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多事之夏
第一节 武汉七·二〇事件
原先中央解决各省文革问题，是让当地干部、军队负责人和群众组织代表到北京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听汇报在北京解决。
1967年6月，毛泽东提出换个办法试试。由中央派人去当地了解情况，就地处理，还让带红卫兵一起去。用这种办法解决的第一个省份是云南。因谢富治曾在云南工作过，就由谢富治、王力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又因为北航早已实现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就从北航红旗选了井然（当时名井冈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四个红卫兵一起去。另外，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随同前往。
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团到达昆明。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指示，他们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当地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基本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计划在1968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周恩来对他的安全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当天，北京方面电话通知刚到重庆的谢富治，要他们速到武汉。谢富治、王力等十四日赶到武汉。
此时，武汉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激烈的对抗阶段。根子在一月夺权，造反派自己分裂。军区竟然逮捕夺权的工总头头及骨干485人。加上其他造反派包括少数中学头头，总共抓了上千人。
军区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造反派就到北京向中央告状。
毛泽东、周恩来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方针。
周恩来先到武汉，见了陈再道和钟汉华，对他们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是武汉军区政治委员，也搬到东湖宾馆乙所。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钢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7月18日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招待所的几个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毛泽东是保陈再道的，但对武汉问题的解决方针从1967年7日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看得很清楚。
周恩来说：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先谈湖北形势问题。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人员。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做。
第五、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
第六、军区要做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承担责任以外，要做部队教育工作，长期的影响，不做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行为要澄清。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中央要承担。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对周恩来所表述的处理武汉问题的各项主张，陈再道非常抵触。他情绪激动，拍桌子，不满周恩来讲话，煽动干部在会上给周恩来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
周恩来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而钟汉华批准蔡炳臣传达，等于给下面干部点了一把火。19日晚谢富治讲话后，钟汉华又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再点第二把火。武汉军区部分干部的情绪就如同快要燃爆的火药库，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8日晚周恩来同陈再道、钟汉华等到毛主席那里。毛泽东同他们谈话后，周恩来于十一时半飞返北京，离开了武汉快要燃爆的火药库。
陈再道、钟汉华对抗周恩来指示，军区部分干部和百万雄师要造反。
谢富治、王力身为中央代表团受命处理武汉问题。他们没想到陈再道、钟汉华会如此抵触。他们低估了武汉群众组织之间矛盾尖锐复杂的程度。谢富治、王力执行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也不到位。周恩来讲是先做军队工作，再做好群众工作。在做好军队工作之前，不能带倾向性，不要表态。谢富治、王力去见百万雄师时工作缺乏耐心，而去见钢二司和水院造反派时倾向太鲜明。
谢富治、王力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虽然他们讲话口径是符合毛主席、周总理原定方针的，但操之过急！
19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二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军区部分干部和百万雄师群众思想转不过弯，迁怒于王力，局面失控。火药库爆炸了！激怒了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把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上了武汉街头。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其中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认错了人，先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打伤。
这些人虽然还没有冲进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么多的人，还包括相当多的公安人员、军人气势汹汹地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简直就像“兵变”。这就是武汉“七二〇事件”。
消息立即传到北京，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21日凌晨两点，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这是他在1958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上午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
