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一、打开文革的突破口
水陆洲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为什么当时要组织写作这篇文章？
（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要求
从一九六三年初起，毛泽东就住在杭州，召开了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主持讨论和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主持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十条，发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等等，要在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
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毛主席把一份会议的简报批给吴冷西，说：‘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内，在北京地区或天津近郊去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些人，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那里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另一个冬春，在城市参加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这说明：毛主席把国际国内的一系列斗争是作为伟大的革命来领导的。而在这些斗争中同时包含着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九六四年春，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央档案馆找到当年毛泽东驳斥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毛泽东高兴地对人说：“我的这几篇文章估计是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写的，因为文章里没有提起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我所有的文章里最带有感情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四十年代初的九评吧！这几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要公开发表得做一些修改，否则不利于团结犯了错误的同志们。但是，这对现在一些至今不肯改悔的人来说，公开了也有好处。”
这之后，毛泽东到南方巡视，长期住在了杭州，他是在修改准备要出版的他的《毛选》五卷。毛泽东说：“现在条件成熟了，我过去写的九篇文章，要收入到五卷里面去。”
（二）六四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
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京剧《李慧娘》的锋芒逐渐地转向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成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冯定的假共产主义人生观论、孙冶方的价值法则论，等等。
毛泽东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每篇都看，他对人说：“许多的批判不疼不痒，没有触及到反修的根子上。”
七月二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他提出了中央应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负责文化部、中宣部的整风、整顿工作的意见，周恩来首先表示赞成。在谈到挂帅的人选和组成人员时，刘少奇的注意力很自然地对准了陆定一。他说：“就你这个中宣部长挂帅吧！”
陆定一连连摆手：“我当组长不行，我才浅学短，而且很迟钝，我作不了组长，只能当助手。中宣部自己挂帅解决宣传部门的问题，无论如何也是压不住阵的。”
“是的，自古以来医不自治嘛，你这个宣传部长已经很不称职了，我看也得换个人来领导你们。”毛泽东的眼光落在了彭真的身上，轻声问道：“你怎么样？敢不敢干？”
彭真没有退路，只得说：“既然别人不干，那就我来干吧。”
毛泽东笑了：“我看文化大革命这个帅，还是让彭真同志来挂！”
于是当场拍板，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小组，即后来称之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任组长，副组长是陆定一。中央特别规定：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工作。
毛泽东还特意地说：“康生同志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你们要让他发挥反修勇士的作用呀！”
（三）《三月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要煞车
一九六四年九月下旬，彭真带着乔冠华和王力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国庆十五周年邀请外宾的事。
毛泽东听完他们的意见后，指着彭真问：“你这个五人小组的工作搞得怎么样啊，江青他们搞了京剧改革，我看学术上也要开展批评，不要搞得死气沉沉嘛。”
彭真说：“江青搞京剧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她对文化界、学术界、历史界的看法也太偏激，照她看来，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王力说：“现在学术批判一开展，动不动就提到政治上来，弄得大家很紧张。此外，文化上的整风也不能太扩大化了，凡事都应有个界限。譬如京剧改革我看不能一律排斥传统戏，对鬼戏也要具体分析，不必一律禁演……”
毛泽东说：“看来你们对江青同志有点意见，这没关系，可以当面吵嘛，真理就是大吵大辩中才能辨明嘛。她也许有点‘左’，但文化战线上的革命不搞不行的。另外，学术批判也是要有个界限，不能乱批一气。我看郭沫若、茅盾、范文澜这三个人不准批。此外，再加上一个翦伯赞。至于其他人的批判，也要抓准问题，要有理有据。文化战线的思想现在很混乱，必须来一个革命，进行一番总清理。”
“主席，你看过吴晗的文章吧？”彭真试探地问。
毛泽东点点头：“早先看过他的《朱元璋传》，我看他分析历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曾批评过他，不知他改了没有？后来听说他写了不少杂文，可惜读之不多。”
“这个人政治上是跟党走的，我了解他。但学术上的观点是否展开批评讨论，我还在考虑。但是，学术上的经常讨论应该允许嘛，这也符合主席双百方针的观点的。”
“这是你份内的事，当然由你决定啊！”毛泽东回答。
江青在二月二十二日批评了电影上的错误路线，批示：“为了彻底解决目前这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我建议认真解剖一个麻雀（制片厂），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和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二月二十三日，周扬召集文联各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大煞车。他指责前一段的批判面太宽了，对群众性的批判，不能采取尾巴主义而放任自流。要批判那种放空炮的教条主义、罗列罪状的做法。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有无党性的问题。我认为，《林家铺子》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能完全抹煞它的进步作用。”
