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张春桥授意批刘邓
第一节 蒯大富去上海、南京串联
1966年6月，全国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1966年8月，少数学生上访北京，开始流动；8月18日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涌往北京见毛主席。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红卫兵串联，乘坐火车、轮船、汽车免费，伙食、住宿补贴都由国家财政支出。学生首选之地当然是到北京见毛主席。这也完全与毛泽东的愿望一致。毛泽东说过，当年苏联年轻人见过列宁的太少。他先后8次接见1300万学生、红卫兵和群众。这位73岁的革命家有时带病接见红卫兵，把外地来的学生称为自己请来的客人。北京的机关学校都设立接待站，连中南海里也划出一个区域用于接待红卫兵。
此时，北京的大学生、中学生又从首都涌向各地。他们和当地学生、工人结合，发动民众贴大字报，揭发外地省市领导的阴暗面，召开大会，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喊出“炮轰”、“火烧”、“打倒”外地省市委的口号。
在九月份大串联高潮阶段，清华去各地串联人数达六七千之多。蒯大富当时只有21岁，自然也想奔到外地看看。
蒯大富自述：1966年11月我们去上海和南京串联。之前，天津造反派还来清华请我到天津参加过大会。
后来和我同去上海、南京的有刘刚、沈惠川等共六个人。我们11月中旬离开北京，火车上除了厕所，所有地方都挤满了人。还算幸运。我们带了很多文革印刷的中央首长讲话、小报和传单，送给乘务员，就把我们弄到乘务室去了，没怎么受罪。这样辗转到了南京，又坐上闷罐车，靠边放个马桶，用个帘子隔着。总共用了三天多才到上海。
我们找到上海市委大楼的时候，市委大楼里的人早就躲起来了。后来我们去到接待站，我一报姓名：“蒯大富。”“哇！”他们显得好害怕。好像是魔鬼来了。工作人员说：“我报告一下，我报告一下。”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回来了，上海市委的人要我们过去，说：“蒯大富同志，我们上海人民欢迎你们来，你们有什么要求？跟我们提出来。”
我就说我们一共来了六个人，三个男的三个女的，给我们两间住的地方，另外呢，再借给我们两辆自行车，我们想出去看看大字报。再借两百块钱。
回答说：“没问题，没问题。”他们满口答应。没想到他们把我们安排到上海新亚饭店去住。我长那么大还没住过饭店呢，也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饭店。饭店很小心，还是按照接待红卫兵的方式。把那个席梦思床撤走了，铺了毯子，跟打地铺似的，高级地铺。我们就住在那。然后给我们送过来两辆旧自行车。我们就开始在上海市内串联了。我们基本上还是坐公共汽车，上海的公共汽车特别发达，两分钟，有时一分钟一趟，上公共汽车走就行了。
每天在街头吃阳春面。此时，我们对上海没什么了解，真想好好学习。我们去了上海几个知名的大学，在复旦大学见过安文江。在同济大学转了一圈，见了陈敢峰和劳元一。那个劳元一非常有领导气质，是个干部子弟，一看就和农村出来的不一样。整个的面目和眼神都不一样，我们和他一比的话就自惭形秽，总觉得这家伙，我们怎么就没出生在这种家庭啊，特羡慕他。他的那个气魄非常大，指挥若定，千军万马不在话下，好像天生就是指挥官似的。劳元一后来还到北京串联了。劳元一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上海红革会负责人；陈敢峰是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后来担任过同济大学革委会主任、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看了大学之后，总体感觉不行。老是讲上海工人多嘛，觉得还是要和工人阶级接触。我们就到上海求新造船厂劳动，去打毛刺。那工件上面有很多锈，把那个铁锈打掉以后再涂漆。干了一个星期，非常受欢迎，当时整个社会非常和谐，干活不会想到钱，学生到工人家吃啊、住啊也不提钱。
这时聂元梓也到上海了，她带着周立群，是彭伟民的女友。聂元梓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北京大学文革主任，参加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我才只有点名气。
我们还在文化广场参加过两次大会，是同济大学“东方红”组织的。聂元梓也参加了，她坐在主席台上。我们在底下人群里看。两次大会都是批上海市委反动路线，第二次还把曹荻秋弄出来了，也还很客气，没怎么着他，只是喊口号：炮轰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
聂元梓在会上发言：“不把上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我们就不回北京了！”这话我记得特别清楚。
这个期间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为了报纸的事情，市委要发，工人不同意发，反正当时闹得挺厉害的。我们去了现场，人多得挤不进去。
那时候王洪文也在，但还不出名，出名的是潘国平。王洪文还是副手。潘国平倒了以后王洪文才出名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些人，我们也没和他们打交道。
在上海呆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去南京了。江渭清是省委书记，惠浴宇是省长。当天晚上就见到江渭清，是我要求见江渭清的。他们派了一辆车，我和刘刚、沈惠川几个人，一车挤挤的。
当时一个副省长给打倒了。江渭清说站在毛主席、党中央一边，表示自己支持造反派。江渭清就讲他文革前和刘少奇的矛盾。
在南京参加了批彭冲的会，彭冲是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他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当时的口号已经是喊打倒彭冲了。这是1966年12月9号，叫“12·9”行动。
会议是南京大学文凤来他们组织召开的，有南大的“8·27”、南京工学院的。我的同学全是造反派，就是我的家乡我们那个大队的，当时我们大队在南京大学一个、南京工学院一个。文凤来对我非常敬重。非要我上台，因为当时我怕丢丑，总觉得自己好像上不了台面。他们非常热心，上去就介绍了：“我们热烈欢迎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蒯大富同志发言！”哇！那台下就疯狂地鼓掌，八九万人啦。在五台山体育场。那个时候再不上去那就不行了。
我说：“我们到南京来，看到南京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要向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学习，向你们致敬！我们代表北京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你们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我们团结在一起！北京、南京一条心！”就是这样的一些话。也跟着他们喊口号，“炮轰江苏省委！炮轰江渭清！打倒彭冲！”这三个口号。
