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运动规律，这个规律用恩格斯的话来表述就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俄国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曾经很好笑地质问：马克思在哪部著作用详细阐述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这样好笑的发问，归根结底还是他自己的唯心主义注定了他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注定了世界上不存在通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历史规律，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被一定的规律所统治着。《资本论》正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形态，精确分析并揭示其运动规律的光辉的巨著。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具体分析一定的历史阶段中的典范，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光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竟然是在历史事变发生后两个月内写成的。根据马克思为这一著作写的序言，可以判断，这部著作在1852年的2月中旬就完成了。后人考证的结果是，至少不晚于1852年的3月25日，而波拿巴的政变发生于1851年12月2日。顺便交代，12月2日不处在雾月。因为历史上拿破仑的1799年11月9日的政变是处于雾月。为此，魏德曼也曾经误解了马克思的讽刺用意，误把这部著作的名字搞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这里为大家传上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同时贴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部著作所写的序言，一方面是为了大家学习马列毛经典著作提供个资料；另一方面也是我几年来耿耿于怀的一句话想说，那就是关于对苏东巨变和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我坚持说迄今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有的同志知道了我有这个看法后表示不赞同，我记得他当时举出了夏尔.贝特兰的结论，认为那就是正确的结论。大家读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后，会鉴别各种结论是否正确的。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能提出正确的指导今天革命的路线吗？当然了，能否做到如马克思那样，叙述清楚某一具体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和重大事变之间的关联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的同时，又能“对政变的英雄除了给予完全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的确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马克思是在事变发生的同时这样做到了的，难道我们还不能在事变发生已经过去了块半个世纪的今天，还是做不到吗？至少，我们应该比葫芦画瓢逼迫自己那样去做，总有做得有点样子的时候。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69年第二版序言
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一篇
(政变)史。根据这个请求，我直到2月中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论文，总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但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有数百份那时已深入德国境内，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自命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我这本书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企图”。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其中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坚持。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韦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勘误，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是不能理解的暗语。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战役的著作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激烈转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
卡尔•马克思 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版。原文是德文
恩格斯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三十三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个篇幅不大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作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英雄除了给予完全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天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恩•写于1885年（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5年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