彭真对刘仁等人说：“江青想拿北京开刀，不能让她的计划得逞。她要发表议论，你们不要理她，不要和她顶撞，由我直接请示毛主席，拿主席来压她。这个女人自以为她在文艺上是内行，就到处发表意见，弄得人们几乎没法子抓工作了。”
一九六五年三月初的书记处会议上，许立群和姚臻分别向彭真、邓小平传达了江青对他们的谈话精神。
邓小平说：“怪不得上海首先开始批判《林家铺子》和《不夜城》这些影片，全国也陆续地批判起来了，原来风源出自江青身上。这样的批判，要降降温度，人民日报应该发表几篇评论文章，鲜明地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的观点，也不要否定有一些缺点的现代文学作品。谁也不是圣人，怎么能一点点错误都没有呢？我对那些动不动就批判别人的做法十分地反感！”
刘少奇签发了《三月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认为：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学术和文艺战线上对一些作品和电影的批判，已经过火了，妨碍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许多的批判，实际上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搞那些文海战术，以空论对空论的形式，这对文艺革命不仅无利，而且很有害。所以，中央书记处要求各地和各报刊马上煞车。
左派反映：“这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两种声音。”
“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党中央就已经事实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不然我们还要搞什么革命。文艺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些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不管是来自哪个方面的噪音，我都是坚决地听毛主席的，听你的！”
“我们继续按照我们的计划办！”
毛泽东看到中央书记处的这个纪要后说：“看到了吗？你们的文艺革命刚刚搞了不到一年，人家就要搞反攻倒算了。他们搞的这些名堂很厉害嘛，你从这个方面进攻，他们就从那个方面复辟，弄得你们手忙脚乱，总也打不到点子上。究竟下一步你们怎么办？需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总之是要打进攻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
他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
两天后，陆定一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四）彭德怀要翻案
一九六二年春季，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写了要求甄别的翻案书，刘少奇曾经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说：“我听说中央组织部已经为不少犯了右倾错误的人平反了，彭德怀在这个时候能不仿效吗？我很想听听政治局同志和书记处的意见。如果彭德怀这个时候要求出来工作，我们能答应吗？我看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文艺界为彭德怀翻案的人不少呢。利用小说和戏剧进行反党，值得注意。”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以安子文为首的中央组织部，斥责道：“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的同志对组织部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组织部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的指示而活动，究竟想干什么？干部政策必须以中央规定的政策和文件为准，不能让他们另外搞一套。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就要采取措施。”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中央书记处研究了彭德怀的安排问题，刘少奇把研究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书记处决定让彭德怀出来搞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在一段时间里先不要公开露面，等一定的时候再考虑恢复他的一部分工作。”
毛泽东问道：“恢复什么工作？”
刘少奇说：“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还没有撤职嘛，他还可以参加组织会议。这是书记处和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请主席最后考虑定夺。”毛泽东说：“再放一放，我还没有考虑成熟。这个问题关系甚大，需要多征求一下党内外同志的意见。”
刘少奇曾经对李雪峰、李井泉、刘澜涛等人谈话的时候说过：“当着毛泽东同志的面，你们要敢于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哪怕就是毛泽东同志不高兴也得提呀，再不提我们都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了。譬如对彭德怀的工作安排问题，我们就存在着一些错误。连赫鲁晓夫对待马林科夫都没有不给工作的处理，无非是不受重用罢了。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给彭德怀安排工作，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这一点，应该提醒毛泽东同志！”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同志任该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同志为副主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一）领导和督促监察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发现问题时，能帮助解决即就地解决，不能解决时，由国家经委解决（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二）领导和督促监察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三）领导和督促监察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地方军工等）的进行。（四）如西南局三线建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工作中有重大不同意见时，报中央解决。”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七点左右，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等候着彭德怀。
毛泽东拉住彭德怀的手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会来参加。周恩来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不能来了。我们一起谈谈吧。”