然后就走不掉了，就好像现在的那些小孩追明星一样，密密麻麻包围、签字、签字，用那个毛主席语录凑过来，我哪敢签啦，我说我和你们一样，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什么也不是，我说什么也不敢签字，后来就真没签。这时候他们纠察队上来了，硬把那些人隔开，因为他们把我包围在中间，然后开过来一辆吉普车，把我塞到吉普车里就走了，不然的话还真走不掉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那么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
我这次出来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北京没啥事情可做，我觉得自己是个学生，想去串联，也想去上海看看嘛。
后来听说江青批评了。那时候也没有BB机，也没有手机，他们根本通知不到我，我在上海、南京他们也不知道。江青把潘剑虹他们叫过去，说：“北京这么紧张！蒯大富怎么走啦？”
这次串联到上海和南京前后大概呆了有二十多天。如果我不趁串联的机会跑出去看看，过后就很难有空去外地了。
蒯大富觉得在北京没什么事，赶紧趁串联的机会跑出去看看。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有这种想法很自然。但社会政治生活异常复杂和残酷。恰恰在蒯大富去上海南京串联的二十多天，北京的政治斗争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一时很难分辨。
仅从《清华文革大事日志》就可以看到：
1966年11月15日，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在清华贴出《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矛头直指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
11月21日，北京八中红卫兵724战斗组贴出《坚决抵制第三司令部蒯式领导人物的错误路线》大字报。
11月30日，北京林学院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大标语，署名是（林学院）红卫战斗团永向党红卫兵李洪山。
自12月2日开始，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军，先后贴出大字报《一问》、《二问》、《三问》、《也问中央文革》，矛头直指中央文革。
北京钢院红色风暴贴出《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
林学院129、永向党在天安门观礼台贴出《中央文革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2月5日，首都七院校联合行动纵队、井冈山红卫兵战斗队提出：“坚决把以戚本禹、关锋为代表的新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戚本禹、关锋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发起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宣称：“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才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小将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
12月6日，林学院李洪山炮轰中央文革，并写《彻底批判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
清华大学物807易振亚与王义惠炮轰林彪，认为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中央文革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大清洗、排斥异己运动，矛头直指毛主席。
12月7日，在清华新水利馆西墙上出现一条大标语：《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署名清华大学红卫兵照妖镜。
12月8日晚上，林学院李洪山再次贴出大字报《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一一陈伯达同志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是篇大毒草》。
12月9日，周总理讲话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绝不能以任何形式来反对中央文革。”
捍卫《十六条》战士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以时传祥、张百发等人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开会，会上有人喊出“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等口号。
12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贴出《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二一一要急刹车，急转弯吗？且慢！》和《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一一是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错误还是推行谭力夫讲话的错误？》
12月11日，物理系刘中桓、杨川昭贴出《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说：“伊林，涤西两同志发布《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这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贴出《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大字报，说要“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我们的质疑”。
12月1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其中讲：陈伯达同志在9月25日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晚上，昨天的辩论会继续举行……一张递条揭发大毒草《周总理，你这是干什么》是陆定一之子陆德写的。
12月16日，联动挑动了几千人包围公安部，殴打公安部丁副部长。公安部当场逮捕17人，继而逮捕北航八一纵队赖锐锐、林院李洪山、北大井冈山乔兼武、体院刘杰、师大“黑牛”等人。同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出席了《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并分别讲了话。江青讲：“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
韩爱晶回忆说：
