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三）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谈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指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 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 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 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２〕，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 泽 东
三月卅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处应引几句列宁的原话。〔３〕
三
动物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分为纲、目、属、种，故此句可删。〔４〕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列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５〕
五
因为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有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６〕，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于三月三十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讲话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对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播放林彪这个讲话录音的通知。四月二十四日，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
〔２〕 除本篇四、五外，毛泽东还作了以下几处修改：在第十六页，将“夺取政权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可是都保不住”一句中的“可是都保不住”，改为“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在第二十八页，林彪讲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这样要传至万万世”一句，并将两处“永远的思想财富”中的“永远”二字删去。此外，还有几处个别文字的修改和删节。
〔３〕 林彪讲话稿的第二页讲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有的地方变得更加激烈”。在这句话后面，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印发的林彪讲话中，在此处加写了以下两段话：“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４〕 林彪讲话稿的第四页讲到：“如果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人同狗、牛、马、天上飞的鸟、水里边游的鱼，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５〕 林彪讲话稿中，这段话原为：“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斯大林所不能比的，更不用说什么赫鲁晓夫、什么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头头，那就更不能比了。”
〔６〕 林彪讲话稿中，这句话原为“所有的地方都修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在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说：
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了。我想这个会是很难得的机会，跟我们全军总后勤部的负责同志见面，我想，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因为今天是你们的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的健康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回来工作，我们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们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这场大风浪中，要学会斗争。当然，我们的矛头是对准我们党政领导机关和其它的单位中间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是要彻底批判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执行过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这样子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进行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因此我们解放军也不例外。
所以在解放军中进行这个斗争的当中，我们每个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都要如同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们既要参加这个斗争，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同时又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就是要去掉我们思想中，头脑中的一些私字，私心杂念吧，如果说我们要夺权，抓那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时也要把我们头脑中私字的权夺掉，建立公的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将提出来的，毛主席特别把它选出来登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你们都读过。实际上大风浪中，有时我们这些负责同志，即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经过一些风浪。这也是考验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你们的部长，我们战友邱会作同志，是经住了这次考验的。
另外，很显然照刚才最高指示上讲了，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竞是敌我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它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革命的小将，青年们，他们有闯劲，在中央和中央军委十月五号紧急通知的号召下，起来在解放军内部来闹革命，特别是军事院校，后勤工厂，医院，以至文艺队伍，实行大串连，这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既然允许他们串连，允许他们提出批评，允许他们到北京来，除了接受我们领袖，伟大领袖接见以外，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接见以外，自然他们也要到我们解放军各个地方看看。后勤所管的军事学院、医院、工厂、文艺部队，他也要到后勤大院来看一看嘛。所以你们这里住满了人，就闹了一场大的风波，这是一场革命的风波。年青的人嘛，他要闯一闯，看一看，烧一烧，贴满了大字报，贴满了标语，当然在斗争中也有些激烈的行动啰！现在看起来，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一些呢，也确实是年青人斗争的初期的发展，不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些问题，应当欢迎他们这种闯劲。这样子，当然你们后勤大院最高的负责同志──邱会作同志，他就要首先变成了一个斗争的目标了。在这点上，你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他就要有事情，就要闹革命。我刚才听说，集中了差不多将近两万，接待了一万七八千人嘛，最高的时候，他就要闹啊！我虽然没来过，闹的时候不在，我也差不多经常听到消息。这些小将们他也不清楚整个历史，也没有辨别两类矛盾，有的就做的有些过了。但是呢，我们负责的人、指导全军的人，应该站出来给他们解释。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中央文革、我个人也参加过。但是，那个时候，在高潮的时候，你尽管那么解释，他觉得他不信，不大信，必须经过一场风波，考验了，以后事实被证明，慢慢信服了。年青的人需要自己亲身参加这个斗争，自己来证明认识这个真理，比别人去教育有好处。现在，许多院校回去了，医院的也回去了，文艺部队也回去了，工厂的也回去了。他们自己整风，就会把两类矛盾，一个人，一个领导整个全面地来观察，他们就会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要把这个冷静地看一看，这种代价需要付出。因为这是对领导干部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工作干部的考验。毛主席号召每个人要独立思考嘛，在斗争中是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是挺身而出，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首先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向小将们讲清道理，帮助他们，还是不管是非，就那么随便地煽风点火？那么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煽风点火的，比如说，煽社会主义之风嘛，点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这是必要的，也是对的，但是，也不要在有些时候去煽阴风，点阴火，那就不许可了。这都是考验，这场斗争考验每一个人。当然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而且要把它进行到底。现在正是处在一个全面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这一斗争同样地在后勤部门、军队的后勤部门。因为包括的有院校、有医院、有工厂、也有文艺部队，尽管我们今年发表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夺权的规定等等，加了一些界限，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但是，斗争发展还是要前进，我们不能阻挡。斗争中不断地摸索经验，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就要求我们总后系统的后勤部门工作人员要继续学习，继续参加这个斗争。我相信，邱会作同志健康开始恢复，重新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他有了经验嘛！