当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都到齐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照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
刘少奇说：“现在不是请你出山来了吗？到了一定的时候，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不能性急嘛。我们党认识一个真理也是要有一个时间的。”
彭德怀说：“过去的问题今天不要再提了，让历史给我们作结论吧。”
毛泽东点点头：“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的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就按照你所说的，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最后，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也是中央的决定。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让他到三线是我考虑决定的，也是积极的，诚心诚意的。这件事，由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局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们来找我谈。就这样吧！”
彭德怀似乎觉得他赢了，他要东山再起了。连刘少奇也露出了亲近之意。他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了。所以，要考虑到放虎归山的后果。
（五）评《海瑞罢官》是一个恰当的突破口
《海瑞罢官》涉及到：吴晗——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刘少奇
毛泽东收到了一封信，是反映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问题的：
“主席：我冒着一定的风险给你写这封信，为的是让你关注一下文化界的动向。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召开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吴晗于九月十七日写了《论海瑞》的文章，而早在庐山会议之前的六月十六日，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向党进攻之前，他别有用心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的文章。一九六一年吴晗终于完成了他所谓七易其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目的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对这样的东西，希望主席能够明察秋毫，予以关注。”
其实，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８月１６日闭幕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
毛泽东的这番左派海瑞、右派海瑞的话，胡乔木很快告诉了吴晗，吴晗赶紧在自己刚写好的《论海瑞》一文中，加上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歪曲海瑞的话。
１９６２年３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海瑞罢官》，把戏调到北京民族文化宫演了两场。看后，让停演。剧团导演和演员都感到惊异，纷纷打探停演原因。过了好长时间，才传出消息说江青认为此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不准再演。
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久，江青去找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４位正副部长陆定一、林默涵、周扬、齐燕铭，要他们对《海瑞罢官》开展批判，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当场拒绝，别的部长也都不同意。
１９６４年７至９月，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３９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
一九六四年，康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
彭真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江青看完了吴晗关于海瑞问题的文章和剧本，对吴晗和有关的人进行了调查，形成了她的看法：
第一，吴晗和廖沫沙、邓拓这些人联系密切，不同寻常。
廖沫沙是个什么人？三十年代，他的文章，他在上海的时候的社会关系，都有不少问题。
邓拓，毛主席批评过他的文章，也批评过他在人民日报所犯的错误。
第二，虽然没有发现他们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共鸣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第三，吴晗关于《海瑞罢官》和所有海瑞的文章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海瑞那样的人物，或者说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他们理想中的海瑞。”
第四，吴晗和彭真、邓小平的关系很密切。
第五，彭德怀要翻案，是要在全党全国造舆论的。没有一个合适的舆论，谁也不敢提出他的问题。这一段，经常有人在高层吹风，要让彭德怀站出来。有人已经开始逼宫了。彭德怀的第一步已经得逞了。
由此可见：过去批判了《李慧娘》，批判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嚣张气焰，但是都没有选准突破口。现在，抓住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可以打开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大革命的缺口。
二、写作过程：
（一）从北京到上海
首先，在北京，彭真不同意批。
江青亲自来找彭真，她问：“有一出戏叫《海瑞罢官》，你知道吗？”
彭真回答：“我看过，这出戏是吴晗同志写的。”“恐怕会有一些缺点。”
江青说：“不是缺点的问题，而是有政治问题，应该引起讨论和批判。你先看看，完了咱们再交换意见。”“这些日子里我看了许多的戏，对北京的文艺界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可以从北京发起这场革命。”
彭真问：“是主席的意见吗？我看还是先召集一些同志座谈一下，抓住主要的矛盾再说。”
彭真很快看完了吴晗在一九六零年写出并上演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后在一次会议中对江青说：“我看了《海瑞罢官》了，没什么大的问题。吴晗这个人我了解，政治上跟我们党多年，改造得差不多了，是可靠的同志。他是搞历史的，在文艺上只是一个外行，他没有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
江青说：“是吗？”“我提醒你，历史界同样很复杂啊！有一批很坏的人，总是打着各种旗号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段来反党，你得注意。”
“好呵，北京真是一块独立王国了，看来我们插不进去。”江青对康生说。
