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五节 社会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九七六年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产业化，社会群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兴起来，工农大众弱势化。
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资产阶级（或视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这一阶级，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
2005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户主数相当于那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相当那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相当那时24亿元的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如果说那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承认现在存在一个新资产阶级呢？
工人阶级（包括劳动知识份子）和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但工人阶级已经出现了“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分散化”的现象。广大农民除了极少数村庄（如南街村、华西村）一直坚持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以外，绝大多数农户分散经营小块土地，处于无法规模化经营和采用先进技术的困境。进城务工者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相当恶劣。过去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就业制度瓦解之后，住房难、上学难、医疗难、就业难成为困扰许多居民的突出难题。
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五大等级”“十大 阶层”的“金字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调查报告）。工人、农民包括失业工人和下岗失地农民，处于最底层。据上海对4000户就业意愿的入户调查，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这一数据结合有关大量资料，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由国家的领导阶级、主人翁地位跌落到社会结构“金字塔”最底层的惊人落差。
一、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及基变化
（一）民间资产阶级（或视为私营企业主新阶层）的再生
1990年——2005年私营企业主及其投资、雇工情况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户数（万户） 9.8 65.5 176.2 202.85 243.5 300.6 365.1 430.1
投资者（万人） 22.4 134.0 395.4 460.83 622.8 772.8 948.6 1109.3
雇工（万人） 147.8 822.0 2011.2 2253.03 2786.4 3526.3 4068.7 4714.7
注册资本（亿元） 95.0 2262.0 13306.9 18212.24 24756.2 35304.8 47936.0 61331.1
增
长
速
度（%） 户数 —— 568.3 169.0 15.14 20.0 28.2 21.5 17.8
投资者 —— 498.2 195.1 15.56 35.1 24.1 22.7 16.9
雇工 —— 456.1 144.7 12.03 23.7 26.5 15.4 13.4
资本 —— 2281.1 488.3 36.86 35.9 42.6 35.7 27.9
注：①增长速度：1995年2000年栏内是5年的增长幅度，其余各栏是年度的增长速度。②资料来源：1990-2003年数字，摘自国家工商管理局办公室编《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2003）》第89页；2004年和2005年数字摘自全国工商联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第15页、第85页。
从表2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中，私营企业从不足10万户增加到430万户；雇工人数从不足150万人增加到4700多万人；注册资本从不足100亿元增加到6.1万多亿元。其增长速度之快，是世所罕见的。
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群体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人数为当时的16万人的26.8倍；现在的雇工人数为当时的250万的18.8倍；现在的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的24亿元的639倍（紧缩指数：2005年的4元等于1956年的1元）。私营企业主就是资本家，私营企业主群体（或集团）就是资产阶级。大家都承认1956年在改造之前存在过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这个比1956年私营工商业者在户数、雇工数和资本额方面都大过许多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为什么不能说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呢？
（二）国企资产阶级（国有、国有控股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三）买办资产阶级（外资企业中方高层管理人员）
（四）外方资产阶级（外资企业所有者）
（五）官僚资产阶级（党群、行政、军事、司法、文化、教育、卫生、新闻等等县团级以上官员）
（六）黑恶资产阶级（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从事非法活动的企业、团体的高层管理人员）
二、工人阶级的情况与变化趋势
据统计，我国2005年职工10850万人，其中企业事业单位9777万人，机关1073万人（《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第134页）。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工人阶级，主要是产业部门的职工状况有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雇佣化
－－目前约有一亿职工在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党的十三大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中劳动是雇佣性质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了“小卖大股”。一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卖给私营企业主，变为私有企业；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实行经营者持大股，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一夜暴富”，成为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社会群体，职工也成为雇佣劳动者或者实质上具有雇佣性质。许多国有大型企业改为股份制，有外商和私营企业入股，国有股部分强调企业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企业经营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十几倍、几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工人的劳动也带有雇佣性质。 （二）贫困化
