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三节 政治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的概况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修正主义，这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社会制度、政权性质、政治领导权和意识形态主导权四大领域中坚持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四大领域的斗争都是全局性的、主导性的斗争，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只限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
回顾一九七六年以来的历程，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右派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了中央领导层中文革左派领导人。
一九七0年代未至80年代初，右派领导人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文革的骨干力量，而且在领导层中清除了在文革中提升上来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公开审判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否定文革大革命，否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八十年代，社会上就有了所谓“解冻社”，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个“中国人权小组”，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上海有个“民主讨论会”，鼓吹“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
90年代以来的阶级斗争又以新的形式（除了从外部进攻以外主要从内部进攻）出现，而其深度又大大超过以前，斗争的后果更是令人震惊。睁开眼睛看看当前的实际情况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资本主义（中国的和外国的）私有制所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资产阶级理论和修正主义所取代；新资产阶级已经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内取得了合法地位，其力量日益膨胀。
近年来，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当中，出现了大同小异的两种观点：一种主张推行野蛮的资本主义，公开宣称贫富差距拉大是“前进的动力”，贪污腐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滑润剂”，等等。这种观点当然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另一种观点是推行文明的资本主义，主张在收入的再分配（财政、税收、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资金等）中给人民群众、包括农民群众一些好处；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程序上加以规范，不要让个别资本家独占，要照顾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等等。
资产阶级提出新的政治要求
2006年3月4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召开的、若干“主流派”学者参加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称为“新西山会议”）。与会人士声称：现在经济改革“大局已定”了（当然他们还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即私有化，包括土地私有化），今后重点是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有人提出了下列的政治纲领（会上无人反对）：
——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因而是不合法的，要求“共产党分成两派”，最好是实行“多党制度”，效法“台湾模式”；
——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代大会“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具有“反议会性质”，要求建立西方式的议会制度；
——取消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剥夺共产党的军权”；
——实行个人自由：要给他们以“真正的个人自由”、“言论自由”；但同时又主张“不要争论”，不准人民对他们提出不同意见。
这种新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者明目张胆地向《宪法》、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挑战，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坚决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12月，又有些人采用一种比较隐蔽的手法，妄图在新的伪装下实现上述主张。有一篇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文中歪曲客观事实，说什么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胜利了”，欧盟的15个国家中已有包括英、德、法国在内的13个国家实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甚至说美国只要民主党执政，也就“赤化”了。文中还用断章取义、肆意篡改的手法，胡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已经否定了他们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主张。文中竟然把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的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施坦，硬说成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诬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修正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一是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反对共产主义作为科学思想体系和理想的社会制度。这就彻底暴露了它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思想不是要“救中国”，而是要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某些缓解社会矛盾的改良主义主张，也只是为了充当资本主义的“医生和护士”。最近已有许多人写文章批驳这种假社会主义。应当说，这种违背我国宪法、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荒谬言论，同样会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
二、国体的变化
（一）人大、政协组成人员发生了变化
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代表占67.95%；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共3497人，工农兵比例为61.68％；1983年六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35.57%；1988年的七届人大，代表共2970人，工农兵比例32%；1993年八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29.6%；1998年九届人大代表共2979人，工农兵比例27.8%；2003年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农兵比例27.4%。现在的比例，只会比2003年更低。
据《中国统计》2007年第一期有关文章指出：“统计数字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从1980年初到1990年代末，工人代表的比例从27%降到了11%，农民代表的比例从21%降到了8%，而干部的比例由13.4%升至了33.2%。这使得强势群体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优势，而弱势群体无法与之抗衡，制约能力由此被大大弱化了。”（见李鸥《和谐取决于结构》一文，载该刊第45页）
