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路线葬送了中华苏维埃”这是正统媒体的结论。这个结论肯定了一个事实，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那么，失败后的中央红军及中华苏维埃政府都干了什么？特别是几件重大事情需要拷问拷问：瞿秋白、何叔衡何以落入敌手？季振同、黄宗岳被杀到底是谁的责任？江西某党史网给出了相当重要的参考资料。如下这篇《长征前夕的毛泽东》可供那些专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事件研究的人参考。可以这么说吧，某些人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不清楚，事实是和他们不合的人有两个前途：直接杀掉，如季振同、黄宗岳的命运；间接杀掉，如瞿秋白、何叔衡。让人惊叹的是，毛泽东在被间接杀掉之列，是基层的官兵和民众不答应。而在间接被杀之列的毛泽东却没有为自己争取活命机会，而是为瞿秋白、何叔衡、王稼祥争取活命的机会，结果只救了王稼祥。呜呼，我说不出话。谨以别人的文章唐塞读者。长征前夕的毛泽东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5日
http://www.chinarjw.com/n25/n172/n310/c1696/content_1.html长期以来，很多人对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前夕的这段历史了解甚少，甚至出现过诸多的猜测和误传。值此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将历年调查采访到的有关史料整理成文，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生动的毛泽东。
一、与张闻天联手
1934年7月底，毛泽东从南线会昌返回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沙洲坝又遭国民党飞机轰炸。这是因为红十六军军长兼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孔荷宠叛变投敌。孔荷宠向国民党献上了他暗中描画的沙洲坝中央机关分布图，国民党空军紧急出动，接连三天对沙洲坝狂轰滥炸。此前的1933年4月，叶坪遭敌轰炸，党政军机关第一次西迁，这次是第二次西迁。按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安排，毛泽东随中央政府机关搬到离沙洲坝有12公里的云石山。
毛泽东比其他人要晚走一天。苏区形势日趋紧张，他不愿这么匆匆离去。这天晚上，元太屋毛泽东的住房里拥挤着十几个老表大嫂。他反复交待乡亲：要将收割起来的粮食珍藏保管好，要搞好生产，珍惜土地，巩固政权，支援前线……
毛泽东要走了，虽然不是远离，却都很舍不得。天旱了，他和老表一起车水润田；插秧收割，他和老表一起早出晚归；群众没有水喝，他带着大伙一起挖井；谁家的孩子病了，村子里那家夫妇吵架不和，红军家属缺盐少柴，他都记挂在心上。老表们哪辈子见过这样的大官哟。听了毛泽东的话，大家都频频点头，表示将各项工作做好。可是，他们怎能理解毛泽东此刻的沉痛心情和话意呢？
次日，一匹黄骠马背上驮着毛泽东一家简单的行李。毛泽东缓缓地行走在后面，不时地朝两旁张望着。田头路尾遇到老表大嫂都要攀谈叮嘱一番。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去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在云石山村西的一座小石山顶上，有一“云山古寺”。此山高约50多米，山石色泽如云，山麓绿树成荫。从山下到山上，只有一条百余级迂回曲折的石砌小道。“古寺”为楼式瓦房，寺内正厅为佛殿，厅的左右各建横屋一栋，左右横屋有围墙连接，与厅堂构成三合院。毛泽东住右侧横屋的一间，他的隔壁安排住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
毛泽东到云石山的第二天，一位老大娘跌跌撞撞来到云石山，找到“古寺”毛泽东的住房。这位老大娘就是武阳乡的“支前模范”杨姑发。
1934年8月4日的《红色中华》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8月1日下午1时，瑞金城市区共二万多人正集合准备游行。忽然从天空东北方向飞来蒋介石的飞机向城中大掷炸弹。8月3日、4日上午又来轰炸数次，投弹数十枚。但由于工农群众懂得防空知识，故未受到极大损失，然而万恶的国民党已经炸毁我们房屋数十间，打死群众十余人，伤数十人。”“8月3日上午，瑞金红属大会的代表正在讨论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忽然从广昌方向飞来两架蒋介石的飞机，该飞机发现了大会会场目标后，于是接二连三的炸起来，约有一小时之久，两架飞机才走，但是半小时后又飞来了三架，又投下四颗炸弹，先后两次共投炸弹十九枚，炸伤大会人员20余人，死6人，红属代表伤4人，死1人。”
杨姑发老大娘告诉毛泽东，那个被炸死的红属代表正是她的妹妹杨六秀。毛泽东听了十分痛惜。
