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右而左 发布：2012-08-09 10:14 分类：杂谈
“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十三续完）
在本节前文，我以相对翔实的资料展示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时期“上帝”集团向华国锋集团发动政治攻势，僭取党权国权的基本线索。它经历了“邓小平复出”，“向‘两个凡是’宣战，平反‘45运动’”，“确立邓小平核心地位”三个基本阶段，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共产党”的登台亮相为阶段性终点。
现在，正式文件和书籍都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大书特书，却对于此前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轻描淡写，甚至隐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不谈。通过历史的梳理与回溯，显而易见的是，在当时，实际决定了中国命运的，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只是作为一场政治斗争的结果而出现的，而是会前那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充满了阴谋和宫廷内斗，期间完成了继1976年10月之后又一次非法的权力更迭。
毛泽东生前预言他死后“右派”会利用他自己的一些言论否定他自己，打倒他们的政治对手。在1978年5月，“上帝”完全不顾党内的团结，正面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发起攻击，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发表主旨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讲话，用极端恶劣的手法，剪裁马列毛理论，将社会主义体系肢解，将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博大精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简化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工具。
众所周知，方法论工具，例如辩证法，完全如同科学技术工具，本身并不具备阶级性、价值意义和道德审美功能，这样的方法论工具，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结合，例如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变成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法时，它才会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价值论服务并产生社会主义道德审美功能，否则辩证法也同样可以为任何无产阶级的敌人所掌握和运用，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国内外一切反毛的人士都十分注意毛泽东的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
前文已经介绍，上帝的隐目标是：达成个人的权力欲望，用不可撼动的权力，终结毛泽东社会主义，推行他自己的“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党制的资本主义。“上帝”集团自1976年十月以后从事的一切，尤其是利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将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修正”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面上是向“两个凡是”提出尖锐批评，向华国锋开战，实际上正如前文资料所展示的那样，是“丢毛泽东的刀子，砍社会主义旗子”，就是说是向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开战。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生前的预言（毛泽东有此警惕和预言，为什么还要留着“上帝”，不对其做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消灭？这是一个许多人迷惑的问题，我将在该长文写完后，单独写一篇《毛泽东留存邓小平的政治用心》（暂定名），来解答朋友们的疑惑）。
1978年12月，中国改革共产党宣告成立，标志着“上帝”完成了初步的组织上的准备，也完成了思想理论上的基本建造。由于这个新党脱胎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权力外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论如何都还明显的打上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印记，“上帝”要借助这样一个党来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就非要动大手术对她进行组织体系和指导思想的全面改造。
组织上的改造第一步是将自1957年“反右”以来直至文革被罢免权力的所有人，只要还健在的，都全部官复原职，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上帝”自己的死党（后来发展出来的“清理三种人”暂不在此讨论）。这一工作的具体实施人是胡耀邦。
胡耀邦早在1977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在中央党校开展了所谓的“整风运动”，目标是消除生前曾长期主管中央党校工作的康生的历史影响和清除还主要掌控着党校的“五七”干部。前文还说到，在1978年11月充满阴谋的“中央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已经秘密完成了对“61人集团案”的所谓重新调查，认为那是完全的冤案。据“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两个不管”和“两个凡是”的交锋》一文透露，当胡耀邦把这个结论汇报到“上帝”的时候，“上帝”一度被胡耀邦的政治胆量深深震憾，问胡耀邦：“这样的案你也敢翻？”。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已经于1975年逝世的康生进行审查（不到两年之后，即1980年10月，中国改革共产党决定开除康生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1975年对康生作出崇高评价的悼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更以具体落实“61人集团案”的平反为契机，顺势展开扩大化的平反运动，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所谓“冤假错案”，不分青红皂白几乎一律全部平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位现在自豪的宣称自己是被准确的打成了右派的茅于轼）。
