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概述
第三篇是概述简论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六九年四月至一九七0年七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前一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逐步向进行斗、批、改的工作过渡。
（一）就是要解决几个省的的反复旧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有几个省的所谓反复旧闹得比较厉害，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分歧和斗争。其中以山东省、湖北省尤为突出。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严肃批评、处理了主张、支持反复旧的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但是，一般处理过重，甚至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山东省的王效禹，湖北省的“北决扬”，贵州省的李 ，四川省的刘洁挺、张西挺，湖南省的章伯钧、
梁春阳，等等。
（二）要继续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从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清队工作中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要注意政策。九大以后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但各地违反政策的事仍时有发生。
（三）开展“一打三反”。为了处理前一阶段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反革命活动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当时中苏边境危机，作好打仗的准备，一九七0年一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打击反革命活动，二月指示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在打击反革命的运动中，处理了一批反革命案件，其中涉及到一些犯政治错误的人，打击过重了。还处理了一些文革中杀人、打死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有些地方对造反派中有人犯此类案子，处理特别重。如武汉新一冶工安公司的徐正全，是该公司造反派的头头，因几个人殴打百万雄狮武斗队工人王荣炎致死，他在现场没有指使此事，也没动手，虽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过，最终被判死缓。
（四）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清查“五一六”的工作始于一九六七年月，一九六八年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的清查小组。一九六九年以后几起几落：
第一次是高潮，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０年一月
一九六九年因群众来信反映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批示：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周总理、江青、谢富治等人作了指示。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召开万人大会，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当时有—部分单位的领导提出：“对‘五·一六’也要—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第二次是低潮，一九七０年二月至一九七０年十月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以后清理五一六进入低潮。
第三次又是高潮，一九七0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七0年十一月一日、九日、十八日、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这次高潮一直搞到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二月。
第四次是低潮但不是结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以后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
毛泽东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清查五一六运动究竟结束于何时？不知道。
一九六九年十月以后究竟清查出了多少真正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知道。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 “围困中南海”、 “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一九六九年以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作用就是从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了革命造反组织的骨干力量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大大地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第二阶段：一九七０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四月
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九届二中全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一）与林彪的斗争由来已久，“杨傅余事件”是林彪形成集团开始向党进攻的标志
1，所谓“杨傅余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杨成武的问题。
毛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和林彪的关系。
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共同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林彪说：“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
事实上是，林彪为了不让“上海帮”涉足军队，决心放弃杨。
林彪之所以“弃杨留吴”是他认为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林彪认为：，杨成武对他耍了两面派——既归依自己，又讨好江青（不便直接说毛泽东），竟敢以江青来压自己！他是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李作鹏、邱会作等为组员。
由此，开始形成了林彪集团。也是林彪所谓的“大舰队”。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同黄永胜的谈话(吴法宪、邱会作在座)
林彪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2，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提出反江青宗派主义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永胜、吴法宪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邱会作、李作鹏看到黄、吴正在说话，两人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他们几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
3，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推荐李德生任总政主任。
李的任命，是林彪向主席报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为了挡住江青要将张春桥放在总政主任这个位置的企图。林彪说：“李现在同江青还没有更密切的关系，在同他们的斗争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将来如果有变化，可以立即搬下来。”
4，一九六九年初，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的政治思想立场逐渐表面化。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定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协助林彪写出报告稿。
林彪与陈伯达就报告稿的标题《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及提纲，进行了讨论。
陈伯达甩掉了张春桥、姚文元，一个人单独起草。
陈伯达在写完第一部分后，把稿子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没有回复。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周总理主持的。他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理由，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
江青说：“稿上子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
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的会上，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毛主席当即指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5，一九六九年四月，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
李必达听黄永胜骂江青，感到吃惊，他就有意识地监听黄永胜与叶群等人的电话，他认为黄永胜的这些话说出去是要杀头的。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两三封。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派人把李必达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广州军区关押。
6，在九大选举中委时安排人不投江青的票
吴法宪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张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以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鳖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佬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式选举，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1502票（参加投票代表1510人），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宪、李鹏、邱会作。
7，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被林彪调往成都
温玉成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
在军委办事组中，温玉成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与黄吴叶李邱意见相左。因此，林彪等人就认为温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向中央反映情况——所谓打小报告。
不久,温玉成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
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的联系，林彪把温玉成调往成都，连他的家人也要带走，不能在北京住。
8，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军委办事组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10月18日，黄永胜等人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对汪说：“烧掉。”汪以为主席是让他拿去烧了，还没等汪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汪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汪这样说，这才作罢。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一九七0年七月， 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修改宪法的工作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
