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十二节 江西省
本节资料
控诉江西走资派文革中与文革后对造反派红卫兵惨无人道的迫害
作者：江西井岗山 一、契子 控诉造反派红卫兵对他们的迫害，在他们哭哭涕涕控诉造反派红卫兵对他们的迫害的同时，控诉者们正在制造上千万人冤假错案，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现在我要控诉走资派对造反派红卫兵惨无人道的迫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净化人类灵魂的大革命，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给人类社会各种思潮一个充分表演的机会。 基层的劳苦大众、真正的无产阶级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自身和人类的解放，自觉或不自觉的走上历史的前台。他们彻底革命的精神，他们的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都发挥到了极至，他们对摧毁旧世界、传统意识形态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这使一些因循守旧，没有思想准备的同志受不了，将这些年轻人叫“极左”，甚至叫“狂热份子”，他们甚至怪罪毛主席“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资产阶级思潮也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打着各种旗号，涂上斑烂的彩色，招摇过市，为维护奴隶主地位，为小集团或个人利益，进行了充分的表演。这种思潮和势力的一大特色就是不能与人为善，不是教育人改造人，而是整人。
有的同志看到上面的文字，一定会联想到保守派，以及为文革献出生命的红卫兵。这种联想固然没错，我看还是首先联系一下自己吧!文革中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闹分裂，搞派性，体罚犯了错误的干部群众，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思潮？这是一种要争当人上人的思潮，这是一种将奴隶主的椅子抢过来，要自己坐上的思潮，这是一种结党营私的思潮。和走资派的思潮没有什么区别。有的人也是要整人的。只不过没有机会而已；有的人也是想贪腐的，只不过没有条件而已。直到今天都不例外，江西省委发给文革老人生活补助费他都不肯放过，想方设法往自己的荷包里抠，挨过整的造反派也不一定都是革命者，甚至还有坏人。 二、文革中三次整人高潮 同志们回顾一下文革就知道，有三次整人高潮，一是“在五十多天里”；二是“二月逆流”后；三是“清队”。 第一次整人运动，是在文革的“在五十多天里”。右派哭哭涕涕控诉了三十年，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发动青年学生“整了”他们，是不是这样呢？不是！ 共产党内的阶级斗争，绝不是整原来的地、富、反、坏、右。 但，走资派另搞一套，他们企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整基层干部、整群众、整地、富、坏、右的运动。从而转移运动方向，放弃对共产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在这“五十多天里”，挨整的第一种人是给当权者写了大字报的人。整人者用他们57年反右时老的办法，将这些人分类排队，组织人批斗、关押、整黑材料，最后打成“右派”、“反革命”。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后，被整的工人和学生经过斗争、平反、烧黑材料，被整人才得以解救，后来都成了造反派红卫兵的骨干份子。 在“五十多天里”挨整的第二种人是五十年代初被划为地、富、反、坏、右、资的人和有些历史问题的知识份子。从经济地位角度看，他们已经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了，大部分人正在被改造或已经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幻想变天的少数人已经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无产阶级专政构不成主要威胁。 在文革十年中整人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谁对当权者有异议，谁就是“反党份子”、“右派”、“反革命”，谁就是阶级敌人，和老的地、富、反、坏、右一起整。所以地、富、反、坏、右在文革中挨整，不是毛主席整他们，也不是造反派红卫兵整他们，而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共产党内走资派要整他们。他们为了否定毛泽东，为了巴结走资派就故意将事情的真象给混淆了。 