十一届全国人大安徽团114名代表构成比例：各级官员为52名；文教卫界别为26名；企业家界别为35名 农民界别为1名，工人界别为0
何帮喜（安徽希玛欧美佳装饰材料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安徽企业商会会长，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如何成为全国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2000年，周光全带队到北京招商时与无为县在北京创业人员何帮喜相识。期间，何谈到准备回家乡投资，周表示欢迎。2001年底的一天，何帮喜到周光全家以看望周母的名义送给周5000元人民币，并请周对其2002年回来投资，搞地办企业给予关照，周答应。2002年上半年，何帮喜在无为县二坝经济开发区征地办企业，认为该县提出地价每亩2万元的价格太高，遂请周帮忙解决，周即电话要求时任无为县县长在地价上要给何以优惠。同年7月12日，二坝经济开发区以每亩1.4万元的价格与何帮喜签订了87.63亩土地转让合同。
2002年9月29日，何帮喜在无为县注册成立了安徽希玛伟业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同年10月，何帮喜以扩大企业知名度为由，请周帮忙将其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周答应。同年12月2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何帮喜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后经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何落选。但当选为省第十届人大代表。为对周光全的帮助表示感谢并想继续得到周的关照，何帮喜于2003年5月份的一天，在北京送给周4000美元，周收下。2003年8月，何帮喜在无为二坝经济开发区征用的土地上开始兴建装饰材料厂，何要求安装双电源两路专线供电，而供电部门认为没有必要。何遂请周帮忙解决，周即电话要求时任巢湖供电公司总经理满足何的要求。2003年8月25日，巢湖供电公司为其安装了双电源两路专线供电。
2003年9月份的一天，何请被告人周光全为其在北京的保龄球生产基地迁到巢湖，需要征地之事给予关照，周答应。同年9月，周光全与何帮喜以及时任巢湖开发区主任徐某等人出国考察，在上海浦东机场，何送给周2000美元，周收下。出国期间，周光全要求巢湖开发区主任将何帮喜的保龄球生产基地争取到市开发区。关于地价问题，巢湖开发区主任提出每亩地的土地出让金2至3万元，何帮喜提出180亩地，土地出让金200万元；为此，双方僵持不下。后周光全要求巢湖开发区主任为留住名牌企业，按何的条件办。2003年11月18日，巢湖市开发区规划土地局与何帮喜签订了180亩土地(200万元土地出让金)转让合同。何帮喜为表示感谢，在2005年、2007年春节期间，各送给周光全3000元人民币，计6000元人民币，周均收下。
何帮喜于2003年初在周光全的帮助下，“当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后，又攀上了安徽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某主要领导，并很快取得了对方的认可。这位领导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将在北京的一些安徽籍的重要领导，向何邦喜一一引见。2006年上半年北京安徽企业商会成立时，由于上述领导的极力推荐，何邦喜涉嫌被安徽省驻京办直接“内定”为北京安徽企业商会会长。2008年1月安徽省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时，此领导也为了给何帮喜增加选票调动了诸多人脉关系。
何帮喜终于在2008年1月“升格”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1年3月4 日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38名全国人大代表都是亿万富翁，要比美国国会最富有的议员还要富有。想问全国人大在解决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方面将采取怎样的措施？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对这个数据回应，“我也感到钦佩，你做了那么多调查研究，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说的38名亿万富翁代表的情况是否真是如此。”
不过他强调了宪法对人大代表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对于贫富差距问题，李肇星表示，中国的目标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全国人民逐步都过上小康生活。但现在确实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差别、存在着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
他表示，希望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富人，但是富人必须依法致富。“我已经发现有许多这样的好公民，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变富了，不仅严格遵守法律，而且还慷慨地做一些公共事业，比如扶贫、建立希望小学、救灾等等。”（记者杨华云）
调查
胡润：代表委员中有156位亿万富豪
胡润富豪榜统计去年富豪参政情况，称所占比例下降
胡润富豪榜从1999年发布首届榜单开始，就一直统计拥有政治身份的富豪数量。昨日，胡润表示，去年1300多名富豪中有156名是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印象是，比较大的变化出现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2003年上榜富豪100人，其中政协委员有23人，人大代表是11人。”胡润表示，随着中国的亿万富豪群体急剧扩大，这些年来拥有政治身份的富豪绝对数量是增加的，但占据富豪榜的比例却是下降的。
胡润对于越来越多的富豪拥有政治身份表示：“这也反映了民营企业家更多受到政府的认可。”在去年10月发布的2010年富豪榜中，1300多名财富超过10亿人民币的富豪中，共有167位富豪拥有国家政治身份，其中包括80位全国人大代表和76位全国政协委员。除此之外，部分富豪拥有多重政治身份，例如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工商联常务执委。其中，大连万达老总王健林拥有政治身份最多，他既是全国政协常委，又是党的十七大的代表，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2010年胡润百富榜共有1363名富豪上榜。（记者张奕）
“当人大代表跟钱没关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研究室主任程湘清认为，之前专家也曾经讨论过“企业家当人大代表”的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里不存在企业家不能当人大代表的规定。
“对于代表的身份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只要符合法律程序就能当代表。”程湘清表示，人大代表无论挣多少钱，只要是靠劳动正当得来的，就会受到法律保护。“当人大代表跟钱完全没关系，关键是这个人是不是有责任心和民主法制意识。”程湘清认为，人民群众选举人大代表时肯定不会因为对方是富人就投选票，而是会考虑对方是否能替百姓说话，能帮百姓真正办事的人。（记者 杜丁）
“参政议政跟贫富没有关系”
这个新闻我也看过，对于富豪代表或委员参政议政，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上的群体都应该有代表在人大和政协里，这个应该是正常的，这跟是否贫富没有关系。作为一个参政议政的平台，应该能使各方面的代表委员有正常表达自己真实诉求的机会。
人大代表是选出来的，政协委员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等推荐，然后进行协商才产生的。对于是否富豪并没有名额规定。当然，我们在选举代表、推荐委员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性，要注意他们之间合理的人员结构和合理的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张皎（记者 汤旸）
（二）基层政权组成人员发生了变化
