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十、北京高校批判工作组的方向路线性错误（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 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点燃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起亿万人民群众，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向着旧世界猛烈冲击，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阶级敌人决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是要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最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一些群众，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企图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以陈伯达、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你们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也就要彻底砸烂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提出直捣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老巢，我坚决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我是这条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划不清界限，始终没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自己又是“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给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这确实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难过的。
我先和大家谈谈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后，由于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而且在家里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响。我回校时是铁杆保皇的，根本没想很好揭发问题。我一直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场上，站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所以，很多问题自己并没采取老实态度。当时我并没这样认识，同学说我不老实，我还挺生气的，认为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是属于揭发范围。后来同学们帮助我，使我认识到根本问题不是知不知道揭发什么问题，而是实际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群众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对我的讲话以及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立场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这边，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错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话，把自己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与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与过去错误彻底决裂，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由于我对以前的错误没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很多问题来不及批判，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没有水平，但我应当把我所能想得起来的事情揭发出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幕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战斗，从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学校是何等的尖锐复杂。
六月四日的大字报是我与班上的小组一起写的，六月五日的大字报是与贺鹏飞等几人共同讨论的。我记不得当时家里对我暗示过蒋南翔是黑帮的一些话。只记得我把六月五日的大字报给刘少奇看时，他认为还写得不错。
从六月四日以后，就是我们几个高干子弟凑在一起，长期脱离群众，没有真正和群众在一起共同战斗，还自以为我们最革命，最敢造反，自封为“左派”，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下去也必然会摔跟斗的。
工作组进校后，刘少奇给过我一些黑指示，现在我把自己所记得的揭发出来。
一个是关于文斗武斗的。六月中旬，在北京许多学校中有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他让我们出一张大字报讲讲这个问题，我们在六月中贴的那张大字报内容就是按刘少奇的说法写的。
六月十八日有一个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都在拼命揪后台的原因。刘少奇当时在师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儿）蹲点，对她的指示是比较多的，他把师大一附中陈永康、何芳芳这些岁数很小的学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他还面带笑容听我们汇报。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大规模学生斗学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开展了。当时我们学校工作组所导演的“反蒯”运动，大家都是很清楚了的。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组的这些同学都当成资产阶级，所以他就不给这些同学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已经在北大讲了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到底是什么问题。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一、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仍然认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当时还讲了保护少数的问题（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会堂讲的精神）。当时还让我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在我看来，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情绪还是很不满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父亲这么激动过，当时也没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样的，立场又没站稳，但确实感觉到工作组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以上就是在工作组撤离学校以前刘少奇的一些指示。
我再讲讲王光美的情况吧！六月中旬，王光美就想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过当时是去清华还是去师大一附中还没肯定。究竟为什么她选中了咱们学校。这个原因她没有跟我讲。在六月十九日王光美实际上已经决定到清华来了。