右派哭哭涕涕控诉了三十年，主要是指“在五十多天里”和后文所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发生的事。当今的右派就是当时挨整的人中的一部分，他们是丧了良心的一群，他们没有胆量哭诉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而与曾经整过他们的人沆瀣一气控诉、打击和他们一起挨整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也跟着整人。由此可见，昧着良心整人的人绝对是坏人。哭诉文革，哭诉毛泽东、哭诉造反派的人就是这样一群昧着良心的人。 第二次整人高潮是“二月逆流”后，江西军区一介入地方支左就抓人，理由很简单：据说造反派中“成分不好”的人多，“牛鬼蛇神”多，“黑狗崽子”多，说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不管怎么说，反正“整人有理”，“造反有罪”。对一月风暴夺权，恨得咬牙切齿，像赵太爷痛斥阿Q，狠狠地说：“你也想造反!”和一切奴隶主联合起来，非要将当代阿Q——造反派送上断台头台“咔嚓”不可。 这次造反派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了，奋起反击，上街游行抗议，到军区门前静坐请愿，很快使江西军区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但是，蓄意整人者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于是他们又组织“小D”们（保守组织）来对付“阿Q”（造反派红卫兵），两者“互揪小辫子，拉成弓形”互不相让，这时赵太爷“一烟袋锅子”扣在阿Q的的头上，以助小D一臂之力。这烟袋锅子就是江西军区撑控的民兵预备役的枪支弹药，发给了保守组织小D，在67年6·29、8·24两次屠杀中夺去了300多名造反和红卫兵的生命。 奴隶主遭到奴隶反抗的的时候，总是利用此奴隶去攻打彼奴隶，然后“卸磨杀驴”。在九十年代奴隶主们要抢劫国有资产了，将大批工人们赶出工厂时，他们才不管你是阿Q，还是小D呢，只要你是奴隶就通吃。当然也不乏一大批攻打阿Q的小D混到了“体制内”，人模狗样地坐上了奴隶主的交椅，小D也出息了一把。这是后话。 时间更长，达一年之久。 打击的罪名是：反三红、大黑手、两面派、小爬虫、小万里浪、现行反革命、反党乱军、阶级异己份子、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多中心、极左派、打砸抢……。 打击的手段五花八门：揪斗、抄家、挂黑牌子，坐喷气式、游街示众，私设公堂，严刑毒打，关牛棚、遣送农村……。 一个小小的400多人的工厂，牛棚中就关了40多人，一半以上关的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有十几名学徒工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有相当多的造反派被判了徒刑，送进了监狱。 这次整人运动是文革中整人最厉害的一次，一切反文革的势力都进行了充分地表演。 北京的大兴、广西的全省等地区，地、富、反、坏遭到集体大屠杀，仅广西一省杀人就有十万之众其中包含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造反派。当笔者了解到这些血腥屠杀时，还时十分不解，这和文革的宗旨显然背道而驰的。后来发现76年后这些刽子手不但未得到应有的惩处，而且得到重用，如广西韦某某等，这表明他们和走资派是一伙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是他们共同目的。 经分析笔者认为，军内文革反对派杀人是一种“抢旗帜”的行为，他们借党中央、毛主席委托解放军“支左”的机会，以极左面貌进行屠杀，以此表明：他们是“狠抓阶级斗争”的、他们是正统“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阶级斗争觉悟最高”……。将自己打扮成“共产党”的化身、“革命者”的化身、“最忠于毛主席”的化身。抢占了“革命的至高点”，将造反派红卫兵置于“反革命”的的地位上。他们成了“太上皇”为所欲为，说整谁就整谁，谁说个不字，谁就是“反三红”，“反三红”就是“反革命”，就和地、富、反、坏、右化为一类，一起往死里整。 76年后右派对那些大屠杀的控诉，他们不是控诉文革反对派的屠杀行为，也不是控诉“抢旗帜”者的无耻行为，而是控诉毛主席、控诉文革、控诉造反派红卫兵。而对这段时间造反派红卫兵所遭受的迫害甚至屠杀，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打天下，就要坐天下”的人，所以笔者认为，让军队介入地方支左是文革中左派一大败笔，与文革的失败密切相关，有待专家、学者去总结探讨。 江西造反派是68年垮的，73年后受害者起来上访要求平反，参与者已经寥寥无几，一呼百应的群众运动已成昔日的黄花。76年后对造反派的迫害，是重复打击。只不过比程世清更狠更重而已。 全国比较，江西还算是好的，江西就没有查516份子。68年江西赣州的大屠杀，未有在全省铺开，还真应该感谢程世清了。