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的教训：抗争需要重燃 群众组织必不可少 本文来自即将发布的《社会主义者》杂志五一版，订阅电邮cwi.china@gmail.com邓美晶 社会主义行动
在中国广东陆丰的乌坎村抗争曾经扬名国际。这个一万五千人口的渔村在2011年9月发起了历时四个月的群众抗争，反抗中共基层官员与地产发展商勾结，偷取村民的土地赚取利润。一年多过去，乌坎村今天又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维权活动。4月26日，大批村民围堵公路，抗议港商陈文清违反合约，其投资的农场在合约期满后交回乌坎村委会，土地上的建筑物等设施全部被破坏。400多名村民与约500名到场戒备的警察对峙，未有发生冲突。村民要求市政府、村委会介入。他们扬言，将持续抗争。村民代表张建兴说，村民现在对村委会极度不满，答应村民在指定日期收回土地的承诺没有实现，“在很多事件上只按照政府的意思，就是维稳，没有开村民大会谘询”。村委会主任林祖銮曾在警民对峙期间到场，但“去了一下，可是没人听，他就离开了”。
2011年乌坎村事件中的群众组织及动员能力，以及建立由民选产生的委员会管理社区，使这次抗争极具象征性，成为中国抗争的里程碑。这场运动踢走基层的中共政府官员，并令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江洋作出妥协，将中共支部委员会和村委会的薜昌和陈顺义解除职务，并举行了新的村委选举。
村委会陷入分歧 保守与激进派的角力 可惜的是，现在这场抗争好像达到了瓶颈位，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前进，而且在去年成立的新村委会还一度传出可能面临解散的消息。2012年10月，村委会委员庄烈宏辞职，他向记者表示，提出的建议“受到太多阻挠”，得不到村委会主任林祖銮的支持。1月29日，乌坎村委会负责土地资产、资源和治安等事务的村委会委员张建城也曾提出辞职。虽然张期后复职，但显示出新村委领导对于目前的情况感到无力。
有村民对于目前的情况感到沮丧。村民林先生表示，抗争过去一年多仍拿不回土地，令他对村委会不再信任。村内有一种鼓噪的声音，村民对新的村委会逐渐变得怀疑，认为他们与当局关系过于密切，过于集中于维持稳定，而不是为各村民的权利而斗争，亦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拿回被窃取的土地。
村委会主任林祖銮表示，被上届村委会违法盗卖的有一万两千亩左右，其中已经办理国土证的有七千亩，无法讨回，剩下的五千亩土地，去年收回了三千多亩，还有一千多亩，今年可以全部收回。村民认为收回来的土地太少，以及收回土地的办理手续进度缓慢，他们认为可以有第二次抗争。
不止村民与新的村委会之间出现了不信任，即使在新的村委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年轻干部与保守（以村委主任林祖銮为首）派别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强调与中共妥协的保守派，与寻求再次斗争的另一派发生了分裂。一名村干部接受访问时表示，一年召开一次村民大会是规定的，但新村委会已经成立一年，村民大会一直没有召开。“我认为有需要开，可是林祖銮认为有人会藉机闹事，不利于乌坎的稳定，一个人就决定不开了。这个太武断了，也伤害了村民的信任。村委会内部对这事是有看法的。尽管村委会里的年轻人承认，林祖銮更善于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但他过分讲究大局的一些做法，还是令年轻人充满沮丧。比如，他不希望年轻人把村里的事情拿到网络上去说。”
在被问到村民对仍未能拿回被非法征去的土地的不满时，林祖銮说道，“这一年是来具体解决问题的，就是双方都得妥协。这一年我学会了妥协，可村民们的思维仍然是斗争哲学，受害者思维。”反映他不认同抗争能带来改变，认为需要透过妥协才能逐步拿到目标。但直到目前为止，与中共上级政府妥协的道路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成果。2011年的乌坎群众抗争反映，不是抗议没有作用，而运动被提早解散才是致命错误，这是至关重要的教训。
运动中不同的阶级利益 乌坎抗争一年过去，这场运动在十二月的时候被冻结了。政府当时尝试停止运动，以协议的名义要求反抗领导们承诺停止进一步行动，并允许进行新的村委选举。为了换取中共监督底下的村选举，乌坎村民解散了他们自己的独立村委员会和取消抗议，这是一个错误。民主的群众大会决定斗争的每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局限的地区选举村委会没有任何实质权力，群众仍能透过参与选举作为一种战术，利用这个平台去深化斗争，以及建立围绕著运动的主要诉求。当时得到广大支持的独立委员会为了这种选举而决定解散，是一个重大错误。