一些“先富者”占有了较多的财富，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权。2004年初，《重庆日报》记者写道：“‘富人’治村是大势所趋，”“‘富人’治村的时代已经到来。”该记者报导了重庆市北渝区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官中，私有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又据浙江省民政局提供的材料，该省2002年选出的13万新一届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占到30%。其中，“先富群体”在义乌市村委会成员中占60%，在村委会主任中占65%。（见《商界》2004年第1期）。又据中央电视台在一个以《村官的价格》为题的节目中报导，河津市下化乡老窖头村村民王玉峰为拉选票，发给选民共计223万元现金。后被人揭发，才被依法没收。还有一篇题为《600万元选出高价村官》的电视报导。村官本来是基层的小小“芝麻官”，为什么有人出如此高价贿选？主要是可以从征地和乱收费中捞取钱财（见《中国电视报》2002年2月2日）。
三、政体的变化
（一）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确
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以共产党执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是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中国内部也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要求实行西式民主或曰“民主化”，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尽管如此，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似乎并不能说明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首先，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以政治体制的多样化为特征。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大选的所谓民主制，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君主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大选民主等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按照西方的标准，所谓真正的民主国家大致只有它们自己，其他国家最多只能算“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否则便是“混合体制”或甚至“集权国家”。因此，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排名机构把中国归入非民主国家，顶多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与他们的所谓民主制有所不同。8
其次，中国目前虽然维持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但其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不再主张“共产”即公有制，而是以发展经济为己任，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政府也不再直接组织生产，而是转变职能，服务于市场，在竞争中充当“裁判员”，调和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再次，在国际舞台上，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改变现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打算和不愿意按照西方设定的游戏规则行动，而是努力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力图冲破这种国际秩序设置的障碍。改革后的中国政府则逐步接受了现存的世界秩序，热衷于与世界“接轨”，遵循现有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最近一些年，中国开始提出愿意做“负责任的大国”，言外之意是中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负责任”，即不会做破坏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事情。中国从一个反对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斗士，变成了它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认可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总之，无论在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上，还是在政府的主张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但即使如此，国内外一些势力仍然对中国政治体制表示特别“关注”，念念不忘施压促变，要求中国转向所谓民主制。事实上，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共产党这个字眼过于敏感。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反对的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而不是一般的所谓一党专政。因此，尽管改革后的中国把西方大国当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也早已放弃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立场，但由于中国名义上仍然由共产党执政，这些势力仍然不放心，必欲彻底消除“共产党因素”而后快。
有人提出了一个富有洞见的新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不断打压和试图和平演变的目标，准确地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因素”。所谓共产党因素，就是试图在全人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它把跨国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人类实现大同作为自己的目标。拿民主说事，不过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二）政府能力弱化
政府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急剧膨胀。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大幅度增加，以至官员在平民中的比例翻了一番还多。同时，行政经费出现惊人增长，1978年到2003年，中国GDP增长了31倍，年均增长1.2倍，而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3.5倍
1986年到2005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6倍的情况下，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长23倍。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在改革中变成了一个成本昂贵、资源耗费越来越多的政府。
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改革后立法突飞猛进。法律虽然多了，法律法规得不到切实执行却越来越变成寻常之事。
刑事犯罪活动猖獗，导致社会安全感低下，遍及城镇的防盗门窗成为大众自我防护的无奈选择，也显示了公众对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的能力信心不足。
从庄严承诺的大政方针到政府限期目标，政府越来越说得到却做不到。政府甚至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官员。改革以来，官场和官员腐败不断升温，以致中国由一个清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国际透明组织的统计中，中国早在1995年已经成了极端腐败的国家之一
（三）官员贪污腐化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于2008年初宣称：过去五年中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18万件（平均每日近100件——引者注）、20万人。其中，省部级以上官员35人，地厅级官员930人，县处级官员12964人。（新华社2008年5月18日电）又据媒体报道，经过对近年来3000多起典型贪污等职务犯罪案例的研究，发现具有十大特点：一是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二是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三是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四是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五是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六是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七是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八是金融腐败（团伙作案、携款潜逃、利用高科技手段）；九是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帐）；十是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检察日报》2007年3月27日）