这一个多月里，对北京发生的情况我很迷茫。我当时20周岁，那真是搞不清楚，用“错综复杂、高深莫测”来表述最恰当。搞不清怎么回事，而且事情还找上门来，自己根本不具备识别能力和应对能力。身边险象环生，首先是反林彪的事差点把我和北航红旗牵连进去，有个别红旗战士介入国际红卫军，还和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来往，认为林彪是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野心家！还和我们北航红旗常委田东同学一起去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证实林彪问题。我们北航红旗对周荣鑫特别好感，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他是周总理身边的人，又怎么会被打倒了呢？另外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和清华附中的骆小海等人在我心中地位一直很高，尤其是对彭小蒙。我没见过她。但是先有北大附中“红旗”，后有北航“红旗”啊。听说他们有一些变化，具体情况不清楚。后来地质学院朱成昭又出了事，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啊！在行动中，最后还是我对毛主席的忠诚起主导作用。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毛主席说反对中央文革是反革命。那我们就站在中央文革小组这一边，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们太单纯太天真了！毛主席后来多次指出“要跟正确路线！”参加革命的同志要记取这些惨痛的教训，怎么才能跟对正确路线呢？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提高水平！
开始的时候江青讲话很宽容，她在大会堂接见学生时，谈到伊林、涤西给林彪的公开信，江青说：看来他们是读了很多书的，你们要能讲道理把他批驳倒嘛！
1966年12月反对中央文革的学生越闹越凶，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采用的武器也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符合宪法，符合《十六条》。经毛主席同意谢富治动用专政手段，逮捕了一批人。这种做法是形势所迫，这是在尖锐对立情况下毛主席的无奈之举。当时大字报上传抄的毛主席讲话里有这样一句话：“反对中央文革还不是反革命！”
1967年1月9日，上海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发布紧急通告指出：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
对这个紧急通告的内容，后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去贺电加以肯定。
1967年1月13日，《中发[67]1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下发。后来称《公安六条》。
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实际上，现在回头再看，1966年年底出现的情况，是1966年6月1日广播聂元梓、杨克明大字报半年来，全国政治斗争形成的各种矛盾的一个集中爆发，是毛主席用这种方法搞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必然反映。
各级党委冲垮了，批判工作组又涉及一大批地方和军队的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人想不通，甚至抵触、反抗。他们的子弟就是第一批中学红卫兵和第二批干部子弟红卫兵。在红八月他们把斗争矛头对准大街上的四旧，对准城里资本家、民主人士、学术权威，对准出身不好的人，制造红色恐怖！
但这些行动不能改变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毛泽东要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10月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明确支持第三批红卫兵，大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反路线！
于是引起对林彪不满、对中央文革不满，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大清洗、排斥异己运动，矛头直指毛主席。
于是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口号。
于是成立“联动”，冲击公安部！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指出：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
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距今已有四十年，我看这个问题也没搞清楚。还要冷静讨论，为了后代，我倾向于摆真相，先搞学术讨论，讨论透！
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民主权利应该如何体现呢？按照宪法和《十六条》，当时应当允许学生和民众自由发表意见，包括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的意见，允许学生和民众各抒己见。可是，当时如果真这样充分民主，情况会如何呢？恐怕当时就没法控制了。可见很矛盾，左右为难。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斗争矛头对准各级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基础，他们是从1921年建党、十年土地革命、抗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积累的干部队伍！他们为中国革命做过贡献！
毛主席想让他们不变质，不要重新变成压迫人民的老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革命！的确很难搞！
在北京出现这样复杂斗争的时候，江青把潘剑虹他们叫过去，说：“北京这么紧张！蒯大富怎么走啦？”其含义可见。江青要清华几派联合起来。她需要北京学生造反派壮大起来。
1966年12月17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江青在讲话中说：我希望你们这些革命的战友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小将们，要作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求同存异，把组织壮大起来……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好好讨论一下。
12月18日，清华大学八·八总部许多战斗组串联起来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强烈要求全校革命派大联合，三总部合并。这三个总部当时在清华是力量最大的，即唐伟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刘泉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以及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第二节 张春桥约见蒯大富
就在江青希望造反派壮大起来的时候，张春桥约蒯大富单独见面，布置他集中力量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据王力讲，张春桥找蒯大富是毛泽东的意思。