后来据刘少奇跟我讲，当时给了王光美三个任务：1.到清华的一个班或一个系蹲点。2．了解一些情况向上反映。3．让她自己锻炼。她到清华来的目的是不是象王光美在她的检查里所提到的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的工作和问题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大多数，以痛击清华大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我们不是光看宣言，主要是看她的行动，就让我们看看她在清华究竟干了些什么吧？在六月十九日下午，她来校看大字报。看了刘才堂同学的大字报后，她就问我和贺鹏飞这篇大字报写得好不好，她认为这篇大字报写的是有问题的，具体的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晚饭时她得意洋洋地看着包围她的同学，声明是少奇同志派她来看大字报。工作组的同志为她忙得不亦乐乎。好不容易冲破了她称为“拉合尔式”的包围。晚上到了工字厅，在工作组长和各系文革负责人的会上哇喇哇喇地说开了（这有记录，以后可以全文公布，我现在拣重要的谈）。她说“现在乱子多，说明我们发动群众不够，要找出幕后人”。她在六月十九日到清华的第一天就讲了这样的话。当时在学校里同学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给一些人戴了高帽子游了街，同时冲破了工作组的框框？到学校各个单位比如食堂、工厂去串连，确实有些乱。但这个“乱”正如林彪同志所讲的，这个“乱”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群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破了旧秩序，建立了新世界。怎么能说没有一点乱呢？乱子多，恰恰说明群众运动没有被工作组压下去，而王光美却在这里大加指责，居然怀疑到这些是什么幕后人在捣乱。从这可以看出，王光美一来就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神神秘秘地来到了清华园。带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正式充当了一名不普通的工作组员。她当时为什么不敢见同学，要保密呢？她说怕同学围，挤伤了人，其实这是不能成其为理由的。要是同学老是看到你，还用得着围吗？你是真正想接近群众呢，还是把自己摆在一个“皇后”的地位呢？
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向叶林汇报工作时，王光美又以不平凡的工作组员的身份向我们发了指示。让知情人检查、交代、上阵。还让干部和群众背靠背揭发。隔一段时间听群众批评，让他们检讨，看是不是能通得过。通得过就可以上阵。（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辅导员、班干部等开了多次检查会也下不了楼的原因）最后又说：“领导小组要纯。”这个纯是怎么个纯法呢？难怪有很多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志从领导小组的核心被清除出去了。
著名的6·24事件是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群众的序幕。它真是象王光美后来所讲的是假左派自己跳出来，是蒯大富同志挑起的辩论吗？不！其实这是阴谋！是工作组一手搞的政治陷害事件！早在六月十四日，叶林就曾经让我们组织围攻王铁成同学的大字报。六月十九日就说有从“左”的方面来的干扰，目的是要夺权。而在六月二十二日又提出两条战线，一条是斗黑帮，一条是批判蒯大富同学等人的问题。这就是后来讲的一条黑线，一条白线。后来王光美又说没有什么白线，就是一条黑线。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些同学当成黑线人物了。6·24事件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有阴谋的。6·24大会是经过了紧张的布置。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叶林把我们几个文革主要负责人找了去，讲了有“七股歪风邪气”：一、蒯大富同学这一派。二、王铁成。三、许克敏谈话纪要。四、有人怀疑郭影秋是黑帮。五、女生食堂的问题。六、中国青年报社论是大毒草（指《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七、负责同志的问题（我记不清这到底指的是什么）。他说这“七股歪风邪气。不打击不成，否则就“没法向修正主义中央开火”，并说这不是什么转移斗争目标，斗争本身的性质就是夺权，夺无产阶级的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并且布置了批判蒯大富同学的重点：1）批判他是假左派；2）批判他要夺谁的权；3）驳怀疑一切、五条大棒……而且更具体地布置了方法。工作组当时要我们在他身边引起大辩论。而且把时间确定为当天晚上。这时蒯大富同学与工物系同学辩论也达成了三条协议，于是就将计就计。后来我听说工物系同学跟蒯大富辩论，实际上也是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主意。后来工作组又匆忙地把我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原来王光美还要布置一番。她说：“不要纠缠在‘电话事件’上，（电话事件纯粹由于是她自己要搞的，别的人为了给她保密而造成的。）辩论要抓住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在大会上讲“我妈妈说……”的原因）她说：“他们是不是真左派？无产阶级的左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蒋南翔、对黑帮一句话也不讲、不揭发，而工作组夺了黑帮的权之后，他就要夺工作组的权了。。并且说“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说“把目标指向工作队这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认为“蒯大富不仅有市场，而且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阴谋，和前校党委有联系”。当时她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她为了打击革命派，不惜耍阴谋、放暗箭。另外她还讲到“文化革命要搞彻底，要不要有党的领导，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队配合”，“现在有一股风，要赶工作组”，“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组织纪律？怀疑是可以的，但是要听，要执行。党员要跟工作队一块干革命”。这一篇谬误百出的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工作组镇压群众的宣言书。请看，反蒯的理论不就是出于这里吗？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逻辑不也就是出于这里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理论也出于这里。
真正的革命左派到底是什么呢？毛主席早就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林彪同志也讲过好干部的三个条件，真正的革命左派，在执行错误路线的工作组的压制下，他们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敢于起来造反，敢于起来革命。而王光美却对此害怕万分，拼命地定调子，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假左派。”还要加强所谓“党的领导”，所谓“党的组织纪律性”。人民日报评论员指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要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地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可是王光美却要我们听工作队的，实际上是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去干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事。我们当时对于王光美还是十分信任的，我自己的奴隶主义又是十分严重的。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盲从，绝对不应当提倡奴隶主义。尽管自己还没有很好地看过蒯大富等同志的大字报，就已经觉得他们是假左派，以至后来成为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反蒯”干将。我在这里向被自己压制过的同学、向受自己蒙蔽的群众赔礼道歉。
我们从王光美那里出来以后，分头准备，叫可靠的人（自己这一派的）去开辩论会了。当我们叫来人时，大礼堂门口已经站满了很多人，这时工作组又想不开今天晚上的辩论会了，因为我们这派的人进不来。在辩论会上工作组被群众的大民主吓得脸色发黄，汗流夹背，会后就匆忙对我们讲，这简直了不得，象资产阶级议会一样，我们也确实受了他们的影响，会后工作组匆忙把我、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人送到我家里去，向王光美反映这个“资产阶级大民主。的状况。当时王光美所讲的话，就象后来《闪电》所揭发的那样。