杨姑发和杨六秀是同胞姐妹。在她们的兄弟姐妹中，杨姑发排行第三，杨六秀排行第六。杨姑发生了6个儿子，送了5个儿子当红军；杨六秀生了4个儿子，送了3个儿子当红军，是当时闻名苏区的“姐妹红属模范”。她们为了支援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一次，杨六秀病重昏迷，等她苏醒过来，她第一句话就告诉丈夫，不要将她的病告诉前线的儿子。几天后，她带病下田，再次昏倒在田埂上，由于无人在场，她不知在田埂上躺了多久，醒来后，她又顽强地爬回家里……。
对她的死，毛泽东很痛惜。8月1日召开的红军家属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场，并在会上作了报告。会场遭敌轰炸后，毛泽东并未弄清死者是谁，如今听杨大娘一说，毛泽东的眼圈顿时湿润了。
毛泽东拿来纸笔，给武阳苏区写了一封信，让杨姑发大娘带回。杨大娘回到武阳后，将毛泽东的信给了区苏主席，后来，大娘又将信硬从区苏主席邱世桂手中要了回来，小心珍藏起来，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信被丢失，大娘悔恨不已。
大概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住进云山古寺。
张闻天比毛泽东小7岁。他对毛泽东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共事期间，通过频繁的工作接触，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因此尽管毛泽东受排挤后许多人对他侧目以待，张闻天却不这样，他并不觉得毛泽东事事都错，相反认为毛泽东对许多问题的见解都高人一筹。
张闻天曾就学苏联，一度与王明等人的关系甚是密切。广昌战役失败后的一次会议，张闻天与博古发生“公开冲突”，两人的感情出现分裂。此后，博古为维护其小团体关系，规劝张闻天说“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不应该闹磨擦。但是日感“处于无权地位”的张闻天，对博古等人的做法“心里很不满意”，因而对他的“劝导”并“没有重视”。（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历史的机缘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安排在了这座小小的“云山古寺”，古寺后山上密密的森林，大树底下一块块光滑条状的天然石凳，成了他俩促膝交心的好地方。
张闻天毕竟与王明一伙不同，所以他在惨痛的现实中能很快认识王明一伙的错误。毛泽东抓住时机及时向张闻天做说服教育工作，使张闻天的思想很快倒向毛泽东一边。师哲在一篇《我所知道的张闻天》一文中这样论及：
“王明是搞派别活动和阴谋诡计的人，看到张闻天有威信，受人敬重，便有意接近他，吹捧他，想把他当做他们的一面招牌和旗帜利用。张闻天是个正派人，没有政治野心，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也无法摆脱王明一伙人的拉拢和纠缠。不过，张闻天的道德品质、党性原则、组织观念、觉悟水平都与王明等人有相当大的区别和差异。所以，他的言行表现也就跟王明等人有很大的不同。”
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对师哲谈起过他苦口婆心争取张闻天的意图。师哲这样回忆：
“后来，回到延安，毛泽东对我讲过张闻天。他说：张闻天在中央（指在中央苏区时），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还有他个人本身的因素。正因为考虑到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毛泽东说，在长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和想法。毛泽东还说，这是因为，只要能说服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了。这个方针、办法果然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也就是这一方针、办法所取得的实效。”（师哲：《我所知道的张闻天》）
毛泽东向张闻天谈李德等人的瞎指挥给红军和根据地所造成的危害，张闻天则向毛泽东倾诉内心的苦闷和对李德、博古的不满。两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烈。张闻天后来这样忆及他与毛泽东开始“接近”的过程：“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即合作起来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外，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通过交谈，张闻天对毛泽东更加了解，也更加敬重。他认为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照搬书本，不照搬外国经验，而是从本国的国情中寻求解决本国问题的正确方法。从此，真理的纽带把两颗伟大的心连在了一起。
