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江西省
壹、 本节概述
江西井岗山：《控诉江西走资派在文革后对造反派红卫兵惨无人道的迫害》
76年后整人的残酷性：
“靠造反起家的”、“坐火箭上去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三种人”、“野心家”、“帮派份子”、“打砸抢份子”、“反党乱军份子”、“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绝不姑息”，“绝不心慈手软”……，这些恶狠狠的语言，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口头禅，常见于报纸、电台。这是还乡团的口吻，这是奴隶主报复奴隶的心态。将人往死里整，不给人以生的希望，不给人以改过的机会，是法西斯匪徒对付犹太人的政策。
“江西的78年冬天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天。警笛长鸣，抓人的警车呼啸而过，大街上将判“反革命”罪的人游街示众；各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各单位均有自己的隔离室，毎个单位都成立了清查小组……；从77年开始陆续在枪毙人，南昌铁路局、洪都机械厂都有人被判处死刑。
“翻开并未远去的清查“三种人”的历史，人们清楚地看到，权力一旦被仇恨主宰，理性便失去存在空间，取而代之的定是兽性的疯狂报复。江西清查的头两年，全省杀了多少文革“三种人”，不得而知，仅南昌市随便数数就有十几人；大约在78年有四个重要人物“汪、汤、陈、孔”的死刑判决在省委常委会上通过了；许多“重要人物”被单独关押，有的被关在只有3平米的小间，几年不得与亲属见面；江电革委会付主任汤铸的家属被赶出单位宿舍，母女在楼梯下住了两年；更加骇人听闻是，南钢革委会付主曲凤亭同志被关在特制的铁笼之中，深藏在10多米深的防空洞里，享受着特别的待遇。
“走资派不是大城市、中心城市才有，狭嫌报复也不是个别地方发生。文革之后的清查扩大化弥漫全省，打击面之广、下手之狠令人发指。在此仅举一例，地属抚州专区的德胜关垦殖场，总共二千多职工，就这样一个地处边远的小小单位，最终被判刑的竟有29人，其中死刑、死缓、无期各一人，其余20年以下不等。仅此一斑，可见全豹。
“被清查人员的家属，同样要受到清查，有的被株连判刑，南昌市机关干部陈某某被捕，妻子也被株连入狱，留下两个未满十岁的孩子靠捡白菜帮子度日。母亲在狱中为孩子缝补衣服，尽最大的可能为抚养孩子做点事情。以上78年前，造反派红卫兵所遭受的迫害。
那么78年后又如何呢？
走资派“狠抓阶级斗争”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突然宣布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笔者坐在牢里还真的狠狠地高兴了一把。我和地、富、反、右被“阶级斗争”这个弦紧紧地綑绑在一起，一路走来，最后走进监狱。我以为他们来解救我们了。直到83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十二年徒刑时，笔者才从梦中醒来，我和地、富、反、右原本不是一类。我是奴隶阶级，地、富、反、右是奴隶主阶级，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和他们才是同类。所谓“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就是再也不斗地、富、反、右了，当然更不准斗党内资产阶级了；“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并不等于不整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党内走资派一向是抓级斗争高手，阶级斗争那根弦比谁绷的都紧，只是不准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只准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而已；“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是个烟幕弹，在烟幕弹下“打枪的不要，偷偷地干活”。
走资派斗地、富、反、右斗了三十多年，蓦然回首地、富、反、右竟是自家人。再也不斗地、富、反、坏、右了。这不是“良心发现”，也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共产党中的叛徒、走资派投怀送抱，悔过自新，向世界上一切剥削阶级献媚邀宠，做为入伙的见面礼，就是将革命者的头卢献上。
78年前还仅仅是抓人关人，最后定案以及对“三种人”的无穷尽的迫害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中全会后，有多少人被判徒刑、有多少人失去公职和党籍、有多少失人去了加工资的机会、有多少人失去入党、入学、入伍的机会，我们无从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装模作样的下达了一个82年九号文件，实质只是做个姿态，从来就没打算施行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南昌就有这样一个造反派，是个女同志，手无缚鸡之力，文革中未动过任何人一指头，被关押后，为了家里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为了抚养七十多岁的高堂老母，跪求报复者“网开一面”，求“大人不记小人过”，答应再也不“造反”了，报复者没有一点怜悯之心，照样判她七年徒刑；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国际上还有个优待俘虏的日内瓦公约，而78年后的所谓揭批查运动完全违背了这一切，被害者连个俘虏的待遇都闹不到，你就是跪地“投降”了，人家都不要你；
