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 军队文革
（一）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九月军队院校文革运动发展概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 月16 日通知的通知》。通知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向全国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总政治部由萧华主持，制定了军队文化革命十二条，对机关、院校、部队的文化革命分别作了规定，提出了要求。这是对军队文化革命“正面教育”的具体化。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
中发［66］302号
中共中央在转发批语中指出：“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据邱会回忆：
1966年5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
军队当时的三大任务是：战备、国防施工、农副业生产。文化革命初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各项工作都搞得很好，军队的战备一直是常备不懈的。
在1966年10月以前，对军队的文化革命，都是中央军委常委直接领导的，从批判罗瑞卿开始的。各级党委通过批罗，使军队进一步团结起来了。1966年10月以前，即军委《紧急指示》发布以前，各级党委的精神状态很好，认真抓各项工作，一点害怕和顾虑都没有，甚至觉得文化革命是学生的事情、地方的事情，军队是不介入的。地方上的不少领导干部，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状况是十分羡幕的，他们在军队都有老战友，不少人还在军队避过难。
当时的军队文化革命小组，是在总政领导下的，组长是刘志坚。工作人员都是总政的，同时，也从各军区选调一些人来协助工作，以记者的身份做联络工作和调查研究。这期间，叶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每个星期至少开一次常委会，而且多数都是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文化革命。全军文革的正、副组长以上都列席会议。在军队还没有出现造反派之前，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都是很热烈的，发言踊跃，大家说话也随意。
当时，全军文革提出的主要方针是：彻底进行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罗瑞卿的流毒；彻底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彻底进行革命大批判，全军文革提出来的任务是：参加批判、出大字报的人数，要达到各单位、各部门总人数的95％以上，出大字报的数量按人头计算要达到200％以上。即每个人要写两张以上的大字报。此外，对牵涉机密的意见，重要的意见，还可写小字报，按系统上送。
记得在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许光达说：“我就可以写十张。”王树声说：“你写十张算什么，一百张也可以。”有的人说：只要有纸、有笔墨，要写多少有多少。刘志坚看大家漫不经心，又有讽刺的意味，便解释说：中央文革提出数量的要求，就是要造成一种革命形势。我们的意见是，只要是拥护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行了。
聂帅说：“这样做，什么用也没有，只有糟蹋纸就是了。”
接着，也有人说：我看事情也不是那样简单，还是不要随便说为好。今天说了，明天怎么样?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想不到的问题。
总之，大家七嘴八舌还说了很多。大家的发言都不着边际，事实上也就等于没有讨论了。
叶帅笑着说：“会议开得活跃。大家发言时，可以将今天全军文革提出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然后，叶帅要全军文革刘志坚副组长把准备展开讨论的问题向大家简要说一下。刘志坚看大家的思想离他要讲的距离太大，就简单说了一下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这样，叶帅就以插话的方式，把刘的话打断了，他接着说了话。
叶帅说：“当前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学习，像过去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文革是一个大关卡，大家必须过的。毛主席最近指示说，我们的同志，对文化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这三个‘不’，不是正是指的大家没有学好嘛！所以学习是主要问题。”
叶帅接着说：“昨天下午，我去向林总请示今天开会的问题。林总有三点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 (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
叶帅最后说：“今天会议开的很好。当前工作就以全军文革提出的三个问题，认真去做并力争做出成绩来。”接着，叶帅调转话题，讲了向地方学习的问题。
叶帅说：“我们向地方学习，只学习好的革命精神。在文化革命中，我们的任务是稳定军队，搞好战备。我们对稳定的看法，主要就是看领导干部站在那一边。大家都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林副主席和中央军委一边，我们就稳坐钓鱼台。军队虽然不搞‘四大’，但也决不会是一点风波都没有的，大家在思想上要有准备。现在有人正在组织什么‘造反突击团’，并公开说：‘主席表扬了聂元梓，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出聂元梓？’这种想法要不得呀。”
聂帅插话：“军队的干部不许造反，什么人要造反，我们同他要‘泾渭分明’（热烈鼓掌）。”
这时军队的高级干部，甚至军委的领导，感到有些紧张，这种紧张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紧张，而是害怕地方的风吹到军队来。林总说“不介入就不紧张！”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七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
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初期，按照中央（刘、邓主持工作）的部署，总政指示各单位“摸底排队”，把“革命对象”的重点分子找出来，这种做法，称为“黑材料”。“摸底排队”准备整人是全军文革布置的，这是执行刘邓时期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据邱会作回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二医大成立了造反组织“红纵”，就跑到北京，进到总后机关里来了。他们在礼堂、饭堂到处帖大字报，矛头主要指向我和副部长饶正锡同志。
但机关则秩序井然，一点也不乱。各领导机关是不怕“造反派”的。“造反派”妄图搞乱机关，反而把机关巩固起来了。机关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数是在群众监督和包围之中。反对“造反派”成为机关绝大多数人一致的行动。
军以下的野战部队，一直不准搞任何形势的“四大”。
当时萧华、刘志坚他们是总政的主要领导又是全军文革的领导，是主管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不断叫理解，叫跟上，江青和中央文革又不断给军队施加压力，这样，再不跟上，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态度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我想萧华、刘志坚他们有以公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但也有以私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支持在军内造反，就是以私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当时军队乱了他们是有责任的。李曼村、谢镗忠和他们手下一大群《解放军报》记者，这些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军内张春桥、王、关、戚式的人物，他们非常“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想在军内培养聂元梓式的人物，同时自己也能在文革中飞黄腾达，搞乱军队他们是有“功”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规定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
其他，还有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等等。
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军队文革提出：军队院校的学生想念毛主席，他们又不能串联，希望批准军队院校的师生到北京参加国庆节。
中央军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许多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
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开始倾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后来由于刘志坚点到了要害处，即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叶剑英感到有很大压力，就只有同意全军文革了。
据邱会作回忆：
这个历史性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全军文革。其实是全军文革是打着“军队院校师生想念毛主席的” 幌子，实际上是打算利用军队院校来京串连，搞乱军队。
叶帅负有决策上的重大领导责任。
邱会作的立场和态度代表了当时相当大一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叶剑英讲话：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军队派到各艺术院校去的一些工作组在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据我了解，错误最严重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其次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他们不去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去“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学生；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
（二）十月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军队院校文革进入新阶段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总政召开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
陈毅在会上的形势报告：
现在有人怀疑东风压倒西风，极少数人怀疑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
整个历史时期，毛主席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1，我们推动国际形势发展的力量更大了。中国是决定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文化革命产生深远影响，对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国文化大革命是否使人害怕了，朋友少了，把人吓坏了？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疯狂诬蔑我国文化大革命，诬蔑红卫兵，要掀起一个反华高潮。中国文化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即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大多数人赞成，一小撮人反对。他们说我们“反苏”我们不是反苏，我们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排外”，我们对各国人民都是主张友好的。他们说我们搞个人迷信，把毛主席神秘化。我们相信真理，掌握真理。他们说我们“好战”我们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我们对帝国主义就是好战，对亚非拉人民则和好。他们说我们消灭知识分子。我们是改造知识分子。
2，越南战争形势很好，越南抗战决心更加坚定。越南战争是拖的局面。越南主战是主流，曲折要估计到。
3，美苏处境困难。双方交易并不顺利。
4，美帝国主义要颠复亚非国家，现在亚非国家反帝斗争有新的高潮。