－－比之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份子上层，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对贫困的。2001年私营企业主注册资本1.8万亿元，其来源正是无偿占有职工的剩余劳动。外国资本家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获取大量超额利润。据《中国教育、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供的材料，1995－1999年的制造业，在中国对每个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最低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和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其他灾害，生活过不下去的。绝对贫困的职工有多少，可以从一个数字做出推算。全国享受低保的有2053万人，还有漏保的，实际的数字比这个大。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看病买药和住房的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发生了卖血、自杀等事件。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条件为特征的。有社会上的失业者，还有国有企业下岗的2700万人。 （三）弱势化
－－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经济生活状况而言；也有“弱势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社会政治活动状况而言。职工群众每日每时能感受到的权力就是对企业有参加管理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但总是起一定作用的。现在，有的是严重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开了。特别是企业如何改制、企业要职工买断工龄这样影响到企业命运和职工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很少让职工讨论。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中，工人、农民代表是511名，仅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现在有一种说法：工人、农民没有议事能力，不能当选代表。现在党和政府召开各种征求意见会、座谈会、茶话会，参加的各界人士都有，唯独不见职工界。在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上升的同时，职工群众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在下降，这是职工政治地位降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分散化
－－工人阶级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工厂为家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现在，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纸合同。职工对于用工者来说，总是处于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权益常常受到损害，就是“白领”职工也不例外。老板欠发工资，多数白领职工不敢讨要。只有在离职后才敢讨要。失业和下岗的职工，有的做小买卖，有的打零工，有个体化的现象。在全国职工中，工会会员只占37％。许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农民工中没有工会组织。现有的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往往软弱无力，患了软骨病。职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和工会组织，自发地组织起来。今天的职工对于说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很有反感。许多下岗职工买断工龄后，党员关系不知道转到哪里。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也买断了。”在职工群众中很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地侵蚀工人阶级。针对这些问题，刘文建议：重申并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制定并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具体措施;治愈中国工会当前存在的软骨病；等等。
与上述工人阶级的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相联系，当前我国众多的工人受到异常残酷的剥削。我国近年来迅速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特有的野蛮性质和残酷性。许多私营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许多煤矿生产出来的煤炭被称之为“带血的煤炭”。2007年5-6月间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经过暗访，揭发了山西洪洞等地黑砖窑的内幕。社会上一些黑中介，在各地拐骗或绑架少年、老人和智障者，贩卖到多处黑砖窑作苦力。其中年龄最小者仅八岁。黑窑主雇用打手用棍棒监管，工人每天劳动十七八个小时。稍有怠慢，即被打得遍体麟伤，有的被打致残、致死。新砖窑出窑，往往尚未冷却就强令工人背出，烫得红肿溃烂。饭食只有馒头、凉水，还限15分钟吃完。晚上挤在黑屋里，睡地铺，冬天不生火，终年不刷牙、不洗澡，完全像牲口一样。数年来，当地党、政、公安机关对上述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其中有些黑窑就是地方党政干部的儿子或亲友开的。这些事件被媒体揭发后，中央、国务院指令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认真清查、解救工人，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严惩。现已在山西运城、晋城、临汾解救出374人（其中有少数童工）。但河南400位失去孩子的父亲仍联名发出“泣血呼救书”，声称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尚未找到，可能已被黑窑主转移；而已被解救出来的工奴，今后如何求得生计，尚无着落。
类似上述黑窑工的事件，近年来早有多次报导。例如：
——2004年8月17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刊登题为“4名矿工被骗身陷魔窟惨遭剁指烙脸非人虐待”的文章，河南荥阳市崔庙镇曹坡村惊现奴隶煤矿。
——2005年3月25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题为“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的报道，30多位离家打工的农民成为芦苇场的奴隶。
——2004年4月19日的《四川日报》发表题为“民工遭非人待遇，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的报道，揭露了奴隶砖厂的真相。
——云南《生活新报》发表过题为“揭昆明黑心砖厂：老板暴力奴役，工人像畜牲”的报道。