以下是三个典型事例中平反的关键人物，他们对后来的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直到今天的历史，依然是他们这些人的历史，读者不妨沿着他们的政治变迁做进一步深思：
“彭罗陆杨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61人集团案：：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胡耀邦，张爱萍，万里。
大家知道，文革发动后不久，毛泽东就曾把刘少奇的问题和“上帝”的问题故意加以区分，对“上帝”予以“封存保护”，让他做了“桃花源中人”。毛泽东的这个政治动作，让“上帝”在文革的高峰期，避开直接卷入许多人事冲突和社会事件，为其积累了更多的人脉资源，确保了其在文革后“众望所归”。当然，毛泽东同样也清楚，自己教导过的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群众，是不会整体性全部轻易的完全背叛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的思想的。这样，即使有胡耀邦的扩大化的平反运动，让曾被免职的老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纷纷汇集于“上帝”麾下，“上帝”也一时难以做到枪指挥党。
没有枪指挥党的特权，“上帝”就不能完成中国社会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大转型。正是为了改造党，并实现枪指挥党的目标，僭取1978年12月十一届山中全会后还掌握在华国锋集团的剩余权力，“上帝”急于完成中美建交，急于打一场被后来一些评论人士称为向美国交投名状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向美国交“投名状”这一说法当然是站得住脚的。但为什么非要向美国，而不是向苏联交这个投名状，这是“投名状理论”需要进一步解释清楚的。当时，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关键大国，按说，“上帝”向苏联借力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具有最好的正当性，而且苏联早在1976年的10月所谓“四人帮”一倒台就向中国发出恢复苏中关系的政治信号，但“上帝”偏偏就是不尿苏联那一壶！他不是去找个机会教训曾给苏联出了难题的匈牙利、捷克或者阿尔巴尼亚，向苏联交投名状，而是拿曾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让美国人吃尽苦头的越南大开杀戒，把投名状交给美国！
显而易见的是，这是由意识形态倾向性决定的！“上帝”的政治理想完全拒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使是苏联修正主义化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帝”也不能接受，他能接受的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不能认同的是，搞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为什么不可以是一党制？中国共产党，过去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先锋队，那么中国改革共产党，在他的带领下，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是改造并完善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一般所言改造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只要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或者“人为地”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一，党就总有一天可以被操控在他的枪杆子之下，成为他实现个人抱负的纯粹的工具或者机器。这就是全部秘密中的关键秘密！所以，“上帝” 为了谋求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合二为一，才要向美国借力，向美国交投名状。
此外，即使不考虑其意识形态的亲美性，让其向苏联借力，一个现实的麻烦是，由于当时的苏联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修正主义化了，勃列日涅夫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向苏联借力，搞不好会被人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担心，在其后来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专访的政治表白之中充分体现出来了！所以，他不去趟苏联的浑水，而是完全倒向美国怀抱，切割自己和社会主义叛徒赫鲁晓夫的任何哪怕外在的关联。而且，为了阻断当时人们可能对他不利的想象，他还特别高调声称“没有毛主席中国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后来更认为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否定党的领袖的特别作用是傻瓜行为。
为什么通过一场局部的对外战争，“上帝”就可以实现自己枪指挥党的目标？一些读者认为通过对军队的调动，“上帝”可以知道谁听话谁不听话。这样的解释显然失之简单，欠缺历史合理性。当时的军队是党指挥的军队不是任何个人的工具，“上帝”要通过全党，通过严格的程序才能调动和使用军队。在国内和平时期，如果军队大规模调动不是用于对外战争，而是用于对内派性专政，不论是谁，都是难以达到目标的。这一点即使在“上帝”建立起枪指挥党的体制后的1989年依然还那么突出的表现出来了，当时就有曾参与抗美援朝的王牌军拒绝开进北京城【时任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平暴”任务，被撤销军长职务，并由军事法庭判处5年徒刑，于秦城监狱服刑——管理员注】，“上帝”只好启用几乎是私家军的某些部队，完成所谓“平暴”任务。