为什么毛泽东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呢？这主要是从当时的实际形势来考虑。第一，如果设国家主席，很可能要由他来担任，但是，一，他早已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又要增加许多外交礼仪活动；三，打倒了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又由他来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给政治对手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第二，如果设国家主席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则必须由其他的人来担任，这样一来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斗争；一，很可能推举林彪担任，但林彪并不是适合的人选，他的身体不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他都很少参加，那么繁重的国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他更难胜任；一九六八年以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很不正常，他究竟要干什么，一时还捉摸不透。二，如果推举另外一位常委担任，就只能在康生与陈伯达之间选择，这必然会引起一场新的斗争。三、如果推举常委之外的元老人物来担任，则可能引发更加复杂的斗争。
2，林彪在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一反“紧跟”的常态，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推选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第一，他捉摸不定；毛泽东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究竟是真意，还是谦虚、礼让？但是，不管是那一种情况，要推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总不会错。第二，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愿当国家主席，那么，这个职位十有八九就是他的了。国家主席一职虽然不增加多少实权，但对于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来说就更加稳固了。
3，在讨论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一九七0年八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修改宪法小组的一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
应该说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康生之所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的有关决定；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是根据林彪的意见，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有人说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就离题太远，近乎“造谣”了。
在讨论国家机构时，张春桥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话，因为在宪法的其他地方已经有了。而吴法宪认为不能删，这是是否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
张春桥提出的是文字表述问题，而吴法宪则把它说成是取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这当然是两回事。
张春桥提出从条文中删除“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反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其实，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曾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应该知道。双方争论时，陈伯达不在会场。
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
4，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伯达说吴法宪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吴法宪把情况报告林彪。
吴法宪回到家里向当时在北戴河的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他们认为，这一次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可以狠狠地整他一下。
一九七0年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批判张春桥，准备大干一场。一九七0年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可是，在一九七0年八月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张春桥没有继续坚持自己要删除的观点。宪法修改草案获得一致通过。这样一来，林彪一伙精心策划的一场战火没有烧起来。这次战火没有烧起来，并不等于矛盾解决了。而是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留下了伏笔。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
1，、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在会前就定下的：（一）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问题；（三）战备工作问题。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确认了以上三个议题。毛泽东提议增加一个形势问题。并说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会前定的三个议题，已经由有关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相关的报告。
常委会决定：第一天的大会，由周恩来、康生讲话。
参加会议的人大多认为需要在会上来解决的问题不多，会议的进行会比较顺利、轻松。有的人甚至作好了在庐山游览、休息的安排。
2，关于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
其实，林彪在会前作了讲话的准备，并由秘书给他“拉条子”。
但是，在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他明确表示不在大会上讲话。
常委会后，陈伯达专程到林彪处访谈，建议林彪应该在大会上讲话，把张春桥等人的问题提出来。林彪回答：如果讲话，要报告毛主席。
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动身去参加会议前，仍在征求叶群的意见：今天的话讲不讲？
二十三日下午，常委们集合时，林彪突然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五位常委集合在一起时，林彪提出他要讲话。毛主席说，那你先讲。一种说，周、康、陈在一个房间，毛泽东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林彪报告了他要讲话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只是要他不要点名。第二种说法是林彪、叶群对人散布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前不打呼。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林彪要在大会上讲话，肯定是报告了毛泽东；他要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可能报告了毛泽东。但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肯定，没有报告毛泽东。就连陈伯达后来也说，他愚蠢地相信了林彪的话。
说林彪二十三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是搞“突然袭击”，并不为过。从披露的事实来看，林彪的讲话虽然早有准备，但他自己也一直犹豫不决，二十二日常委商讨议程，他还表示不讲话，而到二十三日下午临开大会前，他才突然提出要讲话。
3，关于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二十四、五日小组讨论中的活动
林彪讲话的内容，从现在保存的录音来看，主要是讲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作用。他既没有直接点出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领袖地位，也没有公开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更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从这篇讲话本身，确实看不出林彪的用意何在。但是，联系修改宪法过程中的争论（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反对；吴法宪提出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加上一切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张春桥反对并说称天才是讽刺），林彪讲话的针对性和用意还是很清楚的。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彪的讲话，汪东兴提出把林彪讲话的录音再放一遍。结果会议作出了学习两天的安排，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一来，实际上改变了会议的议程。林彪夸吴法宪立了一功。
二十四日，叶群与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通气，传达林彪对小组讨论的意见。特别强调不能点康生的名、更不能碰“十一楼”（指江青）。但是要把矛头指向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有人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说称天才是讽刺）。
二十四日，在各组讨论中，几位大将按照林彪的部署活动。
在华北组，汪东兴、陈伯达带头在讨论会上发言：
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思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汪东兴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他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
他说：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
他说：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他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华北组的会议结束，李雪峰、郑维山、汪东兴、解学恭、吴德等都没有走，
李雪峰问汪东兴：今天这事毛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说：知道。
陈毅问汪东兴：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了错误了？
汪东兴说：没你的事，老实呆着。
郑维山说：汪主任，事情有变化啊？
汪东兴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糊涂了，同志！你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毛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郑维山说：那么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汪东兴说：知道，不让点名。
萧劲光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汪东兴说：你老糊涂，笔杆子压枪杆子，厉害着啦。
在华东组，一些人明确地提出要把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揪出来”。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分别写信给大会，要求把坏人（实指张春桥，后假称陈伯达）揪出来。
二十五日清晨，华北组的简报出来了。这份简报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二十四日华北组的讨论情况，极具代表性。林彪夸奖说：看了这么多简报，就数这份观点最鲜明。林彪的几位大将准备在各组乘胜前进。
二十五日清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二十四日各组的讨论情况及华北组的简报。江青认为，这是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打倒跟随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领导人。