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化加剧。
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
我们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毛主席能否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说：一定可以！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主席很健康，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胜利，主席的年纪最少要超过齐白石。我们主席今年七十三岁，还能横渡长江，一个多钟头三十多华里，到九十八岁还有二十五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二十五年，在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一定能解放全世界。
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一九二八年起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岗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领导运动的同志要“敢”字当头，不要有“怕”字，“怕”有两种，一种从个人出发，怕不应该；还有一种从工作出发，怕把工作搞乱了。要看到运动起来了，可能有点乱，不乱不治，不浊不清。乱过后，才能看到真正好的干部，好的学生，把绝大多数团结起来，把百分之三的坏分子抓出来，把许多问题揭出来。
因为工作组执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当别人勇敢地起来批判他的错误时，他承认压制打击革命学生，当时站出来批判工作组的只是少数。因此就出现了分裂，批判工作组错误的人就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假左派”，这些都要取消，在今后的运动中不要重复这种现象。
现在又有文革小组，党的领导是不是要保证呢？我们考虑，干脆重新组织文革小组，党的干部也参加选，好的就选上，群众认为不好的干部就让他选不上。运动有多长时间，文革就领导多长，小组随运动多长就多长。（军委研究）运动结束时再选党的领导，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就好比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期间的代表大会主席团，到开代表大会时，上届中央委员会就把权交给大会主席团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运动产生更加坚强更加有力的领导。
杨成武在会上的讲话：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是非常英明正确，又非常及时的。
肖华在会上的讲话
部队院校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要统统把他们揪出来，把修正主义的根子给挖掉，把教学工作中的旧框框、旧条条，统统踢掉，让学生的精神面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然一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部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得更好！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的统一行动纲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毛主席是当代的马克思、活的列宁，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实际上，叶剑英对“紧急指示”极为不满，他“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叶剑英传）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陈伯达指出这是“借战备压革命”，不同意发出。为了扭转由于《紧急指示》下发所造成的革命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才没有发出。
据邱会作回忆：
10月《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军队院校就照地方学校一样搞“四大”了，大约在一个月时间内，军队100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的全部垮台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军队院校幺幺幺（1 1 1所院校），的确有妖”。
这样就助长了军队院校学生造反的气势和揪人的风头。毫无例外，所有军队院校的造反学生都冲到他们的上级机关。军队机关大乱就是从此开始的。
《紧急指示》发布后，中央文革非常满意。全军院校的学生来京参如国庆节之后，本应回到各自的学校去，但根本就做不到了。在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纵恿和支持下，学生们就在北京立即纷纷成立战斗队，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击机关了，闹的各机关都鸡犬不宁，全军文革的意愿实现了。不仅如此，全军文革还鼓动叶帅等军委领导，接见来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叶帅对军队造反派的破坏力是估计不足的，他同意了。
11月13日，中央军委的领导在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全军院校的师生员工。参加接见的有：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各总部、军种、兵种的首长。接见开始时，由叶帅领头，在广场绕游一周。我记得，此后，聂帅、杨成武则退席了，未曾上主席台参加大会。
接见之后，即举行了大会。萧华主持大会，叶帅发表了适合学生心意的长篇讲话。叶帅讲，热烈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叶帅还专门讴歌了林副主席，他说：经医生检查，林副主席的身体非常好，可以活一百岁，这是我们革命事业的重要保证！我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叶帅的讲话，赢得了学生最为热烈的喝彩，学生鼓掌的时间比他讲话的时间还长。叶帅也表现了元帅的“风度”，不时站起来向学生挥手致意！
参加接见的领导干部，有不少人对中央军委接见学生就很不满意，对叶帅的讲话更不满意。我同许光达、萧劲光等人坐在一起，一直心情沉重。我们在谈论：“今天叶帅的高兴，就是我们明天的灾难，也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是要受难的！”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同意部队搞“四大”。《紧急指示》是“放”的指示，这一放不要紧，整个局面乱的不可收拾。1966年国庆节后，参加国庆活动的军队院校学生大部分都没有回去，脱离了学校的领导在北京和地方院校搞串联，接着就开始在军内造反，矛头直指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帅机关，而后又到各大军区造反。当时，省军区以上的领导机关和院校都乱了。有的机关，如总后、南京军区则乱透了。
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布《紧急指示》，是完全错误的，使军队文化大革命180度大转弯，这是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人把军委往“邪路上”引的结果。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极“左”的东西出来，也是挡不住的，“挡不住”和“往邪路上引”，在思想深处是不一样的。萧华、杨成武没挡住，叶帅、聂帅没挡住，林总也没挡住。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
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当时，我们还看不清毛主席的总意图，但叶帅、林总他们似乎已经体会到了。因此，毛主席对部队的问题给军队发出各种指示时，林彪、叶帅、聂帅就只有服从了。
（三）军委一些负责人态度的变化
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全军文革领导下，军队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始终都是积极的。当时造反派还成立了“斗罗（瑞卿）筹备处”。
一九六六年十月某日，在总后大操场，到会5万余人，批判大会由院校“造反派”联合主持。批判的对象有：彭德怀、黄克试、罗瑞卿、谭政等十余人。罗瑞卿因为腿伤是用一个筐子抬到会场上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某日，在军事博物馆门前的广场。到会的人数可能2万多人，批判会同样由军队院校造反派联合主持。主要是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叶剑英在空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关于文化革命。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
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思想的大革命。
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动员。最好的备战。最好的交班：
2、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诚地拥护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认真学习林付主席。
1）坚决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这是判断大是大非的界限：
2）要坚决跟毛主席走革命的道路，必须干一辈子革命，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造一辈子思想。
3）坚决拥护毛主席，就要认真学习林付主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晚，在后勤学院礼堂。到会的人数有近2000人，“红纵”头子钱信莎主持的批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是以“红纵”为主的造反派，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数百人到会，哈军工的造反派头戴柳条帽，手持短棒，
会议开始时，钱信莎命令饶正锡做“检讨”，饶只讲了几句，就有人把稿子抢走了，并停止了他的讲话。
接着，钱信莎命令邱会作做检讨。邱的讲稿很短，讲了不到十分钟。针对邱的检讨，“红纵”即进行批判。
邱和钱信莎的父亲钱益民很熟悉，“但她完全不把你当作领导和长辈，整个会场上杀气腾腾。”
据邱会作回忆：
造反派的出现，并能兴风作浪，毛主席的支持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全国造反派的司令部。1966年10月军委《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全军文革小组也就成了军队造反派司令部。造反派很快就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在这样的情况，军队要制止“造反派”的破坏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对“造反派”也要做阶级分析，其中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毛主席号召造反，一哄而起。但在造反的队伍中一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的特嫌分子、旧军警分子等趁着文化大革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幌子，残酷揪斗老干部，煽动派性，挑动武斗，搞打砸抢，对文化大革命本身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而这种以“造反有理”为幌子的破坏活动，都得到了全军文革的怂恿和支持。
1966年10月前后，北京各总部、军种、兵种、院校的首长，由于特别痛恨“造反派”，经常地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去诉苦。叶帅开始时都是听别人说话，自己不说话，也不摇头或点头。后来，叶帅的态度变了，痛恨造反派。叶帅很快就“醒”了，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虽然他也“马失前蹄”，却也实属无奈，因为搞不好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随时有被打倒，被冲跨的可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陈伯达对国防部大楼前军事院校造反派的书面讲话
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神圣的国防部来，你们的各种道理就都站不住脚了。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讲话：
