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二节 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一九七六年以后，大肆鼓吹私有化、市场化理论
他们大讲“经济人假设一一人性自私论”，说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违反人的本性，注定要失败，但极力回避苏联建国后半个世纪依靠公有制使经济落后的沙俄变为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半个世纪主要依靠公有制使经济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差距大大缩小的事实。
他们大讲国有经济“产权不明”“产权虚置”，只有卖给个人，使“产权明确化”才能旺盛发展，但极力回避俄罗斯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造成国民经济大倒退的事实。
他们大讲“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只有私有化，由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才能提高效率，但极力回避1952年到1998年间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大大高于非公有企业、大大高于“世界500强”的事实。
他们大讲“靓女先嫁论”“冰棍论”，以“靓女”要老化、“冰棍”要融化为“理由”，要把国有企业尽快贱价卖给或者白送给本企业的厂长、经理或中外资本家，把全民所有的财产转化为个人的财产以“深化市场化改革”，
有的地方政府官员还大讲“放手、放心、放胆”地扩大私营经济，东北某省省长甚至鼓吹“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分换位”(《经济日报》2006年6月1日)。
一些人认为应当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行业和领域，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依法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开采权，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甚至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方针，国家要从减税、出钱、让利以及技术、人才、信息等等方面，大力支持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对国有企业进行并购、控股、参股，做到国退私进。
有些人主张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不体现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即比重在50％以上，而主要体现在它的控制力上。
他们鼓吹“股份制是国有制经济最好的实现形式”，因为在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资本既可以绝对控股，即占50％以上；也可以相对控股，国有股只要占到20％到30％，就可以控制70％一80％的私人股份，从而扩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
他们还大力宣扬通过国有控股公司扩大控制力，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发展。因此，国家计划(或规划)中不必列入公私经济比重的指标，国家统计部门也不必统计和公布公私经济所占比重的全面数字。
二、一九七六年以后私有化的进程
（一）私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近十年来，大批国有企业被贱价甚至“零售价”出卖（包括MBO），从而变成私营企业。推行国企股份化，实际是把国有企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国有控股、私资参股）。集体经济更受到多方挤压而被边缘化或私有化。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经济普查所得的数字，在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实收资本中，从1996年到2004年，公有资本所占比重由83.3%（国有占58.6%，集体占24.7%）下降到56%（国有占48.1%，集体占7.9%），减少27.3个百分点；非公有资本（国内私营和港澳台、外商资本）由16.7%上升到44%，增加27.3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的就业人员，在由国有、集体企业组成的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由1.5亿人减少到5020万人，仅剩三分之一，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83.8%下降到29.8%，减少5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由43.4%下降为18.4%，集体企业由40.4%减少到11.4%。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一个雇佣劳动者占多数而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占少数的社会基础，能够长期支持住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吗？
又据全国工商联在2006年3月1日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供的资料：“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全国工商联推算，2000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42.4%，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约49.7%，外商和港澳台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之和约为65%。”（《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4日）。这就是说，“十五”期间“民进国退”的结果，前者进了10个百分点，后者退了10个百分点。须要说明的是，这个《报告》中所说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扣除集体经济GDP中所占的比重（估计约为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私资部分的比重（估计至少4%），则非公经济GDP所占的比重约为61%，公有制经济GDP所占的比重约为39%。这就是说，公私经济比重大体上是“四六开”，而且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下降。
据有些专家估算，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40％左右，加上外资企业，则非公有制工业的增加值就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陈全生、陈永杰，2005，2)。另一位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3月1日发布的2004年《统计公报》中提供的工业部门“规模以上”(年销售收500万元以上)各种所有制企业增加值数的数字，加以必要的补充和调整，估算全国工业增力口值中，私有制经济大体占62％(个体私营占38％，外资占24％)；公有制经济大体占38％(国有经济占32％，集体经济占6％)(史正明，2005，3)。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工业部门，占居优势的已经不是公有制经济而是私有制经济了。
关于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公私经济的比重，有的学者估算，非国有经济大致占我国国民经济的2／3(吴敬琏，2003，11)。有的民间组织负责人估算，目前已形成国有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2005，2)。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估算，目前个体私营所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3左右(2005，2)。这两个机关的负责人没有提到外资经济。如果加上占国民经济13％强的外资经济(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取得的2001年资料：外资实收资本占全国各类单位实收资本总量的13．32％)，那么，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46％强(33％+13％强)。
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私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更大幅度地超过公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据《中国信息报》(国家统计局主办)2005年6月14日报导，自从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出现了“政策助跑，全面发力，个体私营经济冲上快行道”的新局面。个体和私营经济增长速度，由2月份的13％跃升为3月份的23％；以后的4月、5月，又进一步提高到24．7％和26．6％。同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14．7％、16％、16．6％的速度相比，3月份高出8．3个百分点，4月份高出8．7个百分点，5月份高出10个百分点。有的专家估计，现在不仅在工业部门，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也已经超过公有制经济了。
据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资料），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与22%。
经过近十来年的剧烈变化，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与52%；全国就业人员（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与68%；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
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特别重要的部门进军。
1，当前各种所有制的资本的结构
表1 企业法人来自各种所有制的实收资本
所有制 2001年 2004年 增减
万亿元 % 万亿元 % 万亿元 百分点
国家资本
集体资本 7.5
1.5 54.4
11.3 8.7
1.4 48.1
7.9 + 1.2
- 0.1 - 6.3
- 3.4
公有制资本 9.0 65.7 10.1 56.0 + 1.1 - 9.7
私人资本