为了保住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王光美大打出手，不辞辛苦地筹备了斗争学生的大会，残酷地镇压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还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她到底是怎么样导演这几次残酷的斗争大会的呢？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在一次工作组的会议上王光美说：“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量来辩论呢？要政治挂帅。斗争是他挑起的，他转移视线把矛头指向工作组，而群众又辨别不清，使我们没法更好地揭发黑线”，“他炮打我们的司令部。”（反对工作组的这些同学，确实是炮打司令部，但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王光美说：“他打我们的司令部，来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是真包庇，配合保护黑线。”后来听说蒯大富在城里的时候，她说：“如果叫他，他不来的话，更说明他是搞地下活动，他就是参加他们那个地下组织的会而不搞由党组织的活动。”（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当天晚上开了第一次斗争蒯大富同学的大会，王光美坐在甲所听实况。第一个发言的是蒯大富同学，她会后说“我越听越生气，几次想打电话让你发问”。她说蒯大富同志发言之前先读那么多语录，简直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六月二十七日大会上贺鹏飞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让王光美修改过的。她听了蒯大富同学发言后气上加气，给贺鹏飞发言层层加码。这次大会后她觉得还不过瘾，因为没有能把她要讲的话讲完，尤其是还没有驳斥“蒯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实际上这说明她十分惧怕而且污蔑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因此决定七月八日再开一次大会。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王光美对我们讲，。要展开讨论，突出政治，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工作组。与蒯大富斗争是否小题大作呢？并非如此。要明确目的，讲明意义，若不和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作战，就没有整齐的，高水平的队伍。”在讲到赶走工作队时，她说“把现在的工作队赶走了再换一个，还没等了解情况，犯了点错误就又被赶走了。这就是包庇了黑线人物。问题就复杂在蒯大富与前校党委和外校有联系”。并阴险地让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在辩论过程中就使党员表态、下楼，这是非常恶毒的。如果当时表示怀疑工作组，这些党员干部就无法下楼，老是在那挂着。无法参加运动。
七月五日她又讲要利用蒯大富这个活靶子。七月七日在第二次批判蒯大富预演会后她说：“这次大会的发言比27日提高了不少，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正相反。）低班同学热情高，受蒯大富的骗不少”，并且具体布置了如何搞好这次批判会，每个人发言应如何讲，如何上纲，都布置的详详细细，发言安排中要“驳蒯大富上告中央，对他要审查清楚，发言要有把握。绝食，就是反革命行为”。还要交待政策，“或者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或者就是死路一条”。最后给工作组定调子，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王光美对斗争学生确实是下了一番苦功夫。每个人发言如何上纲，如何分析甚至于发言人是否拿稿子都想到了。为什么会这么卖力气，确实是象毛主席讲的，因为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忠实地执行了这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因此她越是卖力气，就越是残酷地镇压了群众运动。
在蒯大富同志绝食以后，李雪峰听到以后说：“这是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于是七月八日会上就剥夺了蒯大富同学的发言权。在那天晚上，王光美又坐在甲所，直接操纵会场，多次给我打电话要给蒯大富同学上纲。斗争蒯大富的大会开了两次，“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的帽子在同学头上挥舞着，白色恐怖笼罩了清华园。学生斗学生仍继续进行。
七月九日以后，就开始准备斗王铁成同学的大会。
七月十日王光美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七月十一日听过斗争王铁成的练兵会后，王光美又高谈阔论了一番，并且对王铁成同学也是上纲再上纲。她说：“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王铁成则是更露骨的。各有各的特点。”
在谈到王铁成的处理问题上，她说：“大家说他是反革命，他自己表面上也承认是反革命，不宣布戴帽子，他如果改造，有实际行动，我们把他放在清华园，革命师生监督改造他。如果不改造，随时处理。”
七月十二日斗王铁成的大会上，叶林的发言也是王光美看过并加以修改的。后来曾对我讲，本来还要讲家庭出身好的人反对工作组应如何作，后来想放到斗李小忠大会时再讲，因斗李小忠的会没开成，所以也就没讲了。为了让犯“错误”的同学悔改，把她四清时的幻灯队找来放幻灯，加强“思想工作”。
在工作组的高压政策下，王光美以国民党训政的办法对待群众，由害怕群众运动而滑到了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连我们这几个铁杆的保工作组的在一起开会，王光美也认为是非法，因为没通知工作组。贺鹏飞等同志后来对她很有意见，不想找她，她又质问我，为什么贺鹏飞他们不来了。弄得我们很不好处理。
斗学生在这时已经达到高潮了，但七月十六日叶林突然声明把运动中心立即转向黑线，而在此以后，王光美也就很少与我们接触了。
后来，大概是听说工作组要撤走，就急急忙忙搞选举，这事实与《闪电》揭发的一样。
七月底，她突然离校，我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与贺鹏飞等人一起从城里回来，他们带了一张给工作组的大字报，问我签不签名，我给王光美打了个电话，她是坚决反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张大字报还没有讲到什么关键问题，也没有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还是错，更没有说把蒯大富同学打成反革命是对还是错，就是这样，王光美也怕得要死，坚决反对这张大字报。当天晚上，我想在他们的大字报上签名时，她就威胁似地说：“你到底动摇了啊！”贺鹏飞等人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但由于自己对工作组的错误没有本质的认识，过于迷信自己的母亲，不敢坚持真理，不敢造反，尽管自己同意他们这张大字报，但始终也没在上面签字。
七月二十九日晚，王光美回校来。她起了个什么作用呢？七月二十九日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刘少奇给定的调子，是对抗毛主席关于撤走工作组的英明决定。她对各系工作组长说，现在也好嘛，检验一下我们两个月来的工作到底如何。又大讲工作有成绩，企图压制群众起来造反。中央早在十几号就指出不同意组织一派学生整另一派学生。而她直到这时还认为斗蒯大富同学没斗错，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包庇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七月三十一日（大约）周总理接见我们之前，贺、乔等同志给我做了不少工作，使自己初步认识到应当抛弃私心杂念，个人感情，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我跟王光美谈起时，她还十分傲慢地说：“看谁跟毛主席跟得紧吧！”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这期间，刘少奇曾让她回去过。王光美一直表现得很不象话，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去真正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哗众取宠，企图挽救这垂死的工作组的命运。王光美在清华期间，天天回家，刘少奇到底给了她些什么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对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王光美在校的四十几天里，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当官做老爷，用“训政”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很不理解，一直到现在还在顽抗，企图保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关。
下面我再讲讲工作组撤走后，刘少奇、王光美的言行。