在文化革命中要处处注意起模范作用，不要乱斗，不要跟着他们那样去闹，那样闹，我是不赞成的。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有些人把小单位的事情，扩大到比全局还重要，有的学生冲进中南海，把大铁门都冲坏了；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去。这样搞不好。不要报复，“你整老子，老子就要整你！”你斗我四十八天，我斗你四十九天，比你多一天；你骂我十句，我骂你十一句，什麽“罪魁祸首”、“滔天罪行”、“刽子手”，没有什麽意思！搞斗争，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做法，好像口号提得越高，越左越好，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不是妥当？你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就是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打击群众就是破坏革命，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什麽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副总理吗？
徐向前讲话：
你们向很多干部提意见，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要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黑夜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麽得了！你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
叶剑英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革命精神，我们完全赞扬你们的硬骨头精神。你们顶得住冲击。但是要注意，任何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一步就是谬论。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二医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过份了，搞过了头就错了。我们是闭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的。闭一个眼睛，尽量地放；但我们还是睁着一个眼睛，这只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看到运动的大方向，知道运动是向什麽方向发展的，你们点名是不应该的。有少数人出来就不大听话了，有的人到上海住高级旅馆，有的住资本家家里。有我们解放军坐火车，位子没满就关门，红卫兵叫开门，他们也不开，结果红卫兵打碎窗子混进来。红卫兵说：“这种解放军，我们不能学。”不如红卫兵，连中学生都不如。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对这件事很愤慨。有的首长有病，人家都犯了心脏病，还是硬拉着走。有些人要求到总部看大字报。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些大字报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你们要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但不要干涉机关文化大革命。最近有人围攻<解放军报>社，要砸<解放军报>。
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我是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刚才成都军区战斗歌舞团提出你们受了压抑，继续奋斗，你们十六人来到北京告状。你们这种革命的造反精神，我们支持你们。
近来收到很多条子，见到场面上的标语，提出陈毅、叶剑英我们两人十三日的讲话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必须批判。批判院校的反动思想，首先要批判陈毅、叶剑英十三日的讲话。西医大红色造反中队提出，陈毅、叶剑英十三日的讲话，给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新的障碍。
兽医大提出廿条，太多了，不能念。其中有两条要求上次讲李基才的话作废，质问我们，军委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彪副主席，你们有什么权利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处理这件事。他们又递了一个条子，“敬爱的叶副主席：……。”我谢谢你们有“敬”有“爱”，你们要求给李基才恢复名誉，但未提明用什么方法，是否要在《解放军报》上搞一个启事呀？
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别有用心人的当。有人冲了中南海，冲了国防部大楼。中南海和国防部大楼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冲这些地方究竟要干什么？我讲这些话的声音又大了，大家又要说我在发脾气。有人这样干，我怎么能不大声讲呢！严格地说来，这种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
陕西有个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学生，又不是教员，可是他在幕后操纵指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在这一小撮人当中，有的父亲是黑帮，已经自杀了，有的人全家都在台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肖华陈毅刘志坚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讲话：
我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我那天讲话（十一月十三日）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伟大，很好很好，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现在有些人根本不想这个问题了，揪住工作组不放，把根本问题忘记了，说句错话，办件错事，都揪住不放，这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利，浪费很多精力，浪费很多时间。
把大专院校的做法搬到工厂是危险的。学校可以放假闹革命，工厂怎么能放假呢？一放假国民经济就瘫痪了，那怎么行呢？军事工厂能这样闹革命吗？有些军事院校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他们不懂得厉害。他们要去农村串联，如果农村停止生产，一年歉收，整个国民生活就成问题了。
陈老总又是那一套，又是定调子、划框框，束手束脚，东也不能动，西也不能动。误会是可以的，但我还是这样讲，我还是要解释，我讲的是有道理的。
别的我不敢讲，我没调查。我管外交部，大家出了十几万张大字报，很有意思。“滔天罪行”呀，“刽子手”呀，“罪魁祸首”呀，“没有好下场呀，”“挑动群众斗群众”呀，“一切严重后果你要负责”呀，“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呀，看起来很厉害，其实并没有打中要害。
现在这个斗争，有人担心，我也担心，我担心的是，现在不去斗争黑帮，不去斗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揪住一些同志来斗，每个部斗部长每个单位斗单位首长，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要斗。我很耽心这样子文化革命就搞不好，就不能搞到底。一讲黑帮，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面太大太宽。我去过一些学校，见过一些人，谈过一些话，你们那个搞法我不赞成，就是简单化了，扩大化了，没有打中要害，没有打到真正敌人，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这样讲，听起来不舒服，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刺耳，有人不爱听，那怎么办呢？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是不是你这个陈老总讲话是个大阴谋，不让我们讲话，封我们的嘴？你们不要这样误会，你们的嘴我封不住，你们要写大字报，我制不住但是讲这样一个问题有好处。
我讲这话可能有错，可能有片面性，欢迎大家批评。可能批判我，我要出席批判会，可以，只要我有时间。但是，是你把我批倒，还是我把你批倒，还很难说。
有的人提出，既然形势这么好，搞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要？搞得影响生产，那么没秩序，学生不好管了，许多人伤了感情，多数派和少数派吵架，相见仇视。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要严厉批评。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大字报贴出来了，各种言论出来了，各种思潮出来了，确实有些方面有些不好，但是也说明一九六五年五月以前和今年五月以前的那种平静局面是不可靠的。现在问题真正暴露出来了，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出来了。通过这个“乱”，达到真正的治。我们就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过去不牢靠，今天经过斗争，就真正牢靠了。只有毛主席才能下这个决心，敢于放假闹革命，敢于成立红卫兵，敢于接见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敢于让革命群众在中南海附近贴大字报，敢于让各种思潮上街，中南海北门、西门、王府井、天安门贴的大字报最多。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量，敢于搞这个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讲话：
你们绝大部分是好的，可是有小部分人不好。例如：有人坐火车把门一关，不让红卫兵上车，红卫兵就把玻璃窗砸烂过来，红卫兵说：“你们这些解放军不能学习。”这不是批评几个解放军，而是批评全军。这是一小撮老鼠败坏了军队名誉，有些人在上海要吃好的，住高级旅馆，坐小汽车（听不清楚）。但是还有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说好听一点，就是不明事理的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不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教育大家，我们不算共产党员，这是不容许的。要细算，我们犯错误还有比这更错误的吗？要把国防部当作敌人，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如果不改，还受某些人的蒙蔽，就还要犯错误。我们知道有一个山西的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军人，来到北京，你们在前面冲，他在后面指手划脚，暗地指挥，我们要追查，他是跑不了。这些人有的父亲是黑帮、有的一家在台湾，我们不能看着你们掉下去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叶剑英等接见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代表时的讲话
现在一个学校分好几派，听说北大有八十七个组织，这样就集中不了力量，连文革委员会也成立不起来。你们有几个组织？（答：六十多个组织）这还了得。
有些地方出现了半夜抓人，车轮战术，把斗争对象搞得筋疲力竭，还有的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戴高帽子游街、罚跪、低头、披麻带孝，劳改，画花脸、抄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冲中南海，冲国防部。现在全军军事院校被抄家的干部共×××家，下命令以后还抄了×××多家。我支持批判×××，但是现在看来做的过火了，他毕竟革命几十年了，你们把老首长整垮了，把你们都提成司令、部长？部长、司令将来都是你们的，我们要交班，但现在时间还不到。国防部、中南海，红卫兵都未冲过，我们自己冲自己的司令部，解放军打解放军，那还行！抢车票、占车厢，连红卫兵都不如，红卫兵说你们这个解放军不能学。
以前开了两次会，我们两次都扭了，都是十三日会后有些不好的影响。接待站有的同志说廿九日大会不要开了，我说还要开，要消除不良影响。我们交交底，主要是把十三日的讲话说一说，不要检讨。为什么十三日四位副主席都来了，就是要用大力量来扭，不这样不行。还有一点要注意，我在十三日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话不一定这样讲，但实际上应有这样一个警惕。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坏人捣鬼，教员中也有，学生中也有，有些人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右派，有的自杀了，他们就打入左派，把左派打得乱七八糟，故意搞得越“左”越好，利用青年的热情左搞右搞，使真正的反动派坐山观虎斗，使他们舒服了，这就不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叶剑英在军队院校座谈会上的讲话
