都為你說好話。在寫你
的結論時，雖然也有爭論，但有一點認識是共同的：沒有哪一件事情是由你個人負
責的，因此結論材料和結論都比較簡短。給你的結論是這樣几句話：“經審查，梁
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犯錯誤，屬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免予處分，建議省委
組織部分配一般工作。”張又說：“這個結論拿給孟書記（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孟家芹）審批時，孟說，‘分配一般工作要改掉，應寫成建議省委組織部分配適當
工作。我們是做紀律檢查工作的，對人的處理，應視犯錯誤的事實而定，不能根據
一時的政策而定。對人的處理意見一定要與錯誤事實相符。我們不是對一時的政策
負責，而是要對歷史負責’。專案組根據孟家芹的指示原則，將結論改為：經審查
梁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犯錯誤屬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免予處分。建議省
委組織部分配適當工作。孟書記對這個結論立即簽了字。并以省紀委的名義上報省
委常委。”
我和王郁昭談話后几天，去找黃璜。黃璜很客氣地接待了我，并告訴我：“你
給王省長和我的信，郁昭同志給我了。我們已商量過，很快給你解決。省紀委的審
查結論報告常委們也傳閱了，我想利用開常委會議時，穿插把你的問題解決掉，不
要單獨開常委會討論你的問題。并問我對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要求。我說：“我沒有
什么要求，只要求回工大或別的什么學校教書。學校如果不能去，到一般研究機構
整理資料也行”。
一九八三年底，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二中全會，會上陳云提出全國清查不徹底
問題，他的兩句話，比小人物講一萬句還頂用。于是，在全國又掀起了“第二次文
化大革命”。第一次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次是逆向地整黨
內、黨外的造反派，我當然是首當其沖，在劫難逃。于是，安徽省在中央工作組的
指導下，對我做出了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理決定。這個內容在《安
徽日報》刊登之前，省委還派人找我核對名字，我到底是叫梁守福還是叫梁守富。
他們搞不清，我只是簡單地回答一句：“我檔案里的名字是哪個，你們看一下不就
清楚了嗎？”他們說：“再調檔案查來不及了，明天就要見報”。我說：“既然你
們如此倉促，連我的檔案都沒看過就給我下結論，我看你們也是奉命辦事，我就告
訴你們，我的名字叫梁守福，是幸福的福，不是富貴的富。”
還有一點，我要提醒讀者，前面我說過，我的組織關系和工資關系都已轉到淮
南，我是淮南市的一名普通黨員和普通職工。結果對我的組織處理決定是由省電子
工業局黨組做出的，與當時黨章的要求是否符合？
另外，我當時還是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并未換屆，又不通過任何
法律程序就罷免了。
一九八四年的元月二十一日，我和三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一起上了《安徽
日報》的頭版頭條，我被開除黨籍的規格上升了，與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們平
起平坐。
后來，聽說胡耀邦對安徽處理這件事情的做法十分生氣，并指示以后類似的問
題未經中央批准，一律不得擅自見報。也就是從那以后，再也沒有一個省市發生過
同樣的事情。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對某些人說是十年，而對我來說，整整進行了十八年。我想
用一首詩總結我的前半生，也是結束本書。
萬紫千紅一鏡中，陰晴圓缺樹輪重。
昨日童顏向春貌，今朝華發對秋風。
畫圖不識眾神面，謳歌難吐滿腔情。
耄耋應歸南山下，煮海種豆類逝翁。
我現在雖未到耄耋之年，但已住在合肥市大蜀山下的“夢園”里，把“夢圓”
倒過來就是圓夢。寫此書就算圓我這個還活著說話人的夢吧！因為活人總得做夢。
此書也是為紀念“八﹒二七”事件發生四十周年而作。
安徽省1977--1981年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安徽开始揭批查运动。由于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运动冷冷清清。 1977年6月，中共中央鉴于安徽的情况，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由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派顾卓新、赵守一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干扰，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省的反革命罪行，清查处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许多领导班子严重不纯的问题，教育和挽救了一些犯错误的人。 1977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结合揭批查部署全省的整党整风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工作。经过整党整风和领导班子整顿，至1982年，全省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清理出“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540人，并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和妥善安排。与此同时，中共安徽省委抓紧妥善处理安徽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要问题。 从1977年底开始，全省各级党组织积极进行平反冤假错案。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面复查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倾”、“反右派”，以及建国以来的一些历史老案。从1978年11月起，对被错划右派的人全部进行了改正。 到1981年9月，全省共平反冤假错案23．3万多件。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安徽地方志--新编志书--政党志
http://www.ahdfz.gov.cn/new/html/xb_sj/0857123354778JGI4IA6G0BI465A80_8.html 万里与安徽的拨乱反正
刘彦培《党史纵览》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随着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揭发和清算的深入，全党不断冲破“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党中央的决策和领导下，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使各方面的工作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拨乱反正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拨乱反正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巨大勇气，体现了党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前奏和先导，为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曾说过，有两个省带头拨乱反正、进行改革，“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安徽的拨乱反正，经历了不寻常的历程，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这些，都是同万里分不开的。 中共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后，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带领全省进行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徽省的广大干部群众同全国人民一样，人心大快，奋起揭批“四人帮”。