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和红卫兵运动
第一节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后，周恩来在与毛泽东等中央高层见面、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之外，用相当多时间到基层了解文化革命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1966年7月23日，他先后听取几个大学及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汇报。7月24日、25日、26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7月25日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7月28日、29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学生辩论会。7月30日、31日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
全会召开后8月2日、3日又约王光美和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根据《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版）1966年7月24日晨四时，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
“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
“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由此可见，1966年7月24日周恩来婉转地向刘少奇、邓小平表示政治分歧并开始保持距离。文化革命中周恩来踩着特定的步伐！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
议程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
根据黄峥编著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一书记载：
1966年8月1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邓小平用简洁的语言报告了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和议程。接着是刘少奇作报告。毛泽东开始频频插话。
刘少奇：“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刘少奇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
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这天的会议共进行了两个钟头，下午四点四十分散会。
8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二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许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一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
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这次全会开幕时，林彪正在大连养病，会前曾打电报来请假。毛泽东通知林彪要来京参加会议。林彪是在8月6日中途到会的。
8月12日，全会的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候补委员三人，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被列为第二名，而刘少奇却降到第八位。
北京大学聂元梓、杨克明等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
第二节 清华政治生态进入历史的绝版阶段
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清华工作组撤离学校之后，随着中央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刘少奇和王光美节节败退，只能检讨过关。
7月29日，叶林提议由原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临时筹委会”，负责立即改选出临时主席团并主持日常工作。“临时主席团”是在工作组受到严重批判、忙于检讨、仓皇撤离之际，勉强拼凑的一个机构，当然得不到广大师生的承认和拥护，直到9月16日下午才选出“临时主席团”，形同虚设。
从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工人宣传队开进清华，整整两年。虽然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团派占有诸多优势，但根本就没能一统天下。清华没有建立起合法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到本书初版中共已执政62周年，这两年处于中共党政领导缺失状态。清华建校100年内，仅此两年在清华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阶段。
这两年里清华园基本处于无政府、无权威的状态，这里的中国公民享有极端民主的权利。在中国最高学府里，师生们想法各异、志向不同。一万多精英在这个小王国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取得清华大学的领导权，表演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在清华园内各聚山头，打派仗，不择手段，激化为百日武斗。
这两年里，学生、教师以及工人和干部们基本不上课、不生产也不上班，随心所欲地在校内或北京街头召开会议、演说、游行，他们张贴大字报，搞广播宣传，印刷传单报纸，随处散发，甚至可以跑到外省市去活动，串联成立组织，向当地省市委发起斗争。
这两年里清华园的政治生态实属罕见，可谓绝版！
这里成为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
第三节 周恩来带一百多中央委员来清华参加大会
1966年7月31日，周恩来两次见大学生蒯大富，用六个小时听取他关于清华大学运动情况的汇报，这已经是罕见的安排；到8月4日，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中央委员来清华召开全校万人开会，可以看作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现场会。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为蒯大富等同学平反。这更是中共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蒯大富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角色，成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绕不开的绝版案例。
蒯大富回忆说：周总理带着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百多个人，就是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到清华开现场会。主席台上是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反正是非常有重量级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谢富治都坐在那下面，我们就坐在靠前面的一个小圈子里。那天天气特别好。刘少奇没来。你想当时那个小轿车从东大操场一直排到二校门，至少有两公里那么长，那个时候小轿车是非常少见的啊，你不够级别的根本没有可能有小轿车坐啊。