冲进国防部不严格的说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的说那就是反革命。
有人认为少数是左派，多数是右派，那是错误的。少数中有左、中、右，多数中也有左、中、右，你们两部分群众都是革命的，方法不同。马列主义对外，那是错误的。
我们狠抓了一把，把那些方向错了的人，搞修了的人，当头一棒。不这样就不能受教育，当然我的态度好些，那就更好了。十一月廿九日本来是来送行的，我本来不想讲，起了个稿，叫刘志坚念，后来肖华主任要我讲，才讲了几句。我三令五申，小声讲不行，就大声讲；肤浅批评不行，就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是黑话就是黑话吗？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
据邱会作回忆：
叶帅为了保卫人民解放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1月29日，中央军委的领导，又在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全军院校的师生。叶帅和陈老总都发表了较长的讲话，对军队院校师生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揪斗领导干部和其他胡作非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军队院校师生回到学校就地闹革命。
会后，叶帅亲自带着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深入到前门大磨场的小巷子里，那里是空军的招待所，空军一高专的教员彭谦是军队造反派的总头头，叶帅为了保卫军队的大局屈就上门与彭谦谈话。彭谦这个混帐反而趾高气扬，不听叶帅规劝，口口声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口口声声敬爱的江青同志，叶帅震怒之下，立即叫随从的卫戍区部队把彭谦给抓了。
叶帅深深感到保卫部队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在叶帅的精神鼓舞和支持下，各大单位对造反派更加不满，并开始整顿纪律了。总参、空军、海军、总后都抓人。
总后拘留钱信莎，把另一个头子王香谷抓了起来，对造反派管得更严了。
只要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不借用造反派的名义整人，各单位管好造反派，是一件最为平常的工作。
（四）批评一些军队领导人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应当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该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
第二、对于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肖华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叶剑英讲话：
我们在十一月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又连续两次接见了来京的军队院校的革命师生。在那两次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林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我两次讲话都是准备了稿子的，但是有许多离开了稿子讲，所以离开稿子讲就没有谱了，所以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军队内，同时也在军外去到处印发，散发的很广，因此也就起了很不好的影响。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贯彻执行的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思想上也是有影响的。
这一点我们认识不清，所以在上两次讲话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会后许多同志对我们的讲话提出批评，我表示热烈的欢迎，衷心的感谢。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了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呼口号）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次反复，是与我们两次讲话有直接关系的，我是有责任的。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刚才讲过了，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这不是主流。而我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怕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做过了头犯错误，我就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结果就必然形成了训、压。这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
全国解放以来，这个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我们同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的斗争，我们同罗瑞卿的斗争，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罗瑞卿这一小撮篡军反党分子虽然被揪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他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肃清，在某些方面还起作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内部也是有市场的。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确实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某些单位，某些领导人和工作组，确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在运动中压制民主，打击革命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敢于给他们提意见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打成“野心家”等等，蒙蔽一些群众来保自己。他们之中有些人至今还没有作认真的检查，死死抱住反动路线不放。据我们了解，第二军医大学，技术工程学院等院校的领导，这些院校的某些领导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并不是主流。而军委的几个负责人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就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特别是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的两次讲话，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的作用，同时也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这些讲话又被人搞到军外去到处印发，在全国也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周恩来等同志接见了军队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萧华、袁子钦、李曼村、辛国治、王力、叶群、唐平铸、胡痴、宋琼、栾保俊、王春化、任定颐等同志接见了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刘志坚、谢镗忠也参加了接见）。
与会者向中央首长汇报了本单位及大会筹备情况，因未汇报完，又于四日晚继续接见。到会者又汇报了一些情况，指出要彻底批判陈毅、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总理讲了话。刘志坚作了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刘志坚的初步检查
一、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多地方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二、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问题，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副主席讲话。
三、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的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
四、由于自己思想右倾，搞了一些折衷主义，和稀泥。
五、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很坏。
六、我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入群众，在全军文革当中很不民主。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对"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筹备处全体同志的讲话
我没有过问你们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时也把我拉去接见，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都是临时把我叫去，绕场一周就走了。说明对任何事情只要不深入，只是蜻蜓点水总是把握不了材料，是没有法子把工作搞好的。
你们提出的陈毅、叶剑英副主席的两次讲话确实有原则错误。不但你们这样认为，我们研究也是这样认为的。
叶剑英同志去年12月31日作了检查，我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他指出了在军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压制了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军队院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大方向也是好的。
陈毅同志虽然也是军委副主席，不是主要负责军事的，他主要负责外交系统的工作，他不但准备在外交系统进行检查，也准备在军队内部做公开检查。
受打击的、被斗了的、受围攻的、被丑化的、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的，我们宣布都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你们研究了叶剑英和陈毅的讲话，好像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实际上不是，从全国全军来看不是他们，正如同徐向前、正如同聂荣臻一样，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坚决反对彭、罗、陆、杨的，是很坚决的，起积极作用的。你们是从局部上看的，我们是从全局上看的。所以矛头指向陈、叶是不符合实际的，不恰当。
根子在哪里？就是全军文革小组，今天刘志坚作了初步检查，最近我们才帮助他。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系，他也不请示军委，上不向林副主席请教。这三条指示（指文艺界的）是违背紧急指示的，更没有请示林彪同志，特别是全军的文革派工作组的问题。当时萧华不在家，去养病，林副主席不在北京，但其它副主席，比如叶副主席是管军事的。
现在谈谈开这个大会。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我不同意，不同意你们开，开了对全军不利，矛头攻错了，大方向是对头的。我们不同意你们开这个大会，可以开小会嘛，每个单位你们比我们清楚的多，不但我们不同意开，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常委，都不同意你们开。但你们一定要开的话，我们也不干涉，但我们不能参加这个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李曼村接见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时的讲话，传达了刘志坚的检查交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徐立清对解放军测绘学院学生的讲话
徐立清副主任说：刘志坚是个两面派，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推广者，他背着中央文革干了许多坏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中央军委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