港澳台资本
外商资本 2.5
1.1
1.1 18.4
8.1
7.8 5.1
1.3
1.6 28.0
7.3
8.7 + 2.6
+ 0.2
+ 0.5 + 9.6
- 0.8
+ 0.9
私有制资本 4.7 34.3 8.0 44.0 + 3.3 + 9.7
合计 13.7 100.0 18.2 100.0 + 4.4 ——
注：本表来自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二、三产业）的材料，其中未包括二、三产业中3332.9万个个体经营户的资本。
从表1可以看出：公私经济实收资本比重，2001年为65.7：34.3；2004年则变为56：44。这三年，国有资本的绝对值是增长的，但增长速度比私有制慢；集体资本绝对值则是减少的。因此，公有制资本比重减少9.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3.23个百分点。
关于2005年和2006公私经济资本变化的情况，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只提供了固定资产变化的材料：2005年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及国家控股参股等混合经济、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3.6%，而私营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0.6%，后者为前者的1.72倍；2006年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1.6%，而私营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3%，后者为前者的1.63倍。这说明，私营经济固定资产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公有经济固定投资增长幅度。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并不是全部资本增长额，但它是投资额增长主要部分；而且统计部门提供的上述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数字中，还包括了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私有部分未曾剔除，但是大体看来，还是可以反映公私资本变化的基本趋势的。由此，可以判断，2005年和2006年私有资本比重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前几年平均每年增长3.23个百分点。按每年增长4个百分点测算，2005年公私经济的比重是52：48，2006年公私资本的比重是48：52。这是二、三产业的情况。
关于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其2005年的GDP占全国GDP的15.8%）的数字，不在这次经济普查范围内。所以无法将第一产业各种所有制的数据补入经济普查所得的第二、第三产业的资料。
2，当前各种所有制从业人员的结构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说明：从1996年到2001年，在二、三产业中由国有、集体企业组成的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由15281万人减少到5020万人，减少三分之二，占二、三产业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由83.8%，减少到29.8%，下降5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就业人员由7916万人，减少到3102万人，所占比重由43.4%下降到18.4%，下降25个百分点；集体企业由7365万人减少到1918万人，所占比重由40.4%，减少到11.4%，下降29个百分点。经济普查资料还说明：2004年末在我国私营、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就业的人员达到7636万人，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45%，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净增加就业人员696万人，年均增长17.8%，其中私营企业就业人员5305万人，占31.4%，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净增加560万人就业，年均增长26%以上。
上述数字表明：2004年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在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占29.8%，在私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占45%，两者相加为74.8%。那么，其余25.2%的就业人员是在什么样的企业中就业的呢？回答是在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中就业。在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中，对这类企业的人员没有按所有制性质划分。我认为，这部分人员可以按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不同所有制资本所占的比例来划分。
根据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公有制企业的实收资本占二、三产业全部实收资本总数的40.4%，私有制企业实收资本占34.6%，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收资本占25%。从前面第一节表格中所列的各种所有制资本所占比重，减去本节所列的相应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即可得出各种所有制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所占的比重。由此可以推算出：公有制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资本为15.6%（56%-40.4%）；私有制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资本为9.4%（44%-34.6%），两者合计为25%，与本节所列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就业人数占25.2%的数值十分相近。现在，把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就业人员按上述资本比例划分（略作技术性微调，将15.6%和9.4%各加0.1%，使二者之和与25.2%相一致），再分别与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相加，即可得出：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员比重为45.5%（29.8%+15.7%）；私有制就业人员比重为54.5%（45%+9.5%）。这是2004年的数字。
那么，2005年和2006年公私经济就业人员的比重是多少呢？从上述资料中看出，从1996年到200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由83.8%减少到29.8%，下降5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6.75个百分点。按照每年继续下降6.75个百分点测算，则2005年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的比重为38.75%（45.5%-6.75%），私有制经济人员为61.25%（54.5%+6.75%）；2006年前者为32%，后者为68%。
3，当前各种所有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占比重的结构
全国工商联于2006年3月初发布了《‘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报告》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全国工商联调查数字推算，2000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之和约为65%（《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4日）。从2000年到2005年，民营经济平均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
该《报告》说明，其中所说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从2005年民营经济的GDP所占的65%中，扣除集体经济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4%），则非公有制经济GDP中所占比重为61%（65%-8%+4%）。相应地，公有制经济GDP所占比重为39%。按照上述每年民营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测算，2006年公私经济GDP的比重为37：63。
综上所述，2006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
1、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8%与52%；
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2%与68%；
3、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与63%。
所有制结构问题。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的数字。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3月初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供的数字：2000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为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之和约为65%。这五年中，民营经济比重增长1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该《报告》说明，其所称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从2005年民营经济的GDP所占的65%中，扣除集体经济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4%），则私有制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1%（65%-8%+4%）。相应地，公有制经济GDP所占比重为39%。按照私营经济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测算，2006年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04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15.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第505页资料计算）。这一比例比建国之初的1949年国有工业占26.2%的比例还要低得多。这说明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并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扩展。
