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简要本)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简要本)

前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一书经过十年的草拟、修改，今天总算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在这本书草拟的过程中，我注意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是毛主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这个理论，我采用两种方法叙述。
　　　一种方法是逻辑推理，就是按照这一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去叙述它。这样，我把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十二项：
    （一）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矛盾是客观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原则的红线；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不可避免。
　　　（二） 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三）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过渡性、长期性和阶段性。
　　（四）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总体上具有非对抗性的特征；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五）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较，社会主义可能出现“跃进”式的发展；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实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
　　（六）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逐步完善各种公有制形式之间及其内部的关系，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相互渗透，大、中、小集体互相结合；逐步完善各种分配关系的形式，按劳分配试行工资制加供给制；逐步完善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形式，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
　　（七） 社会主义社会的交换关系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计划不要过于集中，主要搞好综合平衡。
　　（八）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私有制的残余仍然存在；按劳分配、商品经济具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
　　（九） 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十）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中一部分属于敌我矛盾，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总题目。
　　（十一）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阶级结构。初期阶段仍然存在着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反动阶级的残余和民族资产阶级。
　　（十二）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基本上被改造，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仍然相当强大，资产阶级分子处在被改造的过程中。
　　（十三）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就其经济、社会地位来说，大多数人属于劳动者；就其服务的对象、政治立场、世界观来说，分属于各个不同的阶级；就其人员分布来说，在各个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时期，都会发生重大变化。
　　（十四）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的阶级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劳动阶级内部的矛盾。在社会各种阶级矛盾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政治路线上表现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十五）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战略任务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反对和平演变、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
　　（十六）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党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内部矛盾的新特点是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共产党内矛盾产生有它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党内斗争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清除党内腐败、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确进行社会主义社会中党内路线斗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十七）社会主义社会中思想政治革命的新形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四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纲领是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成果；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展斗批改是改革党的领导机关和国家机构的一次重要试验；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成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教育党员和干部加深对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批判右倾翻案风，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这些基本内容，我在《学习毛泽东》一书中作了比较详尽的认证、解释。
　　　另一种方法是历史发展，就是按照这一理论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去叙述它。这样，我把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1957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二）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三）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四）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的斗争
　　　  （五）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第二个阶段： 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批评“反冒进”
　　　  （二）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三）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五）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第三个阶段：1962—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二）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三）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从这三个阶段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总结、发展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的第一篇，对这个发展过程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证、解释。
　　　按照我的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核心内容包括五点：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中中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因素。
　　　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目前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按劳分配；商品交换中均包含有资本主义因素。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中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仍然存在工人阶级、集体农民、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中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
　　　意识形态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在某些领域甚至还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国家机关中，一些领导工作人享有特权及以权谋私的便利。
　　　第四，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共产党中存在着腐败变质的现象
　　　工人的一部分，党员的一部分，都有腐化堕落的。
　　　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汉当权派，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
　　　资产阶级已经钻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资产阶级已经篡夺了一部分政治领导权。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大革命。
　　　
二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
　　　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究竟是十年，还是只有三年？
　　　主张只有三年的人又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反对共产党的现行体制，它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八年以后，这种群众运动就被完全镇压下去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只有三年。另一种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造走资派反的群众运动，一九六八年以后，这种革命的群众运动基本上停息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只有三年。
　　　主张十年说的人，有三种不同的根据：第一种，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有一个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到毛主席逝世正好是十年。第二种：华国锋在一九七七年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在他宣布以前，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逮捕中央五位左派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已经被否定了。第三种：邓小平在一九八一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宣布：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我们不能因为华邓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我们就不承认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十年。有人根据毛主席在文革初期曾经设想：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结束，就咬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三年。可是，客观实际的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毛主席还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谁也没有想到：打垮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一九六九年召开九大，正准备转入到新阶段，一九七0年八月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又跳出来，发动突然袭击。谁也没有想到：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阴谋以后，一九七三年召开十大，正准备转入新阶段，一九七五年。月邓小平集团又刮起了右倾翻案风。
　　　按照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这个阶段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预备阶段，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为起点，由前一阶段的学术批判转入政治批判。中心内容是批判彭真、陆定一搞的那个保护右派，压制左派的“二月提纲”。以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撤销彭、罗、陆杨的党内中央领导职务为结束。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
　　　（一）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处理罗瑞卿事件
　　　（三）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四） 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二个阶段：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
　　　这个阶段，是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阶级司令部的阶段，以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一张大字报为起点，中心内容是批判刘少奇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二月
逆流”，掀起一且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成立各级各级革命委员会，以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为结束。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
　　　（一）召开八届十一中会不会，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二）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各条战线各省市区的文革运动普遍开展
　　　（三）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四）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上海等六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五）一九六七年二月的逆流，大闹怀仁堂，支持纵容一些省军区镇压群众运动
　　　（六）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军区部分官兵纠集武汉“百万雄师”扣押中央代表
　　　（七）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毛泽东巡视华北、中南和华东并作重要指示，促进革命大联合，批判极左思潮，推动青海、内蒙、天津、江西、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江苏、浙江、湖南、宁夏、安徽、陕西、辽宁等等十七个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八）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等等五个边疆省市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十）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第三个阶段：一九七0年九月至一九七三年十月
　　　这个阶段是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阶段。以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为起点，中心内容是批判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打倒一个中央常委和三个政治局委员，这个阴谋被揭露以后，他们又策划实施“五七一”反革命政变，并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叛逃国外，至一九七三年九月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结束。
　　　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
       （一）九大前后，林彪集团逐渐形成，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 林彪突然袭击  毛泽东反潮流
       （三）批陈整风，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批陈整风汇报会
       （四）林彪集团策划实施“五七一”反革命阴谋
       （五）林彪等人叛逃国外
       （六）开展批林整风
       （七）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
　　　第四个阶段：一九七0年十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这个阶段是批评领导层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阶段。以一九七0年十月清查“五一六”为起点。中心内容是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至一九七四年七月筹备四届人大结束。
　　　这个阶段的重要内容有：
       （一）批评清查“五一六”搞扩大化
       （二）批评批林整风中强调批极左思潮
       （三）批评外交工作中出现的右倾错误
       （四）批评批林整风中滋长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思潮
　　　第五个阶段：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
　　　这个阶段是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阶段。以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四届人大为起点。中心内容是批判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大搞全面整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至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结束。
　　　这个阶段的重要内容有：
　　　   （一）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二）围绕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争论，右派借机整左派
　　　   （三）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大搞全面整顿
　　　   （四）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五）处理天安门事件
　　　   （六）毛泽东主席逝世
　　　
三

　　　关于否定文革即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全盘复辟资本主义，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大体上也经过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十月政变逮捕了中央五位左派领导人，成立了以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汪东兴为副主席的新的“党中央”，从而使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阶段：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拨乱反正，即拨毛泽东思想之“乱”，反修正主义之“正”。
　　　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的结论。
　　　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
　　　召开理论务虚会，大搞“非毛化”。
　　　七九国庆讲话，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文化革命前十七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
　　　第三阶段：一九八0年一月至一九八0年十二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的平反翻案。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3）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
　　4）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是重大错案；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另一方面又制造大量的新的冤假错案。
　　　审判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十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春桥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判有期徒刑；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
　　　清查所谓帮派体系骨干分子、清理三种人。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

　　　关于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
　　　当前，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有三：总结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探寻新时期的革命道路。
　　　第一个目的：总结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非常丰富，这里只列举了四个方面：
  （一）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二）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三）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四）分清敌我掌握斗争大方向。
第二个目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
      （一）当前中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二）现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个目的：探寻新时期的革命道路。
   当前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一）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三）革命的动包括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革命的领导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个体劳动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劳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应该争取的同盟军。
　　　（四）革命的任务分两步走：第一步，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第二步，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及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五）革命的形式包括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迎接政治斗争的新高潮，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
　　　（六）革命的政策既坚定又灵活：一切革命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成果，请诸位批评指正！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目录

第一章  1949—1957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展两条路线斗争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第二章  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第三章  1962—1965年开展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四章  苏联修正主义妄图改变我党的革命路线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第四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第五节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
　　　　　第六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第八节  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第十一节  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下台
　　　　　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第五章  美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第一节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第二节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第三节  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第四节  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第五节  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

    概述

　　议论文化大革命，人们往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来由。
　　文化大革命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么一个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运动呢？指导这个运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正确吗？党和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尤其是中央领导层的实际情况，认识是正确的吗？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
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从此，一锤定音，在中国就只能发出这一种声音了。
　　　接着上场的是理论精英，按照已经定下的调子吹喇叭：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说：文化大革命的前十年，“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
　　　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进一步“加深”了王年一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是：“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在这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
　　　他们还只把毛泽东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追溯到一九五六年。
　　　二00三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说：
　　　还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就是错误的。是搞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平均主义。
　　　为了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三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这是在各条战线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这个阶段，首先是要解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三改”（改造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强调仅有经济路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还必须进行政治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党内整风、反击右派进攻、全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等等。
　　　第二个阶段：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这是在各条路线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这个阶段，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各条路线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并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民公社这样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从此，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
　　　第三个阶段：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这是在各条路线，首先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年代。这个阶段，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并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形式加以解决。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后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是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国际上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包围的斗争中以及同国际共动中苏联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经过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由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积累的经验不多，对规律性的东西认识不深，具体的体制、方针和政策等等需要逐步完善，对干部的教育没有紧紧跟上实践前进的步伐，特别是在党内高层中存在着“左”和右的倾向的干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过一些错误和偏差。）经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是正确的。再经过一九七六年至今的实践，从反面证明了是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都是在党的有关会议上通过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以后才知道，有的人当时内心并不同意，却装出一副衷心拥护的样子。他们却说：这些都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而与他们的“集体领导”是相对立的。党的历史能够如此地任意编造吗？
　　　近三十年的情况恰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党内情况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在党的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官僚主义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正是根据这种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等（包括当时的林彪、康生、陈伯达）的支持下，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目录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一节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二节  处理罗瑞卿事件
　　　    第三节  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第四节  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
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制订“十六条”
第三节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第四节  中央制订工矿农村两个十条
第五节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
第六节  中央机关文革开展
第七节  各省市文革运动开展
第八节  部队文革运动开展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第一节  一月革命风暴
第二节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三节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四节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五节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六节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七节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八节  解决陶铸问题
第九节  批刘保萧保帅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一节  大闹怀仁堂
第二节  两种反动思潮
第三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第四节  内蒙的“二月黑风”
　　　    第五节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
　　　    第六节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
　　　    第七节  成都“二月镇反”事件
　　　    第八节  武汉解散“工总”
　　　    第九节  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第十节  广州解散省革联
　　　    第十一节  长春瓦解三大造反组织
　　　    第十二节  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
        第十三节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第十四节  抓叛徒
第十五节  武汉七二0事件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一节  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和中南
第二节  打击极左思潮
第三节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四节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五节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六节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七节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八节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九节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一节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二节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三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四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一节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二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三节  杨傅余事件
　　　    第四节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五节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六节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七节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一节  毛泽东召见北京红代会五大领袖
　　　    第二节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三节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四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五节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六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八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第一节  全国山河一片红
　　　    第二节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第三节  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概述

　　　第二篇的主要内容是概述：一九六五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亿万青年和人民群众愤起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立起新的革命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回合的伟大胜利。
　　　这个回合的斗争，历经四年，打破右倾和极左的各种干扰，其过程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把一九六四年以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潮，引向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潮。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是“罢官”，它攻击的目标是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罢了彭德怀等人的官。对吴晗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一九六二年以来党内刮起的右倾翻案复辟风的反击。
　　　与此同时，因安装窃听设备、违反政治纪律撤销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因反对突出政治、违反组织纪律撤销了罗瑞卿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职务。消除了这两个要害领导岗位上的隐患。
　　　彭真、陆定一一九六六年二月抛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若干问题的提纲”，压制左派，保护右派。与此相对立，中共中央批发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中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批判陆定一包庇妻子严某某写匿名信攻击另一个中央领导人及其家人的严重政治错误。
　　　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在县以上各级领导人及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的学生中进行。
　　　第二阶段：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重要通知，通报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号召全党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种人不仅在党内有，在政府里、军队里、文化界里也有。以这个“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全国正式开展起来了。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学校的师生。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批评本校领导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通过广播以后，在全国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许多学校的师生都贴大字报、召开大小会议，批评本校及上级领导人的错误。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在风起云涌的群众浪潮面前，惊慌失措，立即向大专院校以及一些中等学校派遣工作队，力图控制群众起来革命的势头。工作队进驻各单位以后，一方面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各单位的领导和教师，把他们打成“小吴晗”、“小邓拓”、“小三家村”；另一方面对准那些给领导提意见的革命群众，把他们打成“黑手”、“右派”、“反革命”等等。仅北京一地，打成各类分子的就有近万人。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大搞白色恐怖，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回到北京，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回工作队，让群众自己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进行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接着，召开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批判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执行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改选政治局，撤换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日常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十余次接见全国串连到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总数达上千万人。真正起到了广泛支持动员群众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迅速发展。原来在刘少奇时期受到打击压制的人，联合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批判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和各级领导人，要求公开平反道歉、退还“黑材料”。这一派人自称革命派、造反派或革命造反派。这一派人在各单位开始只占少数，又常常被称为少数派。另外一些人在刘少奇时期曾经跟着本单位的领导、工作队，批斗过本单位的“小三家村”、“黑手”、“右派”，一时转不过弯来，认为自己并没有错，都是“听党的话”、“按照领导的布置办事”。与造反的一派人形成对立，这一派人自称左派、革命派，而对方则称之为保守派。这些人都是工人、贫雇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其中，在大中城市，有少数高级干部的子女，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批判走资派的时候，被人视为“黑帮子女”，他们自己也变成保爹保妈派或逍遥派。大多数人站在中间，随着形势的发展，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左右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或坚定的保守派。
　　　随着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运动的兴起，在青年学生的影响下，中央各机关，各省市以及各部队的领导机关、院校、文艺团队的文化大革命也高涨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些大中城市的工人运动也起来了，一些工人跨单位、跨行业地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打出各种旗号，进行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形势：第一个特点是，各级领导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在群众一片批判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派的声浪中，顶不住了，消极逃避，群众要干啥就干啥；第二特点是，在一部分群众中滋长出一种经济主义倾向，要钱、要物、要增加福利、要增长工资，临时工要求转正，下乡青年要求回城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发出倡议：从走资派手中把领导权夺回来，建立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与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三结合的新的革命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市、山西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山东省等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经中央批准先后成立。史称一月革命风暴。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领导机构中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的陶铸，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以后，一贯思想保守，对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碍作用。经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帮助以后，要他到下边去多走走，实际上是靠边站了。
　　　第三个阶段：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七月
　　　在一九六七年初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毛主席曾经预计：文化大革命只要经过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就基本可以完成了。
　　　可是，在中央的另一些领导人看来，当时的形势不是好得狠，而是糟得狠。他们首先首先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煽动军队干部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纵容造反派批斗领导干部，祸及他们的家人子女。然后，由林彪亲自出面把江青找到毛家湾，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军委会议上发言抹黑军队，是由江青支持指使的，并声言要到毛主席那里去辩明是非，否则将辞去一切职务。最后是四位元帅和三位副总理，利用在怀仁堂举行中央领导人碰头会的机会，在会议上公开发乱，攻击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中央文革小组搞错了。
　　　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地位，支持各地的军区领导人镇压起来革命造反的群众，较大的事件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内蒙的“二月黑风”事件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事件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事件
　　　成都“二月镇反”事件
　　　武汉解散“工总”事件
　　　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事件
    广州解散省革联事件
　　　长春瓦解三大造反组织事件
　　　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事件
　　　等等。
　　　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系列事件中，其危害达到顶峰的是武汉七二0事件。
　　　二月逆流造成的危害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造成的大好形势被破坏了，从二月到七月，除北京市以外，再没有一个省市区成立新的革命委员会。
　　　与二月逆流的斗争，是与彭真、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之后，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另一次重要斗争。
　　　第四个阶段：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于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武汉七二0事件做了恰当地处理，从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在大好形势下，有部分人头脑发热，提出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与一小撮军队里的走资派的矛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为此要进行全国再次大串连，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北京大专院校的“五一六”革命造反司令部甚至认为周恩来就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提出要揪出仍然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周恩来。在这股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北京发生了包围中南海，揪斗刘、邓、陶的事件；进驻外交部，夺取中央的外交大权的事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等等。
　　　这种极左思潮一出来，就受到了党中央的批判，指出这种思潮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把大好的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犯错误的人推到敌人那一边去。党中央迅速地宣布：所谓的“五一六小集团”是一个搞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组织。从而使它迅速瓦解。同时，对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犯有错误的成员，及时作了清理。
　　　一九六七年九、十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几个省市，指出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运动前进的关键在于教育干部，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和群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群众要联合起来。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各地的干部、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经过党中央艰苦细致地工作，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三月，迅速建立起来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江西省、甘肃省、河南省、河北省、湖北省、广东省、吉林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十四个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
　　　第五个阶段：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发生了所谓的“杨傅余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角是杨成武，傅崇碧和余立金是稍带进去的。杨成武的“问题”在于：杨在毛主席南巡中起到了联络员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杨有意与林彪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与其他军委领导人保持暗中联系。杨在与林彪、江青的关系中，注意两边讨好。一九六八年初，杨成武因他女儿的问题，有意拉拢余立金，压制吴法宪，而没有报告林彪。从而引起林彪更大的怀疑，担心杨成武成为江青在军队中的代理人。林彪因此向党央提出杨成武与余立金、吴法宪的关系问题，认为杨成武已经不适合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秘书长一职。
　　　党中央和毛主席经过反复讨论，在没有搞清林彪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要林彪，捨弃杨成武”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当时的领导人因这件事而讲的杨成武的所谓错误，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而不是事情的真相。
　　　在这件事以后，毛主席提出：在全国要注意反对“三右一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风）。
　　　当时，在全国仍然有一些地区、有一些人，还在那里搞武斗，抢夺武器，抢劫军用物资，杀人放火。中央三令五申，有的人就是有令不止。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召见北京红代会五大领袖，严厉批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派仍在大搞武斗的行为。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专院校。
　　　在中央的有力干预下，各省市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进展迅速。先后有：
　　　安徽省、陕西省、辽宁省、四川省、云南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等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全国各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全部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六个阶段：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的叛徒、工贼、内奸问题审查报告》，通过决议开除刘少奇的党籍。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的过程以及经验教训，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这一届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指政治局）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党的元老，原高级干部中转变立场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人，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回合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阶段——斗、批、改阶段的开始。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目录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一节  九大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第二节  继续解决一些省的遗留问题
　　　　第三节  清理阶级队伍
　　　　第四节  打击反革命活动
　　　　第五节  继续清查五一六
　　　　第六节  整党建党
　　　　第七节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第八节  教育革命
　　　　第九节  改革规章制度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第一节  一九七0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第二节  林彪集团逐渐形成
　　　　第三节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第四节  林彪突然袭击  毛泽东反潮流

　　　第三章  批陈整风
　　　　第一节  一九七一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第二节  吴法宪叶群的检讨
　　　　第三节  陈伯达反党问题
　　　　第四节  召开华北会议
　　　　第五节  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第四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第一节  制定反革命计划
　　　　第二节  实施反革命政变
　　　　
第五章  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
　　　　第一节  毛泽东巡视武昌
　　　　第二节  毛泽东巡视长沙
　　　　第三节  毛泽东巡视南昌
　　　　第四节  毛泽东巡视杭州
　　　　第五节  毛泽东巡视上海
　　　　第六节  毛泽东回到北京
　　　　
　　　第六章  林彪集团的覆灭
　　　  第一节  林彪等人叛逃
　　　　第二节  揭批林彪集团罪行
    