张闻天曾说过，“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这正是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进行抉择的原则。为了坚定自己的这一思想观点，张闻天后来曾多次强调：“只啃书本而未经过革命实际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人，其思想方法往往是简单化的、单纯的、或直观的，也或者是刻板划一而不辩证的，即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者是客观形势早已发生了变化，而他还是坚持老一套，至死不变……；只有毛泽东的思想工作方法才是切合实际，始终推动革命向前发展。”（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从而坚定了他学习毛泽东、紧跟毛泽东的决心。
二、奉命察看突围路线
可悲的结局是不难预料的。当一年一度的秋风再次来临时，毛泽东亲手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李德“崽卖爷田”卖掉百分之六十，仅剩下瑞金、于都、兴国、长汀、石城六个县及会昌、宁化的部分地区了。
这时，建在瑞金的弹药厂、硝盐厂、军械厂到处叮叮当当，有的在修理，有的在捆扎，老少妇女人人都在打草鞋、编斗笠、缝粮袋，好像部队要进行一次远征。
最明显的迹象，是每天傍晚的时候，便会从“独立房子”（李德的住处）里传出一声鸭子惨死的叫声。以前，鸭子虽也经常宰杀，可总要保持一定的数量，杀了几只，又会从老表家里买回几只养着，养肥了，就专供李德受用。可这次是尽杀不买了。鸭子一天天减少，人们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紧张。
也就在这么个时候，毛泽东带着他的一班子人马——文书、卫生员、警卫员等20多人离开了云石山，经过两天的行程，来到于都住进县城北门的一幢房子里的左厢房。
这幢房子中间的大厅和右厢房是赣南省苏政府办公地和住房。毛泽东走进左厢房一看，房子里还有锅灶。他迟疑了一下，当即找来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问：这房子里还有锅灶，怎么没有老百姓？是谁叫老百姓搬走的？
原来锅灶是省苏不久前才垒起来的。经刘伯坚一番解释，毛泽东才住了下来。
在这么紧要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离开红都来于都？他在于都都做了些什么事呢？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钟光回忆说，毛泽东在于都开了两个座谈会。
一个是工人（铁匠、木匠、缝纫匠、蔑匠）和贫雇农座谈会，共有八九个人参加。毛泽东先向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接着对他们说：当前蒋介石准备了80万兵力进攻苏区。我们贫苦工农不要怕，要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对地主、富农分子要严格管制起来。
另一个是区、乡、村干部座谈会。毛泽东强调说：苏维埃政府干部不能对群众搞强迫命令，不能打人骂人，干部有缺点错误要自觉向群众作检讨。
座谈会后，毛泽东招待到会的同志吃了一餐饭。
从钟光的回忆看，毛泽东此来于都，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无非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的工作”，如此而已。
有人猜测，毛泽东是因为在瑞金住得“不顺心”，故意走远一点；还有说是他被博古“有意排斥在外边，让他去于都搞社会调查”。（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但是我们从毛泽东9月20日发给周恩来的一份“急密译”电报中，似乎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次来于都的真正任务。
电文一部分抄录如下：
周副主席（急密译）
（甲）信丰河游从上下湾汶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
……
（戊）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
毛泽东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
从电文格式看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复电，从电文内容看，是对于都河、信丰河一带敌情报告及我方保卫大队设置的建议。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9月20日，我方已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接上了联系。
9月20日，离红军主力转移仅仅只有20天。
红军突围前夕，红军保卫大队也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分布在三门滩、罗家渡和长洛圩、圹村一线。