新的村委会虽然是由选举产生，却是一个受控于独裁当局底下、没有真正权力的平台。在村委会中争取代表性，是抗争运动的正确策略，能揭露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建立群众性的组织，这是实现真正改变的关键。现时村委会委员任期三年一届，无法被选民召回。我们曾经警告，不能相信任何中共政府的协定，应该透过建立由下而上的组织，去监督新的村委会，并以定期的大会保持运动的民主及公开性。
如众多其他的群众抗争一样，乌坎的抗争没有明确的纲领，集中于单一的诉求，这使抗争在高潮过后难以继续动员群众和推进运动的发展。乌村抗争的运动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包括保守及激进的派别。因为这个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运动中所代表著的是不同阶级的利益。一部份村委领导本身是小商人，所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不希望挑战中共政权，而希望有稳定及适合商业经营的环境。其中土地私有化是乌坎运动中广泛存在的概念。尽管当前（每个村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被中共官员滥用，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会更加加剧农村地区的贫富悬殊。
社会主义者主张土地的公有制，由民选的草根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纲领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发展大规模集体化生产，国家为其提供低息贷款、农机和技术支持。这无法在当前亲商的一党专政下所实现。
乌坎对中国群众抗争的影响 在中国，非法征收农地的事件非常普遍。非法征地引发各地不同程度的反抗运动，由2010年起，每年包括示威抗议、罢工等的“群众性事件”超过十八万，其中65%便与为经济发展而非法征收农地有关，每天有四百万人因政府征地而失去土地。
乌坎村的抗争令许多其他地区的群众仿效。从2012年开始，成都钢铁工人的罢工、广州的反征地抗议，声言要“向乌坎学习”。海南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持续数月，迫使当局数次改变电厂修建的地址。什邡和启东也有数万人参加反对环境污染的示威，90后的中学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联系到青年在群众抗争中所发挥的角色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90后成为群众抗争的新力量，加快了群众运动的激进化。而且由于互联网及手机的普及，使当局更难控制消息的传播，让抗议和罢工的消息能够迅速传播。
可是，近一年众多群众运动的缺点，是各个地方的群众抗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如在宁波发生反PX抗争的同时，海南莺歌海镇也发生了反对修建燃煤电厂的抗争。两地的群众斗争诉求都在于环境问题，但是却没有互相联系和声援，而处于孤立的状态。
而事实上，在乌坎运动发展之际，这些同时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争（在广东汕头海门镇，及汕头地区的上岱美村），给广东当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当地甚至没有足够的警察进行镇压。这些抗争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当时还被武警包围的乌坎村民。这反映群众抗争不能孤立于一地，而需要互相声援和团结抗争。要充分实现这目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抗争需要建立连系，以建立全国性的组织为目标，而不仅仅是基于一个地区和临时组成的组织。在目前阶段，只能透过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组织作为第一步的行动。
占领上浦 在距离乌坎约一百公里，拥有三千人口的上浦，在今年二月廿二日，村民占领村广场，抗议政府卖掉500亩田地，要求合法的民主选举，民主地计划把稻田转成工业区的问题。
2月24日，抗议群众受到由当地官员雇佣的暴徒暴力驱逐，但遭到抗议村民的反抗，有大约30辆车被砸，至少八个村民受伤。在全国人大会议举行（三月五日至十七日）前，中共领导不想有任何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不想利用暴力，于是警察先封锁了村子。
