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为什么要批判罗瑞卿？ [复制链接]

文革系列专题：三、为什么要批判罗瑞卿？

水陆洲


    一、罗瑞卿与各方面的关系紧张
   （一）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
    1，林彪提名罗瑞卿任总参谋长
    罗瑞卿出身于红一方面军，是林彪的老部下，曾担任过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延安时期林彪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任抗大教育长，关系非常密切。
    １９５９年林彪亲自提名已经离开军队工作多年的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林彪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时，有人曾经对此表示过某些疑虑，这主要是因为林彪脾气倔犟，而罗瑞卿为人行事又颇有一些“霸道”的意味，这个搭档是否合适。
    毛主席认为罗浑身都是‘刺’，问林彪怕不怕刺到他身上？林彪说不怕。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大意〕：你让林彪管军队，他那个人的身体状况，也只能管大事，把握方向，具体工作要找个他熟悉且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人。
    毛主席最后批准了林彪的意见。
    由此罗瑞卿开始了与林彪在军队工作上再次的合作。
    新的军委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班子－－军委办公会议，几乎是清一色的红一方面军干部：除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外，还有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肖华、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这也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新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给罗瑞卿、萧华和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的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与罗瑞卿的合作还是很好的。
    2，罗瑞卿采取了“冷林热贺”的方针
    １９６２年秋天开始，林彪战争年代留下的旧伤复发，有时十分严重，不得不向中央请假养病休息。
    林彪养病期间，军委日常工作自然就落在当时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贺龙身上。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７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赞同。
    军队内部逐渐形成了贺龙、罗瑞卿的格局，罗瑞卿的砝码逐渐倾向了贺龙一边。罗瑞卿采取了“冷林热贺”的方针，
    全军大比武运动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比武运动，海军在青岛举行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空军也举行了以师为单位的实兵演习，全军分成十八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而这一大规模的比武运动主要是贺龙与罗瑞卿主持执行。
    由此，军内逐渐形成两个阵营，贺龙、罗瑞卿为一个阵营，林彪与其他老帅们形成另一个阵营。
    邱会作说：“在两个阵营中，各有能起作用的主要人物二十多人。从数量上来说，几乎相等，但力量悬殊，最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和能力不同。林彪阵营有一批能人，这是优于贺、罗阵营的，特别是林彪同毛主席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也是特别的优势。贺、罗阵营虽然有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但他们同毛主席的关系就大大不如林彪了。这个不如，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另外，在军委内部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这样，贺龙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根据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的揭发，罗瑞卿从１９６４年起就在军委日常工作中扩大林彪的病情，集中宣扬贺龙的“亲政”，使大家信服林彪的病情是在“熬时间”，来日无多了。此外，罗瑞卿要求大家不要过多地“干扰”林彪，以免“影响”林彪的休息，并要求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把关，对“随便干扰林彪休息”的人予以批评。罗瑞卿还请出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介绍林彪的病情，甚至说出“我们对林总是尽量争取他多活些时间，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这样一来，罗瑞卿向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了，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开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他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在修改他在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时，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主席讲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
　　　3，林彪批评罗瑞卿冲击了政治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军委派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到福州军区作调查研究，派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及叶群到广州军区作调查研究。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底林彪看到了刘志坚和叶群的报告，并听取了叶群的汇报，于是召见刘志坚等人就当前军队工作作了指示。林彪认为“１９６４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失调，冲击了政治。”林彪指示说：“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的正常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
    随后总政工作组将林彪的指示传达给罗瑞卿，罗瑞卿认为“我理解林总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罗跑到高等军事院校讲话，说：“有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的起码含义。其实军事就是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本来是建国以来最好一年的军事训练，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可是有人总是要吹冷风，泼凉水。我看这些人就是不怀好意。”
    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还隐含了另一层意思，即贺龙与罗瑞卿的“联盟”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是将军队委托给林彪掌管的，毛绝不愿意看到军权落入与刘邓关系密切的贺龙的手中。按邱会作的说法就是“那时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就是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林彪要给大比武降温。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谈到通气问题时，罗竟然向林彪说：“问题是在于做的对不对，不在于请示不请示。”