4，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对事件进行调查
毛泽东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汇报以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全会上，突然有人企图攻击或打倒一位常委、三位政治局委员。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首先要把小组讨论停止下来，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调查研究只能从现象入手，逐步深入到本质。
进攻一方有两层理论包装；其一是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说对方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二是拥护称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说对方是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的调查就首先从这里入手，并且从身边的人——汪东兴着手。
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知道我多次说过；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要在外面拥护我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就揭穿了汪东兴的伪装。汪东兴只好把陈伯达端出来，把责任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向来是以理论家的面貌出现的，他又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语录。对陈伯达，毛泽东比较清楚。在文革小组工作中，陈伯达与其他人之间产生过一些矛盾。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开始，陈伯达的政治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推测出陈伯达在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情况，在华北组讨论中，陈伯达、汪东兴发言以后，陈毅接着发言，矛头指向也很明显，火气也很大。这意味着什么？是二陈合流、甚至是二月逆流与八月逆流合拢？
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找这些人反复谈话、做工作。
汪东兴首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检讨。
吴法宪表示对林彪的讲话有“误解”，愿意检讨。
李作鹏、邱会作反对吴法宪作检讨。
叶群要吴、李、邱谈问题尽量往陈伯达身上推，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不得不违心地作检讨。
林彪不同意吴法宪作检讨。
5，关于毛泽东处理庐山事件的方针
经过几天调查，对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由于事件发生突然，调查研究的时间很短，而全会正在进行中，不可能悬而不决。这时，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思想问题来处理。
关于宪法中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既然是修正案，当然就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赞成的、反对的意见都不能说错。绝大多数人出于真心，也有极少数人出于投机或保护自己，都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不能把不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的人说成是“反革命”。
关于称天才问题，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承认有天才，但又不可夸大天才。人的认识（知识和才能）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人的实践。
陈伯达作为党内的理论权威，他并不是不懂得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常识，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搞语录、会上发言，鼓吹天才，用作一根棍子来打击别人。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较高，由此影响、欺骗了许多人。根据他在召开九大以来政治态度的变化，他的这次行动决非偶然。
这次事件虽然是由林彪的讲话而起，但是，他在讲话中完全是作正面论述，并没有明确地针对某一部分人。
汪东兴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虽然在各组发言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但是，搞意识形态斗争并非他们的强项，很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
陈毅在陈伯达发言后表示积极支持，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串联活动。也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欺骗、影响。
因此，为了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必须以陈伯达为重点批评对象，其他人员受教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问题不带下山。
6，全会下半段的进程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九月一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
九月二日至九月五日，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九月四日，毛泽东提出对陈伯达的处理意见：一，要陈伯达再进一步检查，看来有困难；二，陈伯达以后不再出席大会；三，陈伯达如无历史问题，还保留中央委员。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五）关于几位大将的错误问题
1，关于陈伯达的问题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初步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七0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全面审查。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上问题定性为“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个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不报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未经中央批准，就在全会上煽动一些人，要揪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政治局委员，这难道不是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吗？
至于在这个阴谋活动中，陈伯达是不是主谋，其他涉案人都是上当受骗？这在当时整个案件正在审查中，只能作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就说过；过去认为是林陈反党集团，现在看来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通过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给陈伯达戴了五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为自己作了辩解。但是，根据他的辩解，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
一九二六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搞在一起，参与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修改过这个学会的章程。但是，他说他没有正式参加这个组织。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并不为过。
一九二八年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与托派分子搞在一起，托派组织领导人介绍他加入托派组织，他说他没有参加，学校审查对他的结论是“学院派”。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托派也不为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陈伯达被捕，他承认：由于叛徒许芝兰指证，他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等等。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于他托人，国民党军阀张贞出钱、国民党特务陈文聪活动，他被保释出狱。他承认；在出狱时，填了悔过书——误入歧途云云。但是他说，他认为自己曾经翻过案，这时填悔过书，不是悔加入共产党之过，只是悔加入共济会之过。这种说法当然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根据他的表现，他至少是一个自首分子。
一九三二年九月，陈伯达出狱以后，与国民党特务陈文聪等人搞在一起。他究竟搞了那些不可告人的特务活动？是否参加特务组织？审查报告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他本人也没有作更多的辩解。
至于修正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主要是指陈伯达在建国以后的错误。
2，关于汪东兴的问题
最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承认错误并作了初步检查。下山以后，表示正在继续考虑问题，愿意作进一步检查。但是，汪东兴九月十五日的书面检查，虽然表面看来是揭露了陈伯达的几件阴谋活动，其实并没有说出多少他参与其中幕后活动及真实意图。毛泽东认为，他和其他几个大将一样，与陈伯达不同，属于好心犯错误。充分肯定他愿意检查错误和揭露陈伯达的态度，并且希望通过他来带动其他犯有同样错误的人。有人说；汪东兴因为是身边的人，毛泽东就特意袒护。有的人甚至说汪东兴是毛泽东安插到林彪集团内的一个奸细暗探。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瞎说。历史证明，汪东兴在九大前后，与林彪、陈伯达的政治立场非常接近，拼命向林彪集团靠拢，九届二中全会上，他积极主动地参与林彪集团的“倒张”（其实是要打倒康、江、张、姚，也可以说是“上海帮”）活动。
3，关于吴法宪的问题
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作过一次检查，一九七0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他的态度比其他几位大将好，其实，这种好也是表面上的，他并没有交待任何林彪集团内部的真实活动。即使如此，林彪集团已经把他划入另类。时刻防止警惕他牵扯出其他几个人。
4，关于叶群问题
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幕后协调指挥，小组冲锋陷阵；后期她观测风向，按兵不动。下山后，由于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她谈话，她在一九七0年十月十二日，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很明显，她这样做是为了丢卒保车。
5，关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
他们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与吴法宪、叶群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也不作检查。
6，关于林彪的问题
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倒张”事件的后台和总指挥，并且由他亲自发出了冲锋的信号。毛泽东为了保护林彪，把他与整个事件的活动分开。但是，在揭发问题的过程中，许多事情都涉及到林彪身上。因此，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中指出：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一九七0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
一九七0年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吴法宪去谈话。据吴法宪交待，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这说明，林彪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
召开华北会议
华北会议于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召开，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作了总结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活动。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并不太多。