到2010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大体上达到了三七开，即公有制经占三成，私有制经济占七成。
（二）国家所有制已经变质成为官僚资本所有制
现在统计部门常常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捆在一起作为一个指标，列入国有经济。国有控股、私人参股的企业（包括国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实质上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有资本可以控制参股的私人资本的使用方向，但并没有改变参股资本家对其资本的所有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这就是说，并没有根本改变这部分资本的私有制性质。可以看出，这些论者试图用“控制力”的概念取代或混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概念，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取代或混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概念，用国有控股企业的概念取代或混同国有企业的概念。从实际情况看，事情往往并不到此为止。接着，主管者往往又提出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股要“减持”，三减两减，往往用不了多少时间，原来的国有控股企业就变为私人资本控股了，有些甚至减持为零，变为纯粹的私营企业了。
现中国挂着“国有”牌子的经济成分，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看，都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而只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从国家政权这个层面上来看，现中国的国家政权早已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工农群众直接参与管理，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科研”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领导的，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主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国家的一切大权包括挂着“国有”牌子的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完全掌握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工农劳动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被打翻在地，成为被剥夺、被压迫的“弱势群体”。所以，挂着“国有”牌子的经济成分当然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从企业这个层面上来看，现中国挂着“国有”牌子的企业，都是规模大、利润高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性企业，这些企业早已背叛了《鞍钢宪法》中“党委领导，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度，企业的领导管理，变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头子们的子女、亲友担任主要领导，管理职务的权门领导，“精英”管理，执行发展资本主义路线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工人群众和下级职员成为被剥夺了在企业里一切权力，只不过是供他们剥削的雇佣奴隶。这些企业里的工人群众之所以还反对改变“国有”牌子，不是由于它是什么“公有制”，而是由于如果它还挂着“国有”的牌子，它就难以取消工人群众原有的一些集体福利。当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会放松对工人群众的剥夺，他们正在以各种借口逼迫正式工人下岗，而雇用工资低且不享有集体福利的农民工。 第三，从生产关系这个层面来看，
（1）生产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主要因素；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有巩固和破坏的反作用，后两者（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之间也有相互影响的作用。
（2）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劳动群众，上级与下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社会分工虽有不同，但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必须是平等一致的同志式关系，而无尊贵卑贱之分。如果这种同志式关系受到损害或破坏，各级领导干部、脑力劳动者成为高踞于劳动群众、下级和体力劳动者头上的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享有特权的阶层，而劳动群众、下级和体力劳动者则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那么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就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前一种人手中，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要变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中，特权阶层中那些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党的“同路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在国内资产阶级复辟愿望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影响下，就会成为修正主义思想的鼓吹者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提倡者，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
（3）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消灭了生产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脱胎出来的，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程度，人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不计报酬的劳动的水平。因此，在分配领域里还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而不顾个人的实际需要的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分配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分配制度。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把这种分配制度，叫做分配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法权”，按照这种分配制度，工资待遇，等级悬殊；上下尊卑，界限森严。如果不加限制，必然要“从各个方面妨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一致的同志式关系的建立，从而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质。
现存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资金还是国家所有，但多数国有企业中，工人阶级已丧失了主人翁的地位。在经济上，广大一线职工的工资与“高管”的工资相差悬殊，工人与企业之间完全成为雇佣关系，工人随时有被“炒鱿鱼”的可能；在政治上，工人对企业管理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所谓“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即“政企分开、产权明确、权责合理、管理科学”，全盘照搬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套办法，根本没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条。因此，这样的国有企业可说是已发生了质变。
三、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从改变经济计划开始，逐步转向了由所谓“国退民进”引导的产权改革。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私有经济为主要部分的市场经济，从而具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开始，产权改革开始成为改革的重头戏。产权变动的趋势表现为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实质上就是一个私有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300 多万个中小型国企和上百万个集体企业几乎完全退出了舞台，县级和以下行政地区已经看不到国有企业的踪影。2000 年到2005 年，二级以上国企由23 万家减少到12 万家，省属国企中90%已完成改制。
根据全国工商联、国家统计局等8 部委及各地方工商联的研究，截止2005 年底，私有部门在中国GDP 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0%，如果把外资统计在内，广义上的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65%；2005 年底，民营企业（即私有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在有些地区，地方政府70-80%的收入来自这些所谓民营企业。（5 黄孟复、胡德平主编：《2006 年民营经济蓝皮书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年》计算，2004 年，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6 另外还有资料表明，中国私有经济的比重目前占GDP 的2/3 甚至更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2007 年3 月16 日，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物权法》，国外很多人将此举看作中国在法律上对私有经济重新确认的一个里程碑。