根据《周恩来年谱》：《1966年8月3日》
△就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事嘱秘书转告叶林：大会推迟到八月四日开。一些人的发言还没有准备好，还要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谈。并要叶林把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稿送来。
△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林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1966年8月4日》
△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后，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派工作组事，说：这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晚，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
根据周总理的安排，8月4日在清华东操场预先搭了主席台，召开全校大会，约两万人参加。大会从4日晚8点多一直开到5日凌晨2点左右。大会开了五个多小时。
李雪峰主持大会，首先讲话：
同志们：两个月来，新市委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今天大会先由叶林同志检讨，再由同学们发言，是不是可以？（众：可以）
叶林检查，他的检查稿会前周总理让秘书要来看过。
叶林检查后蒯大富、贺鹏飞等学生发言。
蒯大富回忆说：当时周总理要我上去讲的话。因为会前就通知我了。我讲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吧，也不短，也有好几片纸呢，批判工作组。那稿子是我之前就准备好了的。我讲话的时候就很多人喝倒彩，也有鼓掌的，稀稀拉拉，不是很热烈。
同学们发言后由周总理讲话：（全场欢呼）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
我首先讲讲今天这个大会。党中央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29日找工作组开会，30日找工作组同志、找同学谈话，看文件，看抄来的大字报，到今天才六天……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是同意李雪峰同志讲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
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对抱有反对态度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因此。我们应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我们检讨。工作组应该检讨，更不应把责任推到同学和革命的教职员工身上。
……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
……拿清华来说，在蒋南翔领导下，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清华园。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这证明工作组处理这件事做错了，说是反革命事件就更错了。同学中有争论，这是内部问题，不应当用23天的时间，甚至更长，24天半，在同学中挑起这样大的对立，把同学内部的问题引向敌我矛盾，限制自由、监视、压制、盘问、围攻、轮番斗争，直至按手印，造成绝食等等。这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我不相信这个扣子解不开，我和两边同学谈了，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谈通，所以今天大会上还是有这种情绪的反映。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清华做一点解释工作，我想这件事不做好，我不回去……
具体到清华，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问题，及各系扩大了围攻、斗争同学的问题，工作组要负主要责任，叶林同志要负更主要的责任，叶林应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了不平等待遇，甚至划押、盘问的这些同学赔礼道歉……
现在你们解放了，你们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就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
周恩来讲话后董必武、陈伯达分别讲话。
之后，邓小平讲话：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同志在这里讲的很好的讲话……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常委同志决定派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阻碍了群众运动……
蒯大富回忆说：就在这个会上周总理宣布：“我主张对蒯大富同学、刘泉同学、刘才堂同学平反解放。”
当场也有好多人反对。他们喊：“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就这样叫。你就知道批判我批判得深入到了什么程度，不知多少人反对我，恨我咬牙切齿。平反了也是臭的。蒯大富虽然不是反革命，可他也不是好东西，就是这样的。你就明白为什么我在我们学校就组织不起队伍来。后来我在九几年见到王力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就不像彭小蒙他们那样呢，他们还很有气魄的啊！哎呀，我说，您不知道，当时我在那个清华根本就没有那个基础，没有那个氛围。
那个很多群众啊，开会不是兴递条子的嘛，就飞雪似的条子往前面递，好多那个条子还给我了嘛，我那地面放了一大堆条子，谢富治，当时我也不认识他啊，谢富治就凑过来了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条子啊？
我说能啊，能啊，你看吧！
后来我就问他：你贵姓啊？
他说我姓谢，我叫谢富治。
我说：噢，你是谢副总理。我们俩就是那一天认识的。两个小凳子就坐得特别近，特别和蔼，所以我对谢富治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好。谢富治就一张一张地看，这张说的什么什么事，这张又怎么怎么的。
会后，周总理讲话的摘要立刻就向全国的各地大中学校传达，全国大中学生没有不知道蒯大富的，都知道清华有关蒯大富怎么怎么的。就从那以后，逐渐逐渐，就开始在群众中的印象就不是那么坏了，逐渐逐渐就好起来了。我不停地写大字报，反正就是一两天一张，两三天一张，反正就是贴大字报，给我自己申辩啊！我解释当时怎么怎么的，我的那个大字报里面全部有，也就是工作组当时怎么整我的，整我的任何一条我都给解释清楚，你批判我什么东西，我就解释什么。
蒯大富同班同学陈桢祥在回忆文章中谈到：周总理事先交代朱金根，你们发言不能再说蒯大富是反革命，否则我就要给他平反。
当时朱金根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发言时脱离事先我们准备好的讲稿，喊到：“蒯大富是不是反革命？”会场一片“反革命！反革命！”。朱发言后安排蒯发言，会场一片“下去！下去！”的喊声，不让蒯发言。
