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过程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第一阶段：八月一日至七日批判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并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
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派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的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恩来约王光美、叶林谈话，
提出；王光美应该回去，不要再呆在清华园。
王光美说：“我听那个上级的？让我来参加劳动，是少奇同志要我来的，他也是我的上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邓小平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周恩来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
林及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对“革命团”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刘少奇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领导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群众大会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晚，李雪峰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
周恩来在会上说：工作组把方向搞错了。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会后，周恩来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中央决定撤销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文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书记候补书记名单。
会后，周恩来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江青王任重康生对北京中学生的讲话
第二阶段：八月八日至十一日通过文化大革命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发表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第三阶段：八月十二日改组领导机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经过改选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排名是：毛泽东 林 彪 周恩来 陶 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 生 刘少奇 朱 德 李富春 陈 云。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会上就组织人事变动等事发表了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他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二）毛泽东的讲话和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八月四日的讲话：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让人家贴大字报，我说过无非是我们下台。……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毛泽东八月五日的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的讲话和他的一张大字报深刻批判了刘少奇五十多天的路线错误：
（一）深刻揭示了刘少奇五十多天所犯错误的事实：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
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
（二）深刻揭示了刘少奇五十多天所犯错误的性质：
“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
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
（三）深刻揭示了刘少奇五十多天所犯错误的危害：
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让人家贴大字报，我说过无非是我们下台。
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四）深刻揭示了刘少奇五十多天所犯错误的阶级实质；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北洋军阀，国民党蒋介石有什么分别！
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五）深刻揭示了刘少奇五十多天所犯错误的根源：
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
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胡绳的《七十年》说：“这个文件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判别走资派、左派、右派、中间派等提出明确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十六条中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等等，但它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大规模混淆敌我的群众运动，所以那些正确的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从来未被遵守。”（第414页）
这是一些人贯用的手法。当他们对一篇正确的文件，找不到“缺口”，无法进行歪曲的时候，他们就指责这个文件还没有说什么、实践中未被遵守等等。对付这种手法的最好办法，还是去读原文，并对照实践进行思考。
1，《决定》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对决定了作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出，它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等等文件，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又有所发展。
第一，关于运动的性质
《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 这就规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第二，关于运动的任务
《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新就新在它所担负的任务与以前不同：“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第三，关于运动的目的
《决定》指出：“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简单来说，就是要完成“斗、批、改”。
第四，关于运动的主力和先锋
《决定》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第五，关于运动的过程
首先是方向，〈决定〉指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
其次是阻力，决定指出：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
再次是曲折，决定指出：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
第六，关于运动的领导和群众
首先是领导，决定强调：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其次是群众，决定强调：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第七，关于运动的阶级路线
决定指出：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
这里说的革命左派包括前面说的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革命青少年。
这里说的最反动的右派包括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这里说的中间派包括党内那些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当权派；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等等。
第八，关于运动的政策
决定强调：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要保护少数；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2）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包括不能把贴大字报的群众，把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的人打成“反对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不允许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
3）正确对待干部。决定指出：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1）好的。
（2）比较好的。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3）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4）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4）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2）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5）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第九，关于运动的组织形式，
决定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第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抓好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做好其他各项工作：
1）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
2）抓革命，促生产。
3）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
4）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2，《决定》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指出：“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在修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中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这说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一方面，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从下而上的揭露党和政府中的黑暗面，以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育广大干部；另一方面，也让群众在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
决定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这里明确指出，群众中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正确的观点；第二种是错误的意见；第三种是混杂在群众中的“牛鬼蛇神”。
至于如何分清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是“牛鬼蛇神”，这些都不能由少数领导人去包办代替，只能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在运动中确实出现了不少违反政策的事，有的闹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打砸抢抄抓，打派仗，武斗。这些情况只是运动中的支流，不能把它们看作是运动的整体、方向。即便如此，这也可以说是运动中的一个缺点、错误，所谓“全面内战”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但是它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一场伟大革命运动。
有人说，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
这正好说明，广大群众信赖党和毛泽东同志，党和毛泽东同志也信赖广大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3，决定特别注意分清两类矛盾、正确对待干部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中指出：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在修改文化大革命决定的草稿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批判教育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持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真正要打击的对象仅仅是那些特务、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着眼点在于教育广大干部。一方面，通过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以及其他思想上、工作作风上的错误；另一方面，把各级领导干部推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提高掌握方向、识别是非、联系群众、领导群众的本领。
《决定》明确指出：
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这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有严重错误的是少数，这些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是少量的，对这些人，才“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但“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领导干部，始终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被动地接受群众的冲击；而有的领导干部，在受到群众的冲击以后，很快就与群众站在一起，领导群众沿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前进。如果共产党的干部不会做群众工作，只会“当官”，这与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官僚有什么区别？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有严重错误的或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受到了群众的严重冲击。有的人被关押（实际上是保护起来）、进学习班（所谓关牛棚）、进五七干校或下放工厂农村（所谓劳动改造）。群众并没有把他们当敌人看，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没有把这些同志当敌人对待。如邓小平一九七三年恢复了工作、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只有那些查有实据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是真正要打击的对象，。
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干部、整知识分子，那完全是无稽之谈。
文化大革命中，确有极少数极端分子，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这既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也不被广大群众赞成。尽管如此，应该说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缺点、错误。所谓“打倒一切”，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4，在文化革命中加强党的领导
《决定》规定：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文化大革命中，在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实现和加强党的领导。
第一阶段，主要通过
一九六六年五月发布中央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发布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改选中央领导机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组织保证。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十一次接见数千万革命群众；
一九六六年八、九、十月中央领导人直接与群众见面交谈，并通过各种群众活动的渠道，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达到全国。
在这个阶段，部门、地方、基层的党组织活动暂时停止了，但是，广大干部和党员发挥着模范带关作用。
第二阶段，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支持工业，支持农业，支持学校军训。
第三阶段，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最早的省市革委会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就已经建立了。最晚的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才建立。
拖延两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中央领导机构内部一些人的保守或极左倾向，不时地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第二，一部分大军区、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打击革命群众，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第三，一些群众中的派性、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泛滥，导致打派仗、打内战，也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
第四阶段，一九六九年三、四月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按照新的党章在全国开展整党，经过整顿，党员恢复组织生活，选举成立新的基层组织，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这个工作于一九七0年就基本完成了。
《历史决议》说：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挤。
有的人攻击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
如果说没有或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那还能说得上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吗？右派抓住文革中某一阶段的一些现象，攻其一点，恰好暴露了它们的反动本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是党的领导；只有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才是“党的领导”。
（四）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使文化大革命得到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中央领导机构不再分一线二线，保证了政治上组织上的集中统一；
林彪在政治局的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刘少奇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实际意味着“接班人”已经改变了。
周恩来在政治局的排名仍然是第三位，但是他代替了刘少奇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
陶铸在政治局的排名上升到第四位，这个安排使他有可能代替邓小平，起到原来总书记的作用，协助周恩来工作。
陈伯达在政治局的排名上升到第五位，这个安排使他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总管，文化大革命日常工作的负责人。
2011年7月19日修改
2013年8月2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