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如此人生巅峰
第一节 蒯大富脚下大地震
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召开三十多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这既是重大政治事件又是带有多种色彩的故事，其后几天里从京城往外地，从中央到民间，几乎到处都在议论王光美、刘少奇、蒯大富和清华大学的超级新闻。
正在蒯大富得意之时，清华却有一拨人对斗王光美没什么兴趣，他们正用心组织力量展开校内斗争，蒯大富自个儿脚下涌动着即将爆发的大地震。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和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所述，笔者综述如下：
4月11日，在多次酝酿的基础上，三纵队主要领导人沈如槐、陈楚三等二十多人在颐和园秘密聚会，策划成立新的串联会，决心抱成一团，坚持不懈地与蒯大富和28团进行长期斗争。
4月12日，蒯大富的部下井冈山哨兵等六个战斗组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刊物《红旗》杂志，贴出大字报：《<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和《再评<红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认为：“游街一大串”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好得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唱反调，丑化了革命群众运动。
建6韶山星火责问《红旗》调查员，“打击一大片干部是假，打击一大片群众是真”。
冶教大决战也贴出《红旗评论员、调查员就是罪责难逃》。
这些大字报立即被转抄到外校。蒯大富部下的大字报直接批判毛主席审阅过的文章，使反对派搞分裂有了更正当理由。
4月12日下午6时，蒯大富的兵团总部发表声明指出：（1）打倒刘少奇彻底批判黑修养是当前中心任务，是目前斗争大方向，凡是违背这个大方向都是错误的。《红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是革命的，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2）兵团总部认为《罪责难逃》大字报是错误的，“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总部责令大字报作者深刻检查错误；（3）尽管评论员、调查员文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不应当贴大字报……目前不应该辩论这张大字报，以防偏离大方向；（4）要求井冈山战士迅速把大字报盖掉。
蒯大富的兵团总部果断发表声明，这一做法是正确的，但已经无法改变加剧的分歧，无法改变沈如槐等人的意志，量变正聚积为质变。
4月13日晚，沈如槐等人在二院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因为串联会将在4月14日正式成立，简称“414串联会”。
4月14日清晨4点，414串联会贴出会议通过的《414串联会001号公告》。
下午3时，他们在西主楼3区208室召开414串联会成立大会，与会者700多人，代表了250多个战斗组。陈楚三主持大会，刘万章、谭浩强、傅正泰、魏洪波、唐伟、孙怒涛等人轮流发言。一致认为《罪责难逃》大字报的出笼，标志清华井冈山内两条路线斗争处在一个转折的关键时刻。会上顺利通过了414串联会第一次大会决议，宣告414串联会正式成立，并且宣告：“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斗争，使清华成为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典型，成为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型……”
414串联会的成立是清华师生员工队伍在文革中的又一次分化改组。这是继校党委问题、工作组问题之后的第三次分化改组。这次分化改组最终导致清华形成了两派长期对立。
1967年4月14日，中央领导在大会堂接见蒯大富时，戚本禹又批评蒯大富说：“在斗、批、改方面必须有经验。清华大学没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们学校也在打内战，现在‘井冈山’某战斗队又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蒯大富没有领导好，你怪谁？怪你！本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应该好好学习。《红旗》是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代表林杰或某一个人的。”
韩爱晶回忆说：听说清华有分裂的危险。我们北航几个主要头头五六个人，一起赶到清华。在校园里看到与蒯大富意见不同的学生在游行，我听他们说只是要蒯大富做检查，我很感动。当场我还鼓掌了。我们到井冈山总部，蒯大富和十几个头头正在开会。我发表意见说：“让批评意见充分表达，主动做检查。无论如何不能把群众打成逆流，不能分裂。”蒯大富等头头很客气。
这前后我们有勤务员讲清华孙怒涛来找过，孙怒涛说：“你们北航红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都讲政策。”我听了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要从大局出发，我们不可能采取支持414、反对蒯大富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对蒯大富要批评帮助，但不能分裂。