后来总理在会上说：今天的大会是很好的“群众斗群众大会”。接着为没有安排好这次大会做了自我批评并为蒯平反。后来，朱金根为自己没有听周总理的指示、给总理增添麻烦感到十分悔恨。朱金根说周总理称蒯大富他们是“激进派”。
两天过后，1966年8月6日，蒯大富贴出《给总理的一封公开信》。
敬爱的总理，您好！
首先，我要向党承认并检查一个错误，这就是在八月四日大会上的发言。当时，我发言的态度很不好。会后，有很多同志向我提出尖锐的批评，给我送来好多主席语录，我非常感动。我仔细地考虑下我发言前后的活思想，知道我的个人主义、私心杂念还严重得很。会上。我压抑不住几十天被迫害的愤怒，说了很多过激而不正确或不妥当的活，有相当泄私愤的心情。这样做效果是吹捧、开脱自己，排斥群众，给整个大会带来不良的影响。为此，我向党检讨，并决心以后坚决改正之。
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两个多月来，我暴露大量的旧东西、脏东西，犯了错误，跌了跟头，摔了跤。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也不怕，我要向王道明同志学习，敢于向私心杂念拼刺刀。我下决心，在这场暴风骤雨中，好好将自己洗涤一下，使自己变成一个比较清洁、比较纯粹的人。我是这样说了，我也一定这样做。请您相信我，并多多指导我……
种种迹象表明，工作组领导班子大有可能是黑线人物。从大字报揭露出来的东西来看，他们对黑帮态度、对革命群众的态度、对主席思想的态度、对中央指示的态度、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对大字报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一个十足的保皇派，也许我这样分析是武断了一些。请党中央加紧对工作组领导班子考查，如果是黑线人物。要横扫出去。我们决心很大，一定要把工作组的性质考验出来，直到中央做定论为止。望您针对我校目前情况采取措施，急切地想听到中央对我们新的指示。
代我们向毛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请您注意休息，祝您好。
致
革命的敬礼！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上午10：30清华园
第四节 韩爱晶综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一次闲聚，年轻人翻看蒯大富随身携带的相册，有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与蒯大富、韩爱晶等握手的照片。年轻人问：怎么红卫兵又叫井冈山？又叫红旗？还有东方红？怎么回事？
韩爱晶拿出有关红卫兵的资料做了详细回答：
这要综述红卫兵运动兴起的过程才清楚。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代表人物是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王铭、卜大华以及北大附中学生彭小蒙。
文革前期，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在中学也有反映，红卫兵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产物。他们是中学生，1966年大概17岁左右，当时我大学二年级，20周岁。他们在北京读书，获得政治信息和影响更多。像我这样从外地来京读书的学生思想状况和他们很相似。
我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要继承前辈革命传统，保卫红色政权，反修防修，立志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奋斗！
毛主席在文革前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毛主席和毛远新及王海容的谈话影响着有革命理想的青年学生。在处理政治与业务关系的问题上，在发展党员的组织路线等问题上，他们与当时学校领导必然产生矛盾。而学校领导用他们熟悉的反右斗争的经验来观察和解决这种矛盾。
身在毛主席身边、正在青春期的高中生岂会向校领导屈服！1966年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清华附中骆小海、王铭、卜大华、邝桃生、张承志、张晓宾等十来个学生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这是张承志同学写小字报时用过的笔名。
1966年6月2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第一次在大字报上公开使用“红卫兵”名称，这个日子，正好是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的第二天。
在北大附中，女同学彭小蒙领导建立自己的学生组织叫“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该组织的严恒所还创作了革命造反歌。
6月8日上午，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地质附中。以及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来清华附中声援。之后，学生以红卫兵或红旗命名的组织出现在许多中学里。
随着文化革命的进展，中学红卫兵像大学里造党委反的左派一样，与工作组发生矛盾。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6月25日，才认识蒯大富的刘刚和张庶平同学还把《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转抄到清华大学去，用来支持蒯大富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斗争。
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文中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了江青，请她将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主席。红卫兵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
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清华红卫兵回到学校后，又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江青把骆小海、邝桃生让带的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转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写了一封回信，未做最后定稿，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当天就作为一份重要文件印发给刚刚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应该作为定稿对待。
就这样，红卫兵、红旗，这种学生自发创建的组织是得到了江青的支持，又通过江青取得毛主席支持。之后，红卫兵才在全国发展那么普遍！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重大作用并影响全球！
1966年8月1号之后，在很多大学里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发起人几乎都是高干子弟，因为他们及时得知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消息。这批大学红卫兵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工作组领导下积极参与抓学生反革命、抓右派、抓游鱼。所以他们千方百计保工作组过关，阻挠被打击的学生平反。