在北京只要一听是触动吴晗，立刻有人摇头，害怕呀！这个人和上面的许多人来来往往，他经常是打着一些人物的招牌呀！
其次，在北京找人写作也遇到困难。
她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特意嘱咐：“这件事我是担着一定风险的，不管写成写不成，此事不能让彭真和北京市委的人知道，也不能报告总理。总之在未发表之前，这件事一定保密。”
开始想到了戚本禹。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这些分析很有说服力，说明了这个人在革命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和我们的出发点一致的。你找过这个人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可以由这个人来执笔搞。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在现实的政治态度上怎么样。”
江青说：“我已经了解了，他在中央信访机关工作，接触人当然很广，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有接触，而且他说话比较随便，不利于我们的保密工作。”
她又说：“戚本禹才三十三岁左右的年纪，是山东威海人，没有上过大学，是高中文化程度。”
毛泽东说：“不上大学也未必没有真才实学，那些上了大学的也不见得真有什么本领。有的人是越读书越蠢，现在的大学如果不加改造，是不会真正地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我和远新他们谈话的时候，就主张他们到农村、工厂去，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这才是他们的主课。戚本禹搞历史研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经验，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后来也想到了李希凡。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江青在北京先找李希凡写批判文章。李希凡把批《海瑞罢官》理解为写一篇纯粹的学术文章，与吴晗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还认为要把《海瑞罢官》与１９６２年的单干风联系起来很难，因为两者扯不到一起。１１月间，江青为批判周扬的文艺思想又找过李希凡，但李希凡认为周扬是自己的上级领导，水平比自己高，所以也没有按江青的要求去做。
江青考虑再三，只有到上海去。
１９６４年７-8月江青在会见柯庆施时，提出要在上海写批判文章。柯庆施对去北戴河的张春桥交代：“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１９６５年４月柯庆施去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
在开始批判前，上海市委也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１９６６年５月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为什么选择中姚文元执笔：姚文元，毛主席关注他已经好久了，早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的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到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时，就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１９６５年３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要他马上去。姚文元见到张春桥和江青，江青要姚文元撰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１９６１年第１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
（二）起草、讨论、发表
姚文元从１９６５年５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由于他对许多历史资料不熟悉，派了朱永嘉帮忙查找资料。
第一稿６月间出来了。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一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江青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第七稿写出来了。1965年９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详，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楞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此后，上海市委书记处几次开会讨论姚的文章。
１１月５日和７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陈守实、谭其骧、周予同以及周谷城都是复旦大学教授，与姚文元的助手朱永嘉同事。陈守实教授还是朱的导师，谭其骧教授和吴晗关系比较好。两位教授家都在复旦校园。朱此时已经知道姚文元文章背景是江青和毛泽东，担心两位教授言多必失，会前找机会向他们打招呼，说文章有来头，会上发言小心。所以，谭和陈在会上讲话很谨慎。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家在市区，直接从家去参加会议，朱永嘉没有机会向他们打招呼。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婉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８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搞根本不看，张几次催问看法，曹都没回答。
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
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
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招呼没打成。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
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之一：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
毛泽东在文章发表之前曾三次审阅了这篇文章，并征询过的曹荻秋等人的意见。毛泽东对曹荻秋说：“在北京我快成了光杆司令了，说话没人听，毫无办法，只好借助贵方的风水宝地复辟了。”当时，曹荻秋以为毛泽东是在讲笑话，没有意识到这是场含义很深的政治斗争。毛泽东还再三交代：“我在上海的活动，对外绝对保密，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泄露给北京。”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
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这是张春桥的主意，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通过对姚文元文章的争论，将知识界同情或同意吴晗观点者都牵出来，便于以后进行更大规模批判。江青同意了。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不知道。１１月１０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