这次会议也是为了查清华北地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也不太多。在政治倾向上，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是非常接近的；在组织原则上，李雪峰、郑维山并没有明显的违反。
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清查庐山事件打开一个缺口。由于这次会议清查的几个主要对象——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是事件的核心人物，因此，对林彪集团的震动不大。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华北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军委座谈会提出批评。
黄、吴、李、邱勉强作了一个检讨。
毛泽东仍然表示欢迎，并提出为他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公开作出检讨，结束这一桩公案。并以此推动林彪公开作出表态。
为此，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实际上是要林彪参加会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开幕，
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汪东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三次检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能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观看焰火。
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林彪则不作任何表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总结讲话
强调指出：
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
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
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中央打算对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突然袭击事件，就此划上一个句号。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领导人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焰火晚会。
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离去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
看来，林彪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第三阶段：一九七一年五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
这一阶段林彪集团的活动，已经从党内的路线斗争转变为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制订反革命计划
有人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躲起来了、冻起来了，只是被动挨打，没有任何活动。这是在继续为林彪集团放烟幕弹，骗人而已。
中国召开华北会议以后，林彪就已经开始考虑制订反革命计划了。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在这里，他们开始酝酿一个打破危局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武装政变的可能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立果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了他在上海、杭州活动的情况。林彪肯定了武装政变的重要性，他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摘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40页）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商量，后来叫李伟信也去了。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一九七一年三月，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处长）搜集和摘录的关于政变和谋杀事例的草稿，共二十八例，一百二十六页。
抄正本已送林彪、叶群。
（这个草稿本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上海军区空军政委]、陈励耘[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林立果说：（庐山会议）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营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雄。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夺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装形式一种是和平形式。我们是采取和平形式。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大家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你们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商量。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包括九个方面：（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从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集团的极右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
从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来看；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说什么“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从社会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公开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从国家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什么“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从党的性质来看：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从党的领袖来看：他们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们公开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从文化大革命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从社会生活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而林彪集团则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夺权好时机，“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从对外关系来看：他们攻击我党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说什么“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从政治路线来看，他们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国富民穷“，而他们要搞的政治路线是”民富国强“。他们公开提出”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总之，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就是污蔑、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然后打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幌子，搞资本主义——民富国强。
（二）实施反革命谋杀
第一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林彪集团认为，这次会议最坏的可能性是把林彪端出来。因而他们就加快了实施反革命阴谋计划的步伐。
第二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
林彪集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八月五日至九日派叶群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商量对策。
第三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的确切情报，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已经把矛头公开对着林彪，是要搞掉林彪的政治信号。而且，毛泽东正好处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中，是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最好时机。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叶群召林豆豆从北京到北戴河。林立果向林豆豆交底：提出三个方案：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到南方另立中央；下策是逃到苏联去。这预示着他们要开始行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具体谋划南北两线同时进行暗杀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电话；要撤火。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叶群打电话给林立果：打鞭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二点，林立果一伙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讬，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第四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
林彪集团在南方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首先得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她马上通知林立果。
林彪要搞阴谋,他的活动空间本来就不大,而且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就是通过叶群与黄吴李邱等人联系。他既不亲自读文件，更不亲自亲处理文件。现在却有人一定要别人拿出林彪亲自批示的文件作为证据。即便有这样的证据如林彪的手令，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又会说这是别人模仿的。看来只有林彪的讲话录音才能作为证据了。搞阴谋活动的人把自己在小范围内的讲话用录音保存下来，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吗？何况，即便是录音也可以造假呢？
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九月十二日，林彪、叶群、林立果干了那么多事，怎么能说林彪是在那里“等死”呢？说这些事都是林立果干的，叶群可是亲自出马了的，有人证。说这些事都是叶群、林立果背着林彪干的。而九月十一日叶群、林立果都对他们的亲信说过：这次是首长下了决心。如果这又是他们伪造的，那也只能说明：林彪早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三）实行反革命叛逃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飞往北戴河。行前，他要求周宇驰实施第二个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谈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之后，王飞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等研究执行这一计划。