程世清整江西造反派确实和全国的大气候有关，但和程世清也逃脱不了个人责任。 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页，对这种下三烂，连胡德平的老子胡耀邦都嗤之以鼻，黄鼠狼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的胡德平且将其当成“圣日”，又是纪念，又是研讨，可见胡德平之流为了不失去昔日的“天堂”，已经到了“饥不择食”,“淫不择妇”的程度。 胡德平之流的“天堂”就是造反派红卫兵的“地狱”。76年后对造反派红卫兵的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涉案人员几百万，上千万，被判刑入狱者达十几万人。被害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但当事人被监禁劳改，同时也株连了亲属和子女，时间之长三十多年，至今未有解除。胡德平之流大肆鼓吹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他们不认为这上千万的人也是人！他们的“博爱”不包括这些受害者，他们更爱他们一小撮奴隶主阶级。 下面依实例来说明76年后整人的残酷性： “靠造反起家的”、“坐火箭上去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三种人”、“野心家”、“帮派份子”、“打砸抢份子”、“反党乱军份子”、“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绝不姑息”，“绝不心慈手软”……，这些恶狠狠的语言，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口头禅，常见于报纸、电台。这是还乡团的口吻，这是奴隶主报复奴隶的心态。将人往死里整，不给人以生的希望，不给人以改过的机会，是法西斯匪徒对付犹太人的政策。 “江西的78年冬天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天。警笛长鸣，抓人的警车呼啸而过，大街上将判“反革命”罪的人游街示众；各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各单位均有自己的隔离室，毎个单位都成立了清查小组……；从77年开始陆续在枪毙人，南昌铁路局、洪都机械厂都有人被判处死刑。 “翻开并未远去的清查“三种人”的历史，人们清楚地看到，权力一旦被仇恨主宰，理性便失去存在空间，取而代之的定是兽性的疯狂报复。江西清查的头两年，全省杀了多少文革“三种人”，不得而知，仅南昌市随便数数就有十几人；大约在78年有四个重要人物“汪、汤、陈、孔”的死刑判决在省委常委会上通过了；许多“重要人物”被单独关押，有的被关在只有3平米的小间，几年不得与亲属见面；江电革委会付主任汤铸的家属被赶出单位宿舍，母女在楼梯下住了两年；更加骇人听闻是，南钢革委会付主曲凤亭同志被关在特制的铁笼之中，深藏在10多米深的防空洞里，享受着特别的待遇。 “走资派不是大城市、中心城市才有，狭嫌报复也不是个别地方发生。文革之后的清查扩大化弥漫全省，打击面之广、下手之狠令人发指。在此仅举一例，地属抚州专区的德胜关垦殖场，总共二千多职工，就这样一个地处边远的小小单位，最终被判刑的竟有29人，其中死刑、死缓、无期各一人，其余20年以下不等。仅此一斑，可见全豹。 “被清查人员的家属，同样要受到清查，有的被株连判刑，南昌市机关干部陈某某被捕，妻子也被株连入狱，留下两个未满十岁的孩子靠捡白菜帮子度日。母亲在狱中为孩子缝补衣服，尽最大的可能为抚养孩子做点事情。以上78年前，造反派红卫兵所遭受的迫害。 那么78年后又如何呢？ 走资派“狠抓阶级斗争”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突然宣布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笔者坐在牢里还真的狠狠地高兴了一把。我和地、富、反、右被“阶级斗争”这个弦紧紧地綑绑在一起，一路走来，最后走进监狱。我以为他们来解救我们了。直到83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十二年徒刑时，笔者才从梦中醒来，我和地、富、反、右原本不是一类。我是奴隶阶级，地、富、反、右是奴隶主阶级，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和他们才是同类。所谓“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就是再也不斗地、富、反、右了，当然更不准斗党内资产阶级了；“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并不等于不整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党内走资派一向是抓级斗争高手，阶级斗争那根弦比谁绷的都紧，只是不准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只准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而已；“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是个烟幕弹，在烟幕弹下“打枪的不要，偷偷地干活”。 