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蒯大富拉队伍，王光美、刘少奇忙检查
第一节 陈伯达的文革小组组长和蒯大富司令名分
韩爱晶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常委、政治局领导下的工作班子，后来实际替代了中央书记处，进而改组中央政治局，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对文化大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
回首文革，可以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只不过是个名义组长，江青是个主事、闹事的组长，而作决定、把关的实际组长是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中央新闻对外公布陈伯达是组长，他闹着不当，周恩来劝说之后，陈伯达才干，后来他生病。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专门发文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
陈伯达病好之后，再没主持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由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其他领导共同研究决定文化革命重大问题。包括给毛主席、林彪的重要报告，必须经过周恩来签字同意才行。如果成立之初就直接任命周恩来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对全国造反派的行为规范应该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干脆由他直接处理上下左右关系，也许周恩来还会轻松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恩来实际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8月18之后，从中央到社会，形势急骤变化。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热情被调动起来，千万年轻人勇敢地冲向政治舞台。从此，中华大地遍地都是红卫兵。
在北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司令部应运而生：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称为“一司”；9月5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称为“二司”；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称为“三司”。
清华大学唐伟领导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参加了“三司”，这个司令部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为首，掌握实权的灵魂人物是地质学院朱成昭。我当时没有队伍，朱成昭特别邀请我以个人名义参加，并要我参加三人核心组，三人核心组另一个人是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负责人宋远利。
朱成昭在地质学院领导的组织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966年8月17日成立。当时蒯大富是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由于他的个人影响比朱成昭大，社会上误传蒯大富是“三司司令”，客观上成为北京学生造反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核心人物聂树人有篇文章《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蒯大富的说法与聂树人文章中宋永毅采访朱成昭得到的回答相吻合。现引如下：
在《回首“文革”，“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一文中，金春明先生在“介绍”蒯大富时说：“五大领袖当中的另一位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又是影响很大的‘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的司令。”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金春明先生则是以讹传讹……
宋永毅曾采访过朱成昭，他的采访回忆发表时，朱成昭已经去世。据宋永毅对朱成昭的回忆：“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在采访中告诉笔者：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但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后来，朱又请蒯担任三司的副手，这便是蒯大富是三司‘蒯司令’的流传的由来。”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大会上，蒯大富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与会三千多名红卫兵宣读“誓词”。三司的成立大会，为什么要让蒯大富领读誓词？
在三司成立大会前一天（9月5日）召开的各成员组织负责人（都是第一把手参加）会议上，因“地质东方红”主要负责人朱成昭安排，蒯大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清楚地记得，朱成昭在会上说，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形势很严重，反工作队的蒯大富在清华大学还站不住脚，至今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借三司成立之机，表明我们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经过反复思考和协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让蒯大富在大会上领读“誓词”。由此决策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以什么身份来完成这一使命？协商一致的结果是。给他一个“三司负责人”的身份……
不争的事实是，“三司”成立大会开过之后，蒯大富就离开了“三司”。此后，他也没有在“三司”工作过一天……
据“地质东方红”红卫兵蔡新平回忆：在“地质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有一天，李讷找到“地质东方红”总部，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身份对我们说，要“地质东方红”大力支持一下蒯大富。是日夜里，我们就派出百余人，用汽车拉着纸笔墨和浆糊，见大字报就盖就写，很快，以“坚决支持蒯大富同志回清华闹革命”、批判工作队错误为主要内容的大标语就铺盖了清华大学校园。
蒯大富聊天时说过一个故事：当时三司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有一天来了两个人，说：我们想参加三司。
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她说：我叫郭兰英。
哇，把我吓了一大跳，郭兰英当时多大的名声啊，可她一点也不漂亮，显得又干又老的样子。郭兰英是最早的造反派呢！
她说：你们三司是最革命的，我们是受迫害的人。
我没敢答应他们参加，我说：我们是大学学生组织。