虽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毛泽东到上海先后谈道：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武汉军人冲击毛主席驻地，打伤中央代表团成员的消息传到北京工农兵各界。整个京城炸锅了！林彪、江青下令声讨！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7月21日，戚本禹给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电话指示：“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马上开始游行，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道！自己编些类似的口号，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马上搞。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会到天安门活动，搞2至3天。”
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414战士在主楼前集合，宣读了《清华井冈山414总部全体战士给中央文革首长的一封信》后，开始进城游行。途中遇倾盆大雨，学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呼“支持武汉革命派！”、“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
蒯大富的兵团战士近3000人也冒雨进城游行。全市共五万余人游行。
全市各界游行，声讨陈再道，坚决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
7月22日，江青在凌晨接见河南造反派时讲：“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王力同志、谢富治同志，我们能允许吗？”
早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同志的电话指示：“你们要去西山游行，懂吗？”
414在主楼前集合后前往西山游行，团派在西大操场集合前往。
下午市革委会通知团总部，要两派协商共派2000人去机场迎接谢富治等同志回京。团总部拒不协商，单方面派2000人前往。414对团派这种做法进行了斗争，也组织队伍到达了机场，但欢迎仪式已经结束。
7月23日，《人民日报》头条刊登了谢富治等光荣回到北京的消息，并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和解放军负责人到机场热烈欢迎的大幅照片。
7月25日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百万余人在天安门隆重召开大会，热烈欢迎谢副总理等回京，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战友。清华近万人参加。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首长出席大会。
蒯大富回忆说：群众代表在天安门大会上发言呼喊的“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等口号时，林彪也都举了手。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7·20”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
在与王力的对话中，我认为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认为全国“老保”行动那么一致，在中央肯定有“黑手”。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我们要把徐向前揪出来。
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要拿起枪杆子”。我们清华井冈山要与外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7月29日兵团作战部严正声明：“武汉事件不仅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武汉事件是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镇压无产阶级的反革命严重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有黑手操纵的。这个黑手就是混进军内的走资派徐向前。武汉事件是全国的一个集合点”，“坚决打倒陈再道的黑后台徐向前！”。在兵团作战部长带领下，去了40多人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
之后周恩来秘书来清华，要送还徐帅与毛泽东的合影和徐帅到301医院看病的挂号证等物品。
我们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以为毛主席会打倒他。在1967年7月31号晚上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我看到徐向前元帅还在主席台上。怎么徐向前又出席在这个会呢？他没什么事嘛，我当时关心的是这个。
招待会上，周恩来走下来给每个桌敬酒。周总理走到我们桌跟前敬酒之后对我说：“你们学校的那个林刚，被我们抓起来了，你不要管了。”
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正在巡视大江南北，林刚跟着毛主席的火车，毛主席走到哪他跟到哪，被发现了，就把他抓了。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奇迹。他和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副厅长关系好，这个副厅长把毛主席专列情况透给他了。他就跟在后头了。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我也不敢保了，要是追得狠，可能把我也卷进去了。他大概被关到1974年吧。放了就按照大学生毕业分配了，辗转分配到昆明去了。1988年我结婚以后我岳父给我提起的，说林刚在这儿是清华同学。我说他还活着吗？他说活着啊，在这儿当教工啊。我到昆明就和林刚联系上了。他原名叫林元祥，文化大革命时改叫林刚。他和谭又亭一个班的。谭又亭是清华舞蹈队队长，胡锦涛是辅导员。
文化大革命学生经典故事多呢，我们学校彭伟民，1967年带了六七个同学，有男的有女的，越境跑越南去抗美援越，打倒美帝国主义。抓住后给押送回来了，中央文革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派人到昆明边界去接。后来我就派人去把他们接回来了。彭伟民是我们井冈山最早成立时的三把手啊。后来创办北京现代集团任总裁。
在中央报刊上集中出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是196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北京支持你们》之后，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一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第四十周年》、《解放军报》发表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一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第四十周年》文章以及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也都出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提法。这一提法加剧了部分群众与解放军的矛盾，使文化革命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与严厉批评。