1966年、1967年，毛泽东也还没有疏远江青，只要有时间，当时江青几乎每天去看望毛泽东。
江青提出壮大造反派，张春桥示意把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这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想法。
蒯大富回忆说：我从上海回到清华几天，12月18号后总机转电话说中央首长来电话。接电话后得知是一个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来的电话。他说：“你是蒯大富吗？”
我说：“是啊。”
他说：“你到中南海西门去，那地方有人要见你。”
我想这肯定是什么首长要接见了。于是我就叫了一辆车到中南海西门去了。在中南海西门的时候被一个卫兵挡住了，不让进。我正在和那个卫兵交涉呢，从中南海里面开出了一辆小轿车。张春桥穿着军大衣，他看见我站在门口，就朝我招手，说：“让他进来，让他进来。”
那卫兵一看是首长答应了，就让我进去了。张春桥走过来和我握握手，把我带到旁边的值班室。值班室有两个开间，外面一个明间，里面还有一间，他就进到套间里面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里面有暖气还有沙发。张春桥坐到单人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沙发上。张春桥就说：“去上海串联回来了？”
我说：“是。”
他问：“怎么样？”
我就给他讲了些情况，那时候一月风暴还没有起来呢，但是有围攻《文汇报》的事件。多少万人围攻《文汇报》，工总司王洪文还有学生围攻《文汇报》，我说上海的工人都起来了。我就正好是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在那儿。
他又问：“清华现在运动怎么样？”我就说清华现在分为三派。马上就要联合了，我们商量好了。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张春桥单独谈话，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就问对群众运动有什么指示，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我立刻明白了，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那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嘛。中央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至今没有投降，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半途而废。这基本上是原话，后来我上法庭作证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
听张春桥说这段话，当时我心里热血沸腾，等于是特别机密大臣来交给一个御林军最光荣、最高尚的任务。这本身的那种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啊，所以我特得意。
我理解的是中央布置我们打倒刘少奇。那我打倒刘少奇的积极性就很高的嘛！他不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直接迫害到我，那么坏。
后来，大概是1990年，我去北京见到王力，他告诉我，张春桥1966年12月见我是毛主席的意思。
我见张春桥以后回到清华大学就动员和组织反刘少奇的行动。12月19日上午，我们“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唐伟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和刘泉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响应江青号召，联合起来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后来我听他们讲，是周恩来找他们谈了，要他们同意联合也同意用井冈山的名字。
笔者就此咨询唐伟先生，他说周恩来没找他们谈过这个事，当时主要还是根据江青的意见搞三总部联合。
1966年12月19日清华《井冈山报》刊登有三总部联合声明：“为反击这一小撮敌人的最后挣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坚决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一切革命派团结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这与唐伟所说相符。
当天晚上，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宋琼等接见了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和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张春桥首先问各校抓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以及群众的反映，到会的各单位代表作了汇报。
会上，有清华的同学说：把刘涛、贺鹏飞看住了，不许他们乱跑。
江青说：你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你们这些人就怕认真做思想工作。刘涛的工作可以做，贺鹏飞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儿子的难做。争取过来，让他们揭发问题，也有利于做他们老子的工作。刘涛不是王光美生的，不是死心塌地跟她走的，不是不可以争取的。跟她讲，不要让她往家里跑，让她跟同学们住在一起。你们跟她说：“我们帮助你，你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家里划清界限，如果跑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你们要问一问她，看她要不要革命，如果要革命的话，就跟你们一块儿去！如果真的革命的话，就留在学校里，让她揭发王光美的罪恶。贺鹏飞也让他揭，他揭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贺鹏飞。你们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在学校里呆得很好，请放心，我们帮助他。贺鹏飞在家里惯得太厉害了，过去根本就没有学习什么主席著作。他在学校里，你们好好帮助他，如果能学习进一些毛主席著作的话，就很好了。你们要帮助贺鹏飞，让他自己向家里打电话。帮助他，改造他。你们红卫兵不是要扣下他不理他。我看你们就怕做思想工作。贺鹏飞过去搞了些幕后活动，现在要帮他，做思想工作。你们把贺鹏飞的工作做好了，就很了不起了。如果你们实在不听，要那样做，犯了错误，你们负责。
有人问：什么样的人可以抓？
戚本禹回答：贴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大字报的可以抓。贴江青同志大字报的要分析，如果是恶意攻击的可以抓。贴关锋、戚本禹大字报的不能抓。像贴一问、二问、三问中央文革的不能抓。凡是行凶、动武的可以抓。
江青说：最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后来到刘少奇手里，就被歪曲了。刘少奇的老婆是个大资本家，真不得了。