2007年的1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关于出租汽车司机现实生存状况的报道。标题为：《北京十万的哥为份儿钱奔命，自称是公司赚钱机器》。报道说：“每天的清晨、正午、夜晚，行驶在北京大街小巷的近十万‘的哥’们，大多被一只无形的手牢牢掌控，无法挣脱。8小时、12小时，甚至16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多数‘的哥’换来的却是远低于应当所得的收入，大部分的血汗钱，也就是行业内所谓的‘份儿钱’，都上交给了出租车公司。”“滴着血汗的‘份儿钱’！” “本市一家体检机构曾对北京1万名出租车司机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出租车司机的健康状况堪忧：半数以上的哥患有职业病。”“每天十几个小时蜷缩在狭小的空间内，患上了胃病、腰椎病、前列腺炎、痔疮等多种疾病。生病一般扛一扛，吃点药，自己去医院检查还要排长队，嫌麻烦。一年到头，每天就像绷紧的发条，根本想不起来对身体做系统检查。”的哥刘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在记者采访的十几位出租车司机中，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患上了不同症状、不同程度的职业病。有的因不能定时用餐，患上了消化道疾病；有的长期保持开车坐姿，造成颈椎患病、腰肌劳损；有的因长期入厕不及时出现肾病；还有的因工作压力大，出现心理疾病，经常莫明地烦躁、失眠；另外，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的比例也很高。”
2005年10月新华社也曾发出过：《出租车司机生存状况调查——挣钱何时不再“玩命”》的专题报道：“2004年2月，北京朝阳区出租司机王某在驾车行驶途中突然感觉胸闷、憋气，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5月，北京顺义区出租车司机李某，在驾车时突发心肌梗，被乘客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10月，一辆出租车行至北京东三环农展桥附近时，司机赵某突然猝死，乘客跳车逃走。2005年2月，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桥西北侧的一片荒地里，一名北京银建出租公司的司机被发现猝死在了自己的红色富康出租车中。”
据媒体于2007年4月报道：“根据一项上海4000户入户调查，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们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该报导还评论说：“工人，越来越不被人看好，究其实质，还是与当前社会的利益分配和身份认同有关。如果说既得利益的多少还只是外在的物质决定因素的话，那么更深层次的身份差异则是影响着公众不愿意做工人的内在主要原因”。 “计划经济时代，工人‘老大哥’的身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出了那个年代的工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但是，‘威风’的工人身份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而失去了力量。”“当工人缺乏参与改革的话语权时，当工人在利益博弈中力量被边缘化时，人们不愿意做工人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广州日报》2007年4月9日，原文标题《咱们工人还有力量？》）
（五）半无产阶级化 与发达国家的无产者相比，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更高比例的半无产者。可以说，如果无产阶级化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变化的主要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改革期间，在产生了遍及全球的“中国制造”的“工业化”浪潮中，中国的劳动力具有这一特征。 一般认为，工业化伴随着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即小生产者被剥夺，使之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从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成为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或者通常所说的工资，必须足以维持劳动力基本生存和再生产。这个过程就是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但是，综观全球，基本实现了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能够完全依靠工资所得和基本福利来供养家庭，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一部分完全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家庭，但大量劳动群体却生活在半无产者家庭中。他们除工资之外，还需要而且必须从各种兼职中获得收入，包括小农生产，因为他们的工资通常低于维持劳动力生存和再生产的水平。这种状况是世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本全球扩张的目的不在于把劳动力变成无产阶级，而在于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半无产阶级化更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而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维持半无产阶级化的条件。 与无产阶级化相比，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更加深重。他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更大，劳动条件更恶劣，更缺乏生活和权利保障。他们在低于劳动力价格的工资水平上之所以还能生存，完全是由于他们和/或家庭在这份工作之外，还通过其他劳作获得收入，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就业工人的家庭及其子女供养本来应该计入劳动力成本，但他们得到的低工资不足以支付这一部分费用，因此，半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及其家庭子女通常不得不参加劳动，全部或部分地自食其力。发展中国家以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为特色，这些劳动力大量表现为季节工、临时工、流动工人、兼职工人等。 1949 年之后，中国迅速消灭了血汗工厂，加速进行的工业化把大量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国家建立的劳动保护体系很快覆盖了各类企业的工人，实行8 小时工作日制度，劳动条件显著改善。保障就业的政策使所有工人都捧上了“铁饭碗”，劳动者没有失业之忧，享有与就业相联系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在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下，工人获得了与西方现代工厂不相上下的劳保条件，在有些方面，例如工人的劳保医疗，甚至比有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当年的一些工厂更优越。产业工人能够完全依靠本职工作所得，保证家庭和子女的生存。可以说，在获得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和其他报酬这一点上，当年中国工人阶级更接近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状况，劳动力朝无产阶级化的方向演进。所不同的是，当年中国还存在着大量完全农民身份的劳动力。 改革中断了中国劳动力无产阶级化过程，使之转上了半无产阶级化的轨道。改革以来，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劳动者身份地位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职工的“铁饭碗”被砸碎了，劳动力的就业取决于资本需求，工资随行就市。中国不但产生了固定的失业大军，而且，随着劳保福利的基本消失，相当多就业人员的工资越来越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即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口。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季节工、临时工、流动工、兼职工等越来越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形式。