比如，北航高干子弟动作就很快。8月3日，以苏静将军之子为首的北航红卫兵总部正式成立并张贴宣言和纲领。北航红卫兵就属于这一批红卫兵。清华因为刘少奇已开始做检讨，刘涛为首的高干子弟组建红卫兵就迟缓一些。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在红卫兵运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中央文革四个副组长的排序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7月16日，王任重在武汉陪毛泽东畅游长江，看到过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这封对林彪有批评的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几个人见过。随即转给林彪。后来叶群烧掉时，戚本禹在旁边。信的原件按惯例由毛主席秘书抄录存档，五年后才公开。8月3日，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王铭和卜大华，让他们看到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信的内容。但毛泽东的信始终并没有正式发给清华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次大会的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罕见的。
毛泽东平常夜间工作，早上入睡，中午之后再开始工作，因此中央的会议与活动一般安排在下午。而1966年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打破惯例，清晨五点，就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他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握手，并且向全场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向毛泽东跳跃着欢呼：毛主席万岁！
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由毛泽东提议，1500名学生代表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上毛泽东接见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同她谈话：
毛泽东：陆平现在干什么？
彭小蒙：陆平在北大扫地。
毛泽东：陆平只能扫地，就像我一样，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别的干不来。我是你们的勤务员。张承先也是个坏人，把你们“红旗”拆散了。你们要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了多少人呢？
彭小蒙：有发展了。
毛泽东：这就对头了。
彭小蒙：主席身体好不好？
毛泽东：我身体很好。我在长江里游泳，有个青年同志肝痛了，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
彭小蒙：下一步怎么办？
毛泽东：你们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条》办事。会不会游泳？
彭小蒙：才学会，游得不好，很乱。只会游十几米。
毛泽东：那不叫游泳，那叫闲庭信步（这时毛做了闲庭信步的样子）。你要能这样，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
江青：不能让她老出风头，要让她谦虚。
毛泽东：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干革命嘛！
清华附中有二十几名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骆小海、韩军、宋柏林三人乘警卫不注意，闯进了天安门城楼中央的会客厅，见到了毛泽东。他们连声向毛主席问好，祝他万寿无疆。毛泽东回答说：“万寿也有疆嘛！”
当骆小海等人告诉毛泽东，他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时，毛泽东大声地向他们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红卫兵问起毛泽东写信的事，毛泽东说：“那是草稿，还没有发给你们哪！”此信后来始终没有正式发出。
8月18日，最激动人心的是大会尾声，也是大会高潮！毛泽东走到天安门西侧，站在城楼边上，举起胳膊，向涌过来聚集在城墙下和广场上的青年挥动手中的军帽，下面万岁声一浪高过一浪！学生们跳着，欢呼着，忘记一切。
1966年8月19日，各大报刊在发表大会消息的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毛泽东说过当年苏联青年人见过列宁的不多，这次他不顾疲劳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的1300万青年学生，鼓舞他们投身社会阶级斗争，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
之后，北京和外地一下子又产生数以万计的红卫兵组织。因为红卫兵的名称早被高干子弟们先占用了，挨整的少数派只好用红旗、东方红、井冈山、红鹰、公社、三红等名称。还有用成立日期作名称的，像川大八二六、青海八一八等。这批红卫兵在1966年8月到10月忙于自身的平反解放，他们没条件去搞扫四旧。我们北航红旗就是这时候成立的。
红卫兵兴起就是三大波：第一波，1966年6月，北京的中学生创建红卫兵；第二波，1966年8月上旬、中旬北京的高干子弟大学生组建大学红卫兵；第三波，1966年8月18之后，受工作组打击的造反派的学生组建红卫兵。
第五节 王光美搞八九串联会对抗八八串联会
在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建立与串联会关系很大。因为刘少奇已开始做检讨，刘涛为首的高干子弟组建红卫兵就迟缓一些。
1966年8月5日，刘涛等人成立了自控系红卫兵，8月19号正式宣布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吸收八九派干部子弟和军人子弟，被称为八九红卫兵。8月22日，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式成立，实际是八八派红卫兵。
八八派、八九派来源于两个串联会。
蒯大富回忆说：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八八串联会由唐伟、陈育延、刘泉他们发起。唐伟主持大会，谁愿意讲就讲，讲几句也行，讲三四分钟也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典型的、非常典型，这是运动初期的做法，因为八月八号那天成立的，所以就叫八八串联会。那天正好公布《十六条》，是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串联会，虽然刘泉父亲是副省长，但他的串联会参加者基本是反工作组的平民子弟。
专门保工作组的在第二天又搞了个八九串联会。后来揭发出来内情是，王光美对贺鹏飞他们说，人家搞了个八八串联会，你们不能也搞一个吗？然后贺鹏飞和刘涛他们第二天也搞了个八九串联会。这是贺鹏飞主持的，核心人物是贺鹏飞、刘涛，还有包括李黎风、马楠这样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主张是，工作组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错误有缺点，应该做出检查。
那个八九串联会人挺多啊，当时拥护工作组的人比反对工作组的人多，多多了。大多数人还确实是同意工作组的，认为它是代表上级领导的，犯了错误，但是呢，应该还是让他们走，不能死揪着不放。我们这些挨整的人当然不干了。哎，看见那个工作组已经大势已去。可那些和工作组一起整人的，工作组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是官，工作组犯错误撤走后，他们还是官，反正他们就是官，他们永远也是官。