通知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军队院校学员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说：你们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和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你们直接到中南海抓，我劝你们不要抓，中央也劝你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同意你们的办法，我们同意转达你们的材料，中央文革小组同意转达你们的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戚本禹对军队院校同学的讲话
我认为刘邓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人批判我，反对我，你们有没有不同认识？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说他是不是最大的，是不是党内的，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是当权派，所以我说他就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说我是加起来的，当然光有推理还不行。你们要深刻的理解，这条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中国文化大革命，最大问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杨成武同志我接触过，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忠于毛主席的、林副主席的。他是有战功的，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长征时，曾指挥过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过去的英雄，现在又是紧跟毛主席的，是大大的好人。
（有人问：肖华呢？）
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有缺点可以批评。这次文化大革命，杨成武是有特殊贡献的，有特殊的功勋。没有他指挥部队顶着，罗瑞卿早就政变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给总参三部和技术工程学院的指示
三部全体同志们和技术工程学院的同学们，军委一月九日召开了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军委考虑到三部所担负的战备任务极为繁重，决定三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暂时不进行。三部什么时候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委将根据以后的情况再决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王新亭关锋戚本禹对军队总参三部工作人员的讲话
戚本禹讲话：
说军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都没有提军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没有？如果有的话，不提更使人产生麻痹思想，有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没有问题的，军内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中央的历来文件，红旗杂志社论都是肯定，
我看刘志坚不是死老虎，是个活老虎，还有后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江青在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刘志坚，他把矛头引向了我们的这几位元帅。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大方向是跟毛主席走的。
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出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整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帅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萧华休息了一、二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出了马脚。目前锋芒集中起来，我们不能把斗争锋芒对准他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能用刘、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的方法对待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国家还剩几个人工作，我不知这个问题讲清了没有。能不能给大家解开思想上的扣？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处理海军的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海军过去以军事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非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海军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不能抹煞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山）扣上夺权的帽子，扣上“地下活动”的帽子，这是不公道的。
刘志坚主张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他们是做工作，不是不做工作的，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把他们炮轰，对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他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
刘、邓、陶铸、刘志坚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当时，萧华、刘志坚领导的以总政为主体的文革小组垮掉了。
（五）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长： 徐向前 顾问： 江青
副组长： 肖华 杨成武 王新亭 徐立清 关锋 谢镗忠 李曼村
组员： 王宏坤 余立金 刘华清 唐平铸 胡痴 叶群 王蜂 和谷岩 张清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12·25”会议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
部院合并不能说是大阴谋，更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套上，
罗瑞卿与工办不能等同。
说赵尔陆是彭、罗线上的人。你怎么这样乱连？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江青徐向前对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的讲话
江青说：全军文革小组今天开了成立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林彪接见空军党委会全体同志时的指示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要坚信不移。会有曲折，会有反复，大联合了，还可能有分裂，不要怕。
二，不要怕乱，乱透了就好。乱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斗私批修的过程。
三，不要急，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了，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撑过来，也可填平。反映情况要四快一慢。
四， 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调查研究，不要把话说死，不要打包票，有的组织大方向对，政策策略不对，也会失败，南昌起义就是这样。
五，要心明眼亮，看清敌人，但不要夸大敌人，要相信群众大多数。
六，支左就是支持毛泽东思想，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不支持。支左不要搞小动作，不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七，反映情况要准，不要虚构，要全面，要客观。
八，争取主动，不要怕吃眼前亏，有错误要认真检查，从根本上改造世界观。
九，既要防“左”，又要防右。防“左”就是防干扰毛泽东思想，防干扰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防右就是防老保翻天。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关锋和空军院校十二人的谈话
对刘志坚知道一些，逐渐了解的。他是搞两面派的，暴露有个过程，在六、七月份，原来就有些观察，但是想争取他。那时不知道他搞两面派。那时主席还没回来，当时文革也很困难，想争取刘志坚。他经常到中南海去，我们这些人不能去，他是支持刘、邓的。攻击文革小组不要党的领导。
主席回来后，批评了他，当时表示承认错误，我们也没有根据说他是假的，所以我们还是一看二帮的态度。后来他就很少和我们接触，不参加会议。他和王任重住在一起，他们是无话不说的，王任重的一些阴谋活动，他是知道的不少，没有和我们说。
后来他把刘涛接到他家里，有些大字报是口授的，实际上是支持保守派，但又和造反派接触，把得到的情况告诉保守派，真是岂有此理。
北京几个司令部，你们都知道的。我们是支持第三司令部的，但不指挥他们，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刘志坚相反，有一次会议说：“三司可能有希望”。遭到他的激烈反对，他的女儿在一司。一司二司不能一概而论，二司不是现在造反了吗！
在派工作队的问题上，刘志坚是大力支持的，积极的很。王任重要人，他痛快的很，文革要人很费劲。
他过分地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忘了普遍性，他背着林彪副主席搞了一套东西。现在彻底清理一下，告诉大家，刘志坚这条反动路线是和刘邓相联系。至于说军队内还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谁，这个话我不讲，不清楚，你们可以看一看。陈、叶副主席，江青、总理、伯达同志都讲了，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主席思想的。陈、叶都是好人，老老实实的，不耍两面派，好处就是想到就讲。
叶是老实人，大节上跟紧主席的，他不是搞鬼的人。目标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我看批判叶的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要开。现在紧紧抓住刘志坚，从刘志坚这里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希望同志们读一读《告上海市人民书》，这是大局，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的。这又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我提议你们两条：一条关心大局，好好读读这些东西。再一条是坚决批判刘志坚，批判完刘志坚再看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徐向前江青关锋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徐向前说：
吴法宪是个好同志，他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林副主席指示的。
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同志插话：林彪同志也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同志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拉上去讲。
江青说：