第二节 四派占广播台 团派应对过度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让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是广播台怎么自由使用呢？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许多单位因为广播台的使用矛盾激化而引发冲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不同的声音，各种意见都想得到公平发表的机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和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所述：414最反感的事情之一就是28团垄断广播台，他们的观点得不到发表的机会。
1967年4月14日晚上，沈如槐主持核心组会议研究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对广播台采取行动。会议决定：4月15日接管广播台，行动由宿长忠负责。会上还讨论了接管行动的具体办法。虽说这种要求有一定道理，但这种行为是挑起武斗的做法。
4月15日11时30分，414按计划以井冈山广播台不播他们大字报为名，聚众占领了广播台，将原广播台工作人员赶出明斋，发表告全校同志书。
蒯大富立即组织大批人马，包围明斋。团派人多势众，又在火气发作之时，涌入楼道，砸破门窗，冲进室内。经过一个多小时，广播台重新回到团派手中。不少414战士被打得头破血流并从窗户扔出来。这种“哀兵”的形象唤起许多师生员工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反而有很多群众现场参加414，和他们一起静坐，414的队伍一下子发展到近两千人。当时团派凭借强势应该对全校宣传414挑战行为不当，同时应努力避免两派出现伤情。有理有利有节才好。
此事也反映团派水平。常常把有理的事做砸，最后适得其反。
事发之中消息上报，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连续三次来电话指出应停止武斗，爱护公物，不同意见通过双方协商解决。
事后，在明斋前，414召开第二次串联会，两千多人浩浩荡荡游行到主楼前继续举行会议。
大礼堂，总部正召开团派干部大会。在会上蒯大富说：“越来越证明，八·八越来越向它的反面发展，到今天，具有反动作用……三纵队、414代表保守势力，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一部分……一定要摧垮！”还说“要抓414背后的屡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上宣读了总部六点决议，说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不揪出背后策划的政治扒手，誓不罢休！”，命令广播台不准广播414一切文章。最后蒯大富领着团派干部宣誓。
414冲击广播台失败后派人到中央文革，要求谢副总理接见，遭到谢副总理拒绝。苏联当晚广播：“亲毛林的清华井冈山分裂……”成为国际新闻。
笔者评议说：1967年4月15号蒯大富在小小战役上胜利了，但在战略上大大失败了。要实现清华夺权掌权必须按毛主席指示办，要搞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这需要政策水平，仅凭强势蛮干不但不能实现一统清华的目标，相反导致大分裂，在统一道路上大倒退！更何况，此时蒯大富在清华领导的只是一个红卫兵组织，有什么资格以专政者身份把不同意见定性为“反革命复辟逆流”呢？蒯大富忘记八个月前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教训！难道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魔咒！稍微得势就要专制：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414串联会成立以后，两派关于罪责难逃的论战愈加激烈。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对去年六月九日——六月二十三日清华运动的评价。团派同志坚持认为“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是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对修正主义体系的一次总冲击”，否定这些，就是否定造反派。
二万五千里和刺刀见红还引用戚本禹3月3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戚本禹说：“不要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要把矛头对准一般的学生、一般的教员、一般的党团员。要对准那两小撮：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这就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
4月21日，从414杀出来的红色风暴又贴出《从对比中看论战的实质》。指出这这场论战是保蒋和反蒋、夺权和反夺权之争，论战是关系到清华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
4月23日，罗征启贴出《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说：目前多数干部已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了。罗征启在当晚的414大会上宣称：“我们再也不能做检查了，再做检查就是犯罪！我们要起来战斗。”
战地黄花、千钧棒贴出《干部亮相必须倒向414》。团派和414派要求干部以派亮相，否则你亮我就打！毛主席关于解放干部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