（三）文章的基本观点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分四个部分：
一、《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二、一个假海瑞
三、《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四、《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文章的最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１９６１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于《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并没有说得十分准确。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三、文章发表以后的斗争
（一）各方面的反映
（1）高层的反映
康生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的时间，和中央发出通知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调到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时间正好同天。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关系？主席这个人是最喜欢搞一些政治游戏的，我得好好想一想。我曾经对江青同志谈过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写出了批判文章。看来主席是要有行动了。”
康生把姚文元的文章连续看了两遍，才决定给江青打电话。“姚文元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康生主动地说，“我早就觉得吴晗一九六一年炮制出这个戏是有问题的。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自不量力的人物，总是想自比海瑞，其实海瑞并不是一个好的角色。充其量是一个伪君子罢了。但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没有把这些事情都写透。他对明史不是太熟悉的。”
江青说：“这只是头一炮，还要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再说。”
这下，康生摸住关键了，他对曹轶欧说：“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同志抓的，她现在不会亮相，她要看看风声再说。我们要沉得住气，恐怕这次又要有一场大的较量呢。”
彭真看完这篇文章后，认为是对北京市委的突然袭击。他说：“我倒要看看搞这个名堂的人究竟怎样收场，我就不相信广大的学术工作者会同意这样霸道的文章，我们要用事实和群众的舆论来回击这种袭击。”
他对陆定一说：“你也听听多数同志的意见，对上海某些人不要客气，我看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把柄，只要北京的行动保持统一，他们的计划就得落空。”
陆定一说：“姚文元的文章可能是有后台的，不可低估。”
彭真不以为然地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吴晗同志就没有后台了吗？难说吧！”
邓拓告诉彭真，说，吴晗很紧张，吴晗思想很紧张。彭真就说，紧张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了就改，错了就检讨，对了就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哪怕他是中央主席。连毛主席他也得服从真理。
彭真和中宣部连续开了几个座谈会，征询学术界和文化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
彭真说：“姚文元要在政治上置吴晗死地，能否成功？给一个人定罪难道就是一篇文章能够办到的吗？如果这样的风气一开，我们的组织机构还要不要？大家可以展开讨论。我听说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历史反革命，起码是叛徒，不知道你们清楚不清楚？姚文元到处发动战争，在学术领域出了不少的风头，这次还想捞一把，我要让他什么也捞不到。”
经过这番引导，参加讨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反对姚文元的观点。彭真深深地感觉到，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恰恰抬高了吴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吴晗比以前更吃香了，仿佛成为一个英雄。
彭真打电话，征求刘少奇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
刘少奇说：还没看这篇文章。再说，我对吴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 刘少奇认为，《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肯定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对外界讲话要格外谨慎。作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彭真有权处理这篇文章。我不能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全党必须尊重他。这一点许多同志都给我打过招呼了，再不注意就会搞得更加复杂。不过，让我说心里话，我不赞成姚文元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是倚势压人，我历来不赞成这样做。这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都要慎重。”
周恩来给刘来电话，提到了姚文元的文章问他：“发表这篇东西，你知道吗？”刘回答：“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招呼。点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字，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招呼的。”
周恩来又问：“有人建议人民日报发表，你的意见呢？”刘少奇回答：“让彭真同志决定吧！”北京市委什么意见，让他们按照组织程序办，我们不要乱插手。这些事情总理、小平他们会处理的。这种时候，自己越超脱会越主动。
（2）反对派的反映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说：“姚文元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置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开了头，请问谁还敢再写剧本？新编历史剧本来就少得可怜，如果再这样批判，历史领域里就成为一个禁区了。动不动就用阶级斗争的框框乱套，非把问题搞复杂不可。”
周谷城说：“姚文元惯于陷人于罪，天理难容！我十分怀疑，姚文元到处批判别人，为什么别人就不能批判批判他？现在是毁灭一个人容易，真正要树立起一个正确的理论就难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建设，要培养起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来。”