她强烈要求参加，我也没办法，就给她把名报上了。哦，她那个老公姓万，好像叫万千元，特别发家的一个名字。
笔者认为，说蒯大富没有在“三司”工作过一天，也不准确。蒯大富出名主要还是清华文革的特殊性，朱成昭帮助过蒯大富，但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蒯大富行事并不是靠三司，他也不在乎是不是三司司令这回事！
第二节 “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
蒯大富回忆说：张春桥看我独来独往，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朱成昭、韩爱晶也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他们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说：“我们支持你！”
那时候，讨论要成立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呢？在化学馆旁边的二宿舍，当时学生自习室里，刘刚在黑板上抄写了毛泽东的词《重上井冈山》。刘刚说，星火燎原从井冈山开始，就叫“井冈山红卫兵”。我和鲍长康、彭伟民等人都同意。我们定下了井冈山红卫兵的名称。外部组织叫井冈山战斗团。
1966年9月23日，我和鲍长康、彭伟民作为召集人，号召成立“井冈山红卫兵”。鲍长康是二把手、彭伟民是三把手，他们都是元老级的，非常坚定的“井冈山人”。九十年代后，彭伟民成了北京现代的老总。
1966年9月2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正式成立！提出的三大口号是：批工作组错误路线，批“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
我和贺鹏飞谈判，想到广播台去广播成立宣言。贺鹏飞反对我们成立“井冈山红卫兵”，不让广播。后来我们无线电系的一帮男孩就去冲广播台，冲啊，但是冲不过人家，又给打出来了。第二天贺鹏飞怕我们闹，就主动找我们说可以播。他当时也没有底气，他怕我们专门和他作对，就广播了我们的成立宣言。
后来我说，这样吧，“清华大学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轮流播，一家一个小时或一家半个小时。
当时朱成昭、韩爱晶支持我。我们成立“井冈山”的时候一百人还不到。他们地质“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早就队伍雄壮，北航“红旗”已有近两千人。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在大礼堂开成立大会，大礼堂座位一千四。朱成昭带着地质“东方红”战士，韩爱晶带领北航“红旗”战士来到礼堂，坐在会场上撑场面。还有一些外地来串联的，会场差不多也坐满了。
当时凡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包括“红五类”和职员，发展成为“井冈山”红卫兵；家庭出身不好的就参加“井冈山”战斗团，队伍就扩大了，出身不好的占很大的一批。因为本来学校出身不好的人太多了，大概是五分之三吧。
笔者认为：1966年9月2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正式成立时，蒯大富包容家庭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这一条说明在清华条件下蒯大富的宽容与随和的一面。
蒯大富提出的三大口号“批工作组错误路线”、“批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就有点偏差了。
批工作组错误路线，矛头向上，符合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清华大学红卫兵”矛头指向持不同意见的红卫兵组织，已有政策偏左的倾向；为“蒯式人物”平反，是应该做的，但突出一个“蒯”字，已有突出个人和小宗派的苗头。
俗话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以三大口号为指针，似乎为蒯大富后来失败埋下了种子。
韩爱晶说到清华井冈山与北航红旗：文革时我们北航和清华情况根本不同。清华蒯大富个人作用与影响很大，先有蒯大富出名后有井冈山兵团。而在北航，是先有北航红旗这个战斗集体，后有我这个勤务员。北航被工作组整得最厉害的学生是石兴国，他比我高一年级，比我冷静成熟。还有个同学叫曹伟康，瘦小文弱，他跟工作组斗争不屈不挠，让人非常佩服。1966年7月29号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北航持不同意见参加大会的就是石兴国和曹伟康两个学生。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戴上红卫兵袖章，接见百万群众。8月20日，我们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学成立了北航红旗战斗队。我们是由下而上，上下结合，当时各班各系红旗奋起，一成立就有一千多人。最早的北航红旗战士是屠海鹰、匡正方、张依立。在北航红旗正式成立之前，8月18日他们参加天安门大会后，就在市里买了红布，当晚张依立用黄线绣字，做了七个红旗袖章。屠海鹰、匡正方8月19号上午就戴上红旗袖章，党支部书记还对匡正方说：你拿下来，这是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
1966年8月19日，田东同学贴大字报公开号召成立北航红旗。许多班级的红旗自发组成，大字报区到处可见红旗符号，在没有总部的情况下北航基层已经遍地红旗招展。这种情况与蒯大富在清华成立井冈山完全不同。
北航学生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军人家庭，他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投身文化大革命。北航红旗战士出身几乎都是红五类。那些出身于市民或知识分子家庭就算差的了。因此血统论在北航红旗也有影响，这与清华也不同。
我们实行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班、系、院三级，一层一层选举。不像清华蒯大富当然就是井冈山的一把手，由他指派总部委员。
北航红旗每个系推举两个人到院里，加上教师和工人代表差不多20个人，形成核心。我只是这个核心成员之一。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一切活动都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发挥每个红旗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石兴国提议北航红旗的领导机构，不采用司令部制。实行勤务员制。各系红旗战士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一一系勤务员，由他们组成北航红旗院级领导机构“总勤务站”。勤务员只有分工，不分次序。北航红旗成立之初从法律程序上讲没有明确过常委也没有明确过一把手、二把手。但无论从影响上讲还是根据总勤务站实际情况，石兴国是主持全面的。我在校外、在国防科委门口负责那里的斗争。
直到1966年10月4号，我们北航红旗翻身了，又搞了一次普选，才产生五个常委：韩爱晶、井然（当时名：井冈山）、田东、仇北秦、杜玉荣，这时才明确我为一把手。但决定重大问题都要召开大会、小会、全体战士会，凡事少数服从多数。
后来，因我自身素质跟不上斗争要求，出了问题，愧对北航。
“勤务员”、“总勤务站”的名称后来被全国各地许多群众组织采用，始于北航，创造者是石兴国。
一次聚会，韩爱晶说：“1966年国庆节我已经上天安门城楼了。我们北航‘红旗’属于二司。那个二司当时是偏保守的，北航‘红旗’在里面是造反派。由于我们组织比较大，还是分给我们一张请柬，我代表北航‘红旗’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我们住进中南海，白天上了天安门城楼，晚上在中南海岸边看焰火。”
