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清华制止武斗
第一节 斗争激化导致百日武斗
蒯大富回忆说：
市委学习班在北京市主任谢富治和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共同领导下开学，在傅崇碧被打倒的口号声中不了了之。
回校之前，韩爱晶对我说：“老蒯啊，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能再参与了！找个地方躲起来吧！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再回来，或许还有我们一席之地。如果继续参加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杨成武、肖华和我们关系都很好，傅崇碧也很熟，他们都经不住这么复杂的斗争，我们更搞不清。不在这儿出问题就在那儿出问题，后果好不了。再说我也快累垮了，正常的吃饭睡觉都没有，我累得支气管扩张、发低烧、有血痰，我要请假脱离运动，休养旁观了。”
我没把韩爱晶的话当回事。
他有时讲话很可怕！1967年夏天，有一次开会回来，在长安街上韩爱晶突然冒出几句话：“老蒯啊，江青要是走在主席前面那是她的福气，如果毛主席先走，留下江青，那她不堪设想，会很惨！”
韩爱晶给谢富治写了请病假的报告，住进北京体育学院休息。
我回到清华大学井冈山团派总部应对新的矛盾。
也许世界上只有超强的政治力量可以在一个特定区域维持和平统治并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清华414和团派双方几乎势均力敌。414号称七千人，斗争的策略水平甚至高过团派。蒯大富根本左右不了清华局势。
文化革命中推举干部，各派拉干部亮相在自己一边，类似于西方选议员。各选各的呀，清华园在实践民主政治，早于台湾和泰国呢！清华有个干部叫陶森，职务是原党总支代书记。她写了一篇《打倒蒋南翔反党集团副帅刘冰》的大字报，还代表31名干部批评414派的干部政策。这是她的民主权利。但她的民主权利影响了414在清华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414就不允许陶森有民主权利，414不是采取大辩论的方式，而是在4月20号去陶森家，把陶森绑架到科学馆。
414绑架团派干部陶森，两派矛盾空前激化。这是导致清华百日武斗的导火线！414对百日武斗有严重责任！有人认为414甚至是故意挑起事端，目的就是为了激怒团派。而团派往往处置失当，早在1967年414强占广播台时就如此。1968年1月初414占毕业生走后空房同样如此。
1968年4月21日零时，团派宣布对科学馆周围实行宵禁，并组织几千群众在科学馆前举行示威活动，一些人向科学馆投掷石块。
在校的海军宣传队立即向上级反映情况。4月22日，李钟奇来到清华，分别见了两派头头。他讲了四点意见：（1）你们双方都应该根据最新最高指示办事，严格遵守《六六通令》，不要互相抓人；（2）希望你们双方就抓人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果确是坏人，送到专政机关；如果是好人，立即释放；（3）要保证四大自由，不要挑起武斗，否则挑起武斗的人要承担一切责任。全校革命师生都要坚决反对武斗，绝对不要参加武斗；（4）你们双方广播台都要积极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李钟奇来得很及时，四点意见也很明确。可是陶森问题并没解决。414不但没有放人，反而决定4月23日在礼堂召开“批斗陶森”大会。
团派广播台及前哨台宣布“罢工”，抗议头头“软弱”。蒯大富内外皆“敌”，就想学聂元梓来摆脱困境！他后来说他搞武斗是学习北大。这是典型的东施效颦！聂元梓岁数比蒯大富的妈还大四岁，修炼非凡！岂是蒯大富能效仿的！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大学首先爆发的武斗事件的蹊跷：
北京市学习班结束后，周恩来等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之后第三天，1968年3月29日深夜，在北京大学化学系31楼宿舍，聂元梓手下的新北大公社的人和反对派井冈山的人发生冲突，李钟奇等来现场调解，愤怒的学生把他们围在中间，在申诉过程中，井冈山的樊能庭手拿螺丝刀指向聂元梓，使之头部出血。当场演变为抓凶手！情况立即报往中央，连毛主席都知道聂元梓遇刺了！北大井冈山陷于被动。
发武斗之后不久，聂元梓把蒯大富找到北京大学谈话。
聂元梓说：你蒯大富不要在清华搞武斗了。你不要看见北大在搞武斗，你就搞武斗。北大的武斗不是我聂元梓搞起来的，将来我是不会为武斗负责任的。可是，你清华的武斗情况就不一样了，你蒯大富是要负责的，武斗的罪名你是抹不掉的。
蒯大富说自己搞武斗是受聂元梓影响，可是面对聂元梓善意的、爱护的劝告，蒯大富却听不懂，也听不进。
1968年4月23日后，清华进入百日武斗阶段。同时，两派宣传工具以国际水平对外造势。已完全无诚实可言！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4月23日凌晨，团派占领了礼堂、新水利馆、旧水利馆。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令，说在大礼堂缴获414藏匿的480根长矛，宣布封锁大礼堂及周边地区。
上午9点，团派调集红缨战团等武斗队伍围住旧电机馆。海军宣传队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解放军手挽手插入两派之间，企图隔开双方，未成。周围许多同学观看了这场攻楼战。进行了6个多小时的武斗，数百人参加，动用了石块、瓦片、硫酸、长矛等。
中午北京卫戍区200多名官兵进入清华制止武斗。