在私有制重建之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改革的最初对象是集中的经济计划体系。随后，改革的市场取向越来越突出，从不断降低经济计划的作用，相应扩大市场力量，到完全放弃经济计划，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制度。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不但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而且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贸外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如果说，商品化程度是市场化最重要的标志，那么，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化为商品。现在，不但生产资料、劳动力、生活资料成为商品，而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在“产业化”名义下加速商品化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主要取决于个人购买力。这些领域的高度商品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在发达国家，政府通常限制这些领域的商品化或市场化。例如，它们大多倾向于把教育、医疗作为公共产品，通过社会化方式统筹提供，而不是作为一般商品进行买卖。 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可以说无处不在。市场经济的种种要件，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片空白，到如今无不繁荣昌盛。从广告、股票、期货、保险、消费贷款、彩票，到相应的从业人员如广告商、经纪人、“黄牛党”等，可谓应有尽有。 政府在改革期间公开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把“效率”即“利润”置于社会公平之上。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政府似乎更愿意强调后者，至少表面上不能不考虑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普遍要求。
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是中国政府公开认定的。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但强调中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而且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可。到2008 年2 月末，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得到７７个国家的承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的工会力量薄弱，劳动立法滞后、不完善以及实施无力，难以对资本形成必要的制约，因此，当今中国工人的工资远不如资本家的利润那样有保障。资本家可以不劳而获，而劳动者却常常劳而不获，以至劳工在不得已情况下，甚至采用自杀或自杀相威胁讨要应得的工钱。这种破坏“等价交换原则”的公然掠夺现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再流行，但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则比较普遍。 中国当前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权钱交易盛行。在所谓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无处不在的潜规则似乎远比所谓“公平交易”更能克敌制胜。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资本的背后往往是政府或官员的影子，无论怎么看都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官僚化的市场经济或权贵市场经济。 在一些人看来，存在这些现象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成熟，不完善，处于初级阶段，而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事实上，完善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教科书和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不成熟” 或“不完善”的市场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济体制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多更自由、更放任，同时也更无序、更脆弱。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经济中的垄断程度较低，而政府管理和调控能力更弱，例如政府或者更少干预，或者干预效率更低。中国建国后建立起一个强政府，尽管直到目前其行政能力依然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能力在市场转型中日趋削弱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越来越带有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四、经济格局已经由自主经济变成了殖民经济
1、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加快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42万亿美元，顺差1020亿美元，2006年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顺差1775亿美元，外汇储备达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实际利用外资，1978年到2005年累计达8091亿美元。2006年又实际利用外资735亿美元。这些都促进了我国GDP的快速增长。
2、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偏低；对外技术的依存度过高，自主创新能力偏低。
首先是对外依存度过大。2005年进出口总额相当我国GDP总额的63.6%，2006年进一步上升。这个比例较之美国、日本这样的外贸大国18%-20%的外贸依存度，都大大超过了。相对之下，我国的国内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支出构成中的比例明显偏低，而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990年为62%，1995年为57.5%，2005年为52.1%（其中政府消费14.1%，居民消费38%）。居民消费比例偏低，是同我国贫富悬殊、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密切联系的。
再看看国际上的统计数字：2005年世界平均的国内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构成的75.2%（其中居民消费占62%），发展中国家消费占72.2%（其中居民消费占58.9%）。由此可见，我国的消费比例特别是居民消费比例，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又是国内消费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这种现象是很不健康的。有一家国外媒体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国内消费、投资、净出口），在中国是“两匹壮马（投资、净出口）配一匹瘦驴（消费）”，并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存在某一天会翻车的危险”（《参考消息》2007年7月23日载香港《亚洲时报》文）。2007年上半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快速增长的态势”。这是好消息，但要大幅度提高国内消费比例，还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个问题，是对外技术依存度居高不下。过去原想引进外资可以做到“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在引进外资的企业中，我方通过“技术溢出”（FDI）获得了一些浅层次的技术和某些经营管理经验，但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核心技术。目前，我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我国大约9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在我国的出口商品中，60%来自外国投资的企业。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反映巨大顺差的贸易统计数字，使人误以为中国非常繁荣。”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说：“所有这一切，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20美元，但中国只能得到其中的35美分。”（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9日文，载《参考消息》2006年2月11日）。由于我国劳动力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所以外商获得超常的高利润，而且这种高利润还在不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26.7%，而同期其增加值的增长率为16.9%。
3、若干地方的“外资饥渴症”和“洋腐败”，损害了国家利益，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达到更高的GDP，提出所谓“不问所有，只问所在”的原则，患了“外资饥渴症”。他们往往向外资低价出售土地，不惜损害农民利益。某些人收受外商贿赂（包括由外商安排其子女出国等多种好处），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商违法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年来，跨国企业在我国的行贿事件一直在增加。我国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这种“洋腐败”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检察日报》2007年1月2日）。