就是这个刘志坚，从去年春天，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全军文化工作座谈会，指定他参加，他捞了点政治资本，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到中央文革说军队的事情很多，回到军队又说三分之二时间在中央文革工作，实际是两头都不沾边，他搞另外一套。这个人是坚决执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他参加座谈会后回到中央，在中央文革开会，那时我不在北京，是伯达同志告诉我的，撤工作组他是投了票的，后来参加刘、邓主持的会议，他又马上投降了。（徐向前同志：他还攻击伯达同志。）在上海，他也不请示，就自己走了。我感到在紧急关头，这个人靠不住。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轻易怀疑一个人。现在才发现他是一个两面派，一方面对你们装出支持你们的样子，在另一方面破坏文化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不应指向的方向。这次把他识破是一个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文件〔１〕的批语〔２〕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中发［67］21号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党委把重要档案材料，电台机要人员和机要交通人员，暂时转移到军事机关，这对保证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保证党内文电的正常传递，是有好处的，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党委，却借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更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党委，自己干了这种事，却嫁祸于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
中央责成你们：
（一）凡属真正的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以及保证党内文电正常传递的人员已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应当由你们向群众正面讲清道理。如果革命群众怀疑党和国家机密文件中有整群众的材料要求清查，说服不了的时候，可以采取由你们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共同封存的办法处理。
（二）凡是把整革命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必须立即全部取出，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当众处理。
（三）决不准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在幕前或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负全部责任。
另外，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
（发至县、团级）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徐向前肖华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徐向前讲话
为什么我们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因为过去全军文革小组是以刘志坚这个坏蛋把持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封锁。既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多指示不执行，对他的批评还不改，这是我们军队里所谓刘、邓反动路线里头一小撮里面的一个人物。所以姚文元同志批评我们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地方落后了三个月。我认为这估计非常准确，而且这个批评是我们的动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徐向前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
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
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哪时贴都有指示。罗斌是政治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七日，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职工的一封信
主席批示：
同意，这样答复好，退林彪。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主席：
解放军报的问题是否如此答复请批示。
林彪 一月十七日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杨秉文，刘福小等八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的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林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林彪对《解放军报》的重要指示
一、热烈地拥护毛主席。
二、热烈地支持左派。
三、坚决地打击右派和一切牛鬼蛇神。
四、永远保持鲜红的旗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陈伯达对解放军报的两个紧急通知
据邱会作回忆：
全军文革怎样对待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打砸抢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凶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残酷揪斗老干部。
（1）1967年初，江青与全军文革相勾结宣布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不要怕乱，怕乱就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依靠造反派就是大方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军文革在十多天之内，向造反派发了六支“令箭”。
第一支令箭，发给总参测绘学院“红色造反团”。他们得令后，立即到军事科学院内，闯进了叶剑英的院内（七机部“九一六”造反派也去了）。由于受到了警卫部队的抵制，造反派只在院内闹了一通，未曾闯到住所里去。院内的墙上和庭院马路上写满了“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聂帅住在军科上面的西山，“九一六”要揪斗聂帅，但未得呈。虽然两个造反派的目的均未达到，但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全军文革通过造反派之手，是敢抓解放军元帅的！
第二支令箭，发给国防工业办公室造反派。他们得令后立即揪斗赵尔陆。他们把赵连续斗了几天几夜，赵因心脏病发作，身边无人照顾，死在自已的办公室。
第三支令箭，发给高等军事学院的造反派。他们得令后，对该院副院长杨至成进行围攻。杨因长期患心脏病，被揪斗而死于非命。
第四支令箭，发给海军机关的造反派。他们得令后，对苏振华、李作鹏、杜义德等批斗起来。李因患严重的心脏病，被斗得晕倒在地上，因机关抢救及时而脱险。
第五支令箭，发给空军二高专的造反派。他们得令后，把吴法宪围斗起来了。由于这一天打下来了一架美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吴以指挥作战重要为理由，要求暂停批斗，以后“补斗”。
第六支令箭，发给上海二医大“红纵”。他们得令后，把我关起来，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批斗，把我打斗的满身伤残。
这是由全军文革直接操纵造反派搞的批斗。至于在全军文革“不怕乱”的方针指导下，军内各个造反派自己搞起来的大小武斗就无法计数了。当时，北京的军队机关真是成了鬼域世界。军队无数干部惨遭摧残，灾难是空前未有的。这就是全军文革打击老干部的“伟大战绩！”
（2）全军文革的命令。上级运用职权，命令下级到造反派里去受批判，受武斗，甚至去断送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军、全国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徐向前命令我到第二军医大学“红纵”去“同革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1966年10月军队院校搞四大后，二医大“红纵”连续批判了我40多天，被造反派斗昏在地上，心脏病发作，经抢救后林总、叶帅命令我在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养病。当时正同时住在一起的还有：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萧华、刘志坚、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林月琴等人。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后二医大“红纵”奉命卷土重来，是专门来打倒我的，就是全军文革指使干的。当时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叶帅、聂帅、刘帅对我都是保护的，大家也是很清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军文革为什么还要借造反派之手打倒我?很显然，这就不是对我个人的问题了，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了。
（3）全军文革镇压老干部主要手段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本来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得很好，军队党委也如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完全能够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全军文革则一脚把党委踢开了，坚决依靠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全军文革从来没有召集过各单位常委负责人的会议，我就根本没有进过全军文革的门。相反，全军文革对造反派则亲热得很，成天开会，接见，直接布置任务。
各单位的造反派都是人数很少，能量很大的。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流氓成性，打、砸、抢成性、凶残成性的品性所决定，对文化大革命的破环就特别厉害了。对造反派的行径，本来是应当坚决制止和批评的，但却得到了全军文革的宠爱。依靠这样的造反派就必然会打击广大干部群众，干部群众就一定遭殃。
为了搞乱机关，全军文革特别调来了几个造反派到北京“帮助”机关搞文化大革命。所谓“帮助”就是打倒老干部的代名词。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党委，就是打倒老干部。因为极大多数老干部同造反派是势不两立的。不打倒老干部，造反派是不能称王称霸的。军队所以大乱，并非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现象，是全军文革指挥造反派搞乱的。全军文革是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军队的文化革命引导到了搞乱军队的道路上去了。
（六）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
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在京西宾馆（北京）召开由各军区、各大兵种、解放军三总部以及有关中央负责人、中央文革参加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议，主要研究在军队中开展“四大”的问题。
叶剑英作为军委副主席，极力反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军队中的推广，他强调指出：“军队不能和地方一样，要区别对待，军队要是搞了四大就是等于放羊，现在，国际局势不明朗，万一，有了战争，军队一时集中不起来，出了问题，谁向主席、林副主席交待？”
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都支持他的意见。
突然，叶群站起来指着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说：“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讨你的严重错误！”
叶群的话引起轩然大波。
叶剑英马上问叶群：“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
叶群说：“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林彪）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
然后，站起来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叶剑英、徐向前等都站起来跟随喊口号。
萧华也喊，叶群马上制止：“萧华没资格。”
陈伯达接着讲了话：“萧华，你很骄傲，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里，你是绅士，不是战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战士，你把解放军变成了私人军队，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队，你是专门搞投机的，你的错误是严重的。”