晚上，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的声明》，让“恢复到23日凌晨以前状态”。
团派发出自21时起在礼堂区戒严的《第二号通告》，团派指责解放军宣传队和北京卫戍区偏袒414。
4月25日凌晨，团派对科学馆断水断电，从几处攻打科学馆。上午，414近千人在校内游行，抗议团派挑起武斗。
解放军宣传队向两派宣布：除其主要领导人，全部队员“暂时撤离清华”。宣传队不愿过多地介入两派武斗，他们对清华局势已无能为力。团派领导人发出“向江青同志告急！！”，向上汇报清华武斗情况。团派占领9号楼，四派占领8号楼。
4月26日，清华《井冈山报》说：乘着北京高校最近刮起的一股武斗妖风，我校414一小撮变天派在其黑后台的指使下，在罗文李饶托匪集团的操纵下，一手挑起了四·二三大武斗。
而414的报纸刊登着：记旧机电馆保卫战，文攻武卫，抗暴有理！
反对武斗的无奈而善良的学生开始撤离清华。清华大学的学生，无论团派，还是414一一绝大多数师生是反对武斗的。武斗一开始，清华就出现逃难潮。4月的最后几天，是逃难高峰。有人肩扛行李，手提纲兜；有人推着自行车，驮着大包小包；有人蹬着三轮，车上堆满书籍和衣物。大多数逃难的人涌出南校门，从四道口分流向兄弟院校。
韩爱晶说：
我在北航南操场全校大会上宣布，只要不参加清华武斗的学生来北航找到老乡朋友的，一律友好接待，请大家做好生活安置。可见震动之大。
早在1967年2月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专门谈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问题，毛泽东对武斗的定义界定很严。
恩来同志：
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起不了教育人的目的。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应当分析武斗的大多数是党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起的，他们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政策，降低党的威信。凡动手打人应依法处之。请你转告给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笔者在43年后才从历史资料中看到毛泽东这封非常重要的信，无话可说！
第二节 陈伯达警告停止武斗
1968年5月1日，蒯大富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身份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节日焰火晚会。陈伯达找来蒯大富，严厉警告蒯大富说：你们搞武斗，脱离工人、脱离农民、脱离市民，也脱离你们学校大多数师生员工，还脱离井冈山兵团大多数战士。你们必须马上停止武斗！如果不停止，将来后果很严重！
5月2日上午，蒯大富在第一阶梯教室召开总部会议。十几个总部委员席地而坐。他如实传达了陈伯达的警告，并问大家怎么办？
少数人主张见好就收，不要把武斗搞大。但多数委员坚持打下去，要打到中央表态414是错的才行。
在1968年5月16日《井冈山报》上还刊登有如下文字：陈伯达同志五月一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红卫兵小将讲了意味深长的极其深刻的话：“言行不一致，理论和实际不一致，不管你说多少漂亮的话，最后，都要垮台的。”
笔者感叹：陈伯达在中央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排在第四位，名义上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不管陈伯达后来下场如何，陈伯达5月1日对蒯大富的批评教育是正确的、及时的。蒯大富团派总部会议上主战派的态度是无视中央！要挟中央！
至于5月16日《井冈山报》上刊登的这段话应当用来批评检查自己而不是当作武器指向414！
第三节 5月30日爆发规模最大的武斗
关于“5·30武斗”，笔者向当日参与者做过核实，还询问了现场目睹者。根据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回忆：
1968年5月29日，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开会时，有人提出：一年前的5月30日，是团派革委会流产的日子，今年的5月30日，他们一定会搞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打击414，以雪心头之耻。大家都赞同这个看法，认为414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414判断：团派进攻的目标一定是东区浴室。并进一步认定：团派在攻打东区浴室时还会采用“围点打援”的计策，在11号楼埋伏重兵，当414从主楼派兵救援东区浴室时，突然出击，一举歼灭414的有生力量。
为了打赢这一仗，414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第一个措施是暗中增兵，第二个措施是抢修工事。
5月30日凌晨，东区浴室果然打响了。团派只攻打东区浴室，没有其他异常动向。
笔者调查：团派攻打东区浴室并非早有预谋，也并非因为5·30革委会流产这个日期。蒯大富根本没有雪耻的计划，实际是下面个别人临时建议，完全是偶然的巧合。
414宿长忠和刘万章决定派一支队伍去围住团派前哨广播台所在地“一教”，两人亲自带领100多人的队伍，从东大操场向西开进。
414的队伍走到东大操场中央时，团派集结在11号楼附近100多人的队伍，马上冲出来，从马路跃上东大操场，摆开阵势。
两军在东大操场展开了厮杀。414冲过去，团派就退一退；团派冲过来，414就退一退。你来我往，反复不已。而在每次冲杀之后都有不少战士受伤。后来有人把这场类似古战场的厮杀，演义为千人厮杀，以显示其壮观！