于新野在会的中间，把林彪的亲笔信又交给了王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 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 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钟，林立果到了林彪住地。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
林立衡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
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
随后，林立果对张恒昌说：去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
王飞向他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他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十三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
在这次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他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有二十三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联，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多，林豆豆问李文普，他们要到哪里去？
李文普说：主任叫我安排明早六点去广州，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
林豆豆说；老虎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这不是要外逃吗？你们赶快去报告八三四一部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
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
王飞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
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点五十分，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的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
林立果叫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汽车刚调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出来了。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
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
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
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
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
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夥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夥就急忙下车。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
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
从以上几个片段，可以看出：
第一，林彪知道叶群他们是要逃往广州或香港；
第二，林彪知道周恩来要来北戴河以后，立即提出马上走；
第三，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这究竟是他真的是要去大连，还是不愿意告诉李真实意图？
第四，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此时，林彪应该已经知道这次转移决不是平时的动一动，而是逃跑；
第五，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这就更说明是逃跑了；
第六，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这说明他此时的状态是清醒的，决不是吃了安眠药以后的迷惑状态；
第七，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有人认为，这是李文普一个人提出的孤证，不足以采信。
第八，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第九，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第十，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确定无疑地这是一次逃跑，而且是惊慌失措的溃逃！如果硬要说，此时，林彪还是不由自主的，是被人劫持的，是要逃往大连，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蠢话！自己走路、自己上汽车、自己上飞机，有这样的不由自主、这样的被劫持吗？大连与北戴河有什么区别？既然是怕有人抓他，逃往大连与呆在北戴河有什么区别！
再回过头来说，林彪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要怕有人抓他？那是因为他心里清楚：他指挥搞了谋杀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他阴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指使叶群、林立果搞了反革命五七一计划。
够了，够了，林彪的一个逃跑行动，胜过十打声明。其他任何辩解都是徒劳无益的！
第四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在全国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一）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公布林彪出逃真相。
第一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
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
第二步：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传达到县、区、乡
第三步：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
第四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传达到全体人民，但不向敌人、外国人泄漏。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在京上层爱国人士人士座谈会。
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林彪反党集团辩护。
右倾保守势力以及犯错误的人必然乘机翻案，攻击文化大革命。
群众受过去大树特树的影响，对发生林彪案件感到不可理解。
这些都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二）抓紧清理有关林彪案件的人和事
1，对黄永胜等人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
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2，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
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
3，成立中央林陈反常集团专案组
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
（三）抓紧处理几个重点地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局会议。
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
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关于成都地区问题，毛泽东说：错了改了就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约来京参加武汉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报告：
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
刘丰会后自杀未遂。
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在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就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在十七年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但是对于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应该轻易地全盘否定。如“二月逆流”问题。
第五阶段：一九七二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首要的工作是在全国开展继续批林整风。这又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继续发出批林整风的文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2，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讲到会议的文件之五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周恩来说：“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
可是，后来有人说：这封信是假的。网络上还传播一篇张玉凤的回忆录，说什么这封信是康生的主意，由江青、张春桥写成，毛泽东是违心同意的，周恩来也上了当。即使张玉凤真是这样说的，即使她说的都是真的，也不能说明这封信就根本不存在。周恩来就亲眼见过，难道他也是说谎？可以推测的一种可能是：这封信的原件和抄件都不存在了（烧了）。康生出主意，由江青和张春桥把它恢复出来。所以政治局请示毛泽东要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文件，开始毛泽东没有答应，真到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请示才同意了。因为这封信的基本精神保留了原貌，可以把它看成是修改稿。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3，解决几个省区的批林整风问题
1）关于新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
2）关于四川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
3）关于浙江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4）关于江西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5，关于贵州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指出：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6）关于湖南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7）关于河南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指出：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8）关于山东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谈山东问题。
9）关于海军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
10）关于北京军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4，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林彪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语：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
一九七二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5，整顿军队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二）继续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从一九六九年开始，中央就注意抓这项工作。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一九七0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和夫人。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至十一日，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基辛格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个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
