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又一国际问题
——出自巍巍昆仑网
编者的话：这期发表的《流亡海外的东南亚共产党遗族》，是邓小平叛卖革命的又一罪证；通过这些共产党遗族的悲惨遭遇，不难看出邓小平这个叛徒是多么罪孽深重！
大家还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我国很自然成为东南亚革命的根据地。这些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或派代表常驻中国，或派子女在中国求学。他们在中国生活得很幸福，很愉快，这从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六十年代，经过中苏两党的论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武装斗争的烈火燃遍东南亚，我国周边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在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这个叛徒不但伺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彻底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把贼眼盯在东南亚这块革命烈火熏熏燃烧的地区，强迫这些地区的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从丛林里走出来，缴枪投降。据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回忆，“1980年，邓小平曾接见他，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变’，放弃武装斗争。”很快，东南亚九个共产党，除执政的越南共产党和老挝共产党外，其他七个共产党都被打散了。这是比二次大战后西欧发生的缴枪逆流更为严重的缴枪逆流。
联系到此前两年，即1978年，邓小平“感动”李光耀说：“你要我怎么做？”李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参见《内参》今年第1期）不难看出邓小平完全是按照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需要，为他们扑灭革命烈火的。什么“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变’”？就是说，我不革命了，我要投降了，你也不要革命了，跟着我一块儿投降吧。叛徒在面目没有暴露时，就是用这种冠冕堂皇的语言，诱骗人们跟着他走。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啊！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中联部发文件，说什么“20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把中共视为‘领导党’，认为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处于‘特殊地位’”。用这种歪理邪说欺骗这些共产党听他们的。从文中可以看出，这纯粹是捏造。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反对苏共赫鲁晓夫‘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到教诲我们党要谦虚谨慎，正确对待兄弟党，七十年代能有这种现象吗？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这种感觉吗？他们的感觉是“曾经的兄弟党”。对这种诬蔑，这些兄弟党是有觉察的。
留在中国的这些共产党成员和他们的后代，我国修正主义当局完全把他们当“另类”看待，不准他们有任何政治活动，甚至到死也不准他们暴露其革命身份。这是其法西斯专政的另一种表现。所谓“缅共楼”圈养这些革命者的住地，无异于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设的监牢，把这些革命者看管起来。
当然，令人痛惜的是，这些兄弟党除菲律宾外，都被迫听从了邓小平的指挥棒。我们不要抱怨人家，我们自己不是对这个大叛徒也有一个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吗？这个认识同样也会发生在他们中间。认识了叛徒的真面目，对革命者来说，就是认清了革命者的责任。
流亡海外的东南亚共产党遗族 周宇/凤凰周刊
2009年3月11日，缅甸境内的果敢第一特区举行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来自中国大陆的部分前缅甸共产党人士的家属、子女，以及一些加入过缅共的中国知青参加了庆祝活动。4月17日，另一场庆祝佤帮特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也在缅甸举行。
20年前的1989年，缅甸共产党在遭遇政变后解体。原先的缅共控制范围纷纷脱离缅共，成立了果敢、佤帮等4个特区。缅共剩余部分则退入中国境内，并在此后结束了政治活动，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位于泰国南部合艾的和平村，也在筹备相应的纪念活动。同样是在20年前，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与泰国、马来西亚政府共同签订了《合艾协议》，正式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走出丛林，回归正常生活。此后，马来西亚共产党也结束了政治活动。
此前的2008年11月，位于北京的育英小学举行60周年校庆，曾经在该校就读，来自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泰共、马共后代参加了校庆活动。他们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和武装斗争，成为普通人，他们的一部分东南亚兄弟共产党同学则已经战死沙场。
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南亚先后出现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老挝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至少9个共产党。