武斗进行之中，414调用秘密武器土坦克向团派发动总攻。在土坦克的掩护下，414向团派发动了冲击，坦克压垮路障，414的大队人马冲过路口，与团派拼长矛。团派队伍全线溃败，来不及逃跑的几十个团派战士被414包围在11号楼和12号楼中间的空地上，只好缴械投降。
西线团派伤亡惨重，却没能拿下东区浴室，束线团派“打援”未成，反被414击溃。
蒯大富回忆说：
我们认准414是国民党，豁出去了。414的24个人守楼，二层楼8米高，我们搭的云梯要有十一二米高才行，云梯是用竹子扎的，靠在高墙边，忽闪忽闪的，我们团派的人爬云梯往上冲，上去的人还喊：冲啊，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国民党！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去一个就被他们挑下来一个，当时有人摔死了。我们攻不下来。我就下死命令，叫他们不要再冲，他们还往上冲，有人说：烧！运来两桶汽油，火一划，浓烟全上去了。414也认为我们是国民党，被我们抓住的414学生说：你们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团派采取火攻。东区浴室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0多名414战士被迫走下东区浴室，向团派投降。
“5·30武斗”是清华百日武斗中损失最大、伤亡最重的一次武斗。414卞雨林在对阵时中箭，当场死亡。团派除了许恭生外，修缮科工人段洪水在浴室攻坚战中被挑当场死亡。力00班的马耀开在拉锯交战中被刺伤摔倒，后变成了植物人，几年后去世。校足球队员时作隆那天冲上浴室顶被挑下，胸以下身体高位瘫痪，1985年去世。
5月30日的武斗残酷激烈，双方死伤惨重。非武斗人员大批离校。同时武斗消息以最快速度在学生亲友中传播，很多家长从外地赶来北京，把自己的孩子带离清华。清华园再一次出现了逃难的高潮，团派好些骨干分子也在5月30日之后离开清华。
第四节 武斗规模趋小而武器水平提高
根据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回忆：要想打败对方就是武器升级，使用真枪实弹等“热兵器”，或者到外地搞武器，或者自己制造。
清华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理工科大学，相关设备、原材料一应俱全，应有尽有。
蒋南峰是414武器制造的总指挥，他戏称自己是414的吴运铎。首先是造手榴弹。手榴弹造出来以后，414在主楼前广场进行了实弹试验，第一颗手榴弹就炸伤了自己人。实验成功后便大量制造，据蒋南峰说总共造了好几百颗土手榴弹。以后他们又造了一批土雷、土炮，甚至还组织人试制过火焰喷射器。
414在外地有一个盟友一一南京的曾邦元，他给414运来了大批医药用品。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6月2日，团派《井冈山报》称：一位414被团派俘虏，“揭发”414武器生产由蒋南峰负责，代号是400#，有枪组、炮组、火药组……团派决定封锁8号楼，切断水源，414靠打井取水生活。
清华内战愈演愈烈，414派人到长安街新华门对面张贴反团派的大标语，恰巧被过路的团派20多人发现。团派周大卫带人抓四派贴标语的人，双方在新华门前发生械斗，造成两小时交通阻塞，遭到北京市上千群众强烈谴责。后来，李钟奇带解放军把人和车带到卫戍区，下午6点左右放回。这就是“新华门事件”，影响非常恶劣。
武斗断断续续发生。沈如槐书中说：6月19号，团派一枪开创了在北京高校使用真枪进行武斗的先例。而6月30号，414使用土手榴弹炸伤了团派战士……从此，清华武斗进入枪战。
414还搞了一次校外夜袭。团派的汽车队一共有十几辆汽车，爆发武斗后，大部分汽车藏在北京体育学院。7月2日夜，414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但燊带领414长矛队控制了体院传达室，包围了正在熟睡的司机，抓走7名团派司机。414还破坏掉9辆汽车，夺走数百公斤汽油。
7月4日，团派枪手从“板亭”开枪打死科学馆朱育生。
7月5日，团派地堡岗哨开枪，击中正在科学馆后门附近的电机系高01班学生杨志军，杨志军于11点不治身亡。
7月6日，团派枪手从“一教”向414的土装甲车开枪，穿甲弹穿透双层钢板，司机杨述当场身亡。
关于百日武斗的具体情况，因为团派回忆文章较少，本书某些细节可能还需进一步考证。双方说法各异，直到今天有些人甚至还有很大情绪，这也可以理解。
沈昆同学在文章中说：……后有沈如槐，二十多年后仍然执迷不悟地把自己的谣言写进自己的回忆录，说什么团派用消防车喷汽油烧毁了九浴室；再有所谓“5·30”毒箭，这本是一个很容易证明的问题，然而414的始作俑者们当年就拿不出证据来，却硬生生坚持到去年（我现在并不确定这些坚持“毒箭”说的人们去年沉默之后是否真的放弃了）。这些谣言是怎么出炉的，是否也该把伪装剥去，曝曝其秘呢？
第五节 中央决定制止武斗
1968年6月前后，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爆发大规模武斗，甚至发生破坏铁路，抢走援越物资，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事件。
事关抗美援越，影响国计民生，中央下决心制止武斗。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毛泽东批示：照办。命令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同时，中央在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宣传《七·三布告》，同时制止各地武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专门开会，北京市群众上街游行。