有一司的人递条子：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同志去制止。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6年12月19日晚上，井冈山兵团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会上陈育延宣读了《井冈山兵团决议001号》：
1、坚决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要求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华做检查，向革命群众认罪。
2、对于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一小撮反革命走狗狠狠打击、坚决镇压。
3、凡串联起来炮打中央文革的一律为反党宗派活动，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黑纲领、黑活动，彻底揭发，改变立场，只要你们彻底揭发，就不算在我们的打击对象之内。
4、尤其是刘涛、贺鹏飞、刘菊芬、李黎风、乔宗淮、马楠，阎胜义、孙炬、严晓东、周淮新等，必须彻底揭发，坦白交代，否则就实行专政！
5、号召全校革命的师生员工奋起击退反革命妖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进攻。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毛主席！
井冈山兵团1966年12月18日
会上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宣布解散，加入井冈山兵团。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当场烧毁红卫兵总部大印。一个清华大学红卫兵当众把清华大学红卫兵证件撕得粉碎，申请加入井冈山兵团，并呼吁“我们应该向真理投降”。
蒯大富还传达了江青的话：支持揪王光美回校，把薄一波也揪回来，哪有那么多病啊！蒯大富还带领全体战士宣誓。
晚上以天安门纵队为主，并有打落水狗等13个战斗小组百余人进城去张贴标语及大字报：《刘少奇从党中央中滚出去》、《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镇压联动，打倒刘邓，炮轰贺龙》。
12月21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筹委会宣告成立。成员由原三总部协商产生。名单如下：蒯大富、陈育延、唐伟、刘泉、鲍长康、宁奎喜、夏纪辰、韩福强、刘才堂、朱德明、李宝余、王良生、许胜利（许征强）、张云辉、孙怒涛、郭西安、崔兆喜、魏戍源、邵凯胜、潘剑宏共20人，并宣布《井冈山兵团干部罢免条例》。
笔者咨询唐伟，他说蒯大富公布的上述总部成员名单与三总部商定的人员严重不符。蒯大富独自做主改换人员，这是几天后他和朱德明、许胜利辞职的主要原因。
蒯大富回忆：
我提出，“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奠基的第一仗就是全校出动，到天安门广场宣传打倒刘少奇，我当时讲的道理基本上就是报纸上的道理，刘少奇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他现在做了检查，但不深刻，全国造反派还是处在被整的状态，我们必须马上把他们在北京的后台搞臭。
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张春桥和我的讲话。但是呢，唐伟他们反对。我和唐伟发生分歧，唐伟他们说这会不会打乱中央的部署。当时唐伟就出来说：“他毕竟是国家主席，总理也有话。这个事情是不是等一等，等请示了总理再说。”
因为9月26号周总理在怀仁堂接见三司负责人，三司代表唐伟也场。我说这个我们不必要等，我们这是群众要求嘛，也不一定非要得到中央指示，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不一定就会实现，但起码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唐伟这时候也形不成有效的反对势力，就通过了。
12月24日唐伟、朱德明、许胜利三人贴出《辞职书》，声称“常常跟不上形势，对总部的一些行动很不理解”，“自行退出总部筹委会”。有群众指出总部成立第五天就退出是搞分裂。
下午，在礼堂唐伟等人发起“向何处去”串联会，和总部唱对台戏，抵制“12·25”行动。有人号召“阿斗”们起来造反，唐伟讲“宁肯当右派，也不作阿斗”。
第三节 天安门大宣传刘涛检讨引起轰动
蒯大富回忆说：本来是1966年12月24日去天安门的，由于唐伟他们反对就延迟了一天。25号那天早上五点多，所有的人都集合。就从清华园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去，走了三、四个小时，然后就分头到天安门、王府井、西单、大栅栏，到处就去刷标语，把在家里准备好的大字报贴出来。还有广播车，连续搞了好多天，一直搞到元旦去了。
当时我们是第一个搞这么大规模群众街头活动，提打倒刘少奇。他是国家主席啊，这影响还是很大的。
1967年《井冈山报》第11号通讯详细报导了这次大行动过程。
12月25日，东方欲晓，寒风凛冽，广播喇叭传出宏亮有力的歌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五千余名井冈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冒着严寒，从四面八方涌向西大操场，顿时人山人海，红旗飘扬，迅速地集合好了。
一边走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发传单，不断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井冈山兵团五路大军胜利会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简短的集合，就兵分五路，分别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和菜市口进行广泛的宣传。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向毛主席投降，就让他灭亡！”、“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以宣传栏的形式，张贴在大街小巷。
在王府井房管局工作的一些少数派工人，纷纷索取关于批评刘、邓的传单，回去准备翻印，表示要在工人中间把刘、邓反动路线批倒、批臭。湖北来京的十六位革命职工，听到我们行动的消息，立刻连夜采取行动，赶制大标语，第二天一早就参加了我们的宣传队伍。一位来自黑龙江的红卫兵小将对井冈山战士说：你们的广播太好了，请你们把宣传材料给我们一份，让我们回去大力宣传，把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在我们家乡搞臭。
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石油大庆公社、新北大红卫兵、第一轻工业部的革命职工、林业部的革命职工等十几个兄弟单位，送来了一桶桶浆糊，开来了一辆辆宣传车，也投入了战斗。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工人、社员、解放军战士都积极主动地帮助张贴大字报、刷标语。虎坊桥有一位妇女和一位老太太，主动地烧开水帮助融化已冻成冰块的浆糊。在一个工厂的门口，工人同志帮助贴大字报，并主动要求贴到厂里去。在王府井首都红卫兵造反委员会广播站的革命小将，一早起来，没顾上吃饭，就帮助安装喇叭，三番五次冒着寒风爬到四、五层楼的顶上去接线、修理。不少同志忙到下午一点才吃饭，以后他们还代看机器，从早晨八点到下午六点，一直不休息。