韩爱晶问蒯大富：“你当时身为三司三人核心组成员，怎么过的国庆？”
蒯大富说：“他们肯定搞鬼了，他们没给我请柬。”
韩爱晶又问：“当时社会上认为你是三司司令，就算是三司的副司令，竟然没有拿到上天安门的请柬？”
蒯大富说：“我是从清华拿的请柬，是贺鹏飞广播要我到的静斋。他说国庆有上观礼台的请柬，是贵宾台。说给我们清华有几张，几个组织平分，给了我两张。当时我们井冈山才成立一个星期，没多少人。贺鹏飞还是挺老实的，这就很不简单。我和彭伟民一起去的。”
蒯大富又说：“那肯定是三司那边陈爱莲搞的鬼，他们为了自己去，就把我的请柬给贪污了。”
这也说明蒯大富在三司没有实权，只是个名义司令。
第三节 韩爱晶厘清十万人大会前后重要史实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10月6号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在北京市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大会叫“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绞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的。地质周永章坐主席台。在工人体育场，坐满十万人。
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
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
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只是打个招呼。
大会最后有一个议程，就是带领全场十万人宣誓，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韩爱晶把稿子递到我手上对我说：“蒯大富，你来念吧。”
韩爱晶回忆说：
1966年9月18日到1966年10月6日这二十天，在北京社会层面上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此期间发生三件事，对当时社会上文化革命形势的转变发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件事是在沙滩“红楼”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红楼”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毛泽东当图书管理员工作的地方。现在应该可以看到重新恢复原样的李大钊办公室，还有毛泽东上班的陈列报刊的图书阅览室。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连续三天，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谢镗忠和毛主席女儿李讷等在沙滩“红楼”召开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这是一次少数派座谈会，是毛主席让开的，让大家反映一下北京市文化革命情况。
这是一次产生重要影响的座谈会，到会的都是受到工作组打击的学生，他们用事实说明受打击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朱成昭、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伍家穗等都发言反映情况。会后，中央文革把会议记录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很大。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把文化革命向前推进。
第二件事，这次座谈会产生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红旗》杂志10月1日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指出：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第三件事，1966年10月6日，北航“红旗”和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共同组织了一个十万人大会。当时“三司”主要负责人朱成昭派人和我们一起做组织工作，但他想不到会议开得那么隆重，那么成功。会议程序、发言、誓词、请中央领导等，这些环节，主要是我们北航“红旗”落实的。
准备工作只有几天，我、井然（文化革命时原名井冈山）和姜允珍同学在办公室起草发言稿、誓词等，五系张庆海等做了请柬，写明请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我们拿着请柬就打电话联系《解放军报》一个叫宋立彤的记者。他非常重视。他向《解放军报》领导汇报了我们开大会的事。宋立彤和《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开小车专门来北航听取我们关于召开十万人大会的情况汇报。他们满口答应，说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请中央首长。
10月6号，我和井然提前赶到工人体育场，北航“红旗”战士都安排在离主席台正面最近的位置。看着会场很快就坐满了十万人，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不安。高兴的是会场很热烈，大会基本可以成功啦！紧张的是，中央领导会不会来呢？
忽然掌声四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和张春桥等笑容满面，一边高举双手面向会场鼓掌，一边走到主席台坐下。
大会开始，北航“红旗”代表井然第一个发言，他那超宏亮的声音和充满革命豪情的发言，激起全场热烈掌声，周总理等频频微笑点头。后来陈伯达、江青只讲了几句话，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重点是周总理讲话。
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宣誓。会前准备好的誓词在我手上，我觉得井然代表北航“红旗”发言已经很成功啦，我再领誓，北航占得太多不好。蒯大富坐在我旁边。我一想，周总理虽然在清华给蒯大富平反，但他好像还是挺臭的，成立个“井冈山”还不到一百人。让他上去，批反动路线意义更大。我就把稿子递给蒯大富。我说：“誓词你来念吧！”蒯大富接过稿子就上前去了。
因为参加这个大会的人员，相当数量是外地来京的造反派，都以为是中央首长让三司司令蒯大富领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会在北京和全国造成极大影响，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红楼”座谈会、《红旗》十三期社论和体育场十万人大会，这三件事是密切相连的。从中央到地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冲垮与这三件事直接有关。但权威文献和一些个人回忆多有差错。
比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书中这样记载：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传》的编者把因果关系写颠倒了。他们写成了先有13期社论，后有座谈会。另外，会上蒯大富发言也比较婉转，谈不上攻击周恩来。因为当时被工作组整过的学生绝大部分还没得到平反，朱成昭和韩爱晶还分别带着队伍在静坐斗争。
再如清华大学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说：江青指名让蒯大富带领十万人宣誓，此举不仅为蒯大富彻底平了反，也同时确立了蒯大富在造反派中的特殊地位。
沈如槐的回忆写得很认真，但对这件事，他也是按传说写的。可以谅解。实际上根本不是江青让蒯大富领誓的！