10月18日，刘英在于都河遇见毛泽东，问道：“你9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是吧？”她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5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可见，毛泽东此时不仅知道红军主力要转移，而且还知道红军转移的突破口，并预先承担了“于都架桥”的特殊使命。
当然，毛泽东无权参与他们的决策，许多实情他是逐步了解到的。不管怎么说，“左”倾冒险主义者还是放弃了固守阵地的错误做法而接受了他当初的主张。虽然，红军现在出击已经太迟，但只要指挥得当，钻出敌人的铁箍还是做得到的。
或许是由于劳累过度，毛泽东再次病倒了，发高烧到40摄氏度。
傅连日章闻讯火急火燎从瑞金赶到于都，断定毛泽东是恶性疟疾复发，给他服了加倍剂量的奎宁。
毛泽东十分焦急，这么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假如老这么躺着，“独立房子”会不会乘这个机会就让他躺在这里？他恳求傅连日章：近日内一定要将他的病治好。
其实，毛泽东此刻的担忧并非多余。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后来这样叙述：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
三、做好出征前的准备
“池塘”日见干涸，红都瑞金侧耳可闻前方传来的阵阵枪炮声。
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叙述道：“蒋介石修建了几百、几千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个小碉堡，可以用机关枪火力或大炮火力连成一片。”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等于对苏区修建了一条长城，逐步收拢，其最后目的是要像个铁钳似的夹住和击溃红军。”
面对蒋介石的“铁钳”越夹越紧，中共党和政府向苏区民众发出了最紧急的呼吁。1934年10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名发出《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文中说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今天——粉碎五次‘围剿’残酷的决战关头，最战斗的号召你们起来，最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以武装自卫，以扰乱和牵制敌人，以帮助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他容易取得最后的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现在敌人已经侵入我们基本苏区，石城、兴国、汀洲，都在敌人直接的威胁之下。粉碎五次‘围剿’的战斗，已经到了最紧急与最紧张的关头。”文中最后疾呼：“同志们！事情十分紧迫了！为保卫我们的土地，自由，和苏维埃，为保卫自己，不论男女老少，都应执戈肩枪，奋勇杀敌！”
这份《告苏区民众书》，实际上是苏区党和政府向留守的苏区军民明确告示：党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将要转移，要求他们扛起刀枪开展游击战争。
其实，此时苏区的村落和田野已是“空空荡荡”，在百姓家中，都是些年迈的、多病的，要不就是产妇和婴儿，在一个村子里，很难见到一个年轻力壮的人。田间地头，也仅能看到几个年迈老人在进行简单的耕作。
为了支援前线的战争，中央苏区接连发动猛烈的扩大红军运动，就连赤少队、儿童团也都被动员加入了红军。最近党史工作者发现了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是1934年5月由周恩来、张爱萍二人署名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这是一份战争动员令，全文极富号召力，文中这样写道：
现在是我们与敌人拼死拼活的关头！法西斯蒂国民党野兽的铁蹄，伸在我们的广昌，进占我们的门岭，践踏我们的龙岗，进到我们的新泉，旧县！
少年先锋队是红军的后备军，在保卫苏维埃的斗争历史上，我们有着光荣的一页！我们要继续发扬我们的光荣事业，我们要放下锄头与斧头，背起枪械，英勇的武装上前线去！勇敢的到红军中去！配合红军作战！消灭白鬼子，白狗匪！女队员加紧后方一切工作！担任看护与节省，多做布草鞋送红军，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只有战争的胜利，才能保卫我们的利益。
这份号召书发出以后，瑞金、兴国、宁都、长汀、会昌等县的赤少队员集体加入了红军，分散在区、乡政府的通讯员、守护队和中央护路队员等也都加入了红军，年龄最小的才十一二岁。
据资料表明，从1933年2月至5月，中央给江西、福建两省下达的每个月扩红任务总数均在1万人以上，其中江西省的任务最多；6至7月，每月下达的扩红任务总数，江西福建各6000人。《红军报》第54期显示了这么一组数字：