对外资的依赖，引起了包括爱国私营企业家在内的广大经济界人士的不满和反对。全国工商联主办的《中华工商时报》以《警惕外资依赖症》为题，发表署名文章说：“目前，江苏经济的主力是外资投入，一家跨国公司到江苏来设厂，产值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经济指标迅速就能得到提升，所以各级政府都乐意通过招商引资来获得政绩，也因此招致了‘苏州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对本土企业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的指责。长三角一些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做好，又不相信民营企业能做大，于是为了追求政绩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盲目引进外资，过度超前开放，甚至大搞‘外资崇拜’与‘内资歧视’，将好的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先供给外资企业，导致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冲破，结果是加重了本土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江苏本土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发展举步维艰。”该文还说：“随着外资依赖症的日益明显，江、浙地区的许多企业技术进步、自主研发的积极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化。例如浙江省的模具业曾经被日本企业纳入全球产业链，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技术转移。但就在当地企业决定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日本企业的‘围追堵截’，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7月17日）
我国引进的外资企业，长期来让他们享受着低税率的“超国民待遇”。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15%，内资企业名义税率33%。这种对民族经济的自我歧视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当2005年我国政府要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时，在中国的50家最大跨国公司竟然联合上书中央，反对取消这种不合理的低税率优惠，公开抛弃了他们一贯高唱的外国企业要享受与国内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的口号。经过几年的反复讨论，终于在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外企业统一税率为25%的《企业所得税法》，但如何贯彻落实，尚待今后努力。
4、外资大举并购我国优秀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使我国国民经济面临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外资对我国从合资、合作到独资建厂，再到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国有企业。他们的要求是：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个“必须”是一些跨国公司目前在华并购战略的基本要求。他们对我国的一般国有企业拼命压价，对好的国有企业则不惜高价收购。一些跨国公司认为，现在是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最好时机，收购价格正像中国的劳动者的工资那样，远远低于欧美；还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销售网络、原材料和能源供给渠道以及品牌，再加上外商的资本和技术，就可以逐步实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标。
最近一个时期，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其矛头直指产业控制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资并购重点转向我国重要行业的排头兵，抢占制高点。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具有明显的操控中国市场的战略指向。例如，工程机械制造行业的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轴承行业的西北轴承公司，油泵油嘴行业的无锡威孚有限公司，齿轮行业的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常州变压器厂，陕西鼓风机有限公司等。这些在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外国跨国公司并购重组。
第二，外资在我国的并购还表现出整体并购、“全行业通吃”的战略意图。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开始与徐工集团建立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并购，已并购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公司，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美国这家公司的这一布局得以实现，就可能“通吃”我国工程机械行业。
第三，外资在我国的并购还出现了联合行动，既有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有它们与有关国家的投资公司或基金的配合。
据有关研究部门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许多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
在钢铁行业，产能规模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米塔尔公司和阿塞洛公司，目前都已完成了它们在中国的并购布局。2005年7月，米塔尔以26亿元收购华菱钢管37%以上的股份；2006年2月，阿塞洛以20.86亿元收购莱钢38.41%的股份。阿塞洛虽然没有取得控股地位，但是已经与莱钢的另一大股东集团的股份持平。有消息指出，米塔尔、阿塞洛等已广泛接触国内地方钢厂等二线企业，如包钢、昆钢等，大有“将并购进行到底”的势头。
在机械行业，2005年10月，国际著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美国凯雷集团，宣布以3.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权，这是国际投资基金收购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控股权的第一例。徐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徐工机械则是其最核心的企业。又如：大连机电厂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是国内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领航者。1996年与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资后，连年亏损，仅3年时间就被新方收购，一半以上职工失业，技术平台瓦解。再如：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其产品占居国内市场的95%。1997年以它的优质资产与美国一公司合资，7年后被美国公司全部收购。从此，中国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技术平台瓦解，农业大国中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市场被美国公司垄断。再如：中国化工机械制造的设备生产基地和龙头企业锦西化机，拥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制造、维修技术，2004年全集团盈利800多万元。2005年，在葫芦岛市政府的主导下，锦西化机与德国西门子合资，丧失了对其最大且唯一盈利的分厂的控制权。从此，国内大型化肥设备制造、维修依靠的对象变成了外国公司。
在水泥行业，并购风潮也不断涌起。2006年1月6日，海螺水泥发布公告称，摩根士丹利旗下添惠亚洲有限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分别买下海螺集团持有的海螺水泥10.51%和3.82%的股权；3月初，世界第二大水泥企业瑞士豪西蒙公司宣布，以1.25亿美元接下华新水泥为其定向增发的1.6亿股，如若审批通过，豪西蒙在华新水泥的股权将由原来的26.1%增加到50.3%，从而实现对华新的绝对控股；4月18日，世界水泥业老大拉法基公司一举收购了贵州本土3家大型水泥厂，此外拉法基公司还控制了四川双马89.72%的股权。外资在我国水泥行业的并购及参股已到了全面开花的地步。我国前五大水泥企业，除了浙江三狮外，其他4家企业均被外资并购。
在流通行业，2005年商务部共批准流通行业外资企业并购项目24个。其中，上海永乐电器公司一次性向外商转让61个店铺；英国TESCO公司在境外收购了我国内“乐购”25个大型超市50%的股份。
对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如果发生西方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大量并购，势必对我们民族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形成遏止，对我国的某些幼稚的新兴产业更会形成“封杀”的威胁，从而危及我国经济的独立自主，面临附庸化的严重危险。特别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流通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如果我国的一些关键装备部门包括轴承、齿轮等骨干机械企业被外资并购，还有可能对我们的国防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张承耀研究员在总结这些事件的共性时说：我们要“利用外资”，结果反而“被外资利用”；企业往往“拱手相让”，合资成了“外商与官员的双赢”。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路风等专家尖锐地指出：各地正在把引进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而地方政府往往追求短期政绩，其主导的这类合资与引进技术没有必然关系；相反，合资后由外方控股，原有的研发队伍和技术积累将会大部分解体、流失（引自《半月谈》记者周盛平、赵文：《受制于‘外’，中国企业入骨之痛》，见该刊2006年第3期）。