八八串联会和八九串联会就接连辩论，当时辩论还是很文明的。你一句，我一句，反正是谁也说不服谁，就看谁的掌声最热烈。
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二日闭幕，刘少奇在中央的位置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对此，中共中央在8月14日正式发出通知，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8月18日大会时，向社会公开显示这一变化。
韩爱晶感叹说：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首次使用“毛主席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这一提法。这是从未见过的特殊提法，用最生硬又最巧妙的方式一下子把林彪提高到仅次于毛泽东的高度，而且把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固定下来。后来还写进九大党章。这种不正常的提法搞乱了党的政治原则，搞乱了广大人民的思想。由此导致广大学生和工农兵的思维方法及行动偏离正确轨道，恶果丛生，不可收拾。历史证明，违反辩证法的愚昧名堂是不会长久的！对此，那些向毛泽东建议这种提法的高级领导人要承担政治责任及法律责任，毛泽东本人也有责任。
清华学生对高层变化迅速做出了反映。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6年8月19日清晨3点左右，“向日葵”的唐伟、陈育延、吴栋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
内容说：“反蒯期间她直接插手斗争蒯大富同志的准备工作，是她做了叶林的后台，血洗了清华的革命造反精神，造成了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她才是清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头……我们决不让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溜掉，不管她有多大的红伞，打着谁的旗号，我们也要抓住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扒手，追她的根，挖她的底！不管她有多高的后台，我们一定要把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刘涛一定要明确表示态度！……”
有很多人在《王光美是清华园里第一号大扒手》大字报上批语，围攻这张大字报。反对的多，拥护的少。
到中午11点，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小平、袁塞风、王新民等也掉转方向，贴出了《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他们都是“临筹”的人，这些本来接受王光美直接指挥的高干子弟反戈了！把全校师生注意力转到王光美身上来。
自控系红卫兵“敢死队”贴出《清华园必须大乱》、《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大字报。马楠以红卫兵名义贴出要罢刘涛、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官的巨幅标语。
上午王方安给周恩来贴了大字报，不同意为蒯大富平反。
蒯大富回忆说：复杂的文化革命触及人的灵魂！8月19号，八八串联会唐伟又组织一个为蒯大富革命造反精神平反会议，因为批判工作组绕来绕去绕不过蒯大富这件事。那时候在社会舆论上，即使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左派，蒯大富被批得狗血喷头，绝对是连幼儿园的小孩都喊打倒蒯大富了，都到那种程度了。会场坐得满满的人。
大会宣布给蒯大富同志的革命造反精神平反、他是反工作组的最特殊的人、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一类的话。文革开始的时候学生对学生啦还是很讲理的。大字报我写我的，你写你的，大会发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管怎么样大家很文明。刚发言还不到一半的时候，马楠他们一帮人来到会场，冲上去坚决反对给蒯大富平反，当时清华给马楠起了一个绰号叫马楠将军，这伙人专门打砸抢，到哪都是横着走。
他们反复高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口号之声此起彼伏。当其他同学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高喊那副对联，大喊特喊，并让别人报家庭“成份”。只要有不同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最后他们强夺了会议的领导权，压制了这次辩论。
然后抢话筒，不让发言，他们霸着话筒，人家开会你霸什么话筒啊？他就霸着话筒不放。后来，因无806班下中农子弟唐海山不满“敢死队”的作法，拉话筒而发生了严重打人事件。
这就是著名的8·19事件。事实上不讲理的事情绝对是从他们那儿开始的，是从高干子弟那儿开始的，绝对如此。就是那个会上他们宣布正式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宣布“临时总部”成立。
第六节 万人大会周恩来戴袖章冒雨讲话
1966年8月22日晚上，全校又开万人大会，周恩来又到清华，叶林做第二次检查。承认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制造了白色恐怖，对革命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大多数学生认为这个检查基本可以了，但仍有许多疑问没消除，准备再让叶林澄清一下事实就可以了。不少人“希望王光美回校来检查”。
贺鹏飞发言，做了检查，尖锐地批评了工作组，并指出了王光美应负主要责任。
年已68周岁的周恩来戴着红卫兵袖章冒雨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从八月四日到现在，过去了十八天，清华的新生，革命精神，应该说是在一天一天地增长。（鼓掌）给我这个机会，我再一次向你们讲几句话。（热烈鼓掌）
雨淋到周恩来，大家高呼：“总理打伞！”“总理打伞！”
周恩来推开打伞的学生说：“上次我就说过，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台下长时间热烈鼓掌。雨下大了，学生又给他打伞，他说：“不用。”
周恩来说：“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
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说：“第一个问题，今天我听了叶林同志代表市委派来的前工作组来向大家作进一步的检讨，我们从他的声音中看到他们是感到错误的沉痛……
毛主席说，全国工作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犯了普遍性的方向和路线错误，所以这就不是偶然的、个别的。
（学生要给周恩来打伞）别给我打，你让我说话嘛！让我快一点说完不好吗？我是来煽风点火的，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现在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会很快就会在全国点起来。那么今天来的北京的、西安的、兰州的、南京的、长春的、哈尔滨的、天津的、上海的、贵州的等等各地的许多同学，都把这个火接回去了，所以相信他们也能和你们一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有“八·八串联会”、有“八·一八串联会”，“八·九”的，他们不叫“八·九”，叫“斗黑帮串联会”。不管什么组织，代表着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不同意见的组合，这是结社的自由。所以你们可以分开，开小会，也可以合起来，开大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你们有自由，有合乎我们社会主义宪法的自由和权利。那么有人说了，这样不是不团结了吗？我看争论一个时期没有什么坏处，会促进你们团结得更好。年轻人更不要怕争论，各种意见只要大前提对了，不同的意见交换嘛。放半年假，就是要你们斗批改，斗批改中就有争论嘛。所以，由争论在原则上统一起来达到团结，这是最有力量的团结，最好的团结。所以这些争论，这些讨论由你们自己决定。集会结社，在革命这个大前提下由你们自己解决。