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扩大红军112105人；其中，1933年8月扩大6290人；9月5868人；10月2144人；11月1958人；12月—1934年1月23258人；1934年2月5865人；3月3344人；4月2970人；5月23035人；6月29688人；7月（至15日止）2450人，其他扩大5467人。
从以上数字累计，自1933年2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猛烈扩大红军运动中，中央苏区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的总人数约有16万至17万人左右，而当时整个中央苏区的人口大约在250万至300万之间。扩红的重中之重在以瑞金为中心的附近地区，这些地方真正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大”程度！
在猛烈地扩大红军运动中，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的爱人）被派往于都县扩红，遇到了困难。这时，先期到达于都的毛泽东帮了她一把。刘英后来这样回忆：
第二次扩红运动，是在9月上旬，李维汉同志派我再次带领扩红突击队去于都。当时我说：“于都扩红青壮年差不多都去了，现在没有多少人了，我不愿去。”李说：“现在前线很紧张，你一定要去。”那时毛泽东同志已先到于都，住在赣南省苏政府，我住在县委。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也已先到于都，也帮我们扩红。开始，于都的扩红没有多大起色，中央又抓得紧，天天要汇报。我把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后，他对我说：于都扩红工作搞不起来，主要是领导任务不清楚。要把各区和突击队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给他们明确任务，才能搞好扩红。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召集了县区干部会议，有100多人参加，毛泽东同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大家热烈鼓掌请毛泽东同志讲话，他讲了五分钟左右时间，主要讲了“决心”两个字，他说：现在的形势和任务是紧迫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扩红任务就一定能完成。开会以后，大家的劲头也来了，形势开始好转。（刘英：《长征前夕赣南省的扩红工作》）
毛泽东在于都一边指导扩红运动，一边加紧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红军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天，毛泽东找到赣南省教育部长石中球，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石中球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在于都时，还派我负责到会昌去把粮食运到于都来，规定一周的时间，毛主席告诉我三条办法：一是发动群众，以最快的速度把粮食运下来；二是如果运不下来，就将粮食发给群众；三是时间来不及，敌人来了，就放火烧掉，不让谷子落在敌人的手里。”（石中球：《回忆赣南省》）
10月上旬，毛泽东从于都返回瑞金。刘英这样回忆：
10月上旬，毛泽东同志来到我的住地，对我说：“刘英，你赶快回瑞金去”。我说：“我的任务没完成，不敢回去”。他走到门口又折回，说：“你一定要回去，中央有特殊任务，我也要回瑞金”。毛泽东同志走后，中央组织局来电话通知我回去。我与毛泽东同志是同一天走的，但不是同行。（刘英：《长征前赣南省的扩红工作》）
此时的瑞金，已是一片萧条景象。红军主力部队已逐渐向集结地开进，还未动身出发的部分机关、医院，只看到人们匆匆来往，忙忙碌碌，听到的都是捆绑东西的声音。
毛泽东缓步攀登那十几级的小石阶梯，一踏进“云石古寺”那个家门，儿子小毛就象一只快活的小鸟，“爸爸，爸爸”地叫着扑过来，毛泽东将儿子紧紧的搂在怀里，抚摸着孩子的小脸蛋，脸色异常阴郁。
这时的小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是讨人喜欢的时候，毛泽东十分疼爱他。
小毛出生于毛泽东备受打击的时候，排解过毛泽东的许多烦恼。有时，毛泽东闷闷不乐，小毛就象小鸟吱吱喳喳扑到毛泽东怀里，毛泽东顿时眉心舒展开来。有时，小毛还模仿爸爸的动作，拿起毛笔蘸上墨，一本正经地在纸上涂抹。毛泽东出门回来晚了，小毛总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可是这次远征，孩子一律不能同行，这是中央的规定，其他领导同志的孩子要留下，毛泽东也不能例外。
贺子珍听说了，当即流下了泪。她从邻居那儿要来一点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军装裁剪开来，给小毛缝了一件小棉袍。