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是一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不但是中年嘛，现在到了老年嘛，还是这样想嘛。跟主席怎么跟得紧呢？首先你要做嘛！主席号召通过实践来证明，你对于主席的思想怎么掌握，所以林彪同志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要去做，在实践中来证明，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有错，是改了，还是没改，对，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搞得更好。首先要紧做，要紧学，用学结合，学用结合嘛！在用字中下功夫，林彪同志所提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读语录，读毛选 ，读林彪同志许多的指示，我们党中央的许多文件、政策、方针，最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红旗杂志的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许多好的文章都应该经常地学嘛！但是一定要跟做联系起来，紧做紧学，如果有错误呢，要紧改。我们一般的战士，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年，不可能不犯错误，总希望少犯一点错误，犯小错误，少犯大错误，有了错误就得改，紧改，最后一个，这样才能说得上紧跟。不是说紧跟毛主席吗？按照林彪同志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紧跟，你首先要做，要学，有时要改，这才能说得上紧跟。我相信我们后勤的战士，要学会这个精神，希望学会这个精神。同时，也希望邱会作同志现在又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长期的工作，远的不说了，就是我们解放以后和平十七年，后勤工作可以说，有三个时期，初期是刚开国，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虽然做政府工作几乎也是大部分时间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别在后勤支援方面管得多。那个时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杨立三同志，恐怕是你们第一任的后勤部长，那就是解放后，这位老战友那是病故了，他对后勤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在抗美援朝上说是尽了很大力。今天在座的还有跟他同事的嘛。这是我相当熟的那个三年多。后来，彭德怀回来了，他管国防部、军委，那时任何人都不能过问的。主席的话他都不听嘛，所以我们就没接触了。先是黄克诚，后是洪学智，那时就是开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钱，要东西就是了。那是一个长时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会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军委，那么我们的关系又密切了，协作了，要需要部队支援的，可以说，只要党啊，政府啊一要求，总是支援的，你们做后勤工作，都会感觉到嘛，都会想的到嘛，支援了许多，所以这点，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所以，在工作上也有个比较嘛。因为鉴定一个同志的全面工作，也还得跟别的比较，跟好的比较，跟坏的比较。对立面有个黄克诚，洪学智。那么一样好的，但是他超过杨立三同志，因为他时间长，杨立三同志时间短，成绩也超过他，因为现在管的方面大，短而现在管的不仅仅是我们解放军嘛，我们解放军现在扩大的，已经包括许多工程部队都进来了。而现在目前在夺权的阶段，我们伟大领袖给我们解放军的伟大任务，要我们支援革命的左派，支持农业，支持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等，实行军管，实行军训，不仅对大中学校实行军训，小学的高年级，乃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最后乃至机关都要实行。这个五大任务，非常的繁重，光荣，既光荣而又繁重，在这个上头，后勤就要起更大的作用了。所以想到这儿，我们相信，邱会作同志恢复他的工作以后，经过这次锻炼，经过青年们这一代，受了一点点委屈，这算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我们要把后一代，在大民主中，四大、五大当中，锻炼出来，敢于提意见，敢于说话，敢于独立思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不受一切旧的东西束缚，有创造性地发展，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伟大的前途，我们伟大领袖下了这样的决心，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还继续下去，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后代是有希望的，那我们就应该很勇敢地站在青年的前头，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带着他们前进。这样的精神，我希望我们后勤工作也要这样子，比比过去一个时期，后勤工作在邱会作同志领导下，学主席的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是高得嘛！去年主席的五七指示，给林彪同志的回信，就是因为后勤提出来的报告得到称赞的嘛，得到推广的嘛！现在的五大任务，确确实实是要使我们的军队从各方面去接触人民，更进一步地跟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解放军来说是光荣的，对后勤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现在可以说，应该是我们后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开始。我的话完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好！我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邱会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概见过几次面。但是早一向我看过他写的自我批评，也听过他在这次运动中的一些态度，我对他那个书面检讨，我觉得是诚恳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此外，当他在群众面前，当群众运动在一个高潮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些偏激的时候，在这样关头的时候，最容易考验一个人了，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听到邱会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现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们学习。这是第一。他不承认他是三反份子，遭到了变相的体罚的斗争，这时他不是对抗的态度，他对群众采取了爱护的态度，这点我们不知道的，我听到我很感动的。他觉得很不安，群众为他在那儿挨饥受冻，他自己非常不安，他不能够休息，这样，后来主席派人要群众散去，他才安心休息。那么，在这样一个运动中间，有很多不同态度的人，我想邱会作同志这种态度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委屈，而是爱护群众，而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彪同志。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同志们？（热烈鼓掌）
我只想把这一点我知道的告诉你们，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说 。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志向同志们问好！
我完全拥护刚才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同志他不怕群众，站出来跟群众在一起，并且作了多次检讨。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很好的。希望邱会作同志，出来做工作。象刚才周恩来同志所讲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邱会作会工作得更好，我们希望他工作得更好。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比一下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中央文革、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六、军委十条和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这是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已发：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伯承、向前、荣臻、剑英、富治、江青、肖华、成武、粟裕同志。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参加会议各同志。〗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很好，离主席、中央的要求差得很远，与上海、山西、山东、贵州的经验比较差得多。我今天介绍一些情况，没有什么经验要介绍的。
一、联合夺权问题
（一） 黑龙江省夺权情况
一月十二日，左派首先夺了报社、电台，然后夺了公安局，接管了省委、省人委。到一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了三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全省六个地专机关，全部被左派夺权。其中松花江、牡丹江、绥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三个嫩江、合江、黑河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六个地委第一书记，站出来两个（松花江、×江），还有一个可能站出来。
四个特区：大庆、伊春已军管，大兴安岭七台河，情况复杂，尚未夺权。大庆的问题比较大，大庆工委干部站不出来。生产还好，主要是运不出来。伊春是出木材较多的地方，原不归省管，情况比较复杂，人口有百分之十到四十来历不明。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一次反革命暴乱。军管前，左派力量很小，反革命、保守派掌了权，把左派打散了。他们抓家属打小孩，实行白色恐怖。军管部队五点进去，八点被他们包围军队夺枪，并抓走我们的干部，后继部队被围在火车上。以后我们派飞机去撒传单，开展政治攻势。群众看到飞机和传单，说，这一定是毛主席派来的，包围解放军上当了。于是，便都回去了。我们前进指挥部设在特委二楼，他们去围攻，随部队去的近一千造反团的学生，同他们辩论，反革命右派向学生开了枪，把一个同学拐伤了。当时部队坚持没有开枪，仍然进行政治攻势。群众觉悟了，揭发了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军官，杀人犯的罪行。在群众要求下，由公安机关出面，抓了几个首恶分子。被欺骗蒙蔽的群众觉悟了，情况好转。
七个市，已有四个市左派夺了权（哈尔滨、齐齐哈尔、鸡山、双鸭山），佳木斯、牡丹江、鹤岗三个市是保守派夺权，现在正在反夺权。
六十五个县、左派夺权的四十二个、占百分之六十三。保字号夺权的八个，占百分之十二。军管的一个（是西县）。不需要夺权的一个（栏县），该县社教不久，班子比较好，群众意见不大。但组织机构要变，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已夺权，但情况不清的十三个县，主要是边境县。
全省夺权斗争，四月份基本可以解决。
（二）几个派别组织的特点
从哈尔滨市来看，共有四个较大的派别组织，即左派（红色造反团）；保守组织（八八团和赤卫队）；中间派（东方红）；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
一、左派（红色造反团）特点：
1．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觉自愿地用滚雪球的办法，点火，串连，由少数到多数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既不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下组织起来的，也不是招兵买马的大杂烩，而是革命闯出来的，是真正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
2．斗争的矛头一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李范五、王一轮、陈雪等。
3．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造反团无论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联合夺权等等，都是以十六条为纲，不折不扣地按照主席的教导、按党中央的指示，以及《红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去办，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例如在工厂里，保守赤卫队，离开生产岗位，造反团把生产顶起来。参加赤卫队的老工人，看他们的人离开生产岗位，而造反团抓革命促生产，很受感动，于是便退出赤卫队。
4．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注意政策和策略。每次大的斗争之后，都进行开门整风，现在进行了三次整风。他们的口号是：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不紧跟毛主席的整垮了活该，经过整风，促进了左派队伍思想革命化，战斗力更进一步增强了。
5．哈尔滨的左派是由军工红色造反团到各学校、机关、工厂串联点火组织起来的，他们联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个革命左派从开始组织，我和军区汪家道同志就和他们接触。在接触过程中，凡是他们做得对的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给予大力支持，他们做得是不对的，我们就给指出来。