早在《七·三布告》发布之前，北京市革命委员常委会上就多次讨论制止武斗问题。蒯大富身为常委，清华大学的武斗在北京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蒯大富到会时一些干部、军官、工人常委，都对他投来无奈、失望，甚至瞧不起的目光，和蒯大富说话时神情语调显得异样。在谢富治等主要领导和各位常委面前，蒯大富很狼狈，窘迫尴尬，但他就是不下决心停止武斗。
有一次谢富治主持常委会，把制止北京武斗作为会议重要议题讨论。韩爱晶对于泛泛的讨论大为不满，他当场挑明了说：首先要解决在座的常委所在单位的武斗，否则怎么能制止其它单位武斗！
韩爱晶建议市革委会里的干部、军官、工人常委、农民常委、红卫兵常委联合组成调解武斗小组，首先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头头谈，要他们停止武斗、拆除工事。如果不听，再请卫戍区派两个连战士去强行拆除。
谢富治感到意外，但还是问常委们，同意不同意韩爱晶的建议？
工人、农民常委们明确表示支持，鲁文阁、王大宾都发言，积极支持。干部、军人不吭声。蒯大富也发言表示支持。
谢富治说，那就这么办，要吴德等人会后落实。
会后，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都参加调解小组，分别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做说服工作。
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等到清华找到414总部，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按照原来所谓天派、地派的关系，414派和地质王大宾较密切。虽然如此，对话时，沈如槐坚持说蒯大富是“蒯匪”，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当场也气得高声喊起来，王大宾也认为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
干部、军官不积极，也不参加，调解不欢而散，无果而停。
实际上干部、军官们看得比工人和学生清楚。蒯大富连中央领导的话都不听，哪里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许多人在看蒯大富表演，看他走向败局。
《七·三布告》发布之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专门开会贯彻中央指示，会上虽然没点名，但卫戍区政委黄作珍讲话几乎直指清华。蒯大富在众人目光之下哪有尊严！
蒯大富说：
《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北京革委会开会了，散会之后，韩爱晶和我一路返回，到长安街西头，韩爱晶跟我说：“老蒯，你看人民反对武斗，你那里不要打了。”这是我们在市革委会开会后他对我的建议。他的这份心啊，我是非常能够体会的，但是当时心里想停啊。可真是停不了了。
7月7日卫戍区送来了《七·三布告》，两派各一份，不起作用。
根据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回忆：科学馆里，朱育生、杨志军的尸体开始腐烂，受伤的人得不到很好的救治。夜里，414派人用土炸药炸斜了通往清华的三万五千伏高压线的电线杆。这次行动没有给科学馆造成突围机会，却导致清华园及中关村部分地区停电四个多小时，给国家财产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严重损失。
7月9日，团派对科学馆采用火攻。科学馆的顶楼完全燃烧，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当天下午，414在天安门前集合，召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呼救大会。沈如槐、汲鹏带领300多名414战士，抬着杨述立的尸体，在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公安局和东交民巷使馆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414还派人去电报大楼给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六份加急电报。
7月12日，卫戍区军代表刘丰见414代表谈话后又找蒯大富。刘丰要他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同时强调谢富治对蒯大富三点指示：（1）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2）上缴武器；（3）全面制止武斗。
7月15日上午，蒯大富在市革委会开完会后，蒯大富要求接见。谢富治、吴德、丁国钰、温玉成、黄作珍等接见蒯大富。谢富治等要蒯大富（1）上交枪支；（2）要清华两派提出制止武斗方案；（3）要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陈、张、刘等4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4）拆除414的工事。
7月16日，在测准414的地道方位后，团派用炸弹摧毁了414突围的地道。414解救科学馆的一切手段都失败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群众，把宣传《七·三布告》、反对武斗、游行示威的重点放在清华大学周边地区。
