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四节 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社会保障体制从有到无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体制主要包括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在就业方面，国家保证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获得工作/劳动岗位，从根本上保障了全社会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这种不允许失业的劳动/就业制度，即后来被不无贬义地叫做“铁饭碗”、“大锅饭”的制度，是当年中国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改革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国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网络，这就是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村人口“五保户”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以及根据1951 年初政府公布实施的《劳动保险条例》（1953 年修订）建立的城镇人口社会保障体系。中国还在全国实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免费教育。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迄今仍然普遍缺乏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能在经济水平依然低下的条件下，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为全国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保障，解决被认为低收入国家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曾经被有的国际组织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但是，促进中国人文社会超前发展的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却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效仿的。这一点，也为中国转上市场经济之后自身的实践所证明。
中国在转上市场经济之后，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业的“铁饭碗”制度被打破了，劳动者重新变成了商品，失业成为“正常”现象。虽然政府设立了一定的救济、补助机制，但劳动者从此失去了工作保障。结果，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工作的劳动力随时面临失业从而面临丧失生活来源的威胁，而失业的劳动力则已经丧失了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权利。
在市场化改革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瓦解，新体系至今未能建立起来。在城镇，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退出历史舞台。原来由这些企业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随之消失，只有政府和国家事业单位职工还能继续享有原来的基本社会保障。纷纷建立的各类私营企业在政府不加强制的条件下通常不遵守《劳动保险条例》，导致作为城镇职工及其家庭社会保障基础的条例实质性死亡。在农村，集体体制转变为个体农户经济。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原先依附于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以及五保户制度也同样瓦解了，农村人口仅有的集体福利荡然无存。比较改革前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覆盖了几乎全国人口；标准明确，全国大致统一；单位主管，贯彻有效；在城镇，完全不需个人付费，在农村，合作医疗也只需要极少量个人付费。不足的地方是，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程度和保障项目上远远不及城镇人口，尚未建立农村养老金制度，城镇不同职业的保障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别。此外，与劳动单位挂钩的体制导致社会化程度较低。改革后，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从有到无，支离破碎，人口覆盖范围急剧缩小，大多数人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结果，保障程度和项目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显著扩大，社会化程度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
总之，改革不但没有克服原来的问题，反而丧失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状态。
在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覆盖面最大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到2006 年，全国还只有25%的劳动力享有养老保险。广大农村劳动力仍然几乎没有任何养老保险。1 亿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没有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面更低。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表现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特征，即：不存在政府主导、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名目繁多的商业/私人保险，而它们的对象只限于有支付能力的少数人。当个人财力不再能解决生老病死、上学升学等问题的时候，人们只好求助于所谓“好心人”，寄希望于他人怜悯出手相助，这就产生了重建所谓慈善事业的需求。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后，经常性的社会募捐不但用来应对突发灾难，而且成为解决常规发展问题筹集资金的手段，例如用来资助教育的“希望工程”。