3月10日，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当局向广东揭西县上浦村派出警察清理路障，再次引发与村民的暴力冲突。广东揭西县当局逮捕上浦村村委负责人和其他8人。村民表示，30至40人在最新冲突中受伤。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一名村民说，地方政府比暴徒更加粗暴。三千名警察包围上浦，并阻止附近6、7个村庄的居民进入上浦声援，警方动用了催泪弹。
中共策略－“胡萝卜加大棒” 中共当局面对群众运动有著不同策略的应对，可以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形容，表面上看似作出让步，如在乌坎事件中承诺新的村委选举，实际上是为了解散运动而欺骗群众的圈套，待抗争运动冷却，再针对个别“搞事分子”进行打压。当局在新村委的选举中打压较激进的派别便是一个例子。中共在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通过威胁、经济压力和媒体控制，进行幕后操纵和打压激进的抗争领袖。如薛健婉（薛锦波的女儿）就由于遭到当局打压而被迫放弃参与村委会选举。在新的村委会选举产生之后，当局能够很容易地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利用威胁和财政手段，让村委会屈服于当局，在这三年控制新的村委会。这也造成目前在新领袖之间产生的分歧，演变成更复杂和两极化的局面，一派认为需要新一轮的群众抗争，而另一派恐惧这会带来像上浦那样的镇压。当下之急是一个强调重建群众运动架构的清晰纲领，恢复抗争。
2012年海南省莺歌海镇爆发数万人反对燃煤电厂的示威，曾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将电厂修建地点改到邻近的其他乡镇，这使抗争也扩展到新确定的修建地区，使当局数次变更电厂地点。然而10月份，村民却得知燃煤电厂即将在莺歌海镇动工修建，于10月18日再次爆发示威，发生万人警民冲突。之后数百人被逮捕，数十人被通缉，而燃煤电厂已悄然动工。在12月，对此问题在网络及出书发表意见的刘福堂被控“非法经营罪”，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这是中共在作出假让步之后再实行打压的例子之一。
省领导层作出妥协，因为他们害怕运动会蔓延，并启发其他群众挑战地方中共当局。以乌坎为例子，作出“让步”随后发生的就是警察选择性的镇压和骚扰，一方面打击乌坎抗争运动中最激进的阶层，另一方面更高级别的政府不支付乌坎费用，阻挠新选举领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运动的主要诉求。
乌坎的教训 乌坎抗争在如何组织群众运动上给予很多重要的教训。在任何谈判中，不能对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要赢得主要诉求，只能信任自己组织的力量和准备斗争。现时中国内地的群众抗争大多数是自发性的，亦因为镇压的关系令抗争的持续时间较短。但群众运动的发展趋向有更大、更成熟的组织能力，也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要在这些运动中取得胜利，需要群众的大会和民主架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谈判应该公开，而不能在运动背后有秘密交易。群众应该联系在其他地区同样正在进行的斗争。
不幸的是，部分乌坎运动的领导对于中共政权的角色抱有幻想。这间接导致乌坎运动没有实现村民的诉求（包括交还被窃取的土地、调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独立调查薜锦波之死等）。
乌坎抗争还没有结束，它的命运不但和其他地区的抗争相连，而且和全中国的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乌坎的群众已在过去一年的斗争中了解到，中共只是利用妥协作为圈套，实际上并不能带来改变或争取权利。 中国劳工论坛主张：
- 重新建立乌坎群众抗争！重建2011年群众抗争委员会，并独立于官方，由村民民主控制！
- 地方政府公开帐簿，由将全数土地归还村民！
- 由村民自行组织的委员会，独立调查薜锦波之死！
- 公共民主控制及拥有土地、自然资源、城市发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于利润！
- 立即在中国实现立面民主权利，而且不只限于村层面。结束一党专政！自由选举产生革命立宪会议，打倒资本主义富豪，支持社会主义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