　　　4，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向林彪传话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对刘亚楼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指林彪同志），又东山再起了！”“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并托刘亚楼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
    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的领导，更拥护林彪的领导和“跟定了”林彪。林彪表示：“应该是跟毛主席、党中央，我一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有信心。我万一犯了错误，你可以走开，不但是你，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要他们走开，因为多一个革命的总比少一个革命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并要他改正以前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还批评罗瑞卿，不应该和刘亚楼去谈那些不应该谈的话。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罗瑞卿坐飞机一到广州，先后向杨成武等说，罗荣桓病危的时候，想见一下林彪，但林彪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逝世后，林彪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向叶群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
    刘亚楼并对叶群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当即对刘亚楼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叶群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
    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到林彪处，亲自向林彪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批评了刘亚楼，并向刘亚楼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又向林彪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
    过了几天，刘亚楼又把叶群找了去，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回家后，又把刘亚楼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到上海去看刘亚楼病的时候，刘亚楼已几天不吃饭了，脾气特别大。劝他好好休养，刘亚楼脾气很大地说：“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我再不上他的当了。”杨成武当时还劝刘亚楼说，你不要急躁，希望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
　　　邱会作回忆：“林彪把刘亚楼拉了回来，是经过杨成武多次谈话之后，刘亚楼才觉悟的，刘亚楼在１９６５年春天最后说：‘我把罗瑞卿这个野心家没有看清楚，真伤心！我认识林总以来，就只有这一次对不起他！有关向林总提建议的内容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请你把这个本子交给林总，这就是我的交代。’毛主席看了刘亚楼的本子之后说：‘刘亚楼是个好人。临动身之前〔即死之前〕把问题说清楚了，还是一个好人。这样他到马克思那里就有共同语言了。’刘亚楼因患肝癌于１９６５年５月初去世，去世前的４月１５日，他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表示不满，因为病重，生前没有交出去。”
　　　5，林彪要罗瑞卿多通气
    林彪说今后军队×级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罗瑞卿未请示报告林彪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中央书记处，等到中央书记处批了以后，才送给林彪等传阅。事后，罗瑞卿还说，干部定级的报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不是政治性问题，不是原则问题，用不着一个一个请示。
    １９６５年５月２日，罗瑞卿到上海面见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当面提醒罗瑞卿要加强沟通。林彪还特别拿出毛泽东选集和党章，向罗瑞卿宣读了其中有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内容。林彪规定了五条：１、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２、林在北京时，Ｘ日通气一次；３、林不在北京时，Ｘ日通气一次；４、重大问题，立即通气；５、去林处，不要事先通知。
    邱会作回忆说：“林总曾对他提了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头；二是，要多团结一点人，总是比不团结人好，你待人处事要把我〔林彪〕放进来，你看不上人家，人家会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瑞卿去林彪处，总理托他向林彪转达几个重要问题，他根本没有转达。林彪问他现在毛主席在什么地方？罗瑞卿说：“我不知道，只知道主席坐火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实际上他是刚刚在上海送毛主席到杭州去的。
    （二）罗瑞卿与其他元帅的关系
　　　时任海军副司令的李作鹏回忆说：“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
　　　1，罗瑞卿与聂荣臻的关系
    ××年×月×日，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议上说：“军代表制度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的表现，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聂荣臻知道这件事后，曾于七月七日当面告诉他，“一个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七月、八月林彪也曾两次指示，他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军代表制度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然而××年×月×日，罗瑞卿在全国科技交流与保密工作会议筹备会上，却说：“有人说取消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年×月，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议上针对国防科委说：“我对国防科学技术工作想起了一副对联，‘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横额是‘一事无成’”。并且说，这横额是他儿子替他想的。
    据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对领导国防科技战线的聂荣臻只当成一个方面的负责人，而没有从军委副主席考虑他的意见，对聂帅的尊重远不如贺龙〔那时的军委只有林、贺、聂三位副主席〕。罗瑞卿对贺龙和他自己主管的国防工业，非常下力气。对于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的工作，罗瑞卿有的是自己决定了，有的是和贺龙一起去管了，少了和聂帅商量，多了直接下命令，这就产生了矛盾。公道地说，罗瑞卿对聂帅支持不够。比如科研的物资供应方面，聂帅在得不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有些事干脆绕过罗，直接找我商量，要我为他办。当时我国正在三年困难时期，钱少物又缺，而我国核武器研制正好到了关键时刻，需要物资和财力上的支持。凡是聂帅向我提要求的，我都当作急事特办了。这样一来，聂帅很满意，罗瑞卿就不太高兴了。”
    贺龙、罗瑞卿主管军队与国防工业，而聂荣臻则主管国防科委，聂荣臻任命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而贺龙与罗瑞卿也任命张爱萍为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成了“一仆三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一直想把这几摊子事撮合起来，可就是搞不成，哪家都不干，所以只能靠张爱萍千方百计从中协调。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都向张爱萍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