黑龙江省的三结合，不是临时夺权凑合起来的，而是八月份就开始了。军区开始介入，我同汪家道同志研究，思想要介入，要坚决支持左派。为了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时支持左派的革命行动，军区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同时，在我活动不方便时，军区帮助他们做了许多事情。
二、 保守派（“八八团”，赤卫队）特点
1．“八·八”团，是由军工的八、八派串联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右倾保守，反对红色造反团，极力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八·一六”，“八·一七”事件，省委发通知，要群众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造反派反对这个通知，“八·八”团赞成这个通知，并提出坚决保卫省委这个口号，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群众围攻造反团。我是八月十六日从北京开十一中全会回去的，当我发现后，在造反团的大会上宣布这个通知是错误的要收回，并赞扬造反团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坚决支持他们。从那时开始，“八·八”团就斗争我，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在红色造反团揭露他们保守面目后，就大搞形“左”实右，提出炮轰东北局，炮轰国防科委，冲国防部，并以车轮的方式，围攻我，以表示他们是革命的。但是他们没有揪一个三反分子。黑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左派揪出来的。
3．在斗争过程中，失掉群众，十分孤立的时候，就同哈尔滨的反动组织红旗军勾结起来，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在北京、黑龙江省到处碰壁后，企图诬蔑造反团，制造舆论、斗争群众，就抬着死人（装死）在哈尔滨街上游行，喊着“为死难烈士报仇”。后被造反派揭发，群众对这很气愤。“八·八”团与北京某些负责人经常有电话联系。
在一月中旬，八八团和红旗军，赤卫队联合起来游行示威，打击左派、企图夺权，我们已掌握了红旗军的情况，当即由造反团和公安部门把红旗军的头子抓了起来，红旗军中被蒙蔽的群众，自己杀了回马枪，这个组织就垮了。继之，“八·八”和赤卫队就自行宣布解散了。“八·八”团头子，一个跑到河北，一个跑到南京，最后也抓回来。对“八·八”团受蒙蔽的大多数群众，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争取他们。例如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是用毛泽东思想把“八·八”团教育争取过来的。军工造反团没有按照师范学院的经验去做，所以军工的“八·八”团直到最后还保持不少的人数。当“八·八”团自行宣布解散后，军工造反团叫他们写检讨，有的挂牌子限制活动。效果不好，最近造反团用毛泽东思想争取教育“八·八”团，效果很好，现已交待一些攻击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活动材料。
三、 中间派（东方红）特点：
1．东方红是九月份组织的。开始时，他们不赞成造反派，又不赞成“八·八”团。同意造反团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和大方向，但不同意造反团的猛打精神，认为造反团不讲政策和策略。对保守派同意他们稳，讲策略，不同意他保守。
2．在整个斗争中，看风使舵，左右摇摆，造反团发展顺利时，他们靠造反团，造反团困难时，他靠“八·八”团，但基本观点是“八·八”团的。在左派大联合时东方红拒不参加，仍然保持中立，观望徘徊，举棋不定。后来大势已去，多数群众脱离东方红只剩三十多人到北京告状搞绝食，诬告我。黑龙江联合夺权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他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给我发贺电。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中间偏右的。
四、 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战备军的特点：
1．少数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采取欺骗群众的手法，招兵买马搞起来的，不是群众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的，是大杂烩，其中什么都有。
2．他们不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专门捉当权派，要钱要汽车，给了钱就放出来，挥霍浪费，还有个搞女人。
3．矛头指向左派，联合“八·八”团保守派，打击造反派。
4．大搞经济主义，破坏生产，实行打、砸、抢，白色恐怖。
红旗军在伊春特区、哈尔滨道外、铁路、有三个支队、号称三十万，实际上二、三万人。他们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失败后上山打游击。他们的头头被我们逮捕后，被蒙蔽的群众觉悟过来，自己杀回马枪，解散了组织。
（三） 支持左派问题：
一、要发现左派，支持左派，首先要自己是左派。如果自己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就发现不了左派。我开始与省委一些人是有争论的，我支持造反派，省委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他是左派，实际上他们同情和支持“八·八”团，打击造反派的，因为他们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二、识别左派，主要看他们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党的政策、策略。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看他们政治上是不是跟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只看成分。“八·八”团党、团员多，他们攻击我们说，你是第一书记，为什么不依靠党团员。而依靠成分不纯的，调皮的造反团。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敢于起来造反的，大多是平时对现状不满的，对领导有意见的，运动中给领导贴出大字报，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他们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造反精神强。我们党有些党员受了刘氏《修养》的影响，唯唯喏喏，当驯服工具，有意见不敢提，自以为是好党员。“八·八”团就受了这个影响。我连想到刘英俊同志在部队不是五好战士，营团干部认为他是好提意见，调皮捣蛋的。他牺牲后，经过群众才发现他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真正有毛泽东思想的好战士。有些同志对造反派看不惯感情上格格不入，这是很值得深思猛醒的，我认为这是个阶级立场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三、要深入群众，从多方面了解情况，获得感性知识。包括保守派群众在内，也要接触。这样才能兼听则明，心中有数。同左派接触，可以很好的向小将学习，同时可以了解左派活思想，帮助他们提高，和保守派接触，可以了解保守派的活思想，便于研究政策和策略。
四、支持左派主要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帮助他们掌握斗争大方向，转了向的可以帮助他们扭转过来。十月中央工作会后，我回去发现造反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把矛头指向八·八团，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同时有的进行武斗。我做了一次广播讲话，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省委、市委，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有的造反团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并拉大队上街，经耐心解释说服，他们接受了意见，端正了政策方向。
五、坚决同左派战斗在一起，当左派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守派、反动派的打击时，要和左派一起斗争，保护左派，建立阶级感情。我八月十六日回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围攻造反团，我就做工作，劝阻工人，保护造反团。九月七日，一些受蒙蔽的工人，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下，又围攻造反团，造反团不敢戴袖标上街，一上街就被围攻，我就找工人座谈，说服工人。十二月五日，反动组织保守派劫持一百多辆汽车，捕人打人，搞白色恐怖，军区以卫戍司令部名义，昼夜武装巡逻，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致敬。
六、支持左派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支持了革命左派，保守派和反动派就反对，这是必然的，在这样情况下，就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围攻，不怕冲击，不怕抄家。原来省委多数人不赞成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我支持造反派，省委内部斗争很激烈。公安厅有人到我家以查户口为名，把到我处的造反团同学的名字抄走，在我住的地方搞侦察，看有那些造反派的到我家去。“八·八”团轮番围攻斗争我，有一次四天四夜不让吃饭，休息，眼睛搞坏了。身体搞垮了。我住军区医院，八·八团先抄了我的家抢去东西，砸碎家具，实行阶级报复，然后冲击医院捉我。
坚决支持左派，不要怕斗争。不能站在几派之上，搞调和折衷。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七、军队支持左派，革命干部和左派要很好配合，不要把军队搞在第一线，如解决战备军、荣复军时，各大专院校造反团，组织几千人到现场去，前面是学生，中间是公安人员，后面是解放军两个连。进去以后，宣传政策，展开政治攻势，把反革命闹事的现场，变为控诉的现场。对首恶分子都是公安机关出面捉的，解放军一个也没捉，要爱护军队，使军队留有余地。
勃利县：武装支持了保守派，军区派人去处理，撤了两个领导干部，把左派又扶植起来。军区汪家道同志情况掌握得很清楚，经常找分区、武装部同志来军区开会，要求他们一定支持左派，不能支持右派。
（四） 左派大联合问题。
一月革命风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联合夺权，左派迅速实行了全面大联合。
一、左派大联合，首先是政治思想上的大联合。也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联合起来。只有思想上的统一，才有组织上的联合，这个联合才是巩固的。
二、在斗争目标一致的性质下联合起来。从开始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到左派联合夺权。左派都是联合行动。
三、联合夺权后，左派内部开门整风很重要。左派夺权后，地位变了，掌权了，内部矛盾突出了。由于各种错误思想，有的支持了保守派，有的包办代替，有的冲解放军，等等，引起学校左派之间的矛盾。军工与黑大发生矛盾，大字报上街，宣传车上街。我们发现后即提出人民内部问题要用摆事实讲道理办法去解决，不要用大字报，宣传车在街头互相攻击，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各大专院校、机关、企业单位左派整风中，有的对总团提出炮轰的办法，我们提出不要采取炮轰办法，坐下来辩论，坐下来整风，学习毛主席著作能解决内部矛盾。为了把这次整风搞好，哈尔滨市大专院校于三月十七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
（五） 三结合问题
坚决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不能认为是权宜之计，不能认为是过渡的，因而存有临时凑合的观点，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是区别真夺权还是假夺权的分界线。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组织问题。
一、解放军干部要有一定的比例。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现在军队代表占13％，我的意见可以占15％。这样才能把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带到革命委员会来。在三结合中好好学习解放军。
二、革命群众组织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以便代表群众，联系群众，有群众基础。彻底改变旧省委、省人委脱离群众的错误。要防止革命委员会中革命干部增加，群众组织代表减少，甚至把群众组织代表挤掉的现象发生。