毛泽东返回于都后，贺子珍抱着小毛来到沙洲坝毛泽覃家。小毛开始以为带他去走亲戚，高兴极了。当小毛听明白爸爸妈妈要出远门，把他留下来跟着叔叔姨姨过，便伤心地大哭起来。他抱着妈妈的脖子不放，哭喊着：“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不留下！”
贺子珍紧紧搂住哭喊的孩子。
天黑了。贺子珍哄小毛说：小毛不要哭，等打了胜仗，爸爸妈妈会来接你的。说完，强掰开小毛的手，转身就走
“妈妈，妈妈，我要去，我要去呀……”
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贺子珍又停住了脚步。尔后，她咬咬牙，急步消逝在夜幕中……
主力红军转移后，瑞金的形势急转而下。以项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领导，立即对不能战斗的留守人员作出安排。
按组织的安排，小毛随其原来的保姆刘锡福到福建长汀隐蔽抚养。
贺怡不同意，但她却没有办法。
已经到了11月中旬，刘锡福和两名可靠的游击战士来接小毛到长汀。贺怡抱着小毛一直送到瑞金武阳渡口，直看到小船驶过对岸。
没想到，这一次竟是同小毛的永别！
刘锡福抱着小毛回到家乡福建长汀后，很快被敌人盯上了。刘锡福怕小毛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远处的一个亲戚家里。不久，刘锡福被国民党杀害，小毛从此下落不明。
全国解放后，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以及毛泽覃的儿子儿媳等都曾先后设法寻找小毛的踪迹。可是，无论踏遍青山，细访万户，却怎么也找不到小毛的下落，留下了无限的懊悔……
毛泽东在瑞金逗留了一天半才返回于都。这一天半时间，毛泽东看望了留守的弟弟、弟媳，与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老朋友话别。
被“留下来的”，最清楚下过将要面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清洗扫荡”，诚如陈丕显后来所说：当时留在苏区得以幸存的机会大约只有十分之一。正因为这样，“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伍修权：《我的历程——中央苏区时期》）
四、在瑞金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央政府工作会议
10月的瑞金，天气格外晴朗。
10日午饭后，几个老头子，一群妇女，几个拄拐的伤病员，从各个方向朝云石山梅坑草坪走去。每个人都根据事先的通知带来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挎包，挎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人还在腰带上挂个搪瓷缸子或搪瓷饭碗，叮当作响。
太阳渐渐西斜，人员陆陆续续到齐，草坪四周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老人与小孩。这时，一个头发很长，眼睛清亮的消瘦中年人，面容严肃地朝草坪走来。他就是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的政委邓发。他在队伍对面的一块石板上坐了下来，把大家看了几眼之后，才露出笑容来，用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诙谐地说：
“我们这支队伍真好，男女老少都有，项项武艺俱全：音乐家，文学家、表演艺术家……演几台节目不成问题。特别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济济一堂，老前辈，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妇女干部，群众工作干部……应有尽有，一部百科全书。”说完，他哈哈笑了。
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大家，大家也跟着一阵哈哈笑。本来沉重的心情，顿时变得轻松起来。
太阳西垂，火红的晚霞在燃烧。这时，出征的军号响了！雄壮、激越的声音，在“红色首都”的上空久久回荡。
人们感觉到今天的军号格外响亮，格外壮烈。
一支支队伍从各个村庄，各个山岭道口涌出来，一片一片的，一线一线地沿着田塍，沿着土路，向着于都河畔前进。
在田里弯腰耕种的农民，在门前纳鞋的妇女，在屋前玩耍的孩子们涌了过来，他们向这支远征的队伍送茶水、塞鸡蛋，插军鞋。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中央主力红军，包含那支由数千名农民组成的挑夫队伍，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走着。他们告别红色故都，告别瑞金父老、兄弟姐妹，踏着夕阳，走远了，走远了……
当年的“红小鬼”，后来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在其一篇《离开老家的一天》回忆文章中写道：