但是，在安徽揭批“四人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遇到严重的障碍。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共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人坚持错误立场，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反而散布“安徽特殊”、“局势稳定”、“一贯正确”等论调，捂盖子、压群众，继续执行“左”的错误理论和政策。他大讲“我们和上海不一样，和浙江不一样，不是‘四人帮’不想插手安徽，而是我们顶住了，他插不进来。我们是顶着‘四人帮’逆流前进的。” “‘四人帮’的手还没有插进省委领导班子里来。”“总之，我们与人家不同，与中央部门也不同，你们不能照搬。”揭批“四人帮”“不需要大搞，也不好大搞。”广大干部群众要求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被他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他继续举办中共马鞍山市委、芜湖市委、阜阳地委、省水利局、省电力局、临泉县委等领导班子学习班，整老干部，揪“走资派”。1977年1月，他还在铜陵市主持召开“全省城市基本路线教育经验交流会”，推广铜陵市商业局所谓揪“走资派”的“经验”，继续布置在城市基层单位基本路线教育中揪“走资派”。很多人揭发所谓的“学习班”、“理论讨论会”的问题，他硬说这些讨论会“过去正确，现在正确，今后还正确”。直到5月，他仍然坚持“批邓”，在省委常委学习讨论中央5号文件时还说“邓小平给中央的信中没有写文化大革命”，并在省委给中央的电报中加上希望邓小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话。省委主要领导人的这些做法，使全省干部群众揭批“四人帮”的革命积极性一再受到压抑，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一状况持续了8个月，广大干部群众十分焦急愤慨，不断向中央反映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揭批“四人帮”问题上的错误。 中央对安徽情况十分关切，专门派人到安徽做了调查。1977年6月16日至20日，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成员4次听取了关于安徽省揭批“四人帮”运动和省委领导情况的汇报。中央指出了省委主要领导人“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而是捂盖子”的错误，明确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四人帮’对安徽是插了手的，他们对安徽革命和生产的干扰、破坏，同样是严重的。因此，那种所谓安徽‘特殊’的论点，是非常错误的，是极其有害的。”中央认为，必须迅速而又稳妥地解决好安徽的问题。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派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当时的安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状况极其严重。百废待兴，举步维艰。可以说，万里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身负艰巨重任。 万里来安徽后，迅速传达中央的决定，通过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宣传力度，使中央指示家喻户晓。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万里带领省委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各种干扰，坚定而有步骤地紧密联系安徽实际揭批“四人帮”。7月3日至8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布置揭批“四人帮”工作；8日，省委成立清查办公室；8月9日，省委成立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经过广泛深入发动，全省干部群众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随后，省委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拨乱反正 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平反冤假错案，进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在部署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着重抓省和地市两级领导班子的清查工作，并对清理出的对象进行认真的审查。到10月，已基本查明省委常委班子中郭宏杰、吴从树、李定山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事实。11月，经中央批准撤销了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随后，还解决了一些重点单位的问题。 到11月，群众性的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已经形成高潮，清查工作全面展开。经过清查，基本上查清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解决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领导班子严重不纯的问题，同时也教育和挽救了一批犯了错误的干部。这次全省范围的揭批查工作，到1979年5月结束。 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省委于1977年9月部署进行整党整风。20日万里亲自作动员，他要求“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强调“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整党整风中，在着重进行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搞好组织整顿和建设，重点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切实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经过整党整风和领导班子整顿，到1982年，全省清理出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540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678名干部调整了工作。省直厅局以上77个单位中，有55个单位调整了第一把手，16个地市的领导班子都进行了整顿、调整和充实。 从1977年底开始，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花大气力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各级党组织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复查了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的案件。到1981年7月，已复查“文化大革命”案件21.89万多件，复查反右派、反右倾案件4.5万多件，复查建国以来其他历史老案11万多件。经过复查，依照政策规定，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分别做出处理。全省共平反冤假错案23.3万多件（其中包括因刘少奇冤案被株连的1700多件），并对有关人员做了妥善安置。 省委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妥善的处理。在1979年1月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万里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安徽省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全省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宣布：省委报经中央同意，撤销“文化大革命”中对原省委15名常委和5名省级领导干部的专案审查报告，推倒强加给李葆华同志等原省委领导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结论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他们的名誉。