走资派斗地、富、反、右斗了三十多年，蓦然回首地、富、反、右竟是自家人。再也不斗地、富、反、坏、右了。这不是“良心发现”，也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共产党中的叛徒、走资派投怀送抱，悔过自新，向世界上一切剥削阶级献媚邀宠，做为入伙的见面礼，就是将革命者的头卢献上。 78年前还仅仅是抓人关人，最后定案以及对“三种人”的无穷尽的迫害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中全会后，有多少人被判徒刑、有多少人失去公职和党籍、有多少失人去了加工资的机会、有多少人失去入党、入学、入伍的机会，我们无从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装模作样的下达了一个82年九号文件，实质只是做个姿态，从来就没打算施行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南昌就有这样一个造反派，是个女同志，手无缚鸡之力，文革中未动过任何人一指头，被关押后，为了家里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为了抚养七十多岁的高堂老母，跪求报复者“网开一面”，求“大人不记小人过”，答应再也不“造反”了，报复者没有一点怜悯之心，照样判她七年徒刑；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国际上还有个优待俘虏的日内瓦公约，而78年后的所谓揭批查运动完全违背了这一切，被害者连个俘虏的待遇都闹不到，你就是跪地“投降”了，人家都不要你； 握有大权者想要治你罪，你就是作一千遍一万遍的检讨，都没用，“检讨”算个屁，你这不是夺人家的“专利权”吗？ 国家规定复盖面为70%，全厂评完工资后，除了“三种人”外，所有职工都加到了工资，还剩下700个指标反还给国家。问：南钢的“三种人”有多少？我的答案是1900名“三种人”，占全厂职工的47.5%，这是一个含有“三种人”血和泪的算术题； 南昌市自来水公司职工沈天敏同志78年后，因为被划为“三种人”，三次没有加到工资，非三种人的工资由30-40元都加到100多元，而他的工资仍是40多元，随着工资的上涨，物价也跟着上涨，没有加工资就是減工资，无法生存，只得自己到外面谋生路，其单位依此为由，开除其公职。现在年老，无力谋生，成了老无所养者，八十年代全国职工加工资不止三次，三种人不给加工资者何止沈天敏一人； 南昌华安内衣厂革委会付主任、九大代表李冬根同志，被判七年徒刑，九十年代患脑溢血而半身不随，十几年来靠捡垃圾度日，最近才得到了政府一点生活补贴； 78年后的今天，还有一大批七十岁左右的文革老人没有生活着落，而争扎在死亡线上……。这次党和政府给两案人员的补贴也没有他份，如： 南昌电机厂革委会付主任赵万杰同志，年近七十，78年后被关押五年，释放后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于2004年患脑中阻，瘫痪卧床已七年，靠老伴1000多元退休金维持生命，每月要付房租500元，医疗费毫无着落，实际就是坐家等死。 78年后的今天，文革的“十字架”仍背在受害者的身上，当局仍然将我们这些文革老人当成了最大的“心腹之患”。笔者88年释放，98年要出国旅游，在填写的《出境申请审批表》上（见附件），专政机关将我划为“政重人口”，即：“政治重点监控人口”，这表明我的人身自由、我的人权遭到公然侵犯，这表明我的“刑期”并未结束，我的“附加刑”至今还在执行。这种蔑视公民权利的做法，法律根据是什么？ 这种被监控的“政治重点监控人口”不光祸及本人，是对所有的文革老人的迫害，人走到哪，它跟到哪，如：已经迁居上海的汤铸同志，就常被专政机关“请去喝茶”，实质是提审和监控； 还有政治审查制度。附件中当局的批语，让我知道我78年后的噩运并未有结束。“政审”像“冤魂”一样时时刻刻缠绕在我们这些文革老人及其后人的身上。 大学无望的情况下，以自杀结束生命。 此种整人的政审制度始于50年代，延用至今，无论是对付地、富、反、坏、右，还是对付文革后的“三种人”从来都没有起过好作用。地、富、反、坏、右、三种人的后代也有优秀份子，根正苗红的“龙种”也有不良之辈。 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胡德平这个“龙种”就变成了当今的跳骚。 …… 综合上述可以总结一下什么人整人： 国民党蒋介石整人，恶霸地主、官僚买办、地痞流氓、赵太爷、假洋鬼子整人，胸中燃烧着仇恨火炎的还乡团整人，李锐、胡德平、矛于轼、马立诚、贺卫方、富士康、邓贵大等心术不正者整人，一切想当人上人的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人整人，……。 世界上一切剥削阶级、奴隶主没有不整人的，不整人他们就混不下去。奴隶和奴隶主是对立的统一体，穷和富是对立的统一体；没有奴隶，哪有奴隶主，没有穷人哪有富人，所谓“不杀穷人不富”。 走资派是属于哪类人，不要我说，全国人民心中是有一杆称的。