八月初，刘少奇让我辞职，以后少出头露面，少回家。当我问他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时，他口头上也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愿意改。在问到他为什么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问题时，听我妹妹说，他讲，在七大以前，还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七大以后树立起来了，没树以前就拼命地树立，树立以后不用怎么说别人也就知道了。实际我觉得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当时，工作组撤走以后，有时回家遇见父母，与王光美谈的多。有几次他们表示特别关心我校的运动。我当时很愿意反映，当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知道的，我就讲了。后来李黎风告诉我要注意此问题。刘少奇以前说话就说得比较少，犯了错误以后，说得更少了。王光美当时是在极力地掩盖，但有时又憋不住，就冲出来了。其实，她在检查中说，工作组撤走以后，对我校运动情况是不怎么了解的，这是在说谎！
有一次我说有些人对临时筹委会的人也在秘密探听。听工化系朱金根讲，蒯大富当时要故意跟我们捣乱。当时王光美听了以后她就说：“那时候，不也是这样对待工作组的吗？工作组刚进校，他们就故意跟工作组找碴，围着工作组组员，使他们没法展开工作，你们现在的处境也和当时工作组差不多”。她这句话也确实没有讲错，我们在工作组撤出以后，仍然执行着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由我们代替工作组地位。当时在讲到斗黑帮时说：“开这种大会还是要练练兵的。可你的那张大字报中还说这种练兵不对。”有一次我讲蒯大富的大字报中有的地方说的还是对的。她的态度表示挺不满意的，一直到那时，她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斗蒯大富同志，斗反工作组的人是错误的。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连，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看得出来，她对此是很抵触的，如果别人说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与妹妹就谈到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说：“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是不是运动的关键呢？”我给父亲提意见，她就在旁边解释，澄清事实，说他的心还是好的，主观上还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经验不足。我问：“六二年的单干风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光美说：六二年单干风父亲是反对的。实际上是在欺骗我。她自己也讲，应当实事求是，她不愿意给我父亲增加罪过。我想我父亲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说不愿加，但事实终归还是事实的。王光美一方面对我们讲父亲的态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说父亲没有多大问题。哥哥是造反派，对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说主席是如何对待父亲。主席对父亲政治思想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这是一贯的思想，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主席对父亲组织处理上的宽大，因此而对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宽大的态度。可是，王光美跟我们讲的目的，是用此来迷惑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问题。我们本来迷信刘少奇，现在也就保刘少奇。她还说，应当实事求是，说揭发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没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错误的地方公布出来，她就非常不满意。她认为，同学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听点内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碰见她，我说：叶林说我在清华常找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她说：这是想吓唬你们。她一直跟同学特别抵触。对她自己的错误，如四清，八月份她还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呐！她认为她的桃园经验，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扎根串联讲得过细了一点，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听陶铸讲，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当时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讲。她说，陶铸同志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还有一条，几年以前，父亲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让我讲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八月份我两次问她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我说可以交谈交谈吧！原来咱们也是一块工作的，有错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帮助，虽然当时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但对她还是可以帮助的。（回校前我对她说：我就够保的了，我看你比我还保。）她就是不讲自己的态度，她说，我有我的组织，我是在工作组内作检讨的。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是有个人主义。我当时的确有个人主义，但与自己的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这就是我克服个人主义，抛弃私心杂念的第一步。当时王光美说我有个人主义，我不否认，但当时她说这句话，我觉得她这是在压我，他就是想用这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这套办法，想使我成为他们的陪葬人。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开家里的工作人员。师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记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贴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对我妹妹说：“你把它抄下来，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么？”她就是这样教育家里的孩子。她就是拉着我妹妹保他们，我直替我妹妹担心。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王光美在家里老放毒，而且有市场。现在同学们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我坚决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话，广大的革命师生帮助她，她如果要顽抗下去，那只有自绝于人民。让她住到清华，这样对她自己，对弟弟妹妹，对我父亲认识错误都有好处。关于刘少奇、王光美我揭发到这里。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还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还没有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有的记不起来，有的还没有认识。以后认识到了，想起来了一定继续揭发。