当今中国腐败之烈，不仅为国内人民深恶痛绝，而且在国际上造成很坏的影响。最近，“国际追踪”网站宣称：中国索贿案居世界第三位，85%的索贿案与政府工作人员有关，其中11%与司法人员有关（《参考消息》2008年7月18日）。
三、执政党的变化
到2002年的十六大，党的性质却被改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而成为\"全民党\"（人民和民族中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并据此规定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作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份子\"加入共产党。这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向，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建党以来一贯明确坚持的党的性质和入党条件。这个大转向是如何造成的？应当如何对待？这里有必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当前却存在着马列主义伟大旗帜被淡化、架空、回避、篡改和否定的严重问题。例如，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在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删除了十五大党章中关于马列主义的下列重要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又如，有的领导人宣扬\"共产主义渺茫论\"，回避或否定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科学理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和行为，就是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的共产主义因素。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就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靠近一步。再如，有的领导人只提\"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而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此外，还有一些共产党员\"精英学者\"肆意歪曲篡改马列原著，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并宣扬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对于这些反对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和倾向，必须进行批判和纠正。 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创立的。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自从党的七大以来就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伟大旗帜。 但是，当前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存在着被淡化、架空、回避、篡改和否定的严重问题。有的领导人讲到党的指导思想时，既不提马列主义，也不提毛泽东思想。有的领导人有时也讲毛泽东思想，但不讲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架空和歪曲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指出：\"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一理论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告诫全党继续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特别要警惕和坚决防止资产阶级分子篡夺党的领导权、进行\"和平演变\"，以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已经被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和解体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也被我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许多事实所证明。近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和阶级关系的空前大变化，不是证明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谁胜谁负\"的问题尚未解决，\"继续革命\"不可避免吗？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决不能丢掉它的核心和灵魂。否则，就是假高举，而不是真高举。 对于邓小平理论应当如何看待？它能否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须要认真地加以分析。从实践的检验来看，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言论中，有正确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两种观点纷列杂陈，往往自相矛盾，因而不能构成系统的理论。他本人也从未承认过有个\"邓小平理论\"。 例如，邓小平一方面受中央的委托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另一方面又否认坚持还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宣传变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如，他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失败了\"、\"走了邪路了\"，另一方面，又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作为一个\"大政策\"，特别是允许一些干部及其子女（大部分是中共党员）下海经商，让共产党员去当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再如，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一方面讲要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止二十年，另一方面又要求长期反\"左\"为主，并认为经济领域只能反\"左\"不能反右，为推行私有化铺平了道路。诸如此类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形成这种混乱状况，从思想方法上讲，就是他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以资产阶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混淆和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科学命题。总的看来，邓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错误的东西更多些，这些错误思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对邓的全部言行究竟如何评价，可以从长研究。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用含混词句包装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想。在前面关于坚持党的领导一节中已经说到，\"三个代表\"是为了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允许资本家、入党而提出来的。