　　　第七章  开展外交新局面
第一节  毛泽东决定开展中美谈判
第二节  基辛格访华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第三节   尼克松访华
　　　    第四节  中日恢复邦交
　　　
　　　第八章  批林整风
　　　　第一节  一九七二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第二节  开展批林整风
　　　  第三节  批判极左思潮问题
　　　　 江青接受美国学者采访
　　　　　
　　　第九章  召开十大
　　　　第一节  一九七三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第二节  继续批林整风
　　　  第三节  邓小平复出
　　　  第四节  继续搞好文艺革命
　　　  第五节  批判教育领域的复辟回潮
　　　  第六节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第七节  毛泽东批评外交工作
      第八节  评法批儒
　　　  第九节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第十章  批林批孔
　　　  第一节  新阶段新任务
　　　  第二节  发动批林批孔
　　　  第三节  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第四节  批判各领域的复辟回潮
　　　  第五节  各大军区负责人到北京检查文革中的错误
　　　  第六节  筹备四届人大
　　　  第七节  毛泽东论三个世界
　　　
    概述
　　　
　　　第三篇是概述简论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六九年四月至一九七0年七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前一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逐步向进行斗、批、改的工作过渡。
　　　（一）就是要解决几个省的的反复旧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有几个省的所谓反复旧闹得比较厉害，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分歧和斗争。其中以山东省、湖北省尤为突出。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严肃批评、处理了主张、支持反复旧的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但是，一般处理过重，甚至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山东省的王效禹，湖北省的“北决扬”，贵州省的李    ，四川省的刘洁挺、张西挺，湖南省的章伯钧、
梁春阳，等等。
　　　（二）要继续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从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清队工作中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要注意政策。九大以后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但各地违反政策的事仍时有发生。
　　　（三）开展“一打三反”。为了处理前一阶段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反革命活动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当时中苏边境危机，作好打仗的准备，一九七0年一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打击反革命活动，二月指示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在打击反革命的运动中，处理了一批反革命案件，其中涉及到一些犯政治错误的人，打击过重了。还处理了一些文革中杀人、打死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有些地方对造反派中有人犯此类案子，处理特别重。如武汉新一冶工安公司的徐正全，是该公司造反派的头头，因几个人殴打百万雄狮武斗队工人王荣炎致死，他在现场没有指使此事，也没动手，虽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过，最终被判死缓。
　　　（四）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清查“五一六”的工作始于一九六七年月，一九六八年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的清查小组。一九六九年以后几起几落：
　　　第一次是高潮，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０年一月
　　　一九六九年因群众来信反映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批示：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周总理、江青、谢富治等人作了指示。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召开万人大会，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当时有—部分单位的领导提出：“对‘五·一六’也要—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第二次是低潮，一九七０年二月至一九七０年十月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以后清理五一六进入低潮。
　　　第三次又是高潮，一九七0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七0年十一月一日、九日、十八日、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这次高潮一直搞到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二月。
　　　第四次是低潮但不是结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以后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
　　　毛泽东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清查五一六运动究竟结束于何时？不知道。
　　　一九六九年十月以后究竟清查出了多少真正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知道。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 “围困中南海”、 “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一九六九年以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作用就是从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了革命造反组织的骨干力量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大大地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第二阶段：一九七０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四月
　　　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九届二中全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一）与林彪的斗争由来已久，“杨傅余事件”是林彪形成集团开始向党进攻的标志
　　　1，所谓“杨傅余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杨成武的问题。
　　　毛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和林彪的关系。
　　　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共同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林彪说：“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
   事实上是，林彪为了不让“上海帮”涉足军队，决心放弃杨。
   林彪之所以“弃杨留吴”是他认为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林彪认为：，杨成武对他耍了两面派——既归依自己，又讨好江青（不便直接说毛泽东），竟敢以江青来压自己！他是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李作鹏、邱会作等为组员。
　　　由此，开始形成了林彪集团。也是林彪所谓的“大舰队”。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同黄永胜的谈话(吴法宪、邱会作在座)
　　　林彪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2，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提出反江青宗派主义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永胜、吴法宪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邱会作、李作鹏看到黄、吴正在说话，两人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他们几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
　　　3，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推荐李德生任总政主任。
　　　李的任命，是林彪向主席报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为了挡住江青要将张春桥放在总政主任这个位置的企图。林彪说：“李现在同江青还没有更密切的关系，在同他们的斗争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将来如果有变化，可以立即搬下来。”
　　　4，一九六九年初，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的政治思想立场逐渐表面化。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定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协助林彪写出报告稿。
　　　林彪与陈伯达就报告稿的标题《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及提纲，进行了讨论。
　　　陈伯达甩掉了张春桥、姚文元，一个人单独起草。
　　　陈伯达在写完第一部分后，把稿子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没有回复。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周总理主持的。他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理由，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
　　　江青说：“稿上子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
　　　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的会上，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毛主席当即指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5，一九六九年四月，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
　　　李必达听黄永胜骂江青，感到吃惊，他就有意识地监听黄永胜与叶群等人的电话，他认为黄永胜的这些话说出去是要杀头的。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两三封。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派人把李必达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广州军区关押。
　　　6，在九大选举中委时安排人不投江青的票
　　　吴法宪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张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以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鳖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佬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式选举，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1502票（参加投票代表1510人），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宪、李鹏、邱会作。
　　　7，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被林彪调往成都
　　　温玉成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
　　　在军委办事组中，温玉成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与黄吴叶李邱意见相左。因此，林彪等人就认为温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向中央反映情况——所谓打小报告。
　　　不久,温玉成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
　　　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的联系，林彪把温玉成调往成都，连他的家人也要带走，不能在北京住。
　　　8，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军委办事组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10月18日，黄永胜等人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对汪说：“烧掉。”汪以为主席是让他拿去烧了，还没等汪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汪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汪这样说，这才作罢。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一九七0年七月， 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修改宪法的工作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
　　　为什么毛泽东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呢？这主要是从当时的实际形势来考虑。第一，如果设国家主席，很可能要由他来担任，但是，一，他早已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又要增加许多外交礼仪活动；三，打倒了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又由他来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给政治对手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第二，如果设国家主席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则必须由其他的人来担任，这样一来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斗争；一，很可能推举林彪担任，但林彪并不是适合的人选，他的身体不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他都很少参加，那么繁重的国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他更难胜任；一九六八年以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很不正常，他究竟要干什么，一时还捉摸不透。二，如果推举另外一位常委担任，就只能在康生与陈伯达之间选择，这必然会引起一场新的斗争。三、如果推举常委之外的元老人物来担任，则可能引发更加复杂的斗争。
　　　2，林彪在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一反“紧跟”的常态，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推选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第一，他捉摸不定；毛泽东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究竟是真意，还是谦虚、礼让？但是，不管是那一种情况，要推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总不会错。第二，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愿当国家主席，那么，这个职位十有八九就是他的了。国家主席一职虽然不增加多少实权，但对于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来说就更加稳固了。
　　　3，在讨论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一九七0年八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修改宪法小组的一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
　　　应该说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康生之所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的有关决定；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是根据林彪的意见，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有人说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就离题太远，近乎“造谣”了。
　　　在讨论国家机构时，张春桥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话，因为在宪法的其他地方已经有了。而吴法宪认为不能删，这是是否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
　　　张春桥提出的是文字表述问题，而吴法宪则把它说成是取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这当然是两回事。
　　　张春桥提出从条文中删除“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反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其实，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曾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应该知道。双方争论时，陈伯达不在会场。
　　　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
　　　4，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伯达说吴法宪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吴法宪把情况报告林彪。
　　　吴法宪回到家里向当时在北戴河的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他们认为，这一次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可以狠狠地整他一下。
　　　一九七0年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批判张春桥，准备大干一场。一九七0年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可是，在一九七0年八月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张春桥没有继续坚持自己要删除的观点。宪法修改草案获得一致通过。这样一来，林彪一伙精心策划的一场战火没有烧起来。这次战火没有烧起来，并不等于矛盾解决了。而是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留下了伏笔。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
　　　1，、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在会前就定下的：（一）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问题；（三）战备工作问题。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确认了以上三个议题。毛泽东提议增加一个形势问题。并说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会前定的三个议题，已经由有关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相关的报告。
　　　常委会决定：第一天的大会，由周恩来、康生讲话。
　　　参加会议的人大多认为需要在会上来解决的问题不多，会议的进行会比较顺利、轻松。有的人甚至作好了在庐山游览、休息的安排。
　　　2，关于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
　　　其实，林彪在会前作了讲话的准备，并由秘书给他“拉条子”。
　　　但是，在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他明确表示不在大会上讲话。
　　　常委会后，陈伯达专程到林彪处访谈，建议林彪应该在大会上讲话，把张春桥等人的问题提出来。林彪回答：如果讲话，要报告毛主席。
　　　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动身去参加会议前，仍在征求叶群的意见：今天的话讲不讲？
　　　二十三日下午，常委们集合时，林彪突然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五位常委集合在一起时，林彪提出他要讲话。毛主席说，那你先讲。一种说，周、康、陈在一个房间，毛泽东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林彪报告了他要讲话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只是要他不要点名。第二种说法是林彪、叶群对人散布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前不打呼。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林彪要在大会上讲话，肯定是报告了毛泽东；他要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可能报告了毛泽东。但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肯定，没有报告毛泽东。就连陈伯达后来也说，他愚蠢地相信了林彪的话。
　　　说林彪二十三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是搞“突然袭击”，并不为过。从披露的事实来看，林彪的讲话虽然早有准备，但他自己也一直犹豫不决，二十二日常委商讨议程，他还表示不讲话，而到二十三日下午临开大会前，他才突然提出要讲话。
    3，关于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二十四、五日小组讨论中的活动
　　　林彪讲话的内容，从现在保存的录音来看，主要是讲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作用。他既没有直接点出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领袖地位，也没有公开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更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从这篇讲话本身，确实看不出林彪的用意何在。但是，联系修改宪法过程中的争论（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反对；吴法宪提出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加上一切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张春桥反对并说称天才是讽刺），林彪讲话的针对性和用意还是很清楚的。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彪的讲话，汪东兴提出把林彪讲话的录音再放一遍。结果会议作出了学习两天的安排，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一来，实际上改变了会议的议程。林彪夸吴法宪立了一功。
　　　二十四日，叶群与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通气，传达林彪对小组讨论的意见。特别强调不能点康生的名、更不能碰“十一楼”（指江青）。但是要把矛头指向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有人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说称天才是讽刺）。
　　　二十四日，在各组讨论中，几位大将按照林彪的部署活动。
　　　在华北组，汪东兴、陈伯达带头在讨论会上发言：
　　　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思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汪东兴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他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
　　　他说：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
　　　他说：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他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华北组的会议结束，李雪峰、郑维山、汪东兴、解学恭、吴德等都没有走，
　　　李雪峰问汪东兴：今天这事毛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说：知道。
　　　陈毅问汪东兴：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了错误了？
　　　汪东兴说：没你的事，老实呆着。
　　　郑维山说：汪主任，事情有变化啊？
　　　汪东兴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糊涂了，同志！你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毛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郑维山说：那么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汪东兴说：知道，不让点名。
　　　萧劲光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汪东兴说：你老糊涂，笔杆子压枪杆子，厉害着啦。
　　　在华东组，一些人明确地提出要把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揪出来”。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分别写信给大会，要求把坏人（实指张春桥，后假称陈伯达）揪出来。
　　　二十五日清晨，华北组的简报出来了。这份简报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二十四日华北组的讨论情况，极具代表性。林彪夸奖说：看了这么多简报，就数这份观点最鲜明。林彪的几位大将准备在各组乘胜前进。
　　　二十五日清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二十四日各组的讨论情况及华北组的简报。江青认为，这是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打倒跟随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领导人。
　　　4，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对事件进行调查
　　　毛泽东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汇报以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全会上，突然有人企图攻击或打倒一位常委、三位政治局委员。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首先要把小组讨论停止下来，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调查研究只能从现象入手，逐步深入到本质。
　　　进攻一方有两层理论包装；其一是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说对方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二是拥护称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说对方是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的调查就首先从这里入手，并且从身边的人——汪东兴着手。
　　　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知道我多次说过；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要在外面拥护我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就揭穿了汪东兴的伪装。汪东兴只好把陈伯达端出来，把责任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向来是以理论家的面貌出现的，他又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语录。对陈伯达，毛泽东比较清楚。在文革小组工作中，陈伯达与其他人之间产生过一些矛盾。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开始，陈伯达的政治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推测出陈伯达在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情况，在华北组讨论中，陈伯达、汪东兴发言以后，陈毅接着发言，矛头指向也很明显，火气也很大。这意味着什么？是二陈合流、甚至是二月逆流与八月逆流合拢？
　　　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找这些人反复谈话、做工作。
　　　汪东兴首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检讨。
　　　吴法宪表示对林彪的讲话有“误解”，愿意检讨。
　　　李作鹏、邱会作反对吴法宪作检讨。
　　　叶群要吴、李、邱谈问题尽量往陈伯达身上推，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不得不违心地作检讨。
　　　林彪不同意吴法宪作检讨。
　　　5，关于毛泽东处理庐山事件的方针
　　　经过几天调查，对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由于事件发生突然，调查研究的时间很短，而全会正在进行中，不可能悬而不决。这时，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思想问题来处理。
　　　关于宪法中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既然是修正案，当然就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赞成的、反对的意见都不能说错。绝大多数人出于真心，也有极少数人出于投机或保护自己，都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不能把不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的人说成是“反革命”。
　　　关于称天才问题，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承认有天才，但又不可夸大天才。人的认识（知识和才能）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人的实践。
　　　陈伯达作为党内的理论权威，他并不是不懂得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常识，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搞语录、会上发言，鼓吹天才，用作一根棍子来打击别人。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较高，由此影响、欺骗了许多人。根据他在召开九大以来政治态度的变化，他的这次行动决非偶然。
　　　这次事件虽然是由林彪的讲话而起，但是，他在讲话中完全是作正面论述，并没有明确地针对某一部分人。
　　　汪东兴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虽然在各组发言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但是，搞意识形态斗争并非他们的强项，很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
　　　陈毅在陈伯达发言后表示积极支持，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串联活动。也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欺骗、影响。
　　　因此，为了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必须以陈伯达为重点批评对象，其他人员受教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问题不带下山。
　　　6，全会下半段的进程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九月一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
　　　九月二日至九月五日，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九月四日，毛泽东提出对陈伯达的处理意见：一，要陈伯达再进一步检查，看来有困难；二，陈伯达以后不再出席大会；三，陈伯达如无历史问题，还保留中央委员。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五）关于几位大将的错误问题
　　　1，关于陈伯达的问题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初步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七0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全面审查。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上问题定性为“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个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不报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未经中央批准，就在全会上煽动一些人，要揪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政治局委员，这难道不是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吗？
　　　至于在这个阴谋活动中，陈伯达是不是主谋，其他涉案人都是上当受骗？这在当时整个案件正在审查中，只能作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就说过；过去认为是林陈反党集团，现在看来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通过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给陈伯达戴了五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为自己作了辩解。但是，根据他的辩解，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
　　　一九二六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搞在一起，参与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修改过这个学会的章程。但是，他说他没有正式参加这个组织。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并不为过。
　　　一九二八年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与托派分子搞在一起，托派组织领导人介绍他加入托派组织，他说他没有参加，学校审查对他的结论是“学院派”。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托派也不为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陈伯达被捕，他承认：由于叛徒许芝兰指证，他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等等。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于他托人，国民党军阀张贞出钱、国民党特务陈文聪活动，他被保释出狱。他承认；在出狱时，填了悔过书——误入歧途云云。但是他说，他认为自己曾经翻过案，这时填悔过书，不是悔加入共产党之过，只是悔加入共济会之过。这种说法当然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根据他的表现，他至少是一个自首分子。
　　　一九三二年九月，陈伯达出狱以后，与国民党特务陈文聪等人搞在一起。他究竟搞了那些不可告人的特务活动？是否参加特务组织？审查报告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他本人也没有作更多的辩解。
　　　至于修正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主要是指陈伯达在建国以后的错误。
　　　2，关于汪东兴的问题
　　　最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承认错误并作了初步检查。下山以后，表示正在继续考虑问题，愿意作进一步检查。但是，汪东兴九月十五日的书面检查，虽然表面看来是揭露了陈伯达的几件阴谋活动，其实并没有说出多少他参与其中幕后活动及真实意图。毛泽东认为，他和其他几个大将一样，与陈伯达不同，属于好心犯错误。充分肯定他愿意检查错误和揭露陈伯达的态度，并且希望通过他来带动其他犯有同样错误的人。有人说；汪东兴因为是身边的人，毛泽东就特意袒护。有的人甚至说汪东兴是毛泽东安插到林彪集团内的一个奸细暗探。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瞎说。历史证明，汪东兴在九大前后，与林彪、陈伯达的政治立场非常接近，拼命向林彪集团靠拢，九届二中全会上，他积极主动地参与林彪集团的“倒张”（其实是要打倒康、江、张、姚，也可以说是“上海帮”）活动。
　　　3，关于吴法宪的问题
　　　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作过一次检查，一九七0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他的态度比其他几位大将好，其实，这种好也是表面上的，他并没有交待任何林彪集团内部的真实活动。即使如此，林彪集团已经把他划入另类。时刻防止警惕他牵扯出其他几个人。
　　　4，关于叶群问题
　　　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幕后协调指挥，小组冲锋陷阵；后期她观测风向，按兵不动。下山后，由于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她谈话，她在一九七0年十月十二日，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很明显，她这样做是为了丢卒保车。
　　　5，关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
　　　他们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与吴法宪、叶群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也不作检查。
　　　6，关于林彪的问题
　　　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倒张”事件的后台和总指挥，并且由他亲自发出了冲锋的信号。毛泽东为了保护林彪，把他与整个事件的活动分开。但是，在揭发问题的过程中，许多事情都涉及到林彪身上。因此，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中指出：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一九七0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
　　　一九七0年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吴法宪去谈话。据吴法宪交待，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这说明，林彪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
　　　召开华北会议
　　　华北会议于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召开，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作了总结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活动。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并不太多。
　　　这次会议也是为了查清华北地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也不太多。在政治倾向上，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是非常接近的；在组织原则上，李雪峰、郑维山并没有明显的违反。
　　　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清查庐山事件打开一个缺口。由于这次会议清查的几个主要对象——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是事件的核心人物，因此，对林彪集团的震动不大。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华北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军委座谈会提出批评。
　　　黄、吴、李、邱勉强作了一个检讨。
　　　毛泽东仍然表示欢迎，并提出为他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公开作出检讨，结束这一桩公案。并以此推动林彪公开作出表态。
　　　为此，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实际上是要林彪参加会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开幕，
　　　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汪东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三次检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能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观看焰火。
　　　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林彪则不作任何表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总结讲话
　　　强调指出：
　　　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
　　　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
　　　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中央打算对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突然袭击事件，就此划上一个句号。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领导人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焰火晚会。
　　　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离去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
　　　看来，林彪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第三阶段：一九七一年五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
　　　这一阶段林彪集团的活动，已经从党内的路线斗争转变为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制订反革命计划
    有人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躲起来了、冻起来了，只是被动挨打，没有任何活动。这是在继续为林彪集团放烟幕弹，骗人而已。
　　　中国召开华北会议以后，林彪就已经开始考虑制订反革命计划了。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在这里，他们开始酝酿一个打破危局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武装政变的可能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立果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了他在上海、杭州活动的情况。林彪肯定了武装政变的重要性，他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摘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40页）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商量，后来叫李伟信也去了。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一九七一年三月，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处长）搜集和摘录的关于政变和谋杀事例的草稿，共二十八例，一百二十六页。
　　　抄正本已送林彪、叶群。
　　　（这个草稿本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上海军区空军政委]、陈励耘[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林立果说：（庐山会议）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营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雄。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夺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装形式一种是和平形式。我们是采取和平形式。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大家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你们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商量。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包括九个方面：（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从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集团的极右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
　　　从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来看；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说什么“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从社会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公开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从国家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什么“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从党的性质来看：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从党的领袖来看：他们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们公开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从文化大革命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从社会生活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而林彪集团则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夺权好时机，“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从对外关系来看：他们攻击我党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说什么“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从政治路线来看，他们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国富民穷“，而他们要搞的政治路线是”民富国强“。他们公开提出”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总之，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就是污蔑、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然后打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幌子，搞资本主义——民富国强。
　　　（二）实施反革命谋杀
　　　第一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林彪集团认为，这次会议最坏的可能性是把林彪端出来。因而他们就加快了实施反革命阴谋计划的步伐。
　　　第二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
　　　林彪集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八月五日至九日派叶群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商量对策。
　　　第三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的确切情报，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已经把矛头公开对着林彪，是要搞掉林彪的政治信号。而且，毛泽东正好处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中，是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最好时机。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叶群召林豆豆从北京到北戴河。林立果向林豆豆交底：提出三个方案：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到南方另立中央；下策是逃到苏联去。这预示着他们要开始行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具体谋划南北两线同时进行暗杀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电话；要撤火。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叶群打电话给林立果：打鞭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二点，林立果一伙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讬，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第四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
　　　林彪集团在南方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首先得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她马上通知林立果。
　　　林彪要搞阴谋,他的活动空间本来就不大,而且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就是通过叶群与黄吴李邱等人联系。他既不亲自读文件，更不亲自亲处理文件。现在却有人一定要别人拿出林彪亲自批示的文件作为证据。即便有这样的证据如林彪的手令，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又会说这是别人模仿的。看来只有林彪的讲话录音才能作为证据了。搞阴谋活动的人把自己在小范围内的讲话用录音保存下来，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吗？何况，即便是录音也可以造假呢？
　　　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九月十二日，林彪、叶群、林立果干了那么多事，怎么能说林彪是在那里“等死”呢？说这些事都是林立果干的，叶群可是亲自出马了的，有人证。说这些事都是叶群、林立果背着林彪干的。而九月十一日叶群、林立果都对他们的亲信说过：这次是首长下了决心。如果这又是他们伪造的，那也只能说明：林彪早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三）实行反革命叛逃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飞往北戴河。行前，他要求周宇驰实施第二个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谈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之后，王飞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等研究执行这一计划。