慈善事业在中国兴起并成为社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改革后的“新生事物”，在“濒临崩溃”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尚且能够提供社会保障，而在创造了增长“奇迹”的今天反而丧失了这种能力。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而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中国在改革前后都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但由于前一个时期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前的中国却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原有的制度特色逐渐丧失，在经济、政治、社会保障体制上与其他低收入市场经济国家日益趋同，越来越难以发现与它们之间的差别。
二、人文社会发展滞后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巨大进步，得到了世界公认和赞扬。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中国几乎所有社会人文指标的进步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包括人均寿命、普及教育、减少文盲、婴幼儿死亡率等等。到改革前夕，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十分接近中等收入国家 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第22 位，而在人文发展中却位居第51 位，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1960-1980 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因为中国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倾力投资于人文发展。因此，尽管人均收入低，它却位于中等人文发展指数的国家类别。中国在人文发展指数与人均GNP之间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 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国民收入。”中国当年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独树一帜，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中国从而被一些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改革30 年，中国的GDP 高速增长，2004 年人均GDP相当于1978 年的10 倍多。中国无疑比过去更富有了，总体生活水平更高了，按常理推测，中国的人文社会发展将在原有基础上出现更大跨越。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的超前性越来越小，即越来越接近其经济水平，另一方面，在某些人文发展指标上，例如在人均寿命增长方面，中国近年来的进步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由领先者落到了后进行列。从人文社会发展的总体进步来说，中国的表现不但与GDP 快速增长不相称，未能体现“增长促进”的效果，而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连原有的“支持导向”优势也丧失了。 1949 年到1978 年的29 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 岁，增加了33 岁，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了当时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改革后，人均预期寿命增加速度大为放慢。1982-2002 年的20 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增长2.9 岁，不但低于亚太地区的4.0 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5.4 岁、南亚的8.9 岁、中东和北非的9.1 岁，而且低于高收入国家的3.9 岁。比中国表现更糟的只有两个地区，即欧洲和中亚（增长0.3 岁），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减少2.5 岁）。这两个地区不但没有能与中国一比高下的GDP 增长，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处于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欧洲中亚地区由于俄罗斯转型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导致人均寿命大幅度下降。
婴儿死亡率是人文社会发展另一个重要指标。1990-2003 年期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在高收入国家平均为千分之3（从8 下降到5，为2002 年数字），中等收入国家为千分之12（从42 下降到30），低收入国家为千分之15（从95 下降到80），而中国仅为千分之9（从39 下降到30）。从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在1990 年好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到2003 年则与之拉平，进步速度明显放缓，进步速度更是远远落在低收入国家后面。中国的表现似乎只好于高收入国家，但高收入国家婴儿死亡率已经非常低，继续下降的空间非常有限，并不具有可比性。同一个来源数据还表明，在这一期间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中国的进步落后于几乎所有地区的平均水平，包括东亚/太平洋、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中东/北非以及南亚，与中国相当的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 在其他健康的指标上存在类似趋势，例如疾病和传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发病率、高自杀率等等。1975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中国总体的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21 位。