在对外贸易和外商在华投资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过低和对外技术的依存性过高、自主创新能力过低的问题。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4%，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样外贸大国18%-20%的对外依存度。同年，我国国内消费只占GDP支出构成的52%（其中除政府消费外，居民消费只占38%），明显低于1980年国内消费支出占65.5%（其中居民消费占50.8%）的比例，这说明，GDP这块\"蛋糕\"切给居民消费的比例比过去明显地变小了。同国际上比，更是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支出平均比例72.2%（其中居民消费占58.9%）。这种很不健康的状况是同我国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严重滞后的问题密切联系的。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只有5%。\"以市场换技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巨额出口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归于外商，我国工人只得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资，却给我国留下了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工人患职业病等诸多问题。最近，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建厂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国有企业，已出现了\"井喷式\"的态势。许多行业的排头兵已经或正在为外商并购。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这一过程中，\"外商与贪官双赢\"现象所在多有。我国10年内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有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检察日报》2007年1月2日）。这说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光武教授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大循环；其中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存在着中心与外围的差别，其结果必然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应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辅，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内向型经济服务，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抗拒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见《21世纪中国的战略选择》第2页，西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六、收入分配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
关于我国最富人群与最贫穷人群的差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59%的财产，而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只拥有不足3%的财产，两者比例约为21：1。又据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该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3页）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比例约为32：1。
贫富分化的现象明显地表现为基尼系数的变化上。我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报导）。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基尼系数迅速增大。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主持的抽样调查材料：199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34（李强《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分析》，载《科学导报》1995年第8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美国福特斯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赞助下进行抽样调查的材料：我国1995年基尼系数为0.445（经济所课题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财经出版社1999年出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同志所说的数字：我国1994年的基尼系数，按人计算为0.434，按户计算为0.445（见《中国信息报》2001年3月10日对该报记者的谈话）。
——社会学家周景彤测算的我国的基尼系数：1996-0.424，1998-0.456，1999-0.457，2000-0.458（见《经济日报》2001年8月30日，周景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多大》）。
据 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基尼系数，1998年为0.403，2003年为0.447。该行最近出版的《世界发展指标——2007年》测算，我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69。这一报告中列举的各国基尼系数见表4。
表 4 中国与若干国家的基尼系数比较
国家 年度 基尼系数 国家 年度 基尼系数
中国 2004 0.469 美国 2000 0.408
印度 2004-2005 0.368 巴西 2004 0.57
印尼 2002 0.343 保加利亚 2003 0.292
日本 1993 0.249 法国 2000 0.283
韩国 1998 0.316 德国 2000 0.283
伊朗 1998 0.43 意大利 2000 0.36
泰国 2002 0.42 荷兰 1999 0.309
埃及 1999-2000 0.344 俄罗斯 2002 0.399
南非 2000 0.578 英国 1999 0.36
加拿大 2000 0.326 澳大利亚 1994 0.352
注：世界银行编《世界发展指标——2007年》第60页。
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基尼系数，虽低于南非、巴西等很少数发展中国家，但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从上述数字看，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现在我国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
近十多年来，随着所有制公退私进的发展，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据现有材料，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1995年已高达0．445 (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1999)，2004年又扩大到0．465，2005年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2005)。这样严重的贫富悬殊，显著地超过了国际一般公认的0．4的安全警戒线，不仅高于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高于印度、印尼、埃及、韩国等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资料)。一方面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纷纷涌现；一方面是工人农民的大部分相对贫困化和部分的绝对贫困化。这种状况必然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根据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全国工商联关于工资情况的调查，私营企业雇工的月均工资，上世纪末相当于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3％，2003年降到55．1％，差距更大了。
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一般以0.4为安全警戒线）来看，据我国有关学者和学术单位调查测算，我国1985年为0.24，1995年上升为0.434（或0.445），2000年又上升为0.458。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基尼系数2004年进一步上升为0.469。1995年及以后的基尼系数，越来越大地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关于我国富有人群与贫穷人群的差距，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这就是说，两者的比例约为32：1。新资产阶级兴起，工人阶级不仅经济上贫困化，而且政治社会地位大大降低。据上海市关于居民就业意愿的调查，愿意做工人的只占1%。近年来，国家在二次分配（财政分配）上采取的对贫穷居民的各种补助措施，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富悬殊的状况，何况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提高。这说明，我国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现在，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由于所有制结构的上述变化，必然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公。极少数人短期内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工人、农民大部分相对贫困化（绝对值有增长，但幅度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小部分人人绝对贫困化。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一般以0.4为安全警戒线）来看，从1985年的0.24，上升为1995年的0.434，2004年的0.469，已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据我国权威部门专家调查结果：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户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穷户的财产仅占1.4%，两者比例约为32：1。国家在二次分配（财政分配）上采取的对穷者的各种补助措施，虽有一定缓解作用，但不可能根本改变贫富悬殊的格局，何况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扩大。