井冈山兵团有人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第三次大串联”等看法，大批人员流出去抓军队一小撮。7月底8月初，团派派往外地联络站已有10多个，成员有数百人。
414总部也向外地派出了几个联络站，414总部负责人沈如槐、张雪梅、刘万章等也外出。清华离校人员已逾千名。
1967年武汉爆发的“七二〇事件”，有人甚至称之为“七二〇兵变”，把这件事与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相提并论！
对此提法，韩爱晶评论说：我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不能叫“七二〇兵变”。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派人冲进蒋介石住处活捉了蒋介石。他们目的明确，是有预谋的，是经过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1967年武汉公安人员、军人和百万雄师的人冲击东湖宾馆，是去找王力、谢富治辩论讲理。这种行为虽是严重违法的，但他们并不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去袭击毛主席。他们并不直接反对毛主席，但他们不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决定，而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制定的。如果真冲到毛主席那里，他们会喊毛主席万岁。
军区领导陈再道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不满，凭他的资格，可以向周恩来叫板，但他也不会反对毛主席。
武汉军人和百万雄师的人也还只敢拿王力撒气。在看到王力挨打时，钟汉华跪下向武汉军人和百万雄师的人求情，他心里明白殴打中央代表团的人是什么性质！
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几十年。
1967年发生“七二〇事件”后不久，被打的王力失去人身自由十几年！
“七二〇事件”是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矛盾激化的反映，也是当时若干省份文化大革命矛盾激化的反映。
在此之前，中央处理河南、四川问题时，都是让军区支持造反派，这次在武汉却遇到了军队与保守派的顽强抵抗。
更早之前，在北京发生过内蒙军人冲击军委，在会场殴打总政领导的事。
这表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进攻达到最高峰，斗争到了最激烈阶段，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受到最强烈反对。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相持妥协的新阶段！
十年文革，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受到诸多抵抗，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受到的是硬抗，反抗者包括部分军人和工人；在清华大学受到的是软抗，反抗者包括部分干部和工宣队负责人，值得深思！
第二节 数十万人卷入“揪刘火线”
1967年6月3日，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开始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这是发生在1967年多事之夏的一件特大怪现象。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刘少奇一边做检查一边到学校接触群众，1966年8月2日、3日、4日去了北京建工学院，有过几次讲话。这几天的讲话谈不上继续镇压学生运动。但一些幼稚的青年学生认为，一个人既然被打倒，那他从小到老、从里到外、每时每事肯定都是坏的。革命的学生要显示革命，北京建工学院是刘少奇直接到过的单位，这么好的题目，这么好的资源岂可放过！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高潮时表现狂热，行为极左。
1967年6月3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开到中南海西门，要揪国家主席刘少奇去批判！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这种要求也属于异想天开！超乎寻常！
早在1967年1月，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的信就有批语：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蒯大富回忆说：当时北京建工学院也分成两派。有个老八一，有个新八一，两派头头都是女的，一个叫贾健，一个叫范兴慧。对她们的行动我根本就不屑一顾，觉得这是个闹剧。打倒刘少奇我们清华井冈山肯定是第一功嘛。你抢什么抢？
韩爱晶回忆说：当时我一听说这件事，觉得莫名其妙！想出风头，想捞政治资本，想登上政治舞台。由于这个学校规模较小。想借刘少奇出名。你说你一个普通的大学，你要去揪刘少奇，刘少奇是你揪得出来的吗？蒯大富揪王光美我都感到是出风头。这回又冒出个揪刘少奇的！这个建工新八一当时贴大字报嘛，他有他的理由：刘少奇到我们学校有黑指示，现在我们要清算，你应当向我们认罪，你应当到我们学校做检查！
建工老八一看建工新八一去了，揪刘少奇能不去吗？这个做法有它的理由。但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这个身份不是你一个大学能够左右的啊！明摆着要经过毛主席同意，让你揪你才能揪，不让你揪就不能揪！可以说这也是给毛主席施压啊！她们就跑到社会上寻求支持，他们头头来北航找过我们，我很客气地说了几句话，咱也不敢说反对！我们北航敬而远之。看到没有人支持，他们就在中南海西门口搭个帐篷，坚持要刘少奇出来检讨认罪。
发生这个事，应该由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和北京市领导接见他们，肯定他们的革命热情，劝他们回学校搞大批判。正巧，此时谢富治去云南、四川解决那里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处理揪刘少奇的事关键在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6月29日，周恩来就北京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西门、要求揪斗刘少奇一事，做出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
由周恩来批示可知，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是汪东兴和戚本禹。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把周恩来的批示传达给北京市工人和学生。那么汪东兴是怎么劝建工学院学生们回去的呢？戚本禹又是怎么出面处理的呢？
据黄峥在《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书中说：
1967年7月4号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少奇同志说：“因为你在建工学院的几次讲话有错误，那里的两派都要你做出检查。因此党中央的意见，要你向该院的‘新八一战斗团’写个检查。”
既然是中央的意见，少奇同志当然不能拒绝。但因为身体欠佳，他只写了一半，就叫光美同志执笔代写。她写完由少奇同志勉强抄清后交给了我。一是要我提提意见，二是叫我送给汪东兴。