　　　于新野在会的中间，把林彪的亲笔信又交给了王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 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 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钟，林立果到了林彪住地。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
　　　林立衡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
　　　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
　　　随后，林立果对张恒昌说：去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
　　　王飞向他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他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十三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
　　　在这次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他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有二十三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联，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多，林豆豆问李文普，他们要到哪里去？
　　　李文普说：主任叫我安排明早六点去广州，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
　　　林豆豆说；老虎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这不是要外逃吗？你们赶快去报告八三四一部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
　　　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
　　　王飞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
　　　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点五十分，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的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
　　　林立果叫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汽车刚调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出来了。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
　　　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
　　　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
　　　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
　　　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
　　　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夥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夥就急忙下车。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
　　　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
　　　从以上几个片段，可以看出：
　　　第一，林彪知道叶群他们是要逃往广州或香港；
　　　第二，林彪知道周恩来要来北戴河以后，立即提出马上走；
　　　第三，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这究竟是他真的是要去大连，还是不愿意告诉李真实意图？
　　　第四，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此时，林彪应该已经知道这次转移决不是平时的动一动，而是逃跑；
　　　第五，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这就更说明是逃跑了；
　　　第六，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这说明他此时的状态是清醒的，决不是吃了安眠药以后的迷惑状态；
　　　第七，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有人认为，这是李文普一个人提出的孤证，不足以采信。
　　　第八，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第九，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第十，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确定无疑地这是一次逃跑，而且是惊慌失措的溃逃！如果硬要说，此时，林彪还是不由自主的，是被人劫持的，是要逃往大连，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蠢话！自己走路、自己上汽车、自己上飞机，有这样的不由自主、这样的被劫持吗？大连与北戴河有什么区别？既然是怕有人抓他，逃往大连与呆在北戴河有什么区别！
　　　再回过头来说，林彪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要怕有人抓他？那是因为他心里清楚：他指挥搞了谋杀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他阴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指使叶群、林立果搞了反革命五七一计划。
　　　够了，够了，林彪的一个逃跑行动，胜过十打声明。其他任何辩解都是徒劳无益的！
　　　第四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在全国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一）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公布林彪出逃真相。
　　　第一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
　　　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
　　　第二步：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传达到县、区、乡
　　　第三步：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
　　　第四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传达到全体人民，但不向敌人、外国人泄漏。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在京上层爱国人士人士座谈会。
　　　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林彪反党集团辩护。
　　　右倾保守势力以及犯错误的人必然乘机翻案，攻击文化大革命。
　　　群众受过去大树特树的影响，对发生林彪案件感到不可理解。
　　　这些都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二）抓紧清理有关林彪案件的人和事
　　　1，对黄永胜等人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
　　　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2，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
　　　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
　　　3，成立中央林陈反常集团专案组
　　　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
　　　（三）抓紧处理几个重点地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局会议。
　　　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
　　　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关于成都地区问题，毛泽东说：错了改了就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约来京参加武汉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报告：
　　　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
　　　刘丰会后自杀未遂。
　　　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在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就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在十七年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但是对于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应该轻易地全盘否定。如“二月逆流”问题。
　　　第五阶段：一九七二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首要的工作是在全国开展继续批林整风。这又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继续发出批林整风的文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2，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讲到会议的文件之五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周恩来说：“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
　　　可是，后来有人说：这封信是假的。网络上还传播一篇张玉凤的回忆录，说什么这封信是康生的主意，由江青、张春桥写成，毛泽东是违心同意的，周恩来也上了当。即使张玉凤真是这样说的，即使她说的都是真的，也不能说明这封信就根本不存在。周恩来就亲眼见过，难道他也是说谎？可以推测的一种可能是：这封信的原件和抄件都不存在了（烧了）。康生出主意，由江青和张春桥把它恢复出来。所以政治局请示毛泽东要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文件，开始毛泽东没有答应，真到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请示才同意了。因为这封信的基本精神保留了原貌，可以把它看成是修改稿。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3，解决几个省区的批林整风问题
　　　1）关于新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
　　　2）关于四川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
　　　3）关于浙江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4）关于江西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5，关于贵州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指出：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6）关于湖南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7）关于河南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指出：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8）关于山东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谈山东问题。
　　　9）关于海军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
　　　10）关于北京军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4，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林彪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语：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
　　　一九七二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5，整顿军队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二）继续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从一九六九年开始，中央就注意抓这项工作。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一九七0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和夫人。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至十一日，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基辛格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个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
　　　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华。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
　　　公告宣布，获悉尼克松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
　　　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
　　　2，一九七二年实现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
　　　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
　　　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一行应邀访华，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联合声明》说：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三）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一九七二年，在社会上已经刮起了一股右倾思潮。这股思潮认为林彪的路线就是极左路线，林彪的极左路线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林彪的路线错了，也就说明文化大革命错了；林彪摔死了，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在政治局内部对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也发生了分歧。周恩来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反复强调要注意批极左思潮。其他委员有不同看法。这个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四件事情上：
　　　一是一九七二年的国庆社论中，是否要写上批极左思潮？
　　　二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是否恰当？
　　　三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提出：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是否恰当？
　　　四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给毛泽东信，支持批判极左思潮，如何对待？
　　　从这四件事来看，它涉及到中联部、外交部、人民日报社这样三个重要部门，而它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批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毛泽东传（1949-1976）》说：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事实再次表明：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证实了这一点。）
　　　政治局内部对这几件事讨论的具体情况，从一些零星材料可以看出：
　　　关于国庆社论，周恩来最终同意了姚文元的意见，删除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改为正面阐述要做什么。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三篇文章，周恩来最后也同意了江、张、姚的意见。
　　　关于外事会议的报告，周恩来经过政治局讨论也同意了删除原来的提法。
　　　关于王若水的信，经过政治局两天的讨论，毛泽东召集的小型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并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指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至此，关于批极左思潮的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指导当时的批林整风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六阶段：一九七三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九七三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批林整风。同时，反对右倾也成了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一）继续批林整风
　　　1，山东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问题
　　　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们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设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2，海军问题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3.02.20； 中发 ［1973］ 10 号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四·五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这个开了几个月的会议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批转了这个“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说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大约有如下一些：
　　　1）1967，1968年肖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
　　　2）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3）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没有选江青等人；
　　　4）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
　　　5）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3， 空军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1）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2）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3）“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4）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5）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6）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4，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2）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4）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5）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继续任用、解放和调整干部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两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谓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笳、曾希圣等13名老干部。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
　　　总理、剑英同志：
　　　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此信并请告郭。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
　　　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246人。会议主要议题是：一、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二、讨论批林整风问题；三、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确定代表名额为1740人。
　　　会议同意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的各项规定。同意党章修改问题的重点是总纲部分；按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写入“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不写入人名，增加毛泽东近年来若干新指示和“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政治局确定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并开始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讨论情况。
　　　毛泽东在听汇报后，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
　　　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
　　　还指出：报告中要指出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
　　　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十大政治报告稿。
　　　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议通过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全体成员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十次大会预备会。
　　　会议通过十大主席团一百四十八人名单。
　　　会议通过十大的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
　　　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王洪文作党章修改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在九大上没有当选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
　　　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召开十届一中全会。
　　　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七三年，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右倾风愈演愈烈。
　　　1，一九七三年，有人借文艺作品少，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人。
　　　2，一九七三年，在教育领域也刮起了一股右倾风。一九七三年九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十二岁的学生黄帅，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她于九月五日、九月七日、九月二十八日，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他“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而黄帅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黄帅的日记。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黄帅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黄帅“批倒批臭”的口号。
　　　3，一九七三年，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注意两种对立的思想斗争，放任自流。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处举行会议。
　　　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学一点历史，批判孔子。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
　　　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
　　　毛泽东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北京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劲云戈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4，一九七三年，在政治领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情绪也公开表现出现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
　　　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
　　　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
　　　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 ：“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
　　　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
　　　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会上，周恩来讲话：他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批评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
　　　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
　　　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5，一九七三年，在外交工作领域，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
　　　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
　　　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与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
　　　布鲁斯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并提出希望周恩接见的请求。
　　　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认为：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说：这下子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周恩来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后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后，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
　　　周恩来将将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严厉”二字删去。
　　　周恩来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五）批周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恩来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主席，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同意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
　　　会谈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
　　　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认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为此，王、唐二人找周本人核实了谈话记录。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听取了王海蓉、唐闻生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她们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
　　　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又补送一信，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
　　　江青说：周恩来有时“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
　　　江青还质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会上，有人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卖国”、“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等等。
　　　周恩来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
　　　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
　　　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外交部不执行“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传达了八个小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会议进行了十天。
　　　邓小平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指出周恩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 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
　　　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复：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可以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
　　　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王洪文谈话
　　　谈话内容与周恩来谈话大致相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唐闻生、王海容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第七阶段：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九七四年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思潮，解决革命造反派和支持文革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排斥的问题。
　　　发动批林批孔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某日，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语
　　　同意转发。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
　　　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在这里。大同坦克厂，闹了八年，这次两个月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
　　　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这个谣言是从部队里的两个高级干部哪里传出来的。江西省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万人的干部会上传达。毛主席严厉的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线，小兵提升”。最近看到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搞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
　　　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
　　　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七斗八斗”。
　　　还有一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关系到国家不变颜色的事，根本不想，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不久前有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证明，是十七年的功过，谁人评说？”
　　　有人说这个“中央下发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梁陈、河南的干部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有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宪法、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一场文化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
　　　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也不议政。毛主席这些指示，适用于政、军、学。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值得同志们议论。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领导人写信，要求他们开展批林批孔。
　　　江青找迟群等人谈话，将他们派往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江青致信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提出：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材料不够，你们可以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马宁写了一封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吴德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就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点名批评自己一事，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
　　　一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批评：这篇文章很坏。并布置写批驳文章。
　　　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批评一月十七日的文章：离开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来讲团结的问题；貌似全面，实则片面强调谅解，倒很像是折衷主义，很像是中庸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议时，将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1974.01.18；中发［1974］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江青同志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讲话。迟群、谢静宜又在讲话中提出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
　　　周恩来就批林批孔问题发表讲话。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问题。
　　　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任那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
　　　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
　　　江青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给毛泽东写信，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毛泽东，请求审阅。
　　　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的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回信：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一九七四年二月至三月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批评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右倾手软。提出要整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内搞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到三0五医院作全面检查
　　　确诊为癌症复发。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运动的几项规定
　　　12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
　　　12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
　　　第一段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第二段讲，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要揪军代表。有的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欢迎。
　　　第三段说：应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1974.05.18；中发 [1974] 17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後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只是单纯的批儒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二）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各地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九大以后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原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敏感地觉察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一次维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新的机遇。他们在各地迅速行动起来，联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的实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不仅得到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部的支持。中间派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形势下，也随声附和。而在九大以后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则被迫作检讨。
　　　可惜，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的为数极少。有的，也多数是革命派的个人回忆。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山东、安徽、湖北、湖南、云南等地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
　　　在一些地方，有人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经验，组织战斗队，离开工作岗位四处串连，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抢黑材料。有的地方，一些人甚至搞起了绝食斗争，包围银行强迫提款补发工资、奖金，打开监狱放走在押犯人，抢夺武器搞武斗。
　　　显然，这种情况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战线生产的错误议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从各地的材料来看，中央的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
　　　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复辟回潮，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抓住要害。
　　　教育战线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继续批判上大学走后门；二是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张玉勤事件。
　　　文艺战线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批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问题；二是批评晋剧《三上桃峰》；三是批评湘剧《园丁之歌》。
　　　新闻战线主要抓了一件事，即批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纪录片。
　　　主要问题是批过了头。批评者反而遭到了批评。
　　　还有在军事战线上抓了各大军区负责人检讨文革中的错误。
　　　一九七四年八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这次会议涉及的重点事件是九届二中全会上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写信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韩先楚检查了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他坚决不念别人写好的稿子。那上边写着：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中认为：这个“鳝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要“道歉”？
　　　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李先念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李先念说：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这次会议涉及的人物众多，级别很高，关系复杂，毛主席作了淡化处理，有关情况严格保密，流落出来的材料极少。现在知道的大概情况是：
　　　韩先楚等人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般性的检查。
　　　王良恩在中央办公厅的审查中，“畏罪”自杀。
　　　李德生不久辞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
　　　周恩来自始至终没有牵扯进去。
　　　（三）筹备四届人大
　　　进入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他说的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工作重点由批林批孔转入筹备四届人大。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是人事安排。重中之重是人大常委会的正副委员长和国务院的正副总理的人选安排。这是新老两股势力、左右两派争夺的焦点。
　　　新的势力的代表是江青（表面上是王洪文）、张春桥；老的势力代表是邓小平、叶剑英。
　　　老人们充分研究了形势，掌握了有利时机，利用新人们的缺点、弱点，制造舆论（如江青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王洪文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削弱新派的影响，争取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
　　　新人们猛打猛冲，不注意策略，常常陷入困境。如在批林批孔中又批评走后门；在政治局会议上抓住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表态。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外地前，约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约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了解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情况。因为有人反映：王洪文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
　　　这些说明，攻击新人的舆论起了作用。
　　　一九七四年十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斗争，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表面文章，实质仍然是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江青致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先后在江青信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事先彻底检查整顿。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对江青关于风庆轮的信，邓小平圈阅了，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周恩来先后同汪东兴、叶剑英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江青继续就风庆轮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同江青等人进行争论，拍了桌子并拂袖而去。这是老人们利用有利时机，进行的一次反击，火力侦查，看看各方面，特别是上面的反应。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量决定由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有关。
　　　毛泽东听后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
　　　这说明，新人们是主张进行回击的。但毛泽东不支持他们。（一九七0年九月庐山会议，江青领着张春桥、姚文元告林彪，毛泽东支持了他们。）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他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好久了。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要她们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告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示：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把这个批示与七月十七日、十月十九日对江青的批评，联系起来，才能正确了解毛泽东对江青的真实态度。
　　　毛泽东的这一步棋，一是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尊重；二是表示对邓小平的进一步支持；三是表示不要江青参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江青参与了，不管怎么说她不代表我，别人总会以为是多半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支一派（老人）、压一派（新人）。实质上看，其中还包含有深意。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对江青提出的这“三不”，不就是要江青韬光养晦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说明江青一点也不理解毛泽东的苦心。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之后，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江青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建议，这应该也算是正常的。当时不正在酝酿人事安排吗？江青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她也有权力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反对江青的人一定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干脆，毛泽东自己先把那些人要说的话说出来，这样，就堵住了那些人的嘴。
　　　从最后定的名单来看：
　　　最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
　　　邓小任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样邓小平就与王洪文处于同等位置了。
　　　另外值得注意是张春桥。
　　　张春桥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现在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仅仅排在邓小平之后。
　　　毛泽东又提议他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主任。
　　　这样，张春桥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了两个重要职位。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则排在第二；邓小平是总参谋长，张春桥则是总政治部主任。一右一左也可以说旗鼓相当了。
　　　再值得注意的江青。
　　　她在这次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中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但是她获得了毛泽东的全面评价。
　　　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
　　　这里，在不经意间，毛泽东对江青作出了全面评价：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以及批周问题上都是对的，她的缺点是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搞了一个小圈子（四人帮），说错了一句话（周恩来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目录