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省委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冤假错案失去工作或工作安排不当的人员，分别依照政策给予安排或调整工作；已到离退休年龄的，按规定办理离退休手续；已经去世的，按政策进行抚恤。同时，对干部使用不当的，也依照政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工作调整。到1978年10月，省委已将省管的1681名干部调整充实到县以上党委领导班子，并对长期未安排工作或安排不当的412名老干部重新分配工作、妥善安排。以后，陆续进行了多次调整。省委还十分重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落实非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在抓紧解决历史遗留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同时，注意做好经常性的知识分子工作，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选拔具有组织管理才能的优秀知识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为用非所学的专业技术人员调整工作，为知识分子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等。 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拉造反派头头“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错误做法和“小鸡带老鸡”的荒谬主张的同时，省委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从1978年到1982年，全省共选拔4732名中青年干部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 党的十二大提出，在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中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问题，在成千上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必须坚决把“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须防止把“三种人”选进领导班子。省委根据中央彻底清理、不留隐患的要求，抓紧清理核查“三种人”。全省经县以上党委讨论确定的核查对象4653人，经过核查，定为“三种人”的共80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480人、一般性错误的2131人、一般问题的1842人。通过清理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全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基本查清，进一步纯洁了组织、消除了隐患，为正确使用干部创造了条件。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加强党员教育和干部培训，促进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安徽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在省委领导下，首先从宣传理论界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到社会各界、深入到基层。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予以转载。6月，在安徽省革委会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万里指示要进行深入讨论。7月，省哲学学会首次召开真理标准问题理论讨论会。8月，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举行扩大会议，展开讨论。对此，《安徽日报》9月6日做了报道，推动讨论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展。10月，省委宣传部召开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强调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明确要求各地要把这场大讨论同总结经验教训、清理“左”的影响和全面拨乱反正结合起来。省出版局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汇集起来，出版20万册向全国发行。1979年1月和5月，在两次省委工作会议上，万里都强调，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尽量减少盲目性，提高主动性。6月，在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随后，省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切实抓好大讨论工作。8月底至9月初，省委在滁县地区召开继续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重大的思想路线之争，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此后，全省的讨论进一步广泛、深入地进行。这场大讨论，是思想领域进行的拨乱反正，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高了对真理标准的认识，增强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自觉性，端正了思想路线，解放了思想，为更好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安徽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与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的，既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又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1978年秋种时，肥西县山南公社有的生产队悄悄地搞了包产到户，周围一些生产队竞相仿效。肥西县紧靠省城合肥，这很快成了省直机关纷纷议论的热点问题，有人质问省委要把群众引导到哪里去。省委常委开会专门进行研究，万里说，“对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结果，实践证明包产到户比“大呼隆”好，生产发展、粮食增产、群众拥护。在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安徽农村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省委抓紧党员教育和干部培训工作。1978年8月，省委转发了省委党校党委关于党校第一期工作的总结报告，强调要围绕新时期的总任务办学，学习理论，实行整风。到1980年，全省各级党校已有97%相继恢复开学，轮训各级干部11.5万多人。1981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全省干部培训规划》，要求全省各地办好各类专业干校、委托高等院校开办干部专修科、委托中等专业学校开办专业干部训练班、举办各种形式的短期培训班、办好文化补习学校，搞好干部的在职学习。到1983年，全省共有党校97所、干校86所，业余大学、电大、函授、刊授及各种专业培训班纷纷开办，初步形成了以党校、干校、高等院校干部专修科为主体的干部教育网，累计轮训各级各类干部45万多人次。 从1979年初开始，全省各级党组织通过举办短期轮训班和小集中等形式，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四项基本原则，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党章草案等。从1979年到1982年，全省平均每年轮训党员122万多人次，占全省党员总数的80%左右。