我们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所以我赞成你们斗他，但是你们要有准备。
另外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
大会主席：请周总理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最后，周恩来带领大家呼口号：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
蒯大富回忆说：
周总理旁边还有服务人员给他打伞，周总理不打，把伞拨到旁边去，说什么我要在大风大浪中迎着暴风雨前进。大家鼓掌，叶林又把那写得很长的检查拖着哭腔一字一字地念，说句老实话我们觉得也可以了，至少我蒯大富觉得这已经是可以了。还要怎么着，叶林这么高的位置，周总理亲自来陪着做了两次检查也就得了呗，你还要怎么着。周总理也给说情了，说叶林同志做了检查，从他的内容来看，从他的声调来看我觉得也还是比较深刻。周总理都这么说话了，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再要求什么了，见好就收了，别得理不饶人了。
这时候都已明白工作组问题根于在王光美还涉及刘少奇。学生大字报指向刘少奇了。不过调子也不高，就是提这问题那问题，就是学毛主席当时提出的什么发人深省啦，那种调子。我到8月23号，才在大字报里面有一段涉及刘少奇的，用词是非常和婉留有余地。你贴我也贴，反正是提问啊，那总是往下面贴，不知道能贴出什么东西来？
笔者感慨：1966年毛泽东73周岁，畅游长江，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68周岁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操劳，还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大雨之中一讲几个钟头！
毛泽东、周恩来以伟大的革命激情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七节 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8月，有人说红八月，有人说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冒出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还有“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成为相当一部分高干子弟红卫兵的精神武器。
常见到中学红卫兵一群几十个人，形成气势，去找不同意见的人辩论。有人要发言时，他们齐声高喊：报出身！报出身！
对方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军人家庭才敢发言。如果发言提不同意见，这帮中学红卫兵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
不正常！极不正常！
8月6日，北京部分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对联的辩论会。江青说：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江青还说：看一个人，第一要看阶级立场，这是本质问题；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是表面。
道理也讲了，很简单，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这是匆匆忙忙拿出来的。我觉得应该少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干得很好的！
江青讲话几乎不起作用。口号、对联像旋风在北京刮过来刮过去！
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拖着长声高喊：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新华社二十二日报道：八月二十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他们有言论有行动！
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
“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
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行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革命职工，搬掉了门上“王府井”三个大字，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命名的“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
“全聚德”烤鸭店的革命职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砸掉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个字，正式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在“全聚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们激动地说，“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
大字报说：“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大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
中学红卫兵是主要力量，开始搞“倡议书”，后来升级为“通告”，再升级为“通令”、“禁令”……
他们把革命热情上升到立法、执法层次。中学的红卫兵娃娃给大众的社会生活立法，同时执法，走向荒唐！而且，他们行动的大方向并不是毛泽东最关心的斗争党内走资派的方向，其中另有奥妙。
8月20日以后，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大字报的内容也更尖锐了。
蒯大富回忆说：8·18接见以后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那个震动太大了，震动太大了，这个可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说明中央组织上作调整了嘛。
这可不是一般的错误了。以前有错误的时候可以通过内部检查不公布什么的，这个是组织上调整把林彪给捧上来了，当时中央副主席本来是五六个的，现在副主席只有林彪一个了，原来周恩来他们都是副主席啊，陈云也是副主席，现在只剩下林彪一个副主席，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就成为最重要的事了。从8月18号晚上，一直到23号，一个星期，出现攻击刘少奇的浪涛，轰动北京市，这是基层第一次出现攻击刘少奇的浪涛。