　　　第一章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第一节  学理论  抓路线　促生产
　　　  第二节  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第三节  召开四届人大
　　　  第四节  毛泽东关于批修正主义的指示
　　　  第五节  《红都女皇》事件
　　　  第六节  评水浒
　　　  第七节  落实文艺政策
　　　  第八节  农业学大寨
　　　  第九节  落实各类人员政策
　　　
　　　第二章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第一节  以三项指示为纲
　　　  第二节  整顿工业交通
　　　  第三节  整顿教育
　　　  第四节  整顿中国科学院
　　　  第五节  整顿军队
　　　  第六节  整顿国防科委系统
　　　  第七节  整顿党组织
　　　  第八节  各省的整顿
　　　  第九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三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一节  一九七六年的形势和任务
　　　  第二节  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三节  周恩来朱德逝世
　　　  第四节  天安门事件
　　　
　　　第四章  毛泽东主席逝世
　　　　第一节  毛泽东的政治遗言
　　　　第二节  各级党和政府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第三节  全国人民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第四节  各国党政领导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概述

　　　第四篇是概述论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即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概述：
　　　第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一月至八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理论、抓路线的战略布署。
　　　发动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一九七五年一月，在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毛泽东部署了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此作为统率全部工作的纲，使全部工作都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进行。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将摘录、整理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政治委员。（后来修改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指出：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主席指示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
　　　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如果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有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阐明了毛主席指示的理论依据。姚文元、张春桥的两篇文章对毛主席指示的深刻含义作了具体解释。认真学习这些文章，可以大大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
　　　但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破坏，在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动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关于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争论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一九七五年三月，张春桥修改的一个文件稿中指出
　　　这些年来，我们学习马列的状况，有所进步，但是，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
　　　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军队同志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搞好军队工作，显然关系重大。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守着自己偏于感性的和局部的经验，不认真读书，缺乏理论，不仅工作上抓不住问题，提不起纲来，更危险的是政治上容易上当受骗，可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现实斗争中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迟群传达的江青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讲话
　　　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
　　　邓小平加以抵制。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自三月初以来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姚文元送审新华社报告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研究贯彻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精神。
　　　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
　　　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并对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言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
　　　江青就某些问题作了检讨。
　　　会后，王洪文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他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一九七五年五月某日，江青给毛泽东处打电话。
　　　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说：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代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来学说。巴克来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说：嗯。
　　　毛说：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指示
　　　红旗杂志近期已刊载署名田春的文章，故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可不下达。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批评江青等人的会议
　　　邓小平：
　　　三号，主席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戒政治局同志。
　　　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榜样，领导全国全党。很重要的问题。告戒、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连系讲宗派主义，四人帮。主席问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得深、浅。需要好好讨论。
　　　四月二十三日批示。二十七日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有的来自教条，我没有讲得主席那么清楚。历史都提反修，是否改变九、十大的提法？这没有什么过。对照主席的话，看得太浅。到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机床厂。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问，为什么？
　　　话是讲清楚。水平不够，讲不清楚。
　　　纪律，不要送材料。
　　　就是讲错，也有帮助。体委，十八号送材料。
　　　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二十七日的会，没过头，没有讲。
　　　这次会，我意见不应该把什么都讲。
　　　这次，主席主要要我们讨论三要三不要。
　　　重复讲。江青同志提倡论联合政府，是重要的，应当学。启发我学了改造学习、整顿三风，历史问题，五七年宣传工作会议。想想我们党，如果光有正确的风气，只有井冈山，九次决议，此外，在全国统治的是教、经，都是搞宗派主义，打击、排挤、勾心斗角，老同志可以想得到的。总结党的生活，怎样才能端正路线，弄清思想，团结全党，是延安整风。用完整的语言表达。对王明都要作具体分析。对四中全会。建党学说，列公也没有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
　　　主观主义，导致宗派主义，对宗派主义，采取正确办法。山头主义，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有的不是。如张国焘，陈昌浩。非常耐心，又很严肃。才产生了七大报告。打败了日本，蒋。方针，政策，一片兴旺，五湖四海。高度统一。不是小圈子，是大圈。解放后，几次路线斗争，都是修正主义，没有宗派主义。三条是总括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这方面，要讲安定、团结，首先要搞马列，不搞修正。搞团结，更要注意。首先政治局要注意。理论、经济，三条。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桥那个分析，现在的派性同过去不同，我始终赞成。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不是什么人挑起来的。我是相信主席的话。在不在四人帮，都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党不值钱，突击发展党。我们带头做到这一点。
　　　李先念：四月二十七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份。没有越轨。
　　　四人帮。又谈到四人帮。“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叶剑英：
　　　政治局讨论批示、指示。三要三不要。我的体会：
　　　1、56宣传会议，批修。主要危险。五号文件以后，批资。形势很好。三月一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代替反修。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这个问题，马列弄通可是难。一定要学习。非常必要。不学好，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帮助我们。坚持，不是那一个人。
　　　2、团结。不要分裂。不同于庐山。我理解：文革以来，文革许多人垮下去了。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在情况变化以后，任何组织都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团结。历来小组织存在，分裂。
　　　3、请示报告，严守纪律。
　　　几乎重大的问题，
　　　基，批，完全对的。
　　　十一次路线，事先未请示。
　　　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
　　　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个人，组织，纪律。
　　　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引起严重注意。
　　　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
　　　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
　　　不要干扰主席，最大的干扰。
　　　背叛。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王洪文：
　　　开了三次。讨论主席指示。经过反复学习，我也回忆了一下。
　　　l、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
　　　2，四人帮。前年十一月会议。七人小组。分组讨论。批林批孔，七人小组。李德生材料。其他事情也议过。去年十一月份，江、王，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3、抓大事。并不是都没抓。政治局学习，没有提出办法。国际问题，也有该研究没有研究。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直到看到修、经验是主要的？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好学习。有同志说我揽起来，因为事情经过我的手。
　　　归根结底，还是学习问题。学习不刻苦。
　　　以后，一定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办事。
　　　另外。二十七日会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有两个保留：
　　　（l）形势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
　　　（2）十一月会议。“十一次路线”。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十一月会议。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
　　　二十七日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
　　　他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一九七五年六月某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
　　　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指邓）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小平：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那好。
　　　邓小平：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小平：总参谋长。
　　　毛泽东：就是这样。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
　　　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
　　　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张春桥等人提出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经验主义，虽说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在当时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敏感时期，容易让他们产生一种错觉：是给他们带上“枷锁”。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正是抓住这一点，同一九七三年批周时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的“批走后门”联系起来，说明这次的提出“主要是经验主义”，矛头又是对着周恩来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
　　　邓小平首先在政治局发难，并且向毛主席告状。毛主席于四月二十三日作出批示：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不要只提一项。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打着讨论毛主席指示的旗号，攻击一九七三年的批周会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以及一九七五年的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五月三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了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批走后门的形而上学、三箭齐发，以及四个人常常搞在一起，不注意团结政治局的大多数。同时也反复强调三要三不要，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否定批刘、批林、批周。五月二十三日政治局上，邓小平等人为四月二十七日政治会议上的言论作了辩解。王洪文、江青作了自我批评。
　　　至此，关于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的争论，基本上结束。
　　　”红都女皇”事件
　　　一九七五年某月，香港出版了一本《红都女皇》。这本书的某些内容与江青和洛克珊·维特克的谈话一致。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奏了江青一本。
　　　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红都女皇》的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告状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为此，毛泽东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揭镳。"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经过反复查证,事情很明显：《红都女皇》不是美国历史学家洛克珊·维特克写的，也不是江青指使什么人写的，与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红都女皇》事件不是一个政治谣言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有人窃取了江青和美国历史学家洛克珊·维特克的谈话录音资料，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将此书作为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以此来打击左派领导人。
　　　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贴出大字报，攻击江青等人扼杀《创业》，抵制毛泽东的指示，长期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也是与上述活动相配合的。
　　　这样的政治阴谋活动，在当时虽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它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因此也就不能公开记录入任何官方的正式文献。
　　　评水浒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谈《水浒》
　　　毛泽东对陪读人员就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水浒》发表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无论从内容来看，还是从中央转发的过程来看，都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有人说：毛泽东发表的仅仅是一则文学评论，是姚文元把它搞成一个政治号召。
　　　不错，毛泽东是说的《水浒》这本小说。但是，他明确地提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姚文元说：“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毛泽东同意了、肯定了他的这种说法。
　　　邓小平当时也有类似的说法。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矛头指向。只是他此时需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不让跟着他走的人产生恐慌情绪而落荒逃跑。
　　　一九七五年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
　　　江青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周恩来嘱秘书找来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学习毛泽东对《水浒》评论情况的材料送阅。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江青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
　　　最近，就有人把主席的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指示传了出去，这是严重的泄密。我们党内有投降派。
　　　最近，就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江某人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自杀了。还说中央有左倾，有极左派，说我是极左派的头子。……张永枚就听了五条谣言嘛！
　　　为什么主席提出批《水浒》，为什么？因为党内还有投降派。
　　　“这些王八蛋，说我是吕后、武则天，她们是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我没有她们那样大的精力。”
　　　张永枚说：“他们攻击江青同志是皇后。”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讲话
　　　现在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象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没有投降，你就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投降主义嘛！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毛主席关于《水浒传》评论的发表，实际上就吹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角！
　　　第二方面：一九七五年一月至八月，邓小平以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搞整顿、搞翻案。
　　　提出所谓“以三项指示为纲”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搞反修防修嘛。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一条也不能忘记。
　　　上次（指一九七五年三月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我讲了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邓小平在中央首长接见中央读书班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第一句话是照毛主席三句话办事。这是这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一句是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句话是团结安定为好 。第三句话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句话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不但要学理论，反修防修，而且要照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八年了”。现在是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好多事情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办，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工作要搞上去。仗总是要打的。晓得哪一天打呢？可能争取五年时间，不能说死，要是两三年打起来怎么办呢？也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能争取到五年更好。总之三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第一句话。
　　　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邓小平在这个谬论，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整顿工业交通
　　　    邓小平抓工业方面的整顿，发表了许多议论。他的观点、主张最后都集中到由邓小平授意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这个文件七月开始起草，八月国务院进行讨论，九月组织全国二十个重点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十月又拿到十二个省市委书记当中征求意见。最后准备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讨论出台。由于会议期间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项议程没有进行。
　　　下面是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吕达文章：《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摘要，供参考。
　　　《条例》的“前言”和“工作总纲”声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二十五年“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条例》按照邓小平的旨意，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企业的根本任务，把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把社会主义企业说成仅仅是“生产的企业”。
　　　《条例》竭力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革命，“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破坏生产”；攻击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借口“整顿”劳动组织，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硬要把企业中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一律撤销”。
　　　《条例》不准人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用“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这种折中主义手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
　　　《条例》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说什么“危害甚大”的是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他拿出当年搞独立王国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挥舞“整顿”的大棒，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同时，要把那些所谓“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统统提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加以重用。
　　　《条例》只字不提反对走资派，不提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条例》一味强调“整顿企业管理”，宣扬“制度万能”，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那一套，重新拿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
　　　《条例》还把物质刺激作为实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用金钱、物质腐蚀工人群众的灵魂，扼杀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金钱关系。
　　　《条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下放后的大好形势，以“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为名，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千方百计扼杀地方积极性，企图把下放企业“管死”，把国民经济计划“统死”，把地方积极性“卡死”。
　　　《条例》中，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主张专家治厂、技术挂帅；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所谓“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他还说什么就是白专也“应爱护、赞扬”。另一方面，邓小平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条例》说什么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诬蔑自力更生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
　　　整顿教育
　　　一九七五年五月以后，在教育领域就刮起了一阵阵的翻案风。七、八、九三个月达到了高潮。主帅当然是邓小平，披挂上阵的是教育部长周荣鑫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
　　　毛泽东观察了几个月，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他指出：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他们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的呢？下面摘录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供参考。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
　　　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形势？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大学水平还不如过去的中技高”，“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咒骂现在“教育战线形而上学很猖狂”，简直是一团糟，必须由他们出来“扭”转局面，进行纠“偏”。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怎么估计？他们说那可是个宝贝，“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为它翻案。
　　　学校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什么，要培养什么人？他们公然不让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准批判“智育第一”、“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什么“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要爱护、赞扬”。在他们看来，上了大学，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他们要把学校重新变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持什么态度？他们横加指责，竭力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说“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攻击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诬蔑开门办学是“只当劳动力”，反对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方向和道路，否定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一句话，对这些新生事物一概反对，必欲扼杀而后快。
　　　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究竟怎么估计？他们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作的科学分析已经过时，反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工农兵的关系，妄图要知识分子走回头路。
　　　学校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他们攻击这几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不行，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妄图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让资产阶级重新夺走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他们否认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再鼓吹“这几年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妄图用“业务台风”刮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教育战线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任务。
　　　把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加以分析，就清楚地看出，贯串其中的是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就是要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为反对教育革命制造舆论。
　　　对十七年的教育怎么估计，实质是对旧学校要不要根本改造的问题。
　　　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整顿中国科学院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邓小平把胡耀邦等人派到中国科学院去搞整顿。他们就科学技术战线的整顿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九月还搞出了一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经过讨论后又多次修改，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未表示同意。
　　　为什么毛泽东不表示同意呢？下面摘录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供参考。
　　　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一
　　　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曰：“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试问，谁说要对科学技术专政？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研究科学技术的单位及其领导、管理机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都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制约，都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妄图利用科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偷换概念，玩弄诡辩，夸大特殊，否定一般，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手法。
　　　在科技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技界的奇谈怪论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三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室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四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
　　　对于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
　　　五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整顿军队
　　　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但是，邓小平、叶剑英在抓军队整顿中，塞进了许多私货。如叶剑英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叶剑英承认，一九七五年七月这次会议，就准备好了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指出：“军委常委于2月6日开会，对去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
　　　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六）整顿国防科委系统
　　　张爱萍上将怎么会在一九七五年成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掀起右倾翻案风的四大金刚（万里、胡耀邦、周荣鑫）之一？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张爱萍表示替彭老总难受
　　　一九六六年五月张爱萍不能接受批判彭罗陆杨这种做法
　　　一九六六年五月军委三个高级干部联名揭发张爱萍的错误言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张爱萍被停职审查
　　　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审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
　　　审查之一：假党员问题
　　　审查之二：特务问题
　　　审查之三：通敌问题
　　　一九六八年四月张爱萍的《绝命书》
　　　一九六八年张爱萍写给中央的两封信
　　　一九六九年四月张爱萍“大彻大悟”
    张爱萍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的口号，山呼万岁。”
　　　张爱萍说，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张爱萍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张爱萍解除监护
　　　一九七三、七四年张爱萍认为两报一刊的文章都是“梦呓之语！”
　　　一九七五年张爱萍鼓吹“今不如昔”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张爱萍上将当时在公众场合还不便讲的话，由张胜先生在他的书中忠实地记录下来：
　　　“其实大家都明白，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借用一下“最高指示”，其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过是个幌子，实现社会生活的安定，达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一个富强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才是实质，才是目的。”
　　　“为什么不能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和危害？不是不知道，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他必须捍卫他家族的地位，捍卫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捍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即使他是错的。”
　　　一九七六年以后张爱萍大声疾呼：勿忘文革！否定文革要彻底！
　　　对张爱萍的评语——这个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路线斗争
　　　邓小平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
　　　张爱萍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在社会主义时期，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批判邓小平的指示是不是真理？
　　　在张爱萍看来，这些统统都不是真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他不再跟毛泽东了；在张爱萍看来，文化大革命今不如昔是真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真理，如是他紧跟邓小平了。
　　　当然，一九八五年以后，张爱萍认为，搞军队经商不是真理，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不是真理，搞包产到户不是真理，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大概也不能说是真理，他不那么紧跟邓小平了。
　　　（七）整顿党组织
　　　邓小平搞全面整顿说核心是整顿党，关键是领导班子。
　　　问题在于怎样整顿党、整顿领导班子。
　　　毛泽东针对邓小平搞的那一套所谓整顿党、整顿领导班子的作法指出：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
　　　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在一次谈话中说：
　　　“邓又说，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既不懂政治，又不懂业务，一味整人，动不动就扣复旧保守的帽子。要把勇敢分子搞掉。邓的意思是指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所谓小知识分子，明明是他们要大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要把革命知识分子整掉。不是讲敢字当头吗？怎么不要勇敢分子了呢？
　　　邓半年来大讲“敢”字当头，讲整顿“软、懒、散”。钢铁会议上大讲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我历来不同意“软、懒、散”的提法，看到就删。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讲这些问题，就没有标准。不是说班子没有战斗力，懒，是好的，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干部有五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所谓“敢”，有具体内容。他所说的“敢”，不是说敢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说敢于压群众，敢于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有的人搞革命是软的，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硬的。
　　　邓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要敢于整顿，不怕干扰。他半年来“突出一个敢字”。不管老中青三结合，说老虎屁股都要摸，要敢于整，就是不讲路线。
　　　还有一个论点，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对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要落实政策，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他们。这种说法完全抹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看党的历史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斗争，是伤害了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吗？这种说法，为历次批判过的机会主义头子翻案。老干部要一分为二，大多数要跟主席干革命的，个别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可见，在整顿党的问题上，也存在两条对立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抓整顿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
　　　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他说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队要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邓小平说，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三月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显然，邓小平抓铁路工作整顿、地方工作整顿，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整“造反派头头”上了。
　　　五月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作座谈会。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座会上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1，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2，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3，落实好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在二十九日讲话中他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的是“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做的是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下，抓“整顿”。而且“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又是与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相对立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
　　　七月四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省级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尖锐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他再次强调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七月九日，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顿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国务院政研室开始整理文艺领域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上报邓小平参阅。邓小平要利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一九七五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七月十三日，邓小平将胡乔木（当时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邓小平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当时全国根据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论述经济建设问题，这时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就可以把政治思想的重点扭转到这方面来。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样，就把邓小平的意见挡回去了。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七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展开了对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指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说，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这些会议，在整顿军队的部署下，邓小平等人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把反对“四人帮”问题，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意图是违背的。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得很清楚：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中央一号文件，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务院的副总理中，邓小平虽然是第一副总理，可是接下去排的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并没有指示和要求他们把江青等人当成政治野心家来反对，并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去。
　　　八月十三日，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揭发的问题有：“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信中还揭发了迟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的信“揭发”的是迟群（8341部队的干部，经毛泽东批准派往清华大学搞点），又经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实质上就是逼迫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把这封信留下来了。
　　　八月十八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八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说，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文章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很明显，而且上纲上线也不含糊。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这个提纲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由胡耀邦主持写出的。邓小平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认为《汇报提纲》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未表同意。
　　　第三方面：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下决心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政治局内部批评教育争取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再次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一封来信批示：
　　　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说：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向毛主席汇报时，还谈到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的问题。
　　　我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
　　　主席：“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他发言后，邓小平讲了自己的意见。
　　　邓小平：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列举了三月以来作了那些工作和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一号）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过一会再说。”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
　　　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前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周恩来要王洪文记住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朱德和周桓（原辽宁省委书记）谈话
　　　朱德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领导工作后，在许多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转机，感到满意，并赞扬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
　　　他针对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说：要抢班夺权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吗？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上，邓小平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
　　　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一月二十日会上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情况后，毛主席同毛远新谈了话。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
　　　1976.02.02；中发 ［1976］ 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李素文主管财贸、外经等部工作的决定
　　　1976年3月1日，在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召集财政、商业、外经等各部部长会议上，宣布：
　　　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二)清华大学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右倾翻案风,中央向省常委以上老同志打招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起，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一千七百多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
　　　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会后，清华大学贴出大批大字报。
　　　北京大学也相继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实际上矛头对准邓小平。
　　　北京和一些省市的干部、学生及群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小平同志：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
　　　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
　　　1975.11.26；中发［1975］23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书记、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中发[1975]23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5.12.10；中发[1975]24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中发[1975] 2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集地。市委书记、副书记（各大中城市的区委书记和主管文教的同志)，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省、市、自治区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传达讨论，然后由县、区委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中学、小学支部书记；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可传达到党委常委和军一级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传达到司局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党员干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可传达到总部二级部部长、副部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5.12.14；中发[1975]26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可以发到县、团级，大、中、小学可以发到党支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通报》
　　　（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同志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
　　　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三)中央召集各省市区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公开批邓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 席：
　　　上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1、阶级斗争为纲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的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
　　　主要是最后一段（13）把对小平同志的批评和政策界限集中在一起，这样安排是否合适，请主席批评指正。
　　　如果这样安排原则可行的话，我请东兴同志印一个清样出来，再送主席审阅。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的讲话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二月二十五日七时
　　　同志们：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回去后，首先要保证开好省委常委会，然后，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扩大，传达学习。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运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在邓小平同志错误路线影响下，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
　　　铁路的问题，在当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1976.03.03； 中发［1976］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上报中央。”
　　　毛主席重要指示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1976.03.03；中发 ［1976］ 5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现将华国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3.03；中发[1976]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发的中发[1976]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逐级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
　　　1976.03.24；中发 [1976] 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浙江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阻劝，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规定，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教育革命大辩论，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四)天安门广场事件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刊载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作了部分删节，其中包括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迟群在一次党委召开的会议上说：“跟邓小平一样的人有一层人，区别就在于职务不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
　　　文章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捧上台。
　　　一些人乘机造谣，说上海《文汇报》在报道中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数日内，各地向上海《文江报》发去的抗议信、电达400多件，抗议电话1000多次。
　　　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南京市许多市民和学生进行游行集会，街道上和往来的车辆上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大幅标语。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至四月初，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活动，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
　　　同时，其中也有人以悼念为幌子，攻击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央领导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三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
　　　从北京市派人揭下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大量是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的。
　　　许多诗词、悼词和讲演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是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提出打倒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号。广场上出现了许多如“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之类的诗词。他们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理论路线，说什么：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摆酒重祭。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 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等。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退 毛远新
　　　     　　　四月二日
　　　毛泽东四月三日阅批：“同意”。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记录
　　　四月四日
　　　华：今天晚上研究一下。
　　　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
　　　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
　　　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
　　　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从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
　　　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观，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政治局的其他人说：
　　　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北京市委的建议。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质问吴德：“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吴德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吴德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吴德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江青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吴德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北京市是可以解决的，吴德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吴德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席：
　　　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三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帖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地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在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五日晨五对）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退 毛远新
　　　     　　　四月五日
　　　此件经毛泽东圈阅过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下午十一时，天安门广场清场
　　　吴德和倪志福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
　　　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吴德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吴忠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三个人当时商定：吴德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吴德，多次催问：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吴德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吴德，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吴德等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华国锋等待从听了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10点半，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吴德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吴德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吴德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没有死一个人。    四月六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1976.04.07；中发 ［1976］ 9 号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⑴⑵）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第四方面:一九七年一月至九月,三个伟人逝世
　　　周恩来逝世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周恩来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代表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十日、十一日两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代表一万多人，怀着敬爱和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十一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周恩来同志的遗体由王洪文同志、汪东兴同志、邓颖超同志，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总理生前友好，隆重地护送到八宝山火化。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新华社报道《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更大的胜利首都人民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
　　　首都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学生四万多人，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于一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今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会场入口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会场正中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冬青和鲜花。会场四周挂着黑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同志遗像两侧。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　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朱德逝世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朱德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一、为深切悼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定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九日、十日举行吊唁仪式。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自发表讣告之日起至十一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二、按照我国的惯例和礼宾改革，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吊唁
　　　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　隆重举行朱德同志追悼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在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上　华国锋第一副主席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同志。
　　　朱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朱德同志是四川省仪陇县人。他早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在斗争中，他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一九二八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从此，朱德同志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三○年起，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他对叛徒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⑴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同志均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在一九三○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一九三四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起，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几十年来，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朱德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的精神，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
　　　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在凶狠的阶级敌人面前，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我们要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告
　　　为了表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现决定：
　　　（一）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的人员，可在本单位举行吊唁。
　　　（二）九月十八日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三）从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四）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的以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志哀三分钟。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三分钟志哀。
　　　（五）对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来华吊唁，我驻外使领馆应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转达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关于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心情举行隆重吊唁仪式  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遗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了花圈  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了花圈》
　　　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参加吊唁的人们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八亿神州无比悲痛　举国上下深切哀悼  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  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爱国同胞敬献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大会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大会实况同时转播全国。首都参加大会的百万群众和全国八亿人民肃立，默哀三分钟，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像三鞠躬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同志致悼词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三千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五十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建国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地反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的武装挑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了“三支两军”，为人民立了新功。我军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强大武装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最根本的，就是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任何敢于入侵之敌，都必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提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战胜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现在，毛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全国人民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各国对毛泽东逝世的吊唁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目录
　　　
　　　第一章  十月政变
　　　  第一节  元老派的预谋
　　　　 新贵派的阴谋
　　　　 江青等的活动
　　　　 十月六日政变
　　　　 通过四项决定
　　　　 企图稳定局势
　　　　 发动三大战役
　　　　 清理帮派体系

    第二章  召开十一大
　　　　第一节  邓小平复出
　　　　第二节  十届三中全会
　　　　第三节  召开十一大
　　　　第四节  真理标准讨论
　　　　第五节  清理帮派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一节  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节  平反冤假错案
      第三节  理论务虚会议
      第四节  解决帮派体系

　　　第四章  十一届四、五中全会
　　　  第一节  七九年国庆讲话
　　　  第二节  为刘少奇翻案
　　　  第三节  审判江青等人
　　　  第四节  清除五员干将
  
　　　第五章  十一届六中全会
　　　　第一节  历史问题决议
　　　　第二节  华国锋下台
　　　　第三节  邓小平批毛
　　　  第四节  审判各地骨干
　　　　第五节  清理三种人
    