但他们整人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的整人不光是文革中和文革后，而是一贯的。 在我们研究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时，发现利用政治运动整人的过程，就是走资结党营私、组建官僚利益集团的过程，也是分化瓦解共产党的过程。 就拿反右来说，本意是发动党内外人士给共产党整风的，以克服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而一些右派受东欧“布拉格之春”反共浪潮的鼓舞，乘机要共产党下台。逼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反右斗争。走资派乘此机会整了党内外53万人，挨整者多是敢给党的干部提意见的人。 这样整人的结果：使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成了不再接受群众监督的“特殊阶级”，这些“特殊阶级”对走资派感恩戴德，成了司令部的死党；被整的53万干部群众则对共产党、毛主席恨之入骨。党内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的作风更加猖厥，从而扩大了走资派司令部的官僚主义集团的势力。实现了走资派结党营私的目的。 走资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打着抓阶级斗争的幌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结党营私，动摇共产党根基。由走资派专政的社会，连资本主义都不如，甚至比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还坏，他们是一伙红毛盗贼，对外屈从列强，对内抢窃百姓，为他们个人小集团利益，国家、民族、乃至祖国的大好河山、神圣疆土他们都敢当破烂卖了。 三、毛主席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说到此，胡德平之流并不服气，甚至拍案而起，会指着我的鼻子大叫：“你们文革就是“整人”的？毛泽东就是整人的！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作喷气式不都是你们干的？！” 先生息怒，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整人的，而是教育人改造人的，也就是治病救人，是保卫社会主义疆山永不变色的必要举措。 毛主席在解答黄炎培先生“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律时说：要用民主的办法解这一历史难题。为了不发生“武化大革命”，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毛主席亦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以充分的民主，让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冲突“软着陆”，让那些当代的奴隶主“洗澡下楼”。如果说文革“整人”的话，就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这不是恶意整人，而是治病救人。将奴隶主改造成为为人民服务者。 市委书记官衔，被边缘化了。 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作喷气式这种斗争方式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自认为是人上人的奴隶主就不一样了，这使他们威风扫地，再也做不成“人上人”了，这还得了，这是“犯上作乱”，由此嫉恨终生，不报仇雪恨，难平心头之愤。如果现在的百姓仍然享有文革中的四大民主，能够给那些贪官污吏带带高帽子，中纪委的反贪拒腐就不须费那么大的力气了，保证中国的贪污腐败一扫光。连腐败份子都会欢迎，带带高帽子，总比上断头台舒服点吧。 尽管如此，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未倡导过这种做法。只是在七十多年前毛主席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此大加赞赏。当时他怎么能料到当年斗争土豪劣绅的泥腿子，四十几年后会成为新的土豪劣绅呢？ 对文革中“打倒工切”，毛主席早有警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毛主席就着手解决文革中的干部问题，江西的杨尚奎、方志纯，山东的谭启龙，江苏的江谓清，中央的杨、付、余、胡耀邦等，相继解脱，大多官复原职。 …… 尽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毛主席的这一教育改造干部的方针仍然是卓有成效的。 