中国自1840年以来集聚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直到毛泽东参与缔造并亲自完成改造的军队成为一支人民军队之前，这种民族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与合理的渲泄。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在建国后又经历了几次局部的对外战争，最终证明是真正的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子弟兵，而不是任何旧时代的私家军。“上帝”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军队内，即使有叶剑英，刘伯承这样重量级元老的支持，依然内敛锋芒，不敢轻易僭越军权，而是精心选择越南祭旗，利用中越之间已有的边疆摩擦、苏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的不友好和苏联在中越关系之间所取的不利于中国的影响，以“教训越南”的正当名义，点燃当时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民族情绪，胁迫军委主席华国锋，通过合理的组织程序完成了对军队的大规模使用。
在当时，凡涉对外的战争，毛泽东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会有任何人抗命不遵的，只会争相请缨。所以说“发动对越反击战是通过调动军队看谁服从谁不服从从而识别谁效忠谁不效忠”的说法基本上欠缺历史合理性！“上帝”的目标根本不在调动和使用军队本身，而是在于通过这场局部的对外战争用兵，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层搞“论功行赏”，进行“重新洗牌”，淘汰那些即使在文革中受到不良待遇，依然对毛泽东保持“愚忠”的老一代实权军队元帅和将领，让少壮派成为自己的权力基石。战争在1979年2月打响，1980年3月，“上帝”就提议恢复被毛泽东废止的军衔制，其希望通过对少壮派授衔而达到个人实际控制军队的意图昭然若揭。对这场战争的过程有特别兴趣的人不难发现，在整个对越战争中，人民军队各个野战军得到同样的信任和使用，甚至因为1971年林彪事件而在军队中长时间无法抬头的原四野旧部，也得到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在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中已经成为不朽英雄的原四野的张万年的崛起并最后官拜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是“上帝”通过这场战争，建造自己军队权力基石具体过程的一个缩影。
美国立国以来，其精英领袖都具有国际视野——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并要像毛泽东那样积极学习之！对于中国政治的风雨变故的关注，也时时能体现出美国精英领袖的国际视野，当年国民党独揽中国政权，小小延安的一举一动尚且都进入美国政治家的视野，1978年11/12月发生的中南海权力变局，当然更不可能逃脱美国政治精英的视野。虽然华国锋当时还占据着各种名义的一号位置，但中国政治权力的天平正在明显的向上帝集团倾斜。美国人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上帝”的政治理想又那样的符合美国的在华利益和全球利益。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帝”那样急匆匆的要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美国政治家就显然乐意顺水推舟，通过美国的外部干预，加速中南海政治权力天平倾向“上帝”集团的速度。于是，在“上帝”以副总理身份到访美国时，美国人给了他远非与其身份匹配的超过国家元首级的待遇（参见前文）。美中两国关系的大政方针是和一位副总理敲定，而不是和中国的实际的党政军一号人物华国锋敲定。这一事实释放的政治含义，已经足够激发人们的想象空间。
1979年元旦美国《时代》周刊人物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文章：“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有这样的赞美词：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着——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世界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1979年2月5日，《时代》再次用邓做封面人物，标题：“他来了”。
如果说1978年11/12月“中央全会”期间的西单墙事件，是“上帝”通过民间运动向社会上和体制内一切反毛泽东的势力借力，政治上孤立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华国锋，那么1978年底中美建交、1979年1月“上帝”访美和2月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是“上帝”向美国借力，利用外部强权做后盾，发动一场局部的对外战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集团重新洗牌，建立“上帝”的个人效忠势力，完成枪指挥党的法西斯体制建造的环环相扣的几个关键步骤。
在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美国人遵守了对“上帝”的承诺，密切监视苏联的举动，给予“上帝”足够的道义支持。至于美国监视苏联时所发出的强硬外交辞令（参见前文），是否确实阻挡了苏联人可能支持越南人的军事冒险，则完全是个无解的方程式！
现有的历史资料表明，美国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如日本和德国的军队作战时总是骁勇无比，所向披靡，在1990年代后的电子化战争中，对付科索沃、伊拉克也都是砍瓜切菜，但是，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无一胜绩，在朝鲜，他们飞机大炮对付不了毛泽东的小米加步枪，在越南他们甚至对付不了拿着冲锋枪披蓑衣戴斗笠的越南妇女——擅长于强奸非军人妇女则另当别论，在世界范围和苏联的冷战中，其冷战前沿不断被苏联蚕食，甚至后院古巴也成为苏联的铁杆军事同盟。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记录之下，我实在怀疑，如果苏联真的介入当时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美国人会为了“上帝”的个人权力（当然，无可否认，这种权力符合美国人的长远国家利益）和苏联打一场核战争！