正如在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劳动力进入半无产阶级化过程。 中国半无产阶级大军的主体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他们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农民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是典型的半无产者。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家里有地，本人在城镇和/或工矿务工，部分家庭成员还留在农村务农，他们的流动性强，工作和生活极不稳定。中国的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改革后劳动力变化的半无产阶级化状况。 首先，农民工在数量上举足轻重，目前规模估计为1.3亿左右。按2005 年中国2.7 亿城镇就业人口计算，几乎占了半壁江山，29 他们大约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58%，加工制造业的68%，在服务行业也超过一半。 其次，他们的工资水平低，处于非农业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底层。有数据表明，农民工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年薪大约是国有企业职工的53-55%，而在传统服务业中工作的大多农村妇女的年收入比制造业和建筑业还低很多。这种工资水平实际上低于劳动力成本，远不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农民工的报酬水平大大低于劳动力价格，使他们难以在就业的城镇地区养育家庭。因此，长期的城乡分居就成了农民工的主要生存方式，因为他们必须依靠农村收入的补贴，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据统计，目前农民纯收入中40%来自农民工从事非农劳动获得的工资。
第三，他们是改革后大量涌现、遍及全国的血汗工厂劳动力的主力军，是城镇建筑业以及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其他工作的主要力量。他们通常不享有任何劳动保障，不享有任何医疗、教育等福利，也没有工伤、养老保障。他们在缺乏基本生产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工作环境最恶劣，劳动强度最大，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劳动法》的规定，是工伤、职业病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工作不稳定，流动性最强，很多人不停地在不同地区、行业、城乡之间流动，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带有季节性特征，因为他们需要兼顾留在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 第四，由于工作分散和不稳定、工作技术含量低等原因，他们比城市产业工人更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几乎完全不具有与雇主/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是遭受资本无情驱使和最大限度压榨的劳动力群体。对很多人来说，能够按时拿到微薄的报酬已属幸运，因为工钱被克扣的现象长期、大面积发生，很多人甚至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直到今天，农民工仍然不得不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追讨工钱，甚至反遭迫害。 第五，他们的家庭承受沉重苦难和压力。家庭成员长期离分给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身心伤害。被迫留在农村的家人成了“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各自承受着残缺家庭、留守状态带来的额外生活压力和痛苦。有资料显示，2006 年在外出务工的1.3亿人中，已婚者有1.06 亿人。除去举家迁移的大约3900 万人，只有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6700 万人，以70%男性计算，农村仅“留守妇女”就有4700 万人左右。有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留守儿童”大约为5800 万，平均每4 个农村儿童就有一个，他们没有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起码条件。 正如其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劳动力半无产阶级化也成为了一种统计常态。西方一些组织以及政府热衷于批评中国的血汗工厂，批评中国劳工遭受不公正待遇，似乎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但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必然后果，也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必然产物。不过，血汗工厂在中国重新出现并迅速扩散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虽然在1995 年颁布实施了《劳动法》，但《劳动法》迄今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劳动者的权益难以保障，致使大量劳动力的工资所得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除了政府执法不力外，一个深层原因是，没有任何低收入的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本国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状况。今天的中国并不例外。
三、劳动农民的情况与发展趋势
据统计，我国2005年乡村人口7.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7%；农林牧渔劳动者3.35亿人，占就业总人口的44.8%（《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99、125页）。
一九八四年以后，分户经营的弱点日益凸现，农业生产呈徘徊、停滞或低速增长的态势，城乡差距转为扩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1978年为2.5：1；1985年缩小为1.85：1；1990年扩大为2.8：1，2005年进一步扩大为3.2：1（《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1978—2006）》第46页）。
解散人民公社以来，农业长期的分户经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出现了少数十万、百万、千万甚至更多财富的富翁（不限于经营农业）；一方面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为2365万人）。
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户经营，不仅妨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科学技术的采用，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由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解体，原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医疗、教育、社保等项制度也随之解体了。原来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村、乡、县农村医疗体系垮台，使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凸现出来。原来由公社集体经济支持的对老弱残疾者的“五保户”制度消失，使农村社保问题凸现出来。原来由公社集体收入开支的农村教育和公益事业费用，都改由农户缴纳，使农民负担问题凸现出来。尽管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但在医疗、教育、社保以及公益事业方面的开支增加了。特别是由于行政权力下放，乡、村行政机构和“七站八所”等基层事业机构人员急剧膨胀（如湖北省洪湖县棋盘乡，1990年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2000年超过340人，群众说“干部如蝗虫”）等原因，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活和政民关系。