它们中，除了越南共产党、老挝共产党仍在执政，菲律宾共产党仍在进行武装斗争外，其他大多都已消亡。
上世纪80年代前，东南亚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它们大多有代表团被派驻北京，众多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在中国学习或受训。革命失败后，他们成了东南亚共产党遗族，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另一些则继续流亡在中国或海外。
金色的童年1950年，两岁的丘瑞良随父母一起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丘的父亲是马共成员，到中国学习。丘瑞良姐弟3人则进入中共中央直属的育英小学读书。
育英小学因为曾经就读大批中共高层后代而被认为是一所特殊的红色学校。一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后代，也被安排在此就读。
50年之后，丘依然怀念她在育英小学的日子，并称之为“金色的童年”。在丘瑞良看来，育英小学在50年前就已经实行了全面的素质教育，她不明白为什么大陆其他学校至今还在为此呼吁。
学习压力并不大，各种室内外体育设施一应俱全，每天下午的自习课主要被用来玩耍。学校里还为学生们组织了航空、航海模型小组，舞蹈、钢琴、体育等兴趣小组。丘参加了学校的舞蹈、乒乓球以及歌咏小组。即使学校进行的是红色教育，大多也通过看电影的方式，所以并不枯燥。
学生们的身份互相保密，互不打听。但在等车的时候，丘还是认识了泰共等其他东南亚共产党后代的同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缅共高层回忆，曾经至少有4名缅共子女曾就读该校，其中两人后来死于战场。
自育英小学毕业后，丘瑞良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以及解放军301医院护士学校。另一马共子弟，后来成为丘瑞良丈夫的李居强，则受到了更加专业的教育。
1948年，英国当局在马来西亚实行《紧急状态法案》。约2.4万名华人，包括部分马共成员和左翼人士，在1949年至1952年间被遣送回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安置在海南省。李居强的父亲是一名马共成员，受伤被俘后辗转来到海南。
李居强出生在海南，并在海南读完了中学。1967年，李和其他3名马共后代，在北京高层的特批下，进入沈阳的解放军高级通讯学院学习。两年后，李回到北京，再从北京来到湖南，负责位于湖南益阳的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这座当时中国最大功率之一的广播电台用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海南话、福建话、广东话等多种语言进行对外宣传，覆盖整个东南亚，远及澳洲和欧洲。
李居强对他在中国期间获得的国宾待遇印象深刻：吃住都由中联部安排，当时马共高级干部每月伙食费高达100—120元人民币。
一篇来自中联部名为《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目标与宗旨》的文章称，20世纪60年代，中共对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支援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民族民主政党的正义斗争，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革命，延缓或制止战争的爆发，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
文章称，中共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赢得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对中共的尊重，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威望，也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68年，17岁的李居强以马共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宴会。李和其他东南亚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被安排在宴会厅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并禁止记者拍照。李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1970年，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的女儿伊芭鲁丽和妹妹伊利亚从苏联来到了北京。此前，艾地的弟弟梭布伦.艾地长期居住在中国，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印尼语高级讲师。他的女儿也出生在中国。
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印尼共产党遭到苏哈托政权镇压，包括艾地在内的数万人遇难。此后，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基本上消失。一些身在苏联、东欧诸国、中国的印尼共成员及其子女侥幸逃脱，自此开始流亡生活。
根据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伊芭鲁丽姐妹到中国的第二天就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接见。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伊芭鲁丽姐妹又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伊芭鲁丽把脸靠在毛泽东的肩膀上哭了。
随后，毛泽东走出厢房，走到楼台。伊芭鲁丽听见广场上的人群喊声震天：“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此后，伊芭鲁丽姐妹在中国游览了韶山、井冈山等地，并在五七干校、江西医学院等地学习。