胡愈之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姚文元把问题弄到政治上，完全是别有用心！你说吴晗是为自留地翻案，究竟有什么根据？”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姚文元怎么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看姚文元已经不是学术讨论，比法院给人下判词还要恶劣。我们的党报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文章公开发表？”
历史学家翦伯赞说：“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要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我看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要让人说话，让大家展开辩论，有一种理论讨论的味道。只要说理，什么样的讨论都是可以的。”
考古学家夏鼎还特地写了一首《赠吴晗》的诗：“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兆擅风流。无端试笔清官戏，纱帽一丢成秃头。”他说，“我写这样的诗词，是为了让吴晗同志谨慎，也为了让所有的学者都谨慎从事，不要让姚文元这类人钻了空子。”
有人在会议上把话完全说破了：“姚文元写什么无所谓，关键是要看党中央和组织上的态度，相信不相信他的观点。如果让大家讨论，什么样的文章也不怕，如果相信了姚文元的文章观点，我们就是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吴晗对姚的文章很生气，说《海瑞罢官》不是他要写的，是毛主席叫写的。 《人民日报》的人普遍反映是不同意姚的文章，王若水就表示很反感。李希凡说，江青原来叫他写这篇文章，他表示自己是搞《红楼梦》研究的，对海瑞了解不多，江青就说那让别人来写。
反对派进行反批评的主要理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捕风捉影地把京剧《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奇怪的是，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1961年才出现的“单干风” 、“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1962年的事。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
支持派的反映
文汇报“北办”负责与《红旗》杂志联系的记者李根第，在他采写的情况中，汇报了关锋、戚本禹，还有学部的尹达，是支持姚文元文章的少数几个人，就把他们的观点编入了给上海的报告之中。
支持派认为：反对派只能哄骗那些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在中国农村，集体化与单干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难道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难道也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
一天，文汇报的总编辑陆灏电话通知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设法把关锋、戚本禹二人秘密安排到上海。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中宣部知道，也不能让“北办”的其他人知道，总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艾玲亲自通知了关、戚二人后，关锋就向《红旗》杂志社假称父亲病重，要请假回老家；戚本禹也向单位请了假。为了掩人耳目，艾玲不能用“北办”的车，又不便借用其他单位的车。想来想去，只好向在军委机关工作的丈夫求助，请他派部队的车子送关、戚两人去机场。那时正值冬天，艾玲半夜出发，乘坐军车悄悄开到关、戚家的附近等候。由于怕被人看见，还不敢直接开到他们的家门口。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关、戚二人分别来到与艾玲接上头，就直奔首都机场。他们乘第一趟飞往上海的航班离开了北京。关、戚二人在上海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远在杭州的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听到了北京的反应。他对江青说：“看来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石破天惊的效果。这说明有些人感觉到疼了，沉住气，静观事变。”
江青说：“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话，就是没有人听。真正实行了文艺批判，有些人就慌了，说明他们的心里还是恐惧的。”
（二）文章遭到彭真封锁
第二天，《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
11月10日至28日，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文章出来的当天，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就给北京市委打电话，跟郑天翔打电话。郑天翔是分管北京日报的。范瑾问郑天翔，怎么办？上海已经登出来了，这该怎么办？郑天翔琢磨了一下，说，可以转载。可是到了第二天，北京日报出来了，没有转载。郑天翔就问，为什么没有转载？范瑾对他说，邓拓不同意转载。
到姚文元的文章出来的第三天，十二号，邓拓召集范瑾、李琪这些人开了一个会，做了三条界定。一条，就是先摸一下上海的底，他们为什么发表这篇文章？这个摸底嘛，因为上海抵制得很厉害，保密很厉害，所以没有摸到任何情况。第二条呢，就是请示彭真，彭真当时不在北京，请示他发表不发表？结果请示了以后，彭真认为先不发表。还有一条，各批各的，不是主席也说要批吴晗吗？他上海批上海的，我们北京批北京的。这样的话就界定了一个由邓拓跟李琪分别写文章，来批吴晗的历史观。是这样。做了这三条决定。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
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
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
11月17日，毛主席到了上海，说，北京不转载，出小册子，向全国发行。看他怎么办？
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１１月２3日，陈丕显布置华东各省转载姚文：１１月２４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山东）、《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２５日《安徽日报》，２６日《江西日报》纷纷转载。
１１月２5日，陈丕显在上海将文章的背景告诉了罗瑞卿，并托罗瑞卿转告周总理。
罗瑞卿二十六日下午，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客人未到时，罗向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泽东笑了笑，未说什么。晚上，罗看到江青，江青也对罗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还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回到驻地，罗赶快给彭真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认真地对彭真说：“姚文元评海瑞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 1月28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人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参加。