在清华大学，最先明确攻向刘少奇的是唐伟、陈育延、吴栋三个人成立的“向日葵”小组，他们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大字报不长，大概也就是三四张纸那个样子，语言非常犀利：王光美，就是中共中央《十六条》指出的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的扒手，王光美就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不管她有多高的后台，不管她怎么怎么的，我们一定要把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就这么几句，这个口号是非常厉害的。其他的也还有。清华还有一个女同学叫李琴珠，后来自杀了，她就写了一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王光美拉下马！》的大字报。形势发展得比较快，如果可以的话，打倒刘少奇可能提前。
没想到贺鹏飞他们组织了12个中学的红卫兵说清华大学右派翻天了，1966年8月24日，成为清华大学恐怖的日子！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6年8月20日，“1053”战斗组贴大字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一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讲刘少奇“狂妄至极，唯我独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他面对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慌手脚，赶快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冷水、设障碍，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问题，撤销了工作组之后，这一部分人便成了取消主义者……划圈圈、定框框、保护黑帮过关。”
篮球队孔某等三人贴出《致江青同志》大字报。关于王光美的大字报更多了。
8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指出：“任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坚决的斗争，一直到撤他的职，罢他的官。”
有大字报转抄陶铸在人大讲话：“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其他什么人都不能保卫。”
“向日葵”战斗组又贴出《王光美就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
晚上，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说首先要造王光美的反，和王光美的错误划清界限。指出王光美不是一般工作组员，而一直是领导小组成员，反蒯重大决策是她制定的。而且不仅揭发、批判了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中的错误，也涉及到四清中的一些错误。表示在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中，一定要站稳脚跟，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这在全校震动很大，不少人冒雨去看这大字报。
贺鹏飞等立刻贴出大字报《坚决支持刘涛同志的革命行动》。很多人把王光美的问题和18日万人大会后报纸上的情况联系起来，支持她的这一行动。并希望她进一步造反。刘涛在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标题写出这张大字报对同学的影响很大。师生们明显地看出刘少奇王光美肯定有严重问题，连他们家人都造反了，贴王光美的大字报激增。
房8的陈某等人贴出《改组党中央，拥护毛主席》大字报，受到反驳，几小时后涂了标题。
8月22日，“向日葵”贴出《刘少奇同志7·29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直指刘少奇。
上午，出现了几张给中央某同志的大字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有同志呼吁开辟内部馆，没有引起重视。
至8月24日下午，清华园里还贴了《海报：周总理8·22讲话是个大阴谋》、《致江青同志一一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一一向读者推荐一篇大字报》等有关中央首长的主要大字报。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凌晨1：00多，制8的一同学从北大转抄来一张毛主席的大字报（不多久便撕下去了）。
5：00陈伯达在北大讲话，他说：发表毛主席文章是很慎重的，一般经过《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你们不要听谣言。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或信给我带给他本人，贴了大字报他也看不见。
7：00出现相当数量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如《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等，同时又出现一些给李雪峰的大字报，一张给陈毅的大字报，一张给周恩来的大字报。有人转抄了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有的同学自动撕去了据说是毛主席的大字报；还有“清华红卫兵”反映其负责人以前布置写刘少奇的大字报，说“要打在头里”。大批外校学生到我校看这类大字报。
12：00我校出版科接到“临筹”紧急任务，火速赶印3000个红卫兵符号。12：00接稿，1：30完成。
中午“临筹”广播了两次，希望将大字报贴到内部馆，很多人没听见，“临筹”也没有认真、积极地作宣传工作。他们把革命师生造王光美的反、给刘少奇贴大字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精神看作右派翻天、妖风、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甚至认为到了不可收拾、不可自拔的地步，请求外援。
下午1：30清华附中广播红卫兵集合，要求外单位人员离校，开始封锁校门。
下午2：00参加联合行动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得到通知，要求个别前往清华附中，不集合不广播。
2：45在刘涛“保护要害部门”的指示下，“自控系红卫兵”奉命手持皮鞭、木棍占领了广播台，限制一切人员包括广播台部分工作人员的进出自由。
3：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清华大学派汽车去接他们。
4：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贺鹏飞讲话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妖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布置任务先看守大字报，限令24小时内作者撕去大字报，否则后果严重。把大字报作者记下来，大字报照相或抄下来以后算账，再放到内部馆去。
4：50十二校红卫兵跑步进清华，严密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广播了《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勒令6点前把给中央同志的大字报移至内部馆。有些“清华大学红卫兵”四处宣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主席，“他们是乱七八糟的人组成的”。“清华工农子弟只有30—40％，大多数是混蛋、王八蛋”、“清华右派翻天了”。大礼堂里的“八·八串联会”刚散会，“清华大学红卫兵”跳上去喊：“资产阶级兔崽子们，你们无耻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党中央，当剐万刀，罪该万死……”