1967年4月30日，414自力更生自建广播台，陈楚三任台长。起初两派广播台还是文明辩论，慢慢地就变味了。
两派广播台昼夜不歇，互相对攻，倒霉的是清华大学的几万师生员工，他们再也没有过过安静的日子，直到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
第三节 蒯大富当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清华内部分裂归分裂，中央对蒯大富照样重用。1967年4月19日，谢富治向毛泽东汇报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即将宣告成立。谈到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工作，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担任常委。
毛泽东说：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
4月20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十万人庆祝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周恩来、江青、谢富治讲话。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郑维山、聂元梓等担任副主任，丁国钰、刘锡昌、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和李冬民等任常委。
蒯大富回忆说：革委会成立后，全体委员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样板戏演出。看戏中途，坐在我后排的肖劲光大将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哎，蒯大富，毛主席表扬你们了，说你们是红卫兵五大领袖！”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五大领袖的提法，这是在红代会和革委会成立的前后毛主席提出来的。
蒯大富在北京新政权里占有重要位置，但他就是没找到在清华搞大联合的办法，倒是在别的方面又有了新的创意。
第四节 清华园建毛主席塑像请林彪题字
文革时全国各地建起很多巨型毛泽东塑像，首创来自蒯大富。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8月24号，清华二校门被贺鹏飞组织红卫兵砸倒了，变成了一片平地，光秃秃的，看了难受。我非常自然地想起给毛主席搞个塑像。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们请的都是全国一流的雕塑家，最高层次的雕塑家，毛主席的雕塑是做得非常好。基座不算，像高就是八米一。全国树毛主席塑像是从清华开始的。
毛主席塑像快要正式揭幕了，我想请林彪副主席题字刻在基座上，正好五一节之前外事活动较多，那天见到叶群，我对她说：“我们在清华给毛主席塑了个像。请林副主席题词，竖的也行，横的也行。”我还写了一个纸条：“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还把格式都弄上去了。
叶群显得非常热情，答应得真痛快：“一定！一定！我一定给你转告林副主席。”就把那条子拿回去了。
1967年4月28日，毛主席的塑像都造好了。有通知说林副主席的题词已经到了，那题词的原件也拿给我们了。他本来写着“清华井冈山兵团题”，后来呢就把这一行去掉了。原件上面有，但是报纸上没有，这句话没让登报。如果把清华井冈山登上去的话，好像太抬举清华井冈山了。我们用非常珍贵的框子，还镶着呢，用非常好的柚木框子装着的，现在可能也还在清华。
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写到林彪为蒯大富题词经过：
“蒯大富不过是个红卫兵，”林彪说，“全国的红卫兵成千上万，我哪里记得那么多！”
“你不能小看蒯大富，人们都叫他蒯司令。”叶群凑在林彪耳旁说，“蒯司令的能量，比我们的一个军区司令都大。这个人好张扬。不知天高地厚，我也不喜欢。但他要宣传毛主席的四个伟大，又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我们不能泼冷水，毛主席这杆旗是你带头高举的，能叫别人代替吗？”
“当然不能！”林彪说。
“快研好墨，铺好宣纸！”叶群命令内勤说。
“怎么写呢？”林彪拿起笔，又抬头问叶群。
“四个伟大嘛！”叶群逐字逐句地念：“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林彪照写不误。因他自己嫌落款的“林彪”二字写得不好看，又重新写了一张。
“很好！很好！”叶群对林彪的题词赞不绝口，“这张题词，分量比过去的所有题词都重。不能叫蒯大富独吞，不然他就会拿它去到处吹，抬高自己。也不能说这只是给清华的题词，那样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想把题词交给中央文革，请他们公开发表，这样影响就大了。”
果然，在“五一”节后的第二天，林彪题的“四个伟大”的题词出现在全国所有报刊的头版头条，所占版面差不多有半张报纸大。同时，在许多地方，又出现了一阵庆祝林彪题词的狂热。
后来，1967年夏天，有一次林彪坐在沙发上冥思，突然念念有辞：蒯大富，他反对刘少奇，刘是国家主席，蒯是反革命！
蒯大富回忆说：五一节《人民日报》等多家人报都登了《清华园升起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而且是头版头条。后来，戚本禹跟我讲，毛主席看了报道就批评了。毛主席说：登报是错误的，这个会引起全国各地效仿。毛主席还说：劳民伤财，此风不可长。
但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传达，所以全国各地就效仿。周围都搞了，什么矿院、北大、地院都搞了，毛主席塑像全国都搞了。后来是越造越大，后来的全都是十多米了。刚开始塑像都是仿照我们的，后来创造得多了，全是选的毛主席的照片，有背着手的，越造越大，北京大学塑的像大得不得了。