　　　第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一节  河南省
　　　  第二节  湖北省
　　　  第三节  云南省
　　　  第四节  四川省
　　　  第五节  重庆市
　　　  第六节  山东省
　　　  第七节  浙江省
　　　  第八节  黑龙江省
　　　  第九节  河北省
　　　  第十节  安徽省
　　　  第十一节  湖南省
　　　  第十二节  江西省
　　　
    概述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大体上也经过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十月政变逮捕了中央左派领导人，成立了以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汪东兴为副主席的新的“党中央”，从而使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政变活动
　　　1，元老派搞政变的预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林彪事件是文革派内部一场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造成了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他们开始通过个别串联，酝酿发动政变。
　　　第二个阶段，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邓小平主持了中央工作，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左派江青等人有所批评，这是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邓小平、叶剑英利用一九七五年五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个别串联、打招呼，布置发动政变的基本骨干力量。
　　　第三个阶段，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以叶剑英为核心、李先念、聂荣臻、王震等人，一方面积极在元老派中进行串联，制定政变方案，组织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加紧与新贵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联络，抓住了华国锋，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可以减少许多阻力了。
　　　2，新贵派的阴谋活动起了主导作用
　　　在十月政变中，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是四个核心的人物。叶剑英是掌舵的，李先念是联络的，华国锋是掌印的，汪东兴是掌刀的。
　　　华国锋没有叶剑英代表的元老派撑腰，他就不敢发动政变；华国锋没有汪东兴代表的中南海警卫人员执行，他就不可能实施宫廷政变。
　　　汪东兴在九大前后，已经逐步卷入了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成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先锋。当他发现毛泽东开始追查事件的真相以后，就马上伪装坦白交代、悔过自新。当时，毛泽东为了教育挽救其他犯错误的干部，就拿他当一个肯承认错误的典型，并相信只要他在世汪东兴就不敢造反。
　　　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汪东兴在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就重新开始他的阴谋活动了，反复劝导华国锋搞掉政治局中的左派领导人。这时，华国锋顾虑重重，不敢表态。但是，汪东兴敢于对华国锋说这样的话，也说明汪东兴对华国锋其人是深知的。华国锋对汪东兴的这些阴谋活动，没有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揭发，也就说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他表面上温顺恭敬、老实厚道，实际上反对文革，权欲极强。
　　　逮捕中央左派领导人的方案、时间，都是经过华国锋同意的，因为他是掌印的嘛！但是，这些都是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做工作才同意的。如，开始，华国锋偏重于采取合法程序，召开中央全会解除左派领导人的职权，后经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提出：政治局会议上有可能取胜，但在中央全会上则胜算甚小，最后决定采取非法的程序，不经中央全会也不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用军事暴力加以逮捕。又如，实施的时间，原来议定在十月中旬，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制造、谎报政情、军情，华国锋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下，慌忙决定在十月六日动手。
　　　新贵派中有一个吴德，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了政变的策划，还实施了对迟群、谢静宜等人的逮捕。
　　　新贵派中还有一个陈锡联，在政治局中此人掌握兵权。他也想积极向政变派靠拢，但并未被纳入核心圈子里。
　　　华国锋把陈永贵也看作是自己的人，事前向他透露过一些消息。陈永贵也把自己当成了政变派，兴奋过好一阵子。
　　　3，左派领导人在等待中渡过
　　　江青等人一心想着等待悼念毛主席的活动告一段落以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在两个副主席（华国锋、王洪文）之间明确分工：华国锋管政府工作，王洪文管党的工作。把江青选进政治局常委会，让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参加政治局的工作。让叶剑英、李先念继续休息，正式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左派领导人都是“三要三不要”的“模范”，他们不敢有任何违背政治局集体领导的非组织活动，也没有任何防范政治风险、军事政变的思想准备、组织应对措施。
　　　4，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中南海实施军事政变
　　　1976年10月6日，在怀仁堂正厅，王洪文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怀仁堂正厅，张春桥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怀仁堂正厅，姚文元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宿舍楼，毛远新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宿舍楼，江  青被逮捕。
　　　晚九时三十分以前行动全部结束。
　　　1976年10月7日，吴德等对迟群、谢静宜等实行隔离审查。
　　　5，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十一时，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者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
　　　经过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剑英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１０月８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９日见报。
　　　会议研究成立了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专案组。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成员即政治局委员。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１０月６日晚１０时开到１０月７日清晨４时多，历时６个多小时结束。
　　　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这一场揭批战争分为三大战役进行。
　　　1，第一个战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文件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以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证明“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证明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证明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这份材料列举了许多所谓的罪证，三十四年后的今天，人们读起来只能给它四个字的评语：歪曲割裂。下面只举两例：
　　　第一部份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证。其中说：
　　　“四、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四人帮”疯狂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向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请问：在酝酿期间，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有自己的意见，经过商量以后，派了一个代表向党中央主席报告，这有什么错？怎么就成了“疯狂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
　　　“第二部份 “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罪证
　　　“四人帮”利用报刊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
　　　一九七五年初，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张春桥提出经验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这个论断，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提出来的。张春桥在讲话中谈了自己的体会。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听了很不高兴，认为矛头是对准他们的，并直接向毛主席“请教”。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这怎么就成了““四人帮”却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他们这样搞的政治目的，是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呢？
　　　特别值得注意是通知的下面这一段话：“证明“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证明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证明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请问：经过三十四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一段话究竟是在为什么人画像？
　　　2，第二个战役：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
　　　文件说：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
　　　这份材料列举了许多所谓的罪证，三十四年后的今天，人们读起来只能给它四个字的评语：捕风捉影。
　　　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原来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他根本从来就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过，何来“叛变”呢？又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根据何在呢？
　　　根据之一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原国民党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在一份证明材料中说：“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份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但是，南京市军管会一九五二年对徐伯璞的判刑决定书中只说：徐伯璞“一九三三年春在正谊中学时，将领导学运的郑某等六人开除学籍。同年三月廿日勾结伪法官逮捕领导学运的程路汉非刑拷打并判无期徒刑，后程死狱中。”并没有说这件事就是张春桥告密的。那么，按照政变后为刘少奇等人平反决定的思维模式，徐伯璞在一九七七年写的证明材料，也可能是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下编造出来的，不足为凭。
　　　根据之二就是：张春桥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摹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问题在于：“华蒂社”本身能否定为“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 ？虽然“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主编的李树慈是复兴社分子，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铒，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并且，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的《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华蒂社”本身就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马吉峰，也是在“华蒂”快垮台时，才知道“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
　　　请问：张春桥参加了这个“编文艺刊物”的组织，就能是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吗？
　　　根据之三是：“张春桥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
　　　崔万秋是复兴社的特务，并主编《大晚报》的文艺副刊《火炬》。它是以中左面貌出现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张春桥用笔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批评了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回答了张春桥的批评。张春桥于四月下旬又给鲁迅写了信。鲁迅逝世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大晚报》和《热风》上发表了《鲁迅先生断片》、《速写红萝卜》等文章。这些情况并不能证明，张春桥是复兴社的特务，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也是文化特务活动。
　　　根据之四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
　　　张春桥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不久，被当时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这件事说明：张春桥当时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与共产党组织也曾有过某种接触和联系。
　　　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他没有住在自己家里，而是住在他父亲的同事复兴社特务分子赵福成的家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去延安。没有证据证明，张春桥是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潜入延安的。
　　　关于江青的自首叛变问题，文件说：
　　　“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一九三七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份“红头”文件，富有权威性。种种江青传记差不多都是依据这一文件中的材料，写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关系。
　　　可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径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实际上，这也就间接地证明，所谓江青“自首叛变”问题，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栽赃陷害。
　　　3，第三个战役：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
　　　文件说：现在，应当以华国锋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叶剑英同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同志的闭幕词为指导，结合传达“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
　　　关于第一部份，文件指出：“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造的假命题。查遍文件列举的所有证词，都找不到任何左派领导人提出过这样的命题。江青说过：“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是民主派”。这也不等于说老干部都是或就是民主派呀！“民主派发展成走资派是必然规律”。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仍然坚持民主派的立场就必然发展成为走资派，这也不等于说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呀！
　　　至于文件列举的其他左派领导人说的反对走资派的话作为证据，正好暴露了文件的作者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右本质。
　　　清理帮派体系骨干分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清查的主要对象是“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政治活动的骨干分子。这次清查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基本结束。80年代初，又进行了复查。复查的对象包括在清查中已经解脱的一部分人。
    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镇压革命左派的运动，公布的材料极少，这里收集到的也仅仅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部分。
    据1981年1月5日，河南省委书记胡立教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5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
    1983年11月，河南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己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107人．”“突击发展的党员，有10万6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6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13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80％。
    二00六年九月九日，湖北的谢望春、杨道远、顾建棠等人在写给XXX的信中指出：湖北的当权派“陈丕显、黄知真、韩宁夫在“两案揭、批、查”中严酷惩罚造反派96个月，受害人29127名。”
　　　更多的情况尚待各地揭露。
　　　完成组织程序，巩固既得利益成果
　　　1，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七七年三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为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
　　　新贵派的算盘是：利用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进一步巩固华国锋在中央的地位。同时，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采取拖延战术。
　　　元老派的打算是：利用新贵派想在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的时机，必须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两个决议必须同时通过，或者同时否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汪东兴、华国锋（3月14日）就先后在会议上放风，反对邓小平复出。
　　　元老派随即进行反击，陈云作了书面发言，支持邓小平复出。其他元老派大佬纷纷表态拥护陈云的发言。
　　　一场火并即将爆发。
　　　新贵派分析形势，不敢冒险，只得妥协退让，提出：邓小平复出必须公开声明：承认一九七五年有错误，接受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样既为邓小平平了反，又维护了他们的两个凡是的形象。
　　　元老派为了达到邓小平复出的目的，也只得作一些让步：这就有了四月十日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的信。其实，这个表态也是表面的、暂时的。邓小平在私下对他的亲信们一再说明，一九七五年他没有错，新贵派提出两个凡是错了。
　　　2，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召开十届三中全会
　　　十届三中全会取得了“重大成果”：
　　　一是：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通过的关于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的决议。这是华党中央通过的第一个关于镇压左派领导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决议，是元老派、新贵派联合行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证。
　　　二是：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元老派支持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在八一建军节的讲话中，高呼：英明领袖华主席！而且给华国锋封了“四个好”：好学生、好接班人，好领袖、好统帅。
　　　三是：新贵派同意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位，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在闭幕会上重申：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很明显，他的话既是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说的。这样，邓小平一上台，就把元老派与新贵派的政治分歧公开地摆在面前。更重要的是，邓小平一上台，就把非难、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作为主要任务提出来。
　　　3，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华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取得了以下成果：
　　　第一，华国锋在报告中正式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历史证明：一九七六年的十月政变确实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抓纲治国时期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开始。
　　　第二，华在报告中解释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
　　　历史证明：革命人民抓阶级斗争，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国锋们抓阶级斗争，重点对象是革命左派中的骨干分子。邓小平们口头上否认阶级斗争，实际上抓阶级斗争比谁都厉害，重点对象是革命的工农大众。
　　　第三，十一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可以看出是元老派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中共中央正副主席共五人，即政治局常委会，新贵派仅占两人，虽有主席一人，但他并没有最后决定权；元老派却占三人，如果常委会票决，元老派肯定是多数。政治局的构成就更无须多说了，元老派占据了绝对多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副主席共六人，除主席是华国锋外，其他五席均为元老派占据。
　　　从十一大召开以后，新贵派就开始走下坡路，华国锋的主席梦就基本上结束了。元老派一步步的紧逼，牵着新贵的鼻子走，通过所谓平反，一个一个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也一张一张地揭新贵派披着的“两个凡是”的画皮，权力重心也一步一步地转移到邓小平手上。
　　　第二阶段：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拨乱反正，即拨毛泽东思想之“乱”，反修正主义之“正”。
　　　批判两个凡是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批评了“两个凡是”，但是，邓小平复出以后，并没有立即批评“两个凡是”的说法。因为这是要等待条件成熟。
　　　到1878年5月，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十一大选举出来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五届一次会议召开，叶剑英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一直到六月六日才结束。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华国锋十一日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知道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又看到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文章，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指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
　　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119页）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一九七八年七月，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张平化谈话：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办、坚持到底。我们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李先念公开表态了。这意味着另一个中央副主席明确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至此，局势已经完全明朗：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派人大势已去矣！华国锋只能哀叹：来得太快了，好日子只过了不到两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实际结果还不到两岁！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根本就不是要讨论什么理论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批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时，专门加的一句话，全段话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领导层中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或反对这个观点。双方不是在哲学理论上的争论，不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不是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而是政治上的斗争。
　　这一场政治风暴意义重大：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政治思想条件。
　　但是，在右派看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毛泽东长期推行的左倾路线来说，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转折，可惜它没有把这条错误的路线完全扭转过来。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1，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他说：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他说：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也作了《我的初步检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后，我对开展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这样一来，新贵派就把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假面具撕下来了，把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假面具撕下来了，他们与右派是一丘之貉。
　　　这样一来，元老派也把他们的政治立场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说反对的只是所谓的四人帮，他们现在要翻的这些案，难道都仅仅是四人帮决定的吗？不是还有林彪、陈伯达吗？不是还有康生、谢富治吗？不是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吗？
　　　新贵派的主席、副主席在全会上作了检讨，汪东兴还提出辞去他的一切职务，虽然这次全会没有作出决定，但是，新贵派在中央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基本上垮掉了。元老派等待着一步步地收拾他们。
　　　2，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全会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
　　　成立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的结论。
　　　会议高度评价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胡乔木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胡乔木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是号称党内的大理论家、毛泽东主席的多年秘书胡乔木要推翻毛泽东思想的一篇谈话。
　　　1，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他的理由是：
　　　第一，这个口号，本来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这个话是完全站不住的。一个口号，无论最先是谁提出的，只要经过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决定，就应该承认。
　　　第二，它是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是完全错了。
　　　第三，与后来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也有重要关系。看来，捏造出这个所谓的反动公式，胡也有一份功劳。在他看来，老干部中没有民主派，民主派不认真改造自己的也不会变成走资派。
    2，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理论，他的理由是：
　　　第一，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他说得似乎理直气壮，其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脑袋瓜子。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才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到了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中期阶段也还会有存在，甚至到了它的末期阶段也还会有某种阶级斗争的残余存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存在的形态是不同的，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逐步消灭的过程。
　　　第二，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是自打嘴巴！你们自己不是提出什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如果你们承认有，那你们承认不承认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消灭阶级，但不等于说只有完全消灭了阶级才算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能需要经历几百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社会还只是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还要经历若干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3，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其理由是：
　　　第一，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所谓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什么残余形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完整的、极端的形态；这种阶级斗争当然仍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胡乔木们口头上否认阶级斗争，污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实际上是为据有关人士掩盖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的残酷阶级斗争。
　　　第二，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
　　　真想不到这种胡说八道是从胡乔木这位大理论家口中说出来的。没有了阶级斗争，社会发展怎么就会没有了动力呢？事物本身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的阶级矛盾消灭了，社会的其他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必然表现为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其中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4，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理论，其理由是：
　　　第一，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一矛盾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
　　　可是，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胡乔木先生为什么要掩盖呢？
　　　第二，一九六六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
　　　看来，胡乔木先生确实长着一颗形而上学的脑袋瓜子，在他看来：抓主要矛盾与抓建设现代化，两者是绝对对立的，抓现代化建设就不能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他们口头上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5，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党内路线斗争教育的指示，其理由是：
　　　第一，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第二，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第三，是否一定要把某几次斗争指定为路线斗争，并且一定要一次一次地排列起来？
　　　第四，这样是不是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会不会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
　　　一九三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三日，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指出“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对党内斗争的解释很全面，刘少奇对党内斗争的解释只到主要方面和原则斗争。
　　　路线斗争是党内斗争中最高的部分，当然不是全部。
　　　党的历史是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历史，其核心部分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
　　　一九七一年，毛泽东主席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强调对高级干部进行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育，在多次谈话中讲到了建党以来党内发生的几次重要路线斗争。这怎么就“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呢？反过来，人们看到：一九九一年，胡乔木在美国大讲建国以来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那才真正是歪曲党的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向美国帝国主义献媚。
　　　（四）召开理论务虚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次会议是新上任的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的意见召开的。
　　这次开了８０多天的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三种情况：
　　　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少数。
　　　另一种是承认毛泽东革命时期的功绩，但要批判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这是多数。
　　　还有一种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全盘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这也是少数。
　　　有人说，中国本来就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搞社会主义改造，脱离中国实际，是搞空想社会主义。
　　　有人说，中国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毛泽东还搞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毛泽东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共产党搞阴谋，“引蛇出洞”，排除异己，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有人说，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是刮“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有人说，一九六二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越搞越“左”。
　　　有人说，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说文艺界已经滚到修正主义边缘，完全是一种“左”的估计，这时搞的文艺界整风以及文化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争权夺利，是为了搞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有人说，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四人帮”的总后台。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说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是十分错误，应该彻底否定。
　　　等等，等等。
　　　以魏金生为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邓选二卷173-174页）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宣传了毛主席长时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种作法不慎重不妥当，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不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局。中央认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出现。
　　　这里是说，这个时候就公开发表文章（其中包括陆定一在人民日报日报发表的文章），太早了，广大干部、党员、群众还接受不了，怕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由此可见，当时出现的这类“四反”的东西数量之大、影响之广。
　　面对着党内外刮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邓小平不得不重复提出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
　　但是，与毛泽东不同，他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主要锋芒是针对“四人帮”的：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反对“主张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了反对“撇开党委闹革命”；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反对“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1977年7月恢复工作，1978年5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1979年3月召开所谓理论务虚会。前一次是间接向毛泽东思想进攻，后一次直接向毛泽东思想进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造成了党内思想大混乱、社会上风气大败坏。
　　　（五）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叶剑英的七九国庆讲话，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文化革命前十七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而这正是这一阶段他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这一讲话着重讲“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真正属于林彪、“四人帮”的东西不多。
　　　第三阶段：一九八0年一月至一九八0年十二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的平反翻案，另一方面又制造大量的新的冤假错案。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已经平反的案件
　　　1，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翻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案。
　　2，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3）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
　　4）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是重大错案；
　　5）彭德怀问题，怀疑他里通外国没有根据；
　　6）陶铸问题，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7）杨尚昆问题，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平反分配工作；
　　　3，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4，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5，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
　　　6，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
　　　7，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
　　　（二）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关于刘少奇的历史上有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搞清楚。除非发现新的证据，人们只能存疑。
　　　刘少奇三次被捕问题，肯定他叛变的根据不是很充分，特别有一些是事后人们的证词，这些人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又可以翻供。否定他叛变的根据也很不足。
　　　至于刘少奇在建国以后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现在很多人包括他的亲属，都已经公开承认；刘少奇执行的是一条与毛泽东相对立的路线。这说明，毛泽东关于在党内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的判断是正确的。
　　　审判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九七一年，曾经有过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据它所犯的罪行，当时已经作出了处理。至于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华国锋、邓小平打成的。
　　　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十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判决书由江华宣读：
　　　“……本庭经过四十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没等念到“缓期二年执行”等段落，她就振臂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其他被告：张春桥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判有期徒刑；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
　　　（四）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把邓小平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这个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讲话，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主要在抓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尽管他在一九六七年作过“检讨”，显然，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他在思想上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相反，他认为是毛泽东犯了错误。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他企图“系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种种原因，他失败了。这一次，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贯彻执行。
　　一九八0年六月二十七日，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他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只包含他认为是正确内容的思想；而他认为是错误内容的思想，他则称之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他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是“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实际问题在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与过去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要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这里所谓“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也是指毛泽东搞“家长制”、“一言堂”、“终身制”等等。
　　一九八0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这个报告大肆鼓吹“反封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
　　胡乔木、邓力群给胡耀邦写信，说不能这样宣传“反封建”，不能宣传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胡耀邦说，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乔木、邓力群又找陈云，陈云批了一段话：“中国也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如果宣传上不注意，经济上不注意，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
　　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充分利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封建主义势力”集团。邓小平吃了这个苦头，再也不提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了。
　　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邓小平两次接见意大利记者。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重点是讲文化大革命。
　　第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理由有二：
　　其一，把革命对象搞错了。“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问题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与“各级领导干部”划等号吗？；“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是否也存在像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人？能不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打击？受教育与受打击有没有区别？能说“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了吗？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算是被“打倒”了，还是“重用”了？
　　其二，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一个运动中的一种错误倾向能与整个运动划等号吗？在土地革命中也有过“打倒一切”的错误，能说土地革命是错误的吗？
　　第二，毛泽东的政治错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区别。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邓小平总是要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并提？他们之间难道说没有区别吗？另一个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事，有那些是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同意的？批判江青的这些“罪行”，是不是实际上要批判毛泽东？
　　第三，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产生的原因。
　　邓小平把它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
　　这是他的一位老战友（李维汉）给他提供的建议。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不坚持批下去了呢？
　　第四，关于周恩来“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问题。
　　邓小平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违心的”，除非周恩来本人有过声明，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说这样话。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六六年的检讨、一九六八年的自述、一九七二年的信，除非他自己声明他当时说这些话是违心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代替他说这样的话。何况，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说过：“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摘自权延迟：《毛泽东与周恩来》）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说成是为了保住自己，这究竟是对周恩来的“抬高”，还是“贬低”？
　　一九八0年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这些话说明，当时在四千人的讨论范围内，有的人不同意在决议中提毛泽东思想；有的人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人不同意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的人甚至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更有甚者，有的人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
　　由此可见，在错误思想的鼓动和诱导下，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混乱。这一些人政治上太幼稚。他们根本不想到：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不仅会脱离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而且也会彻底否定他们自己。
　　邓小平究竟比这样一些人要高一筹，他看到了这种危险。要肯定毛泽东思想、要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但又要说明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这就是《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邓小平的这些话说明：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是充分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口号上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一直坚持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头十年，邓小平是基本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此时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认为这十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已经形成，因此错误是主要的。
　　第三，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强调了三点：
　　其一，错误是严重的、全局性的。这说明他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不是局部的否定，而是全盘的否定。
　　其二，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这一点，站在相反立场的人也可以同意。只是它不是“耽误” 而是教育了不止一代人；它使革命的、民主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广为传播。
　　其三，健康的方面是“二月正流”。这一点说明邓小平在改写党史。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转达陈云的一点意见：专门写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陈云的这个点子的确很高明。本来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的决议》，为什么要写解放前的党史呢？因为只讲建国以来的历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就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要说毛泽东的功绩、贡献有多么大，实在难说。这样一来，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一看，就会看出，决议对毛泽东持基本否定的立场。在他们的思想上通不过。如果加上解放前的历史，就会使人感觉到对毛泽东的功绩、贡献肯定很充分。所以邓小平很乐意地接受了陈云的这个意见。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这个讲话又透露了讨论中一些高级干部的更为混乱的思想。所谓“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针对有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一切都糟透了，只有错误，没有任何成绩”来说的。邓小平的回答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包括有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这个讲话透露了，决议在四千人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倾向之间的斗争：
　　一种倾向是，这个决议不要急于搞，搞得不好、搞早了，都会造成党内的分裂。
　　另一倾向是，这个决议草稿对毛泽东的评介还是太高了。应该说：毛泽东的错误是第一位的；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错误是主要的；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毛泽东犯错误，是他为了争名夺利、耍权术必然要犯的错误。
　　第三种倾向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的主张。
　　看来，在高级干部中，在最高领导层中，也不是铁板一块。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第一点是打马虎眼，不说是路线错误，实际的具体内容就是路线错误。第二点是策略，先放手让大家议论，扩散到党内外，再收回一些。第三点是实质，变动华国锋的职务，压制“‘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第四点是未来，对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要采取新的态度和政策。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急于要搞这么一个决议的真意了。这个决议出来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在各种媒体、出版物上发表的“非毛化”的东西，一点也不见减少；只有左派被真正的“框住”了，他们的意见再也不能公开发表了。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不仅根本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断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毛泽东就犯了“左”倾错误。
　　邓小平搞的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和工作的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
　　这到底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是“科学评价”，还是搞“非毛化”？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开辟革命征程  