5：10《清华附中红卫兵》纠察队广播：“六点前附中师生不准出校，”后改成“在大队人马回来前不许离校”。
清华广播台多次广播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等十二校红卫兵的《安民告示》：“我十二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五点开进清华大学。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队伍，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军的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电机系研究生王心丰表示了不同意见，立即被架走包围，你推我打，眼镜被打在地。物804班金世泽同学从外边回来看到有新贴大字报，坚持要看。结果被红卫兵抓住，游草坪一周后拖到明斋，被反绑按倒在地，用皮带抽打，又打嘴巴，用脚踏腋部，踩书包，拷打逼供。金说书包内有主席语录，他们不理。贺鹏飞进室时，金求救，贺不理，一直搞到晚八点才被放回。
6：00贺鹏飞等指挥推倒了二校门。这是清华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它一直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7：00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对给领导同志的大字报进行拍照，抄了名单。对一些战斗小组进行搜家，发生了打人的现象。“红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
7：15十二校红卫兵开始撤退。
8：00红卫兵在西操场集合，开庆祝大会，再次声讨“清华右派翻天”，向在窗户上观看的同学骂：“兔崽子们，你们下来，快下来！”
9：00十二校红卫兵撤离学校。校内贴出大量《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大字报。谁有不同意见就被诬蔑为“混蛋”、“狗崽子”、“糊涂虫”、“毫无阶级感情”，大叫：“书呆子快醒吧！”
晚上10：00到深夜，“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
凌晨约一点，我校红卫兵把《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作者陈某等四人揪到二校门旧址文斗。斗完后“临筹”负责人之一王小平找他们谈话说：“你们自己是革命的，要挺得住。”
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大字报底片交王任重秘书。
8月25日，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中层以上干部继续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在草坪上、在阶梯教室。红卫兵们用皮带头抽打“劳改队”的干部，鲜血直流。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
校园里出现了大量的《“8·24”行动好的很！》、《就是“要红色恐怖”》、《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字报。
会上，一名“清华大学红卫兵”提出“24小时内解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交出袖章”，贺鹏飞等主席台上的人全部鼓掌。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唐伟、吴栋等要求见王任重，对“8·24事件”提出报告。王原来答应接见，后临时改派吕乃强接见，收下唐伟交上来的一部分材料。
8月26日，土建系给7班原右派复读生侯协兴被打后关在2号楼，不堪受辱跳楼自杀。
刘冰在《风雨岁月》中叙述：1966年8月24日晚上，大约九点钟，一些中学生红卫兵和清华大学贺鹏飞领导的红卫兵押着大批校系领导和机关干部强迫他们去拆二校门，不拆就用棍子打。他们用皮带疯狂地拍打，背不动也得背。一直折腾到凌晨以后，累得人们骨头快要散架了，许多同志累得走不动了。每个人都被他们打了。工会的刘泰同志说，那天夜里他连打带累回到办公室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在大礼堂西侧的阶梯教室，各系的总支书记、校党委各部正副部长，校行政各处的处长，都集中在这里，成行地跪在地上。
天将拂晓的时候，把我们先转移到了科学馆，后又到了生物馆让我们互相用棍子抽打。
蒯大富回忆说：空军参谋长梁璞中将的女儿一一师大女附中梁二同她们参加了。8月24号我还不认识她呢，过了几天我到师大女附中去的时候，才见到梁二同。
我问她：你当时怎么到我们学校来了？
她说：哼，你们学校都右派翻天了，那我们还不去啊！
在此之前清华的组织，都是非常松散的，包括八八串联会，包括后来的八九串联会。都是串联会嘛，你来就来，不来就拉倒，根本就不是什么组织，很松散的。8·24很厉害啊！8·24我在学校，我怕他们打，我躲在一个暗室里，他们找不着我。
他们中学生这支队伍是高干子弟，就是所谓的老兵派，这就是最早的红卫兵。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腰里系着一个皮带，穿着军装，拿着皮带啊，格打勿论，是真打啊！打死了很多人，就从那个8月19号开始约40天。没道理可讲，想打你就打你。开会时，你要发言先报出身，必须报，你是工人、农民、干部红五类的那些，你要是出身不好，你甭想讲话。他们就高人一等啊，他们是高级干部的孩子。
在我们清华，8·24之后整个校园都空了，整个大字报都没有了，全撕了，撕得光光的。就是前几天贴的那些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揭露的也非常浅，就是揭露个修养啊，在哪个地方的讲话和毛主席的意思不对什么的，当时都是很肤浅的，那至少恐怖了有一个星期都不止，就没有人敢贴大字报了。
就那以后清华就陷入低潮，有一个月。整整一个月以后我们成立了井冈山兵团。
唐伟在一篇文章中说：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八九红卫兵。很少提到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他们是文革中第一批跳出来的“革命小将”。比如清华大学的“8·24”事件，贺鹏飞是主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们在父辈的保护下将过错全部推到了蒯大富和“造反派”的身上。陆小宝的文章中提到过一些人，不少是作过恶的高干子弟，文革后一直身处高位。现在又有一批高干子弟成了改革开放成果的既得利益者。
后来有人揭发是请示过王任重的，是有复杂背景的政治斗争。
韩爱晶回忆说：十二校红卫兵随后就像旋风一样突然杀到北航来了！我在宿舍里，听外面是大队伍的脚步声、口号声。广播啊，通令啊！那个气氛啊很恐怖！我们北航红旗才成立四天，虽然有一千多人，都分散在各处，避开了。
戏剧性的是，他们撕反动大字报，撕到自己头上。撕出一张“炮轰……”，大字报里问：难道派工作组毛主席不知道吗？
第二天，说这张大字报是北航高干子弟红卫兵头头之一赖锐锐写的，矛头对准毛主席！
几个月之后，我们势力大了，公安局来抓赖锐锐进牢房。1967年夏天我们开全校大会批斗赖锐锐，还把他爸建材部长赖际发也拉来陪斗。
后来听说，建材部长赖际发是拥护毛主席的，那张大字报也不是赖锐锐写的。听说大字报大概是李井泉小孩写的，当时他们已知李井泉情况不妙，赖锐锐担心一旦李井泉（中共西南局书记）出问题他们承受不住这件事。赖锐锐就主动顶替，说这张大字报是他写的！
仗义吧！这也叫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中国人里有让人钦佩的灵魂！残酷的政治斗争，几个反复，人的品行就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