1967年7月9日，建工新八一收到刘少奇的书面检查，这不是巨大成功吗？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向全社会展示他们的初步胜利，也有了争取各界支持的最大理由。明摆着当时刘少奇无论怎么写也不可能通过！似乎革命的逻辑很明确，既然刘少奇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怎么可能交出人民满意的检讨呢？刘少奇肯定是在向人民反扑！谁还有理由不支持建工学院红卫兵的斗争呢？当然，1967年6月，汪东兴的政治地位还不高，他的影响还很有限。他也不敢违背打倒刘少奇的大潮，但在客观上，在没有公开传达周总理批示的情况下，把刘少奇的检讨交给建工学院学生，这等于号召北京各界卷入。这就是汪东兴处理周总理交办此事的结果。
刘少奇交出检查后，工人、学生们开始声援建工八一。中南海四周安营扎寨越来越多，红旗招展，帐篷毗邻。这种情况下，在清华大学，有一些学生催促两派头头：你们怎么不支持揪刘少奇？
1967年7月14凌晨三点，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武汉。之后周恩来往返北京、武汉两地。北京就更热闹了。
据黄峥在《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书中说：
那是1967年7月18日晚，造反派把少奇同志揪到中南海职工食堂。把光美同志揪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分别进行批斗……
从这天晚上以后，造反派就强行把少奇和光美同志隔离开了。他们把光美同志隔离到后小院的一间房子里。少奇同志虽然还住在原来的房里，但门口加了一个持枪的哨兵。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记载，1967年7月18日：
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
既然毛泽东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为什么没人向北京各界传达毛主席的批评呢？北京广大工人学生不但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而且还在给围中南海揪刘少奇加温！谢富治和汪东兴都在场，为什么后来1967年8月5日又在中南海斗刘少奇？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此7月19日，414总部召开“揪斗刘贼誓师大会”，发布《关于全校革命派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紧急倡议书》。414战士分步行和自行车两路进城示威游行。晚十时在中南海西门和另外十几个群众组织约五千人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当天早上，团派先遣队前往中南海。下午大队伍来到中南海西门广场，和兄弟院校联合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蒯大富还在大会发言。但团派当天深夜又把队伍撤走，并不想安营。
7月20日晚，在天安门广场，由建工新八一、清华414发起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7月21日，戚本禹在新影制片厂谈话：“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革命还要指示？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雨，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游行，我从进城以后还没见过，你们都不拍，过了就拍不上了。”
全市学生、工人、干部、市民先后被卷入。建工八一造成大势。
后来建工八一宣布绝食。在绝食斗争中最长的绝食达5天。
7月26日，中央文革派人到建工八一揪刘绝食阵地，要求他们复食，并在中南海接见新老八一代表，要求他们在揪刘中实现革命大联合。戚本禹在谈到大批判时指示：“要多写批判文章，系统的文章要写……绝食是艰苦的，但最艰苦的是揪刘的要害，批判得要让他无可辩驳。”
中南海一个工作人员传出刘少奇在4月份的一个《检查》，说这个《检查》完全是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支毒箭。
蒯大富回忆说：我们都很晚才去，那一条街铺天盖地的全都是帐篷啊，都已经占满了。
韩爱晶回忆说：8月1号，戚本禹带着建工八一两派女头头去八一湖游泳。戚本禹和这两个女头头的对话被抄写在大字报上，很快传遍北京！戚本禹的言行是对建工八一两派揪刘少奇行动的肯定和鼓励。8月1日回京一个星期的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四代会核心组讲话：揪刘、邓可以，但不能冲中南海、钓鱼台，而且要联合起来搞。
这时候，社会各界认为中央文革在支持，就有更多单位去声援，又在那旁边安营扎寨。中南海周围满眼是帐篷、旗帜、高音喇叭！
7月26号，北航才去人，30号才正式安营。虽然我们的人去得晚，但是北航、清华只要参加进去，在揪刘火线就被各单位推到核心位置。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7月29日晚，在中南海西门又召开了一个“揪刘批判大会”。414总部参加大会并发言。到会共290多个单位，两万多人。
7月30日凌晨一时，王道明等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来到中南海西门。王道明让大家搞多种多样批判，漫画、大字报全要，并赞扬大家火线批判会开得好。当有人提出让刘少奇到室外来听时，王讲：这完全可以，其实你们在这里搞，他完全听得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他完全知道，他害怕得很！
8月2日零点二十分，谢富治亲临中南海北门揪刘火线看望揪刘战士。当大家问刘少奇什么时候揪出中南海，交出批斗时，谢富治说：“你们这样可以，但不能出中南海，可以示威，施加压力。揪刘少奇很不容易吧！”
韩爱晶回忆说：谢富治经历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回到北京。7月25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之后，谢富治马上转入处理中南海周围几十万人揪刘少奇的事。
周恩来、谢富治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明的决定，8月5日下午四点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声讨刘少奇，然后群众就撤离中南海。
8月5日凌晨零点三十五分，戚本禹、谢富治等接见中南海“揪刘火线”战士代表，宣布中央的安排，要求各单位会后就撤离中南海。
下午，大会如期召开，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等领导出席大会。
蒯大富以市革委会常委身份上天安门，414负责人沈如槐作为揪刘联络总站代表也上了天安门。他们都在找周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沈如槐在周恩来准备进大厅前抓住机会向周恩来献袖章，恳请总理再次去清华。周恩来一进大厅，大家就聚过来握手，请示各种问题。蒯大富问：“现在是不是要搞第三次大串连？七·二〇事件以后学校有几千学生到外地去了。”
周恩来指出，这种形势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安排。现在要搞大批判、大联合。
韩爱晶拿着笔记本，把平常别人问他的疑难问题带来请教。周恩来一一解答。中途有事去处理，之后又找韩爱晶让他继续问。
八五大会一举多得。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批判刘少奇，结束了揪刘火线群众运动。
两个月的揪刘火线近乎荒唐，总算结束了。揪刘火线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戚本禹在处理揪刘火线问题上的表现引起周恩来的极大不满，成为他向毛泽东告状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把戚本禹清除出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因之一。