　　　2，罗瑞卿与叶剑英的矛盾
　　　１９６３年秋，叶剑英从总参编辑的《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甚感兴趣。叶剑英于１２月亲赴南京军区深入考察，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年底叶剑英正式向中央军委写报告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的内容和特点，并建议军委在全军予以推广。这份报告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１９６４年１月底罗瑞卿代表中央军委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会议就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发现并积极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叶剑英却没有与会，而是到广州军区组织人员研究制定《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其中的隐情叶剑英后来才发泄出来。据邱会作回忆：“１９６５年８月初，叶帅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去，对我发牢骚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原来叶剑英不愿与会是与罗瑞卿矛盾所致。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在讨论他在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时，当着很多人说：“×××的工作，主席不大满意，当然，有些也是满意的”。“刘伯承是老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徐向前办过一件好事，即在草地时反对过张国焘要红军打红军的主张。”
    １９６５年５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除毛、林外，军委主要成员均出席。因为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再做。叶剑英为了这个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而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总结发言，把叶凉在了一边。会议刚结束，叶，聂，萧，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６３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聂荣臻与叶剑英对罗瑞卿的不满日益加深，邱会作曾亲身予闻聂、叶二人的谈话。邱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三）罗瑞卿与同级的关系
    罗瑞卿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向来没有正式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过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使大家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个人的东西。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半夜，即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前夜，杨成武看到最后决定原子弹爆炸时间的文件之后，将这份文件亲手签封，交作战部的参谋送到罗瑞卿的宿舍。罗瑞卿看过后，很不高兴地对作战部的参谋说：“不是讲过了吗？军委传阅文件我负责，总参范围传阅的文件由他（指杨成武）负责。他管总参内部文件就行了，又搞无效劳动。”
    部分军内高干对全军五级干部定级名单不满，向林彪反映。
    二、毛泽东对罗瑞卿问题的处理
    （一）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始关注罗的问题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林彪批评了罗之后，罗瑞卿跑到毛主席那里告状，毛主席当即指示：“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谁要反对林彪同志就只好先请他挪个窝了。”
    一九六五年，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问题的人，有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刘志坚、谢富治等：
    一个问题是罗反对突出政治。
    一个问题是：罗瑞卿指使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四条意见，罗瑞卿死也不承认，这事情看来比较复杂了。毛主席的态度是，不管有还是无，罗瑞卿不尊重林总的态度总是错误的，就是要好好地批评批评。
    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林彪身体不好，放手让罗瑞卿工作，而罗瑞卿又与协助主管军队工作的贺龙关系密切，在军队高层内部搞小圈子，拉拢一些人，排斥另一些人。
    1，１９６５年5-６月，叶剑英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的问题。
    关于罗瑞卿在１９６５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总结报告，毛泽东说，罗瑞卿“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作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几位老帅发言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
    毛泽东召见叶剑英，让其做出有关部署。同时，让总政主任的萧华开始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
    １９６５年６月７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参谋长提升为第一副总参谋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６月１４日，毛泽东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
    １９６５年６月，叶剑英专程去大连向林彪汇报。不久，叶剑英将林彪和他的看法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交底。邱会作回忆说：“叶帅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你谈长子的问题。”叶剑英说：“林总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一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你〔叶〕就更不在话下。”“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
    叶剑英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彪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
    叶剑英此时还向李作鹏打招呼。叶将李找到西山叶家谈工作。叶说：“这个人〔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    
    2，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林彪及一些人谈话的情况。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叶剑英再次奉毛命赴苏州见林，传达毛泽东关于罗瑞卿问题指示。
    １９６５年秋，受毛泽东的委托，林彪、叶剑英开始就罗瑞卿的问题向下面“打招呼”，
    据邱会作回忆“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萧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
    叶群在１９６５年秋也向李作鹏打了招呼，叶群说：“首长〔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养”“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和首长都知道了。”