2006年国务院宣布“全免农业税”，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需要把原来依靠农业税费维持的乡村各种机构和冗员精简掉，而这些冗员大部分是县、乡、村三级干部安插的子女和亲友，工作难度相当大。一些地区出现“免了税长了费”的现象。据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到农村调查，下边存在“税内损失税外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⑴在征收内容上，由农业税费转向行政性专项收费；⑵在收费方式上，由乡村集中收费转向各有关机关、单位分散收费；⑶在收费的对象上，由面向全体农户转向要求办事或提供服务的部分特定农户，把本该免费提供的服务，分别改由中介组织、协会等服务机关收费，甚至以不为农户办事相威胁，强制收费（《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3月7日）。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加强了农业支持补贴制度，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问题。例如，新华社记者在河南省中牟县调查时，大王村的农民说：“这几年，只要农民用的东西没有不涨价的。就说这复合肥，去年一袋不到70元，今年就85元。一亩地要两三袋，就多花三四十块，把国家的补贴全吃掉了。还有农药、农膜，价格一个劲儿往上涨。那么多部门，咋就管不住呢？”（《新华社每日电讯》2007年4月16日）
“只为老板铺路，不为农民服务。”“出门是宽阔的马路，抬眼是工业厂房；虽有路可走，但无地生存。”这是农民对乱占农民耕地发出的抗议。《人民日报》记者在一篇题为《“圈地热”惊人的背后——关于地方政府土地违法案件的调查与思考》的报导中，详述了政府圈地、农民失地过程中的四个特点：一是乱设园区：“规划跟着项目走”、“规划跟着领导走”。二是违法圈地：虚假指标，暗箱操作，乱批乱占，低价出让。三是补偿欠缺：“地方政府请客，老百姓买单”，出现“三无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四是腐败温床：利益诱惑，权力寻租，执法不力，“尚方宝剑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人民日报》2004年4月23日）。
解散人民公社以来，农业长期的分户经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出现了少数十万、百万、千万甚至更多财富的富翁（不限于经营农业）；一方面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为2365万人）。一些“先富者”占有了较多的财富，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权。2004年初，《重庆日报》记者写道：“‘富人’治村是大势所趋，”“‘富人’治村的时代已经到来。”该记者报导了重庆市北渝区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官中，私有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又据浙江省民政局提供的材料，该省2002年选出的13万新一届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占到30%。其中，“先富群体”在义乌市村委会成员中占60%，在村委会主任中占65%。（见《商界》2004年第1期）。又据中央电视台在一个以《村官的价格》为题的节目中报导，河津市下化乡老窖头村村民王玉峰为拉选票，发给选民共计223万元现金。后被人揭发，才被依法没收。还有一篇题为《600万元选出高价村官》的电视报导。村官本来是基层的小小“芝麻官”，为什么有人出如此高价贿选？主要是可以从征地和乱收费中捞取钱财（见《中国电视报》2002年2月2日）。
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韩村河等村，多年来一直坚持集体经济，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同富裕。在那里，没有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没有贪污腐化，没有卖淫嫖娼，基本上没有刑事犯罪；而且群众的教育、卫生、住房等问题也得到较好的解决，干群团结，党群关系紧密。据估计，这样的村在全国约有6000个。它们的存在与广大农村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
官方科研机构也不能不承认：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金字塔”——“五大社会等级、十大社会阶层”。
该《报告》说：“本报告的图1在分出十大社会阶层的同时，已依据各阶层拥有资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提出一个等级位序。”在图示的社会等级，即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下下层五个等级中，当代中国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农业劳动者阶层”）基本上属于第四层（中下层）和第五层（下下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则全部属于第五层（下下层），而这部分人实际是工人、农民中的一部分。总之，工人和农民由于“拥有资源”少、“重要程度”低，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的最底层。
该《报告》还指出：处于“金字塔”顶部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受益者之一。”“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中积累资金成长发育起来的。他们不仅经济上受益最多，而且政治地位显著提高。调查材料显示：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已大大超过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该《报告》指出：“产业工人中党团员比例在下降”，“有关的访谈调查还反映出，现今工人与党组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既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在下降，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如此发展下去，是与工人阶层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这一原则不相称的。”
该《报告》还指出：“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变化的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人口中仍占较大比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37－38页）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量调查资料说明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基本情况：一是工人农民的地位降到“金字塔”的最底层，成为“老八”、“老九”、“老十”；二是执政党的基础向“拥有经济文化资源的阶层”倾斜，与工农群众逐渐疏远。
2011年4月4日初稿
2012年3月2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