握有大权者想要治你罪，你就是作一千遍一万遍的检讨，都没用，“检讨”算个屁，你这不是夺人家的“专利权”吗？
国家规定复盖面为70%，全厂评完工资后，除了“三种人”外，所有职工都加到了工资，还剩下700个指标反还给国家。问：南钢的“三种人”有多少？我的答案是1900名“三种人”，占全厂职工的47.5%，这是一个含有“三种人”血和泪的算术题；
南昌市自来水公司职工沈天敏同志78年后，因为被划为“三种人”，三次没有加到工资，非三种人的工资由30-40元都加到100多元，而他的工资仍是40多元，随着工资的上涨，物价也跟着上涨，没有加工资就是減工资，无法生存，只得自己到外面谋生路，其单位依此为由，开除其公职。现在年老，无力谋生，成了老无所养者，八十年代全国职工加工资不止三次，三种人不给加工资者何止沈天敏一人；
南昌华安内衣厂革委会付主任、九大代表李冬根同志，被判七年徒刑，九十年代患脑溢血而半身不随，十几年来靠捡垃圾度日，最近才得到了政府一点生活补贴；
78年后的今天，还有一大批七十岁左右的文革老人没有生活着落，而争扎在死亡线上……。这次党和政府给两案人员的补贴也没有他份，如：
南昌电机厂革委会付主任赵万杰同志，年近七十，78年后被关押五年，释放后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于2004年患脑中阻，瘫痪卧床已七年，靠老伴1000多元退休金维持生命，每月要付房租500元，医疗费毫无着落，实际就是坐家等死。
78年后的今天，文革的“十字架”仍背在受害者的身上，当局仍然将我们这些文革老人当成了最大的“心腹之患”。笔者88年释放，98年要出国旅游，在填写的《出境申请审批表》上（见附件），专政机关将我划为“政重人口”，即：“政治重点监控人口”，这表明我的人身自由、我的人权遭到公然侵犯，这表明我的“刑期”并未结束，我的“附加刑”至今还在执行。这种蔑视公民权利的做法，法律根据是什么？
这种被监控的“政治重点监控人口”不光祸及本人，是对所有的文革老人的迫害，人走到哪，它跟到哪，如：已经迁居上海的汤铸同志，就常被专政机关“请去喝茶”，实质是提审和监控；
还有政治审查制度。附件中当局的批语，让我知道我78年后的噩运并未有结束。“政审”像“冤魂”一样时时刻刻缠绕在我们这些文革老人及其后人的身上。
二00八年三月四日，XXX《给**书记的一封信》
***书记:
我叫****，原系南昌****职工，因参与‘文革’，被南昌中院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12年，附加三年剥夺公民权。于90年刑满释放。原公职、工龄等一撸到底。现年70岁整，已年过古稀，身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风湿病等多种疾病，已于九十代年中期因年迈多病而失去从业能力，十几年来，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坐吃山空.就我现在的处境，说不定那一天躺在床上起不来，那就只有等着往火葬场拖的份了。
然而近日社会上盛传：文革后的两案人员（如涂烈、万里浪等）原省革委主任、常委生活出路问题都已经解决……。这又燃起了我的希望。看来党和政府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我在文革中也是省革委委员之一，我有理由相信：主任、常委能解决生存问题，那么与其同案的委员和一般群众也应该能解决，党和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传言:上述两案人员生活出路的解决是走了‘门路’的。不知是真是假？也有人为此走访了有关部门，答复说那是‘特例’，不具普遍性
我以为解决两案人员的生活出路是比较严肃的党的政策问题，早在1982年中央有九号文件，江西有十号文件，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我们这类型人员是不该判刑的，生活出路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可是由于江西的派性严重，使党政策得不到落实，一直拖到现在。据说当时省委书记白栋材同志也认为对我们这些人员的处理过重了，为我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的解决，他曾有个批示，并得到两任前书记毛致用和***的认同。此后就不知被什么部门给卡住了.现在白栋材同志还健在，你不妨问问他。
现在党和政府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已写进十七大报告，希望党的政策在我的身上能得到落实。
此致
敬礼！
原南昌****员工**** 2008.3.4
贰、 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在新的革命时期，江西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江西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江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江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年12月3日初稿
2012年8月3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