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毛泽东周恩来关心蒯大富
第一节 毛主席要蒯大富参加大会
蒯大富自述：文化大革命前，我在1963、64、65年国庆节和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仰望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近距离见到毛主席，那是1966年7月29号。文革研究学者公布的史料说，7月28号下午，毛主席召见工作小组时说：“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的名。
工作组要撤走还没撤走的这么一个时候，我们学校由谁领导呢，是由文革临时筹委会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领导。
1966年7月29号下午，贺鹏飞广播通知：“请蒯大富到静斋来。”静斋是他们的办公地点。我就去了。到那里之后来了一个大轿子车，他叫我上车，我就问上车干吗？他就说去，去上车。后来这车子就开到人民大会堂了。
到了人民大会堂，我就上了三楼。刚坐下来不久，李雪峰做简短发言并宣读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然后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讲话。在文革资料汇编上可见全文。
邓小平请话：
同志们：
……必须说明，在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大专学校派工作组是中央同意的……
自从中央宣布改组旧市委，报上公布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北京市大中学校掀起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声势浩大……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在一些方面给工作组作具体交待。工作组的同志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导运动，有些不好的工作组还违背我们党历来对群众运动的方针，自己搞一套，瞎指挥，乱闹一通。结果在一个多月中，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甚至搞得很糟糕……
再重复说一说工作组的问题。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在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运动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恢复运动开始时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周思来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这样，新的工作组去，开始同学们不论大学、中学都是热情欢迎，但不久情况就变了，从隔阂走到对立……他们的工作方法是老一套，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有的斗争转移了方向，主要的斗争方向改变了，斗争了群众……
……我们中央的同志，首先是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陶铸同志和其他同志到群众中去，他们去体验，我们现在跟着去学习。工作组撤离要留下学习，主要的首先向你们学习，如果工作组做错了事应该向你们交待……
清华最多，接近五百人嘛！……
如果原单位工作组的同志，有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要他们回去就回去，你们是主人，他们跑到学校搞出乱子，应该到学校交待……
刘少奇讲话：
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
刚才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同志已经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如果你们让他们走他们就走，不让他们走，你们要提意见就提意见，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够了，没什么批的了，他们也检讨了，你们也觉得他们可以走了。就走……
你们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意见不同的要保护……
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一一“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
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里下毒的、在饮具里放毒确有危险的。把这些危险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们活动，活动一个时期，最后作结论，你还没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
蒯大富回忆说：刘少奇讲完话之后也没有人宣布，毛主席挥手走出来了，大家感到特别地吃惊！大家就拼命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转了一圈才下去。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最后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特别地高兴。这是我第一次比较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回去以后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工作组不是说我反革命吗。现在你看我见到毛主席了。我简单地把那情况写了一下，就是向全校宣告：不要再叫我反革命！