20 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191 个国家中的144 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188 位，全球倒数第四。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医疗领域改革的市场化导向，政府大规模削减医疗投入。有医疗权威人士指出，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 的10%以上，就连在发展中国家，巴西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而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逐年减少。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58%，1995年为17.97%，2000 年以后只剩下15%。相反，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 年为28.46%，1995 年为46.40%，2000 年以后一直接近60%。
改革期间中国的教育进步同样不符合预期。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国家，人口文盲率超过80%。经过不到30 年时间，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础上努力普及教育，到70 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农村下降到34.7%。这是一个骄人的进步，因为在同期，印度的城市和农村文盲率分别高达34.9%和67.3%，埃及分别为39.7%和70.6%，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的巴西分别为16.8%和46.3%。中国普及教育的成就超过其他发展中大国，走在了它们的前面。 基于建国后扫除文盲的速度，人们本来期待，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拥有更多财富，彻底扫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实并非如此。改革30 年来，政府制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标屡屡以失败告终，大学生比例提高，但普及教育的脚步显著放慢了。2005 年，根据当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6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达10%。这个数据印证了另一个来源提供的信息：据中国教育部高官透露，截至2005 年底，文盲总人数达到1.16 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占世界文盲总数15.0%的印度。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教育原来取得的优势正在大大缩小，尤其在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方面。改革期间，一方面是大学生入学率提高了，另一方面却有1 亿多人仍处于文盲状态，得不到基本教育，表明中国越来越回归一般发展中国家教育不平衡的状况。也正如在其他一般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样习惯性地被归结为经费不足。但历史事实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更低，政府却能够组织数次全国性大规模扫盲运动，使文盲率显著降低。有人警告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可能无法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2015 年实现一半文盲脱盲的目标。 国家的发达程度最终反映在人文社会发展水平上。改革后，中国的变化轨迹表现为优势逐步丧失。诚然，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总体水平尚不处于明显劣势，但与GDP 高速增长提供的物质基础相比明显滞后。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不但难以建立 “支持导向” 的人文社会发展模式，而且，由于收入高度不平等，不能使全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从而必然严重阻碍人文社会的相应进步。
三、大学美丑分界线
我国当代大学变丑的主要原因是三大运动、五大歪风。
所谓三大运动：一是从1993年开始的大学合并运动，第一所合并的大学是南昌大学，先后由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江西医学学院合并而成。南昌大学是解放前的老校，1952年错误的把南昌大学取消了，江西为了建设自己的名校，合并后顺利的进了“211”工程，从而掀起持续至今的合并运动。
二是“建一流大学”运动。1998年5月4日，时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家领导人号召要建设中国若干所一流大学，从此开始了千军万马争一流运动。什么世界一流、中国一流、中西部一流、东部一流……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
三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运动。1999年扩招了52万人，相当于增加了52所万人大学啊，不得了。当年的扩招率好像是49%，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从没有过的纪录，重复了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
五大歪风是什么呢？一是瞎指挥，二是冒进，三是浮夸，四是相互攀比，五是造假。风是不见其形只见其影的东西，它们越演越烈，屡禁不止。每当我看到这些情况，就痛心疾首，没有办法啊！尽管他们没有说是运动，但按照运动特征看他们地地道道是在搞运动，是以运动的方式指导高等教育。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中，正是大学最烂的时候，合校、建一流、大学扩招、大专升本科、乱改名、大建楼堂馆所等，都发生在这个期间。
大学之丑归纳起来就三个字——乱、脏、臭。