    李作鹏说：“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  
    叶群对邱会作说：“一○一〔指林彪〕对罗长子是很器重的，罗过去对豆豆、老虎也很关心。那些年，林对罗是出奇的耐心，一直在批评教育他，希望他改正并得到元帅们的原谅，同心协力搞好军队的工作。但罗的问题究竟怎么处理，林总一直在等毛主席的态度。有一次，叶帅来看望一○一，一○一象对不起人似的对叶帅讲，我要经常刮他〔罗〕的鼻子，不要目中无人。叶帅对一○一讲了主席的决心，说主席让我告诉你，罗的事你不要管了，由中央来解决。我们知道主席对罗的态度后，我都慌了神。这边罗对林耍态度，可是别人以为罗是仗着我们在耍霸道。”
    11月２６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柬埔寨王国朗诺中将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接见时在座的有罗瑞卿、许光达。这是罗瑞卿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鼓励罗去见林彪。当日，毛即离上海到杭州。
   １１月２８日　罗瑞卿到苏州见林彪。
    １１月２９日，在苏州的叶群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吴法宪，要吴派一架飞机送她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叶关照吴，就从上海派，不要从北京派。她特别向吴交代：‘此事绝对不能报告罗总长。’”
    １１月３０日，叶群携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１１份材料乘里二飞机到杭州。
    １１月３０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１１月３０日”    
    3，１２月１日，毛泽东接见叶群。“谈了四小时五十五分钟”。
    （１９９６年9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其中一节“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罗瑞卿”：）
  １９６５年11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一趟。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这时，叶群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护士长吴君旭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口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了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样子。”“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有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4，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陆军第五十五师是兰州军区的直属部队。兰州军区的报告，述及该师在战备和演习中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较落实的方面，及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林彪在呈送报告时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
    5，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初，总政主任萧华、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集体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时间长达十小时。
    毛泽东说：对罗的霸道，我想得出来，并对林彪同志讲过几次。他搞阴谋，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安心养病，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
    三、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１２月５日，毛泽东从杭州抵达上海。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与毛会见。
    邱会作回忆说：“１２月６日晚，通知我第二天早晨去西郊机场乘飞机去上海开会，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同机去的是刘伯承、贺龙，以及李天佑、李作鹏等人。”同机去上海开会而不知目的者“只有一个人不知道，贺老总，其他人都听过‘打招呼’。机舱里大家说说笑笑，贺老总突然问：‘开什么会呀？找我们还不是打仗的事，军用地图我都带上了。’大家谁也不愿意说破，刘伯承开玩笑说：‘打仗？我们〔他和贺龙〕都可以当老将黄忠〔《三国演义》里的人物〕的哥哥了，要打仗是他们的事了（指我们几个）。到了上海，你贺胡子不就知道开什么会了。’”
    到会总计６１人，其中军队将领３４人。与会者大致包括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包括常委）的大多数（１０月１９日至１２月１８日，聂荣臻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３０１医院。）；非政治局成员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如李雪峰）；中共中央各部、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如陶铸、王任重、陈丕显）；非政治局成员的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中央军委副主席、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此外，还有罗问题的知情人，如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林办主任叶群，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
    上海会议印发的材料，其中包括：
1、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２、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５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３、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５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４、１９６５年６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５、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７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６、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０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７、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８、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５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９、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１０、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份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６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应是后来补充进来的材料。
　　　１２月７日，毛泽东在林彪１２月３日给他的信上写下如下下批语：  
　　　林彪同志：    
    将此信一同印发。            
              十二月七日    
    彭真同志暂不来此，可以不送阅了。
    会议于１２月８日正式开始，１５日结束。