蒯大富从7月22日恢复人身自由，一下子还搞不清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经过一个星期，他才看明白，新市委李雪峰在会上做检查了！工作组大势已去！7月29日下午，蒯大富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的大会。别提多高兴了！回到清华，趁天还没黑，他赶紧先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
第二节 蒯大富反击：站住！叶林，把账算清再走！
1966年7月29日晚上，蒯大富又奋笔疾书，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出，并抄写一份给关锋：
站住！叶林，把账算清再走
一声春雷起大地！党中央发布命令，撤销高等院校工作组。好啊，一千个好，一万个好！我们从心底里喊出：“毛主席万岁！我们永远跟您老人家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但是，我要正告叶林，你从这项决定中捞不到一丝一毫的便宜。你不要以为，唉呀，我正下不了台，这下可好了，撤销就撤销，卷起铺盖走吧。这是妄想！永远办不到！
原来，我对你抱有很大希望，虽然你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我总以为你是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受党教育多年，一定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下决心改掉。所以，我一再委曲求全，忍让，再忍让。在我写给你的六封信中，把我的心里话全掏给你，遵照主席教导，帮助你认识和改正错误，并以最大耐心等待着你拿出行动来。
但是，你，叶林，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把我的忍让当作软弱的表现，你不但丝毫不承认犯了什么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倒打一耙，一而再、再而三要我们检查错误，低头认罪，交出幕后策划者。
昨天大会上，你的发言，最后表明：你是下决心不承认错误，准备和广大革命师生对抗到底，和党中央对抗到底！
那么好吧，你自己硬要走上绝路，我们也无法挽留。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决不会让你任意横行下去。你说你自己仅仅是“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仅仅是走群众路线“不彻底”的问题。呸，谁听你这一套！你定调子定得够多的，事到如今还想用定调子来束缚住我们，太幼稚了一些吧。
既然你不要脸，那我们也不留情，揭一揭你在文化大革命所干的勾当吧。
一、顽强地抗拒和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二、盗窃党的名义，大肆制造对叶林和工作组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三、不走群众路线，做官当老爷，国民党作风十足……
工作组一进校，坐在楼上等着汇报，不进行三同，来去小汽车，发号施令，盲目指挥……
四、反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
五、抛弃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大搞改良主义……
六、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清华工作组，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对真正革命左派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不要国法，随便关押同学……
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八、封锁消息对抗中央，大搞“独立王国”……
九、打着“红旗”反红旗……
为此，我严正向叶林提三点要求：
一、必须彻底坦白，深刻检讨你自己和工作组在前一段时期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在全校大会上，回答革命师生提出的一切问题。
二、必须由你自己亲自宣布绝大部分“保蒯派”同志是革命左派，打击他们是完全错误的、非法的。尤其是被你们扣压的同志。
三、必须由工作组自己出来澄清自己造的谣言
叶林，你在全校大会上宣判我是“假左派”、“真右派”、“保皇派”，我坚决要求你承认这个判断是非法的、胡说八道的、别有用心的。并且，要你重新如实地向全校同学反映我的情况，而不许造谣歪曲。
以上要求，叶林必须完全满足，除了你被党中央判决劳动改造，那和你没有事。但是，你要想滑过去，想还去做领导，告诉你，办不到。你一天不答应，我一天和你没有完。中国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还要和你把这笔账算清……
再一次正告叶林，站住，把账算清再走！
清华大学化902蒯大富
七月二十九日
关锋同志：请你把我这份大字报转给党中央。并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人下来，依靠广大革命师生，严格审查清华工作组、叶林同志和我本人。
致
敬礼
蒯大富
七月二十九日
7月29日晚上6点，王光美在一员工食堂讲话。后来学生自发在大礼堂辩论工作组问题，王光美最后发言说：“清华运动中缺点、错误、成绩都有。这个问题，我有我的看法，但现在不讲，以后再讲……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者，可以考验嘛！”并宣布自己从6月21日就是工作组员了，而且一直在校内参加工作，还说刘少奇在一次大雨之夜也来看了3小时大字报。
雷蓉、王小平等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六·二四以后工组的路线是错误的》。贺鹏飞、李黎风等写大字报指出“工作组不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不够”。