三、革命干部，也要有一定比例。开始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时，革命干部站出来很少。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流毒，多数干部站不出来，例如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陈俊生同志，革命委员会要吸收他工作，别有用心的人就组织对他斗争，使他站不出来。他并没有多大问题，经过斗争，才让他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
全省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以上干部共有八百四十九人，现在站出来的二百二十九人，占27％。干部站出来，过急了不行，不仅群众不同意，而且干部也得不到锻炼。
干部问题中主要是三、四类干部要划清界限，首先三类干部要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要组织三类干部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与他们划清界限。其次，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第三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当做革命的对象，彻底革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命。边整风边战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挽救干部。
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在联合夺权斗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有些地方在夺权斗争中忽视这个问题，就犯了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不彻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立不彻底。从黑龙江省的情况来看，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在：
（一）破坏“三结合”的方针。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以哈尔滨工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个别反革命分子的操纵下，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企图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扼杀在摇篮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他们说哈尔滨是白色恐怖，新曙光是假的，把“曙”字写成“鼠”字。又说革命委员会不是工人领导的，是小资产阶级，学生领导的。当时，宋任穷同志也在哈尔滨市，他们贴出“炮轰潘复生，火烧宋任穷”的大字报。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被造反派揭破，未能得逞。军事工程学院有个学生叫游兴茂，任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班长（当时不叫主任、副主任），在他担任副班长期间，搞阴谋活动，拉拢一派，排斥一派，拨弄是非，挑拨离间，企图搞垮革命的三结合。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揭露了他的问题，军工革命师生斗争了他。
（二）在对待干部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止革命群众站出来。不给革命委员会输送干部，企图从干部问题上破坏三结合。
（三）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他们用生产压革命，用革命挤生产，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四）借左派整风之机，攻击左派。军工八·八团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大方向错了，造反团大方向也错了。帮省委机关保守派反扑。造反团退出百多人，也造谣说造反团大方向错了。
（五）中学复课闹革命，有的校长、教师回校后，保守派反扑，把造反派打下去，企图复辟。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后，红色造反者群情振奋，哈市革命群众当庭集会，第二天上午举行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下马的誓师大会。省革命委员会发出了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决定。边整风，边战斗，坚决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流毒，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做法是：
（一）在内容上：着重批判他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思想上的唯心主义《论修养》；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道路，组织上的招降纳叛。
（二）批判刘邓时，要结合批判本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李范五、王一伦、陈雪等。对他们不但要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要批判他们过去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工作上等各方面的问题，使广大革命群众同他们划清界限。
（三）在学校、机关、工厂、企业都要结合批判刘邓，批判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这次批判，一定要搞深、搞透，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做法上，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三、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一）农业生产：去年大丰收，粮食生产二百多亿斤，上交粮食二十二亿五千万斤。今年计划播种面积一亿零九百二十五万亩，比去年增加六十多万亩，总产指标二百多亿斤，较去年增长11％。今年积肥一千二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二百多亿斤。化肥数量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四十八万吨。农田基本建设，很多地方正抓紧配套工程，去冬今春已完成土石方八千六百万立方米，现仍有十六万人坚持施工。全省有一百五十多个工厂、企业和六十多个县市挂钩支援农业。目前春播工作全面开始，大部分地区已形成高潮，到四月一日，全省已播春小麦三百五十八万多亩，占计划面积20％以上。
入春以来，牡丹江、合江地区发生火灾一百七十多起，烧毁森林二万余亩。森林火灾是个大问题，至今还没有很好解决。今后，要采取有效措施，尽量杜绝森林火灾。
（二）工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全省一、二月份完成工业总产值十四亿二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 4％。三月份比二月份更好。煤矿已军管，煤炭生产逐月上升，二月份全省平均日产量为三万八千吨，四月初，日产已达五万吨。伊春、苇河森二局已军管，木材也是逐月上升的。二月份平均日产木材六万二千立米，三月末达到七万一千立米。铁路运输情况逐步好转，哈尔滨铁路局一月装车二千五百九十八辆，三月上升到三千多辆；车辆周转率提高15％。但现在车皮仍不足，粮、煤、木材、纸张积压较多，粮食八亿斤，糖七十万吨，纸张六千余吨，运不出来，有的粮食已发霉，全省各粮库正在抢晒粮食。公路运输也紧张，全省缺少载重汽车四百五十五台，路面也不好，需要修整。
目前三结合的生产指挥部，从上至下已建立和健全起来。凡是成立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条件不具备，未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已成立三结合生产指挥。在生产中，狠抓突出政治，认真解决革命、生产的关系，以政治统帅生产。
解放军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厂矿、企业和农村，宣传、组织与发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有些重要厂矿、企业、生产受到破坏，内部左派力量较小，领导班子瘫痪的，实行了军管。
四．省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问题
省革命委员会，现有工作人员六百六十九人。（包括临时工作人员一百七十九人）其中革命干部三百七十九人，占56. 6％；军队干部八十九人，占13. 3％；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占26. 6％；工人二十一人，占3. 1％；农民二人，占0. 3％。
（一） 革命委员会机构设置的原则：
1、打碎旧机构，大胆创立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最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富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组织。原省委、省人委成立接管委员会，搞斗、批、改，革命干部逐步转一部分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其余将来下放到基层，充实生产第一线。各接管委员会，归省革命委员会领导。
2、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要坚决贯彻“精兵简政”原则，把原省委、人委编制缩减四分之三（原有干部四千八百多人，现准备留下一千二百多人）。
3、要坚持重点配备，加强政治机构，强化专政机关，充实基层和生产第一线。
（二） 机构设置、人员编制。
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九人组成（每个地、市、县各有一人，个别公社有一人），常委十九人（均脱产），其中工人四人，农民二人，其余为军队及革命领导干部。
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四委一室：政治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保卫、文教、统战、文革、直工等组和办公室；生产委员会，下设工交、农林、财贸金融、计划统计、政工等组和办公室；人民武装委员会，下设民兵、防空、管小三线等组和办公室；群众工作委员会，下设红卫兵、工会、贫协、妇女、社会福利等组和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政策研究、外事、秘书、机要、信访、总务等组。
省革命委员会，总编制为一千二百一十九人，比原来人员减少四分之三，机构减少三分之二（原七十七个部、委、厅、局，现设二十七个组）。
地专一级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编制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
（三）省革命委员会是全省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坚决执行“三结合”的方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革命委员会成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立场坚定，政治可靠，在群众中有代表性的有威信的群众领袖。省、地、县、市，由革命干部做班长，基层工厂、学校，可由工人、学生当班长。解放军代表不能转业，转了就不成其为军队代表了。
革命委员会的作风，主要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贯彻主席提出的党的三八作风和解放军三八作风。
（四）制度：暂定三大制度。一是学习制度。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每周拿出两个半天来学习。二是民主生活制度。一个月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保持大民主的作风。三是劳动制度。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平时三分之二下去调查研究、蹲点、参加劳动，每人每年下去不得少于四个月。
（五）建立中共黑龙江省核心领导小组。原省委有常委二十一人，（书记十二人）现已站出来五人，另有三人也可能站出来。准备建立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中共黑龙江核心领导小组，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还没有建立起来。核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业务由革命委员会办理