从监狱出来的那一年，我到清华去看一看那塑像，没了！不知什么时候拆了？我们的那个塑像前面原来有林彪的题词，后面还有一块汉白玉写着：首都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敬立。1969年清华革委会成立的时候，迟群就把我们敬立的汉白玉剔掉了，重新立了块汉白玉。刻上：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敬立。又过了一年多林彪出事了，就把那个大理石整个剔掉了，重新再镶了块大理石写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我们清华大学有一句名言，汲鹏在大会上辩论时说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后来就有人改了：“历史不是历史，历史就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那时候全国拆塑像。很多单位一把手不敢下手，其他人也不敢下手，这是神的像啊。所以全国还保存了许多毛主席像。有的就是政治上怕，砸了以后哪一天算起账来怎么办？谁也不敢担责任。但是清华、北大砸得就很快。砸得很快，那还是受邓小平的影响。
笔者问蒯大富：“听说你用船从法国进了一根旗杆，比天安门的旗杆还高？”
蒯大富回答说：这个非常正常。这个不锈钢管是日本的，清华的主楼是10层，那主楼就比天安门高嘛，你必须和那个楼相衬啊，那个主楼比天安门高，那个杆子也绝对比它高。那个人高楼前面搞个小旗杆你说难受不难受嘛，当时我还征求了专家意见，不从美学观点来讲是不行的嘛。反正老四看老团，那基本上任何事他都是要反对的，这就好像香港的民主派，你干任何事情他都要反对一下，你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他是满意的。旗杆竖起来了，414宿长忠他们就把这旗杆起名叫蒯杆，说假冒升国旗实际上是升蒯大富自己个人的威信。到第二年，414占领主楼的时候他们把旗杆用气焊给割走了。
有人说：蒯大富本应该一门心思搞科学技术。他聪明刻苦，争强好胜，凭本事去出成果，争取名利双收，也为民族做贡献。蒯大富并不是合格的红色接班人，真让他当权，搞形象工程也许更厉害！
第五节 五一在天安门上见毛主席
有一次座谈时，蒯大富拿着相册回忆说：1967年5月1号上午，我校五千多人在颐和园参加游园活动，晚上两千多人参加天安门广场前的联欢晚会。我个人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安排的活动。我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的身份去的。发给我路线图和通行证，贴在车前面玻璃上。我的车在北京畅通无阻。一直开到天安门后面的午门，也就是一直开到毛主席停车的地方。我们北京市常委在天安门上站在中间第二层，我站在天安门正中间那个栏杆后面，毛泽东登上天安门走到前面一排和我们挨个握手。我这是第一次近距离见主席还和主席握手。我们和中央领导人一起参加检阅。周总理非常关心清华运动，表示不久将派军代表来，而且表示一定亲自参加我校革委会成立大会。
上午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
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中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们的士兵啊，你们是政府首长……”
邓颖超、蔡畅、七君子之一女司法部长史良过来主动和我们握手，邓颍超说我们是北京市民，在你们领导下。
还有余秋里副总理，虽然在反击二月逆流中被谭厚兰重炮猛攻。他仍然热情和气地对待红卫兵造反派。他的独臂形象令人尊敬。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
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力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我们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5月1号晚上八点左右，北京市革委会成员都已经全部集合好了，站在西侧专门搭的一个台阶上。北京市委员加常委至少有七八十个，女同胞和常委在前，委员在后，总共大概有一百来人吧。
这时候毛主席从天安门西侧的电梯上来了。毛泽东和林彪都在那个排好的椅子那儿照相。白天还真没说话，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有准备了。我们学校的同学给我绣了一个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袖章，说到时你见到毛主席把这个袖章献给他。
我们当时正好是站在第二排，在前面还有一排女的，在照相的时候，我想先喊主席肯定不合适啊，我就先喊总理，总理回头一看是我马上站起来，他把毛主席这样扶着起来，毛主席站起来不方便。他对主席说：“主席，这就是蒯大富。”毛主席就伸出手过来说：“哦，你就是蒯大富啊！”我就把袖章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没戴，他把袖章折了起来，然后就揣在自己的兜里了。
这之前，1966年10月18号发生口号事件时，周总理答应我的，他说过：“今天见不到主席没关系，下次有机会我一定把你介绍给主席。”周总理兑现他的承诺。
蒯大富和那些红卫兵头头不知道，就在当天晚上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利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地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是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毛主席对从知识分子中培养接班人，已感到很不理想。但对蒯大富这些人还是爱护的，希望他们能在斗争中改造自己。
