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十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
（一）一些地方动用军队、警察及挑动工农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八月二十日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行动起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一些中央和地方各级的领导干部，思想并没有真正跟上来，少数地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镇压群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学生到省委门前静坐示威，被一些人打伤数百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79名学生到长沙市委机关造反，发生了挑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围攻殴打学生的事件。
八月二十二日，湖南大专院校一些学生上街游行批评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受到一些保护省、市委的干部、群众的围攻。
八月二十三日，长沙出现大规模的游行，提出要罢免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的官。
八月二十七日，中南局派中南局第二书记到湖南主持工作。
九月一日，长沙市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改组省委，罢王延春等人的官。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免去王延春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中南局也作出决定：免去长沙市委几名领导干部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些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中发［66］416号
最近桂林、西安、兰州、包头等地相继发生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后，地方党政机关要求部队全副武装警戒会场、机关，据说桂林已调进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以应万一；还有的要求部队派人坐汽车向游行集会的学生或到工厂、学校去作宣传劝说工作等。结果搞得学生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学生群众来到部队进行辩论，贴大字报；有的院校师生接连给军委发来电报，说部队围攻革命师生，等等。这种情况，已经造成部队和革命学生的对立，应引起极端重视。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二、如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时，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三、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
四、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如发现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由本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公安机关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军队可予以协助。
五、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
六、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
七、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
以上规定，希各单位切实遵照执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中发［66］410号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主席、中央：
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这篇社论强调指出：
第一，党中央这个决定发表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新高潮开始了。
第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第三，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第四，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
第五，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
第六，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卫生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得不好，我也有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怀疑。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一千多人到地质部要求曾经在该学院任工作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回学院作检查。地质部领导以“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为由，不肯交出。
九月五日，地质学院学生再次到地质部找邹家尤，找不到人就不走。
九月七日，地质部领导招来“西区纠察队”逼迫地院学生撤出，双方发生武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邹家尤搞了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后“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这篇评论员文章揭露驳斥了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的种种谬论：“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捣乱”、“你们狂妄，你们幼稚”、“糟透了”。明确地宣布：必须革命，必须造反，必须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
根据内蒙古军区报告，最近有些学生群众到部队来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游街，进行斗争；有的地方要求部队交出重点批判对象；有的学生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这方面的问题，要很好处理：
一、学生和群众到军队机关抓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要斗黑帮分子的革命热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把军队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臭，斗垮。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他们对军队内的黑帮分子有意见，有材料，有大字报，欢迎送来。
二、各大单位可向各地党委建议，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以后再酌情处理。
三、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到国防科委，要求曾经在该院担任工作组长的赵如璋作检查。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以“赵的身体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由，不肯交出。
九月二十二日晚，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九月二十三日国防科委才交出了赵如璋，学生也撤回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北航“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
这篇社论强调指出：
第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适用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用文斗的方法，就能够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文斗就是充分揭露，深刻批判。
第四，只有文斗，才能彻底揭露那些牛鬼蛇神的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彻底把它们斗垮，斗倒，斗臭。
第五只有文斗，才能通过这些反面教员，教育自己，教育群众，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散布的毒素。要用文斗，不用武斗〔１〕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谭震林在农林政治部接见北农大工作组讲话
错误是中央犯的，检讨你们去，具体地说就是少奇、小平同志，你们不要讲他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陈伯达同志三次提出不要派工作组，但他没有说是毛主席说的。出了问题不能让少奇同志检查，我们这些人去检查。清华学生向工作组提意见，实际上是攻击王光美。攻击王光美实际上是攻击刘少奇。北农大的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犯路线错误，还是发动了群众，如选革委会问题，北农大的革委会还是控制得不错。第二是红、黑线划分开，一共搞了九个党委委员的问题。第三搞了黑帮。如有缺点那是抓得不紧。我们分析当前阶级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形形色色都出来了，好嘛！让他暴露，让他放！不要管。机关找个办法，要成立红卫兵，有人不赞成，农口是统一的，别的口不统一。掌握红卫兵不能靠联络员，要靠我们这些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的批示
中央同意公安部党组的四条意见，请各级党委向学生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并督促公安机关执行。此件可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公社党委和全体公安人员。
附：
公安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
主席、中央：
最近一些公安机关报告，有些学生和群众到监狱和劳改工厂、农场、斗争惩罚犯人，相当多的地方打了民警和派出所，其中一些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受过各种处罚的人，乘机进攻派出所，不少地方，学生和群众要公安机关公布机密，也有个别公安人员向群众公布了机密材料。
广大革命学生和群众起来闹革命，勇敢地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件大好事。公安机关一定要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了使公安机关能够正常地执行职务，做好文化大革命的保卫工作，有利于充分放手发动群众，把这场伟大的革命搞深搞透，对以上问题，需要作妥善的处理。
一、有些学生和群众要到公安机关斗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这种革命热情我们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公安机关的革命派，一定能把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垮、斗臭。我们欢迎群众对公安机关和公安干部送大字报、提意见，但不要进入公安机关，不要打派出所，以免被五类分子和坏人利用，对保卫文化大革命不利。
二、公安机关的机密，是国家机密的一部分，不能向群众公布。
三、革命群众要求到监狱、看守所、劳改队去斗争、惩罚犯人，这种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不使犯人乘机逃跑、暴乱，欢迎群众向我们提供材料，由专政机关惩罚犯人。
四、公安机关确有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需要改革。凡地方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凡涉及全国，需要统筹研究，或一时难办到的，各级公安机关、公安人员可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要互相发呼吁，特别是不要向群众发呼吁。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级党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北京、上海、兰州等地在乌鲁木齐串连的红卫兵，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存在严重问题，要找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区党委干部禁止他们进入区党委办公大楼，许多人还高呼口号“誓死保卫区党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南充市发生了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围斗学生的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贵阳市发生压制北京串连学生事件，清晨，一百多人的队伍，手挽着手，向着南下革命串连队的指挥所门前冲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谭震林对北京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