这种\"重要思想\"，抛开先进生产关系，只讲代表先进生产力；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代表先进文化；抛开阶级分析，只讲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三个抛开\"的理论基础是\"三个否定\"。一是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位核心领导人一再强调新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个\"新社会阶层\"，否认它是新资产阶级；二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公开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三是否定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他所主持的十六大，在没有作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删除了原来《党章》中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的条文。从此，关于\"阶级\"、\"剩余价值\"、\"剥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基本上被打入禁区了。然而，为了蒙蔽群众，他还宣称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十分明显，他用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用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用否定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和阶级，\"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哪里是什么\"发展\"，分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头彻尾的背叛！ 为了把\"三个代表\"跟\"全民党\"一起强加给十六大，这位核心领导人除了采取前面说过的践踏《党章》、压制反对意见的几种手段之外，又加上了两种手段。一是在2002年7月23日由主管机关公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把\"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为党政干部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如果你敢于无视或反对\"三个代表\"，不乖乖地遵照实践，就让你得不到或者丢掉\"乌纱帽\"和\"饭碗\"。二是由中央重要干部出面，在媒体上宣称：凡是不积极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员不能当选为十六大代表，从而为\"三个代表\"在十六大的通过提供了最牢靠的\"组织保证\"。应当指出，这一切都是在\"三个代表\"未经党代大会批准、更未写入《党章》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又一次对《党章》的大践踏！正是在这样的非法手段的操控下，\"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十六大党章。 \"三个代表\"思想实践的结果如何呢？一是抛开先进生产关系只讲先进生产力，推动了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二是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先进文化，推动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金钱至上、极端个人主义的空前大泛滥；三是抛开阶级分析只讲代表广大人民利益，推动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的兴起，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这三项结果的事实说明：\"三个代表\"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资本主义的复辟！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原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需要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历史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总之，从\"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目的\"、\"三个抛开\"、\"三个否定\"和\"三项结果\"来看，它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修正主义。 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时期以来，一批\"精英学者\"主要宣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成为践行\"三个代表\"思想、推行私有化的有力助手。但随着私有化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的凸现，这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想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于是，他们改换了另一种形式，即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把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奉为圭臬。这种假社会主义一出台就遭到相当强烈的批判。他们见势不妙，正在转向第三种形式，即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护下，以反\"左\"、反\"教条主义\"为名，攻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或者宣扬\"民主\"\"自由\"具有\"普适价值\"，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两条基本原理：一是必须坚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二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两条，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照妖镜。不论什么人，不论怎样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来伪装，只要用这两面照妖镜照一照，任何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谬论立即原形毕露，无处躲藏了。 （1）新资产阶级的兴起，要求进入执政的共产党。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的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2005年的新资产阶级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民族资产阶级相比，户主数相当那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相当那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相当那时24亿元的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新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要求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实现这一要求，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钻进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来阻挠和改变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2）大批有权势的党员变成资本家而仍然保留其党籍，推翻了共产党员\"不准许剥削他人\"的根本原则--对《党章》的第一次大践踏。在改革中，大批国企实行经营者购买（MBO），\"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大批官员子女、亲属和其他干部下海去当资本家。这部分人是新资产阶级中最有权势的群体。按照我们党建立以来的一贯原则，这些已经成为剥削者的党员是应当\"无条件开除其党籍\"的。