7月24日，中央又针对陕西省情况发布告，指出：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的群众游行是向清华武斗派示威，也是最后的警告。彻底铲除武斗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第六节 团派打死宣传队工人酿惨案
1968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着手解决清华大学武斗问题。有一天，毛泽东问机要员谢静宜，怎么看待校园的武斗？谢静宜当即表示反对武斗。毛泽东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组织工人去清华大学宣传中央《七三布告》，制止武斗。
谢静宜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分头做准备工作。还让原来在清华工作过的海军干部去团派总部要来清华总平面布置图。
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在清华西门外不远处设了临时指挥部。
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
7月22日、7月25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先后两次组织一些工厂群众专门去清华大学周围游行，呼口号，坚决贯彻《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工人群众只在清华校外附近游行，没有进学校。
7月26日晚，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集61个工矿企业负责人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8341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拆除工事。
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个单位3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各自单位出发，上午九点多，宣传队各路人马抵达清华南、西、东门，按指挥部规定，队伍在十一点开进了清华园。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具体行动总指挥为张荣温，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北京卫戍区、海军的军代表配合。
工人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园，有的人手里拿着毛主席的语录本，有的手持《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时值盛夏，有的女工还穿着裙子。他们一路上不断高呼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文革中工人们游行是平常事，领导让来就来。宣传毛主席指示，宣传中央布告，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开枪死人的事，想不到会在大雨里驻扎清华。
两派武斗人员总共一千人左右。双方持有武器，占据各自地盘。
宣传队进校后按预定方案，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发起宣传、喊话“攻势”。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
十一点半钟，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三支两军办公室负责人刘丰打电话到团总部找蒯大富。正巧蒯大富去火车站接陈继芳了，刘丰要总部其他人转告蒯大富，工人同志到清华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要团派大力支持宣传队。
团派武斗现场指挥任传仲带了一些人，赶到西门阻拦工宣队。
414大本营在主楼，另外科学馆被团派包围着。工人队伍首先进入主楼，工宣队负责人柳一安和海军宣传队张东昌找到沈如槐，要414交出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经过一个多小时谈判，签署了协议，414负责人同意上缴武器、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
414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但燊带宣传队到科学馆。工宣队帮助被包围的一百多人撤离。工人师傅们还跳到小河里，在肩上搭起木板桥，让这一百多人踩着人桥进入安全区。414转危为安，非常感激工宣队。
从西门和南门进清华的工人也分片包围了团派据点，并在部分据点收缴武器、拆除工事。
中午12点多，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回到清华。他们去北京站没接着陈继芳。回到学校附近，看见工人队伍正浩浩荡荡往校园里开。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在人群中从西南校门回到清华。
鲍长康回忆是爬墙回的清华。蒯大富回忆说当时是在工人队伍旁边走进清华的，但轿车带不进来了。
快到静斋的时候听一个女工说：怎么还在走？刘才堂被抓了。