井冈山兵团的这次革命行动，激起了那些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混蛋们的无比恐慌和仇恨，一个歹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趁着散发传单时秩序混乱，用匕首刺伤了我兵团战士方雁生同志，殷红的血浸透了棉衣。另一批暴徒，趁着兵团大队进城宣传之机，偷袭了几个战斗小组，抢走各种宣传工具以及衣裳等物。
蒯大富回忆说：
12月27号我找到贺鹏飞和刘涛做工作。找刘涛做工作时，刘涛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啊！”我说：“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定了刘少奇是全国最大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反革命，你是共产党员，要跟着毛主席，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要站在党的一边、人民的一边，和我们一起同刘少奇作斗争。”
刘涛还是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说：“我爸爸拥护毛主席，可能犯错误了，但肯定不是反革命。”
我说：“这个不是你说了算，这是党中央说了算，现在这报纸上天天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希望你表个态。江青同志也见了你，我们对你的态度也是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可以革命，希望你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坚决站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欢迎你！”
最后她的表态就是：“我坚决站到你们这边来，和我的父亲划清界限。”立刻，我第二天，28号就安排了刘涛做大会检查。
一开始是我主持会议，我就表了一个态，我说刘涛同志准备揭发刘少奇，我们非常欢迎她！下面就是让刘涛同志自己谈。
刘涛在会上一连讲了4个小时，这4个小时啊，我们全录音了，录音之后立刻就翻盘了，翻盘之后就拿到天安门、西单、王府井去放。不管怎么着刘涛当时的这个检查对刘少奇是重大的打击，影响很大。
天安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这几个地方一闹，北京城还有哪个地方不知道的？全知道“清华井冈山兵团”打倒刘少奇了。这就是我们特得意的第一功，打倒刘少奇的第一功。
我们当时动用的是广播车，大喇叭一遍遍广播国家主席刘少奇女儿刘涛的检查，太震撼太刺激了！爆炸了！天安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等繁华地段万众停立，翘首细听。
那个放的影响就太大了。在王府井大街，我看到的那个场面到现在都难以忘怀啊！如果有摄像机把那个场面摄下来那绝对壮观。一眼望不到边的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啊，而且还特别安静。你别说车，就是人，一个都走不动，大家都停在那不动，听刘涛的检查，一直到那个一点也听不见的地方才没人了，只要能够听到一点声音他就要停下来听。广播车只要到了哪儿，把那整条街啊围得水泄不通，就只是听，没人说话，就听刘涛的检查。
你想，假如说现在，突然在北京大街上广播国家主席子女揭发父母的稿件，那得多少人听啊。刘少奇地位多高啊，国家主席！
那个时候的武器就是广播车，那个杀伤力太大了。如果现在去采访北京的老人，他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事情，而且不是一般的知道，那印象太深刻了。
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大街上都没人了，只要广播车一响，四面八方的人就骑自行车又赶过来听，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听！
1966年12月31日《井冈山报》登出刘涛《我的初步检查一一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刘涛检查说：“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二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
“……著名的‘6·24事件’是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群众的序幕……‘6·24事件’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阴谋的。‘6·24’大会是经过了紧张的布置。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叶林把我们几个文革主要负责人找了去，讲了有‘七股歪风邪气’……后来我听说工物系同学跟蒯大富辩论，实际上也是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主意。后来工作组又匆忙地把我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
“……六月二十七日大会上贺鹏飞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让王光美修改过的。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1）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2）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3）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七月五日她又讲要利用蒯大富这个活靶子。七月七日在第二次批判蒯大富预演会后她说：‘这次大会的发言比27日提高了不少，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正相反）。低班同学热情高，受蒯大富的骗不少’，并且具体布置了如何搞好这次批判会，每个人发言应如何讲，如何上纲，都布置的详详细细。发言安排中要‘驳蒯大富上告中央，对他要审查清楚，发言要有把握。绝食，就是反革命行为’。还要交待政策，‘或者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或者就是死路一条’。
“……在蒯大富同志绝食以后，李雪峰听到以后说：‘这是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于是七月八日会上就剥夺了蒯大富同学的发言权。
“……七月九日以后，就开始准备斗王铁成同学的大会。
“……七月十二日斗王铁成的大会上，叶林的发言也是王光美看过并加以修改的。
“……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联，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
“……我讲一讲王任重及我们自己的情况。八月四日贺鹏飞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给王任重看过的。当时有批示，王任重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八·七’建议的精神，据贺鹏飞说，是王任重指示的。