曾经的兄弟党1974年，李居强应召从中国回到泰国南部的马共根据地。两年后，丘瑞良也从中国来到这里。
1982年初，在机关总部工作的李居强被告知，中共即将停止对马共的支援，中国境内的马共电台也将在半年后关闭。与此同时，与马共作战的政府军方面也在制造舆论，宣传中共不再支持马共。此后，一批革命之声的工作人员回到泰南的马共根据地，与李居强一起建立了新的马共民主之声广播电台。
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我方的历史》一书中的回忆，此前的1980年，邓小平曾召见他，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
来自中联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原则与方针》则称：“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把中共视为‘领导党’，认为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处于‘特殊地位’。对此中共领导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强调各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际共运内部没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
1980年之后，更多的兄弟共产党成员陆续离开中国。一位前东南亚共产党人士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尚未离开北京的东南亚共产党人士变得颇为落寞。北京依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但不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一样。”上述人士称。
1981年，在中国居住、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二号人物卡多.马来也离开中国前往荷兰。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称，卡多.马来离去时，大陆已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伊芭鲁丽姐妹离开中国的历程则显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后，伊芭鲁丽等20多名印尼共成员化名后，从北京、南昌等地来到缅共根据地，学习武装斗争经验。
这批年轻人给缅共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与伊芭鲁丽姐妹熟悉的前缅共东北军区政治部干部回忆，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识分子，喜欢弹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他们谈吐不凡，聪明高贵，很多人还有明显的欧洲血统。
“这些印尼人应该去搞和平建设，或者去大学教书，在丛林里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缅共干部说。
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称，1979年，伊芭鲁丽离开缅甸回到中国，后又辗转澳门、日内瓦等地，最后前往法国。上述前缅共干部回忆，与伊芭鲁丽类似的离开，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
1985年，从马共分离出来的马西共（马来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黄一江来到中国。黄的此次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两年后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埋下了伏笔。
黄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国能够给予经济支援，但遭到了拒绝。2005年，黄一江在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称：“这一趟中国之行对我和阿达而言是一个震撼，通过与我们会面的中国代表的谈话，已经确认他们不会给予我们任何的经济协助。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
失望之余，黄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员提出，是否可以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这一要求同样遭到拒绝。
黄还向媒体回忆了一些细节。在中国期间，黄等人参加了官方举行的文娱晚会。晚会上革命歌剧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而给予流行音乐的掌声和欢呼声却此起彼伏。此情此景令这些革命者的情绪降到了“冰点”。
黄因此感慨万千：“一个我们一直敬仰和视为榜样的国家，竟变成这个样子。”
离开革命的日子1989年12月2日，陈平为首的马共中央派在泰国合艾与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协议》，马共结束长达41年之久的游击战争。
此前两年，从马共分裂出去的黄—江等人领导的的马西共也已经和平走出丛林，放下了武器。同样是在1989年，缅共根据地内的果敢彭家声部，佤邦鲍友祥部，以及101军区等武装力量相继宣布脱离缅共，缅共主席德钦巴登带领失去了全都根据地的缅共中央残余力量退入中国。
根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的资料，这一年泰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基本被扑灭。此前的1987年4月泰共遭到巨大破坏，领导人陆续被捕，游击区也已丧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资料称，1990年11月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也与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放弃武装斗争，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一些东南亚共产党人对此时中国停止支持颇有怨言。李居强也感觉到那时候与中共有些“不愉快”。但李自认为想得比较开，“毕竟我们是客，中国是主人。客人不能要求主人太多。之后还是要靠自己。”