很多工人坐在地上，把静斋也围起来了，但控制不严。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和司机回到团派总部所在地静斋，蒯大富还登上屋顶观看，看到市革委会常委、市工代会的鲁文阁和徐凯在下面。这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蒯大富还不醒悟，也不打听打听，根本无视这些市革委会常委工代会朋友，简直盲动到了发昏的程度！蒯大富还大声斥责前来“包围”的工宣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四派占据的主楼而来静斋。
蒯大富回忆说：
当时我看到鲁文阁在楼下，旁边的女工还穿着裙子，我立刻想到1967年8月在上海王洪文领着多少万工人砸柴联司，毛主席坐在房里看电视转播实况。
1968年，当时还没有手机，想找中央也找不到，打电话问值班的也找不到。工宣队把清华围起来我一点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下死命令不能动。工人如果攻楼，我们就自卫反击。
工人也没攻楼，学生过去和工人讲理，说：你们回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吧！
工人得到了指示，凡是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学生都拉走了，当场就被拉走一百多人。我们思想上特别敏感，自我感觉特别美好，认为这个工人指挥部里面有人要激化矛盾。
下午两点前后，在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领下，用石块、长矛等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把包围静斋的路打开了。我决定跑出去找领导，让大家在家等我的消息。
下午三点多钟，我和段永基还有司机三个人翻墙出了清华，又遇到陈育延，一起到清华西北方向体育学院找了一辆存放在那里的小车。外面下着大雨，我们的车绕了一大圈，下午五点左右，到了市革委会。段永基他们在外面等，我上楼去找领导。找谢富治没找到。
我见到吴德的秘书，我说我想见吴德，后来就直接到了吴德的办公室。我一见吴德就喊：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来？一进校就抓人打人。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我和你们说如果把清华井冈山当上海柴联司来砸，我们就以死一拼！
而吴德始终不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也不说明这件事中央都知道。吴德说：蒯大富你要是得罪北京一百万产业工人，你在北京就没有立足之地。
我还跟吴德争：“我们不是好欺侮的，我们就以死一拼！”
吴德说：你们如果跟工人打起来，你要负责！
我说：现在没办法，一点招呼也不打，你让我负责我不负责！
吴德让我呆在那儿，让我们等，让等工宣队来，一直等到晚上7点钟。
有人认为：连陈伯达话都不听的蒯大富，岂会把吴德的话当回事！
五点到七点，也就是蒯大富找到吴德的这两个小时是最要命、最关键的两个小时。蒯大富如果有起码的政治常识应该服从市革委会，或者由吴德出面立即带蒯大富赶到清华，先让工人和团派学生脱离接触，之后双方高层在清华谈判。请问为什么不可以缓一下，降降温再处理。一边是工人，另一边是清华学生。国际上战争都可以先脱离接触，维持现状施行谈判。吴德是革委会副主任，蒯大富是常委。在北京不能缓一下吗？事缓则圆嘛。
请看蒯大富下午三点多离校去市委告状后清华校园里事态的演变，惨变！工人的血！工人的命！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下午三点多，静斋的团派队伍袭击甲所、乙所、工字厅的工宣队，40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
下午四点多，配合明斋、二院等地的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天黑时袭击丙所。
下午五点多，10号楼、11号楼、12号楼被包围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这时，从414那儿上缴的武斗用柳条帽、棍子等都武装到工宣队手中。414给工宣队员送饭，用汽车帮他们把伤员运送至医院，广播用的大喇叭也全缴给工宣队用。
此时吴德、蒯大富已见面！
下午五点到八点，住在13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进京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冲出大楼加人袭击工宣队队员的活动。武斗现场指挥任传仲坚持武斗，团派各据点各自为战，对其据点周围的工宣队频频出击。
下午五点半，在10号楼一楼楼道内，工人王松林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
下午六点，撤至12号楼西北场地的工人潘志洪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工人张旭涛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有人后来大骂：吴德、蒯大富、迟群、谢静宜已在谈判，此前已有伤亡，之后怎么还有伤亡？这帮家伙有什么能力？有什么领导水平？！为什么不能先让双方脱离接触？即便工人暂时后撤一下，晚几个小时再解决就不行吗？毫无政治常识，猪狗不如！
晚上十点，在9003的三楼一房间里休息的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忠现被团派用长矛刺死。
晚上11点20分，9003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
1968年7月27日，不是团派与四派的大武斗之日，而是团派抗拒工宣队之日。这一天，工宣队有5人牺牲，特重伤20多人，较重伤有一百多人，皮肉轻伤有几百人。惨痛不已！