“……八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在学校写了八月二十一日的那张大字报草稿。写好了以后，我还要给刘少奇写张大字报，但觉得要请示一下上级，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任重……后来我把大字报改了改，就交给王任重，他看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给刘少奇的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他授意写的……为了迷惑群众，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们的大字报：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
第四节 28团与三纵队
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有两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发挥着极为特殊的作用，这就是28团与三纵队。这两股政治力量基本是在三大组织合并为《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前后形成的。
1966年12月24日，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第五天，唐伟、朱德明、许胜利二人贴出《辞职书》并宣布自行退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筹委会。有的群众指出他们是搞分裂。
12月24日当天，“第一星火”、“烈火”、“打落水狗”等战斗组串联成立了“井冈山兵团28团”，随后“八一”、“雄关漫道”、“第一红岩”等很多战斗小组表示支持，并参加了“井冈山兵团28团”，首脑人物有臧令瑜、李白茂、孙耘、吴文忠等人。
28团的名称是沿用红军时期林彪曾担任过团长的、支持毛泽东的一支部队的名称。
“井冈山兵团28团”是12月25日去天安门宣传打倒刘少奇大行动的积极分子。“12·25”以后，井冈山兵团在城内保持了强大的广播网，继续宣传打倒刘邓，一些战斗组始终参加了宣传和对外联络的工作。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里，支持蒯大富的28团和其他一些持相同观点的组织，在校园斗争中协同作战，被说成是蒯大富的嫡系部队。在清华大学，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团派”。
与“井冈山兵团28团”针锋相对的是“三纵队”，即以唐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纵队”、沈如槐为首的“八·八纵队”、陈楚三为首的“东方红纵队”。
后来，围绕智擒王光美和反康生、干部问题以及评价17年等等一系列问题，“井冈山兵团28团”与“三纵队”之间都存在分歧，双方持续不断进行斗争，矛盾越来越激化。
最后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可以说28团和三纵队就是团派与414的前身，这是理解清华文革的重要线索。
蒯大富在北京街头连续几天搞大行动，打了漂亮仗！遗憾的是三总部合并后，蒯大富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校、系、班组织也不严密，没有一个民主统一的领导和决策系统。蒯大富先天不足！他几乎就是靠单打独斗起家的，缺乏团结其他头头、组织队伍、应对分歧的能力。
12月26日“向何处去”串联会上午继续开会。唐伟发言，肯定“12·25行动”好得很，但认为总部原来的动机是错误的，并提出下一步口号：“抓三临、揪后台、解放八·九，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
第五节 江青慰问而周恩来批评
在蒯大富搞天安门大行动之际，江青和戚本禹接见群众代表讲话时，公开表示支持揪斗王光美和搞刘少奇，这与张春桥的态度是一致的。
1966年12月27日，关于阶级斗争形势，江青先后讲了三次“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定……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个认识过程……王光美很不老实，她去印尼之前曾找过我……这次一看电影（指刘少奇访印尼纪录片），她又戴了（项链）。电影为什么不放啊！到清华去放一下。”
江青责成刘志坚：“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那是一株大毒草！要全国放。清华要揪王光美，我支持！”
蒯大富、陈育延问戚本禹：“刘涛揭发刘少奇可以不可以？中央同意不同意？”戚说：“刘涛可以揭发她老子，大字报可以贴到中南海。让能进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让刘涛他们去贴。抄好大字报，贴到外面，他看不到。贴到他家里去，让他看。”
之后，蒯大富传达了27日晚江青的指示：红卫兵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学习“老三篇”等。江青否认说过“搞刘邓不合适，不策略”的话，并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胜负未定，王光美态度极不老实。
王小平贴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是怎样出来的？一一王任重和刘少奇的关系》。电机系802支队贴出关于陶铸的大字报，揭露陶铸的罪行。
1966年12月30日，也就是在“12·25”行动4天以后，江青就带着王力、关锋和姚文元专门到清华去看望蒯大富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这就反映了江青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一一非常满意。
蒯大富回忆说：12月30日突然通知说首长要来学校看看，我们就开始布置了，立刻就把西大操场的讲台拉起了，特冷啊，冬天，都裹着大衣。
我们先把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接到静斋一个比较高级的地方，江青先和我们进行了座谈。江青又让我把刘涛、贺鹏飞、李黎风他们全部叫来，就在他们来之前，江青特别叮嘱我：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可以革命，不要为难他们。江青说：“刘少奇的问题早就定了，现在不解决，是因为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我就广播请刘涛和贺鹏飞到静斋来。他们很快到了，见江青叫江阿姨。江青让我出去了。
5时半，江青和他们谈话后就到西大操场与群众见面，师生员工涌向西大操场。
在响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等走上了主席台。江青讲话中说：“为什么以前不来，是因为以前中央有一条纪律，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来清华。现在当然取消了。”
王力讲：“现在大家都回来了，究竟干什么呢？……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力提议：“在经过这一段斗争以后，同志们很好地进行一次总结，把自己提高一下，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这一篇文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篇文章，再学习‘老三篇’这三篇和《学习与时局》这几篇，再加上最近前些时候，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我们大张旗鼓宣传打倒刘少奇、1967年元旦将至之时，江青带王力、关锋、姚文元来看望我们是对我们大行动的肯定与支持。