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华。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
公告宣布，获悉尼克松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
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
2，一九七二年实现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
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
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一行应邀访华，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联合声明》说：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三）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一九七二年，在社会上已经刮起了一股右倾思潮。这股思潮认为林彪的路线就是极左路线，林彪的极左路线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林彪的路线错了，也就说明文化大革命错了；林彪摔死了，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在政治局内部对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也发生了分歧。周恩来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反复强调要注意批极左思潮。其他委员有不同看法。这个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四件事情上：
一是一九七二年的国庆社论中，是否要写上批极左思潮？
二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是否恰当？
三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提出：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是否恰当？
四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给毛泽东信，支持批判极左思潮，如何对待？
从这四件事来看，它涉及到中联部、外交部、人民日报社这样三个重要部门，而它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批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毛泽东传（1949-1976）》说：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事实再次表明：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证实了这一点。）
政治局内部对这几件事讨论的具体情况，从一些零星材料可以看出：
关于国庆社论，周恩来最终同意了姚文元的意见，删除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改为正面阐述要做什么。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三篇文章，周恩来最后也同意了江、张、姚的意见。
关于外事会议的报告，周恩来经过政治局讨论也同意了删除原来的提法。
关于王若水的信，经过政治局两天的讨论，毛泽东召集的小型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并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指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至此，关于批极左思潮的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指导当时的批林整风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六阶段：一九七三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九七三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批林整风。同时，反对右倾也成了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一）继续批林整风
1，山东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问题
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们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设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2，海军问题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3.02.20； 中发 ［1973］ 10 号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四·五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这个开了几个月的会议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批转了这个“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说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大约有如下一些：
1）1967，1968年肖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
2）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3）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没有选江青等人；
4）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
5）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3， 空军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1）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2）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3）“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4）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5）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6）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4，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2）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4）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5）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继续任用、解放和调整干部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两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谓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笳、曾希圣等13名老干部。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
总理、剑英同志：
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此信并请告郭。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
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246人。会议主要议题是：一、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二、讨论批林整风问题；三、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确定代表名额为1740人。
会议同意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的各项规定。同意党章修改问题的重点是总纲部分；按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写入“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不写入人名，增加毛泽东近年来若干新指示和“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政治局确定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并开始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讨论情况。
毛泽东在听汇报后，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
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
还指出：报告中要指出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
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十大政治报告稿。
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议通过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全体成员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十次大会预备会。
会议通过十大主席团一百四十八人名单。
会议通过十大的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
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王洪文作党章修改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在九大上没有当选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
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召开十届一中全会。
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七三年，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右倾风愈演愈烈。
1，一九七三年，有人借文艺作品少，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人。
2，一九七三年，在教育领域也刮起了一股右倾风。一九七三年九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十二岁的学生黄帅，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她于九月五日、九月七日、九月二十八日，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他“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而黄帅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黄帅的日记。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黄帅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黄帅“批倒批臭”的口号。
3，一九七三年，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注意两种对立的思想斗争，放任自流。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处举行会议。
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学一点历史，批判孔子。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
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
毛泽东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北京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劲云戈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4，一九七三年，在政治领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情绪也公开表现出现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
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