……路旁的老乡们，不断向我们招手。自由的土地一步一步地向后移去，依恋的情绪随着前进的脚步涌上心头。我不时地回顾老家的一切，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样的熟悉、亲切；这里的山林、田野，都有过我们的足迹；这里的叔伯、兄弟、姐妹，都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为了这自由的土地，我们在这里抛过多少头颅，洒过多少鲜血呵？现在我们要离开这块土地，离开我们的亲人了。在我们离开她的日子里，他们将会遇到些什么呢？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但是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从于都返回瑞金的一天半时间时，还办成了这么几件大事。一是他向中革军委的周恩来、朱德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等情况，接着签发了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发布的《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二是在云山古寺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后来回忆：“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集的最后一次会议。
更为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听到要将部分中央领导人分别编排到各军团转移行动时，他当即与张闻天商量，提出转移时能同王稼祥编排在一起行军。张闻天很高兴。毛泽东再次赶赴梅岗，向中革军委提出了这个意见。
此时的毛泽东显然无法料到，毛、张、王的组合行军，竟会促成两个月后“遵义会议”的召开。然而，这次毛泽东提出与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起行军，其意义非同小可。
10月中旬，毛泽东赶赴于都。当即，他召开于都党员干部会。毛泽东告诉他们在主力红军撤走后怎样坚壁清野，怎样将家人疏散，怎样上山打游击。毛泽东没有用空洞的许愿和盲目的乐观来“鼓舞士气”，因为他明白，现在不是鼓动人民去冒险的时候，他不能教群众去以卵击石。
18日傍晚，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由两名江西老表抬着跨出了小院的柴门。一行20人，穿过于都唯一的一条街道，沿河岸走了一段，便加入了中央纵队的行列。在毛泽东的担架上，放着一小口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大衣和一块油布。
不愿撤退的大撤退就这样静悄悄地开始了。浩大的挑夫队伍，挑着苏维埃的全部财产——印刷机、钞票雕版、造子弹的机器、X光机；一箱箱文件、银元、金条、大米、药品；拆开的枪炮部件、电话机以及大捆大捆的电话线……共和国在搬家，整个苏区在迁移。人去楼空，将留给原本红火热闹的革命根据地多少落寞、多少惶恐、多少凄凉？任重道远，将给这支远征军带来多少包袱、多少累赘、多少危险？路旁欢送的人群中一声声地高喊着：“红军哥，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来呵！”“苏区老表等着你们，盼着你们……”
听着乡亲们的这声声高喊，红军官兵无比激动。多少年来，全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携手并肩，用双手和鲜血换来这么一块根据地，如今竟让一位洋人丧失殆尽，这怎能不让人心痛和气愤！这时，担架上的毛泽东抬起胳膊往身旁乱摸一阵，最终他发现那只心爱的“百宝袋”丢下了。是忘了？抑或是出于精简的需要不得不让警卫员们精简掉了？毛泽东重又闭上了眼睛。这只贺子珍怀着一腔深情特制的大挎包，曾经是毛泽东行军打仗须臾不离身的宝贝。如今它却和他的另一个宝贝——他的儿子小毛一块儿留在了根据地里。或许，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过去和另一个时代的到来？让过去的都过去吧，担架上的毛泽东胸中装着整整一个中国。失去一块根据地固然心痛，可是只要从头干起，走中国自己的路，那么，新的根据地必将遍布全国，共产党人必将重新崛起，开创出一个新的世界。
暮霭升起来了，于都河上浮着一层白雾。五座浮桥上，如蚁的人流络绎不绝。村庄里涌出一队一队的红军战士，汇入于都河岸的大路，汇成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渡口周围站满了红军官兵，船亻夫卖力地摇着橹，一只只渡船来往如梭，满船满船的指战员一到对岸，就争相跳上去，飞跑着跟上自己的队伍。
对于这悲壮的行程，传奇式的远征，可歌可泣的业绩，惊心动魄的戏剧……27年后，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
“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1961年6月21日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作者通联处：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