根据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回忆：晚上一辆一辆的军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开进了清华园，停在主楼前广场。解放军战士头戴钢盔，手握钢枪，枪上的刺刀在探照灯下闪闪发光。他们下车后把9003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工宣队中的一位解放军告诉我说：蒯大富再不投降，我们就像消灭土匪一样把他们消灭掉！
蒯大富回忆说：
后来迟群、谢静宜来到市委大楼，跟我们面对面谈判。迟群、谢静宜旁边还有很多工人代表，是那些工厂的负责人。我们这边就是我和段永基。他们提出拆除工事、停止武斗、上交武器、交出凶手。迟群和我们从8点一直谈到9点。迟群要我签字，别的我都签了，只有交出凶手这条我没签。
我们和迟群、谢静宜一起回到清华。我被带至清华园中学一间教室，双方又谈判到22时45分，签字后，我和工人、军代表前往设在明斋的团广播台广播协议。
然后落实协议。这时，学校已经空空荡荡。我到明斋找人，然后到广播台，见任传仲在现场指挥，他还带着几十个人。我们马上开会，开会时十几个人都是各武斗队的指挥。
我说：“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若不死人，还好办，打死人，就不好向中央交待了。现在，工人们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留在校内继续和工人打，要么就是退出清华，别无出路。与会者大多反对逃跑，要与工人一拼到底。
我接着又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多了；另一条路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车覆没，落得和上柴联司一样的下场。这两条路我认为都是死路，现在只能把武器藏起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唯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要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的身边，出了这么大的事，中央就会知道，中央会救我们的。除任传仲几个人以外，大家同意了。这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听说谢富治已到清华，我们撤退了。那场面非常悲壮，半夜里黑压压的一片，北门没有工人，我们至少有上千人，从北门逃出。有的是参加武斗的，也有没参加武斗的，各自逃难，大部分人都去了北航。
我和段永基、陈育延在一起，继续联系中央。我向一切方面打电话联系，国务院接电话也说首长不在，打市委的电话也没人回答，还是联系不上，我和段永基、陈育延、司机共四个人，经过电报大楼时，我赶到电报大楼。
7月28日清晨5时30分，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7月27日在黑手的周密策划下，假借宣传七三布告，挑动十一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数百人遭毒打，伤亡数十人，许多人被捕未放。为避免跟工人阶级再发生冲突，我井冈山战士已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恳求中央马上接见。
发了电报我也没地方去啊，先想到天津。后来一想，还是到北航去看看吧。我到了北航见到了老戴，老戴说，怎么中央首长接见你没去？我立即上了车赶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已经在毛主席那里三个多小时了。
凌晨4时，团派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撤往昌平200#，因司机驾车瞌睡，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外人截车，翻车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2人，炸伤5人。
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人物对宣传队进清华的回忆：
聂元梓回忆录中写道：但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先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
李冬民当时也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他回忆说：7月27日之前一周，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南侧一层到三层的几个会议室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副政委潘永提和几个处长连续开会，布置行动。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代会副组长徐凯后来说：
我也是当天早上接到通知跟着队伍去的。到清华我和鲁文阁在老蒯总部楼下，我们在说话，看见老蒯在小楼顶上，我们还笑着跟他打招呼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韩爱晶回忆说：
我是中午在北京大学俄文楼被陈良叫醒的。听说工人来，我脱口而说：那好啊，这下清华武斗不就解决了吗？随后去清华，看到校外停着很多大汽车，贴着工厂的名字。我问工人怎么回事？