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
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 ：“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
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
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会上，周恩来讲话：他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批评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
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
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5，一九七三年，在外交工作领域，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
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
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与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
布鲁斯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并提出希望周恩接见的请求。
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认为：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说：这下子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周恩来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后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后，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
周恩来将将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严厉”二字删去。
周恩来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五）批周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恩来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主席，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同意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
会谈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
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认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为此，王、唐二人找周本人核实了谈话记录。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听取了王海蓉、唐闻生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她们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
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又补送一信，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
江青说：周恩来有时“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
江青还质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会上，有人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卖国”、“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等等。
周恩来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
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
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外交部不执行“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传达了八个小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会议进行了十天。
邓小平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指出周恩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 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
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复：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可以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
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王洪文谈话
谈话内容与周恩来谈话大致相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唐闻生、王海容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第七阶段：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九七四年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思潮，解决革命造反派和支持文革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排斥的问题。
发动批林批孔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某日，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语
同意转发。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
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在这里。大同坦克厂，闹了八年，这次两个月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
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这个谣言是从部队里的两个高级干部哪里传出来的。江西省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万人的干部会上传达。毛主席严厉的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线，小兵提升”。最近看到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搞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
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
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七斗八斗”。
还有一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关系到国家不变颜色的事，根本不想，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不久前有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证明，是十七年的功过，谁人评说？”
有人说这个“中央下发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梁陈、河南的干部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有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宪法、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一场文化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
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也不议政。毛主席这些指示，适用于政、军、学。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值得同志们议论。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领导人写信，要求他们开展批林批孔。
江青找迟群等人谈话，将他们派往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江青致信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提出：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材料不够，你们可以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马宁写了一封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吴德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就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点名批评自己一事，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
一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批评：这篇文章很坏。并布置写批驳文章。
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批评一月十七日的文章：离开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来讲团结的问题；貌似全面，实则片面强调谅解，倒很像是折衷主义，很像是中庸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议时，将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1974.01.18；中发［1974］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江青同志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讲话。迟群、谢静宜又在讲话中提出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
周恩来就批林批孔问题发表讲话。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问题。
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任那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
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
江青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给毛泽东写信，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毛泽东，请求审阅。
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的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回信：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一九七四年二月至三月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批评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右倾手软。提出要整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内搞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到三0五医院作全面检查
确诊为癌症复发。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运动的几项规定
12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
12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
第一段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第二段讲，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要揪军代表。有的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欢迎。