苏联人到底又会怎样行动呢？他们曾经不守信用，让毛泽东背负沉重的军事包袱，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单独入朝作战，但也正是这场战争和后来的珍宝岛战争，苏联人对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了本质的了解。许多人都曾认为，文革让中国军队松垮了，然而，对越反击战第一天照亮中越边境的炮火明确告诫世界，毛泽东的军队在1979年虽然没有了毛泽东这个统帅，却依然拥有毛泽东的灵魂。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相信苏联是没有任何理由干预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综合以上就是说，“上帝”谋求的美国对苏联人的监视，对苏联企图干预这场战争的意图的消除，实际上只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这个假设，还是成功配合了“上帝”在中国党内发起的围剿华国锋的政治内斗，帮助“上帝”开始对华国锋权力一项一项的逐一剥夺——1979年9月，就是自卫反击战之后半年，华国锋即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交出第一份权力。华国锋这份权力的交出，让“上帝”真正感到了自己时代的最终到来，也就完全自信起来了。
于是，1980年2月，“上帝”已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国改革共产党中央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同年5月又为刘少奇举行国葬。通过这一政治举动，“上帝”将历史的时针公开拨回到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而全国人民都还对他高唱赞歌！当时，王光美十分煽情的扑在刘少奇骨灰盒上落泪的照片传遍全中国，征服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的心！“上帝”则借此在普通老百姓中耸立起慈悲的道德形象。
民心官心军心既然已经都被收买，在这一年的8月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利的专访的时候，“上帝”就完全无所遮拦，尽吐心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呼之欲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抛向世界，对毛泽东“3/7开”盖棺定论，彻底否定文革！……，这些是把他自己定调的、已在同一个8月里正在进行讨论的《决议》精神透露给了外部世界和党内有限范围。这一年的11月，公审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幸存人物，次年即1981年1月两个集团的10名所谓主犯被判决。
1981年3月，怪诞的《军人誓言》诞生，内容如下：
第一，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全心全意为什么服务；第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令，严格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爱护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第三，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苦练杀敌本领，爱护武器装备，保护军事机密，团结同志，艰苦奋斗，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讲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四，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英勇善战，争取胜利。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往事，人民解放军与时俱进，把毛泽东思想视为中国改革共产党军队建设的绊脚石，扔进了茅坑。此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钢铁长城还是豆腐渣工程，只有天知道！
1981年5月，中国改革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通过《历史决议》，文革被彻底否定，毛泽东功过按照“西单墙民意”“7/3开”，反毛之风于是从中国改革共产党内公开刮向全社会。是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国改革共产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此后，中国的党政军权力系于“上帝”一人：“党”权通过牵线操控木偶胡耀邦实现，“政”权通过另外两驾马车赵真人和万里实现（胡赵万当时被誉为上帝驭下的“三驾马车”），而统御一切权力的终极权力军权则牢牢操控在“上帝”本人手里。最为极端的是，“上帝”后来责令修改宪法，让他能合法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任中央军委主席。枪指挥党成为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可以确定的说，“上帝” 访美本身和访美前后的系列动作，包括对越自卫反击战，开了建国以来中国政治人物借西方力量尤其美国力量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预，僭取最高党权和国权的恶劣先河。这种损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符合中国改革共产党的党派利益和迎合美国势力集团在华利益的行径，后来还成为中国改革共产党的一个传统，直到今天还在被发扬光大着。这是国将破的先兆。
何新先生1990年代华丽转身，祭出国家主义的大旗，前几年又祭出反共济会的民族主义大旗，招摇过市。可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思考者，如果将本文陈列出的1980年前后几年的诸多事实及其历史影响与历史后果纳入思考，就都会感到，何新作为“上帝”的衣钵传人，其所祭出的国家主义大旗是何等的丑陋不堪、其反共济会的民主主义大旗是何等的破烂不堪。本博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其次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在做本文给出的这番历史梳理后，对中国未来历史的悲凉感油然而生，但也因此更加坚定继续写作此文，揭露何新之流及其主子们邪恶嘴脸的决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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