乱——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现在大专、专科院校也都成为大学了，它们都只是知识或技能的培训机构，没有资格成为大学，从本质上亵渎了大学的真谛。大学之乱，怎么个乱法？请看：独立学院不独立(他是二级学院，但又不隶属某大学，说它独立吧，又要接受母体大学的限制。)、成人教育没有成人(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榜生，变相搞文凭教育赚钱。)、函授学院要面授、自学考试要上课(集中阶段上课，考前搞串讲，实际上是变相漏题。)、普通大学乱篡位(很多地方大学也要搞一流大学，也要建研究型大学，大量培养研究生。)、重点大学不务正业(搞应用型研究，办培训班、办分校、搞开发区等。)。
脏——肮脏，个别导师要跟女研究生上床、潜规则，院长上妓院，大学教授组织换妻俱乐部，这不肮脏？博士生导师拉研究生打牌，也有潜规则：学生只能输不能赢，简直是斯文扫地！
臭——经济腐败、学术腐败、学术造假还不臭吗？而且现在经济腐败、学术腐败暴露的仅仅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因为都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有保护伞。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同是做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和各部门的应用研究院，基本上没有在报纸上被披露学术剽窃的。很显然，学术剽窃具有高等学校的特征性，这就与教育部的政策和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教育部对学术腐败应负直接领导责任。
我所谓的臭是什么呢？铜臭，衙门臭。用这两个臭来概括现在的大学很形象，铜臭不用说了，一个知名作家在某重点大学兼职3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说这个大学就是一间大公司，从上到下人人都在赚钱，作家的眼光是敏锐的，洞察入微啊。后来，他又自费到俄罗斯考察月余，俄国人告诉他，现在的俄罗斯只有莫斯科大学和圣女公墓是干净的，而我国像莫斯科大学这样的大学也没有了。
有人形容，中国面临教育灾难。是不是灾难可能有分歧，分歧主要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俗话说“当事者迷，傍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体制内的人往往由于本位主义或是利益所限，当然他们不可能看到问题之所在。但是，危机是客观的，真正热爱教育的工作者，都能实事求是的做出评价。教育灾难是个笼统的概念，承认危机也不甚什么可怕的事。灾难也就是危机，包括哪些方面呢，人们所指的更多的是高等教育。现在有句话，挨骂的最多的是大学，其次是中学，小学骂的人少。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现在的素质教育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自我安慰，宣传秀，实际上还是应试。教育部的一位领导说，光骂教育不能解决问题，其实人们并不是光骂，也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可是你们充耳不闻嘛！
我们只教会学生考试，全社会推崇的还是上名校、考高分、补习、奥数。所以我说现在全社会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从教育部到民众都不懂什么叫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启蒙就是去掉蒙昧，启迪文明。现在的大学教授们、院长们也还是考虑择校啊，据说某大学四个教授常年雇一个小轿车，把孩子送到市内上重点，早上送晚上接，真是不惜血本呀。为什么现在公务员热，70%的博士都在官场，是学而优则仕的反映。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光是做官，而是把学习目的极度的功利化，如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等，广义上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体现，这是造成学生压力大和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欧美国家的教育，教学生会提出问题，特别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学会质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不要求学生考高分，注重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是与我国传统教育根本不同的，我们应当深刻的反思，尽快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 大学合并运动就是逼良为娼，我的观点是：强强合并是不可取，强弱合并似可虑，弱弱合并有其需。当初，合并运动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造学科齐全的航空母舰。但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就没有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所以这是站不住脚的说法，搞强是假，“好大狂”才是真的。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的大学太多了不好管，合并了以后好管，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合并前中国890多所大学，不是太多，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大了好管还是小了好管呢？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明明是强词夺理嘛。功利主义的思想诱导人们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合并以后就进“211”工程，不合并就成不了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比如说在贵州，新贵州大学是7所大专学校合并起来，合并之前进不了“211”，合并之后就就顺利进了，而且7所当中合并了4所专科学校，这就戳穿了“强强联合”的谎言。