第三节 周恩来听蒯大富汇报六个小时
1966年7月31日周恩来要蒯大富等汇报清华文革情况，两次共六个小时，这反映何等重要的政治背景！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7月30号晚上，又是贺鹏飞广播通知我：“蒯大富请吃完晚饭后到静斋来。”我吃完晚饭就到静斋去了。贺鹏飞告诉我说：“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谈话，你就在甲所等着。”
后来他就把我带到甲所。那是我们清华大学唯一有沙发的地方，全校因为反修正主义，扫四旧嘛，那时候坐沙发就是修正主义啊，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还有沙发，唯一就是甲所还有沙发。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从七点开始等，八点、九点、十点，没来。十一点我就找贺鹏飞，我说：“贺鹏飞这是怎么回事？”
贺鹏飞说：“让你等，你就等着。”
11点了，我就坚持不住了，因为是夏天嘛，到了十二点、一点、两点，我靠在沙发上，打瞌睡，我穿个衬衣，就睡着了。
从七点到两点等了七个多小时。快到两点的时候贺鹏飞进来了，把我摇醒：“蒯大富醒醒，快醒醒。”我赶快揉揉眼睛，用手擦擦嘴角。“找你谈话的人来了，坐好。”
我就赶快坐好了。正说着门口就听到停车的声音，有车停住了，开门关门，走路的脚步声，然后有人进来了。
来的人一进门我就傻了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这个形象绝对是认识的，他在电视上和电影记录片上的形象太特殊了，我不可能不认识。当时我就蒙了，蹭地就站了起来，周总理说：“你是蒯大富？”
我说：“是，总理，您怎么来了？”
总理说：“你坐。”
后面跟了一个秘书，周总理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孙岳同志。请坐，请坐。”
我哪敢坐啊？还是那个草民小人物，另外也是被整木了，见了总理不敢有丝毫的放肆，我就还站在那儿。
后来孙岳过来压着我的肩膀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下。”他把我给按坐下了。按坐下来以后我就半个屁股坐在那沙发上，还是很紧张，这是一个绝对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这不是什么谦让的问题。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王光美怎么了，也不知道刘少奇怎么了，我这个时候根本还不知道王光美是工作组的顾问，一点也不知道。
你得非常佩服周总理的亲和力，就是和缓气氛的能力。他开始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蒯大富。”
“几年级？”
我说：“三年级。”
“哪个系？”
我说：“工程化学系902班。”
“老家是哪？”
我说：“江苏。”
他又问：“江苏什么地方？”
我说：“江苏盐城滨海县。”
“哦，你们那儿是新四军总部啊，父亲母亲是干什么的？”
我说：“他们全都是农民。”
“政治面貌呢？”
我说：“他们全都是共产党员。”
“那你们家是老革命啊，我也是江苏人，我在淮安生长到14岁以后才到浙江去的，所以我们是老乡啊。”
哎呀，他就这么轻轻地一说一说以后，我就感到起码没有任何的敌意啊，最起码的不是以审问的姿态出现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和大人物说过话嘛，唯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见到了薄一波，薄一波对我冷嘲热讽的，从来没有好好说话，怎么也想不到周总理会这样，这个时候我情绪就放松了好多。这时我已经比较安静了，我也坐正了。
周总理说：“那么我跟你说啊，今天没有别的意思，我受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请你说说，请你从6月1号到7月30号，不，31号。今天已经是31号的凌晨了，把你知道的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详详细细、明明白白地你给我讲出来，你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你自己真正的想法，能不能做到？”
哇，那我纯粹是毕恭毕敬，我说：“总理，我郑重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我向总理保证，我下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和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孙岳是专门记录。人家是这么大的一个笔记本，唰唰地就开始记。然后我就开始讲，刚说开始了两、三分钟，周总理自己拿个本子也记。
从6月1号讲起。周总理还给我保证了一句，说保证听我讲完最后一句话。于是我开始讲了，刚讲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周总理基本上是在记，记得比较详细，有的时候他听不清楚，还要我重复一遍，或者是哪个地方要强调一下结果是什么，因为事情刚过嘛，而且斗争那么激烈，全部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啊，我开始一件事一件事地讲，每一件事都讲得特别详细。
刚讲了二十分钟不到，咚咚地敲门，周总理说请进。推开门，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周总理叫周伯伯，贺鹏飞说：“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说话。”
周总理说：“不行，今天我们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出去吧。”后来贺鹏飞就走了，我就又继续讲。
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听到第二次敲门，贺鹏飞又进来了，进来以后还是说：“周伯伯，我也想听蒯大富说话。”