张春桥、姚文元也马上对萧华做了狠狠的批判。
江青说：“萧华，你很狂妄！你是不是毛主席的兵？我看你不是！你是资产阶级的近卫军！你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搞到了中南海，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真是狗胆包天！我是准备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在军队的代表作战到底的！”
江青说：“我提议，由向前同志主持总政工作，徐帅是老革命了，主席多次说，徐向前坚持红军不打红军，建国的时候，谁的山头最大？毛主席说是徐帅的山头最大，可是，向前同志从不居功自傲，很谨慎，很好。我建议。”
徐向前立刻表态说要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再定。
叶剑英站起来说：既然会议有了新动向，我准备先回去学习一下。向徐向前请假。
会后，叶剑英、徐向前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揪斗萧华同志，违抗者，军法从事！”
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在萧华景山东街的住处找他，萧华闻讯逃到总政副主任傅钟的家里，从那里被接到叶剑英在西山的住所。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军委的扩大会议继续召开。
萧华一进房间，江青质问他：“你去哪里了？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
萧华不说话。
徐向前很恼火，就大声对萧华说：“你就说，有什么？他们能把你吃了？江青同志是文革的旗手，她问你为何不回答呢？我和叶帅都在，谁敢动你？你要把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拿出嘛！”
萧华还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张春桥说：“萧华，你是胆小鬼嘛，你还能革命吗？”
叶剑英说：“萧华昨天晚上到了我那里，如有窝藏之罪，我叶某担当！”
接着讨论军队开展文革的事情。
叶剑英问陈伯达：“阎红彦死了，怎么回事？”（阎红彦是１９５５年授予的上将，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１９６７．１．８自杀。）
陈伯达说：“不清楚，可能是自绝于革命和人民。”
叶剑英说：“什么是可能？阎红彦是总理担保的，红小鬼出身，他能有什么错？”
江青说：“总理担保的人多了，谁能保证都是好人啊，死了就死了，阎王请他喝烧酒！”
叶剑英闻听大怒，拍案而起（据目击者回忆：当时，茶几上的几个茶杯就是被叶拍碎的），厉声说到：“军队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徐向前接着也拍了桌子说：“谁敢毁我长城？”
会后，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检查（叶剑英是军事科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江青向毛泽东汇报，叶群向林彪汇报。
林彪向毛泽东请示：叶剑英是不是想搞什么事情？
毛泽东批示：军中多年，很大火气，可以理解，允许放屁！一共十六个字。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高干座谈会（军以上干部参加的）林付主席不知道，他们不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徐向前接见军队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有人问肖华问题）我不能表态，我没有这个权利，中央没有让我表态，我是党员，我要负责任，还要请示主席。关于他（肖华）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两天会，问题是严重的，但发展到什么范围还没有定。我看总政党委必须改组。
全军文革成员没有走群众路线，在关键时刻这些人露出来是好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杨成武传达陈伯达江青关于肖华问题的指示
一、传达和记录一律收回烧毁。
二、凡是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传单都盖起来。
三、肖华同志的大字报不准上街，因为他是总政主任，有国际影响，中央未定性质。
四、向外传达了的，告诉他们不要相信。
五、中央文革、办事处准备发声明，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有很大的歪曲和造谣，传到那里，从那里追回。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发生军区对冲击军区的造反派实行镇压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２〕，以前命令作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关锋对总字六四二部队“105革命造反团”等九个组织的讲话
三部暂停文化大革命，因是我军神经系统。是否不搞！不是，要和地方错开。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和战备。总政要好好批判刘志坚，别着急，什么事要有一个步骤。刘志坚是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这个是伯达、江青和军队负责同志了解半年多，暴露充分了，可以公开讲了。以刘志坚为代表，要肃清他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陆海空三军参加地方四清运动的部分同志的讲话
四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但是，究竟这是两件事，应该有个界限。五月十六日党内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批判了彭真的反党汇报提纲。这个发表以后，正式进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
不能把北京的四清一概说成是在彭反党集团的领导下全盘都错了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突然死于东海舰队一招待所院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毛泽东亲自招呼叶剑英到跟前来，笑呵呵的问：“好我的叶参座，怎么样，火气都发过了？我早说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话说到当面，问题解决于面前，天就塌不了。”
叶剑英也道了歉。
毛泽东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对全国文革的形势指出：
1，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是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2，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3，关于夺权。报纸上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4，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毛泽东对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
1，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
2，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
3，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部队要有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谢镗忠接见海陆空三军代表时的讲话
肖主任在内战、抗战、解放战争中都有功绩。解放以来，总政曾有三个主任，罗荣桓、谭政、肖华这三个同志比较，应该说肖华同志比他们两个工作做得多，成绩比他们大。肖华从去年八月八日回到北京，由于认识上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缺点错误的。杨勇、袁子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不经组织允许泄密给大家，是决不允许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意见、批评是应该的。现在毛主席、林付主席还没作出结论，我们不能定性。另外在大街上的标语大字报一律要复盖，要保护肖华的安全、健康。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关于江青、陈伯达讲话的传单，是个反动的传单，应该立即收回销毁。
（七）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林彪对解放军支左的重要指示
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迅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
照办。
林彪
1月21日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站在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不能调合折衷，搞折衷实际上是反动路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扩大会议人员以后，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
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谢镗忠传达全军文革小组的指示
你们夺了防化学兵学院的权，这种革命精神我们是支持你们的。防化学兵部是军事领导机关，不要采取群众夺权的办法，你们可以自动撤出，不必作检讨了。
不能利用全军文革的意见打击左派，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左派，就要犯错误，就要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
讨论“八条”时，他们和中央文革有争论，命令草稿本来有一条是：加强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经过讨论被删掉了。
争论完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
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
当时周恩来就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在报请毛泽东批示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李曼村在解放军测绘学院粉碎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
“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包庇邱会作的。我们承认你们是革命行为，承认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组织”。邱会作的问题现在不能作结论，运动要继续往下搞，对邱会作的问题要继续揭深揭透。揭发和批判邱会作的问题，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我回去向上反映。”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江青在全军文革召集的三军各组织代表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说：郑维山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是个老红军，我们信任郑维山同志，对这样好的同志，现在批评他时，把他扣起来是不公道的，还一定要徐副主席下命令才能解决，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谢镗忠接见军事院校战斗组织代表的讲话