在汉字中，世和代是相同的概念，一世也就是一代人，往往是指30年。许多人尚没有意思到，中国大学的危机，二三十年后将更为严重，因为3个因素的影响将是持久的。一是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好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到几代人；二是人才的素质大大的降低了，由不合格的人培育出更不合格的人，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大学合并背上的沉重包袱和负面影响将会是长远的，至少是50年，1951年院系调整的不良后果，至今尚没有完全消除就是证明。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 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 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 2010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 我们的大学更像一间公司，无论好坏。 这间公司是怎么做市场的 一个高三学生如果有幸连续看过这十多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一定会晕掉。十多年来风水轮流转，各种热门专业层出不穷，如果大学是公司，那它们就是深圳华强北那些山寨手机厂商，iPhone流行时就做HiPhone，什么流行就一窝蜂仿它、山寨它、做滥它。 早些年流行经济类专业，各个大学学院纷纷开设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等等；后来又流行法学，人人都想着进公检法，过“律考”；接下来是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等市场管理专业；没几年风头又转到了IT行业，于是计算机类学科汗牛充栋；然后是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专业挤破了头，连工科院校都敢设影视学院；最后是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艺术品投资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动漫设计等面向新时代的专业热得烫手。 看看十多年来的大学热门专业，几乎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走向。经济数字虽然高亢，可经济学的学生大多不过在当会计和营业员。“律考”通过率低得可以媲美公务员考试，而公检法早就人满为患，没有后台你想都别想。学商科的去卖保健品、搞传销，学计算机的在网吧里当管理员。学表演的如今连潜规则都不一定捞得上了，转年又有一茬水灵的新人。播音主持、影视编导想去电视台？你等着去当栏目聘的编外民工吧。物流管理去快递公司，电子商务在淘宝卖外贸货，动漫设计的要么在熬命，要么在画山寨动画。唯有房地产红旗不倒，如果你运气好早点去卖楼，你就算赢了。 十多年的大学专业热潮，每一次大学里的专业热潮之后都预示社会上这个行业的烂掉。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当下最热的专业，等你毕业的时候一定会烂掉，中国的大学有这个能力。因为它们是山寨公司，它们看重的是“快速反应能力”，谁能短平快地抓住热点，大量吃进原料囤积，迅速做出仿版，就算战略上的成
功。 这间公司是怎么做运营的 你总算入学了，来到学校之后你才发现，你所在的校区居然离照片上那个著名的学校大门有几十公里远。这还算好的，要是你在挂着一个城市名前缀的校区里，你会发现它在地图上和本校相距上千公里，要用谷歌地图才能览其全貌。 现在的大学流行开分公司，所有大学都到一个地方去开子公司，于是称作大学城。整合资源、辐射效应、集约模式、融资管理、引领发展、促进转型，这些在大学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就如同商业教科书。大学既然是一间公司，大学城自然应该是一盘生意，这盘生意的体量大得惊人，占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建筑面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平方米，投资金额是天量，流水账目自然也是天量。
有知名大学的生意好做，没有知名大学的城市也有新招，便由政府出面撮合当地二三流学校与外地知名大学联办分校。对于当地来说，可算得上是招商引资，对于外地大学则算是拓展业务。负责一点的，隔三差五有本校教师飞行执教，算是连锁经营；不好的则是自生自灭，留个招牌而已，只能算是授权加盟。 有分自然有合。大学公司的生意还有一种是兼并。院校合并算是我国教育界的一项盛事，学院合并升格为大学，专业性大学合并升格为综合大学，理工大学有人文学院，科技大学有影视学院，更不用说如今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医学院。合并风潮据说目的是为了集中师资力量、加强学科水平，为合出几所世界级大学而努力。最高目标自然是全国合为一所大学，如此一来，世界大学排名榜必然会有一所仰之弥高的中国大学，再不济，学生人数也是世界前列。 兼并重组到最后，难道就是公司运营手法的尽头了？不，大学们不久后一定会发现资产剥离、拆分上市其实是资本运营的更好办法，这样合并的大学又可以拆开来各自挂牌，再来一次资产评估、征地搬迁、结构调整、资源重组、院系学科调整。 这间公司的收入与支出 既令人惊讶又在意料之中的是，大学这间公司运用了如此多的手法，最后它的资产负债表却如此不堪入目。 大学负上巨债已经不是新闻，燕山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等学校都欠下了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债务，曾有媒体报道的数据说，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 这真是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噩梦。但好在大学这间公司，有着不同凡响的翻身策略：“扩招负债，卖地偿还”。以平价征得的教育用地，再以数十倍的价格拍卖出去，偿还债务不成问题。别的公司负债搞到破产，大学这间公司负债还会微赚。 也有大学校长提出，因为“大学不印钞票，也不卖产品，大学的主要产品是人才，但是大学人才送出去是不收费的……培养的人才是无偿供应给社会的”，所以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有总经理如此，董事局主席当笑而不语。 大学固然不印钞票，可学生们的钞票却是源源不断地流进来，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诸多口号中，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执行得最有力的，这直接就意味着学费连年上涨，扩招年年实行。大学这间公司的生产方式本来就特殊，先收钱，后办事，赢得口碑继而趋之若鹜。如果，学生进大学要交学费，毕业后有公司买走还要花钱，如同机场高速公路一样，进出都收费，那真算是一大经营创新，世界企业史的一朵奇葩了。 大学这间公司美妙的地方是，它的收入既来自政府拨款，又来自学费等自创营收，它的产出既算是公共服务，又算是商品。这样哭穷、赖债时两头都有道理，排列组合一下有不少选择可用。所以我们看到，既有校长呼吁增加拨款，又有校长抱怨学费太低，硬件不够时怨钱少，就业率低时怪社会，负债时它说自己公共服务，收钱时它又成了产业经营。 当然，最美妙的还在于，它永远不用对资产负债表负责，永远不用对股东负责，永远不用对产品质量负责，永远不用对客户负责。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以纳税人的身份已经为这间公共服务公司缴过税，再为子女入学向这间经营性公司交一次费，然后毕业就业再由自己解决，最后它负债还要所有人一起承担。 即使这样，我们也永远看不到它的账单。 大学的企业文化 没有哪间公司的新闻比大学这间公司更像娱乐新闻了。 这里有学术抄袭，从博导到校长，学术抄袭新闻的频发程度比起音乐圈歌曲抄袭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有男女关系的潜规则，从艺术院校到外语院校，年龄跨度、爆料程度比起影视圈来也不遑多让。这里有骂战，有炒作，有勒索，有杀人，有指桑骂槐，有暗箱操作，这里不仅有情色故事，居然还有推理小说。
