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概述
第二篇的主要内容是概述：一九六五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亿万青年和人民群众愤起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立起新的革命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回合的伟大胜利。
这个回合的斗争，历经四年，打破右倾和极左的各种干扰，其过程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把一九六四年以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潮，引向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潮。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是“罢官”，它攻击的目标是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罢了彭德怀等人的官。对吴晗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一九六二年以来党内刮起的右倾翻案复辟风的反击。
与此同时，因安装窃听设备、违反政治纪律撤销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因反对突出政治、违反组织纪律撤销了罗瑞卿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职务。消除了这两个要害领导岗位上的隐患。
彭真、陆定一一九六六年二月抛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若干问题的提纲”，压制左派，保护右派。与此相对立，中共中央批发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中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批判陆定一包庇妻子严某某写匿名信攻击另一个中央领导人及其家人的严重政治错误。
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在县以上各级领导人及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的学生中进行。
第二阶段：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重要通知，通报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号召全党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种人不仅在党内有，在政府里、军队里、文化界里也有。以这个“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全国正式开展起来了。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学校的师生。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批评本校领导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通过广播以后，在全国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许多学校的师生都贴大字报、召开大小会议，批评本校及上级领导人的错误。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在风起云涌的群众浪潮面前，惊慌失措，立即向大专院校以及一些中等学校派遣工作队，力图控制群众起来革命的势头。工作队进驻各单位以后，一方面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各单位的领导和教师，把他们打成“小吴晗”、“小邓拓”、“小三家村”；另一方面对准那些给领导提意见的革命群众，把他们打成“黑手”、“右派”、“反革命”等等。仅北京一地，打成各类分子的就有近万人。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大搞白色恐怖，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回到北京，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回工作队，让群众自己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进行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接着，召开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批判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执行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改选政治局，撤换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日常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十余次接见全国串连到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总数达上千万人。真正起到了广泛支持动员群众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迅速发展。原来在刘少奇时期受到打击压制的人，联合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批判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和各级领导人，要求公开平反道歉、退还“黑材料”。这一派人自称革命派、造反派或革命造反派。这一派人在各单位开始只占少数，又常常被称为少数派。另外一些人在刘少奇时期曾经跟着本单位的领导、工作队，批斗过本单位的“小三家村”、“黑手”、“右派”，一时转不过弯来，认为自己并没有错，都是“听党的话”、“按照领导的布置办事”。与造反的一派人形成对立，这一派人自称左派、革命派，而对方则称之为保守派。这些人都是工人、贫雇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其中，在大中城市，有少数高级干部的子女，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批判走资派的时候，被人视为“黑帮子女”，他们自己也变成保爹保妈派或逍遥派。大多数人站在中间，随着形势的发展，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左右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或坚定的保守派。
随着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运动的兴起，在青年学生的影响下，中央各机关，各省市以及各部队的领导机关、院校、文艺团队的文化大革命也高涨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些大中城市的工人运动也起来了，一些工人跨单位、跨行业地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打出各种旗号，进行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形势：第一个特点是，各级领导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在群众一片批判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派的声浪中，顶不住了，消极逃避，群众要干啥就干啥；第二特点是，在一部分群众中滋长出一种经济主义倾向，要钱、要物、要增加福利、要增长工资，临时工要求转正，下乡青年要求回城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发出倡议：从走资派手中把领导权夺回来，建立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与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三结合的新的革命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市、山西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山东省等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经中央批准先后成立。史称一月革命风暴。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领导机构中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的陶铸，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以后，一贯思想保守，对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碍作用。经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帮助以后，要他到下边去多走走，实际上是靠边站了。
第三个阶段：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七月
在一九六七年初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毛主席曾经预计：文化大革命只要经过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就基本可以完成了。
可是，在中央的另一些领导人看来，当时的形势不是好得狠，而是糟得狠。他们首先首先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煽动军队干部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纵容造反派批斗领导干部，祸及他们的家人子女。然后，由林彪亲自出面把江青找到毛家湾，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军委会议上发言抹黑军队，是由江青支持指使的，并声言要到毛主席那里去辩明是非，否则将辞去一切职务。最后是四位元帅和三位副总理，利用在怀仁堂举行中央领导人碰头会的机会，在会议上公开发乱，攻击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中央文革小组搞错了。
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地位，支持各地的军区领导人镇压起来革命造反的群众，较大的事件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内蒙的“二月黑风”事件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事件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事件
成都“二月镇反”事件
武汉解散“工总”事件
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事件
广州解散省革联事件
长春瓦解三大造反组织事件
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事件
等等。
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系列事件中，其危害达到顶峰的是武汉七二0事件。
二月逆流造成的危害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造成的大好形势被破坏了，从二月到七月，除北京市以外，再没有一个省市区成立新的革命委员会。
与二月逆流的斗争，是与彭真、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之后，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另一次重要斗争。
第四个阶段：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于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武汉七二0事件做了恰当地处理，从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在大好形势下，有部分人头脑发热，提出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与一小撮军队里的走资派的矛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为此要进行全国再次大串连，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北京大专院校的“五一六”革命造反司令部甚至认为周恩来就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提出要揪出仍然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周恩来。在这股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北京发生了包围中南海，揪斗刘、邓、陶的事件；进驻外交部，夺取中央的外交大权的事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等等。
这种极左思潮一出来，就受到了党中央的批判，指出这种思潮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把大好的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犯错误的人推到敌人那一边去。党中央迅速地宣布：所谓的“五一六小集团”是一个搞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组织。从而使它迅速瓦解。同时，对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犯有错误的成员，及时作了清理。
一九六七年九、十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几个省市，指出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运动前进的关键在于教育干部，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和群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群众要联合起来。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各地的干部、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经过党中央艰苦细致地工作，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三月，迅速建立起来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江西省、甘肃省、河南省、河北省、湖北省、广东省、吉林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十四个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
第五个阶段：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发生了所谓的“杨傅余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角是杨成武，傅崇碧和余立金是稍带进去的。杨成武的“问题”在于：杨在毛主席南巡中起到了联络员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杨有意与林彪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与其他军委领导人保持暗中联系。杨在与林彪、江青的关系中，注意两边讨好。一九六八年初，杨成武因他女儿的问题，有意拉拢余立金，压制吴法宪，而没有报告林彪。从而引起林彪更大的怀疑，担心杨成武成为江青在军队中的代理人。林彪因此向党央提出杨成武与余立金、吴法宪的关系问题，认为杨成武已经不适合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秘书长一职。
党中央和毛主席经过反复讨论，在没有搞清林彪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要林彪，捨弃杨成武”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当时的领导人因这件事而讲的杨成武的所谓错误，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而不是事情的真相。
在这件事以后，毛主席提出：在全国要注意反对“三右一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风）。
当时，在全国仍然有一些地区、有一些人，还在那里搞武斗，抢夺武器，抢劫军用物资，杀人放火。中央三令五申，有的人就是有令不止。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召见北京红代会五大领袖，严厉批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派仍在大搞武斗的行为。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专院校。
在中央的有力干预下，各省市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进展迅速。先后有：
安徽省、陕西省、辽宁省、四川省、云南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等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全国各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全部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六个阶段：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的叛徒、工贼、内奸问题审查报告》，通过决议开除刘少奇的党籍。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的过程以及经验教训，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这一届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指政治局）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党的元老，原高级干部中转变立场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人，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回合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阶段——斗、批、改阶段的开始。
2012年8月10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137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