蒯大富五一节在天安门上参加活动，还当面邀请周恩来参加清华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恩来当场答应。
笔者评论：1967年4月和5月是蒯大富文化大革命中的巅峰时段。也是他一生的巅峰！开三十几万人大会斗王光美！当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五一上天安门见毛主席！林彪给题词！清华建毛主席塑像全国仿效！可谓惊天动地，风光无限！然而，物极必反！
在此之后，414举旗独立，革委会胎死腹中，文斗变派斗，最后激化为武斗，开枪打死工人！一步一步走向泥潭，全军溃败，跌落深渊！
第六节 筹备成立清华革委会
周恩来答应蒯大富，到时参加清华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本身就是对蒯大富的重大支持。
五一节之前，在4月30日晚10点，兵团总部宣布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筹小组），由蒯大富任组长，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领导文化大革命。当时414表示坚决反对。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孙怒涛代表414指出，所谓革筹小组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并严正声明：政治上不承认革筹小组，组织上不参加革筹小组。
1967年5月1日之后，蒯大富团派借东风在报纸和广播台大肆宣传：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于晚10：05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等几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蒯大富。这是毛主席对我们井冈山人的巨大关怀！毛主席接受了蒯大富代表全体井冈山战士献给他老人家的清华井冈山袖章。“毛主席给井冈山人撑腰，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
今天发表了林彪同志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非常关心清华运动，表示不久将派军代表来，而且表示一定要亲自参加我校革委会成立大会。
5月7日下午，414组长会议订出作战计划：搞臭校、系革筹小组，炮轰老蒯；进而夺总部权。周泉缨说：“我参加414就是要搞垮总部。”
5月8日，蒯大富传达了谢富治在市革委会上的讲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但下面还没有成立革委会……各县、区、各大企业、各大学校都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先成立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的形式好。”
5月11日，414解放全人类贴出《警惕啊！同志》，文中讲：近来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话：“你们连老蒯的话都不听啊！”“跟老蒯走没错！”在5月4日的会上，有人发言说：“总部的决议就是党的决议……”我们听了很惊奇，这绝不是偶然的。五月一日毛主席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地院和北航回校传达的情况都感到和清华截然不同。王大宾十分谦虚地说：“我算老几，我是代表大家去见毛主席的，这是大家的幸福。”韩爱晶更是十分谦虚谨慎，他意味深长地传达了和毛主席谈的两点：（1）解放全人类问题；（2）我们现在的危险不是被压垮，而是可能被吹捧垮，要防止和平演变。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1967年5月12日，谢富治、丁国钰、周景芳来到清华大学接见两派负责人，首先单独接见了团派，然后又单独接见了414，414核心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接见。在单独接见414时，414向他们汇报414的观点和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谢富治根本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批评414说：“414的大方向是不对头的，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你们千条对，万条对，可你们的大方向不对。”谢富治指责414把矛头指向蒯大富，指向群众。414要争辩，可谢富治不愿意听。
随后谢富治将两派召集到一起作指示，他说：“414要支持总部，首先大联合，然后再让革命干部出来。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增加不同意见的人，再增加干部。可以把兵团总部与革筹小组分开，有个分工，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讨论。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就行了。”
5月13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蒯大富又向谢富治告状说：清华414头头要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挑动414群众向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示威。谢富治说：“我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到清华去的，回来后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我了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同意我的处理意见的。”