更荒唐的是，三年后，此事被列为五·一六集团的重大反革命阴谋活动。听说建工学院八一两个女头头被整得死去活来，贾健怀孕三个月，军代表在大会上批判贾健，不让贾健结婚，小孩就做掉了。贾健的二把手女学生董临平，被整得自杀了。上吊以后都没人敢把她放下，后来秦文远给她放下来。范兴慧在西安也被整得一塌糊涂。因为参与揪刘火线的事，北京受牵连者成千上万。蒯大富、韩爱晶都是反感此事而被动卷入的，但三年后也把此活动列为他们的反革命五·一六罪行。揪刘火线极左学生走向反面，后来作为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整，同样走向反面，而且更严重、更荒唐！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走极端的劣根性。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卜伟华有文章谈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的事，比笔者写得严重得多。说红代会主要领导研究组织学生冲中南海抢刘少奇。可能有材料，那就是1970年抓反革命五·一六分子高潮时的成果。抓五·一六的功臣们当时能用逼供信的办法从无影无踪里搞出数以万计填表参加的五·一六分子，何况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确有其事，那还搞不出更厉害的材料。学生们被整得家破人亡苦不堪言！为了自由都会做不同程度的妥协，听从专案组的编造。
因此，史实考证要讲究证据出现的背景，有些证据材料本身就是不可靠的。
第三节 414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多事之夏，中央高层的指示与行为本身就不成熟、不统一，也不稳定；从中央到地方派系各异、派内有派；各层次矛盾激化，各派都有极端行为，社会动荡。
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北京还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重大事件！这起更为荒唐的事件是部分民众在狂热的冲动下爆发的“革命行动”！中央也有严重责任！
1967年5月6日，香港九龙工人因劳资纠纷罢工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拘捕了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香港左派发动声援，仿效内地，在港督府贴满大字报，手持毛主席语录列队抗议示威。防暴警察袭击，多人受伤，一些人被捕。
5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代办霍普森面交外交部声明，表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5月18日，北京举行十万人大会声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出席，谢富治讲话。
6月3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
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香港的命运取决于香港爱国同胞，取决于七亿中国人民，而决不取决于腐败衰朽的英帝国主义。
港九爱国同胞们，英勇地战斗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祖国千百万红卫兵支持着你们，亿万革命群众支持着你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誓作香港爱国同胞的强大后盾。
周恩来事后说这篇社论是他改过的，但改得很不够。他日理万机可以理解，但这篇社论的话语造成的后果不能全推给学生！
周恩来就香港前途请示毛主席，主席指示“香港还是那个样子”。周恩来解释香港现状不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不变。
7月初，沙头角边境香港警察所和深圳武装民兵互相开枪，港英5个警察死亡，中方2人死亡。
8月20日，中国政府照会英国，要求香港当局48小时内宣布取消对三家报纸出版的禁令，释放19名被关押的驻港记者，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
周恩来批准了这个限时照会。报纸随之公布。后来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是他的责任。
限时照会！对于从来就说话算数的革命的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
8月22日，由北外红旗、二外红卫兵、北外造反团、外交部联络站等单位成立的反帝反修联络站发动组织一万多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等待48小时到来时香港当局的表现。
北京卫戍区派部队保护代办处，安装高音喇叭，反复广播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外事纪律规定。还反复广播陈伯达关于必须遵守秩序的一封信。
周恩来秘书周家鼎电话通知北航，由北航革委会副主任井然带北航学生到现场劝阻过火行动。但已无法应对已经失控的局面。
48小时限期一到，示威群众冲破士兵人墙，涌入代办处，砸坏办公室物品，放火烧毁房屋。
1967年8月23日，新华社电讯说：英国政府竟敢无视我国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会的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尚未撤销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在香港横行霸道。英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1967年8月23日凌晨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北外造反团、二外红卫兵、二外首都兵团、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办及外政等组织负责人。
周恩来说：今天我们讲外交大权的问题。我首先问你们：外交部的大权到底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国务院管还是你管？（指北外造反团）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必须向中央报告，中央不批准就不能登报，不合法。在中央眼前一个部，为什么不报告？你们夺外交部权，要所有副部长向你们报告，出入要你们批准，有外事活动找他们还要我向你们请求！
谢富治插话：造反团的头脑是否太热了，打了几个胜仗一一你们自己认为的。
陈伯达：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
造反派：王力同志讲话说……
周恩来：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外交大权断了四天了，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次了，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把英国代办处烧了！
陈伯达：谁让你们去的？（对造反团、联络站）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四天外交大事没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组织可以管嘛！