通过我所讲的这些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的激烈。我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的面前。这几个月来我体会到，到底自己是走那一条路，是站在毛主席这边，还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在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我来校前，的确是很保皇的。现在对问题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简单地谈一谈对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确实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毛泽东思想，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对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种无视的态度，确实是象林彪同志所讲的，简直是不能容忍。他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发展到镇压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地步。这场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扫除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复辟的可能。他实际上是镇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沿着他这条道路搞下去，中国必然要变颜色。他的检查极不深刻，一点也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这条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对他这套人生哲学，以前不太认识，还觉得挺对，但实际上这个跟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个人主义，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由于他的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一定会制订反动路线。
现在同学们提出来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捣刘邓黑司令部，我坚决同意，如果不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透、批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不会深入人心，也不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王光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改造，她用她的资产阶级一套腐蚀了很多人。刘少奇在政治上的错误比王光美严重得多，他负的责任更大，他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以前说她是糖衣炮弹，我还不怎么能接受。现在觉得她的确是一颗糖衣炮弹，她对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这个问题，她还不大发雷霆，她一会儿对我哭了一通，一会儿又对我骂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给我的是什么教育。
我的确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前我一点也没认识到它就在我身边进行着。我以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父母一边，给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后来看到江青同志对我讲的话，使我很难过。要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我觉得自己应当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真正地与家里划清了界线，家里反对我，而人民是欢迎我的。
下面我讲一讲王任重及我们自己的情况。8月4日贺鹏飞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给王任重看过的。当时有批示，王任重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八七建议的精神，据贺鹏飞说，是王任重指示的。
八月八日晚上实际上是一场阴谋。八八串联会跟我借礼堂，我当时不同意。后贺、乔从王任重那里回来说，借就借给他们吧！他们跟我讲，今晚上有广播，让他们开，一广播以后，就游行，他们就开不了啦。（后来知道这也是王任重的鬼主意）这实际上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由于自己有保爸保妈的思想，所以也同意。而且对工作组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是个路线斗争的问题，是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而认为这只不过是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罢了，因此，以后也就自以为斗黑帮最正确，最革命，是大方向。实际上却正相反，不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也无法真正地斗倒斗臭黑帮。
八月九日晚上开了批判工作组大会之后，工物系同学提出，一定要组织好批判工作组的问题，尽快地结束它。刘菊芬提出不一定要一刀齐，一部分人批判工作组，一部分人斗黑帮，各有分工。“八·九”派可以早些准备斗黑帮的材料。自己的观点一直是倾向“八·九”派的，因此偏向“八·九”派，压制“八·八”派。
“八·八”，“八·九”并不是两个宗派，而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八·九”串联会就是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八·八”唱对台戏的。八·九派实际上是包庇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里大多数的同志是受蒙蔽的，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八月十一日与“八·八”、“八·九”座谈，确实当天晚上辩论的中心是工作组的性质，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实际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工作组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了。这实际上就把辩论引向了歧途。
八月十日，王任重就特地把他的秘书从湖北调来，派吕乃强、张生谈等人到清华作为我们学校的联络员。
八月十九日，雷蓉、王小平拿了一张学习十六条的倡议书，这就是后来八月十六日“学习十六条的串联会”的主要精神，这个倡议书据说是王任重的意思。后来据说王小平组织了《红旗》红卫兵也是他父亲的意思。可能是听乔宗淮讲的，在他们外出串联前，王小平他们还去找一趟贺鹏飞，劝他不要走。
八月十七日，总理找我们谈话，当时就批评了我们，让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工作组，准备八月二十二日的大会，另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自己要作检查。当时临时筹委会开过两次会，本来总理让张思慈在旁也听一听，听完后向总理反映情况。可是张思慈在会上大发议论，当时，临时筹委会里有好多人对工作组的问题认识得并不是深刻。由于张的解释上纲，使我们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发言调子高了不少（总理知道后批评了张）。
那时开始感到工作组的问题性质很严重了，
八月十八日，临时筹委会开完会以后，李黎风就跟我讲：“贺鹏飞他们要给你母亲贴大字报，你贴不贴呢？”我说：“我贴，我本来也打算贴的。”因为，有次我和总理讲到了这个事情时，总理说：可以把大字报贴到工作组集训的地方。
八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在学校写了八月二十一日的那张大字报草稿。写好了以后，我还要给刘少奇写张大字报，但觉得要请示一下上级，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任重，王任重一听我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马上让我到他那儿去。八月十九日，我就到王任重那里去了，呆了两三天。他跟我谈了一次，他夸夸其谈，自我吹嘘了一番，对我介绍了一些武汉的情况，还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并不是这么认为，我的毛选学的若有二分、三分，能及格就不简单了。”当时给我的感觉，让我哭笑不得，说不出来他到底是谦虚还是自我吹嘘，当时，谈完后，我就对他有一定的意见，有一次，吴德同志、陶鲁笳等人在他那里，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讲，我觉得王光美就已经够夸夸其谈的了，而王任重也真可以与她比美了。我当时也是造反精神差，就没有对他提什么意见。后来我把大字报改了改，就交给王任重，他看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给刘少奇的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他授意写的，写了之后，这张大字报交给组织了，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当时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自己了解的，而是王任重告诉我的，这等于欺骗组织。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写得不好的。
