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十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
第二阶段：十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一）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大好的形势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三次接见群众和国庆检阅规模之盛，在国内外罕见。毛主席与群众在一起，说明他总是信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幸福，我们要向他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自从《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的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运动更深入、更发展。
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推动中外，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来得汹涌澎湃，是国际上更深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引起了帝、修的恐惧，庸人为之目瞪口呆。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有些人不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亦即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部分未改造的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却反对，他们搬来国民党的“训政”来对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比做诸葛亮，把运动引向相反的道路上，这是无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领导人把工作组强加于群众，不过是为了强行推行路线罢了。工作组撤了，但有些反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人，仍用各种办法推行他们的路线，如违反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推荐出一个他们理想的“筹委会”、“革委会”……，甚至当各地大量革命师生来京见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着来“串联”，企图打击来京革命师生。九月廿五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来京师生，我曾有个建议：如高干子弟在各校、各单位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最好让给工农兵、普通干部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但如高干子弟有的的确很好，群众选他，我也不反对，但调查材料说，有人听了我的话，很快就采取对付措施了。他们说：中央有指示，高干子女不做红卫兵领导，于是辞去职务，指定了“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担任。花样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对于这些花样津津乐道。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中央及省市有些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把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群众，施行白色恐怖，还自以为得意。
有人仍不听毛主席的话，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是资产阶级本能地在他们头脑、行动中起作用。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确如此，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站到敌人一边，先进的变为落后，落后的变为先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现出来。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毛主席批评的官、暮、娇、骄四气他们全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能让群众触动他们的缺德（不是缺点，是缺德），而是只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动员一批群众保他们自己。四川南充一个妇女的话应当读一读，我引她一句话。她对两个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个学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出这么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这位普通妇女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又不是旧政府，为什么怕群众？”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明白，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事实是摆着的，两条路线还在斗争，还在继续，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八月八日通过了《决定》，不过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写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之前，是否全国凡派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后，各地对待大串联，多数、少数关系上，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是否要承认都是反动路线？这实质是一个认识、估价问题。我的看法：
1、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2、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其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相当一批世界观未改造好的糊涂人。
3、派大量工作组镇压群众是路线错误，没有派工作组，但也镇压革命学生，同样也是路线错误。当然，有自觉执行的（少数）和不自觉执行的（大量）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和仍然坚持错误之分。
4、区别改正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承认了执行的是一条反动的错误路线，认真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并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5、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即毛泽东思想路线。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用各种形式在各种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如对待大串联，少数多数问题，仍挑动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7、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是说凡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还可能是一类。以前定为一类，犯了这个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8、对一般同志来说，他们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无论何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他们只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同党对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现在仍在考验着每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无所畏惧。十六条也说要“敢”字当头……有些同志直到现在仍是怕字当头，有人甚至怕得很厉害，很古怪，而且越发花样多。怕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他们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头衔。于是怕群众、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方面说，有的想做维持现状派，但有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创造条件。历史上从怕群众到反对群众，从怕革命到反对革命者不少。希他们不要再蹈复辙。
有些人口头上讲并不怕群众，不怕发动群众，但是叶公好龙，见了真龙，六神无主。毛主席这故事已讲了四十年，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德国进步诗人海涅，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说：“未来是无产阶级的，我是以忧虑的心情说这些话的。”从海涅看来，一旦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到来，无产阶级掌权，他喜欢的艺术品会毁坏，他的诗也会毁灭。列宁说：“海涅是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还将保留人类文化的精华，并创造出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说：有些同志担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丢乌纱帽，怕失尊严等，于是就同群众，同无产阶级大革命抵触起来了。他们挑动工农、干部斗学生，标榜自己是受到多数拥护，他们主持的机关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别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组织围攻，却说：“这不过是辩论会。”围攻，辩论其界限是什么？其实只要我们屁股坐到群众一边，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样对待群众上打主意，谁也不能代替回答这个问题。对待革命串联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让全国学生大串联，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他们在串联的革命熔炉中受锻炼，辩明是非，熟悉群众和斗争，革命的意义深远。把全国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并可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串联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可以提倡步行，让他们演习长征。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大连走来的同学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如果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人，难道会成为可靠的接班人吗？