有关农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过去我这样讲了，现在也不收回，总支、支委改选以后要管党的生活，所有党员都必须执行十六条，学好、用好语录，否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当权派有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有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农大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郝文等一帮，一个是改组后的党委。“保皇”与“批皇”相结合，只保不批是无原则的团结。炮打司令部是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开炮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司令部而言的，不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互相打。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病症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错误的。希各中央局、各省市、各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门立即根据主席指出，对前阶段文化革命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效果很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向工农兵致敬 向工农兵学习》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林彪在大会上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林县县委组织三万多名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围攻安阳地委机关红卫兵。这些红卫兵是到林县要求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回地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前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在湖南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又陷入低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银川市自这一天起连续发生了以自治区机关干部为主围攻革命学生的事件，并且越来越严重。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如批判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事情，错误的言行里发现当权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个别错误或严重错误，或是敌我矛盾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必须在调查研究当中，在初期的批判斗争中，才能逐步的深入，这是一方面，就是同学们方面应该作这个准备工作，不能简单一哄而起，骂几句，打几下就能得出结论来；另一方面被批判，被斗争，如果他确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拿我们同学的语言，不是黑帮，你不要怕嘛！青年来批评你几句，戴个高帽子有什么不得了啊！（鼓掌），我得声明我不是提倡戴高帽子（鼓掌）。
一方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轰他几炮再说，大闹大骂大打，另一方面怕得了不得，吓破了胆，总是不见，这样感情就越搞越激动起来，那就势必闹翻，这个并不好，我们一直反对这个样子。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于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遭到了他们的殴打，有二十四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五类子弟）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去，有的摔成重伤。在此同时，有三位共产党员教师（第一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在东北局，市委的参与下，被非法绑架，押送北京。
（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各种干扰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原文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把党内的错误路线定性为“反革命路线”，失之过重。毛泽东审阅时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文章指出：
十六条的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
（编者按：这篇文章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修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从语法上来说，更加合乎规范。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周恩来曾提出疑问。经过毛泽东说明修改的过程以后，周恩来说：我明白了。后来一些人借此宣扬；周恩来反对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说他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周恩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引用了周恩来十月三、九、二十二、三十一日的一些话作为证据。他引证的那些话，完全是断章取义。）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说：
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反抗和敌视的。公开的反动势力、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些已经注意了。经过了十几年的斗争和改造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分子，这是一类。这些人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毛主席、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对这些敌人要十分警惕，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造反，对他们就要给予揭露、反击。要造他们的反。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领导，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党内反映了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附件：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来说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和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革命串连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大会通电指出：目前流传极广、流毒极深、影响极坏的谭力夫“发言”，正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正是吹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诋毁十六条，全面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讲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想讲又不敢公开讲的黑话。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坚决把它连根锄掉！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中央在十月五日批转了军委关于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现在请张春桥同志向同志们宣读，好不好？（群众高呼：好！）
周总理讲话：
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后来又请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所以我们应该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好。不仅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中央的决议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
（三）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进一步排除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
会议印发了林彪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一至九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如关于红卫兵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简报》、《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等等。
第一阶段：十月九日至十五日，以小组会为主，大家谈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认识。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与各大区领导谈话说：
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下午开全体会议，林彪讲话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努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四日下午总理、陶铸同志还有军队的同志在主席那里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时候，主席就提出来召集各地的同志开这个会。主席本来要亲自到会，恰恰这两天受凉。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开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两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问题提议：（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他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叶剑英在第二小组发言：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一月，还有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的战备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曹狄秋在第三小组发言谈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吴德在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在群众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提纲