414认为革筹小组不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不能作为清华的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作为工作机构，而且必须调整扩大；清华大学的大联合没有实现，干部没有得到解放，不具备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条件。
5月16日，学红旗、第一红五星、万里长城、起宏图战斗组写文章：《鲜红的旗永不褪色，革命江山代代相传一一向北航红旗战友学习》，文中说“五·一”晚毛主席接见，韩爱晶回北航后把从天安门带来的糖果和苹果分给战友……而蒯大富呢？“我们从刺破夜空的广播声浪中，我们从5月2日蒯大富同志异常兴奋的传达报告中总感觉到少了点什么，多了点什么。每一个革命同志都不难自己找到正确答案。”
韩爱晶回忆说：感谢清华一些同学对我的肯定，想到文革羞愧难当！我竟在批斗彭德怀元帅时打他一耳光，可谓一失手成千古恨！
1967年5月1日，把天安门带来的糖果和苹果分给战友，情况属实也应该。说我传达“和毛主席谈的两点：（1）解放全人类问题；（2）我们现在的危险不是被压垮，而是可能被吹捧垮，要防止和平演变。”属于误传。当时没机会向毛主席请示，那是我自己的感想之言。以我的年龄和能力应对文革斗争，出问题倒大霉是必然的！
1967年5月20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
蒯大富应邀去北航参加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话祝贺。当天，聂荣臻代表国防科委、谢富治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肖华代表总政治部、吴法宪代表空军讲话祝贺。杨成武带病到会。
韩爱晶劝蒯大富团结414，要做让步，让414当副主任，把清华革委会成立起来。韩爱晶对蒯大富特别强调说：一把手，半边天！
第二天，5月21日，谢富治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两派负责人，414方面参加接见的代表是沈如槐、孙怒涛、宿长忠、刘万璋、王良生和龙连坤等六人。
经过讨论，双方达成“四项协议”：
一、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互相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二、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步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三、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四、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确定了革筹小组名单共22人，其中学生13人，革命干部5人，教职工4人。组长蒯大富，副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
谈判时，协议的前三条双方都无争议，要害是第四条，414强烈反对这一条，认为团派会利用它来压414。谢富治说：“协议还没有执行，怎么知道他们会那么做？你们还有没有诚意？”王良生说：“现在的矛盾主要方面是28团，28团不改变态度，414不放心。”谢富治说：“那不见得，你们要整风。”
在谢富治主持下，还确定了革筹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学生13中，团派为9人，414为4人，这就是九比四的来历。414代表在《四项协议》上签字。
回到清华，消息传出，414炸开了锅。六位谈判代表处于包围之中。部分群众指责他们丧失立场，出卖原则，签署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协议。
晚，414核心组开会，亲自在《四项协议》上签字的孙怒涛翻脸否认《四项协议》，并做检查，承认“丧失原则”，表示对不起广大414战士，要求414战士炮轰414头头。汲鹏等19个委员发表声明，（1）感谢谢副总理对清华的关怀；（2）抵制孙怒涛等六人的右倾；（3）决议的第四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予承认。
陈楚三、张雪梅、郭仁宽、苏虹等六人贴出大字报说：“任何人违背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5月24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会上传达谢富治23日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还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414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全校大会结束后，团派马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旌旗飘扬，锣鼓喧天，庆祝似乎已经到手的胜利。“毛主席为我们井冈山人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最高指示：‘414上台，不行！’”等口号响彻清华园。
团派广播台不断播放用中央首长批评414的话编写的歌词：“414出现是有背景的，414头头是不纯的，414是有后台的，414大方向是不正确的，414的理论是反动的。414上台不行！不行！！不行！！！”
还有一个歌词是这样的：“你说那个414为什么这么坏？因为他有个罗征启和沈如槐。你说那个沈如槐为什么这么坏？因为他的一只眼睛睁不开。”
414以牙还牙，广播台播放的歌词是：“井冈山是老蒯的山，28团小爬虫满山钻，革命干部凌老机，革命阿姨陶德坚，坚决要求大翻个，流氓痞子要掌权。”