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这篇社论的发表，以及1966年10月6日周恩来和江青等中央领导参加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这两件事，是北京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翻身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在全国范围真正掀起批判到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里程碑。
从此，蒯大富个人在清华大学校内的政治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也产生了特殊影响。
第四节 周恩来同意王光美做书面检查
1966年10月9日“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三个红卫兵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
晚上8点，400人在蒯大富率领下，进城去揪王光美，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当晚，周恩来、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清华一起去的八个组织的代表。
总理首先问学校各组织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多少人。同学们一一回答。
总理：你们几个组织同意？（指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之事）
同学答：七个，今天又来一个，八个。学校共十几个组织。
总理：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正准备检查。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
张：你们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她应该检查。（张即张春桥）
同学：不能压制我们的革命精神。
张：什么时候也不能压制，周总理昨天没有时间。
总理：我们讨论一下，王光美不去检查，不能当场检查，一去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牵扯到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你们总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三大前提：党中央领导、听毛主席的话、《十六条》。不能拿这个问题为难党中央，不能说毛主席也做不了主。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大革命，放手发动你们，动员你们来做。大民主、四大武器、六大自由，还有放假闹革命……
王光美写了书面检查，明天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提出意见，满意不满意。
同学：这与蒋南翔有关。
总理：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蒋南翔他接触的主要两个人，一是中宣部陆定一，一是前市委彭真。这里面比较接近彭真，后期与陆定一有矛盾。不要再往上追了。
张：我到北京第一次开会就和蒋南翔在一个组，他对陆定一说得多，对彭真调子越来越低。
同学：陶铸同志六月十五日说蒋南翔性质定了，王光美七月还说蒋南翔性质未定。
总理：这是个人的看法。斗蒋南翔也有各种看法。
同学：……
总理：大字报贴伯达同志在北大的讲话，那是主席叫去讲的。关于主席的文章，未公布的，我们不能纠正，纠正等于肯定了。明天换个书面形式检查，不通过再检查。
张：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问题是检查范畴问题，换个方式。人不去，给书面材料。大家满意不满意，可以座谈讨论，把意见给她，再检查。
总理：把她不能回答的问题就避开，不然要我们陪着，那更麻烦。背靠背可以避开一些问题。十一中全会后，各地为什么还很抵触，这是有个过程。你们现在大分化、大改组，浪潮一个一个的。经过十三期社论和十月六日大会，又大分化、大改组。毛主席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急，不是不革命……一个正确的路线，要在全国生根，要有个过程，毛主席一句话能解决，必须大家认识到生根才行。文化革命重点在文化机关中，也是逐步深入。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毛主席还在总结新的经验。你们认识也有个过程。
同学：完全相信党中央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我们学校看十三期社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要批判解决，清华必须联系到王光美。
张：她不在也可以批判，批判吴晗，就是不在场，三家村也是一样，其实换个翦伯赞也同样达到效果。批判三家村，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他们的东西在，他代表一个阶级。（总理：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直接攻击他个人的，别的学校就不必，我们的目的不是解决一个人，我们的目的是放在观点上。同样，对王光美也是一样，她能代表路线的要批判她的观点、思想、行动、作风，这样就能肃清影响，不妨碍批判。既然形成了个路线，全国各种表现形式差不多。
总理：陈独秀他不在时，我们还要批判，这样还更深，不会在人事上抓得多，要肃清反动的路线，长期坚持不改，就会变到敌对的地位。群众万人大会上问了几个怪问题，就会下不来台，我们有亲身经验。几十年斗争证明，斗争刹车总是主席刹车，是组织上、时间上，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还要。党内的事都说了。内部馆的问题那也不必。要贴我的大字报去贴。要你们认识到自觉地不出就行了……黑五类子弟，我们不同意这个名称，我们要改造他们，更何况子弟，他们不能形成一个阶级，不要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要两好，出身第一，还要有表现，最后归宿还有个表现好。
张：不点名还是一样发挥作用，书面往来。蒯大富他在群众大会上宣誓，大庭广聚上恢复了名誉……
总理：今天我们讲中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要注意影响。任何事情总是事实在先，认识在后，红卫兵就是毛主席及时抓住了……社论是经过调查才写成的……八月四号就不让王光美在清华活动。
张：你们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现在不要反过来，你们要注意团结犯错误的人。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以后犯错误的是你们。
总理：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他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
（同学谈到三个司令部）
总理：第三司令部我是最支持的……
1966年10月6日大会之后，周总理态度鲜明，公开表示支持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红卫兵。
1966年10月10日，也就是接见清华八个组织的代表之后第二天，周总理派人送来王光美书面检查。
王光美在书面检查中写道：