但是，这批党员却是按照党的指示进行改革、争当\"先富\"的积极分子，其中不少是中高级和最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和亲属，权势大，根子硬。于是，在1989年8月中央的有关文件中作了原则性的重大退让，规定这些人\"在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平等对待工人、把大部分利润用于发展生产或公益事业的条件下，仍可保留党籍。\"十分明显，这只是一个守法资本家的条件，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而这个规定却默许了他们可以不放弃剥削，这就违反了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入党条件的规定，是对党章的公然践踏。这个错误的规定，铺平了\"党员变老板\"的道路，实际上也为\"老板变党员\"埋下了伏笔。 （3）不仅党员可以当资本家，而且资本家可以当党员--对《党章》的第二次大践踏。前面已经说到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从1993年的13.1%上升到2001年的29.9%。据调查，在资本家党员中，党员变资本家的占78.6%（其中国有或集体企业的\"高管\"收购公有企业的占43.4%，官员子女和其他党员下海经商的占35.2%）；资本家变党员占21.4%（《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1999）》、《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2002）》）。所有这些事，都是在党章规定不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条件下干出来的！ （4）为资本家入党抛出新的\"立党之本\"，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蛮横地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对《党章》的第三次大践踏。资本家在党内的人数越来越多了，但这与党章特别是党的总纲所阐述的理论相抵触，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一位核心领导人在2001年初抛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且自封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以个人的讲话取代原来的立党之本--党章。不久，这位核心领导人在2001年7月1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又提出两大论点：一是新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不是新资产阶级，根本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二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剩余价值论）只能解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解释当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不能解释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来，中国私营企业主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摘掉了，\"剥削者\"的帽子也摘掉了，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作为\"普通劳动者\"入党了。这位核心领导人一方面组织一批\"理论精英\"大力宣扬，说\"七一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突破\"，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另一方面，动用行政手段从多方面压制反对意见。一是对上书反对的老干部、老战士施加政治压力，有的人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权；二是对不赞成资本家入党的某些省委领导人提出警告，如果不能与中央（实际是领导者个人）保持思想一致，就要\"调整\"工作岗位；三是不经正常程序，粗暴封闭敢于宣传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入党的《真理的追求》和《中流》杂志，以此惩一儆百，使全国所有主流媒体噤若寒蝉。这种做法不仅践踏了《党章》，而且践踏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从而充分暴露出他理屈心虚的精神状态。 （5）违背全党意志，半明半暗地把一些资本家抬进党的十六大庄严会堂--对党章的第四次大践踏。关于十六大让资本家作为代表参加大会的情况，官方主要媒体均默不作声，而由个别次要的官方媒体吹风。如《中国青年报》2002年10月28日透露：\"十六大中将出现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并列举了其中四位资本家的姓名及其企业名称；还说：\"福布斯杂志刚刚公布了新一届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在列名的100名富豪名单上，有3位名列十六大代表之中。\"并赞扬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突破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及时团结、整合了各种新生社会力量。\"这位核心领导人用这种非法手段抬高资本家的地位，就是为了进一步显示：资本家入党已经成为\"铁定\"的既成事实了！《党章》早已成为废纸、不值一顾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十六大通过了修改党章、改变党的性质、允许资本家入党的决议！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党的性质的改变起源于经济的私有化。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总要变。新兴的资产阶级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党外兴起的资本家；一部分是党内利用权势兴起的资本家，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改派\"）。这两个部分密切结合，浑然一体，而后一部分起主导作用。他们在党内大权在握，目无党章党规，并利用我们党缺乏民主监督的缺点，一步一步地摧毁了建党的根本原则。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改变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然随之改变，不管用什么外衣加以包装，都改变不了问题的本质。
新资产阶级进入了执政的共产党内，使共产党发生了部分质变。
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1995年为17.1%，2000年为19.9%，2001年为29.9%，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尽管当时的党章是不准许资本家入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章、准许资本家入党后，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上升到33.9%（2004年），
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共产党是我国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资本家必然要求进入共产党内。根据全国性抽样调查，早在中共党章尚未规定允许资本家入党之前，1993-2001年私营企业主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已悄悄地由13%上升到近30%。
表3 1993-2001年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
（以私营企业主为100%）
年份 1993 1995 1999 2000 2001
有效样本（个） 3060 3258
党员人数 609 972
党员％ 13.1 17.1 18.1 19.9 29.9
资料来源：①1993、1995、2000年数字，见《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页。②1999年数字见《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1999年》第107页。③2001年数字，见《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④历年抽样调查的样本是从全国各地区的私营企业中随机抽样而得的。
这些资本家党员的来源，据调查，由党员成为资本家的，占78.6%（其中公有制企业变私有制企业的占43.4%，党员下海创业的占35.2%）；由资本家成为党员的占21.4%，大体是“倒二八”。