    １２月９日开始开小组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分三个小组进行，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毛泽东没有参加小组会。
　　　邱会作回忆说：“会议主要方法是小组会。开会的时间是‘九三学社’（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开会），开的是‘马拉松’会议。在小组会议上，大家可以随便发言，没有长篇大论，大都是‘交差式’的发言。这次会议比较特殊的是没有出简报。我所在的西北小组，比较集中的是对长子的‘干将’与‘霸道’两个问题谈得比较多。大家异口同声地指出：他有才干，他霸道。吴冷西对他的霸道作风说得很好。他说：‘长子的霸道作风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手长、嘴尖’……。’还有就是萧劲光等人批判罗搞小圈子也说得比较好。刘澜涛对大家的发言稍有异议。他说，大家批判长子的霸道作风和搞小圈子都是完全正确的，看来罗也在准备抢班。如果是前者就不需要任何准备，问题的实质是后者。他指出长子抢班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准备，—是抢叶帅军事训练的成果，搞大比武，这事实上是捞政治资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政治上、组织上他都在准备。大家认为刘的发言对罗的问题提高认识很有启发帮助。”
　　　邱会作说会议期间曾去看望老帅，“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
    李雪峰回忆：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叶群在会上介绍了她与主席的谈话过程：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毛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据说讲了５个小时，主席听了５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
    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是叶群，她作了三次共约１０个小时的发言。
    12月1１日，罗瑞卿接到通知中止行程，乘飞机到上海参加会议。到上海的时间是十一日下午二点多。上海机场上有陈丕显和吴法宪在等候。陈丕显对罗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你。
    罗瑞卿被引到会客室去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在那里等着和他谈话。大约七点钟，周和邓离开。罗瑞卿告诉郝治平：“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也知道，谁都知道的……”。
    罗瑞卿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见毛主席、见林彪：要求马上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你不要激动，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彪那里去，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周恩来还说，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开会的副作用，采取背对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
    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起来对罗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罗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上海会议上，邓小平对所谓刘亚楼的揭发，说，死无对证。刘少奇也表示：难以置信。朱德在会上发言说，他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说法，就是不能讲顶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到了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上海会议有人揭发罗瑞卿工作作风上的问题，说他揽事太多，锋芒毕露，得罪了一些人。
    对于这些背靠背的同志式的批评，罗瑞卿都能接受，但他坚决不承认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１２月１６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向罗瑞卿传达了在会议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５个方面对罗瑞卿提出的意见，并告诉罗，毛泽东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又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据参加会议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当时的日记，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12月16日会议结束。
    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毛泽东在南昌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书记处书记方志纯谈话时谈到了罗瑞卿问题。毛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１９６６年１月８日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
    康克清回忆：１９６６年１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不会没有什么吧！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三）在北京召开军级以上干部批判罗瑞卿会议
    1966年３月３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罗瑞卿说：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罗做好充份的思想准备。他对罗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
    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批判罗瑞卿会议，军队各总部、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等前后共九十五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邓小平仅在开幕会时露面后即赴三线考察，会议的实际主持者是叶剑英。
    （如今党史学界只是强调叶群、李作鹏、吴法宪对罗瑞卿的批判，而隐匿了其他更多的、更重要军方人士。）
    中央工作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叶剑英说：“我们的小组会，是毛主席、中央常委为了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上海会议的继续。”
    叶剑英说：“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
    叶群、李作鹏、吴法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刘志坚、张宗逊、邱会作、唐平铸、李曼村、张秀川及邓汀等都在大会上发言。当然这也还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邱会作说“高级干部批罗瑞卿，是在向党中央、毛主席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这里有真心的，有说官话的，也有敷衍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吴法宪、李作鹏。说句实话，他们就是想表现积极也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地位还不够高，还没有充当‘急先锋’和‘干将’的资格嘛。”
    对罗瑞卿刺激最大的还不是那些表态批罗的军队将领，而是罗瑞卿自己心腹圈子内的几个人的书面揭发。梁必业说：罗瑞卿再三强调，突出政治就是突出人的作用，没有自己的人哪还有什么政治？在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各兵种都要搞“两套人马”〔即拥林、拥贺两种人〕只有这样才能“平衡”。罗端卿再三交代，对同我们合作的人要特别的关心，现在有很大的作用，将来的作用就更大了。