“串联妨碍生产？”今年农业形势大好，工业以高速度上升，粮棉大增产，棉花可达五百万担，粮食二百亿斤，工业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六。中央提议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不乘火车、汽车，一定会有很多学生这样做。毛主席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支持大串联，并且大推广。红卫兵刚露苗，而且还在受摧残，谁支持了呢？是我们伟大的统帅，七月卅一日他就写信给清华红卫兵说：“我表示热烈支持。”星火燎原，几个月，毛主席高瞻远瞩，一小批红卫兵发展成为广大队伍，牛鬼蛇神为之丧胆，一些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心想，最好取缔，至少也纳入我们的轨道。红卫兵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不少的倡议，大家都要研究，能做到的一定实行，战果必须开展览会，用事实教育群众：“造反有理”。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在看了红卫兵后断论，两个多月的历史，已成为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组织，大概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和生活。还说：“如果西方世界的苏修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短暂热情，那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险的。”敌人的观察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深刻得多，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本是我们祖国的事，为什么会使敌人感到危险呢？现在已经不是封锁国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正在影响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进国内的革命化。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认真而不马虎地抓革命促生产，就可以大大促进生产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新飞跃，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在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力量和对象是有变化的，但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永远适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不理会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一种“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谬论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学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迷惑一些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唯心的，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相对立的。毛主席和党是重视阶级成份出身的，同时反对唯成份论，人们都需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实自己的世界观属于哪一个阶级。思想意识是天生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反映那一个阶级。马列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是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工人阶级自发产生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按其社会地位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斯大林以至于毛主席也是一样。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前进。有一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领导人成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工具，在苏联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现在学生接受“自来红”、“自来黑”，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观点，制造和散布这一观点的人，是要制造混乱，毒害青年，否认在革命前进中要不断改造，否认别人能够改造，自己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不重视阶级出身是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离开阶级分析去看多数和少数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党内，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却恰恰代表广大人民、马列主义，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都失败了，被群众抛弃了。不作阶级分析，处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数，也不支持少数，这是不行的，是虚伪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代表最广大的人民，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七月卅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指出：我们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按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类，否则自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策略叫做孤家寡人主义，单兵独马的策略。无产阶级相反，是要招收广大人马，好把敌人包围消灭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孤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取得一个个胜利。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世上新人超旧人。
无产阶级的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定取代资产阶级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编者按：对于陈伯达关于两条路线的讲话，右派们是坚决反对的。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列了八条罪状：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第二全文引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点名攻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对两人态度的变化表明错误的发展。第三错误地说明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国民党训政，鼓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否定了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为内乱的症结所在。第四错误地指出两条路线斗争在继续。第五指责怕字派。第六提出了对路线错误要区别对待的观点。分开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实行。第七批判了“血统论”，血统论是阶级斗争“左”倾理论的派生物，是红卫兵运动的副产物。这种批判是用来打击不听话的老红卫兵的，因此是不完全正确的。第八提出了多数少数问题，它的真正涵义是支持少数派，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继续小组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五次接见师生的口号。
十七日又重新发布，删去了一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
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谈话，布置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得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准备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十万至一百万人的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一事后，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开。后此会未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后，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约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大区负责及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萧华、江青等开会，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阻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如今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编者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丢掉周恩来讲话的前半截，并说：“周恩来的这番话虽然说得很含蓄，但他的用心是为了保护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领导干部。”这是歪曲周恩来的一个典型事例，千方百计地把周恩来说成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路货色。）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资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理。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至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一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了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原文如此）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发现了当年的预算有几十亿赤字，因而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大三线建设的某些重大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份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的面前搞两面派。
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还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各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