自十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份子可以入党之后，“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私企大发展，老板变党员”的做法公开合法地推行。据全国工商联调查，2005年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达到33.9%。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一下子涌现了无数的红顶商人、红色资本家。凭着他们的财富和实力很快地进入了要害，成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或核心人物。紧接着便是要求私营企业成立党组织，有政治眼光的私营业主马上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纷纷竖起了“共产主义”的大旗，成立了党支部或党委，自己或者自己的代理人自然就成了党委或支部的一把手。党组织进军私营企业，或者说私营企业成立党组织，本来是一件好事，党可以像以前那样，组织工人群众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同剥削压迫工人的资本家作斗争，维持社会公正公平。然而，事情恰恰相反，私企的党组织往往成了资本家的保护伞，他们是在为资本家保驾护航，党组织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可以披着共产党合法的外衣，来对工人阶级实施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首先，私企的党组织事实上是资本家把持着的党组织，他代表的是资本家的利益。从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形，至少有以下这些方面能说明私企党组织已经被资本家所把持。
1，所有私营企业党组织均是在业主的主动要求和亲自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其主要负责人没有哪一家是普通工人党员或工人党员推选的代表在担任，都是企业老板或者是老板指定的代理人担任党组织的主要领导，这些人领导的党组织自然就不可能代表广大的工人群众。
2，再看党员的比例，私企中发展党员往往是看这个人是否对老板忠诚，是否肯为老板的事业做贡献。所以，私企发展的党员往往是管理层的较多，普通工人就要看出于某种需要，有时主要是为了安抚民心或者是普通工人为老板，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既然结构决定了向心力，所以，这个组织便成了老板的帮手和工具。党组织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3，组织活动和组织教育，每次的组织活动无非就是一次老板的工作会议，都是谈如何来加快企业的发展，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让职工为工厂多做贡献，如何来取得更大的利润等等。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早就扔到一边去了，因为这不符合老板的利益。所以，现在私企的党员，有几个是真正地接受过党的正规教育？有多少年没有学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有哪家私企的老板（党组织的负责人）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4，私企党组织已经为资本家独家操持，为资本家独家服务。不信，你可以在资本家的工厂内让一名普通的工人党员组织申请另外成立党组织，独立开展活动，你看有谁敢答应你，不给你扣个分裂党组织的罪名，就算是幸运的了。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有很多优良传统和作风，可以被资本家用来更好地统治和奴役工人阶级，为他们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
1，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在长期的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铁的组织纪律，就被资本家所利用了，他们用强制的手段强迫工人劳动，为他们卖命，谁要是反抗，就说你违反纪律，自由散漫。工人阶级只能忍气吞声地为他们卖命。
2，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资本家利用这条组织原则用于压制不同声音，谁要是想替工人讲话，他就会用党的组织原则来排斥你、压制你。到时候你必须服从，因为你是少数、是下级、是个人。所以，工人阶级的利益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得不到保障。至于他本人有没有服从哪一级，只有他自己知道。
3，中国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一点，资本家也利用的特别好。一方面，他们自己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另一方面，他们让工人阶级过猪狗不如的生活，谁要是有怨言，他们就会扣上丢掉党的优良传统的帽子。工人阶级只能安分守己的过这种生活。
4，中国共产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资本家可以永远的批评你，永远地教训你，让你永远做自我批评，永远站在被告席上，让你永远有一种负罪感，以至于将自己的贫穷也认为是自己的罪恶，而他们，则不管何时何地，不管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工人阶级生来就是贫穷、天生就有罪。
这就是资本家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利用工人阶级对党的感情和信赖，来迷惑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上当受骗，沦为他们统治和奴役的驯服工具。
更令人发指的是，资本家一方面在利用共产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又在拼命地毁坏党的信誉，动摇党在群众中的基础，最后达到推翻共产党的罪恶目的。他们除了使用上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奴役工人阶级以外，还利用党组织直接和工人阶级制造矛盾、制造对抗，这样的事例很多。一般，工人阶级在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压榨进行抗争时，他们会用党的一些理论和上级党组织的一些说法来对付你，让你觉得似是而非，无法和其做进一步的争论而就此罢休。当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侵害，或者发生了工伤死亡等事件，甚至出现反抗引发的群体事件、暴力事件等等，资本家会利用企业的党组织、工会、妇联等组织分化瓦解工人运动，甚至充当打手，帮助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工人群众由于在事件中直接面对的是政府或者是企业的党组织，他们就会把愤怒和仇恨直接对准党组织和政府，引起人民群众的党和政府的不满，加上国家和政府有时候处理不当，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会进一步的激化和加深。而资本家则躲在后面偷乐，因为不但伤不了他们，反而挑起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矛盾，这是他们做梦也在想要得到的结果。
善良的人们，不要以为资本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真正的爱党、爱社会主义。他们不可能、也绝对不会，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死对头，他们和共产党有食肉寝皮之恨，他们就怕中国的劳苦大众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带领下，推翻他们的统治和奴役。所以，他们是另有目的的，他们入党，就是要为了混入党内，控制和改造共产党，将共产党改变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党，为他们服务。现在，他们利用共产党、披着党的外衣来剥削和奴役工人阶级和中国的劳苦大众，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制造党群矛盾，制造对立对抗，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最终推翻共产党，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党。但推翻共产党他们自己不敢而且也做不到，只有毁坏了共产党的形象，让工农群众自己来放弃他、背离他，最后推到他，这就是苏联共产党灭亡的前车之鉴。这就是资本家入党，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险恶用心。
2011年3月21日初稿
2012年3月2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