《合艾协议》签订后，泰南大约1188名马共成员中的400人回到马来西亚，700多人留在泰南的4个和平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此前放下武器的马西共成员则住在了泰南的5个友谊村里。
遗留在中国的马共成员，此后大多回到泰南和平村、曼谷等地。其中少数人退出了马共，成为普通的中国人。李居强因为出生在中国，无法回到马来西亚，于是留在了和平村。
进入森林之前，李生活在1970年代的中国。走出丛林后，已经是1989年的泰国。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令李—度感到迷茫。李需要重新给自己定位，建立新的生活信念。
但结束武装斗争对他来说依然是个好消息。至少他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此前因为部队游击战的纪律规定，李虽然结婚11年，却无法生育子女。
时至今日，李居强夫妇依然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即便身边40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谁信仰共产主义的了，但李还是会研究马恩的著作。不过他不会再有武装斗争的想法。李安慰自己说，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比如学习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与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作斗争。这些都算斗争。
好在他在中国学到的技术如今依然不落后。李居强如今在吉隆坡从事技术工作，并主持—座实验室，而丘瑞良则成为了一名教师。
1983年前后，滞留中国的印尼共产党人也陆续移居欧洲，包括梭布伦.艾地。梭布伦.艾地在巴黎开了家印尼餐馆，餐厅里聚集—批印尼共成员。他还出版了一本印尼语小说《以餐厅来抗争》，书中记述了这批印尼共成员在法国艰难地学习语言，尝试各种不同工作等经历。
伊芭鲁丽也在巴黎拿到了法国护照。尽管需要同时在礼品店、养老院等地打工，但因为不再需要不断更换姓名或是受人照顾，伊芭鲁丽反而觉得更加自由。曾经栖身缅共的其他印尼共成员大多也移居欧洲。他们中的—些带着曾经是缅共成员的妻子，如今定居在了瑞典荷兰等国。
2007年2月梭布伦.艾地在法国去世，葬在巴黎。《国际日报》的报道称梭布伦.艾地很想回到印尼定居，但始终不被印尼政府允许。由于妻子的骨灰在北京，棱布伦.艾地还曾经希望自己能够回到北京和妻子葬在—起，但同样未能如愿。
如今梭布伦.艾地的支持者为其设立了一个印尼语纪念网站。网站上载有他的遗像，以及他所有的小说、诗词等著作。网站上写着：“梭布伦.艾地同志—路走好！您的著作将永远温暖我们的心。”
在缅甸，脱离了缅共的果敢、佤帮等各支势力在与缅甸政府谈判后成立了高度自治的4个特区。如今—些地区致力于发展经济，另—些地区则仍在从事毒品的种植和贸易。
而被“礼送出境”到中国的前缅共中央，则成为唯—至今仍被中共大批收留的前东南亚共产党遗族。
“缅共楼”里的遗族 进入中国后，缅共剩余的力量再—次面临瓦解。
1950年前后，曾有—批缅甸军人和一批代表团进入中国，并在贵州四川两地接受训练和生活，后再重返缅甸战场。他们被称为“贵州老兵”和“四川老兵”。1989年重新退入中国后，缅共剩余力量中的中国籍军人（主要是知青)被同意退伍。“贵州老兵”和“四川老兵”则因为早年大多与贵州、四川当地女子结婚，被安排重新回到贵州和四川生活。
少数不愿意去中国的老兵，以及梦想继续革命的缅共成员，坚持留在了中缅边境的瑞丽、腾冲等地。
300多名“贵州老兵”来到了贵州凯里。如今他们被安排在凯里市部的几栋楼中。这些楼被称为“缅共楼”。“贵州老兵”的子女最终成为了中国公民，尽管普遍黝黑的皮肤令其与当地人看起来差别很大。
有关方面为老兵发放退休工资，甚至为他们报销医药费，但政府同时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不要对外界提起往事，并在2008年多次开会强调了这一点。
“四川老兵”被安置在成都、内江等地后，同样获得了退休工资和不同级别的福利。而滞留在中缅边境的老兵，一些人回到了缅甸，另一些则一度成为令中国“头疼”的对象。
北京坚决反对缅共遗族在中国境内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并多次抗议。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依然有境外的前缅共人员收到来自中国境内的政治传单。缅共高层，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军区领导，则被分散安置在了全国各地。
德钦巴登被安置在长沙市，另一些人则被安排在成都、南昌、昆明等城市。与贵州—样，昆明也有一栋“缅共楼”。位于市区—片巨大的住宅小区里一栋普通的住宅楼中的—个单元。它与周围的无数个单元并无区别。—些前缅共高层在这个普通的单元里成为上下楼的邻居。
中国方面为他们设立了专门的总机电话，并为每个人编制了代号。如果不是亲友打来的电话，总机将不会转接。其中，郑生，前缅共中央委员，他的代号为2332；古方，前缅共副主席，代号2337。王仁，前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副司令，代号2339。
政府为他们每月发放1000多元的工资，每人130平米左右的住房。几位老人还集体出资，由外事部门出面为自己雇佣了保姆，以照顾卫生和饮食。
北京同样给予了他们子女的中国公民身份，但他们本人却不能拥有中国护照。这导致他们无法离开中国。
古方就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末流露出去走走的想法。除了在苏联留学，古方大半生都在丛林和农村作战。他告诉身在海外的老部下，很想去香港、东南亚的大城市看看，无奈始终未能如愿。于是他经常在昆明走动，或是去曾经参加缅共的知青家里串门。2005年古方还曾访问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与研究者们讨论缅共问题。
2006年古方去世。时至今日，昆明“缅共楼”中依然健在的前缅共高层仅剩2人。成都也仅存4人。