五、城市街道文化大革命问题
街道是生产的后方，阶级斗争的前线，情况很复杂，必须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省革命委员会在四月十日召开了城市街道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城市（镇）街道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精神，认真把街道文化大革命搞好。
（二）街道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打击街道办事处（公社）以上领导机关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居民委员会的人员不是当权派，不要把斗争矛头指向他们，如果其中混入五类分子，应该清除出去。
（三）街道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工人、贫下中农、贫民出身的居民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
（四）要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积极支持左派，发展壮大左派力量。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刑满释放、保外就医的劳动教养人员混入群众组织。对专政对象要看管起来，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五）不许以任何借口对群众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群众，必须平反。
（六）街道办事处（公社）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凡需要夺权的，必须坚决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七）抓革命、促生产，反对投机倒把，整顿市场和生产组织，坚决把街道生产领导权夺回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八）街道生产不强和居民中革命团体都不脱产。文化大革命后适当时机，动员无业青年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
（九）机关、工厂、学校、部队要积极支持街道文化大革命，并密切配合街道搞好本单位职工家属工作。
（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积极组织居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灭资兴无，破私立公，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把城市街道坚决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以上汇报，不当之处，请指正批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同志要我来这里讲讲刘、邓路线问题。上一次的会我已经讲过一回，和康老一块，康老先开头，我继续讲。那次讲话有一个记录，虽然不那么很完全，但基本上可以。我想那个记录可以发给大家，我也不做修改了，即使有些错误，也是不要紧的。许多同志也听过了，没有听过的，看看记录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讲的可能重复一些，但是不准备完全重复。
讲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我们党的发展情况，发展历史。
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他们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以经过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由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最后的目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很多党员。另一种人是为了民主革命，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到党里面来的。他们可能着重点是在反帝这方面，而反封建还是软弱的。他们就要停在民主革命阶段，而民主革命可能还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他们是拥护的。这是刘少奇所代表的部分党员。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了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他有一套可以欺骗的东西，在党里面蒙混了很久。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呢？现在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东西，过去我也知道不少，昨天和今天又看了他的一些讲话记录，有许多荒谬的东西，是令人吃惊的，我们所说的全国解放以后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很早就给我们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梦想。因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回到老路上去，就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说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还是老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批判王明的，同时也是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五年初，搞“二十三条” ，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时候，他在个别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批评他的。完全不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是这样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毛主席在后面还讲了一个土耳其的例子。他说：“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说，土耳其事实上也变成了半殖民地。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不是走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是老路，走蒋介石的路，走汪精卫的路。
这一点，在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赤裸裸地说了。他说要当“红色买办” 。红色就是红色，买办就是买办，那里有“红色买办”呢？他要粉刷一下。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打垮蒋介石，赶走帝国主义，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经过这个阶段转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又出现新的买办，刘少奇就是准备当这个新的买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他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时，说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三个前途。你们（指资本家）是不是想出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搞社会主义，又不搞帝国主义，如果能想出第三条道路来就算你们有本事。其实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走老路。这个老路，不用资本家去想，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走的道路，就已经说明了。只要是无产阶级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这是指真正的共产党，不是冒牌的共产党，不是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由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领导，那就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所谓第三条道路，本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讨论过多次了，他们也想找一条第三条道路，可是找来找去，还是蒋介石那条道路。但刘少奇还说是“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 。因为你本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其实，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已经打进来了。美国就是有一套计划，它要和蒋介石合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刘少奇那个时候说，就是准备当“红色买办”，就是准备在美帝国主义占领、控制下当买办。那里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他还说：“照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的方向一定要走到帝国主义，变成帝国主义以后，将来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他说：“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是根本把毛主席在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完全忘得干干净净了。全世界的市场，只有中国是最广大的市场，七亿人口的市场。原料，中国也是很丰富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过去帝国主义说，中国不可能成为钢铁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煤油的国家，这是完全破产了的。而刘少奇说，如果要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就要到外国去搞原料，搞市场，向人家去抢，那还不得打仗？发生世界大战？”他完全跟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历来的教导唱反调。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发展。”这是他在解放以后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当然比欧美的要晚一点，但是它衰老快，衰老腐败。
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就很明确地给我们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肃的斗争。”这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篇，毛主席讲摘桃子问题时讲的一段话。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讲的。而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作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时，认为中国现在有三种民主力量。（周总理：实际上，他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就讲过一次，那时主席在重庆。）出现了奇怪的理论。这可能是华盛顿来的理论。他说：“中国人民三个主要阶级要民主，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中间派、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要求中国民主。”他在这里没有提无产阶级，只提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比较广泛，有工人阶级，有农民，有手工业者，等等，他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他说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什么人呢？大家知道，对于大资产阶级，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分析得很清楚，一种是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汪精卫，一种是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照刘少奇说，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也是要求中国民主的。而且还说“三种人民”，蒋介石也算是人民。毛主席早就说得很清楚，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文中说：只要一提人民公敌，“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众，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这是毛主席讲的话，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已经不成为争论的问题了。但六个月以后，刘少奇却把人民公敌变成了人民。