彭真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
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十多天的僵局被打破，《北京日报》在１１月２９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随后与北京相关的华北地区的河北和天津也在１２月初转载了。《广州日报》是１２月１日转载的，这是陈丕显通过陶铸的妻子曾志打的招呼。
11月28日《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显然，这是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所谓“学术争论”的歧途的错误方针。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加的。
12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转达的彭真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三）展开讨论
11月29日，《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12月6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对此极为不满。
12月8日，《红旗》发表戚本禹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12月12日，《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北京市委同时决定成立以邓拓为领导的批吴晗小组。成立当天，邓拓召开一个会，在这个会上邓拓说，姚文元文章也不见得都是对的，吴晗的文章不见得都错的，所以你们写文章不要受这个框框的限制。另外呢，写文章呀，要个人写，不要集体写，这个写作组不研究选题，没有选题，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对罗隆基、章伯钧，姚文元他们的观点也不是定论。
12月14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简介》
编者按：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一些报刊发表了文章，许多单位举行了座谈会。大家就《海瑞罢官》和海瑞的评价问题，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这出戏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这出戏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讨论也涉及对海瑞的评价问题。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海瑞这个人的看法，分歧是很大的。这种分歧，牵涉到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为了便于进一步展开讨论，现将各种意见整理发表于后，以供参考。真理愈辩愈明。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海瑞罢官》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形象的？
《海瑞罢官》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海瑞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
海瑞的所作所为起了什么作用？
“清官”的实质是什么？
人民日报当时发表这篇“简介”，用意仍然是要把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纳入所谓“学术讨论”的范畴。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樵子的文章：《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
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觉得姚文元同志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运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而是运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便导致了否定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吴晗的《海瑞罢官》有学术上的缺点，但不是政治上的错误。
12月底5日，人民日报发表亦鸣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
文章认为：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杨金龙的文章：《对农民形象的歪曲》
文章认为：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北京日报》急忙发表这篇文章，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海瑞罢官》这出戏，它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罢了官，杀一个人再走；罢了官，不能走得“灰溜溜”的；罢了官，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对一个被罢了官的冒充“为民请命”的“英雄”表达了极度的崇敬和无穷的怀恋。在这里，吴晗同志想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要说明，“站在人民立场”、“为民请命”、“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就要落到“罢官”的下场吗？这种描写，对于历史上一个封建阶级的官吏，是荒谬绝伦的美化；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吴晗同志这样做，适合了什么人的需要，喊出了什么人的心声，充当了什么人的喉舌呢？
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中宣部主持写的。
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的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人民日报》编者按：吴晗同志对于他的剧本《海瑞罢官》以及其他有关海瑞的著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那些方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对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应当作怎样的评价，我们希望进一步地展开辩论。
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决定的。
总的说来，十二月份就《海瑞罢官》问题在报纸上展开的讨论，主要是彭真在那里表演。下一步，他还会有更充分地表演。
2013年3月25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