台上动嘴，台下动手。趁着夜深人静，两派不断破坏对方的广播线路，或者干脆摘掉对方的喇叭。
24日下午，蒯大富主持召开革筹小组会议，决定5月30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提出50名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供全校师生员工进行辩论。当晚，鲍长康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革筹小组的决定和总部关于成立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令。
“414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给414造成极其巨大的压力。414的一个战斗组写了一份题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字报。
5月21日，谢富治指示：“所有的干部必须站出来为大联合、大团结贡献力量，不能为自己着想。否则就是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团结，他的亮相就不算数。”
5月25日，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团派9·24战斗组的一张大字报上，竟有24个“让孙怒涛滚下来”的字样。414认为，这是团派在执行蒯大富“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
5月26日晚12时，孙怒涛、汲鹏、王良生发出《严正声明》：“再次严重警告总部某些人，必须煞住‘搞臭风’，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总部为5月30日成立革委会到处宣传，印了招贴画贴至城内各处，广播车连日出动，向外地拍电报、挂长途。清华将于5月30日成立革委会的消息传向全国。
晚，414总勤务站第三次发出《严正警告》，必须立即停止目前这种完全错误的、受到广大革命群众抵制的、搞臭风盛吹的干部辩论。立即取消5月30日成立革委会的决定。
刘才堂贴出大字报《兵团内部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潮》，坚持认为414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刘才堂还嫌蒯派不左，真是帮倒忙！
5月28日晚，在礼堂内进行革委会选举，通过“革委会名单”。孙怒涛、汲鹏、王良生拒绝参加，414兵团干部也纷纷拒绝参加。会上，蒯大富先公布几天前早已定好的名单。蒯念名单，下面举手表决，开始一直很顺利，最不顺时也只是一两个人反对，以绝大多数通过。可表决到414的人时卡住了，汲鹏第一次表决没通过，蒯大富叫二次再表决，才以大多数通过。当表决到孙怒涛、王良生时，一次、两次还是不通过，只好先靠边站。等到其他全通过后又来表决他们俩，可还是通不过。蒯大富急了，马上开革筹小组紧急会议，表示革筹同意通过，只有刘才堂反对。再在大会上表决。这才通过了。
对此414根本不予承认，而团派总部会后专门组织游行庆祝欢呼5月30日可以成立“革委会”了。
笔者认为：谢富治在清华两派乃至北京两大派问题上的态度，尽管受到四派批判，但平心而论，从清华两派出现分歧到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谢富治是尽力在体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尽力在按毛泽东当时的要求去做。谢富治是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的一扇窗口。而周恩来在处理清华问题时，大多数情况下与毛泽东存在差异，甚至明显不一致。这种状况伴随着清华内部矛盾斗争，直至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人间。
第七节 革委会胎死腹中
1967年5月27日，清华《井冈山报》在头版发表了《毛主席的指示给井冈山人带来了无穷勇气和力量》的报道，以紧急动员令的形式，“发动群众挑选掌权人”，号召全校师生员工“行动起来，争分夺秒，立即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回忆：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服从革筹小组的决定，参加革命委员会，以反对派的方式进行合法的斗争，走所谓的“议会道路”；第二条路是在组织上彻底分裂，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脱离井冈山兵团总部领导，这有点儿“武装割据”的味道。414的期望是：如果清华正式分裂成两大派，清华就不具备成立革委会的条件，蒯大富所筹建的革委会就不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批准，就可名正言顺地与蒯大富继续进行斗争。
最初，414是沿着第一条路在走的。5月25日一天事态的发展粉碎了他们“议会道路”的幻想。这一天按照蒯大富对414候选人“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团派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指名道姓，企图把414提名的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彻底搞臭。414决定走彻底分裂的道路。大概是5月27日，414精心挑选了50名414的坚定分子，在圆明园小树林内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会议。大家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结成死党，拼死对抗”的方针以及成立新的总部，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分裂的决策。