周总理插话：
大家还记得，日本刚投降，毛主席就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这是很值得读一读的。因为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调兵谴将要去接收。那个时候，我们在延安连发了很多命令，当时还用朱德的名义发的。我们解放区的军队要开赴前线去接管，因为我们都在沿海嘛，都在敌占区嘛，就在周围，很容易接管。蒋介石看了就急得很，这个时候，根据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就来了电报，要我们不打内战。实际上，蒋介石准备打内战，同我们夺取敌占区的大城市嘛！所以主席确定了这么个方针，连下命令，各个部队都向前线开。大家都记得嘛，从林彪同志起，大家都利用美国那个破飞机，从延安到太行山，到山东。正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三号还是二十四号，来那个电报，就那么一个内容，说中国不能打内战，要打内战中华民族是要毁灭的。这是第一点。这个不要紧，打内战，反正我们不先发动，总是蒋介石发动，算定他是要发动的嘛。第二点，就是要主席到重庆去谈判。难题就在第二点。第一点是阻止不了的，因为蒋介石要打嘛，我们准备好了就应战，就打。第二点这个弯子转就困难一些。主席的决心，是证明给世界人民看看，中国共产党不首先发动内战，发动内战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估计当时形势，冒一点险还是决定去了。我陪主席一上飞机，延安和各个解放区都打电报来，担心啊！是冒很大危险的。当时主席的决心，如果在重庆被扣，我们就准备坐牢。告诉延安决不要因为主席在重庆，军队就不准备，晓得他要利用主席在重庆，要发动进攻。头一场就是太行山，就是邯郸。中间有这个曲折，因此有双十协定啦，还有老政协啦，停战啦，我和王若飞等签的字。主席在双十辛亥革命纪念的第二天，十月十一日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去是由赫尔利保驾，坐的是赫尔利的飞机。回来是坐张治中的专机，直到现在我们对张治中还留有余地。的确，我当时把他抓住了。（江青同志：三上延安）三上延安府，送主席上延安这是一功。他送主席回延安，我就留在重庆作质。这是准备阶段，主席赞成有这个准备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大城市，敌人不交给我们，等蒋介石军队开到了，敌人把枪交给他。我们一下子打不进去，看着大城市，什么济南、天津、北京、南京，进不去。小城市什么淮安、淮阳进去了，临沂进去了，洛阳进不去，青岛进不去，烟台大概进去了吧！中等城市进了一点。这样，我们就积蓄力量，就扩大军队，不是什么复员哪 ，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哪，而是准备力量。练兵、扩大军队、土改三条，主席这三条建议，在重庆时就提出来了，想到这一点了。当时有这么个历史的插曲，因为客观形势发展需要这么一个插曲。开始的时候，就估计到不是马上就能够达到胜利。而刘少奇完全不认识这个。
康生同志插话：
斯大林那个电报，是错误的。我是经常这么想，斯大林是一个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德、日、意法西斯垮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功绩的。赫鲁晓夫污蔑和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要看到，在战后一个时期，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有右的错误。他当时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他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各国人民、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他有一个政策，就是在各国千万不要引起武装冲突，不要把苏联再扯进去同美国冲突起来。他是这么样一个方针。因此法共交了枪，法共有四十万武装，整个占领了马赛，交了枪。希腊快要打到雅典了，也交了枪。他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干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要交枪。就是要搞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那一套。所以中国的胜利，是毛主席违反了斯大林那个错误政策而取得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如果我们按照斯大林那一套，那就象法国一样，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不是做了副总理吗，陶里亚蒂不也是副总理吗？后来统统干掉了。这也就是王明那一套。王明是最羡慕那一套的。可惜蒋介石没有法国帝国主义那个气魄就是了。主席伟大，违反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伟大意义。中国革命胜利后，据刘少奇讲，斯大林承认了错误。到底是不是承认了，我现在也还怀疑这件事。中国胜利了，在一九五○年、五一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亚还是交了枪。马来亚有武装交了，印尼有武装交了。他有个理论，说这些国家同中国不同，中国靠近苏联，国家又大，交通又不发达，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靠近苏联。那些国家不靠近苏联，国家又小，交通又发达，那就不能实行中国的经验。最近我翻了一下斯大林的文件，一九五○年和五一年，他有两个文件是这样说的：印度、印尼、马来亚这些国家不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因为他们那里地理环境，各方面情况不同，他还是那么一个想法。过去我以为只是欧洲交枪，最近我才知道亚洲也交枪，没有交枪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有一句话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来” 。这是有极大世界意义的一个战略措施。
伯达同志继续说：
日本投降的时候，毛主席在讲摘桃子的那篇讲话中说：“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象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可是，刘少奇在毛主席回来以后，就作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没有说和蒋介石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个方针，而是要靠议会斗争，提出要解除武装，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国民党军队。（王力同志：廉价出卖。说只要把军队交出去，美国的美金就来了）。（周总理：我们解放南京，美国大使馆还留在那里，司徒雷登找罗隆基去，要他给毛主席带封信，说如果中国愿意同美国建交，美国愿出五十亿美元投资。罗隆基到了北京，一看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一边倒，他把话吞下去了，不敢说，以后才说出来，他晓得我们不会接受。你看，罗隆基是个右派，但他总算看到这一点，不敢说）。这完全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刘少奇说：“我们参加政府，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就来了，复员善后，每年用一点，其余要开工厂，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商业、农业亦要参加去搞” 。美金不是送给我们的，是送给蒋介石，给我们一点点，用来收买。总之，毛主席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刘少奇在毛主席这个讲话以后六个月，他还认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的，民主革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宪法，成立议会，就可以彻底实现工业化，土地改革。蒋介石也搞土地改革，搞工业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刘少奇那个时候说：“有些人要去做官了，中央政府的官”，“国民党各党派也会到解放区来活动，设通讯社、办报纸、设党部、讲统一，希望共产党给民主”。你看，他代表蒋介石来向我们要民主啊！他还说：“国民党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政府，这不简单，与国民党办事不好办但非办不可” 。就是说，非这样做不行了。军队不能够在党领导下了。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会脱离国民党” ，可笑不可笑呢？说我们共产党员也要脱离军队。（王力同志：全民国家！）说“相信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领导”，竟有这样荒谬的观点。这说明，他相信国民党军队可以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军队也可以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是国民党要吞并我们的军队。他说，政协会议以后，“参加政协会的人，很有风头”；军队“显示不出其重要了” 。虽然他也说没有军队出不了风头，可是他又说什么七君子等人出风头，这些人有什么军队嘛，所以说，军队出不了风头了，是政协会议的人出风头了。他说，当时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是“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使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你看，这些不相信都是对的，但他却说这是“左倾”。他又说：使那很多人“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民主改革，不相信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因而他不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还看看觉得党的工作不必要转变”。这是由革命变投降，丢掉武装搞议会。这是意大利和法国走的道路。
他还说：“觉得军队整编会整掉不去重视合法斗争，把自己限制在小的范围内”。这就是搞议会斗争，把军队交出去，这叫做不是“小的范围了” ，这叫做不是“左的关门主义”了！我们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那还成什么人民解放军啊！他说：“党不直接给你们指示”，“只能简单的从报纸上、广播通讯社消息，了解党的方向，而不守纪律去做，更没有办法，那会失败的”。守纪律，什么纪律啊？国民党的纪律，不守国民党的纪律去搞，去听这个消息，这样从广播电台，广播通讯社，从报纸上，了解党的方向。他不了解，这么一搞，我们的报纸就根本出不成。
（周总理：从重庆搬到南京，一直出不成。）
可见他还比不上某些党外人士。他说：“左的关门主义，在党内外一样，有些党外人士比我还左。”那倒是真的。
（周总理：是啊！章士钊在重庆劝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主席一直记住他这位老朋友）。