周总理生气了：“我跟你说了，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不要其他人参与，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敲门了。”
以后他就再也不敢敲门了。我就一口气地讲，讲，讲，有的时候总理问，孙岳一句话都不说，就在那儿记，我从凌晨两点讲到五点。
五点了，天亮了。周总理打断了，说：“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这样，我下面还有个会，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下午七点我派车来接你，去人民大会堂我们继续说，你今天说的情况是你一个人说的，而且呢，你被关了15天，所以，在你被关的情况下清华可能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再谈一次，你找三个人，你自己找，你找谁我接受谁，支持你的、同情你的、帮助你的，反正就是你喜欢的人，你找三个人，但是呢不要全找那个被关起来的人，不要全找被认为是蒯派的，也可以找同情你的但没有被关起来的人，对学校外面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人，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说，能不能做到？”
我说：“能。”
“那好。”周总理站起来握手之后就走了。
我按照总理指示找了三个人。一个刘泉，刘泉的爸爸是浙江省的副省长。还有刘才堂，这两个人都是被整得落花流水的，和我同时被关在全校挨斗的。还有一个沈台平，沈台平是三个人中没有被抓的，我一放出来后他就天天跟着我走，非常同情我，有好多事情他都帮过我，我找了这三个人。学校早就准备好了车，下午七点提前一刻钟。我们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厅，后来我才知道是在河北厅，我和他们三个人坐在那儿等。
接着周总理进来了，周总理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是你们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来听你们说话你们没意见吧？”说得很认真的。
我说：“我向总理和两位首长汇报。”一个是总理，那两个是省委书记，你说我能反对吗？
“好，那我们今天接着继续说。”
我、沈台平、刘才堂，加上刘泉一个，以我为主，就开始了。我说如果我有说得不对的，记得不准确的地方或者不完整的地方你们补充啊，随时补充啊。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说：“你们补充蒯大富说的话，看看他有什么说得不完善的地方，讲得不太对的地方。”
以我为主，他们三个人有时也插话。有的时候我说得太累了，他们就帮着我说。我们四个清华学生向周总理和两位省委书记汇报，从七点讲到十点，又是三个小时。这样加上凌晨两点到五点我向总理做的汇报，情况，他总共听了六个小时。
最后我说：“总理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完了，我向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都是真实想法。”
周总理说：“谢谢你了，非常感谢。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来，你们吃完以后有车送你们回去。再见。”
我们和周总理加上两个省委书记告别以后，他们就走了。
一会儿，来了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圆帽子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请你们到这边来。请你到这边吃夜宵。”
旁边有个小休息厅，在那里给我们一人放了一碗鸡丝面，汤面，哎呀那汤面特别好吃。每人吃了一碗，噢，香得不得了，吃完了以后，我们高高兴兴，又有车把我们送回到清华了。
周总理找我汇报清华情况的时间啊，1966年7月31号。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我现场给周总理提供的实际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材料啊。时间紧得不得了。
据《周恩来年谱》：8月1日，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周恩来还分别找清华其他同学谈话，了解清华情况。一拨是刘涛、贺鹏飞等。另一拨有王小平、雷蓉、张征尔、杨继绳等共十人。
笔者多方考证，《周恩来年谱》记载的找蒯大富谈话时间有误，应该是1966年7月31日。
当天，林梅梅（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之女）、刘菊芬（中国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之女）还贴出《给王光美同志提点意见》的大字报。说王光美曾说“蒋南翔性质未定，现在定了将来被动”，说王光美对她俩给刘涛提意见不感兴趣，听不进去。
雷、王等十几人贴出的大字报很多人支持，认为这是说出了同学的心里话。也有人反对，说这是片面地抓缺点，只看错误不看成绩。
8月1日晚，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王新民、王苏民、孙炬、王鲁光、丘承光（丘会作中将之子）、江小平、周子燕、安天泉、花纯荣、李新桅（李井泉之子）等贴出《我们的责任》大字报，指出在上级的帮助下他们认识到工作组犯方向性错误。工作组把与蒯大富的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反蒯是群众斗群众。
8月2日晚上，周恩来、朱德到清华看大字报，因人太多，没看成，又找部分同学座谈至3日凌晨。
笔者感叹：文化大革命中，无论你主动介入或者被动卷入，上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林彪，下至普通学生和工人，皆灵魂尽现，可谓步步有险、命运莫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