我国公私比重和分配格局的上述变化，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形成的基础上于二十几年的短期内实现的。这一实现过程与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官商勾结、贪污渎职是密不可分的。有关方面总结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五个主要方面”和“职务犯罪十大特征”（见本文收入分配的部分），有助于了解我国新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腐朽现象。
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
改革以来，尤其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之后，中国人口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中国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没有发生革命、没有出现社会剧烈动荡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面貌在不到20 年时间发生如此巨大改变，的确不同寻常。很多人还不习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因此，有关改革的正义性问题不时被提了出来。 放眼世界，人们很容易发现，如果说中国贫富分化的速度异乎寻常，那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高度不平等状况则完全不是特例。无论经济水平如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都比市场经济国家更平等。当今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南非。发达国家中，既有贫富差距很大的例如美国，但也有更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例如北欧和欧洲实行福利或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样说来，没有如此明显的收入差距，中国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多大？不同来源提供的具体数字不太一样，但有几点不存在很大争议：第一，按照通用的基尼系数衡量，中国属于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第二，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惊人；第三，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甚至超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世界组织以及各种研究都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人群的两极分化。有研究表明，自1992 年以来，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一直等于或者大于0.4，2004 年达到0.4418。 20 亚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已位居亚洲第二， 超过了除尼泊尔之外所有亚洲国家。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显示， 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 个， 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 个， 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基尼系数比中国高。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2- 0.3,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类似水平，在世界上属于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那时中国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差别，根源主要是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改革后，无论城乡还是城乡内部的收入差别都显著扩大，推动整个国家贫富化加剧。1978 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比例为1 比2.57，到2004 年已经扩大到1 比3.21。在城镇人口中，1997 年最低与最高收入差距是4.22 倍，到2004 年，两者的差距拉大到8.87 倍，7 年扩大了1 倍多。22 据称，鉴于富裕人口的收入中通常相当一部分属于黑色和灰色收入，因此，他们的收入增长幅度很可能比显示出来的更大，城镇人口高低收入估计可能高达12 倍以上。在世界银行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国家排位中，2005 年中国在120 个国家中排第85 位，在中国后面只有35 个国家，其中32 个是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大于所有已经转上资本主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休克转型中以造就金融寡头著称的俄罗斯，也大于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依然没有任何逆转的迹象。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问题不是在经济发展上赶上发达国家，而是在贫富差距上赶上世界上两极分化最极端的国家。 收入不平等导致两极分化，中国社会中的阶级/阶层分化不亚于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特点是社会上不存在一个富豪阶层，从各级政府干部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从大小企业管理者到工程技术权威，从各类专家学者到著名文艺体育界人士，这些传统上被视为社会精英的阶层，当时却并不拥有传统上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财富，基本上是有名望而无财富。社会“精英”的这种状态堪称中国特色或社会主义特色，在任何“正常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后，一个新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回归重新崛起，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与世界上流社会的接轨。这个新富阶层在财富水平、消费模式、生活方式、趣味爱好以及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世界各国的上层越来越接近，而与本国的工农劳动阶层越来越疏离，虽同为国人却实际上形同路人，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2007 年，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估算，这个所谓“中国新社会阶层”大约有5000 万人，在中国13 亿人口中不足0.4%。尽管如此，就绝对数量来说，中国的新富阶层人数已然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中等大国。这个比例极小而绝对数庞大的新富阶层拥有巨大消费能力，成为国际奢侈品销售商的新宠。改革近30 年来，中国人均财富在世界排名仍在一百多位，只不过是美国人均财富的2%，但中国近年来的奢侈品消费却高居世界第二。 中国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6 年，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11,759 元（大约相当1500 美元），同期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更是只有3,587 元（不到500 美元）。就在这样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国却造就了世界级的巨富。在《富布斯》2007 年身价十亿美元以上的全球946 名富豪榜上，中国大陆与巴西和西班牙一样，各拥有20 人，超过法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另据统计，2007年中国已成为亿万富豪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美国《富布斯》杂志2007 年3 月8 日发布，上榜者分属于55 个国家/地区，其中美国人最多，高达415 人，其次为德国55 人，以盛产暴富寡头著称的改制后的俄罗斯位列第三，印度以36 人上榜名列第四位，第五位和以后依次为英国29 人，土耳其25 人，日本24 人，加拿大23，香港21，台湾8 人。