他又说，这些党外人士“偏到一边去了” 。就是指他们不相信蒋介石那一套，即上面说的那几个不相信。他还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好好去说服。”就是党外人士不愿意搞投降，他要去说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放战争中，他是根本没有什么作为的。他到西柏坡村按照他的一套搞土改，打倒一切（江青：搬石头）。另外一方面，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他在西柏坡村有一个讲话，有记录，他在讲话里面不但没有说到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的党，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并且说我们要改组支部。说我们大家喜欢文化班就搞文化班。我们总支有三百多党员，如果都编入学习班，有的编入高级组，有的编入中级组，有的编入初级组。这就是支部组织的一个好方式。以后就不开小组会，开学习班的会，也就是开党的会。还说，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可以活泼一点，开一个钟头的会，演两个钟头的戏。
（康生同志：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找了一个漂亮的歌女，开音乐舞蹈会，拿着个表，说你填表加入共产党吧，你加入共产党，进俱乐部给你个长年票，不要钱。）
他还说，大家喜欢俱乐部，就把它变成俱乐部的会，没有戏班子就自己组织一下。我们很多同志喜欢唱，就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又演戏，大家可能要求一个月开两次三次。这样，就引起兴趣了。
（王力同志：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去干。）
我刚才讲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前的事。
解放以后，他在天津的讲话，是很有名的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就是讲的他在王光美哥哥家里住的时候，同天津资本家的谈话，总之一句话，就是“剥削有功”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主席在这里讲了在全国胜利，土地改革以后，国内还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矛盾。可是刘少奇在那个讲话中，全抹杀了这个矛盾。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说，对资产阶级要限制。刘少奇说不需要限制资产阶级，而是要限制工人阶级。他的整篇讲话都是批评我们的错误。说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要限制他。对资产阶级歌颂备至，对工人阶级则贬低备至，说得不成样子。说没有资产阶级中国就不得了。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在全国胜利以后，没收的工业已经占优势了，占主要的大量的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反对限制资本主义，他也讲社会主义，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说以后限制，也讲了一点限制，想办法限制一下，就可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的所谓限制，是什么性质的限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限制，还是对资产阶级不利的限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限制和反限制，有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刘少奇这样讲，要限制一下，就是说要大量发展资本主义，他的限制，实质上是限制社会主义，限制工人阶级。
刘少奇提出，“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要多少时间？他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很难具体讲，不过时间总会很长不会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具体地讲。”他给一个资本家宋斐卿（很有名的，参加政协会议后便跑到香港去了，跑到巴西去了）讲，你现在几个工厂，将来还可以发展几个工厂，到社会主义了，还要给你管更多工厂，还可以加你的薪，你干不干哪？宋说，为什么不干。刘少奇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把很多工厂交给资本家，他还对宋说：“你干就好。”就是这个和平转变法。这是转变到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所谓“和平演变” ，天津资本家要摸底，摸什么底就是摸了这个底。摸到了资本主义的底。
刘少奇说他的政策“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心里的话了。他又说：“不只是工人要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斗争，就是资本家也要向工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你看，他提倡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他所了解的阶级斗争，恰好是资产阶级所想的，要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毛主席经常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这也是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但马克思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进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刘少奇的观点中就可以了解到资产阶级所想的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斗争，就提倡资产阶级也要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大唱工人和资本家“平等了”，所以工人阶级可以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也可以向工人阶级作斗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有个工人要求复工，资本家不同意，一个糊涂的工会的同志对资本家说：“你叫他复工就复工叫他不复工就不复工。”这件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刘少奇觉得很好。这就是提倡资产阶级专政嘛！
关于工资问题，刘少奇是替资本家说话的，说工人吃个半饱，总比完全失业好些，总比完全没有吃的好些，提倡吃半饱。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底下做工，只能吃半饱。大家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却说吃半饱比没有吃好。他非常担心资产阶级的消灭。
总之，他全篇讲话，锋芒是对着工人阶级的，是对着社会主义的，他所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是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宋斐卿这一个工厂不够，再发展几个工厂，将来搞社会主义，还交给他几个工厂，还加他的薪水。他问宋干不干，宋说干。但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刘少奇的话为转移的。宋斐卿看到这个苗头，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刘拉进来的），就溜掉了。
康老的意见很对，他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历来在党内有两种倾向。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个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政权是资产阶级的，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论我国革命》中就讲到这个问题，讲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和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有一个很大的根本分歧，就是当时列宁主张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说工人没文化，不能搞社会主义。列宁驳斥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再来搞文化呢？列宁说的是对的。孟什维克意见是这样的：不是由一个革命阶段迅速地再转变到另一个革命阶段，而是停顿在一个阶段上，让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是这样主张，刘少奇也是这样主张。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
（康生同志：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王明，一直到刘少奇，还有陶里亚蒂都是这么一个问题。）
（江青同志：一脉相通。）
陈独秀、刘少奇加了一个，就是民主革命不能深入发展，要把中国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点是不同的，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康生同志：这是真正的老修，这种理论出来，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这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主席在摘桃子这篇文章中，批评有些同志把原子弹估计得了不起，看得神乎其神，指出这是从受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经常扫除。灰尘是经常有的，刘少奇这个灰尘，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在我们党面前，现在是要扫除这个资产阶级的灰尘了。
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对资本家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反对农业合作化，主张单干，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主张单干是一贯的，没有变化的，如果是毛主席的意见在党内通过了，他也举手，那是一个形式。一九五一年，他就批评山西搞合作化。说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嘛，没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就不能搞社会主义。第一次互助合作的建议，就是对刘少奇的意见作斗争产生出来的。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对山西那个批语，发了很大的脾气，要搞出个文件。毛主席在根据地时，在民主革命阶段，就为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作准备。他提倡互助组，提倡变工队。在中央苏区，就提倡耕牛合作社。在陕北，大力提倡变工，变工是一个互助的形式。经过变工，互助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过渡到合作社。这些，不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了，而且写上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可是刘少奇好象根本没说听过，没有见过，他的资产阶级本能，使他忘记，使他抵抗，刘少奇的这个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终归要暴露出来的。
这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下决心把他公开给全党。过去主席讲过多少次，刘少奇是不准备搞社会主义的。我就听过主席讲过多少次。在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主席发了很大脾气，因为刘少奇要专毛主席的政，毛主席把宪法和党章端出来，说我有言论自由，党员可以在党内说话。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当时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他那个错误，是要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否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他在吹嘘王光美经验的时候，公开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这个记录落在我的手里，我和王力同志把这一段改掉以后，他就不发了。当时我感觉到，他是为着这一点不发的。主要的是改了这一段 ，他说这一段改了不行，发下去变成严重的问题，不发了。