    目录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二节  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第三节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第四节  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第二章  文革后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第二节  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节  政治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四节  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五节  社会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  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征程
        第一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国际环境——外部矛盾
       第二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性质
       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
       第四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方向目标
       第五节  问题讨论

    概述

　　　本篇试图总结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探寻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壹，关于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非常丰富，这里只列举了四个方面：
一、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二、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分清敌我掌握斗争大方向
　　　贰、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
　　　当前中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现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1，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包括以下几种：
   叁、当前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一、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三、革命的动包括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革命的领导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个体劳动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劳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应该争取的同盟军。
　　　四、革命的任务分两步走：第一步，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第二步，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及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五、革命的形式包括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迎接政治斗争的新高潮，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
　　　 六、革命的政策既坚定又灵活：一切革命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一、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同右派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走过来的。
　　　大的斗争经历了八次：
　　　第一次，一九六五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同彭罗陆杨的保右反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
　　　第二次，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次，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同叶剑英、谭震林的二月逆流的斗争，批判二月逆流；
　　　第四次，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同林彪分裂活动的斗争，这一次没有识破林彪的阴谋,错误处理了”杨傅余”事件;
　　　第五次，一九七0年九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同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斗争，开展批陈、批林运动，清查与林彪反革命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第六次，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同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第七次，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四月，同邓小平、叶剑英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八次，一九七六年九月，同华国锋、叶剑英的军事政变的斗争。
　　　前七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八次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失败了。
　　　每次斗争出场的人虽然只有那么几个，但是，在他们的背后却站着一个强大的势力，这其中有八大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书记，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的相当大的数量。
    毛泽东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
　　　
　　　二、右派势力的社会基础
　　　右派势力为什么如此顽强，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社会基础决定的。
　　　（一）从经济基础来看：
　　　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
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
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
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
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
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
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
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
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
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
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
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
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
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
　　　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
　　　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实行的是商品制度。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九七五年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从上层建筑来看：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三）从共产党内的情况来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成长起来的县以上领导干部，许多人都是抱着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并不牢固。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这些人又不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相当大一部分县以上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官僚特权思想，对群众起来批评自己，抱着强烈的抗拒情绪。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四）共产党内右派势力的阶级属性
　　　右派势力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
　　　右派势力还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右派势力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他们经常地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你要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他说这是反对党的领导。你要放手发动群众吗？他说这是搞无政府主义。你要夺走资派的权吗？他说这是反党篡权。
　　　三、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对右派势力的认识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如果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能够识破右派势力的真面目，把它们孤立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但是：
　　　（一）建国以来党内的矛盾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
　　　1，一九五0年，老区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了合作化的苗头，刘少奇反对山西省农村出现的生产资料入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
　　　2，一九五二年，刘少奇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3，一九五三年，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错误口号；中央召开财经会议；
　　　4，一九五四年，高岗、饶漱石集团在党内进行非组织活动企图夺取更多的权力；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5，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大砍合作社，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6，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及波匈事件，国内右派蠢蠢欲动；中央报刊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7，一九五七年，右派利用共产党整风，发动猖狂进攻，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党反击右派；
　　　8，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主席批评一九五六年刘少奇等人刮起的反冒进风，树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刘少奇鼓吹共产风、冒进风；
　　　9，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纠正共产风、冒进风，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乘机向党发起进攻；
　　　10，一九六0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应该是生产小队，解决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问题，并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三年调整；
　　　11，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鼓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困难还没有到底，经济上要退够，在农村搞包产到户；
　　　12，一九六二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注意阶级斗争，反对包产到户，
　　　13，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4，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反对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提出党内外矛盾交叉，在社教中搞神秘主义、人海战术，毛泽东主席提出主要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5，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二）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1，建国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经过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民主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等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思想上提高了觉悟，对共产党的领导更加拥护，对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更加信服。
　　　2，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农村刮共产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扩大化，一九六0至一九六二年的经济困难，这些事情，使一些人受到了伤害，使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这些错误大都迅速得到纠正，得到群众的谅解。
　　　3，一九六三年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开始认识到在共产党内存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一般都以为这就是指那些贪污腐化分子，很少人能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层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对走资派和复辟危险的认识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及劳动群众都是积极拥护的。
　　　但是，具体到各单位，当党委或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在群众中抓“右派”、抓“小三家村”时，就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拥护（这些人大多是党员、团员、和团结在原党委周围的积极分子），这部分人往往是多数；一部分人反对（这些人大多是政治运动中过去受到过打击或将来可能要受到打击的人以及同情他们的人）这部分人往往是少数。
　　　2，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后，各个单位出现的上述分歧进一步发展，成为对党委、工作队及在它们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态度问题。一部分人拥护，认为这三者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工作都是对的，认为应该相信党委、相信上级派来的工作队、相信经过群众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这部分人自认为是“左派” ，被认为是“保守派”。一部分人反对，认为这三者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打倒三相信”的口号。这部分人自认为是“左派”、“造反派”，被认为是“右派”、“反革命派”。
　　　3，一九六六年十月，由于各单位的党委、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都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进行工作的，并且受到上级党委及其领导人的支持，这就涉及到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委的党委及其领导人的责任问题。造反派主张对它们应该“炮轰”，揭露它们的错误，要它们承担责任。保守派认为“炮打”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炮轰。
　　　4，一九六七年一月，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造反派纷纷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结合一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军队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经党中央批准，代替原来的党政领导机构。这时，在党员和劳动群众中原来意义上的保守派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5，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领导层中发生了“二月逆流”，在它的影响下，一些省市的军区支左发生了偏差，把某些造反派打成了反革命，大规模逮捕人，甚至开枪打死人。
　　　在这种新形势下，群众中又发生了的分裂。一些原来的造反派组织拥护军区支左，当然也包括军区把某些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一部分组织自称为“拥军派” 、被称为“保守派”。另一些组织反对军区把某些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一部分组织自称为“造反派”，被称为“反军派”。
　　　6，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底，经过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两派对立的组织终于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7，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以后，中央作出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的决定。为了巩固革命秩序，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一些没有转变立场的领导干部，乘机对原来的造反派进行打击，形成一种“造反无好人”的社会舆论。
　　　8，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四年，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有扩大化的倾向，各地混进革委会中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乘机对文革中的革命左派骨干进行打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革命左派的革命造反活动说成是反革命阴谋活动，在群众中形成一种“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社会舆论。
　　　9，一九七0年九·一三以后至一九七三年，在全国开展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各地混进革委会中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又乘机打击文革中的革命左派骨干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把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都说成是与林彪、陈伯达有牵连的反革命活动。
　　　10，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中央的一些单位和部门，利用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在全国大搞批极左思潮，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极左思潮。造成一种反左不反右的社会风气。
　　　11，一九七四年，中央号召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全国各地的革命左派奋起批判九大以后对革命左派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要求恢复革命左派在革命委员会中的权力。右派加以抵制，污蔑批林批孔的目的是批“周公”。
　　　12，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实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大搞“全面整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左派。十一月，清华大学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影响到全国。
　　　13，一九七六年，中央号召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左派拥护，中派观望，右派抵制。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右派组织的，真正参加闹事的人只有一小撮。
　　　
　　　小结：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右派势力代表着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右派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是党内的也是社会的主要危险。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党员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是社会的也是党内的主要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右派势力的斗争，焦点在于把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到人民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来。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上海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形式，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权力夺回来了。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核心中，还进来了个别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进来了一些没有基本转变立场的领导干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发起新的进攻，夺取新的权力。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右派的一次次进攻，保持着高度警惕，每次都即时打击，并取得了胜利。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派非常不利。由于中央的革命派领导人对右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也没有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导致斗争的失败。

　　　第二节  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一、中间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里所谓的“中间派”，指的一批文革前犯有走资派错误、文革中逐渐转变立场拥护文化大革命、并参加革命委员工作的领导干部。在中央工作的如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人。陈锡联是文革前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华国锋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表示过拥护文化大革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担负重要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工作。当选第九届、第十届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华国锋这些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有的人甚至政治立场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
　　　如华国锋，一九六七年在湖南的两派斗争中，虽经造反派多次做工作，他始终保持沉默。只到中央点名让他去北京，他才在上去北京的飞机前，发表一纸声明支持造反派。调中央工作后，他表面上紧跟革命派，其实内心对江张姚王等人“恨得要死”。
　　　如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６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他“人在曹营，心在汉”，对文化大革命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
　　　如汪东兴，虽然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但一九六九后陷入了林彪反党集团，犯了严重错误，经过毛泽东的教育挽救，他自己作了假检讨，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仍然是站在右派一边的。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主席又几次批评王张江姚不要搞“四人帮”，华国锋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革命派保持距离，向右派靠拢。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向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等人打招呼，让他们批判他，说，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他们几个人就搞假批判。
　　　一九七六年一月，经毛主席提议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形式上看，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权由右派手中转到了中派手中，但此时的中派，已经由原来的表面上的中左变成了实际上的中右。
　　　二、华国锋集团在逮捕革命派中的作用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华国锋集团为了夺取最高权力，阴谋把革命派打下去，与右派合流。
　　　华国锋集团由于得到元老中的右派支持而感到自己有成功的把握。
　　　华国锋集团具体组织和实施了对江张姚王毛等人的抓捕及对各地各部门的革命派骨干的镇压。
　　　有人说：“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详见范硕著《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
　　　就这场反对革命派的军事政变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元老中右派势力如果没有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的配合，他们要想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都只能是非法的，困难重重；有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的配合，他们要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就可以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就顺利得多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要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如果没有元老中右派势力的支持，他们就会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的夹攻，也绝难成功。政变成功以后，华国锋首先提出请叶剑英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这个道理。
　　　三、华国锋集团在出卖文化大革命成果中的作用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口头上他也表示要继续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实际上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在出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上也起了极其重要的恶劣作用，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
　　　华国锋主持逮捕、清除、批判、审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革命派。
    华国锋同意为叛徒、特务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翻案平反。
　　　华国锋同意审判所谓的江青反革命集团。
　　　华国锋同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华国锋集团中的一些人至死都不肯承认叛变革命的罪行
　　　一九九九年，华国锋在与人谈话中还坚持认为，他一九七六年发动十月政变是完全正确的。二00七年，他还出席了执政党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吴德死后，根据吴德口述整理出版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出版，表明了他死不悔改地坚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立场。
　　　五、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要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与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团结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在他们有了觉悟、表示悔改以后，把他们结合到中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选进各级党的委员会中，这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绝不是像后来右派宣传的那样——毛主席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毛主席不可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也无权决定谁继任中央主席），而是作为一个过渡步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由右派转为中派，应该说对革命派更为有利。但为什么不直接转到革命派的手中，如王洪文或张春桥甚至江青？这需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个人的因素。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间派突然倒戈，迅速与右派合流，这恐怕是革命派事前没有预料到的，也缺乏这方面的警惕，结果在突然袭击来临时只能束手待毙。这个历史教训极为深刻，革命的人们应该牢记不忘！