工人说：搞不清，厂里领导集合让来的。
我从北面小门进清华，人流如潮，还碰见李冬民往外走，问他也搞不清。听到老团广播台说工人是杨、余、傅黑后台派来的，气得我跺脚大骂广播台。我知道谢富治不敢动用这么多人，谢富治说过，开一万人的会都要请示毛主席。
我回到北航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找谁也找不着，问谁也不知道。打电话也找不到蒯大富。我坐在一个院子里的高台阶上，看天上乌云滚滚，拍手对天大喊：老天爷快下大暴雨，下大暴雨！下啊！把工人和学生隔开！千万别出事啊！
惨剧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后来，韩爱晶对这一惨痛悲剧做分析总结说：
1、清华内在矛盾本应该也能够和平解决；
2、武斗双方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当然在蒯大富团派，惨痛悲剧是武斗的必然结局；
3、迟群、谢静宜、张荣温处置水平低下。动机虽好，行动效果极糟；
4、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等没有认真追求效果；
5、毛主席布置方法不规范。应通过周总理中央碰头会，再由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在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几万工人进清华；
6、偶然性。蒯大富去火车站接人，刘丰电话通知蒯大富未有效果。
韩爱晶分析事先不通知的原因：
1、毛主席派宣传队去清华制止武斗，这件事不是按往常解决重大问题的正常程序进行的。不是毛主席批示或发话到周恩来，再通过碰头会到谢富治。这次不是这样，这次是毛主席口头对机要员谢静宜布置的，由谢静宜贯彻落实。具体由谢静宜、迟群牵头，张荣温组织工人实施，8341部队起重要作用。
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他们也想不到蒯大富的团派学生会开枪打死工人。毛主席第二天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过：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2、而谢静宜、迟群等人只想执行毛主席指示。以为尚方宝剑在手，自以为能。他们经常在毛主席周围，根本不把蒯大富放在眼里。他们在布置过程中就是有意要避开清华人士，有心防止意外泄露。他们怕蒯大富知道了会严加准备，搞名堂不好办。谢静宜、迟群等人以为几万工人突然出现，蒯大富措手不及就能解决。这边蒯大富失道寡助，那边谢静宜、迟群等人也就这个水平。他们不懂得把事情办好才是对毛主席真正负责。事情办成这样有什么水平！
3、谢富治当然知道这件事，让市革会吴德、丁国钰与卫戍区黄作珍、李钟奇配合行动。本来谢富治是能协调方方面面的关键人物，可是他身兼数职，这位上将文化不高，会打仗但处理具体事情往往口头说说，他不善于也没时间去落实检查。他对毛主席直接指挥身边的人去办的事也不便以主导身份出现。这就是当时中央高层实况。谢富治尽心尽责不够也不方便尽心尽责，他也不方便通知蒯大富。
4、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蒯大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恶性膨胀走向反动，他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和谢富治的话也只是取其所需、为己所用。蒯大富经常去市革委会开会，对于市革委会吴德、丁国钰根本不放在眼里；对卫戍区黄作珍的话不会听，更是藐视李钟奇等人。之前李钟奇曾带着200名解放军战士来清华现场解决武斗，吃苦而无效。这次吴、丁、黄、李四人既无权，也无兴趣去告知蒯大富。一年多来，善意的调解者们对蒯大富的恶劣行径极为厌恶，有的懒得说他了，有的幸灾乐祸，盼他倒霉。市革委会有的干部更是老谋深算，就在看蒯大富自取恶果。知情者没人真心想帮蒯大富，也没人想告诉他内幕。
正如蒯大富说：我知道，我们自己制止不了，人家也不想制止。
韩爱晶对蒯大富说过：“人家就是幸灾乐祸，看你的笑话。毛主席发了批示，谢富治讲话了。我在市革会建议去调解。在这种情况下就剩下工代会的工人、农代会的农民、红卫兵去劝，王大宾和我都积极地去劝，其他人是看你跳，让你唱那个独角戏。最后到了7·27，这时候你就一败涂地了吧。非到了最后你自己垮台了人家才开心，人家看造反派头头一下子爬上那么高，得意忘形，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人家心里恨不得你垮台。”
正如后来毛泽东讲的，去清华的工人并不恨蒯大富，北京市的工人群众是想说，你们就别武斗了，我们来了，蒯大富你就把这些武斗工事拆了，下台阶吧。
蒯大富自己也说派来的工人队伍里好多是自己一派的，领头的都是自己的好朋友。真是悲剧啊！
早在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中就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1968年7月27日，团派向工人开枪，性质不言自明。
笔者研究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对工人、农民和士兵有极深的阶级感情，毛泽东的立场永远站在工农兵大众一边，他最相信工农兵，他依靠工农兵，为工农兵奋斗。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民性。
毛泽东最终只会要那些与工农兵结合的知识分子，抛弃那些反对工农兵的坏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