为了迷惑群众，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们的大字报：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那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他们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的“奥妙”。
他的秘书还曾经对我讲，中央文革小组是主席领导的，王任重常到主席那儿去汇报，你们应该听王任重的话，他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要听话。当时自己确实是受了蒙蔽，觉得他说什么就应该听，当时我们临时筹委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确实是受了他不少欺骗。住在王任重那里的几天，看到王那里常与湖北省委通电话，直接操纵武汉、湖北的运动。王任重还控制了北大，聂元梓同志常到王任重那儿去。还有一些中学的，如一○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常到他那儿去。比方有一天，斗争乔兼武，聂元梓同志去了，王任重一听急得要命，就赶快问聂元梓同志这个问题，实际发言了没有，让吕乃强打电话给聂元梓同志，让聂元梓赶快结束这个会，不让聂元梓同志发言。当时辩论外出串联上是为了反对大串联，也是王任重让聂元梓同志辩论的。
在八月廿日刘菊芬等人就要揪蒋南翔回来斗，王任重一听特别着急，马上派贺鹏飞去截，说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还怕出现武斗，当天就让吕乃强和刘菊芬谈了一次话。刘菊芬和清华大学红卫兵还找王任重谈过，至于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就不太清楚了。
八月廿二日的三点建议的情况确实如“霹雳”揭发的。
王任重跟我谈的时候，曾经提到王光美写给王任重一封信。说要谈谈，至于后来谈了没谈我就不清楚了。
雷蓉写了《王任重与刘少奇》的大字报那里面讲到刘少奇要找贺鹏飞他们谈。这件事贺鹏飞给我讲过，后来我回去问秘书同志时，他说不知道这件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
我在王任重那儿见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下面我就讲讲，我所记得的“八·二四”的情况。
在八月廿四日的早上，贺鹏飞拿着某人给毛主席贴的大字报底稿，表示特别气愤，就和乔宗淮一块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具体时间我不太清楚了，林学院和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由自控系敢死队的王亚明带着来找我，他们说，现在给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贴得那么多，好多地富子女和黑五类本人也来看大字报，阶级斗争那么复杂，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你们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当时大字报动态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的，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要汇报上级。当时并没想到放手让群众自己来解决，我当时打了个电话到王任重那里。（不是他本人接的电话）我把这情况汇报了一下，当时他们怎么讲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把乔宗淮、贺鹏飞找回来了，他们回来时就挺热闹了，当时马楠让我少讲点话，大概他们知道当时大字报不少是关于刘少奇的。后来我们几个人一块讨论了一下，我、刘菊芬、红卫兵总部一些人，清华附中的，贺鹏飞也在，当时讨论的第一次行动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有点象“政变”，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哪儿都要“武装占领”。讨论之后乔宗淮提出反对意见，他不同意这么干，当时我也比较犹豫，觉得这么干确实行动太大了，用不着这么做。刘菊芬是坚决要干。
我当时有一种引蛇出洞的思想，我觉得即使是贴了一些什么不好的大字报，也可以让他们多暴露暴露。这个思想也是不对的。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行动就是把贴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让他们把大字报移到内部馆去，没有人移就撕。只撕给中央负责同志贴的大字报。
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我并不认为乔宗淮、贺鹏飞他们有意包庇刘少奇，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是要我与家庭划清界限，让我很好去认识我父亲的问题。’当时，我对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问题是这么看的，八月廿四日我曾经给妹妹写了一封信，说学校里给父母贴了很多大字报，这充分体现了同学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当时大家气也是气在给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如总理，陈伯达、江青也贴了大字报，甚至给毛主席也贴了大字报，确实引起了气愤。我觉得当时，我对大字报动态不十分了解，确实在思想上也觉得贴这种大字报的人是右派，也有这种思想，对这行动没有表示反对，这是错误的。他们行动时没让我去。在这行动决定后，我给王光美打了电话，当时把这情况向她讲了讲，说有很多人给中央负责同志贴了大字报，还要给主席贴大字报，当时通知行动的中学，有我弟弟妹妹的学校，让她给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跟他们学校红卫兵一起，到我们学校来看一看，后来王光美没有答应，说她不能管。
八月二十四日，后来的最后通牒，安民告示我不太清楚。我在乙所值班。后来广播台同志来找我，说自控系敢死队提着大捧进去了。我当时很着急，本来不是说得好好的，先不要发生冲突，如果冲突起来，再占领也不晚，我就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撤出来。一直到撕了大字报后，我才出来的。后来的事情就比较公开了，大家也都知道了。
贺鹏飞的讲话，因为我没在清华附中，所以不太清楚，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说，他讲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八·二四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压制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与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直接相违背的。实际上，是用一派来压另外一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这个事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高体现，客观上保护了刘、邓路线。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开了大会，会后组织部分同学进城参观。自控系红卫兵的某些人就往下轰人，对此没有加以制止，是错误的。回来后的抄家也是无准备的抄，也不符合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有一些属于保护范围的，也抄了家。最主要的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好多人，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人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派，很多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单独走，必须跟着清华大学红卫兵一块才能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大家共同都有，可是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采取了歧视和打击。当时我自己在一些大会上也骂过人，错误地认为这些同志，就是不斗黑帮，专打同志。骂这些同学是混蛋。这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这些同志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我们跟毛泽东思想跟得紧。我应该向大家学习！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当时为什么讲这些话，也是受谭力夫讲话的影响，错误的对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理解，实际上是我虽然只在九月份见过谭力夫一面，对他的讲话也没有印发，但自己没有加以制止而且有些地方与谭力夫的思想发生共鸣，例如，当时认为：宁左勿右。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斗黑帮才表现出自己是革命的。实际上自己是错误的。现在应当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尤其是向革命左派学习，努力改造自己，跟上队伍。