全球最大富翁榜上既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有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下的人口大国例如印度和中国。在市场经济中，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实力根本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弱国穷国照样能够出产超级富豪，少数富人的富裕程度毫不逊色，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无疑，中国在这个领域中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迅速接轨。 富人阶层的另一端是贫困阶层或所谓 “弱势群体”。他们中除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所谓边缘人群例如乞讨、流浪者之外，主要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广大劳动者。也可以说，除了比例极小（尽管绝对数量可观）的暴富阶层以及大约15-20%的所谓中产阶级之外，其余人口都属于这个群体。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状态虽然并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弱势，那就是，相对于有产者特别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处于绝对劣势，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缺乏在劳动报酬、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等方面讨价还价的能力。 与富翁群体一样，弱势群体也是改革后出现的“新兴”阶层，是社会分化硬币的两个方面。这个“新兴”群体的出现在农村与解散集体经济、重返个体生产有关，而在城镇，则是企业改制或私有化的直接后果。企业改制导致国企纷纷败北，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抓大放小的口号下或者关闭或者转为私人所有，导致职工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大量劳动者失去工作，流向了社会底层，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下岗失业职工为主体的城市弱势群体。他们丧失了原有就业提供的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社会地位越来越向原来就缺乏这些保障的农村进城劳动力靠拢。这个群体距离赤贫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改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收入分配仍然比较平等，经济的快速增长显著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到20 世纪末彻底消除贫困人口的政府目标宣告破产。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2006/07 年，中国贫困人口仍有4800 万，其中农村2600 万，城镇2200 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3.7％。 由于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很低，远远达不到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人均日生活费1 美元的水平，中国的贫困家庭算得上是一种高度贫穷。如果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约为1.35 亿，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2006 年12 月1日，世界银行专家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在2001-2003 年期间，中国经济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 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还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再次表明，人口的收入并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水涨船高。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据说全球还是第一次记录到。这也许算的上中国改革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经济增长与贫困共存的现象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顽症。例如，在人均收入大大超过中国的拉美地区，早就存在这种所谓“增长性贫困”，即一方面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困现象恶化。看来，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是否增长，都必须接受社会两极分化这个后果。
由于财产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必然出现生活的两极化。一方面，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仅享受着住豪华宅、吃豪华宴、坐豪华车、穿名牌服等等超乎常人的生活，而且若干人豪赌、嫖娼、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挥金如土。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虽居世界第4位，但每人平均国民总收入尚居世界第128位的情况下，我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三大国，并正向第一大国迈进（奔驰车销量已占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众多的劳动人民处于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的困境中。有些贫苦居民为生计所迫，卖血、卖淫（估计全国至少500万人）、卖器官、当包身工、自杀甚至铤而走险。全国每年“群体事件”数万起，刑事犯罪层出不穷。
各方媒体对上述情况有种种评说：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4年2月27日报道：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研究人员说，在共产主义制度实行了50年之后，现在中国城市的富人与农村的穷人间的差距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一家主要研究机构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说，城镇居民的收入目前是农村居民的3倍。如果将非货币性因素——如只有城镇居民才能享受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好处——考虑进去，城乡收入的差距将达到6倍。令政府感到不安的是，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改革已经将很多人抛在后面。这些人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2月29日刊登了题为《中国富人的生存信条》的文章说：如今中国的富人都住进了大城市郊区的别墅里。这些别墅平均售价80万美元，四周有围墙，还有24小时保安巡逻。尽管如此，这些富有人几乎总是成为被抢劫的目标，抢劫犯在情况危急时会起杀机。社会学家用于判断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最新标准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更大。中国的一些精英开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关系和智慧意味着一切，平等这个古怪的观念毫无意义。（以上两条均见2004年3月3日的《参考消息》）
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经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
香港《南华早报》2003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宣布共产党今后将接纳私营企业主加入它的队伍。这一宣布是共产党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方面，它的调整反映了中国社会人口构成成分的改变。这种变化是过去22年中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正在宣传的一个理论——被称为‘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已经认真地为扩大党的队伍奠定了基础。”“中国完全可以这样肯定中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我国国内的媒体上，对于目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有多种说法。
有人说：“收入不均等是发展的动力。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以此炒作，是反对改革。”
有人说：“现在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看上去好象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
有人说：目前存在部分居民收入悬殊问题，但不存在两极分化。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应当由国家财政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拨款来解决，不应当涉及企业所有制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是：国家管公平，企业管效率。
有人说：每人平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的时期，是一个必经的“事故多发期”。等到我国人均收入再提高，度过了这个时期，贫富悬殊情况就会自行改变。
有人说：根据“库兹涅茨定律”，低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是比较低的；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基尼系数必然提高；再上升到高收入水平时，基尼系数又会降下来，全部过程是“倒U型曲线”。我国目前正处在“倒U型曲线”曲线的左侧（上升），等达到高峰后就会由右侧下降。
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改革的结果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私有制所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甚至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就造成了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或者由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变成私营企业的雇佣奴隶，大批农民失地，官商勾结，贪污腐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反思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
2010年06月13日07:49北青网-北京青年报陈筱红
在中国，追求新贵族的生活方式现在需要1.1亿元，比去年提高了22%。昨天，胡润发布了其最新的“2010胡润富豪消费价格指数”，其消费价格指数为11.3%，去年同期则为4.6%；这意味着，现在要花更多的钱才能进入中国的精英圈。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已拥有87.5万个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了6.1%，其中包括5.5万个亿万富豪，比去年增加7.8%。
2011年3月14日初稿
2012年3月2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