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看来时坚持要救世的。这个论坛怕是不适合先生的。人肉宴席上活着的是不可能不“弃干戈”忘“旧辱”的。人家“梦枕瑶钗燕股”是多么神仙的日子？管他昆谋仲谋，即便是季谋也挡不住人家卖母。人肉宴席上逃出个无人岛，只不过少了点提供可食之物的地方。当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华大地上成暴风骤雨的日子，那是要荡涤环宇的，不仅仅是收个把养鱼场。至于今天，无产阶级如果为了维护人肉宴席的贡赋地盘去流血，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低等的生物的愚蠢举动了。
至于那个腐朽的旧词牌，平水已经是历史了，僵尸怎么跳舞都不怎么好看。（就在僵尸里，“花蕊枉娇蒙羞败”也都是三字带四字的句式，而且第一字多是去声，比如“艳蕊腻、拥屡抱再”）
这使我想起了某人论述的文艺的形式与实质的问题。此人是敏感人，我只用人家的文字，不告诉大家名字了，声明，这不能算剽窃：
伯达同志是“民族形式”，“旧形式新内容”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的主要意见，可以概括在以下几段话里面。
“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苏联各民族文化的伟大发展的经验，在这点上正是足资我们深刻的参考的。从我们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经验已证明了出来，忽视文化上旧的民族形式，则新文化的教育是很困难深入最广大的群众的。因此，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是不可分开的。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的……。”“……我们文化的新内容，会生出新形式，但我们文化的新内容是可以在无论旧的任何形式中体现出来……征服旧形式……过渡到文化新形式。”（《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旧的文化传统，旧的文化形式，是根深蒂固地和人民年代久远的嗜好和习惯相联结的。最广大的最下层的人民群众，最习惯于旧的文化形式，经过那旧形式而传播给他们以新的文化内容，新的东西，他们就最容易接受的。不怕苛刻地，同时也按实情地说，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还没有一部新文学作品，可以比得上如《水浒》、《三国志》、《儒林外史》、《红楼梦》、《西厢记》……这些旧文学作品所在民间流行的万分之一，还没有一部新戏剧，可以比得上如目莲戏之类在民间那样普迫和深入动人。”（《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
伯达同志底这几段文字，包含着许多不科学的错误观点。第一，伯达同志认为，“民族化”就是“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照这样说，象物理学、化学……我们根本没有“旧的民族形式”可供与之“结合”，该怎样使它们民族化呢？这意见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解释，“民族形式（民族化）就是根据自己民族特点的具体运用”，完全不相符合。第二，说新文艺之所以不能大众化，是由于没有“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脱离社会革命运动孤立地看文艺革命运动。我们知道，中国进步新文艺之产生，有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底一部分，是革命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没有大众化，基本原因是我们底革命没有成功。文艺大众化，绝不是单纯的文艺运动所能实现，它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作前提，而大众化的运动，则促进着这一定条件的诞生。第三，新文艺没有大众化，这是事实，但它是否没有民族化呢？我底回答是肯定的。五四以来的全部新文艺（翻译除外），内容所反映的都是民族现实生活，当然是民族的，组成形式的基本元素——语言，不能不是民族的语言。至于创作者，更都是我们民族的儿女。那么，新文艺为什么没有民族化，敢问？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世界文艺最进步的创作方法和丰富多样新鲜活泼的格式体裁么？第四，“旧形式新内容”的提法根本是不合科学法则的。我们知道，一定的内容要求一定的形式，形式要随着内容推移转化，“旧形式”如何能适当配合“新内容”？这提法可能是由鲁迅先生底“旧瓶新酒”脱胎而来，但瓶与酒的关系，绝不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鲁迅当时所借喻的“瓶”，他很明白地指出是“格调”（格式体裁），绝不是形式内容不可分的形式。第五，文化的新内容可以在无论旧的任何形式中显现出来，这提法之不科学，已如上述，但纵令把伯达同志底“形式”解释作格式或体裁，这命题依然不合事实。举最简单的例子，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名词，就不能“显现”在五言诗里面，在平剧里，也绝装不进我们民族今天的现实生活，否则就得去掉平剧之为平剧的本质。“显现……征服……过渡……”，难道文艺上只能有改良，不能有革命么？这革命并不等于“从无产生出来”，而是从根据我们民族旧文艺的基础（不等于“旧的民族形式”) 接受世界进步文艺成果而来。文艺发展能够采取飞跃的方式，甚至能够跑到基础结构底前面，正是文艺这上层建筑底能动作用，而且，这能动作用更能够反作用于基础结构。第六，“最广大下层民众最习惯于旧的文化（艺）形式么？”依我看，他们十九都是文盲，伯达同志底“《红楼》、《西厢》……”，恐怕是他们做梦都没有见过的东西，三国、水浒的故事，也许经过戏剧和说书等而流传较广，但书本也是他们绝少有缘看见（遑论阅读）的。认为这些东西属于民众，完全是主观的臆想。退一步说，纵令还有些旧形式”如《封神榜》、《西游记》、《包公案》、《征东》、《征西》、《二度梅》……与大众更接近些（通过说书人之类），但大众所关心的只是其中鬼怪神仙，剑侠英雄，以及“青天大老爷为小民伸冤，何尝对那章回起落的“形式”有所爱憎？以这样薄弱的根据，就得出结论说，把新小说的内容写作章回体就能大众化，也是主观的臆想。第七，关于“万分之一”（伯达同志在另一地方说过同样的话，是“不知多少千万与几万”之比），首先，我认为这统计（？）很不可靠。“几万”是可靠的，但与之对比的“几万”底一万倍，却是荒谬的臆想！试想，全中国男女老幼，几乎人手一部《红楼梦》，《西厢》……其次，我认为这比法很不科学。新文艺只有二十年的历史，而伯达同志所举五书底历史则多至七八百年（《三国志》似应为《三国志演义》），少亦将近两百年，两者底销数如何能够相提并论？伯达同志对“旧的民族形式”的偏爱，使他完全忘记了科学方法。第八，目莲戏已有千多年的历史（敦煌石窟所发现的梵文关于“目莲救母”的本子很多），它与统治阶级用以麻醉人民的小乘佛教以及中国儒家的“孝”有深邃的渊源（也就是“根深蒂固地与人民年代久远的嗜好和习惯相联结”，但这“嗜好和习惯”却应了解为“受麻醉和迷信”）。拿目莲戏与新剧比较流行的深和广，同样是把科学方法丢在脑后了。最后，第九，关于“苏联各民族文化伟大的发展经验”，依我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底提出是由于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语言风习等不同，各有其特点。这口号底含义，大概不会等于“和旧的民族形式相结合”，或“旧形式新内容”，总的方向一定还在于发扬进步的东西，淘汰落后的东西。很想找材料把这问题研究一下，但苦于找不到，如果我的理解错误，还请伯达同志及其他读者有以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