九月初搞选举，这个选举是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据说这也是王任重的意思。当时乔宗淮提出，我们这几个人最好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可是我自己的态度不够坚决，有风头主义，所以也没下来。当时自己要下台的目的也不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不应当在领导岗位上。而是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一派的“权”，实际上我们保的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权，而是资产阶级的权。因为当时认为自己最革命，所以当然能干方百计的去保了。选代表之前，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一个声明，那个声明实际上就是有意的打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十分错误的，而我自己赞成这样去做，也说明我是有这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想，所以就对另外一派抱着歧视的态度，千方百计想把人家整垮！
八月廿五日以北京新市委名义的联络组进校了。联络组是解放军政治学校的，姓袁的组长也常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到九月底，突然就撤走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撤走？组长说，怕引起冲突；别的学校已经撤了。就剩北大和清华了，现在北大也撤了，我们清华的得马上撤走。在九月初临时主席团的那次代表大会，王任重也应该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后来又听说有事不来了，在九月中旬斗蒋南翔。第一次斗蒋南翔，王任重事先不让通知，怕通知了同学，外地同学来多了，一哄就没法继续斗了，而且怕发生武斗。所以我们一直卡，卡到中午时才广播通知。实际上是运动群众，怕字当头，而且在斗黑帮的过程中间不发动群众，不触及灵魂的去斗，材料挂帅，实际上搞的是形式的斗黑帮。在斗黑帮过程中又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很多同志提出当时斗黑帮是不能斗的，我们就以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名，“高姿态”地打击对方，而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黑帮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内部分化也比较大，我们说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凡是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另外还要控制大字报中心区。并且要所谓的收集情报，搞动态，实际上是整理了很多黑材料，当时我们还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后台是谁，最后找到戚本禹同志那儿去了。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九月二十二日听说蒯大富在九月二十四日要采取行动，当时斗蒋南翔定在九月二十三日，为此我们又紧张地布置了一番。原来想把斗黑帮移到九月二十四日，这样把蒯大富他们冲了。后来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太重视他们了，所以最后决定把后面几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九月底，有一次贺鹏飞和张泰山到王任重那儿去。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是不要压他们，广播也可以平分秋色，在物质上也不能虐待他们。让我们主席团对两派不偏不倚。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表示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过，该干嘛，就干嘛，如该选举就选举，该斗黑帮就斗黑帮。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实际上是收买，而他对我们主席团的要求是我永远做不到的。王任重一直是支持“八·九”派，对“八·八”派进行压制，采用新的形式挑动学生斗学生，让我们搞选举的目的正如他的秘书长所说，选举了以后就来一个少数服从多数。这样，该干什么，多数一举手，一通过就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是多数的，这样子无非是让少数派服从我们，如果照他这样去做，实际上也就是让革命左派去服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讲到，在武汉把造反派红卫兵的宣传车上贴成了“造谣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武汉造反的同志在王任重眼里是个什么样子。在联络员临走前，井冈山红卫兵成立，袁组长与我、贺、乔等讨论形势，并让我们把东西收好，准备好挨抄，挨抢，还准备让他们占领。据“八·九”派的某些同学讲，王任重说“八·九”派没什么错误，大方向是正确的，八·廿四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贺鹏飞的讲话稍有点错。王任重企图用这些来给我们打气。
九月二十五日我回家，当时我对外出串联还是留下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方面觉得应当在这里经受考验，另一方面又觉得留在学校是否会影响别人，内心矛盾重重。所以九月二十七日我又回到学校。回校之后，我下班和同学聊聊，听了听辩论，感到我们这派辩论起来没多少道理，对方理论十分充足，因为他们掌握了真理。但自己并不是坚信目已的结论，因此十月还是出去串联了。
九月二十九日晚，我在贺鹏飞他们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自我罢了官。当时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陈伯达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自己原来也不想当，正好就顺水推舟的下来了。下来后，外出串联，实际上是逃避斗争，用另一种方法抵制群众对我们的批判。同时也是逃避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当时，我知道很多人都要外出，当时只留下张兰茂，李有道两个人坚守。
以上就是在临时筹委会的这一段工作。当时我主管宣传工作，有大字报编委会，动态组，宣传组，在这个工作中，也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不抓毛选学习，直到九月底才凑起一个抓毛选学习小组，也没做多少工作。在宣传广播上面也不平等，不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的机会，当时就认为，我们这个广播电台也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差不离，只要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就不给人家广播。大字报选编也不印，认为当时工作组没定性，谁知道批判得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消极怠工，而对谭力夫的讲话大印特印，不加以制止。对首长讲话也不印，情报组、动态组实际上是整理同学的一些黑材料，另外还起草了一些大会的发言，例如贺鹏飞在代表大会上发言，那里边骂人的和讲的不对的地方是我要负责任的。