……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我们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路线。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民主、压制了不同意见，造成了白色恐怖、镇压了群众运动，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虽然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思想，实际在我的思想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多。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暴露出来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影响，常常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繁琐哲学也不少。因此，就不知不觉地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我决心带着我犯错误这个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教导，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保证一定按林彪同志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力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王光美（签字）1966年10月10日
1966年10月12日周恩来还对清华大学要王光美去该校参加批判会一事做如下批示：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
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周恩来
1966年10月12日
第五节 毛泽东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分别做了检讨。
刘少奇在检讨中说：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做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例如：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
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做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一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
……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刘少奇在检讨最后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邓小平也做了检查，他说：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
我这次犯了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有思想根源，也有作风根源……
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都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
没有跟好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关。长期高高在上，作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
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
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的请示和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总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工作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邓小平在检讨最后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在文化大革命滔天洪流面前，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也不得不像单纯的老百姓那样呼口号，喊四个伟大。
毛泽东讨嫌林彪造神那一套，可是林彪那一套却到处盛行！
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林彪根本不同，一方面他信用林彪，另一方面他对林彪造神是有警觉的，并且逐步采取措施扭转，但他低估了林彪两面派的手段，更没想到林家后来会要动枪动炮叛逃国外！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
“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又写道：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之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的语气就更不一样了：
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当时，工农兵和红卫兵青年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受到林彪造神的蛊惑，经常使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高指示”、“顶峰”一类的语言。可见造神运动的威力。
遗憾的是毛主席早在1966年7月份就明确指出，不要用这一类讨嫌的语言，后来又多次指出这个问题，可就是没有谁认真向人民传达。为什么呢？说相信人民，毛主席身边的高层领导人行动上为什么打折扣呢？
有些事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历史的悲剧就在这种谬误之中。
至于如何处理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的态度是逐步变化的。
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批语：
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到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还是批判保护的。
1966年10月24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做检讨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检讨的讨论情况。然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
毛泽东还说：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1966年10月25号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1967年1月有重大变化，1967年3月中旬下决心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亲笔修改戚本禹的文章，赞成文章提法，向全世界宣布：刘少奇，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持保护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