古方去世时，一些缅共遗族和曾经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为他举办了追悼会。同时出现在追悼会上的还有大陆外事部门的人员。他们坚决制止了花圈和挽联上有关古方身份和职务的表述。最终花圈上只写了“古方叔叔”或是“古方同志”。
“政府希望他们彻底忘记那些事情，永远不要再提。”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遗族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市区里的那栋“缅共楼”。（此文是尚均田同志提供的，在此特以致谢！——编者）
只要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作者：安庆仁
有高潮就有低潮，有光明就有黑暗，有成功就有失败。暂时看，社会主义事业虽然在全球遇到挫折，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失败，因为社会主义理念已经被成功的植入人类的观念。哲学和科学共同证明，观念的产生与所处的客观环境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观念就会被激活，这不是几个学者、政客、商人所能左右的，而是规律使然。
资产阶级学者不相信观念具有物质属性，他们把观念看成纯粹的精神现象，游离于现实之外，所以当苏东剧变后，他们弹冠相庆，信誓旦旦的认为，昙花一现的社会主义在欧洲被彻底埋葬了。而事实真的如他们所说么？当我们用目光所锁定今日欧洲社会，赫然发现，共产主义的幽灵，像狂飙跃进，席卷欧洲大陆。
山雨欲来风满楼，英国政府已经毛骨悚然。3月2日英国军情五处官员对媒体发表讲话，金融危机正在激化英国的社会矛盾。某些“无政府主义组织”公然号召“阶级战争”，在互联网上煽动公众“如何在信贷危机下保持温暖？烧死银行家”。该官员同时表示，MI5和警方政治保安处正监视一批激进分子，防止他们煽风点火，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动荡，军队也已经进入戒备状态。
法国是世界革命的摇篮，从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那天开始，法国人民就不再认同被富人阶级摆布的命运，压迫越重，反抗就越强烈。1871年3月28日法国人民用“巴黎公社”给全世界劳动阶级树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光辉典范，他用生动有力的事实告诉全世界劳动阶级，——爱拼才会赢！富人阶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甘心被人奴役。
巴黎公社尽管失败了，但他却唤醒了全世界劳动者，“——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别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雄浑有力的《国际歌》如云霄里的号叫，响彻全世界，富人阶级听了浑身战栗，劳动阶级听了精神焕发。一代一代的奴隶，就是在《国际歌》歌声的激励下，拿起刀枪，前赴后继……
不到半个世纪，巴黎公社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从这种意义上说，巴黎公社并没有失败，巴黎公社只是劳动阶级在通向胜利道路上倒下的先行者。五十年一次循环，一百年乾坤倒转，我们欣喜地看到，凝结着革命先烈鲜血的那片土地，在金融风暴的劲吹下，革命的激情再一次苏醒了……
继1月29日的大罢工，3月19日法国工人阶级再次向富人阶级展示了自己的强大战斗力，逾百万法国工人涌上街头，抗议政府与资本家同流合污。历史的分析，每一次法国工人阶级所赢得的哪怕是微小的利益，都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但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个道理，在他们为法国拥有健全的民主制度自豪的同时，绝不放弃带有暴力色彩的革命，否则民主制度就等于是送给资本家阶级的护身符。
法国工人阶级显然是从巴黎公社血的教训中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天上不会掉馅饼，资本家阶级不会凭空的施舍仁慈，所以他们对付资本家阶级也绝不手软。法国工人阶级的罢工，对逐渐陷于贫困的世界底层社会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第一、绝不能认同以牺牲劳动阶级利益为代价的所谓稳定；第二、绝不能认同没有公正与公平的社会改革；第三、没有牺牲就不会有权利，任何尊严都是通过斗争换来的。
德国是哲学的故乡，理性的力量虽然克制了街头政治的冲动，但却不是像资本家阶级想象中的那样，——德国工人不关心政治。事实上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资本家阶级的忧虑更甚于法国工人阶级的罢工。许多报道同时指出，金融危机在德国登陆后，德国青年纷纷去马克思著作中寻求答案，所有书店里的马克思著作销售一空，出版商不得不加印以满足读者需要。
信仰比武器更可怕，这是美国军人和政治家们从朝鲜战争中得到了最大启发，此前在他们的观念里，从来就不曾相信过，一支靠步枪和手榴弹武装起来的吃炒面的军队，在冰天雪地里，能够打败用飞机坦克武装起来的钢铁军队。这一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家观察和分析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他们不得不放弃武力征服的打算，转而强调用美国人的价值观影响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新中国。必须承认，他们的确取得了某些成功，尤其是当下中国的精英群体，已经被杜勒斯灵魂附体。
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美国政治家们绝对不会料到，资本主义影响中国人的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马克思主义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德国人。这种影响不是感性的带着阶级情绪的，而是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动机（有全人类共同利益吗？——编者）的理性和冷静思考。这种思考无疑是公平的科学的，但在资本家看来，越是公平的科学的，就越是有害的和不能接受的。