因为江青有交代，所以我在清华就没有为难过高干子弟，除了陆德，我把他抓起来了。陆德是陆定一的儿子，他写匿名信。其实他已经写过一、两次了。发现那个匿名信也是从清华发的。城里的邮箱那么多，我们派人埋伏，看看到底是谁。
冬天啊，很冷，穿着大衣守着，守了好几天没守着，终于有一夜他出来了，左看右看，鬼鬼祟祟地就把那信往邮筒里一塞，哗啦他们几个就出来了。他当时也知道打不过他们也没跑，当场就被摁住抓走了。
陆德在信里说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林彪怎么怎么坏，江青怎么怎么坏，类似这样的话。你想这还得了，谢富治一分钟都没有犹豫，百分百地把他逮了，何况他爸爸还是黑帮，彭、罗、陆、杨嘛，你想他跑得了吗？
就在蒯大富带领六千学生在天安门搞大行动之后，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贸系统大会上对清华同学说，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周恩来说：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谈几件事。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她回答问题嘛！
问：他不回答呢？
周：这个事我可以辨嘛！你们把提纲交给我好不好？
要求：我们要她揭发刘少奇！
周：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了，就是命令她揭发了，你们可以看她的检查和解答的问题嘛！当然，你们会区别真假。另外，你们可以找叶林、刘涛嘛！叶林是组长，工作组有什么问题都通过他，刘涛也知道，另外贺鹏飞也知道一些，李黎风也了解一点。再远一点，乔宗淮、孙炬也知道一点，你们可以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让他们说真话嘛？
再有一个，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只好回答说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这样提法，性质就变了。
问：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
周：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嘛！你们提的口号要恰当，你们在学校里怎么提都行，我不管。在外面，我一看这些口号就知道是左派同学干的，所以今天给你们说一下。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一种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回来后还是先让他在经委检查，然后再到清华来吧！
问：我们已有人去抓王任重去了，可不可以让他到清华来？
周：王任重干的坏事不少，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你们不是已经揭发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五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学生还问了关于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遇难及刘少奇的悼文，刘少奇临解放的投降主义思想，刘涛的生母王前同志的一些事情。
周出会议室时有人告诉他，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
周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周这边正忙着说服清华学生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那边有人又报告说出现很多大字报要打倒陶铸。
周恩来没料到，几天之后陶铸就倒霉了。
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在接见武汉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南局的后台老板是陶铸。”陶铸在中央排名第四，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中央排名第五。他就敢在大会上给陶铸定性。中央政治生活极不正常。
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不经过中央会议，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
陈伯达后来说安眠药吃多了，还没完全清醒被江青叫去参加的会。
几天后，毛泽东又表态同意打倒陶铸。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公开：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清华内外，风云变幻。本来，在清华围绕打倒刘少奇和揪斗王光美的问题群众之间已经存在分歧，陶铸的倒台又给清华增加了新的矛盾，给蒯大富出了新的题目。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7年1月2日唐伟等人成立“毛泽东思想纵队”。唐伟贴出了《追记12月31日<周总理和井冈山兵团负责入座谈纪要>》。说总理在座谈中指出：“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总理又指示：可以找叶林、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孙炬等人，让他们说真话来批判刘邓路线。
唐伟等声称“要抵制总部的错误领导”。
1月3日，唐伟、朱德明、许胜利贴出《给全校革命师生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辞职，三个原因是：（1）总部成员产生不民主，存有宗派主义；（2）总部运动群众；（3）树立个人威信等现象存在。
总之，围绕打倒刘少奇和揪斗王光美的问题，新组建的井冈山兵团内部产生严重分歧并发生分裂，给清华文革带来新的课题。
4号晚，兵团继续召开全校大会，讨论形势。蒯大富首先发言，希望大家讨论今后怎么办。群众纷纷要求整风，整顿组织。有人上台念了《陈伯达同志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许多人批评总部对揪陶铸不力，提出次日进城大宣传，总部表示支持。
当时有人指责总部保陶铸、反整风，说再争下去也没用。总部不管，我们管，赶快战斗。唐伟跳上台去：“我代表毛泽东思想纵队表示支持。”
笔者认为：对打倒刘少奇揪斗王光美，从中央到基层有明显分歧。唐伟作为“八·八”串联会的主要发起人，作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主要负责人，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唐伟及其所代表的力量与蒯大富的力量发生分歧，蒯大富若自身言行不能服众，团结工作做不好，那前途堪忧。
就在这个时候，总部进驻高级党校的代表增至六人。蒯大富要把斗争矛头转向康生，热闹事还多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