（江青同志：我都听了。）
（张春桥同志：各地都印了。）
都印了。当时改，是想把他的胡说八道勾掉。结果他不接受。现在了解，桃园的经验是假的。
（江青同志：那次他要反教条主义，谁要是不去象王光美那样蹲点，什么部长都不能当了。）
所有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都不能当了。这里我要说公道话，康生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现，有一回说，我一定下去蹲点了。我说，为什么呢？康生同志说，唉！不蹲点，中央委员就当不成了嘛！
（江青同志：发牢骚了！）
（康生同志：是发牢骚，其实她那个广播，我根本没有听。）
事实上，王光美并没有真正蹲点，说起来很好笑，什么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假的。学冯玉祥的办法罢了！冯玉祥请客吃窝窝头，小米稀饭，进去喝鸡汤
（江青同志：彭德怀也是这样。）
刘少奇、王光美的这些是老的、腐朽的东西了，可是他在我们党内作为一个新发明。
总之，或者是刘少奇的路线胜利，或者是毛主席的路线的胜利。就是说或者是资产阶级胜利，或者是无产阶级胜利。在我们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中国的命运。刘少奇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影响，错误地估计了他所代表的力量，他失败了，破产了。斗争还存在。是我们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最大关键的时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刘少奇相反，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为他的王光美、刘涛、刘萍萍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等这几个人，还有几个“联动”的小头头，这些力量大得不得了，而对我们毛主席藐视。
（周总理：他不是过低估计，而是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没有想到，他失败这么快。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很早，他没有来得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过要搞文化革命，是没有象毛主席提出的这样内容的文化革命，他很早就死了。后来苏联没有搞。现在不管还有什么曲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胜利地前进，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掌舵，随时给我们指正方向，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这个革命正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从什么问题表达出来呢？从对待群众的问题表达出来，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群众，镇压群众。与主席这条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根本的不同。有的同志问，从那里分别的？我想这个问题，只要到群众里面去就很清楚了。有些是不容易分别的，到群众里面去，就能够分别了。
不要去搞阴谋，不要去搞自己的块块。有人在组织红卫兵成为御林军。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个什么产业军（江青同志：近卫军）保卫他自己。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组织了什么赤卫军的野战兵团，保卫他自己。不要搞这些旧戏。这些东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下，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都要彻底破产的。这些东西，一时看来力量很大、占优势，没几天就垮台了。
斗争是反复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同革命群众在一起，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的形势是清楚的，有一些人一下就夸大拥护他的人有多少、多大。但是真理不在他那边，而是在毛主席这边，是在拥护毛主席的同志这边，所以一击即溃。湖南的捍卫团垮台了。他这个造反派里边有两部分，一部分比较正派的，但是其中有个头头动摇了，在中间转来转去，摇摆来摇摆去，最后摇摆到那里去？看我们的工作，看群众工作，终归我们可以争取大多数，能够争取大多数。现在我们从整个估计，是获得大多数，不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农业方面，工业方面，交通运输方面，现在都有很大的进步。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都好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要我们重新来研究，我们在各个方面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苏联已经倒退了，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在那里搞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现在苏维埃是世界的模范国家，但是，有可能新起来的国家把苏维埃抛到后面去。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但是我们要经常记住毛主席这句话：“戒骄戒躁”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工作做的很少，无非是能够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我觉得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使我们中国建成为全世界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堕落下来了。
这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在军队的同志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不要因为反对我，或者对我有意见，就说他是反革命、反动，这个很危险。为什么主席提出，各省来谈判，两方面的人都来，你说他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来，因为他不一定是反革命，如青海的问题，内蒙古的问题，就很清楚嘛，说他是“反革命”的是真正革命的，说他是革命的，其实有个别是真正的反革命。赵永夫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王逸伦也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分子，这是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早已告诉我们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以官的姿态，官的架子活动。我们现在有十七年的和平环境，的确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比较多，包括象我这样的人很容易同群众发生隔膜。发现问题，在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必须在实践中，必须在群众中才能够做到。江青同志她就是深入接触实际，才发现了文艺界一塌糊涂，一大笔糊涂帐。
文艺界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呢？象他们说话或者写文章，现在的中国人还占少数，看戏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占多数，为不识字的人也能看也能听。我们要通过文学艺术来教育群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业，象邓小平，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有兴趣。这个事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主席就批评了的。
（江青同志：一九六二年，我到刘少奇那里去，我还说，中南海是人家的一块宣传基地。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他。六四年我真正认识了他。）
如果我们的文艺阵地让资产阶级占领，让帝国主义占领，让封建主义占领，那我们的头脑就要起变化。因为那一套习惯势力，比新的力量要大。这就是毛主席再三强调的。列宁也说过，旧的习惯势力非常强大。剥削阶级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几十年，是不是可以完全把剥削阶级的文艺阵地攻破？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除此以外，教学制度的改革，还有宣传、出版等一系列的工作，还在开头，还在摸索。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就不说更多的话了。昨天我说过，我是你们的小学生，现在我还是讲这句真心话。在座的同志很多有丰富的经验、战斗的经验。但是小学生向先生说话也可以的。就是说接近群众，懂得群众，又是很容易的。又是不容易的。所谓不容易就是旧的意识经常在我们脑子里起作用。譬如冲军区这个问题，群众没有想到人民的军队会向人民开枪，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那么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这是不可理解的嘛。所以，在内蒙古一开枪大家都回去了，不来了。主席告诉我们，群众到军区来，要找军队谈判，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是一种好现象，是一种好事。当然，这里面出现一些别扭的事情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人民军队不能随便向人民开枪，不能随便抓人。我说这个道理是普遍性的吧！昨天我批评一个同志说过，说是我有一件事妨碍他的计划，妨碍他抓人的计划，我就给他说，你要抓人嘛，如果是真正的坏人，回去，还可以抓嘛，为什么一定要在大街上抓，这样丑化我们自己呢？回到单位去，让群众去识别，让群众扭送，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在那里抓呢？
再说一下阎红彦的问题。阎红彦是新交，我一九六○年在医院开刀，他去看过我，我很感谢他。我无非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是听说群众冲了军区，要找阎红彦辩论，不管他那时在不在军区，出来一下就算了。我给他说，出来见一下群众，不要紧的。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我只是问了他是不是阎红彦，后来的话是汪东兴同志代讲的。就这么两三句话。第二天早晨他就死掉了，留下一个遗书，说他的死是陈伯达、汪东兴逼死的。我的话完全是好意，不但是爱护军区，也是爱护阎红彦本人，是叫他出来一下，解一下围，见见群众，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不见！为什么我要再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这么一种人，怕群众怕到这么一种程度，就是这么两三句话，说是我逼死他的，我是叫你出来见群众嘛？有什么逼的问题呢？你可以不听嘛！
（周总理：群众到军区去，目的是要他出来见一下。第二天周兴去，人家也是要他出来，不过话说得难听一点，什么滚出来，滚出去，其他也没有打算干别的。第三天赵健民去，也没有打算把他游街，完全是他自己把群众弄火了，站在毛主席像前面窜上窜下，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问题是在群众运动高潮的面前过不了关，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抵抗。他从一个共产党员蜕化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在群众的威力下边，他没法子活下去了。他不能操纵军队，如果他能操纵军队，我看他是要开枪的。
我说个笑话，我经常接见群众，天天来的那些群众代表我一个都不认识的，比如象北航红旗，它的领袖名字，不久以前我才弄清楚，叫做韩爱晶。原先我不知道他是个英雄。但不管怎样，我们要相信一条，毛主席的指示，坏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是好人。相信这一条，我们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有坏人也可以暴露嘛！
我今天说的，过去也说过一次，这次作为补充吧！