近日来，广大的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坚决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市委在前一段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市委对于同学们这种革命的英雄行为，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对市委的批评，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市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前一个时候虽然作过检查，但认识是不深刻的，检查是不彻底的。我们决心在广大师生的帮助下，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市委在六、七月间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市委在前一段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对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大革命，很不理解。不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迷信工作组，包办代替，总是想让群众按我们的旧章法、老框框、过时的经验行事，不了解革命群众思想、感情。没有同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支持革命群众大造反、大民主；没有鼓励革命群众大揭露、大批判。对于革命群众的新创造以及他们创立的新秩序、新形势，感到突然，不知所措。开始领导就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后来，逐渐从落在群众的后面，发展到站在群众的对面。当群众要冲破我们的框框，要赶走工作组，不按我们的错误轨道行走时，我们就轻信了一些错误的反映，认为是有坏人在背后操纵，于是就限制群众、压制群众，最后在若干单位就发展到围剿革命派，打击革命群众，这样就铸成大错。
在犯错误的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始终没有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大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个讲话，没支持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而是怕乱，怕上街，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造谣污蔑，强调内外有别，强调组织纪律等等。这样就实际上给群众泼了冷水。而且很长时间，不觉悟，曾经还辩解说：我没有反对聂元梓同志等的大字报，只讲了个贴的地方问题，是技术问题。其实这明明是个政治问题，哪是一个技术问题呢？
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大大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象火山爆发似的起来了。新市委就在这个时候，奉命成立，本来应该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运动的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而这时我们却害怕群众这种革命造反的“乱”，以为一个单位没有党委领导就不好办，就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去“控制局面”，向中央、向中央各市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集中了近万人，仓促地进入各个单位。他们在六月三、四日接连召开的大中学校、工交、财贸系统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上，不适当地过早地讲了一些政策界限，实际上提出了一些错误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当工作组进到各单位后，有许多工作组在市委的错误指导下，硬要广大群众按我们所规定一套清规戒律来行事，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这就在事实上站在群众对立的立场上去了。后来虽然发现有些工作组害怕群众、压制民主，以至镇压群众的情况，发现了五十几所大专学校中，有三十几所赶工作组，但总觉得离了工作组不行，希望工作组改正错误，领导运动，并且向群众提出既要批评工作组，又要拥护工作组，而没有觉悟到派工作组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当时提出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也不能理解。这就看出我们还没有理解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我们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提出了所谓“消除干扰”的问题，这是我们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在六月中、下旬，本来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打击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们却信了错误的反映。例如听信了北大“六·一八”事件的报告和其他校的有关报告，对广大学生的革命行动，作了极错误的分析，这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我们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话中，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过高估计了阶级敌人的力量，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错误地强调运动出现的所谓复杂情况，认为“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右派学生在争夺领导权，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在客观上有总起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运动的破坏事先已作了予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也在进行破坏，因而就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右派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等等。结果就在许多大专院校又引起了镇压革命派的事件，使一些革命师生受到迫害，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就倾倒了敌我关系，实质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对受迫害的革命师生，应该按照中央规定，给以彻底平反，销毁有关档案，并且我在这里向这些同学赔礼道歉！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对各个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例如在六月间市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当聂元梓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根据形势，提出了要站在运动的前面，一切为了前线，缩短工作会议的时间。但又认为已经接上了火，停不下来，结果开的很长，领导没有深入前线，削弱了对于运动的了解指导，而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本来这个会是要彻底揭发批判前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们却想先整司令部，实际上前市委这个司令部已经烂掉了，要解决它的问题，不依靠广大群众起来革命造反，关起门来开会是不行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前市委的委员，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些人当中，不少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当一些单位的群众起来要斗争他们的时候，而他们还在市委开会，这就必然影响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当要散会时，我们还笼统地希望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能站起来领导。我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还再三动员他们“引火烧身”，给他们出主意，说“你站出来检查，工作组给你帮忙”，“可以晚几天回去”，“有的还可以易地革命”等等。这个会虽然有某些收获，但实质上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极其错误的会议。
在六月下旬，还错误地让北大、工交系统等几个工作组，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了错误的经验。另外，还向中央反映了一些错误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同时，市委还过早地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实际证明这种主张是根本错误的。特别是象北大这样的反动堡垒，党团组织必须认真、彻底地改造，简单恢复，只能导致旧领导、旧思想、旧统治的复辟。《北京日报》在六月三十日还错误地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
我们还错误地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正当群众起来进行大革命、进行革命造反的时候，这样讲，只能是起压制群众的作用，必然导致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应该说在任何时候，新市委做错了事都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
总之，在我六月二十三日的极其错误的讲话以后，不仅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而且出现了更多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的事件，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而还自以为得意。
十六条公布以后，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纲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根据林彪同志的几次重要讲话的精神，市委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又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
正当十六条决定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掀起新的高潮的时候，市委曾经错误地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七万人参加的斗几个小流氓的大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彻底解放，仍然是怕字当头，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惊慌失措，生怕出“乱”，结果适得其反。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新市委在清算自己的错误，并且帮助工作组去批判错误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的很不得力，很不彻底。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完全接受，批评的对，批评的好。工作组撤退时，有一部分工作组没有检查或者没有很好检查，因而工作组虽然已经撤了，但其影响并未肃清，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师生没有给他们彻底平反。而对于过去受错误影响的部分同学，也没有下狠大的力量，采取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消除两派同学之间伯原则分歧。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
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门各地都要想一想。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讲话
八月十三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一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熊复在第二小组发言：
新华社五百多名记者，二十八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了一百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马纯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整个的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十四日或十五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各组汇报和研究会议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