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新闻总是能上网站新闻头条——猛料迭出，随便拎个元素出来就是上好的标题。 历数一下近年的大学，从招生、教学、考研、学术、收费、征地、贷款、就业乃至师生关系、校园生活、社会活动，无不是丑闻连连。一间公司做到整条生产线从头到尾全都有新闻亮点，不能不说是企业文化培育的经典案例。 一名学生，自入学到毕业，从原材料到成品，从产品继而变为员工，经历过这间公司完整的生产线。你以学费为投资，试图换取一个未来，终于—— 恭喜你，你毕业了。
四、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泛滥成灾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面临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一些高校，有人正在变本加厉地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面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全盘西化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他们大搞挂羊头、卖狗肉，偷梁换柱、红皮白心的鬼把戏。一是歪曲党的经济学教学方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不搞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长期以来坚持搞中西并重的“双轨制”。近来又进一步肆无忌惮地将“双轨制”改为全部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迫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边缘化。二是教学内容西化。胆敢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偷换成西方经济学，不开《资本论》课，不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来分析金融危机原因，大肆吹捧反马克思主义的“诺奖得主”。三是教材全部西化。责令研究生全部采用美国的英文原版教材，并作为考试依据。四是教师队伍西化。大批引进经济学“海归派”，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教士”，占领大学讲台和经济研究机构。五是研究生考试方式西化。有的高校在研究生考生考试中，所出试题在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招魂，用西方高级宏观、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西方计量经济学取代马克思《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经济类学科考试的基础课和专业课。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西化倾向愈来愈严重，西化愈来愈彻底。从经济学教学方针、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到考试方式等，正在加紧推行全盘西化、整体上西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跟着美国走”，贩卖美国货，照搬美国主流经济学模式，推销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一些主流经济学精英们，不仅充当“美国鹦鹉”学舌，而且充当旨在使中国经济私有化的科斯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掮客，大肆贩卖、强行推销。他们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买办，正在步步紧迫地加速推进打着所谓“经济学现代化”招牌的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领域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殖民地。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有人公然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更有人在大会发言中高呼：“我的结论就是一句话：资本主义好！”他们在公众场合放肆地发泄对马克思主义的仇恨情绪，气焰十分嚣张，为资本主义、为行将毁灭的新自由主义招魂。
五、中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信仰危机
多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信仰危机，许多官员经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过不了金钱、美色、权力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一大批掌权者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买官卖官，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腐化堕落，甚至泯灭人性。放眼今日之中国，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行政腐败，军队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经济腐败，学术腐败，体育腐败……腐败现象比比皆是，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天下之前。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8年报告，过去五年全国立案侦查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五年共审结贪污、贿赂、渎职案犯罪案件12万件，同比上升12.15%。据媒体最新披露，山西某县一个小贪官，在几年时间内，凭借职权，非法敛财3亿多元，在北京购买豪宅30多处。类似这样的贪官污吏，在全国各地可谓比比皆是。老百姓说，真正被抓住的贪官比汽车撞死人的机率还要小！
2011年3月28日初稿
2012年3月2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