周恩来：左派组织中央没有承认嘛！它只是监督。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中央看了，认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数的……
中央几次决定不能冲外交部，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后也不来商量，你们头脑发热了。
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一直到今天把英国代办处都烧了。我跟你们讲了多次，根本不听。（周恩来叫北京卫戍区警卫师某团的一名同志汇报了火烧英代办处的具体过程。）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外语学院一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在北京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的。晚上10点他们必须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软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软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央决定了还得请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斗队就定了？
外语学院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外语学院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是给国家开玩笑，给外国造成一些笑话的事。中央又没授权给你，“一切权力归我”，“以我为中心”，这是开玩笑，搞的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
总理插话：四天中断，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陈伯达：你们这样行动是轻率的，没有经过严肃的考虑。你们一个学校还没团结，还要管七亿人口的外交！你们（造反团）有多少人？（答：一千三百人）一千三百人是渺小的数字。
总理：一千三百人授权给外交部，这不是开玩笑吗？我没有帮助好你们，你们招呼也不打，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谢富治：脑子发热了，没冷静考虑一下，英国代办处也烧了。
陈伯达：不要争论了。作一个教训，不能这么办。今天大家一律听总理的命令。外交部由总理一手处理，你们搞了一起玩笑，现在三点半。从三点半起，你们的一切事情归总理、由总理统筹外交部。外交部一切问题由总理处理，统一听总理的命令，统统撤退，封条无效，只有党中央才有权贴这封条，不要在这里纠缠，回学校去，学校搞好了，二派三派联合就不容易，还想管七亿人口外交。你们回去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会觉得可笑。
谢富治：这是一个梦！这是一个黄粱美梦！
清华414派人参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动。几天后传来消息：周总理很生气。总理还说：“没有想到清华414也参加了。”
沈如槐后来认为：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三大极“左”事件，414件件有份。这一事实充分说明，414内部的极“左”思潮也是泛滥成灾。
从1967年8月周恩来在外事部门就开始谈清查“五·一六”，范围很小，还没扩大。两三年后，参与火烧英代办处的人员，理所当然就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事情又在向另一个荒唐的极端转化！
第四节 414思潮必胜
1967年6月14日，414广播台播文说：“414思潮必须在清华占绝对统治地位。”
6月20日，414电机系分部委员崔敏达贴出一篇《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大字报提及“斯大林的错误和团派的极左思潮”。团派十六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批判，称其为大毒草。
8月3日，周泉缨贴出了一篇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把414和团派的论战推向新的理论高度。这份大字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据此得出“414是右的”结论。首先理解《414思潮必胜》实质的应该是张春桥，1967年12月10日，他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我最早读了一下清华《414思潮必胜》的传单，说414要坐天下，414必胜，说上海市革委会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就是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文章很隐晦，看了两遍才看懂。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弱点，但是不能说要重新换班，权力重新再分配。
《414思潮必胜》是用给河南造总战友的一封信的形式表达的。下面摘抄几段：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什么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以及被取消了政治地位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不是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只有414派能够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414派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团派，团结团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是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长远的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手中，414派当仁不让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还必须看到，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967年8月26日，团派贴出大字报《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一一评<414思潮必胜>》。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当面批评蒯大富说：“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414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414。”
毛泽东批评蒯大富不欢迎工人宣传队，说：“今天没有邀请414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414思潮必胜》是不对的嘛！”
毛泽东当场还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
江青说：“414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414也是反对我的！”
毛泽东对414的态度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