    邱会作回忆说：这些揭发材料包括“要有自己的人，没有人什么事也办不好，也办不了”、“要名正言顺地拥护贺老总主持军委工作。林总身体不好，再工作，不可能了。”
    叶剑英把揭发的原件和贺龙夫妇揭发罗的亲笔件交给罗瑞卿看了。罗看了以后，从他宿舍的三楼上跳下，腿部受了重伤。
    毛泽东说：“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的事还没有完。阎王老子是有原则性的，没叫罗去，罗自己要去也不收。”“罗向中央要挟没有用，会议继续开。”
刘少奇说：“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
    李作鹏回忆说：“我记得，在会议上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都做了长篇讲话……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们发言中揭发出来的。比中央上海批罗会议详细的多。”    
　　　叶剑英是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他的批判发言最具代表性。
　　　叶列举了罗“篡军反党”事实：
    第一大项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具体细项是：
（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２）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
（３）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
（４）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
（５）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
    第二大项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军反党的。”
（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
（２）他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
（３）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
（４）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
    叶作出结论：“到会同志一致认为，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他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同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妄图夺取兵权，达到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颗埋在党中央的定时炸弹。”
    叶提出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一九六五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采纳了上述建议，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三、一九七二年以后为批罗平反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说：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批判罗瑞卿，是否应该“彻底平反”？二、当时批判、处理罗瑞卿，是否就因为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或林彪在事件中起了主要作用？
    （一）批罗应该“彻底平反”吗？
    1959年罗瑞卿担任了总参谋长以后，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他作风“霸道”，与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关系都非常紧张。
    1965年有林彪、叶剑英、杨成武及一批高级将领，向毛主席反映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知道这些情况后作出一系列指示：
    1965年5月，毛主席对叶剑英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
    1965年12月1日，毛泽东听取叶群汇报时说，罗瑞卿“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作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几位老帅发言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
    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初，总政主任萧华、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集体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时间长达十小时。毛泽东说：对罗的霸道，我想得出来，并对林彪同志讲过几次。他搞阴谋，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安心养病，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
    1965年12月5日，毛主席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会议中与会人员又揭发了罗瑞卿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四条：一，反对林彪；二，反对突出政治；三，向党伸手；四，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1965年1 2 月14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对罗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
    1965年1 2 月16日，毛泽东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通过这次会议，毛主席对罗瑞卿的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问题的性质还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罗瑞卿的作风带剌、霸道，与军队内部上下左右的关系非常紧张，不能团结大多数人，甚至几个元帅都对他意见很大。
    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毛泽东在南昌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书记处书记方志纯谈话时谈到罗瑞卿问题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这就是上海会议以后，毛主席对罗瑞卿问题处理形成的初步意见。
    1966年3月，经中共中央常委决定，罗瑞卿问题中央工作组在北京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继续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会议中途，罗瑞卿采取了自杀行为，引起人们的公愤。
    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组就罗瑞卿的问题作出了结论和建议
    1966年5月，毛泽东同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国务院、党中央的各项职务。
    1968年，罗瑞卿在卫戍区被审查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份《认罪书》，说自己是一个假党员（罗１９２8年11月经人介绍与中央军委取得联系，奉派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没有履行入党手续）。
    一九七二年，毛主席提出：错整了罗瑞卿。
    这是指经过中央批准的中央工作组对罗瑞卿问题的结论：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他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同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妄图夺取兵权，达到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颗埋在党中央的“定时炸弹”。以及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撤销罗瑞卿职务的决定。