德国是输出革命理论的工厂，面对风起云涌的欧洲工人运动，很容易就让人想起巴黎公社前夜的欧洲大陆。只要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不会气馁，更没有理由悲观丧气，我们完全可以静下心来，把社会主义事业在东方受挫，看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遗产所缴纳的必不可少的遗产税。尽管这个遗产税很重，重的让我们所剩无几，但也足够使用，只要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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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他有利因素，一是有经历过革命风暴洗礼的广大人民，人民品尝过不革命的苦头，也尝到过革命的甜头。人民已经不再是鲁迅笔下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民，而是具有分辨是非能力、不乏革命热情、革命勇气和革命智慧的人民。任何一个人，在他谋求改变颜色的时候，一想到这些人民，都要打退堂鼓（很难做这样的估计。阶级本性使他们和人民将拼到底。记住毛主席的话：“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编者）。因为，这些人民不是只有简单意义上的叛逆意识，而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精神。
红旗不倒是第二个有利因素（毛主席预言在他身后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大家都认同这个预言的准确性，难道红旗还没有倒吗？——编者）。杂志可以改名，但绝对没人敢打五星红旗的主意，别看既得利益集团疯狂叫嚣，我们在战略上完全可以藐视他们，因为他们既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也没有砍旗的实力。真有砍旗实力的人，他绝对不会砍旗，因为砍倒了旗，他也同时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第三个有利因素是党的纲领还在（这是事实吗？党的纲领基本上被篡改了，因此，主体思想很难说仍然具有革命性质——编者），其主体思想所体现的含义仍然具有革命性质。这意味着三个问题，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不合法，二是非法获取财产必将受到追究，三是少数人掠夺大多数人在法理上说不通。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不要被眼前的迷雾遮挡住，我们一定要明白，假如有一天，主流意识形态向传统回归，那就是中国社会全盘清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日子（回归，完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编者）。
我们现在要做到的是，毫不动摇地守住所剩无几的阵地，守住就有希望，守住就能赢得机会。俗话说得好，风水轮流转，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总有一天守得云开见日出。我们现在所处的外在环境，远远好于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更好于红军长征，那样艰危时刻，革命先辈们都不绝望，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垂头丧气呢。我们要迅速振作起来，用我们的文字影响和鼓励人民，即便是网络，我们也要予以足够多的重视。记住吧，改变世界往往就是一两句话，也许正是你说的。
回复 | 引用 作者： 61.187.107.* 发帖时间：2009-06-13 20:46
【2楼】回复:邓小平的又一国际问题
真正的共产党人决不会放弃阶级斗争的武器
共产党是不是能做到不改旗不易帜，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坚持无本质差别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而是在于能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于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民观。社会主义人民观把一切劳动者看成是人民，而把一切剥削者看成是人民的敌人。如果资本家和腐败官僚也被当成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了，这就绝不会是社会主义人民观，只能是资本主义人民观。如果共产党开始奉行资本主义人民观，那还谈什么不改旗不易帜？大家不要以为台上某些人念点老经，唱点老调，就以为人家心没变，只要人民的概念变了，念经的人心就已经黑透了，现实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只要资本家和卖国贼没有从“人民”、“民众”、“群众”的队伍里被开除出来，一切所谓“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为人民服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的说法，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都是动人心弦的谎言，跟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只有真心服务于劳动者的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那些热诚服务于资本家和腐败官僚等剥削者的共产党人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人，他们是混进羊群里的披着羊皮的狼。