不少基层党组织建立了“三会一课”、党员联系群众、党员汇报思想等制度，加强了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 在党员教育、干部培训过程中，不仅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且从思想、理论、政治等方面联系实际进行整改，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果的巩固和提高。 提出以生产为中心，实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推动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党在指导思想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斗争为纲。在实际工作中是以政治为中心，政治决定一切、冲击一切。谁要主张抓生产，就会被扣上“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之类的政治帽子。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人帮”还鼓噪“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些违背马列主义、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做法，严重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粉碎“四人帮”后，全国还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等“左”的做法，以致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两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可见，在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任务还相当艰巨。 安徽是农业大省，也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新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从1977年6月开始，用三四个月时间跑农村、看农民、看农业，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当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 %。”万里看到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感到震惊和痛心。他说：“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了？”“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 在1977年11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即提出：“我们是一个方针——以生产为中心；一个规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1978年2月25日召开的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万里明确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指出，“‘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把思想搞乱了”，“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接着，在4月3日召开的全省各地市生产电话会议上，又对“以生产为中心”进行了强调。 对安徽省委在全国率先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人民日报》给予报道，指出：“省委这个正确提法，本来是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口号。……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的行动，对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作用。” “以生产为中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抓纲治国”的公开否定。当时提出这个口号，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胆识。由于这是从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工作中心、工作重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涉及主要禁区，讲了许多人想讲但就是不敢讲的话，所以这一口号一提出，立即就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0个月后，万里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发言时，郑重向中央提出了“在今后若干年内，在农村不搞政治运动，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建议。这对党中央做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以农村的拨乱反正为突破口，推进工业、教育、科技等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安徽之所以较早进行农村改革，是因为万里来安徽后带领省委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拨乱反正。 安徽农村的拨乱反正，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突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框框，从安徽农村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经济政策。1977年11月，省委在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征求意见之后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规定”）。“六条规定”冲破“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等不切实际的“左”的提法，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提出根据不同的农活，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并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等。这些规定，尽管从现在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不仅是对农村迫切需要解决、却又长期难以解决的经济政策进行的拨乱反正，而且也是政治思想的解放。 第二阶段，突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许包产到户”的框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夏秋，安徽遇到特大旱灾，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结果诱发了“包产到户”。在万里主持下，省委决定把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确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万里两次去山南公社考察，表示支持。万里去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考察时，对他们悄悄搞起来的“瞒上不瞒下”的包干到户加以鼓励。当时，“包产到户”已被批判十几年，人们心有余悸、顾虑重重；中央红头文件上依然清楚的写着：“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在按语中声称，“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山西日报》等也组织了对安徽的批判。在这样巨大的压力面前，万里带领省委坚定不移地进行拨乱反正、坚决支持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不仅向全省各地发出了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八条紧急《代电》，还赶往各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稳定情绪的工作。