    给罗瑞卿扣上这样一些罪名，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确实是错误的。
    但这并不是说罗瑞卿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就没有错误。至少，罗瑞卿的作风带剌、霸道，与军队内部上下左右的关系非常紧张，不能团结大多数人，甚至几个元帅都对他意见很大，就是一个不小的错误。凭这一条，他就不适宜继续留在总参谋长这个工作岗位上。
    何况，根据罗瑞卿自己交待，他长期隐瞒了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错误。从党内来说，这也是一个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如果不考虑他的长期革命经历，可以定为“假党员”或“混进党内”。
    还有所谓“四条”问题。
    如果说是叶群造谣，那么叶剑英、杨成武、萧华是不是也跟着造谣呢？！刘亚楼临死前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强烈不满。信都在，早晚要问世，真相就大白了。刘亚楼临死前，罗去看他时，两人大吵一架，刘的秘书何汝珍全都听到了。刘也对杨成武表示过对罗的不满。所谓“四条”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定为“反对林彪”、“篡军反党”，确实是上纲过高了，但是，这种做法也确实是错误的，任凭如何辩解，都难免“逼宫”之嫌。
    这些都是不能“彻底平反”的。
    （二）究竟谁在“倒罗”中起了主要作用？
    毛主席说：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
    这个话说的是事实。
    第一，罗瑞卿的问题，主要就是所谓反林彪的问题。从政治思想上来说，就是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从组织上来说就是“四条”及请示报告不够的问题。尽管其他人也提出不少意见、问题，但在毛主席处理罗的问题，主要就是根据林彪之词。这才是关键。
    第二，毛主席这样说，并不是把责任推给林彪。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这个话本身就是承认自己在处理罗的问题上有错误，偏听偏信；有责任，错整了罗。
凡是经过毛主席批准、同意过的事，如果发生错误，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都负有领导责任。他从不委过他人。所以，无需劳神费力地去证明：整错了罗瑞卿，毛主席负有最后的领导责任。有些人之所以要反复强调这一点，无非是要人们相信：整罗搞错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错误的。
    第三，有人宣扬一种观点：“罗瑞卿事件”，就是毛泽东为了发动蓄谋已久的文革运动，确保军队在运动中的绝对忠诚，利用了解放军内部派系的尖锐矛盾，尤其是利用了所谓的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对军队高层采取的一次清洗斗争，成为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战，罗瑞卿则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最早的牺牲品。
    这就是所谓的“文革阴谋”论。要说对军队高层的“清洗”，那还有以后的审查贺龙、批判二月逆流；要说文革中最早“牺牲”的那有杨尚昆。如果把这些事件都说成是“蓄谋已久”，那实际上就是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单纯的权力斗争、是一场阴谋活动。
    第四，无需讳言，一九六四年以后，林彪与罗瑞卿之间产生了一 些矛盾；叶剑英、杨成武等高级将领与罗瑞卿之间产生了矛盾，甚至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在整罗的过程中，林彪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叶剑英、杨武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也起了重要作用。说什么“林彪与罗瑞卿在工作上的矛盾绝非官方现在所夸大的那样不可调和，罗瑞卿与老帅们和其他军队将领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难道说罗瑞卿要抢班夺权，不是抢林彪的班、夺林彪的权，而是抢别人的班、夺别人的权吗？一些人不是说罗瑞卿是军队的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吗？不是早就有人暗示罗瑞卿是未来的国防部长吗？说什么“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一直是善意的、保护性的”，难道说叶剑英及其他人对罗的批评就是恶意的、破坏性的吗？
    第五，造成批罗过头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一种政治思想倾向，往往掩盖着另外一种政治思想倾向；在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倾向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往往难于察觉。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这是对的。但是在批判修正主义中，往往容易混淆思想认识与政治立场的界限、搞团结与搞分裂的界限、搞光明正大与搞阴谋诡计的界限。
    这种经验教训在历史上是常见的。１９５８年５月至７月，军委委员（当时军委只设主席和委员，未设常委及副主席）彭德怀在北京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参加并讲了话。在这次有军队高级干部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对主持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的刘伯承、萧克等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又在“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义下，批斗了粟裕。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军委委员朱德、林彪、邓小平、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谭政、萧华讲了话。朱、林、罗、叶、谭、萧讲话时都没有点名；彭点了萧克的名；邓、贺点了萧克、粟裕的名；火药味最浓的是聂荣臻的讲话。聂荣臻将曾做过他副手的粟裕说成是“大盗盗国”：“做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该次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于８月３１日通过《关于军委几个人事配备和组织机构问题的决定》。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当时叫军事研究院）副院长。原萧克任部长的军委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翌年到地方任国务院农垦部副部长。
    同样，如果不是由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罗瑞卿至多也如粟裕一样调离总参谋长的职位，按照毛泽东的安排，说不准到哪一个偏远一点的省份“搞个省长”或副省长当当。  
    （三）恢复名誉后的罗瑞卿干了些什么
    罗复出后，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打击报复。
    罗跳楼后先是住在北京医院，后来周总理叫转到解放军“３０１”医院，并做了腿部手术。罗重新上台后，把给他做手术的医务人员抓了起来，连麻醉师都抓了。院长靳来川被抓进秦城监狱，罗死后才得平反；副院长曹根慧被抓进白庙监狱，在狱中做了胃切除手术，不能出监调养，仍吃窝头、菜帮，罗死后才平反；执行手术的专家，外科主任陆惟善，是我国最有为的外科专家，被迫离开“３０１”总医院，转业到地方工作。
    1978年，率先表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批判“两个凡是”，赶华国锋下台，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罗瑞卿究竟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搞团结，还是搞分裂？是搞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
　　　
　　　
　　　2013年8月1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