第三段说：应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1974.05.18；中发 [1974] 17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後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只是单纯的批儒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二）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各地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九大以后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原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敏感地觉察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一次维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新的机遇。他们在各地迅速行动起来，联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的实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不仅得到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部的支持。中间派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形势下，也随声附和。而在九大以后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则被迫作检讨。
可惜，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的为数极少。有的，也多数是革命派的个人回忆。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山东、安徽、湖北、湖南、云南等地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
在一些地方，有人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经验，组织战斗队，离开工作岗位四处串连，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抢黑材料。有的地方，一些人甚至搞起了绝食斗争，包围银行强迫提款补发工资、奖金，打开监狱放走在押犯人，抢夺武器搞武斗。
显然，这种情况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战线生产的错误议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从各地的材料来看，中央的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
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复辟回潮，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抓住要害。
教育战线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继续批判上大学走后门；二是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张玉勤事件。
文艺战线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批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问题；二是批评晋剧《三上桃峰》；三是批评湘剧《园丁之歌》。
新闻战线主要抓了一件事，即批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纪录片。
主要问题是批过了头。批评者反而遭到了批评。
还有在军事战线上抓了各大军区负责人检讨文革中的错误。
一九七四年八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这次会议涉及的重点事件是九届二中全会上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写信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韩先楚检查了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他坚决不念别人写好的稿子。那上边写着：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中认为：这个“鳝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要“道歉”？
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李先念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李先念说：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这次会议涉及的人物众多，级别很高，关系复杂，毛主席作了淡化处理，有关情况严格保密，流落出来的材料极少。现在知道的大概情况是：
韩先楚等人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般性的检查。
王良恩在中央办公厅的审查中，“畏罪”自杀。
李德生不久辞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
周恩来自始至终没有牵扯进去。
（三）筹备四届人大
进入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他说的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工作重点由批林批孔转入筹备四届人大。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是人事安排。重中之重是人大常委会的正副委员长和国务院的正副总理的人选安排。这是新老两股势力、左右两派争夺的焦点。
新的势力的代表是江青（表面上是王洪文）、张春桥；老的势力代表是邓小平、叶剑英。
老人们充分研究了形势，掌握了有利时机，利用新人们的缺点、弱点，制造舆论（如江青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王洪文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削弱新派的影响，争取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
新人们猛打猛冲，不注意策略，常常陷入困境。如在批林批孔中又批评走后门；在政治局会议上抓住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表态。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外地前，约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约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了解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情况。因为有人反映：王洪文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
这些说明，攻击新人的舆论起了作用。
一九七四年十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斗争，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表面文章，实质仍然是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江青致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先后在江青信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事先彻底检查整顿。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对江青关于风庆轮的信，邓小平圈阅了，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周恩来先后同汪东兴、叶剑英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江青继续就风庆轮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同江青等人进行争论，拍了桌子并拂袖而去。这是老人们利用有利时机，进行的一次反击，火力侦查，看看各方面，特别是上面的反应。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量决定由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有关。
毛泽东听后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
这说明，新人们是主张进行回击的。但毛泽东不支持他们。（一九七0年九月庐山会议，江青领着张春桥、姚文元告林彪，毛泽东支持了他们。）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他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好久了。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要她们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告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示：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把这个批示与七月十七日、十月十九日对江青的批评，联系起来，才能正确了解毛泽东对江青的真实态度。
毛泽东的这一步棋，一是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尊重；二是表示对邓小平的进一步支持；三是表示不要江青参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江青参与了，不管怎么说她不代表我，别人总会以为是多半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支一派（老人）、压一派（新人）。实质上看，其中还包含有深意。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对江青提出的这“三不”，不就是要江青韬光养晦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说明江青一点也不理解毛泽东的苦心。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之后，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江青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建议，这应该也算是正常的。当时不正在酝酿人事安排吗？江青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她也有权力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反对江青的人一定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干脆，毛泽东自己先把那些人要说的话说出来，这样，就堵住了那些人的嘴。
从最后定的名单来看：
最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
邓小任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样邓小平就与王洪文处于同等位置了。
另外值得注意是张春桥。
张春桥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现在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仅仅排在邓小平之后。
毛泽东又提议他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主任。
这样，张春桥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了两个重要职位。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则排在第二；邓小平是总参谋长，张春桥则是总政治部主任。一右一左也可以说旗鼓相当了。
再值得注意的江青。
她在这次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中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但是她获得了毛泽东的全面评价。
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
这里，在不经意间，毛泽东对江青作出了全面评价：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以及批周问题上都是对的，她的缺点是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搞了一个小圈子（四人帮），说错了一句话（周恩来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
2012年8月17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73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