自己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工作组进校以前就是脱离群众，几个高于子弟在一起脱离群众去搞斗争，在工作组进校以后又跟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仍然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许多地方直接违背十六条，并没有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不放手发动群众，怕字当头，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尤其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压制，甚至是镇压的态度，实际上对片面的“阶级路线”是很赞同的。而且使许多多数派的同学受蒙蔽，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同学们，向原来受自己压制和被自己蒙蔽的同学赔礼道歉。我对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也是十分不积极的，远远落后于革命师生，尤其是井冈山红卫兵，就是现在的井冈山兵团。自己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地方做的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觉得这次犯错误是有它一定根源的，当然自己由于没经验，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在政治上没有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自己的立场和感情上没有很好的站到毛主席这边来，没有跟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仍然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对这个运动特别不理解，主攻方向也不明确，并不深刻理解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扫除一切修正主义的基础，扫除旧世界。可是当时对这些问题并不明确，老是转移斗争目标，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指向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些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也不深入群众，当官做老爷，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当成诸葛亮。自己又忙于事务工作，这样根本不可能站在群众运动前面领导群众，只能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且现在看来也是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确实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另外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也是非常不理解的，动不动就觉得“右派翻天”，“资产阶级的民主”，就不明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大民主是确保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自己对这个问题是很不理解的，这一次我觉得从政治上讲二条路线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贯穿在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能充分的体现在我的身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争夺他们的接班人，到底是站在那边，确实是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好走的。大家从我的身上也可以吸取？很多的教训。从组织上看，有较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听得进和自己意见相同人的话，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就拼命的打击，歧视人家，确实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凡是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就残酷打击，这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在自己的思想上有很严重的个人主义，很多问题的考虑，不是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也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奴隶主义特别严重。而我现在想，为什么在反蒋的时候还敢反，可对工作组却不敢反了，我觉得确实象主席讲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觉得工作组进校以后，阶级地位变了，工作组符合我的既得利益，使劲保工作组，也就是保自己，保自己的家庭，保自己的父母，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自来红的思想很严重，很轻视自己的思想改造工作，有很严重的政治优越感，臭架子特别大，总是觉得我比别人强，很多地方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又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哗众取宠。另外一方面在思想方法上也是很片面的，不深入群众，不去调查研究，好多地方看人家缺点就是多，看自己就是好。而且没有充分的从工作组这个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我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需要改造。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努力的改造，能够真正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破私立公，立场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个检查是初步的，认识很不深刻，希望大家多帮助我，帮助我共同提高，帮助我认识这二条路线的斗争，认识家庭，希望能跟大家共同战斗！继续揭发，一定要向革命左派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一心一意干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等在会见清华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讲话
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他回答问题吧！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嘛！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一种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你们中两个人在会场上激动了，喊这样一两句口号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组织一定要慎重，警惕有人钻空子。
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工交部门有两个组织已经到广州抓他去了，我已打电话通知他们，不要他坐飞机回来，还是让武装部队把他送回来。
王任重干的坏事不少，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你们不是已经揭发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五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总理出会议室时告诉他，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
总理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会全会以后，首都高等院校按照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前五十多天中受到压制、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少数派，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北京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的少数派组织，中央广播学院的少数派组织，北京医学院的红卫兵，北京邮电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组织红旗”造反团，北京矿业学院的少数派组织，北京化工学院的少数派组织，北京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等等。
他们的活动范围首先是在校内，以后发展到领导机关（部委或省市委），然后进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相结合。
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成为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当然，作为具体的组织或个人来说，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
他们的行动一方面遭到某些派出工作组的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阻挠、抑制，另一方面又受到那些原来支持工作组、工作组撤离以后按照工作组的意志组织起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的骨干分子们的反对、抵制、干扰。
2013年8月2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