方针确定了，还要研究分裂的策略，选择分裂的时机。彻底分裂就是成立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打破井冈山兵团的一统天下，使清华一分为二。最后沈如槐拍板决定采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的名字。
分裂的时机选在5月29日，这是革委会选举后的第二天，革委会成立的前一天。早一天，蒯大富暴露不充分，反而给他足够的时间调整策略；晚一天，木已成舟，起不到震撼作用。
5月28日晚，举行了单方面的革委会选举，通过了所有团派人选，414方面仅有孙怒涛、汲鹏、王良生三名候选人勉强获得通过进入革委会。
5月29日O时30分，414广播台播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成立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书》，宣告414总部诞生。
上午9点30分，414在大礼堂召开了414总部成立庆祝大会，沈如槐发言说，成立414总部是他们和蒯大富斗争的必然阶段，是继三纵队、414串联会之后的最高阶段。
团派似乎并没有因为414成立总部而受到多大干扰，他们继续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紧张地筹备革委会成立庆典。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代表也陆续抵达清华。
5月30日凌晨4点，团派广播台突然广播谢富治给蒯大富的信：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委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蒯大富回忆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他们的态度都不一样。江青、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他们是比较明显的偏向我，批评4·14的，周恩来就从来不对4·14说一句批评的话，他对我们学校就强调一个，那就是你能不能拥有群众？
5月29号晚，谢副总理叫我们革筹小组去几个人商量5月30日清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事，我和潘剑虹共四个人赶到大会堂。主要讨论4·14强烈反对怎么办？成立还是不成立？要我下决心。我也拿不准。
当时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个外地的什么代表团，没有空接见我。我就写了一个条子请工作人员递给周总理，我请周总理参加成立大会。总理让工作人员传出来一个纸条，比名片大些，用铅笔写的，好像是：蒯大富同志，现在清华校内大联合搞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好去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呢？
周总理等于说不出席了。这个纸条我保存了多年，后来审查时被宣传队收去了。谢富治和潘剑虹几个看了纸条后又商量怎么办？
谢富治说，现在就由你决定成立还是不成立。周总理肯定不能参加了嘛，如果你下决心成立我肯定去，而且是会劝说4·14他们别闹。我就在那里考虑了大概有一两个小时。我想第一个就是成立明天也会很困难的，4·14会拉一两千人在那里给你闹场子，那也很难看。也让谢富治为难。原来宣传周总理参加也没法交待，面子不好看。谢富治那个意思就是拖拖，继续做做工作，再把它成立起来。后来我就基本上接受了他的意见。
这就是414盼望的奇迹。听到广播后，414群众欣喜若狂，他们从床上爬起身来，敲打脸盆、搪瓷杯和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器具，欢呼团派革委会的破产和414的胜利。
周恩来以委婉的方式行使否决权，建议革委会推迟几天，周恩来这一建议使得蒯大富的革委会推迟到了永远。
革委会没有成立起来，对蒯大富的打击真是很大！
当时，蒯大富也邀请韩爱晶参加5月30日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
韩爱晶回忆说：1967年5月20日北航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西安军事电讯学院和西北工业大举即将成立革委会，邀请我去西安参加他们共同的成立大会。因为文革开始阶段全国学生大串联，我留在北京保卫毛主席，错过机会。我也想顺便到外地去看看。我身边同学问我那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怎么办？我摇摇头说，清华成立不了革委会，蒯大富团派没肚量，连副主任都不想让414当，对414候选人一个个搞臭，根本不想让人家进来，搞不成！我就上火车赶往西安。
笔者认为：如果在其他一般大学，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主任谢富治直接处理，而且传达了毛主席的明确指示，学校两派斗争就此可以基本平息，沿毛主席的方向进展。但在清华就不能解决问题。一方面蒯大富团派过早春风得意，搞表面热闹，连中间群众也不满意，更无聊的是公开把414主要领导人一个个搞臭，根本不正经办成立革委会的大事，好像在搞恶作剧。蒯派低估414的力量，刺激414起到反作用。
另一方面，不管是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或切身利害问题，从根本上讲，清华大多数干部不能接受毛主席党中央对清华党委性质和十七年工作的评价，这恐怕才是硬碰硬的本质问题，是个超级难题。十年文革解决不了，五十年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不是谢富治所能解决的，蒯大富更没那个力量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