"105"夺了防化兵部的权，他们下午四点开始夺权，不到二个小时，顺利完成任务，以后跑到全军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经过，问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在总的方面支持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以后，在防化兵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提出了意见，建议他们对军事指挥机关不采取群众夺权的方法。他们很快表示要把夺的权交回去。如大印，钥匙几大包，当时因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受蒙蔽的一部分群众来围攻他们，说他们是反革命政变，围攻了他们好几个小时，本来"105"和各革命组织决定要把权交回给他们，因为受到围攻，所以不愿交出，第二次又到全军文革来谈，根据他们对防化兵部情况的了解，不愿把权交给他们。防化兵部的问题确实不少。兵部主任张X更兼研究院长是个三反分子，长期以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突出政治，专门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许多材料证明，防化兵部的权该夺，这是对的，以后经过和他们协商，把权交给总参党委，并报军委，其它几个夺权单位如防化学院，防化研究院都应该夺，也可以夺的。在这个问题上，最近以来，防化系统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反复，特别是在防化研究院，防化研究院的左派在"105"的支持下夺了权。我们立即支持他们，要非常热情的支持他们，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好的，夺得对。全军文革在徐副主席指示下，对这些单位采取支持他们的态度。他们22日夺权，我们就对他们讲了，到了24日彭绍辉同志在接见研究院的同志时说："这个权夺错了，因防化院是科研机关，是属于机关性质的，不应该夺权"。由于他这么一讲，长了保字号的威风，保字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起来，对革命左派实行疯狂围攻，压制打击，这二三天以来，防化研究院斗争非常激烈，打伤了好几个人，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是彭绍辉同志没有积极地站在左派方面，积极支持和保护他们的革命行动，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为保字号助威。这几天，防化系统主要是研究院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显得非常尖锐，这直到昨晚，王新亭同志接见"105"和其它组织时，才基本上把这个问题初步的统一起来，当然不是说没有斗争了，还会有反复。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几段批语
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周恩来说：这个话是非常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
总理：
明天军委要发个八条，先向你们打个招呼。过去说错话不要追，不要算老账；第二，军委八条不能一下理解，要说明，要解释，不然凭意气还行。
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帅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
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你们问我时方法也有问题，你们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我只能讲他们是好同志，这个话我讲过。我要守纪律，你要问，陶铸你也讲过，那是有人讲他是四号人物，这个不对，怎么能说几号人物？政治局一改选，国务院北门就有人贴他的大字报，是私人有意见，那时我只能说信任他，没有了解他现在这么多材料。
肖华同志犯错误，是内部矛盾，解放军建军他是有功的，他是个红小鬼上来作总政主任的，养病几年，刚回来工作，有错误主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一棍子打死，肖华与刘志坚不同。
刘志坚六四年在广东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那主要是叶群同志的功劳，林副主席得到第一手材料，提出突出政治，所以重用他，才有六五年底到六六年初的文艺座谈会，那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同志主持，是她的功劳，刘志坚是召集人，当然也有刘志坚一份。让他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就骄傲，把自己的缺点放松，对全军文革和中央文革，他两头推，军委文革找他，他说中央文革有事，中央文革找他，他说军委文革有事，特别是冲国防部大楼那次，他应去，不去，我过问时，他还没去，结果其他人去解决不了，越挤越多，天亮了他还不去，越挤越凶，他把老帅请去开会想办法，伯达同志让张春桥、戚本禹去，去就解决了，他如果早去早就解决了。两条路线提出来，《红旗》发表社论，主席接见，林副主席讲话，军委紧急指示发了，问题本来解决了，他十一月还把老帅推向一线讲话，不需要嘛，他片面反映情况，只反映阴暗面，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他本身思想右，所以偏右。他本身过去有问题，投靠张国焘；和李伯钊演反毛主席的戏；抗战时被捕，那时是王任重管他。在钓鱼台他和王任重一起，不揭发王任重。他个人主义极重，他支持一司，他女儿在一司，三司他就不去。（郑维山：我拉他才去了一次。）你拉他才去一次。全军文革是直属军委的，他放在总政以下，由他管，不是对军委负责。这个人够三反分子。
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肖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肖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马国光：还有海军文工团，不要他们去，偏要去），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肖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混，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有布置的，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江青等接见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代表的讲话
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总的来说是：运动初期，军委在叶剑英等人的主持下，对军队院校的文革作了许多规定，有些规定、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时指出：“九·三”命令后，不让军队院校到北京来，是违背毛主席的串连指示的，这是叶剑英、聂、徐、陈几个军委付主席干的。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空军党委扩大会议。叶剑英认为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并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一、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
对空军也是如此，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尤其是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四个元帅在两次部队院校大会上的讲话，完全是对部队院校革命造反派的打击和压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肖华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虽然对这两次讲话作了检查。但是，
这次叶剑英的检查究竟是真心的呢？还是违心的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徐向前在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说：
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同志插话：林彪同志也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同志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拉上去讲。
按照这种说法，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两次讲话的主要责任在刘志坚身上。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叶剑英传》对这件事作了详细描述：
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据曾经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杨德中、曹清、董守福等回忆，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随即离去。（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说：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两次参加“10 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
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狂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10 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12月8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
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相赠：
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关注的真挚友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径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林彪、江青一伙对几位元帅的迫害，有增无已。他们指使“造反派”纠缠陈、叶在两次“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没完没了，硬逼他们继续检查。此事上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12月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即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也说：迫于压力，叶剑英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一个群众会上作了违心的检查。（陈毅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一个群众会上作了违心的检查。）
这里提到了周恩来，看看周恩来是怎么说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对"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筹备处全体同志的讲话说：
我没有过问你们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时也把我拉去接见，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都是临时把我叫去，绕场一周就走了。说明对任何事情只要不深入，只是蜻蜓点水总是把握不了材料，是没有法子把工作搞好的。在十一月十三日林副主席是不同意接见，但结果呢，在十三日其它副主席出席，把我也找去了。所以肯定十三日是不接见的，就是接见了，要四位副主席讲话也是不对的，四位副主席讲话都没有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稿子也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哪里讨论的，是打电话通知说开个会，没认真讨论过。
一九六八年十月，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时说：
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付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
在他们做了两次讲话的检查后，由中央文革的同志讲了话，才让他们过了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叶剑英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事实充分说明；尽管当时叶剑英等人说了许多错话，干了许多错事，中央还是一再地保他们过关，批刘志坚同时也就是为了保他们这几个人。这怎么能说成是“企图一律加以打倒”呢！
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军文革的领导，改组了全军文革小组，任命徐向前为组长、江青为顾问，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支持解放军报社内部的革命小将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叶剑英等人对一月革命以来的形势不满，在军委会议上拍桌子大闹，说别人“搞乱军队，毁我长城”。在中央批准军委八条命令之后，他们的又利用“八条命令”更大规模地去镇压革命群众。
2007年7月18日初稿
2011年8月16日修改
2013年9月1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