　　　第三节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一、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多次干扰斗争的大方向
　　　（一）运动初期，极左思潮漫延，形成一股打倒一切的风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在党内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一股极左的或形左实右的思潮，有人提出：“炮打九级司令部”、“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陶铸鼓吹“除了毛主席，一切人都可以炮轰”。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风潮。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接见革命师生的讲话中提出：要防止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些地方的走资派又利用这一口号打压造反派，攻击他们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再次发动“抓黑鬼”运动，把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一些地方的走资派煽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反对起来造反的学生。
    （二）运动兴起，群众组织中小团体主义思潮漫延，形成一种全面内战的态势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等地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金派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二月，右派在中央及各地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在各地的夺权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军队支左人员，联合一部分造反派，攻击、镇压另一部分造反派。加之，在造反派内部由于小团体主义思潮漫延，唯我独革、以我为中心，造成造反派内部分裂，逐步形成一种全面内战的态势。
　　　（三）运动转折，一些人提出“打倒周恩来”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斗争矛头发生了转移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北京外语学院、钢铁学院极少数人成立“五·一六兵团”，不时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群众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师大会。以此为开端，许多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参加的有四千多个组织20多万人，围困中南海，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中央报刊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北京大专院校的一些人号召搞“第三次大串连”，到南京等地，串连当地的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技弹药。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七千多人，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火烧了英国代办处。
　　　（四）运动深入，一些人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抢夺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
　　　一九六八年六月，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一些人破坏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武器，杀伤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群众组织头头下令，对开进该校的工人宣传队开枪，打死工宣队员三人，打伤多人。
　　　一九六九年七月，在山西省的太原、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一些混在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发布的历次通告，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冲击军事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指战员；破坏交通，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和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抢占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用武力抢占地盘，残害人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制造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
　　　（五）革委会建立以后，一些人提出“反复旧”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支持下，山东省一些地区开展起了“反复旧”运动，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部队的领导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湖北、湖南等省的一些群众组织领导人，也搞起了“反复旧”运动。
　　　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思潮产生的社会基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如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严重地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所谓的“多中心论”和“以我为中心”。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人民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对毛主席的指示抱什么态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当时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朴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就必然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种无政府主义既是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也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因此，必须把无政府主义思潮从工人阶级内部清除出去。
　　　一九六七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社会基础，是由于在造反派中各种市民、游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三、斗私批修，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劳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但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每一个人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思想中进行一场斗私批修的大革命，否则，你就当不好革命的动力，也当不好革命的对象。
　　　从领导干部来说，并不说凡是领导干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从群众运动来说，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的时候，不可能等到对每一位领导干部作出结论以后，才允许群众揭发批判。只能是在群众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再作出结论。群众提出的意见，有些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有些可能是部分错误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作为组织来说，要经过调查分析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作为被批评的领导干部来说，也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批评。这就是要斗私批修。只有斗私才能破除私心杂念，只有批修，才能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正确态度，很快由“对象”变成了“动力”，与群众结合在一起。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老是与群众闹对立，最后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从群众来说，并不是说凡是群众就是天然的革命派、造反派。
　　　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起来造反的人看不惯、甚至于反对。
　　　参加造反的人也需要作阶级分析：有的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有的人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造官僚主义作风的反，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造工人阶级的反，有的人站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立场上造人民民主专政的反。这后面两种当然是极少数。
　　　即使是站在正确政治立场上的人，也难免带有个人的私心杂念以及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都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甚至于恶性膨胀。
　　　一个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原造反派头头在总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们的士兵啊，你们是政府首长……”。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22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1967年5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5月29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我恨懊悔，这个决定是我做的嘛。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呢，北大３月２９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1968年4月23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学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何时发表的？）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表面上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一个楼，是二层的，地面距楼顶有8、9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绑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两个人当场死了，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当时说实在的，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儿沈荣槐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1968年5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角上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地道战电影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弄来炸药，一炸就给他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要的人。当时不攻其中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一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的任城中，刘杰长，陈继发这几个人。二把手他也不主张武斗。我没能抵制住诱惑，懊悔的很。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这种“全身浮肿，头脑膨胀”的情况，不是仅仅体现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在群众组织的头头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他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距离一个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要求，还相当远。而他们自己恰好缺乏的就是这种自知之明，不能自觉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清除头脑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第四节  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对错误思潮的处理，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在思想教育，对造反派犯错误打击过重，削弱了文革的社会基础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经毛主席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审查。这时，仍然是作为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等人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讲话中指出：要反对从极左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要揭露“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毛主席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一九六八年，出现了“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嫌疑人涉及到一些中央级的领导人，又出现了“杨傅余事件”。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通知》指出：“‘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说：“五·一六”的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说：“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这时就把王、关、戚与“五·一六”联系起来了，矛盾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化，由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
　　　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展不到半年，毛主席发现了问题。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指出：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这个通知首先肯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在黑后台中又增加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另一方面通知又着重指出：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这个通知发出以后，一些单位的清查运动实际上就停下来了。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根据有人反映情况，毛泽东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意见，中央又开始狠抓清查运动，以北京为重点，在全国铺开。
　　　一九七0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说：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这就是说，运动由清查“五·一六”组织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转向清查重大反革命事件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而且，这些所谓的“重大反革命事件”，除了中央定的“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外，其它都是由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自己说了算。
　　　这样，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强调了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在具体指导上仍发生了错误：把群众性的极左的、盲动的、无政府主义事件，看成了反革命事件；把有关的甚至无关的责任人，看成了“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把参加了有关活动的人，当成了嫌疑犯。其次在具体执行上，虽然是强调了依靠各级党委和革委会，但是在各级党委和革委会中，都混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怀有敌对情绪的人，如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利用清查运动对革命派进行打击报复。再次，此时，中央领导的主要注意已经转向对付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放松了对清查工作的指导。
　　　在这种情况下，清查运动又进行了一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说：
　　　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北京市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1052人，在一段时间里20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283人，占职工总数27%，占在职干部43%，占党员28%，占老工人26%，搞过揪斗、“帮促”的占60%。
　　　面宽的有的到了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是“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
　　　吴德说：围困中南海，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点审查的只有30几个人。火烧英代办处，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审查的只有十几个人。可是因这两件事，作为清查对象的、进“学习班”的、受到“帮促”的、被“揪斗”的却有成千上万的人。
　　　下面是原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谈他在清查五·一六中的情况：
　　　1970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1970年11月，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做工作，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嘛。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
　　　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待清楚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里边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所有干的坏事都是我指挥办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给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73年才让我去东炼（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全国各地情况类似，都列出了本地的重大“反革命事件”，进行清查。涉及到的人，据说有数百万。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告状。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毛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 “围困中南海”、 “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极左、清查“五·一六”运动，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的左倾盲动行为，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
　　　第二，混淆了大是大非，把群众的造反行为，作为反革命行为，造反有理变成了造反有罪。
　　　第三，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第四，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第五，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舆论：参加造反、支持造反都不会有好下场！造反派中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甚至倒向右派一边。北京一所大学的原造反派头头说：挨了整后，头脑清醒了许多，我们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形色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对“四人帮”把我们当替罪羊，用完了一脚踢开的作法深恶痛绝，对文革中被整的人特别是老干部十分同情，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从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中认识到，邓小平的许多讲话和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我们不应当站在个人恩怨立场上再反对邓小平。当时正批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看了“三株大毒草”
后，认为老邓说得对，说得好，便搞了一套拿回了７３８厂传阅，并主动交给一个当官的看。
　　　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被严重地削弱了。
　　　第六，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右派又抓住这些所谓反革命事件，栽赃到左派领导人身上，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第二章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性质
    第一节  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关系
　　　一、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早已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消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搞垮以后，正在逐步恢复。
　　　世界资本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它们曾经预言这是历史的终结。很快就暴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
　　　当前的世界形势仍然是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的两霸在苏联瓦解之后，只剩下美国一家独霸世界；第二世界增加了俄罗斯、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印度、巴西；第三世界仍然处在分裂混乱状态，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当前中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在这个经济基础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
　　　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廉价高质劳动力的“世界工厂”，中国富了起来，去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并且还能向欧洲一些国家施行“中国式马歇尔计划”，被西方政要称誉“挽救了资本主义”。胡锦涛2011年访美，拿出了450亿美元的大买单，使为国内高失业率惶惶不安的美国舒了一口气。中国先是被拉进了“G8”，再是被列入了“G20”，现今则已被公认为与美国“共同治理世界”的“事实上的G2”了。
　　　商务部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7月，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9.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达1.05万亿美元。2010年前7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83.54亿美元，同比增长20.65%，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459家，同比增长17.9%。2010年全年利用外资900亿美元……
　　　有统计显示，近10年，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在30%以上；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前5名全部是外资企业。外资以并购的形式对我国实施市场控制、股权控制、品牌控制、技术控制，从而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国内很多矿产、粮油加工等诸多上下游企业，外资其实已涉足控制很深，但名义上仍是中资控股。此外，部分产业、行业正在遭受着通过并购形式的外资渗透，这种渗透正在呈几何级数蔓延。  
　　　中国的经济增长74％依赖出口。
　　　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很低，但大量的海外投资已经涌现，甚至有赶上外商对中国投资水平的趋势。
　　　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连续八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54%。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65.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对17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投资，投资覆盖率达72.8%。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领域几乎覆盖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建筑业和高科技产业等各个领域，并呈现出分布更为广泛的特点。投资范围也从以亚洲国家为主扩大到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同时投资额均显著上升。截止到２００９年底，中国１．２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１７７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１．３万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超过２４５７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１万亿美元。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每年的海外投资额定为120亿美元左右，5年海外投资总计600亿美元。而实际情况是，2010年一年的海外投资额即有望在600亿美元左右。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年1-7月, 中国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1亿美元，占同期投资总额的22.8%，其中仅仅民营企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公司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100%股权17.88亿美元等，就占到金额的近30%。同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在快速增加。1-6月，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3.6倍,达到6.05亿美元；对欧盟直接投资4.06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7.2%。此外，过去近八成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洲以及加拿大等国家的格局，已经被打破。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春永估计，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1:2的比重，可望在2015年前后升至1:1。由于目前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新的投资动力，同时中国也改变了过去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中国未来的投资数量和质量有望上新的台阶。受此影响，2013年海外投资将过千亿美元，存量可望达5000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估算，从1999年到2008年这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0.43%。他说：“这个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高于我们GDP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外贸的增长速度。”他表示，如果按30%的增速测算，到2015年，我国的年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到2018年，将达到7000多亿美元。即使按10%的增速测算，到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能够达到1089亿美元，到2018年，每年可以达到1450亿美元。卢进勇说：“应当说这个数字也是不小的。”　　 据他介绍，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海外投资的累计存量为2460亿美元；截止到2010年6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两者之比是1：4，这说明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还是没有我们吸引外资的存量数量大。同时，从人均对外投资数额看，上海人均对外直接投资为50多美元，北京为17.4美元，从人均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还是比较低的。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投资分别所处阶段，据卢进勇分析，处在人均GDP400～2500美元第二阶段的有6个，占19.4%；处在2500～4000美元第三阶段的有15个，占48.4%；处在4000美元以上第四阶段的有10个，占32.3%，即我国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地区已经达到了80%左右。他说：“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一旦人均GDP过了3000美元，对外投资你想阻拦也阻拦不了，这是企业自身的要求。”他认为，以后我国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的阶段。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10-2012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是2010年至2012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位居美国之后，超过德国、英国、法国。
　　　中国经济正在逐步向外扩张。
　　　现今的中国对国际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外来资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但这种依附，不是殖民地依附，而是工业-金融依附、工业-技术依附。同时，它也正在逐步向外扩张，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它具有很大的依附性。
　　　现今的中国既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中等发达的、对主要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的、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已经脱离了第三世界，进入了第二世界。
　　　二、当前中国的外部矛盾
　　　当前的中国在外部存在着复杂的的矛盾，包括与美国的矛盾、与第二世界各国的矛盾、与第三世界各国的矛盾、与周边各国的矛盾，等等。
　　　其中主要矛盾是中国与美国的矛盾。这个矛盾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要溶于以美国为霸主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它必须处处与国际接轨，听从美国的摆布；但它由于经济力量不断上升，对外投资、抢占资源不断扩张，必将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美国政府要霸占中国的各种资源，它支持中国政府实行的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认为还不够，但不满意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由于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快速上升，对外扩张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它在全球的未来的主要对手。它们既相互勾结，又互相争夺。
　　　另一方面是中国各族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民族矛盾。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是美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国的资产阶级压迫、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中国的一部分剥削阶级站在美国资产阶级一边，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共同压迫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
　　　三、当前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的人民革命来说，头号的敌人无疑是美国帝国主义，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它支持各国的反动派，镇压一切人民反对剥削阶级的、一切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
　　　从一国人民的革命来说，头号的敌人无疑是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除非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侵占本国的领土，支持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本国的人民，镇压人民革命，促使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使它们自己成为被侵略国家的头号敌人。
　　　一国人民的革命与世界人民革命是相互联系的。
　　　各国人民革命是相互支援的。
　　　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世界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正在恢复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处于低潮，正在逐步向上发展时期。
第二节  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
　　　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个体劳动生产关系组成。
　　　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一种是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民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二种是外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是指那些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演变而来，挂着“国有经济”招牌，具有垄断性、收益特大的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这些国企实际掌握在官僚、国企的高级管理人中，他们不仅享受高薪、股权，而且可以运用这些资本谋取私利。这种经济既为其他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服务，又与其他经济成分争利。在现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二）民企资本主义经济
　　　主要是由民间人士举办的中小型企业。在现阶段，民企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发展生产力、缓解就业压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它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一起，排挤、搞跨了社会主义经济。
　　　（三）外来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外来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国有”银行以及其他国有金融机构。
　　　第二，外国垄断资本实体经济企业，以各种形式大批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特有的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和中国政府给予外资的特别优惠条件，以及它们本身具有的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企业不断进行参股控股，由产业并购而产业替代，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形成优势地位。
　　　第三，中国工业产品销售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6.9%，超过那些国民经济立足于外贸的国家和地区。
　　　外来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以及就业的好处，但是也挤占、甚至在某些行业垄断了中国的市场。并且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民企资本主义经济一起排挤、搞跨了社会主义经济。
　　　（四）农村和城市的小私有经济
　　　这种个体小私有经济正在日益分化，其中大多数日趋贫困破产，极少数成为新富农或煤窑砖窑烟花爆竹等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二、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
　　　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农民小生产者私有制生产关系组成。因此，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现时的中国是一个中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已经掌握了当代许多领域里的先进技术，它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它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的第二位。但按人平均计算，它的许多经济指标仍然处在世界的中下水平。
　　　三、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一）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中包括：　　1，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是掌握国家政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从总体上控制着国家的所有资产。（县团级以上的各级党政军的官员）。
　　　他们是由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和美帝从内部摧毁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演变而成的。所以，它的行动多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手法进行。
　　　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
　　　他们具有极大的买办性，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2，国企资产阶级
　　　国企资产阶级是管理“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实际所有权的高层管理人员。
　　　他们以高薪、股权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对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
　　　3，民企资产阶级
　　　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是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以“国退民进”、“招商引资”、“能人创业”等政策，官商勾结，扶助起来的，和官僚资产阶级一起摧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与生俱来就带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反动性。民间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剥削的残酷性，也十分突出，臭名昭著的“黑”字号煤窑砖窑和包身工，都出在官商勾结的民营企业里。　　现中国民企资产阶级无论人数和经济实力都远远大于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其中很多人都已是执政党的党员、干部，不少人已经开始以专家身份进入国家和地方政权机构。　　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大方向上，官僚资产阶级和民间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具体的经济、政治权益上，官僚资产阶级对民间资产阶级主要是扶助，利用，勾结，但也有限制侵害的一面。民间资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依赖，利用和勾结，但也有抵制争夺的一面。　　4，外来资产阶级
　　　外来资产阶级包括港澳台来大陆投资的资本家以及其它国家来华投资的资本家。  
　　　5，买办资产阶级
　　　他们是有权与外资企业进行交易并从中谋取暴利的中方人员以及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外方中籍高级管理人员，以高薪、股权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对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
　　　6，黑恶资产阶级
　　　他们打着合法企业的幌子，实际干着非法的活动——贩卖毒品、贩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赌博、走私、欺行霸市、打家劫舍，等等。
　　　（二）工人阶级
　　　1，现代产业工人
　　　2，公司职员
　　　3，农民工
　　　（三）农民及个体劳动者阶级
　　　1，农村个体劳动者
　　　2，城市个体劳动者
　　　（四）知识分子阶层
　　　1，官僚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2，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3，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4，劳动知识分子
　　　5，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四、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地区矛盾、民族矛盾、生产矛盾、需要矛盾、阶级矛盾等等。其中主要的是阶级矛盾。
　　　在当前社会中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其中包括：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
　　　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的矛盾；
　　　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个体劳动者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等等。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
　　　
　　　一、国体——国家的统治阶级
　　　（一）统治阶级
　　　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都成了被统治阶级。
　　　（二）统治集团
　　　掌握国家政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政治路线
　　　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二、政体——政权的组织形式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名称没有改变，但代表主要由官僚、资本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文化人组成，选出的领导机构执行的是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政治功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名称没有改变，委员主要由官僚、资本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文化人组成，选出的领导机构执行的是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政治功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三）政党制度
　　　执政党——名称没有改变，党员成分增加了资产阶级分子，选出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执行的是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政治功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参政党——名称没有改变，党员成分也没有变，政治功能变了：由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党派，变成了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党派
　　　（四）行政机关制度——形式没有变，人员构成、政治功能变了：由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为资产阶级办事的机关。
　　　（五）司法机关制度——形式没有变，人员构成、政治功能变了：由保护人民的机关，变成了保护资产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机关。
　　　（六）军事机关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担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但也担负着对内镇压、向外扩张的任务。
　　　三、统治思想
　　　现今社会的统治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分开，这是十七大的一大贡献。让一些思想糊涂的人清醒过来。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
　　　这三个部分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领导集团通过“拨乱反正”的首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领导集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而又把它向右发展的结晶。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领导集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又把它们加以改良的观点。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各具特色。
　　　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1978年至1992年，邓小平领导集团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导、实践反映。
　　　它的基本纲领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它的基本路线就是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
　　　一个基本点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发展私有制，改造公有制，溶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一个基本点就是“四个坚持”：坚持特色社会制度、坚持对革命派专政、坚持邓小平集团的领导、坚持邓小平理论。
　　　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1992年至2002年，江泽民领导集团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的思想指导、实践反映。
　　　它的基本纲领就是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各社会阶层。
　　　它的基本路线就是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去改造一切。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经济：不加限制地发展壮大私有经济，不加限制地改造公有经济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文化：在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等部门推行产业化，搞利润挂帅。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政权机关：把大批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纳入各级政权机关，用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的硬指标，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党组织：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改为人民的先锋队、民族的先锋队，吸收资本家入党、让先富起来的“能人”担任基层组织的领导人。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实质涵义就是：
　　　代表先进生产力：谁拥有先进生产力？中外资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精英。
　　　代表先进的文化：谁掌握着先进文化？为中外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人！也就是说他们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精英。
　　　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谁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外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客！也就是说他们要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精英。
　　　这些说明，江泽民领导集团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它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确确实实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又把邓小平理论向右发展了。搞得社会矛盾日益紧张，民怨沸腾。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2003年至今，胡锦涛领导集团推行的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实践反映。
　　　它的基本纲领就是维持现状，有所改良。
　　　它的基本路线就是发展要科学、社会要和谐。
　　　这两点都是针对江泽民执政时期造成的问题提出来的。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比作一个三段论，那么邓小平理论就是正（肯定），江泽民思想就是反（否定），胡锦涛观点就是合（否定之否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继承又有扬弃。
　　　邓小平试探着要在中国走一条搞私有化的道路。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这条路子，但又搞得太猛、过头了，搞得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胡锦涛要继续沿着邓小平的路子走下去，不后退、不回头。但是他又看到江泽民的搞法太狠了，必须对老百姓作出一些让步。这样才能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使贫富两极相安无事，也就达到了社会和谐。
　　　
　　　第四节  对当前社会性质的几种不同看法的讨论

　　　一、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有人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应该定义为是社会主义已经变质的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有人说“社会主义已经变质”，是因为“已经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中国社会“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什么封建主义社会。并非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因为：第一，“如果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就不需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了”。第二，“今天的社会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
　　　这些人说西方帝国主义“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因此就证明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似乎理由不充分。第一，国际上普遍认为，一九七六年以来，中国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持上述观点的人也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变质”。第二，西方帝国主义对目前的中国社会制度不满的是他们所谓的“一党专制”、“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但并不能因为它是西方帝国主义反对的就能证明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
　　　关于目前中国的“四个仍然存在”就非常值得研究了。第一，它们与主张者的“已经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大前提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承认剥削阶级已经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剥削阶级的这种统治地位体现在哪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执政的共产党仍然是原来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仍然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呢？第二，决定社会性质的是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所有制。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归根结底是由这个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中国目前占主体地位的的生产关系是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第三，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的国有经济，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资本主义的？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首先可以肯定：国有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国外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经济，那种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其次，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如果说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证明它与国外的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有什么区别。一个剥削阶级已经重新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国有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这能说得通吗？第四，中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早已经瓦解，仅仅剩下的一点残余——所谓土地仍然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还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吗？
　　　目前的中国社会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而来的，还仍然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痕迹：第一，这个社会虽然是剥削阶级已经重新占统治统治地位，但是这个国家政权仍然自称是人民政权。第二，这个政权的组织形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全国官员代表大会，抽掉了由人民决策把关的功能”，但仍然保留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名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变成了明星俱乐部，抽掉了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的功能”，但仍然保留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第三，“党官一体化抽掉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功能”，但仍然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
　　　有人说：“正是由于这套基本制度丧失了原有功能，社会权力出现了约束真空，才使权力和资本双双达到了为所欲为的登峰造极地步，人类数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伦理全面崩溃，整个社会变成了动物世界。” 这些话，如“登峰造极”、“全面崩溃”、“动物世界”等等，是言重了、过头了，但也多少揭露了“这套基本制度”的本质。只是叫人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又要坚持说“这套基本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
　　　其实主张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很清楚：“这套基本制度”在毛泽东时代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是人民拥护、坚持的。一九七六年以的，“这套基本制度”逐渐变质，现在已经变成了由官僚资产阶级把持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也是人民坚决反对的。主张者采取偷换概念的方法，抛弃“这套基本制度”的性质、内容，而要人们去维护“这套基本制度”的抽象形式。然而，“这套基本制度”的抽象形式只存在于人们的概念中，并不存在于客观实际中。一些思想不清醒的人，被他这么一绕，就认为：目前的“这套基本制度”是应该拥护的，谁反对它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二、目前中国社会究竟是附庸资本主义，还是二流帝国主义？
　　　
　　　当前，在左派中，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属于资本主义形态的共同前提下，具体的分析又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认为，是最坏的附庸半附庸性质的资本主义；
　　　另一种认为，是二流帝国主义。
　　　在前一种意见看来，所谓“最坏的附庸半附庸性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从他们关于主要矛盾、革命性质的意见来看，似乎中国社会又回到了建国前的社会。
　　　商务部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7月，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9.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达1.05万亿美元。2010年前7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83.54亿美元，同比增长20.65%，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459家，同比增长17.9%。2010年全年利用外资900亿美元……
　　　有统计显示，近10年，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在30%以上；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前5名全部是外资企业。外资以并购的形式对我国实施市场控制、股权控制、品牌控制、技术控制，从而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国内很多矿产、粮油加工等诸多上下游企业，外资其实已涉足控制很深，但名义上仍是中资控股。此外，部分产业、行业正在遭受着通过并购形式的外资渗透，这种渗透正在呈几何级数蔓延。  
　　　中国的经济增长74％依赖出口。
　　　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但是不能过分夸大目前中国社会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世界上难道说有一个能参加“G20”、“G8”、“G2”等等会议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国家吗？
　　　在后一种意见看来，所谓“二流帝国主义”，也就是新帝国主义。似乎中国社会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意见过分夸大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向外扩张性。中国向外扩张，认真说来是从二十一世纪才开始的。
　　　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连续八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54%。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65.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对17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投资，投资覆盖率达72.8%。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领域几乎覆盖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建筑业和高科技产业等各个领域，并呈现出分布更为广泛的特点。投资范围也从以亚洲国家为主扩大到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同时投资额均显著上升。截止到２００９年底，中国１．２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１７７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１．３万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超过２４５７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１万亿美元。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每年的海外投资额定为120亿美元左右，5年海外投资总计600亿美元。而实际情况是，2010年一年的海外投资额即有望在600亿美元左右。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年1-7月, 中国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1亿美元，占同期投资总额的22.8%，其中仅仅民营企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公司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100%股权17.88亿美元等，就占到金额的近30%。同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在快速增加。1-6月，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3.6倍,达到6.05亿美元；对欧盟直接投资4.06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7.2%。此外，过去近八成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洲以及加拿大等国家的格局，已经被打破。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春永估计，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1:2的比重，可望在2015年前后升至1:1。由于目前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新的投资动力，同时中国也改变了过去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中国未来的投资数量和质量有望上新的台阶。受此影响，2013年海外投资将过千亿美元，存量可望达5000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估算，从1999年到2008年这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0.43%。他说：“这个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高于我们GDP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外贸的增长速度。”他表示，如果按30%的增速测算，到2015年，我国的年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到2018年，将达到7000多亿美元。即使按10%的增速测算，到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能够达到1089亿美元，到2018年，每年可以达到1450亿美元。卢进勇说：“应当说这个数字也是不小的。”　　 据他介绍，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海外投资的累计存量为2460亿美元；截止到2010年6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两者之比是1：4，这说明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还是没有我们吸引外资的存量数量大。同时，从人均对外投资数额看，上海人均对外直接投资为50多美元，北京为17.4美元，从人均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还是比较低的。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投资分别所处阶段，据卢进勇分析，处在人均GDP400～2500美元第二阶段的有6个，占19.4%；处在2500～4000美元第三阶段的有15个，占48.4%；处在4000美元以上第四阶段的有10个，占32.3%，即我国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地区已经达到了80%左右。他说：“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一旦人均GDP过了3000美元，对外投资你想阻拦也阻拦不了，这是企业自身的要求。”他认为，以后我国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的阶段。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10-2012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是2010年至2012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位居美国之后，超过德国、英国、法国。
　　　目前中国的军事实力主要是防御性的，还不足以成为向外经济扩张的有力后盾。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
　　　现今的中国对国际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外来资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但这种依附，不是殖民地依附，而是工业-金融依附、工业-技术依附。同时，它也正在逐步向外扩张，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它具有很大的依附性。
　　　现今的中国社会既不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也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社会，而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中等发达的、对主要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的、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社会。
　　　
　　　三、目前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
　　　
　　　有人说：
　　　彻底否定就表现在对当今中国共产党基本性质的判断上，坚持认为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
　　　如果说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那么，毛主席的党建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就完全错了，至少是没有了任何意义。
　　　如果说共产党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彻底没指望了，还要文化大革命这种演习和实战干什么？
　　　不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什么人完全等同起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即使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中国仍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原有的阶级性质，但仍然是共产党。
　　　主张者总算承认：目前，“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原有的阶级性质”。但是他坚持认为：现在的共产党的基本性质还没有完全变。为什么呢？他没有对现在的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作具体分析，而是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如“如果说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那么，毛主席的党建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就完全错了，至少是没有了任何意义。”“如果说共产党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彻底没指望了，还要文化大革命这种演习和实战干什么？”“不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什么人完全等同起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即使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
　　　现在的共产党的基本性质是由哪些重要因素组成决定的？
　　　第一，党的指导思想。它的指导思想变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制造了一个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为内容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党的政治路线。它的基本政治路线变了：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不搞阶级斗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建立和谐社会。
　　　第三，党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机构中的成员变了：清除了革命派，招纳的是修正主义分子。
　　　第四，党的组成人员。它的党员成分变了：资产阶级分子、思想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大量招纳入党，工人、农民占的比例不断减少。
　　　由此，原来的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真共产党，就变成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假共产党。当然，这决不说现在的假共产党内的“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了。而且，中国共产党具有近六十年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修正主义集团想在三十年中把它斩尽杀绝，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有点类似：成了个大杂烩，党内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左派，还有国民党右派，还有官僚政客，还有贪官污吏，还有汉奸买办。因此，对这样一个党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这种意见羞羞答答地承认了：现在的这个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执政党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至于他说什么“这个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有点类似”、“对这样一个党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无非是要说这个党内还有人是要革命的，是要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点；第一，革命派从来不反对这种看法；第二，肯定这一点并不能否定对这个党的性质的认定；第三，对具体人的评价，革命派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反对给现职的中央一级的某些领导人带上“社会主义改革派”的帽子。
　　　
　　　四、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矛盾、还是两条道路矛盾？
　　　
　　　这个问题初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难道说两个阶级的矛盾与两条道路的矛盾能够割裂开来吗？
　　　但是，确实有一种意见认为：从主要矛盾的角度说，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一，这种意见的大前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只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呢？它的理由无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社会主义，何来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但是，请不要忽略：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追求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势力，它们实实在在地不断地为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着不懈地斗争，并不断地取得了成果。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呢？它的理由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资产阶级，何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实践的经验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灭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不发达阶段，只是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因此，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也仍然存在。
　　　1957年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选》第五卷 第475页）这里说得很清楚：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并不是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那么它们的区别何在呢？就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就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社会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资产阶级实现了复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又重新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社会的性质就又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毛主席教导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第三，这种意见的小前提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中国社会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不再重复。现在执政的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现在的中国社会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即假社会主义社会。
　　　
　　　五、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
　　　
　　　有种观点：美国的侵略已经成为主要危险，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
　　　他们说：现在的社会性质是附庸半附庸资本主义，而不是什么完全的资本主义，因此，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既是阶级矛盾，又是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
　　　分析一下这种观点：
　　　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附庸半附庸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第二，无论是附庸半附庸资本主义，还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一般来说，在其社会内部，主要矛盾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三，在殖民地社会，外国帝国主义者成为了社会的直接统治者；在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帝国主义者成为了社会的间接统治者（通过代理人），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才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大众与官僚军阀买办阶级的矛盾。
　　　第四，目前，外国帝国主义者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直接或间接统治者了吗？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直接入侵到了中国吗？现在的执政党已经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了吗？如果没有，怎么能得出：“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样的结论呢？
　　　第五，说这个矛盾既是阶级矛盾，又是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或者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是主要矛盾，两者已经合二为一。这些观点是站不住的，因为：
　　　其一，对中国人民来说，对广大劳动人民、工人阶级来说，外国的侵略是否已经成为主要危险？民族矛盾是否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问题，不能不慎重考虑。如果外国的侵略已经成为主要危险，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党人看不见，结果脱离了广大劳动人民，也不能联合一部分与外国侵略者有矛盾的剥削阶级；如果祖国沦陷，劳动人民会更加重一层民族压迫。问题在于；现在的形势，民族矛盾是否上升为主要矛盾？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各自支持一派军阀势力进行混战，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而是将主要的斗争矛头对准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北方军阀，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人，发动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作为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代理人统治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而是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等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侵占我国的东北、华北大片国土，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判断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号召开展全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
　　　当然，在现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许多新的形式——新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实现，不一定要侵占殖民国家的领土，也不一定要推翻该国的不愿完全合作的合法政府，而是更多地采取经济形式，更多地依赖被殖民国家的政府的合作。帝国主义侵略危险的程度，主要表现在本国政府卖国的程度。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反对本国的卖国政府和卖国势力。
　　　其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天然代理人，它是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虽然与帝国主义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它们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又依附于帝国主义，带有极大的买办性。现在中国的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有一部分势力带有更加直接的买办性，更多地依附于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在中国的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目前这种依附于帝国主义、出卖劳动人民的利益的状况，决不是由某个人或某几个利益集团造成的，而是由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造成的。
　　　其三，无论是反帝也好，还是锄奸也好，如果不铲除官僚资产阶级，都只能是停留在空话上。现在是谁在勾结、投降美国帝国主义？是官僚资产阶级。是谁在保护汉奸买办集团？是官僚资产阶级。只要中国人民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人们成天担心的种植转基因主粮、外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房贷、外资控制我国金融及其他行业等等问题，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只要中国人民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那些汉奸卖国集团终将被人民审判，得到可耻下场。如果不然，今天反这个、明天反那个，除了造点舆论，一个也反不了。今天锄这个，明天锄那个，一个也锄不掉。尤其可笑的是，有些人居然要联合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是他们说的修正主义）一起反帝锄奸，还说是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其四，所谓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融合为一的论调也是站不住的。
　　　说民族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这是就阶级社会中民族矛盾的政治意义来说的。并不能因此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划等号，也不能把两者融合为一。这里说的民族矛盾特指的是中国与外国的矛盾、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中国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中国外部的矛盾。阶级矛盾是特指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民间资产阶级、外来资产阶级等等。这是中国内部的矛盾。解决民族矛盾并不就等于完全解决了阶级矛盾。如果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就必然要求调整国内的阶级关系，放弃对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把斗争的矛头只对准一部分所谓的“汉奸”、“奸相”、“代理人”即“官僚集团”或“买办集团”。
　　　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一方面极力限制、镇压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利用人民群众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煽动民族情绪，转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视线，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民间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也有联系，又有较多的矛盾。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不对形势作阶级分析，只是抽象地宣扬爱国主义。一方面可以引起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警惕，加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另一方面，也削弱劳动人民对本国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警惕，放松对国内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