就是因为有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老干部的存在和斗争，才使中国共产党在惊涛骇浪中没有沉船，没有改旗易帜。时至今日中国仍有回归社会主义的可能。这使已经得势的胡德平之流寝食不安，慌慌不可终日。 在有文字记载人类史，无不是惩恶扬善的的历史，耶苏、释加牟尼、穆汗默德是人类社会真善美的代表，他们是承救人类灵魂的大佛，他们的主义和学说都曾经成为人类社会劳动人民的理想和信念。但是他们的主义和学说都逃脱不了被叛徒修正和歪曲的命运，成了高高在上的、麻醉劳动民众的宗教，最终成了整人的工具。犹大就是耶苏的叛徒和修正主义份子。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也是承救人类灵魂的当代大佛，他们的主义和学说，是工人阶级、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理想和信念，他们的主义和学说也逃脱不了被叛徒修正和歪曲的命运，现代修正主义份子也企图将其变成无害的宗教、整治无产阶级的工具。伯恩斯坦、考斯基、赫鲁晓夫就是当代的犹大。但无论如何他们也修正不了马、列、毛主义，因为马、列、毛主义在拯救人类灵魂的时候，还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和枪杆子为后盾，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是中外反动派、一切修正主义份子、胡德平之流最嫉恨、最不能接受的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整人是阶级斗争，反抗也是阶级斗争。文革以来45年的历史就一部阶级斗争史，是修正主义份子整人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修正主义份子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 三十年前修正主义份子，召开四千人控诉大全，控诉毛主席、控诉文革、控诉造反派红卫兵对他们的“迫害”。 三十年后毛派共产党人，召集四十人控诉小会，控诉叛徒汉奸卖国贼、控诉走资派对造反派红卫兵的迫害、控诉1%对99%的剥削和压榨。 二者十分相似，而又相反，似乎时间在倒流，历史在轮回。其实不然，历史只有曲折，不会周而复始，而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和永恒。朱学勤先生的“告别革命”论，只是一切奴隶主阶级的幻想而已。除非中国的叛徒、汉奸、卖国贼、走资派都死光了，否则是不可能的。 QQ924787279
二00八年三月四日，XXX《给**书记的一封信》 ***书记: 我叫****，原系南昌****职工，因参与‘文革’，被南昌中院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12年，附加三年剥夺公民权。于90年刑满释放。原公职、工龄等一撸到底。现年70岁整，已年过古稀，身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风湿病等多种疾病，已于九十代年中期因年迈多病而失去从业能力，十几年来，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坐吃山空.就我现在的处境，说不定那一天躺在床上起不来，那就只有等着往火葬场拖的份了。 然而近日社会上盛传：文革后的两案人员（如涂烈、万里浪等）原省革委主任、常委生活出路问题都已经解决……。这又燃起了我的希望。看来党和政府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我在文革中也是省革委委员之一，我有理由相信：主任、常委能解决生存问题，那么与其同案的委员和一般群众也应该能解决，党和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传言:上述两案人员生活出路的解决是走了‘门路’的。不知是真是假？也有人为此走访了有关部门，答复说那是‘特例’，不具普遍性 我以为解决两案人员的生活出路是比较严肃的党的政策问题，早在1982年中央有九号文件，江西有十号文件，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我们这类型人员是不该判刑的，生活出路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可是由于江西的派性严重，使党政策得不到落实，一直拖到现在。据说当时省委书记白栋材同志也认为对我们这些人员的处理过重了，为我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的解决，他曾有个批示，并得到两任前书记毛致用和***的认同。此后就不知被什么部门给卡住了.现在白栋材同志还健在，你不妨问问他。 现在党和政府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已写进十七大报告，希望党的政策在我的身上能得到落实。 此致 敬礼！ 原南昌****员工**** 200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