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使粮食大幅增产，大批贫穷的生产队一年翻身，有不少一季就翻身。长期使人们焦虑的农业生产，在很短时间里蓬勃发展起来。1980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及时总结推广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对肥西县实行农业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经验作了充分肯定。万里指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的意愿、得到群众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第三阶段，突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框框，坚决实行和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过去有一种长期困扰人们的错误观念，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越大越好。实际上人民公社体制严重脱离农村实际，从一开始建立就暴露出诸多弊端，加上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造成了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以致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情况。此后，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管理上瞎指挥、生产上“大呼隆”、分配上“大锅饭”，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长期成为“老大难”。但是，有些人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吸取教训，自觉地改变那些僵化的观念，反而在别人从实际出发、勇敢地进行拨乱反正时，不断加以责难。1980年春在国家农委召开的会议上，安徽省委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引发了关于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争论。1月31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农委会议情况汇报后，不同意搞包产到户，明确表态：“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接着，农委机关杂志《农村工作通讯》2月刊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一文，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随后，许多争论文章发表，对安徽包产到户的争论，逐渐白热化。正在这节骨眼上，3月份万里被调离安徽到中央工作，安徽省内出现一次全省性的争论，有的领导对包产到户、大包干大加斥责，不许搞。这在全省引起了较大的混乱。有的干部本来就心有余悸，是群众推着进行拨乱反正、实行责任制的，现在上面又不准搞，就无所适从，干脆撒手不管。群众不满地说：“中央三句话，省里在打岔，县里在打坝，公社干部害怕，大队干部挨骂，群众急得发炸。”当时有些情况，本来是管理问题、工作问题、对责任制如何完善的问题，却成了一些人攻击责任制的口实。他们指责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姓“私”。就在这关键时刻，5月31日，邓小平讲话了。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无疑是对安徽搞包产到户、大包干、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莫大支持和鼓舞。接着，9月中央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初步为包产到户定了性。1982年1月，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1号文件形式发出的农村工作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是中央以文件形式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明确肯定它姓“社”又姓“公”，这就为几年来无休止的争论画上了个句号。 安徽省委对农村的拨乱反正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困难很大，成效也大，意义更大。后来，万里总结说：“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 农村的拨乱反正冲破重重阻力，一步一步获得成功。省委以此为突破口，对工业、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进行拨乱反正，对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落实。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为各项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84年12月22日，在中共安徽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黄璜代表第三届省委向大会所做的题为《坚持改革，团结奋斗，加速安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报告中指出：“1977年6月，中央解决了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省委在万里同志主持下，为肃清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迅速扭转了当时的混乱局面，使安徽的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安徽的工作不存在两年徘徊的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目前全省政治、经济形势很好，是安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对万里和安徽的拨乱反正所做出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2010年4月7日，胡光明的一封信
孟宪达同志: 您好，我的父亲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毛主席的忠实学生和追随者。现在，他身患重病，只有几天时间了，他一生最大的希望是可以看到毛主席路线的回归。在他重病期间，他看到了乌有之乡，那里带给他最后的欢乐。
他1964年入党，文革结束后，被无情的开除党籍，在他最后的时间里想去北京看看毛主席，去乌有之乡看看那些为真理而奋斗的青年，由于病情恶化，没能如愿。我替我父亲去了北京，看了主席，去了乌有之乡，我带回来了乌有之乡书籍，拍摄了一些照片，我的父亲也成为乌有之乡的高级会员，他在网站注册的名字叫做“江春文”，由于身体状况日益衰弱，没能留下一片字语，但是他使我领略到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人是毛泽东，使我领略到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最缺乏的是什么，是信仰，是一种为民族奋斗的信仰。我爱我的父亲，再过两天他可能将会永远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祝愿他生活的另一个世界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欺诈的理想国度。
今天，冒昧得给您说这么多，是因为我的父亲告诉我，徐州有了“毛泽东思想捍卫者”，您是主席的忠实捍卫者，希望有一天，他走了，可以看到有共同思想的人来送他一程。
我父亲叫胡剑清，老知青，文革期间在丰县下放，红卫兵小将，徐州摄影家协会理事，徐州诗词协会会员。早年摄影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市获奖，诗词在徐州报刊多次发表，他今年62岁，患胃癌晚期，我是他儿子胡光明。 此致敬礼2010年4月7日
2010年12月3日初稿2012年3月1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