　　　第三章  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第一节  革命的性质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性质，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一、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和国企资产阶级，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早已彻底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没有复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制，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国企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没有联系，推翻它的统治和消灭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二、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与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外来资产阶级既有勾结又有争夺。民间资本主义企业既有对工人剥削的残酷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面，又有发展生产力、缓解就业压力的一面。对民营企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三、现中国的外来资产阶级是以帝国主义、经济霸权主义为后盾的。他们控制了相当大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与国企资产阶级、民企资产阶级既相勾结又相争夺。外来资本主义企业残酷地剥削工人，侵占国内市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它又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发展了生产，增加了就业。外来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服从中国政府的管理，并缴纳规定的税金。对外来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同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四、在现中国，无论是当前反腐败、反卖国、反复辟的斗争或是即将到来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都是基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社会矛盾的革命，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第二节  革命的对象
　　　
　　　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
　　　一、官僚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因为它们掌握着国家政权。
　　　二、其它的国企资产阶级、外来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黑恶资产阶级当然也是革命的对象。但它们的问题，将会在工人阶级从官僚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及以后逐步解决。
　　　三、民企资产阶级同样是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未来的革命浪潮中会不会转化，将由那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它的态度决定，现在难以推测。
　　　　
　　　第三节  革命的动力
　　　
　　　一、革命的领导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新梯队。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是最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他们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
　　　二、个体劳动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三、劳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可以争取的同盟军。
　　　    第四节  革命的任务
　　　
　　　第一步，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第二步，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及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五节  革命的形式
　　　
　　　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迎接政治斗争的新高潮
　　　一、经济斗争
　　　近年来为争取生活保障待遇同地方政府发生对峙和新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的罢工斗争来看，他们均缺乏有形的组织而表现为自发运动。这一方面因为专制政权不择手段地压制和打击，工人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恰恰因为不存在有形的组织才使得斗争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通常都局限在一厂一事的范围内，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很难使他们跨越这一范围进行更广泛的动员。然而，无论是有组织的抗争，还是群众运动，都是斗争的外在形式，真正推动运动前进的是斗争的实际内容。对于老工人而言，他们的斗争内容是分层次的，既有最低要求也有最高目标。
　　　（一）最低要求就是大家通常看到的，表现为经济的内容，反映的是个体生活的要求。诸如“要吃饭，要生存”的口号便是这一目标的表述。这一要求能最广泛地动员群众，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人免遭政权的打击。
　　　（二）保护或夺回工厂的斗争，具有反私有化的性质，表达的是一个单位工人集体的共同利益。这一斗争反映的是工人这样的理念：工厂企业是工人们的劳动积累而不是资本家的，是政府做嫁通过官商勾结私分了工人的财产，打碎了工人的饭碗。
　　　（三）工人们的斗争矛头直指当地政府，“保护国有资产”、“惩治腐败分子”等口号便是表达这一层次斗争内容的。如果需要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概念来表述，那么，这一阶段的斗争就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过渡。
　　　二、文化斗争
　　　（一）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二）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三）宣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四）揭露复辟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五）揭露投降帝国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六）批判修正主义的特色资本主义错误理论
　　　三、政治斗争
　　　（一）最高要求便是政治的并涉及社会制度的要求，2002年东北一个地级城市辽阳发生的工潮，是在同一个城市由多家工厂联合并有数万工人参加的持续数日的群众运动，他们打出的主标语“罢免XXX，解放辽阳市”就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斗争取向。这可以说明，工人的斗争一旦超出工厂范围并表现为阶级的行动，便可能向着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
　　　（二）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条件下，工人斗争表现为阶级的联合斗争后，斗争的方向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不会停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自由要求阶段。
　　　以及其他的斗争形式，等等。
　　　
　　　第六节  革命的政策
　　　  
　　　一、一切革命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二、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三、全国人民要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第七节  对其他不同政治主张的讨论
　　　
　　　一、当前的革命的性质究竟是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有人提出“二次革命”论：第一次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是打倒官僚资产阶级或权贵资产阶级，任务是夺取政权；第二次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
　　　当前进行的革命，究竟是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根本政治立场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
　　　第一，一个革命的性质是由要解决的生产关系问题、所有制问题决定的。如果一个革命所要消灭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革命的性质就是民主主义的；如果这个革命所要消灭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革命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的。
　　　第二，一部分代表民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他们也打着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的旗帜，进行所谓的“民主革命”反对“一党专政”，企图建立不带社会主义、共产党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没有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但这只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幻想，如果他们“革命”取得成功，也不过是建立一个更加依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
　　　第三，一部分代表外来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他们也打着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的旗帜，进行所谓的“民主革命”反对“一党专政”，其实质是建立另一种更加彻底的依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发展更加附属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经济，更加彻底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残余。
　　　如果革命的人们也把自己的革命规定为民主革命，不仅在政治上与这些右派划不清界限，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尾巴。
　　　有的人认为：今天的共产党人，还要为党的最低纲领的完全实现而奋斗，这个奋斗仍然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一个是人民民主。这种所谓的“新民民主义革命”，在目前的中国是完全错误的，它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不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它只反对买办资产阶级，不反对官僚资产阶级。
　　　对于那些站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没有变的立场上的人来说，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需要的只是“民族崛起”、“社会复兴”。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不变，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不变，坚持五星红旗的政治格局不变。”这种政治立场确实不同于革命派，也不同于反革命派，姑且叫它做中间派或者附属派（因为它是附属于执政党的）吧。
　　　
　　　二、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锄奸，还是铲除官僚资产阶级？
　　　
　　　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锄奸的人，不仅假设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命题，而且假设在执政党内单独存在一个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的政治派别——西化派或西化卖国集团。
　　　中国执政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服从中央，不允许成立政治派别。人大、政协、国务院、检察法院、军队武警等等各方面的重大工作，都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
　　　但是，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中确实存在不同政治色彩的政治人物，实际上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
　　　有人说：现在出卖国家利益的事都是以温家宝为代表的西化派或西化卖国集团干的。
　　　请问；这些重大问题是谁决策的？难道说仅仅是国务院或国务院的某一个领导人、某一个派别、某一个利益集团决定的？
　　　如果说承认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那么，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恰好就是中国现在的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而不是执政党中的某一个派别或集团。
　　　官僚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当然有区别。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买办性，买办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官僚，它们相互交错。但是，这终究是资产阶级中的两个不同阶层。官僚资产阶级是掌握国家政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从总体上控制着国家的所有资产。而买办资产阶级是有权与外资企业进行交易并从中谋取暴利的中方人员以及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外方中籍高级管理人员。现在人们说的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即汉奸，通常是指的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完全投靠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政治上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又与帝国主义相争夺。这种争夺虽然说不上是什么“民族性进步性”，但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种争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所以，当前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锄奸，而是要铲除整个的官僚资产阶级。
　　　在有些人那里，甚至“反帝锄奸”都成了一句空话，剩下的只有“扩大百姓民权，加强中央集权，约束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这大概就是智囊们为执政党提供的政治改革路线图吧？
　　　
　　　三，是保国，还是重新建国？
　　　
　　　国家有两种涵义：一是从政治地理学或抽象的意义来说，国家是具有国际公认而又有相对明确政治边界的某一国土区域，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二是从政治学来说，国家是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也是通常意义上对国家的理解。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
　　　有些人经常把两种意义不同的国家混淆在一起。用前一种意义的国家来掩盖、代替后一种意义的国家。
　　　在历史的现阶段，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卫前一种意义的国家，不许外国侵犯。至于后一种意义的国家，就要加以分析。如果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我们当然要捍卫，如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我们就要反对。
　　　当前，中国的国家政权已经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国家基本制度再好也改变不了这个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国体问题而不是政体问题，国家的基本制度可以继续保留，以后逐步改革。
　　　我们提出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度发扬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最广泛的民主，这就是要人民群众能真正行使管理权、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要缩小工资级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四，是拼命挽救假共产党，还是重新建立真共产党？
　　　
　　　有人提出来：不能对毛主席缔造、历经磨难、多次在九死一生险境中转危为安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丧失信心。哪怕是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不应当退党、弃党、打倒党，而应当拚命挽救党。
　　　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这是由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执行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在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中，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派”。过去的陈云算不上，现在的薄希来更算不上。
　　　这个党的党员中有不少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党员，这也改变不了这个党的资产阶级本质。
　　　把真假共产党分开，把真共产党假共产党这个口号喊出来：我们要代表劳苦大众的真共产党，不要代表贪官污吏资产阶级的假共产党！
　　　所谓拼命挽救党，无非是在假共产党内，期望当权者左转。幻想有一天，经过左派的斗争，召开一个新时期的遵义会议，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就会转变政治立场，重新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实践证明：八九政治风波以后，新的领导人上台，并且喊出了要搞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搞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口号。善良的人们期待着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改变资产阶级的路线。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完完全全地改变了中国，把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十六大以后，又一个新的领导人上台，一开始就去西北坡朝拜，喊出了“两个务必”、“世世代代高举”的口号，善良的人们又期待着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改变资产阶级的路线。善良的左派名人还提出要用“胡温新政”来划分左派与右派。八年又过去了，他们用“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路线，维持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用“关注民生”勾引起劳动者改善处境的新希望。人们又失望了，通钢工人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富士康的工人用十N跳表达了他们的反抗。在这种形势下，“重庆模式”出来了，十八大即将召开，善良的人们又期待着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改变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善良的左派名人又提出种种左转的预言。只恐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重庆模式”的垮掉，薄稀来的下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假共产党不可能转变为真共产党，那就只能重新建立一个真共产党，要建立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的战斗的共产党。
　　　现在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不能急于求成。
　　　现在的左派思想上不统一，要求革命的少，期望改良的多；组织上涣散无力，缺少大批骨干。
　　　要做扎实的群众工作，各地方建立各种学习小组，研讨会等，提高群众的觉悟。
　　　有朝一日条件成熟，联系起来就是一个党。
　　　
　　　五，如何对待执政党内的干部、党员？
　　　
　　　对于那些已经转变政治立场，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拥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高级干部，应该把他们看作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而不应该把他们看作是“三中全会派”或“官僚资产阶级的左翼”。
　　　对于执政党内的广大干部，只要他清正廉洁、肯为人民办实事的，应该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争取团结他们。只要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汉奸卖国行为，应该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争取团结他们。只要他反对错误的改革开放政策，应该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争取团结他们。
　　　对执政党内的党员，应该进行阶级分析。对于广大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中的党员，比一般群众受到的修正主义毒害较多一些，但不应该歧视他们，而要更多的争取他们。对于一九七六年以前入党的老党员，受到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比较多，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亲身经历，更应该争取他们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列中来。
　　　对于执政党内的“毛派共产党人”应该一分为二。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愿意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变质、剥削阶级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中国的人民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但是这套基本制度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已经丧失了阶级性，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领导作用没有变；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主要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这样就可以复兴社会主义、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东方文化；如果要说革命，也只能是新民主义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不是民间资产阶级，也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左翼具有民族性进步性，共产党的上层和主流有许多人都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派，维护国家统一的领导力量，仍然是现在的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帝锄奸，救党保国”，支持“胡温新政”，要反也只能反温，不能反胡；要充分支持共产党上层的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如重庆模式，这些都是共产党左转能力的证明、向毛泽东思想的回归，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这些观点与革命派的立场存在根本分歧，是革命派决不能赞成的。对于他们积极的一面，革命派将继续支持；对于他们消极的一面，将坚决与之划清界限，并尽量减少它对群众的消极影响。
　　　革命派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但团结不是无原则的。我们的口号是：
　　　一切革命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要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六，如何对待民间资产阶级？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革命的基本问题。
　　　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
　　　前面说过：
　　　“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农民小生产者私有制生产关系组成。因此，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现时的中国是一个中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已经掌握了当代许多领域里的先进技术，它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它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的第二位。但按人平均计算，它的许多经济指标仍然处在世界的中下水平。”
　　　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
　　　前面说过：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性质，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认为当前的革命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就完全忽视了现今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演变成了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认为当前的革命应该是回到过去已经完成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也是忽视了：现今社会是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演变成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过去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三）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
　　　前面说过：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如果不牢牢把握住“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往往就容易搞错革命的性质，迷失革命的大方向。
　　　如果不牢牢把握住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往往就容易在革命的某一阶段，搞错打击的的重点对象，忽略可以争取的对象。
　　　（四）要正确认识民企生产关系、民间资产阶级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第一，民企生产关系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种，民间资产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搞垮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民企生产关系中，资本无偿占有了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力，在民企的社会关系中，工人与资本家处于对立的地位，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两大对抗的阶级。
　　　第三，当前的中国民企是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下，是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外国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它们有极大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中国民企又受到国家垄断企业、外资企业的压制、排挤，以及腐败官吏的种种压榨，民间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又有矛盾，有争夺。
　　　第四，民企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农民及其他独立劳动者，既是重要原料来源，又是它的产品销售对象。同时，它又经过市场竞争，不平等的交易，实现对农民及其他独立劳动者的剥削。
　　　第五，民企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差别，民间资产阶级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大的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的资产阶级。有的民企资本家与外商勾结比较紧密，有的不那么紧密。有的民企资本家与国企勾结比较紧密，有的不那么紧密。有的民企资本家在略夺了劳动人民的财富以后，早已转移到国外或作好了外逃的准备，有的企图在中国发展，成就一番事业。
　　　要正确估计民间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民间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当然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革命阶段、革命时期，它都将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或重点打击对象。
　　　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阶段或时期，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国土的阶段或时期，民间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有可能作为某种中间势力而存在。其右翼可能成为革命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其中间部分可能成为革命的争取的对象。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对社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或时期，民间企业将成为改造的重点对象，这种改造仍然可以吸取过去实行限制、利用、改造政策的有益经验，把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绝大多数民间资本家，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权力和利益。
　　　关键是要对民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作出正确的阶级分析。
　　　对社会上活动的各个政治代表人物，要对他们的阶级属性作出正确的分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只会标榜自己是代表“公众”、“人民”、“社会”，而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是代表某一部分人，更绝少有人承认是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人。
　　　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根据某个人的一贯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光是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不等于就是作出了正确的阶级分析。判定某一个人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还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或是代表民间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亦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这需要根据系统的资料，作出全面的分析。
　　　判定了民间资产阶级的某一个政治人物、团体、派别的基本阶级属性以后，还要对他或他们的政治倾向（左的、右的、中间的）及不同时期的变化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这样才能决定对他或他们是采取反对、争取或联合的政策。

　　　2012年8月31日编辑
　　　2012年9月2日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