现在不少地方官根本就不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搞发展，而是借改革开放这个幌子大搞符合少数人利益的发展，符合官僚利益的发展。最近广东公然提出“先干不评论、先试不议论、时间作结论”，并作为其施政理念，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广东官僚唱的“先干不评论、先试不议论、时间作结论”这一套调子，完全是不争论的变种，完全是猫理论流毒的表现。可以预言，如果中央不能采取果断的措施，毅然阻止这种背离社会主义人民观的发展思想的话，广东必将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共产党执政政权的第一根据地！中央对他们应该毫不手软，予以坚决打击！怎么个打击法？毫无疑义，必须重新拿起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武器！（它会这样做吗？广东和中央是一条藤上的瓜啊！——编者）
（待续）
回复 | 引用 作者： 61.187.107.* 发帖时间：2009-06-13 20:46
【3楼】回复:邓小平的又一国际问题
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丢掉了阶级分析，丢掉了阶级斗争，也就丢掉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丢掉了社会主义人民观的基础，同时剥夺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内外压迫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时候怕过阶级斗争？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又从何而来？在我国，到如今，两极分化如此严重，想掩盖阶级斗争无异于掩耳盗铃。越怕乱就越乱，最近保定一棉的问题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跟黑了心的资产阶级讲科学发展，好比跟狼讲温顺善良。劝胡不要再做东郭先生了，也不要再做那个救毒蛇的农夫了。一团稀泥和下去，肯定误党误国误民。（胡会听吗？他是东郭先生吗？——编者）
两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如此截然不同
毛主席时期，全社会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大家都鄙视自私自利者，学习王杰是为了提倡舍己为人精神，当时大家都会见义勇为的；学习江姐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教育大家视金钱如粪土，不贪图资本主义物质享受；学习金训华是为了使大家树立保卫国家财产思想，号召大家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些学英雄，做英雄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气的走资派翻白眼，气的美帝国民党嘴冒白沫。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树立良好的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对于抵制资本主义自由化泛滥，腐败思想蔓延，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不给自私自利者机会，不创造腐败土壤，因此社会环境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劳动人民生活相对稳定。
如果大家都凭着良心说话，不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我们就会回忆起，当时见义勇为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大家都争先恐后做英雄，做好人好事，几个流氓吓的面如灰色。反动分子无计可施，大的环境讲良心，重道德修养，不计较名利。大家都狠斗私心一闪念，虽然当时也有坏人,也存在自私自利思想，但是不是社会主流，而且大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势头。那时真是警察为人民，坏人怕好人啊，法官见群众都要必恭必敬。哪个贪官敢向群众要钱!!!当时真的形成干部为群众,领导怕监督的局面。那时的人们虽然生活贫穷,可是精神状态充实,生活方向明确,奋斗目标正确,大家都不为名利所困,不为金钱而折腰,大家都是同志,爱国爱集体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可是走资派专家一上来,就把现金搞活了,屁大个领导都可以自主控制金钱走向,是干部就有权力决定普通工人的工作去留问题,掌握一点权力,就可以搂卡要,在少数人富裕速度突飞猛进同时,腐败也一发不可收拾了。许多腐败分子委屈地说,大家都这样得到了机会,怎么能怪我们不贪呐,谁当地机会谁不贪啊。
回复 | 引用 作者： 61.187.107.* 发帖时间：2009-06-13 20:47
【4楼】回复:邓小平的又一国际问题
当时最明显也是最好笑的是,大家什么都不相信了,唯一可信的是自己的母亲是真的,父亲是谁都说不清楚了。大家工作都寻找自己获利机会,大家活动都显示自己富裕程度,大家都开始嫌贫爱富,大家都知道没有同志了,有的都是明争暗斗自己利益的多与少。无能的群众无可奈何,就瞎骂共产党,他们那里知道其实这些都是那些走资派专家暗中搞的鬼啊。
大家没有什么信仰了,面对腐败和不平等又无计可施,就开始寻找暂时的快乐麻醉自己,于是二人转笑料多,虽然有些垃圾，但是可以解决目前空虚的灵魂没有依托问题。这样,一年卖拐,二年卖车,三年不差钱,竟然成为社会主流笑话,举国欢笑,中央台既然如获至宝,天天播放,我们不禁要问,作为普通群众喜欢什么那是他们的自由,可是作为一国意识形态的机器,怎么能够随便宣传渲染推广乌七八糟的东西,卖拐的大忽悠教育人们学啥?不差钱的小扣小气,装人又是告诉人民什么?搞意识形态的人想引导人民走什么路?老百姓不懂政治,这些人不会也不懂吧?我们看是故意麻醉人民.没安好心.就是希望人们在傻笑中忘记正义感,形成傻吃孽睡,瞎哈哈,然后他们随心所欲。
当然 控制这些意识形态的人会说,只要群众喜欢的,我们就支持,就算艺术,那么我还要问,群众喜欢钱,你们为什么不多印发点赠送。因此说,他们说为群众乐是假,真正的目的是使这群众乐傻,过去有句话,叫做“与其使之昭昭,不如使其浑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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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回复:邓小平的又一国际问题
可笑可耻的帝制复辟舆论
“四则运算”转帖了一份资料，令人震惊！先看转帖者的几句话：
1，大造封建舆论意欲何为？
“人民网上今天登出一篇介绍安徽绩溪县‘胡氏家族’文章。详细的说明了胡氏家族的‘辉煌历史’。我就搞不清楚了，这是在介绍风景旅游点的情况呢？还是别有它图？”“是不是想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某高官，他的‘祖宗’，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而是安徽的胡氏历代以来的‘达官贵人’？”
2，神秘的“和谐”的出典！
“可以让人‘庆幸’的是，我们终于从这里看到了‘和谐’的出典！同时让我们有了进一步的想象的空间：怪不得对‘小岗村’情有独钟！因为，那个凤阳县是出过皇上的！”
再看附件：
1，烘托出胡氏家族
“人民网北京4月28日电 美丽如画的黄山景区东侧，群峰环抱之中，有一人杰地灵之处——绩溪。绩溪是安徽省宣城市的一个县，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尤其以胡姓为多。如北宋名臣胡舜陟、南宋文学家胡仔、明朝户部尚书胡富和兵部尚书胡宗宪、清代徽墨名家胡天注和红顶商人胡雪岩、近现代著名学者胡铁花和胡适等……”
“《绩溪县志》主编徐子超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在绩溪的四支胡姓中，数‘龙川胡’出的名人最多。‘他们的一世祖、始迁祖名叫胡焱，后人尊称为焱公。他的画像如今就挂在龙川胡氏宗祠的祠堂里。’”“踩着青石板路前行，一条名为龙川的小河穿村而过。在村子的东头，有一座区别于其他民居的建筑——胡氏宗祠。胡锦霞告诉记者，胡氏宗祠始建于宋朝，明嘉靖年间整修，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宗祠三进七开间，后有龙山，前有狮山和象山。龙川溪水从祠堂前流过，注入新安江。祠堂建筑集徽派砖、木、石三雕和彩绘为一体，享有‘木雕艺术博物馆’和‘民族艺术殿堂’的美誉。中外建筑专家称胡氏宗祠‘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保存之好、装饰之美’为天下第一。”
回复 | 引用 作者： 61.187.107.* 发帖时间：2009-06-13 20:48
【6楼】回复:邓小平的又一国际问题
2，点出“锦”字辈
“龙川是一个古老的村子，为避皇帝讳，当地人又给龙川取名坑口。陪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的胡锦霞女士介绍说，她就是地道的‘龙川胡’，传到她这一代的‘锦’字辈，已经48代了。”
3，点出“和谐”的出典
“走进宗祠大门，便见玄关上画着色彩鲜艳的门神，转进去是开阔的天井和气势恢宏的正厅。天井走廊的墙上，悬挂着龙川胡氏的历代名人画像。正厅左侧槅扇门裙板上，画着荷叶荷花和飞鸟鱼虫。画作姿态飞扬，线条流畅，据说是晚明大画家徐渭作的底图。其中，一幅图描绘的是荷叶下面一只螃蟹。“荷蟹”谐音为“和谐”，其他的几幅画也都有各自的谐音。左边的四块槅扇雕板分别以荷、鱼、飞禽等为画，依次寓意‘和气生财’、‘和为贵’、‘连年有余’、‘河清海晏’。右边则以荷与其他水族动物为画，构成了‘和谐’、‘和美’、‘和顺’、‘和’”四幅美图，低调而含蓄。胡锦霞告诉记者，“和谐”是龙川胡氏倡导的家族理念。”
在国家最高权威主流媒体上造出这样的舆论，是失于审查，还是授意或默许为之？令人困惑，令人震惊！
明天的“皇上”传递啥信号？
据2009年4月20日国际在线报道，因帮村民反映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府强行征地，被东胜区法院以“诽谤政府罪”判刑两年的吴保全，在帖子中说鄂市一领导曾说：“你们上访，我就是皇上，今天是你的领导，明天是中国的皇上！你们到哪里都是我的人，小小百姓算个屁！”
吴保全，你大胆刁民，眼中没有皇上，倒还罢了，居然还蔑视皇权，诽谤皇上，该当何罪？皇上是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皇臣。皇上我还只判了你两年的徒刑，就是判你十年、八年的，又能怎样？你难道不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要民亡，民不得不亡？难怪这些官员敢这样目无百姓，目无法纪，原来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明天的皇上”了！如果要真的是这样的话，还别说后果不堪设想，就是前因也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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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回复:邓小平的又一国际问题
“皇上”们想兴建宫殿就兴建宫殿，想巡游天下就巡游天下，想要强奸犯当粮食局长就要强奸犯粮食当局长，想让嫖娼冠军当人大主任就让嫖娼冠军当人大主任，想金屋藏娇就金屋藏娇，想跨省抓人就跨省抓人，想抽“九五至尊”就抽“九五至尊”，想猥亵女童就猥亵女童，想指鹿为马就指鹿为马，想驾车撞人就驾车撞人，想砸记者采访车就砸记者采访车，想一年挥霍9000亿就一年挥霍9000亿。总之，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就可以干成什么！在这些“皇上”的眼里，什么党纪国法，什么道德信仰，什么公平正义，统统都是擦手纸！
如果有哪位稍微胆大一点的小小百姓想讨个说法，官员马上把“皇眼”一瞪：“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99%以上的老上访户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请管好你的嘴！不要乱讲”；“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面对如此的“皇气”，小小百姓又能咋样？
此时，我就在想，鄂市的那位领导会不会感觉到了威胁？因为能成为中国明天的皇上只能是一位，而现在有这么多明天皇上的候选人，你竞争得赢吗？呵呵，这个就无须我为其操心了。他也许会这样说，就算我明天当不上皇上，但今天我摆了皇上的谱，耍了皇上的威，够了！
上述的一切，似乎在传递出某种十分可怕的信号，一个个官员们有着浓厚的皇权情结，一个个官员们沉浸在皇权梦幻中，不是百姓之福，不是中国之富，更不是未来之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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